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山区计划生育指导站，射阳县计划生育指导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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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0年九月党中央发表《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共青团员的一封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乡(镇)政府设立计划生育办公室，简称计生办，办公室主任一人，付主任一至三名。计生办下属婚姻生育学校，计划生育指导服务站，计划生育小分队，常年从事计划生育工作。
我们国家历来重视计划生育工作，把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纳于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在一九七一年七月国务院批转《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报告》。随着人口形势发展变化，不断调整计划生育政策，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是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实践中，在不同时期人口发生变化过程中逐渐调整完善的。
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三大基本国策之一。通过晚婚，晚育，优生和少生，对人口有计划的控制，以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以婚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一种社会生活组织形式。“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生儿育女，组成家庭过日子之世象从古至今，没有变故。
新中国成立以前，限于封建制度，男女青年婚姻不能自主，多为父母包办，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能见面交流思想，沟通感情，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全凭媒人巧唇摇舌于双方之间，说动男、女的父母作出订亲决定。一旦订亲，哪管他条件再不相当，也不得更改，成婚时男、女青年本人都不知道对方长什么样子，进了洞房，掀开红盖头，如同开肓盒，才见庐山真面目，嫁鸡随鸡，嫁狗隨狗。
人的生育，对于一个家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件大事，因为只有生育，才能实现人类的繁衍承继，才能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前，农村耕作，需要劳动力种田，体力劳动占据农耕中大部分，生育上的重男轻女，多子多福，养儿防老，早生儿子早享福等传统观念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
由于人们受封建旧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在生育上出现了不少怪异现象。一有的男女青年很小就结婚，结婚男女小到十三四岁，怀孕生产早，过早承担生儿承女的重担，严重地摧残了身心健康，孩子发育不良。二有的男女结婚年龄相差悬殊过大，匹配不当，严重影响夫妻的正常生活，孩子健康成长。三有的家庭一夫多妻，讨上一门不生“贵子”，便讨二门，三门，甚至多门，弄得家庭不和谐，妻妾间常生纠葛。男人无力招架凝聚，相互扯皮不息，对子女照顾不济。四有的家庭女人因生男少，生女多，甚至未生男而遭受丈夫，公婆及家人待，受他人歧视凌辱，生下的众女儿也随之受到非人的待遇，得不到应有的养息照顾。五有的家庭讲究亲上加亲，喜好姑表，姨表弟兄姊妹间近亲结婚，生育的孩子畸异，病残痴呆。六有的家庭亲朋之间开娃娃亲，当男女俩还是孩童或婴幼儿，甚至有的在孕期中(只要出生是异性)就被许亲，无论长大了的男女不般配，都不得易改，因而导致许多家庭酿灾成祸。
家庭贫困，生活无法顾及，普遍生育任其自然。生育年龄跨度大，妇女从初经到经终都能生育，有的妇女一直生育到四五十岁，男人年迈古稀还有育能，民间俗语:“不怕天干，只要地润”，″女人生到四十八，还有一个地毛雀"。川东农村一个地方有一对奇葩公婆，带重孙还在生育，四世同堂的家庭，祖孙三代同期坐月，流传“三代月母子，共吃一罐鸡肉，三辈月蝌蝌同坐一个摇篮"的笑话。
妇女生育无法控制，除民间少例用中草药，笨办法打胎，再无节制办法，造成受孕快，生孩子多，对孩子养育不济。由于生活水平低，医疗条件落后，妇女无条件保胎，产妇生产无技术助产，造成流产难产频繁。妇女生育都是民间接生婆采取落后的接生方法。一遇难产，便措手不及，不求医用药，采取迷信邪术，折腾产妇婴儿，致使许多母婴带病，死亡。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5月国家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男女青年婚姻才有了自主的权利。实行婚姻自主，自由恋爱，男女平等，男、女都能主宰自己的婚姻大事，父母及他人只能作参谋，不得干涉和阻止，破坏子女或他人的婚姻。介绍人(媒人)也只能起到介绍，牵线搭桥作用。生男养女一样，有相关法律保障，使过去那种旧传统生育观念逐步消失一扫而空。
政府专门开设医疗机构一一人民医院，中医院，妇幼保健医院，为夫妻的身体健康，妇女的怀孕保胎，生产分娩和婴儿的护养，提供保障措施，减少流产难产，降低母婴病亡率。
