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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普法百科 编辑:沈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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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赦1959》中,被抓后关进白公馆的徐远举和周养浩一个哭了两天,一个睡了两天,宋希濂因此很是鄙视这两个老熟人,同样是熟人的沈醉告诉宋希濂:“那时候这里关了二三百地下党,你知道他们每天在干什么吗?他们在开会,检讨自己的工作得失,他们在起草文件,规范自己的信仰和思想,他们甚至开展整风运动,要求自己戒骄戒躁!”

宋希濂惊得站了起来:“天哪,这都是什么人呢!”

沈醉感慨:“他们取得胜利,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们的风范,他们的气节,他们的信仰,这些我都看在眼里,那真是登峰造极啊!”

沈醉这番话,是有历史依据的,而且基本也是从相关回忆录复制而来,地下党在重庆渣滓洞、白公馆总结出的“狱中八条”也确有其事——罗广斌在狱中写成了《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下文简称《报告》),“狱中八条”就是出自这份报告:“第一,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第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第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第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第五,切勿轻视敌人;第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第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第八,惩办叛徒特务。”

“狱中八条”是先烈用生命和鲜血凝结而成的经验教训,现在看来仍有前瞻性和指导意义,当年被俘的重庆地下党绝大多数都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但也出了五个叛徒,我们细看其中三个叛徒的叛变经过,也确实令人痛心疾首——他们几乎都犯了“狱中八条”所提到的错误。

作为徐远举周养浩因《挺进报》案争功互掐的调停者,沈醉对当年重庆地下党组织被破坏的过程了解得十分清楚:“4月初,地下党开设的一家小书店被特务破获,逮捕了任达哉、陈柏林等,任达哉很快叛变,徐派人去守候,结果竟把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抓到了,这个市委书记竟也是一个软骨头,稍受威胁,立即叛变。市委副书记冉益智,也和刘国定一样,被捕后,稍经威胁,又看到他的上级书记已叛变,也就跟着叛变了。”

沈醉的回忆录在提及他跟徐远举、周养浩的罪行时,行文比较简练,有一笔带过之嫌,我们细看相关史料,就会发现事情完全不像沈醉说的那样简单,用“狱中八条”来衡量和深挖,才能找出任达哉、刘国定、冉益智叛变的根源。

据当时在狱中的地下党分析总结,任达哉被捕变节的原因是“不执行纪律,缺失了对组织的敬畏之心”。

任达哉叛变,还真不是因为受刑不过,而是被徐远举抓住了把柄,徐远举在自供状《挺进报被破坏内幕》中回忆,1948年,他在重庆任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兼军统西南特区区长期间,派遣特务打入地下党内部,首先抓捕了陈柏林和任达哉,二处侦防课课长陆坚如用酷刑拷打了两天一夜,这才使任达哉屈服。

徐远举没有说明他用什么办法使任达哉变节,那份《报告》揭开了真相:“任达哉有觉悟,确实做了很多工作。任达哉被捕以后,一开始确实扛住了敌人的严刑拷打。他是敌人抓到的第一个认为有价值的人,但他没有畏惧酷刑甚至死亡的威胁,令审讯难以有所突破。由于任达哉的被捕是他错误地决定去考察、发展人员所致,所以被捕后他抱定一个决心:决不能再错,不能从自己口中再有任何过失。”

任达哉如何受刑,徐远举和沈醉当然不会写,他们也怕写得太详细激起众怒而被拉出去枪毙,但是狱中难友可以作证,当时特务们剥掉了任达哉的全部衣服,还揪住两腿之间最重要的部位乱拧,但即使这样,任达哉也没有屈服招供,是徐远举亲自出马,拿出一张纸,断了任达哉后路。

徐远举拿出的是一张登记表:“任同志,你早点儿说清楚是我们的人,我们干嘛这么整你?”

这里要解释一下,当年老蒋那边,也是互称同志的,比如小蒋就比较喜欢别人称他为“建丰同志”,很多蒋系高官互赠照片,也是常写“赠某某同志”,中山先生那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大家也都极为熟悉。

任达哉当时还很奇怪:“我怎么变成你们的人了?”

