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人员是很难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纯粹的人的，他们会带着怀疑的眼光去发现案件的每一个细节。如果当事人是未成年人，初犯、偶犯，对事件参与程度较轻，且很多事情是被隐瞒的，这可以作为一个比较直接的依据，让他们非常合理地认为这名未成年人是“犯罪工具”，毕竟实践中真的很多未成年人被成年人当成“犯罪工具”。
但成年人是否也会成为纯粹的“犯罪工具”?
以诈骗罪为例，成年人会否因为自身被欺骗，对某些事情信以为真而把这些信息传递给其他人，从而导致自己惹上诈骗风险?理论上，这种情况也是可能存在的，所以在有组织人员的前提下，办案机关在认定直接“对接”被害人的当事人是否具备犯罪的主观方面时，主要审查当事人对于自己所为是否(应当)具备足够的认识。而问题往往出现在，这种认识要达到怎样的程度才算足够，才能据以入罪或出罪。
在办案机关看来，怎样才是“犯罪工具”该有的样子?
单纯、懵懂、无知，就是一个“犯罪工具”应有的样子，他们很难相信一个很聪明的人会是纯粹的“犯罪工具”，也很难相信一个有获利的人是纯粹的“犯罪工具”，即便这种利润很少，但只要不设定较高的入罪标准，对于普通人而言，对于实务经验而言，在这种情况下，获利也足以成为或者解释犯罪动机。甚至，在这种情况下，入罪可能不需要当事人有“明知且追求”的直接故意，只需要“明知并放任”的间接故意。
那么，如何界定当事人“明知”就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虽然学界对刑法中“明知”的内涵说法不一，但实践中，“明知”往往被理解为一种足以被“推定”的知情。也即，以当事人的认知能力以及事件理解起来的复杂程度为基础，判断当事人对是否应当对“自己告知他人(被害人)的情况是虚假的”一事有认识。
但这种做法遭受到的质疑是，办案机关的所理解的一般人的认识能力，仍然没有脱离办案人员的主观范畴。办案人员可能会觉得：“正常人都能看出是个骗局，你告诉我你是不知情的，你也以为是真的，所以你说了这些话/做了这些事，但你又不是三岁小孩，你说你不知道，谁会相信呢?”
然而，“正常人都能看出是个骗局”，似乎本身就是一个先入为主的理念，要知道，各被害人是因为认为自己被骗才去报案的，如果说正常人都具备识破骗局的能力，那么各被害人又为什么会被骗呢?他们不是正常人吗?被害人之所以被欺骗，正是因为这些虚构的情况是具有迷惑性的。那么，换句话说，如果某名具体的当事人主观方面的认识条件和被害人差不多(譬如都是刚出校门、刚刚工作等等)，如果办案机关认为被害人会被骗，那么为什么会认为这些处于中间环节的人，完全不会被骗?
一是身份问题。
办案机关会认为与被害人不一样，处于中间环节的当事人是有很多机会直接和组织这个“骗局”的人沟通的，而且很多材料是直接来源于组织“骗局”的人，那么依照正常人的思维，只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沟通和了解，这些当事人应当是能够了解到，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否真的是按照自己所称的方式和路径去进行。但问题是，如果仔细分析，这依然是一种非常主观的看法。
一方面，即便中间环节的人想和大boss沟通，大boss也不一定会和他们沟通;另一方面，中间环节的人是否有时间和机会互相沟通也是个问题，譬如一些996的公司，员工工作做完了就想回家躺着，啥话都不说，还能互相交流?而且，万一这名当事人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就是个“社恐”呢?那侦查机关就会反驳了——“社恐”还能骗人?还能跟被害人说那么多话?问题是，人是多种多样的，生活中还真的有不少很内向的人，为了赚点工资，在工作场合强行压下了自己的“社恐”，但其在非工作的场合依然“社恐”。那么，为了入罪，办案机关或许会说，有那么多机会可以意识到这就是个骗局，你说你没意识到，不符合逻辑。换句话说，就是“我不相信你真的那么傻”。而且，你说你是“社恐”，那你要举证才可以。一个人要证明自己是个“社恐”，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还真的很难做到。
二是获利问题。
即便是很微小的获利，办案机关仍然经常会相信，真的会有人为此铤而走险，其会认为是获利的动机以及侥幸的心理，让当事人误入歧途。虽然这种情况并非特别严重，但是仍然构成犯罪。说白了就是当“非法占有”这件事被认为已经成立的时候，对于诈骗罪的其他几个要件，办案机关的审查标准是很容易降低的。
现在的情况是，真正的“聪明人”是很难被冤枉的，真正的“老实人”也很难被冤枉，但不是特别聪明也没有特别老实的人，就非常容易被刑事风险盯上。因为，如果既没有聪明到可以规避刑事风险，也没有老实到全无所图，那么只要办案人员对犯罪构成中的主观方面降低标准，至少在部分地区，当事人就容易被“客观定罪”。
本站为您整理关于本文的法律热搜话题
●犯罪嫌疑人也是受害者怎么办
●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
●被认为是犯罪嫌疑人
●犯罪嫌疑人是被告人吗
●犯罪嫌疑人是不是就犯罪了
●犯罪嫌疑人也是受害者 怎么判刑
●被害人变成犯罪嫌疑人
●嫌疑人被害人还有什么人
●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
●犯罪嫌疑人是犯罪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