国家实行计划生育，从五十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女青年二十岁、男青年二十二岁方能结婚，不得早婚早育，提倡晚婚晚育。
禁止近亲结婚，三代血亲老表不能通婚。婚前进行健康医学检查，对于有遗传疾病劝其不结婚，结婚后慎重生小孩，科学生育教育。
人口有计划生育，少生，优生。一对夫妇从一个少了，二个够了，三个多了的生育观念，引导转变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乡计办生对要结婚的男女青年在婚育学校进行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生理健康，生育健康等知识学习，学习考试合格发给结业证，才能到民政所登记结婚。
计生办对于登记结婚后的夫妇，实行计划生育，安排生育一孩，照顾生育二孩指标，发给生育证，小家庭合理安排生育事宜。
为实现计划生育目标，计生办下属计生指导服务站，免费发给个人避孕药品，采取避孕结育措施。生了一个小孩，进行安环避孕及手臂填埋措施，生育第二个小孩间隔四周岁。生育了二个小孩的夫妇其中一方实行结育措施。平时无计划怀孕，进行科学刮宫引产。
计生办对于违犯计划生育条例的夫妇，超生，收取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社会抚养费隨着生活水平，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而增加。
计划生育工作，以天下第一难事而著称。老大难，老大一抓就不难。各级党委政府将计划生育工作列于头等大事来抓，一把手工程，一票否决，那个落后就摘那个的帽子。在乡政府、乡计划生育办公室强力推动下，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提高了人口素质，计划生育率逐渐提高，人口出生率，死亡率逐步降低。以川东一个乡为例，计划生育率由1981年的52%上升2000年88、5%，人口出生率由1981年32‰下降到2000年的12‰，人口死亡率由1981年的14‰下降6，7‰。人口文化素质明显提高，普及九年制教育，大专，大学文化明显增多，科学技术逐步普及到农村各个领域，科学种田，科学养殖，经济不断得到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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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提高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水平，增强孕前风险防范意识，切实解决群众实际困难，有效抓好政策落实，提高出生人口素质，11月23日，鱼龙镇计生办邀请区计划生育指导服务站站长党玉香一行到鱼龙镇为适龄待孕夫妻进行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为了扎实开展好此项活动，鱼龙镇通过走村入户、镇村广播以及微信群等宣传工具，动员新婚育龄夫妇、符合再生育育龄夫妇开展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使待孕夫妇充分了解国家相关政策和优生优育、生殖健康等方面知识，认识到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的重要性，引导其积极主动加入到孕前优生健康检查中来，确保了该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2016年1-10月份共新出生194人，计生率达96.4%，并对计外出生的依法征收了社会抚养费，节育措施由本人知情选择，落实率达到了95.5%；对计生两户的优先优惠政策做到了全面落实；在镇村两级成立了健康促进模式领导小组和专业体检队伍，全面开展健康巡回体检并建立了健康管理档案，健康干预服务和中医药适宜技术得到了推广。自全面二孩政策落实以来，严格落实生育登记制度，规范工作流程，简化办事程序，截止目前，累计为137对夫妇办理了生育保健服务证；对流动人口实行动态管理，建立健全流动人口生育档案。2016年以来，鱼龙镇计划生育工作在区委、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区计生局的精心指导下，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坚持“稳定、提高、统筹”的工作方针，以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为主线，以满足群众需求、保障群众权益、实现计生家庭发展为目标，进一步深化人口计生综合改革，强化宣传教育，夯实基础基础，积极构建文明、和谐、诚信、幸福新计生。全镇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呈现了持续、稳步、健康发展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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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指导站都检查哪些项目