徐远举阴笑着抖动那张登记表:“我把这张表公布出去,你算什么东西?你就是卧底共党的内奸!你们党怎么锄奸,你比我清楚,现在你除了跟我合作,别无他途可循。”

任达哉这才想起来,1939年上级下发通知,要求重庆所有的地下党组织“就地卧倒,自谋职业,长期埋伏,以待时机”。

任达哉在自谋职业期间,先是在一家报社当排字工人,后来加入了3458信息研究所,那是军统情报搜集部门,要加入就必须填表、登记、照相,也就有了徐远举手里那张登记表。

其实任达哉加入军统也是潜伏纪律允许的,他的错误在于在1946年上级通知重庆地下党组织进行甄别,恢复关系,参加活动的时候隐去了自己这段经历,没有向组织交代。

更倒霉的是任达哉被审讯他的军统重庆站站长李克昌认了出来,李克昌回去一翻档案,就找到了那张登记表。

如果任达哉早跟组织说明情况,或者继续潜伏在军统,那他就是风筝或峨眉峰,但是他隐瞒了那段半年的经历(因为不能提供情报,只干了半年,拿了四次津贴就被开除了),现在却成了徐远举拿捏他的致命弱点。

叛变后的任达哉确实出卖了同志、出卖了组织,但是他还有一丝天良未泯,在白公馆看见被他出卖的人被打得遍体鳞伤却没有屈服,就悔恨得痛不欲生,所以拒绝加入军统当特务,徐远举给他住单间、吃小灶,他也拒绝,并在狱中反思、交代了自己犯错误的根源:“不说实话,酿成大错,毁掉人生。”

1949年10月,徐远举在大坪刑场枪杀的十个人中,有七人被认定为烈士,包括任达哉在内的另外三人,则定性为叛徒。

基层联络员出身的任达哉被定为叛徒一点都不冤,他被枪杀,也算保留了最后的尊严,而比他级别高很多的刘国定和冉益智,则是死心塌地当了军统鹰犬和刽子手。

与任达哉的一失足成千古恨不同,“狱中八条”总结刘国定叛变的原因是“以权谋私,思想腐化,在金钱与理想的天平上失衡”。

刘国定刚被守候的特务抓捕前就已经除了问题,在地下工作期间与刘国定共事的肖泽宽(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北京市组织部长)揭露:“面对全国即将解放的形势,刘国定开始为自己盘算:解放后少说自己也是一个地厅级,但是住的房子和生活支出不可能还是党费开支,必须自己有钱;他还想找一个漂亮的知识女性做伴侣。”

狱中同志在讨论中揭发:​“他被捕前一直想结姨太太,有一次他私人找何忠发借钱做生意,何说,‘组织上的钱不能借,我自己没有钱借给你’,刘国定叛变时,第一个就将何忠发出卖。​”

刘国定叛变前是跟徐远举讲了价钱的,他说自己是省委兼市委书记,要当少将、处长才行。沈醉在回忆录中也描述了他叛变后的丑态:“刘国定就像条哈巴狗似的走了进来。他穿着一身国民党的校官军服,一进来就冲徐远举和我各敬了个室内军礼。徐远举像对待奴才似的,远远地扔给了他一支烟,他受宠若惊地双手接住……徐远举挥挥手,他便学着其他特务的样子,两腿一并,立正敬礼,然后来个向后转。他这一转,就把那冒牌货的马脚露了出来——人家都是从右边向后转,他却来了个从左边向后转。我冷眼旁观地注视着这个叛徒的一言一行,看着他那穿着军装可还向前佝偻着的水蛇腰,心里不由得产生一股厌恶之情。这个五尺男人却这样奴颜婢膝,我真有些替他脸红……”

沈醉和徐远举都没把刘国定当人,毛人凤逃走的时候把叛徒都甩下,刘国定抱着毛人凤的大腿哭着哀求也没用,1951年2月,重庆市人民法院对他公审后执行了枪决。

肖泽宽在《我在川东地下党的经历》一文中回忆:​“王璞在上海时曾向钱瑛汇报,认为刘国定在城市工作太久,生活不艰苦,经济上不检点,打算调他到农村,但他不愿意。钱瑛说,那就暂时不忙动,以后再说。​”

如果钱瑛是电视剧《风筝》中钱副部长的历史原型,刘国定就可能是袁农的历史原型,这样一想,问题可就大了:袁农确实是重庆地下党的一号负责人,而且也曾被逮捕过,至于他后来怎么向组织交代经历并进入公安局工作,那也是一个教训。

