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在这里没有再苛求作为工具理性的形式合理，转而诉诸实质合理，造就了业已形成社会共识的、对雇员及其家属的生活待遇给付也被纳入工伤保险的支付范围。与劳动关系相比，平台经济从业者在人格从属性方面表现薄弱，平台企业通过网络发布工作任务，潜在的从业者自主接受分派，工作流程不由或者不主要由平台企业控制，意外伤害给从业者及其家属带来的损失也就不应责难于平台企业。换言之，工作自主性使网约工在工作中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并需要承担更多的意外伤害风险。
考虑到基本医疗保险与工伤保险的诊疗目录具有一致性，且前者在待遇支付方面贯彻无过错补偿原则，即除个别情形下（主要是第三人侵权造成的伤害），健康受损的原因对支付没有影响。如果为平台经济从业者建立强制的基本医保制度，实际上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其意外伤害的风险。当然，国家为了实现对这个群体的关爱，可以考虑通过减免税的方式鼓励平台企业为其购买商业意外事故险，尽可能地填补基本医疗保险无法支付的部分以及因工身故的损失，以积极的策略减少平台经济给就业安全带来的负面影响。具体而言，一方面，这个制度构建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可以通过地区性试点政策的效果来检验，由此稳步推进落实国务院、发改委等机构提出的为平台从业者建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的要求；另一方面，试点地区可以针对快递、网约车、家政和医护服务等工作风险较高的行业颁布地方性立法，强制平台企业为网约工购买意外伤害保险，在赔偿金额方面尽可能与工伤保险看齐，同时鼓励平台企业为工作风险较低的网络直播等行业从业者购买意外伤害保险，由此突出重点，有效保障从业者的工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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