近日，万柏林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组织局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及局直各单位主要负责人举行万柏林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揭牌仪式，同时宣布自即日起启用“太原市万柏林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印章，原“太原市万柏林区卫生局”、“太原市万柏林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印章同时废止。由原万柏林区妇幼卫生站、万柏林区计划生育指导站组建的万柏林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同步成立并揭牌。新组建的万柏林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整合了原万柏林区卫生局、万柏林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机构和职责共计22项，取消职责1项，承接职责1项，划入职责2项，划出职责2项，加强职责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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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指导站是什么单位
邓小平一直对计划生育工作十分重视，他也是党内最早主张实行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领导人。在1956年11月10日举行的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周恩来说：“要提倡节制生育，这个问题的发明权本来是邓小平同志的。”
清朝时期全国人口平均年增长速度不到1%，民国时期约为0.706%。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口呈现高增长态势。1953年6月30日全国人口统计结果显示，当时中国人口已经超过6亿，并以每年平均2%的比率增长，人口每年净增1500万，这种状况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一些学界人士的共同关注。1953年8月，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感觉到节育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针对当时部分人有自行节育的需求，而我国尚不能自主生产节育用品的状况，卫生部又通知海关“查避孕药和用具与国家政策不符，应禁止进口”的现实。邓小平要求“应立即纠正禁止避孕药和用具进口的做法”，并敦促抓紧下发《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这是中共领导人第一次提出在我国实行计划生育的主张。
1954年5月27日，邓颖超写信给邓小平，提到已婚妇女因缺乏避孕、医疗卫生等常识而影响到健康和幸福。28日，邓小平在阅过邓颖超建议请国家卫生机关主动拟订办法、帮助干部解决避孕问题的信后批示：“我认为避孕是完全必要和有益的。卫生部对此似乎是不很积极的，请文委同卫生部讨论一下，问问他们对此问题的意见，如他们同意，就应采取上述有效的措施。”同年12月27日，刘少奇召集有关负责人座谈节育问题时说“党是赞成节育的。”
想尽一切办法搞节育
1957年2月5日，邓小平在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妇女节育问题时指出：“节育要大搞，请卫生部多做工作。”不仅如此，他还主张节育费用都由国家补贴，节育生育的药品、手术都免费提供。2月11日，邓小平和刘少奇在听取傅连暲等关于中医情况和节育问题的汇报时，邓小平指出：“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实行节育。轻工业部计划生产避孕套，每年拿1000万元，即用1000吨橡胶可以一个钱不要地供应全国人民所需。要采用中西医的一切有效办法，进行节育技术指导。”还强调：节育问题不是小问题，它涉及改善我国人民长远生活问题。现在我国每年净增人口1500万，长期下去，就没有办法改善生活了。现在人口已经是六亿五千万了，如果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末人口稳定在七亿至八亿上，就是我们在节育工作上的一个大胜利……在节育宣传上要同爱国卫生运动那样，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技术指导工作要深入居民小组。”次日，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在讨论北京市控制人口问题时指出：“城市控制人口的根本问题是节育。先写社论，再家喻户晓做宣传，在全国设节育指导站，想尽一切办法搞节育。”
同年7月18日，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说：“现在人口增长速度太快，达2.5%至3.4%。避孕要搞，避孕宣传工作要各省去做，每个合作社都要去做。”
然而，当时中国推行计划生育还面临不少困难。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在一段时期走了弯路。三年困难时期过后，毛泽东对计划生育转持积极态度，计划生育工作力度加大，70年代向城乡全面推开。
1962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这一文件是我国推行人口控制政策的第一个文件，但它是倡议性质的，不是强行性的规定，因而实施效果不明显。
1963年8月20日，邓小平在关于工业的发展问题讲：这里牵涉到人口问题，去年净增一千三百多万人，今年可能净增二千万人，到1970年将有八亿人口。人多，一是好办事，二是不好办事，要吃、要穿、要用。解决吃、穿、用的问题还要费劲好多年。人口过快增长带来了很大的粮食压力，一直到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还提到：“几亿人口搞饭吃，粮食问题还没有真正过关。”