冉益智作为刘国定的副手,跟刘国定有一些相似之处,《报告》总结他叛变的原因是“不严于律己,信仰缺失,生死关头选择苟且偷生”。

冉益智被捕后基本没有受刑就叛变了:几个特务将旅社床上的被子抓起来,将冉益智的头蒙在下面,他摆手求饶。

《报告》分析了冉益智叛变如此容易、迅速的原因:​“​他是典型的动摇知识分子,被捕前一直隐藏着自私、卑污的弱点。他一再强调气节、人格、革命精神,被捕前一天还高谈气节问题,任何一件事,他都有理由,有解释,连叛变他都找得出理由,都是合乎辩证的。”

看沈醉回忆录和“狱中八条”,读者诸君肯定会感慨良多,从这三个叛徒身上,我们似乎能看到很多熟悉的影子,比如像任达哉那样隐瞒经历的地下工作者,就不止一个,像刘国定、冉益智那样善于夸夸其谈却一心想着个人享受的,当然也不少。

世上没有天生的叛徒,但叛变却是有迹可循,任达哉、刘国定、冉益智的叛变都不是偶然,看了相关史料,读者诸君对这三个叛徒,是不是还有更深刻的剖析和评价?您在这三个叛徒的身上,是不是也看出了什么?

潜罪犯

1951年9月20日,上海市公安局提篮桥分局收到报案,有个叫辛静莲的妇女表示,她丈夫赵锦章从前一天离家后就没了消息。

赵锦章身为提篮桥区公平路“和顺诊所”的经营者,精通中西医,平日里为人行事颇为低调,家庭关系也十分融洽。

在儿子六岁生日那天他失踪了,原本他答应会早点回家一起庆祝,然而从那之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辛静莲回想起来,赵锦章在下午三点半的时候离开了诊所,自那以后便没有回来。

诊所护士施佩瑶确认,赵锦章在离开之前,专门把给儿子的生日礼物——一辆电动玩具车包了起来,表情和平常一样。

然而,赵锦章并没有回到家中,诊所的电话无人应答,家里也没有出现任何异样。

经过警方的初步调查,发现赵锦章的社会关系并不复杂,也没有仇人,他失踪的原因仍是个未解之谜。

二、隐秘的男女关系

辛静莲告知警方,三个月之前曾看到赵锦章和护士施佩瑶在诊所里私下见面。

施佩瑶出生于青帮家庭,她的丈夫关宝应过去是黑道上的打手,解放之后虽得到工作安排,然而脾气暴躁。

辛静莲猜测赵锦章的失踪和施佩瑶夫妇存在关联。

警察迅速对关宝应的去向展开调查,查明他声称去无锡躲避,可实际上案发的时候他还待在上海。

不过,关宝应的同事和牌友都证实,他在案发那天没有作案的时间。

施佩瑶同样遭到留置审问,最后承认和赵锦章有私情,不过坚决表示自己的丈夫并不知情。

到了这个时候,关氏夫妇的嫌疑已被洗清,案件陷入了困境。

三、陈云点名的叛徒

一个月之后,上海市公安局收到中央下达的指令:对一名化名为“管作成”的中共叛徒展开追查。

这个人在1932年被捕之后马上就变节了,差点让中共临时中央机关遭到覆灭之灾。

副总理陈云明确指示,要求对其下落展开全面深入的调查。

警方借助户籍档案确定了赵锦章的身份,查明他原名叫管作成,是为了逃避追捕才更改了姓名。

管作相和管作行作为赵锦章的弟弟证实,算命先生曾建议赵锦章通过更改姓氏来躲避灾祸。

邻居也指认他曾在中药铺做学徒,这和陈云所讲的叛徒背景相符。

到了这个时候,赵锦章的叛徒面目暴露出来,案件的性质陡然发生了变化。

四、神秘的老先生

专案组重新开启调查工作,查明赵锦章失踪当天曾接待过一位五十岁左右的病人,名叫龚培春。

龚培春往昔是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少尉,于1932年参与了对管作成的抓捕行动。

赵锦章辨认出龚培春之后,错以为身份已被识破,匆忙从诊所逃走。

龚培春回忆起往事,当年管作成被捕之后马上就叛变了,带着特务对中共秘密机关发动突然袭击,好在机关已经转移了。

他坦率地表示没认出来赵锦章,不过警方推断,赵锦章是由于害怕身份暴露才逃跑的。

五、消失的叛徒

警方对上海及其周边区域的无名尸体展开排查,未得到任何线索,专案组推测赵锦章或许使用化名隐藏了起来。

1954年3月,赵锦章突然回到家中,停留了一小段时间后又不见了踪影,只留下一张写着“一切都好”的字条。

警方实施布控未取得成效,这起案件再度被搁置下来。

六、劳改农场的“医生”

1955年,上海市公安局收到情报,一个化名为“姚执义”的人是赵锦章,他藏身在安徽宿松劳改农场。

原专案组成员苏吉殿受“潘扬案”影响,被软禁在这个地方,无意间知晓了赵锦章的身份。

他谋划把对方抓捕归案,让这场长达二十四年的追捕画上了句号。

七、真相与结局

赵锦章承认,1951年失踪以后,他自编自演了调戏妇女的案件,随后被收容到苏州东山农场。

他借助伪造的证件,化名为“姚执义”混入宿松农场,凭借着自身的医术成为了医务犯。

最后,他被判处十六年有期徒刑,于1969年因洪水导致的仓库坍塌而离世。

尾声

赵锦章的流亡生活,反映出特定历史阶段个人的命运轨迹与时代浪潮的相互交融。

苏吉殿的坚守,展现出公安干警对正义的不懈追求。

在被岁月尘封的档案深处,隐匿着数不清秘密的交锋,还回响着历史发出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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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原名汪兆铭(1883年—1944年),字季新,笔名精卫,历史上多以“汪精卫”称呼。出生于广东三水,祖籍浙江绍兴,抗日战争时期任汪伪政府(相对于蒋介石国民政府)主席,是中国最大的汉奸头子。国共合作期间,熟悉汪精卫的共产党员谭平山曾评价汪精卫:“水性杨花,毫无骨骼,至危难时每易动摇变节。”汪精卫投日后,在延安的毛主席对其评价是:日本走狗。

1904年(光绪三十年),汪精卫考取留日官费生,赴日学习,期间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开始跟随孙中山进行革命运动。当时同盟会创办的《民报》在章炳麟、陶成章等主编下,由胡汉民、汪精卫等执笔,与康有为、梁启超执笔的主张保皇的《新民丛报》展开激烈论战,促进了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由于同盟会在中国国内的起义接连失败,汪精卫决定回国刺杀当时的摄政王载沣(宣统帝溥仪的父亲),但最终暗杀失败,汪精卫被捕入狱,判处终身监禁。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汪精卫出狱并结识袁世凯,充当南方议和参赞,参与南方政府和北方政府的和谈,主张孙中山让权,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汪精卫赴法留学,期间几度往返中法支持孙中山的二次革命等运动。

1919年底,汪精卫返回中国,进入国民党入职。1922年~1923年,孙中山筹备改组中国国民党,汪精卫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汪精卫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1925年3月孙中山病危,汪精卫代为起草“总理遗嘱”。孙中山病逝后,汪精卫被推举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一度成为国民党领袖。后来,蒋介石借北伐战争扩大自己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威望,一跃而成为国民党的第一巨头,令汪精卫不得不屈居其后。此后,汪精卫与掌握军队的蒋介石为争夺国民政府统治权进行了多年的政治斗争,事实上形成了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也于在武汉发动7.15政变,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1930年,汪精卫联合军阀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共同反蒋,先后爆发了蒋冯阎中原大战和蒋桂大战。失败后,潜逃香港。1931年,汪精卫纠合各派反蒋势力,在广东另立国民政府。9.18事变后,蒋介石、汪精卫再次合作。1935年11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上午9点多钟,参加会议的100多人要拍照留念,蒋介石和汪精卫作为第一、第二号人物,自然要坐在第一排的正中间,但是,当汪精卫坐好后,蒋介石却没有来。原来,蒋介石感觉那天的现场很乱,不光参加会议的人很多,来的记者也多,感觉不安全,就没有出去,汪精卫就一个人去了。没想到,蒋介石的“预感”是很准的,汪精卫果然出事了,被一个叫孙凤鸣的记者连开三枪,分别打在了汪精卫的左臂、左颊和脊背,当孙凤鸣准备第四次开枪的时候,张学良一脚踢飞了他手里的枪,救了汪精卫。