1975年4月30日上午，邓小平会见穆罕默德·拉比·塔耶比率领的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在谈到中国人口问题时指出：中国现在差不多接近八亿人口。解放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每年的人口增长率是2%。现在提倡节制生育，有些地方见效了。我们力求把人口增长率控制在预期目标内。
同年12月初，邓小平在接见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时说：我们国家还很落后，人口太多，所以我们注意节制生育的问题，但在少数民族地区还是鼓励生育、发展人口。因为那里地广人稀。
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口太多
1977年9月，邓小平和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接见出席了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等会议的代表。在这之后的两三年，邓小平对计划生育作出了很多讲话和指示。
1978年5月19日上午，邓小平会见罗以德里克·比顿为团长的美国合众国际社访华代表团。在回答中国是否采取措施限制人口增长问题时指出：这些年来一直在采取措施，节制生育。在这方面，有些地区做得不错，有成绩，但农村差一点。一些节育费用都由国家补贴，比如说一些药品都由国家供应。我们力求每年的人口增长速度小一些，但总还要增长。人多有人多的好处，但人多也有人多的麻烦。
5月30日，邓小平会见何塞·阿·马丁内斯·德奥斯率领的阿根廷经济代表团。邓小平又一次指出：我们的人口压力很大。拿农业来说，我们的耕地面积少，平均七个半人一公顷土地。
8月6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以奥托·雷施为团长的奥地利中国研究会代表团。在谈到中国人口问题时指出：中国历史上就以多子多孙为幸福。我们建国以后就提出了人口问题。现在，我们国务院、各级地方政府有专门的机构管这个事情，包括宣传。我们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节制生育的药品、手术都是免费提供。这个事情我们搞了很多年了，所以现在有一点成绩，但还要努力，还要做很多工作，特别是说服工作，这个事情搞命令主义是不行的。如果能够做到不再增长，这就了不起了。但是，下这样决心的人不算很多，这同生活水平、文化水平有关。人口增长过快并不反映经济发达，而是反映经济落后。
1979年2月9日，邓小平在阅农林部两位干部提出的《对控制人口增长的建议》后，作出批示：“建议好好议一下，规定一些政策，以限制人口增长，看来是必要的。”
同年3月23日，邓小平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讲话，人口增长要控制。在这方面，应该立法，限制人口增长。3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总督麦理浩时也说：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口太多，这对我们是个压力。我们要考虑多种因素。比如上海，连郊区在内有一千万人口，发展到香港这样的水平，单独一个上海是可能的。但如果那样，人们都会往上海挤，上海也会像香港一样受不了。
计划生育是一个战略任务
1979年7月28日，邓小平在听取山东省委领导关于山东工作的汇报时指出：人口问题是个战略问题，要很好控制。
同年10月15日上午，邓小平会见费里克斯·格林、德里克·班以安率领的英国知名人士代表团。在谈到人口问题时邓小平指出：现在，我们正在把计划生育、降低人口增长率作为一个战略任务。我们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凡是保证只生一个孩子的，我们给予物质奖励。
1980年9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明确规定实行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使人口控制工作由软性政策变为刚性制度。
同年9月9日晚，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执行主任拉斐尔·萨拉斯一行时讲：中国传统思想是想多生孩子，就是“多子多福”，中国人过年贴的对联都是“人畜兴旺”。现在我们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同传统思想对不上，所以工作繁重。我们的人口问题现在已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每年增加的人口把我们增加的生产抵消了很多。现在，我们制定了控制人口的计划，争取到本世纪末不超过十二亿。这个任务虽然很艰巨，但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的经济不能很好地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不能提高。
1981年1月中旬，邓小平听取时任副总理、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陈慕华关于全国计划生育工作的汇报，对1980年所取得的成绩表示满意。并指出：计划生育工作是一项战略性任务，一定要抓好，要大造舆论，表扬好的典型。4月6日上午，邓小平会见委内瑞拉基督教社会党最高领导人拉斐尔·卡尔德拉。在谈到中国人口问题时说：现在我们正在控制人口的增长，我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在本世纪末把人口控制在十二亿之内。中国人历来喜欢孩子多，几千年都是这个传统。如果每年人口增长2%，不仅会新增加二千万人口的就业压力，而且建设成果都会因此抵消。因此，控制人口增长是同实现四个现代化密切关联的问题，也是一件比实现四个现代化更难办的事情。