孙凤鸣曾经在十九路军当过连长,参加过“一·二八”淞沪抗战,对日本人有着刻骨的仇恨,但是,蒋介石不主张抗日,还处处打压十九路军,让孙凤鸣非常愤怒,就找到斧头帮帮主王亚樵,策划了一次刺杀蒋介石的行动。但没想到,蒋介石预感到了危险,没有出来合影,孙凤鸣就只好退而求其次,把目标放在了汪精卫身上,让汪精卫当了蒋介石的替死鬼。汪精卫这次遇刺后不久,就辞去了行政院长的职务,由蒋介石兼任,蒋介石也实现了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的梦想,成为“刺汪案”最大的受益者。至于汪精卫到底是不是蒋介石的“替死鬼”,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汪精卫与山本五十六

1936年西安事变后,汪精卫准备趁机取代蒋介石出掌政权。蒋介石回南京后,汪精卫出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汪精卫被举为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党、政权势均在蒋介石之下。汪精卫老婆陈璧君是个权力欲望很强女人,当时有人建议,让汪精卫干脆劝蒋介石参加对日和谈。陈璧君竟然说:“难道汪先生做汉奸也要排在蒋介石后面?”陈璧君不满意丈夫汪精卫久居蒋介石之下受闷气,昧于民族大义,极力鼓动汪精卫另开生面,独立经营。陈璧君为了取媚于日本,甚至认为“东北五省根本不是中国的地方”,“奉天本来是满清带来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是把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在陈璧君的推波助澜之下 ,汪精卫1938年12月潜逃越南,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本。

1939年5月,汪精卫等赴日,与日本当权者直接进行卖国交易。回国后于8月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宣布“反共睦邻”的基本政策。12月,与日本特务机关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以出卖国家的领土主权为代价,换取日本对其成立伪政权的支持。1940年3月,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任行政院长兼国府主席,开始为日本奔走效力,在汪伪政府统治区实行“反共清乡”“奴化教育”等一系列出卖国家和人民的政策。汪伪国民政府的和平建国军与伪满洲国的“满洲国军”、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华北治安军(俗称皇协军)共同构成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汉奸军队,也就是总人数约为210万的伪军,被老百姓称为二狗子、汉奸军队等。

1943年,汪精卫因当年被暗杀时未能及时取出的子弹引发后背剧烈疼痛,于次年前往日本进行手术。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因“骨髓肿”病情恶化死于日本名古屋,时年62岁。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8月16日汪精卫政权宣布解散。1945年9月下旬,国民政府下令,在全国各地对汉奸进行大逮捕。头号女汉奸陈璧君惶惶不可终日,很快她落入了军统之手,被关进了南京宁海路25号看守所,12月被国民党的法庭以通谋敌国罪判处无期徒刑,解放后,陈璧君被解押到上海提篮桥监狱。1959年6月17日,67岁的陈璧君死于上海提篮桥监狱医院,结束了其可耻但又死硬的一生。

根据很多历史学家的研究,其实汪精卫最终还是死于戴笠之手。首先是根据前军统人员池步洲的回忆,汪精卫并非死于日本,也并非因病不治而死,而是被国民党军统局的特工奉命毒杀,死于上海虹桥医院病室内。原来,1944年,汪精卫旧伤加重,只好飞往日本治疗伤病,经日本名医小黑亲自动手术,安全地取出了那颗在身体里待了近十年的子弹。此后汪精卫不顾身体虚弱,就急忙乘飞机返回上海,住在虹桥医院。戴笠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人潜入虹桥医院,买通医生、护士,每次给汪精卫送药的时候,秘密掺进适量无色无味的慢性毒药。到了同年11月,汪精卫终于毒发死去。其老婆陈璧君遵其遗愿,用水泥坟墓将汪精卫葬于南京中山陵西南的梅花山孙中山陵之侧。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呼声中,南京人民对汪精卫的坟墓留在梅花山十分不满,纷纷要求铲除。蒋介石在舆论的压力下,1946年1月21日,命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派部队将汪精卫坟炸毁,打开棺木时,由于使用过防腐剂,尸体尚未腐烂,身穿南京政府的文官礼服,头戴礼帽,尸体上覆盖著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其棺木和尸体被运往清凉山火葬场彻底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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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丨国家安全局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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