同年6月12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时任尼日利亚民族党主席阿迪萨·阿金洛耶率领的尼日利亚民族党代表团。在介绍中国国内情况时指出：现在中国有近十亿人口。娃娃们长大了要就业，一年就有七八百万。世界上都在谈就业问题，我们这里就更复杂。人口多的大国有一定的优越性，但是困难也很多。我们把计划生育问题当作一个战略问题，试图在较短的时期内使人口年增长率不超过千分之五至六。我们有些地方的经验证明这个目标是可以达到的。其实，即使达到这个目标，我们也只是争取在本世纪末人口不超过十二亿。我们必须定这个目标，否则，经济的增长就被人口的增长抵消了。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开，邓小平担任执行主席并致开幕词。1日，胡耀邦代表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报告指出，实行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中共十二大确定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并把它写入宪法。
计划生育只要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就是正确的
在当时的具体国情下控制人口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对此，邓小平在各种场合多次讲话表示重视。1983年2月14日，邓小平对时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铁瑛说：一般来说，经济发达的地方，生活越好，越会控制生育。还说，西方那些国家，不搞计划生育，但也会自动控制人口，因为他们不要人多，多了影响生活。
1985年4月，邓小平会见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在谈到中国的人口政策时说：中国对人口增长实行严格控制，是从自己国家人民的利益出发的，我们力争在本世纪内把人口控制在12亿。这是中国自己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美国国会干涉我们，说中国控制人口、节制生育不人道。他们希望中国不要控制人口，使中国永远处于落后状态。中国控制人口，使国家发展起来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
1986年12月6日上午，邓小平会见墨西哥总统米格尔·德拉马德里。在谈到人口问题时说：我们控制人口增长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美国国会通过决议指责我们的人口政策，这是用心不良，是干涉我们的内政，是他们的政治本质决定的。他们当老大当惯了，到处指手画脚。他们说他们讲人道，我们不人道，其实他们是想让中国走投无路，发展不起来，永远处于落后的地步。
1987年4月18日上午，邓小平会见刚果总统、非洲统一组织执行主席德尼·萨苏·恩格索。在介绍中国人口发展趋势时指出：我们制定发展计划包括人口政策，要控制人口增长。如果让人们拼命生孩子，我们的发展就落空了。
1988年5月，邓小平会见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国际咨询委员会代表团时指出：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口可能是十五亿左右，而且还一定要坚决贯彻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美国有些国会议员不懂得这是中国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说什么人道不人道。什么是人道主义？如果中国到了那时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还有什么人道主义可言？至少对中国人民不人道。
1989年4月8日上午，邓小平会见多哥总统、多哥人民联盟主席纳辛贝·埃亚德马将军。称赞多哥为解决粮食问题搞的“绿色革命”，指出：“绿色革命”要坚持一百年，二百年。中国也一样，对我们来说，最难解决的不是工业，而是农业。难处是人口多，控制人口生育工作做得不好。到本世纪末，恐怕十二亿人口打不住，这对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大的障碍。
1990年6月30日上午，邓小平会见孟加拉总统侯赛因·艾尔沙德。在客人表示要学习中国计划生育的经验时邓小平说：有人骂我们没有人权，说计划生育不人道，有罪。我看讲这个话的人有阴谋，用心不良。计划生育只要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就是正确的，不要去听信别人的闲言碎语。
为表示对控制人口的重视，1988年9月6日，邓小平为《中国人口报》题写报名。1991年4月23日，又为《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杂志题写刊名。
有人估算，仅从1980年提出切实加强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要求以来来，我国至少少生了4 亿人。这无疑对于人口、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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