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香港回归走了多少香港明星，97香港回归所有出席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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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现在还乱吗,可以去旅游吗
英国媒体BBC News 近日耸人听闻地说，港区《国安法》实施后，英国、加拿大等国家放宽了香港人移居当地的条件，移民公司接获的查询倍增。又指，英国、澳洲、加拿大等放宽港人移居当地的规定，其中，英国宣布明年1月起，开放予香港BNO人士移居当地，并可携直系亲属。1997年主权移交前曾经申请过BNO护照的人士，均合资格，大约有近300万人。然后，该媒体引述消息称，英国外交部估计未来可能有20万名港人移居当地。
另外，该媒体体又引述香港中文大学的一项电话调查指，一成半市民已做准备移民，以香港700多万人口推算，移民人口随时达100万。
另外，香港“黑暴”的师爷戴耀廷，也在报纸上撰文呼应，说要“带着使命离开”。
有意思的是，近日在辩论庇护香港法案时，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提出反对，他的理由是惊恐“中国间谍”借机进入，影响美国安全。克鲁兹反对的理由，引起两种香港人都有一个笑字，香港爱国阵营人士说，美国什么时候变得这样虚弱，你对香港的“黑暴分子”像檫手纸一样用完就弃，就堂堂正正说出来，何必借“中国间谍”说事。至于香港的“反中乱港”阵营，当然只能是苦笑：“江湖行走，盗亦有道”，老美黑老大人渣都不如。
笔者猜想，这位参议员本意其实是为了美国不让太多香港那些无文化、无资金、无能力的低端黑衣人进入，成为美国的负累，但是他又怕被人攻击[ 政治不正确 ]，所以便想出这个可笑的理由，为美国圣诞节增添了一个黑色笑话。其实，那些反华政客极其虚伪，既想香港出现移民潮，又怕本国接受太多低端人口，所谓“百万移民潮”子虚乌有。
据香港警方数字，今年1至9月，其接获21,239宗可用于移民的“良民证”申请，较去年同期的22,712宗，下降约6%。去年7月至9月申请“良民证”每月人数三千宗；今年6月申请是2,782宗，与9月的2,743宗为最多申请的月份，7月及8月亦分别有2,596宗、2,348宗申请。以警方的统计，一年共申请“良民证”的不过三万多宗而已，真是令反华势力失望。
事实上，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以至台湾，难道是香港人的好去处吗？
香港现在还有30万香港回归前移民、回归后回流的英美加回流人士。那时，因为无知的悲观和恐惧令到这些人离港移居海外，当中不少属中高管理阶层或高学历专业人士家庭，新西兰、美加英澳新等英语国家是当时不少香港人移民的热门之选。在移民的高峰期，连佛得角等小国也在杂志上刊登广告宣传该国护照可以提供申请。当时，不少香港人移民选择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定居，那时一些热门定居地都有“小香港”之称。可是，风光没有几年，“契弟走得摸（没本事的逃得慢）”，只是可怜他们移民是卖掉香港的房子，要回来是要用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回相同面积的住房。
所以，现在香港再“反动”的成年人，也不要和他们提移民。仔细看看美国，超30万的新冠死亡；看看英国加拿大，早就沦为二流的国家，人家的白色人种都失业你这个黄色人种还能怎么混？上个世纪80、90年代移民潮去的，不都是灰头灰脑回港了吗？台湾更不用说，大学毕业生人工22K台币，现在略微长了一些，也就和港币5000多一点，仅香港的菲佣多一些，香港人去那里怎么生活？
其实，他们很多人也明白世界上反华人士的虚伪。知道他们声称要给香港的“黑暴人士”庇护都是假惺惺。最早跳出来的台湾早就被香港的逃亡者揭穿“口惠而实不至”，如今流落岛内的人士实际居无定所、处处招“白眼”。而英国和加拿大，则堂而皇之公开表示期望吸纳前来庇护的人士带来的“资金”。事实上，那些反华政客，最喜欢香港的抗争人士继续留港抗争，不要给他们惹麻烦；就算现在香港的抗争高潮过去了，也要继续留港抗争。其次呢，老奸巨猾的反华政客也知道，香港这些抗争人士“废了”，就算是戴耀廷，就算是苹果日报，都已经“废了”，只不过躯壳还在，还等着最后彻底的“废了”。
事实上，现在急着离开的是像许智峰、罗冠聪这些“戴罪之人”。“ 黑暴”祖师爷戴耀廷，其实也知道多数人移民无法生存，他鼓动香港人移民不过是想给北京压力。可是，他错估形势，97时英资财团要走还有其他外国财团要走，也有人忧心忡忡，然而，“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走了就走了，何妨也？
戴耀廷撰文还鼓动说：他们虽离开香港，散居到世界不同的地方，却不会成为分散的个体。这些人会成为一个独特的流散族群，可称为“流散的香港”，可对应留在香港本土的黄色香港。他还鼓动说，要建立黄色香港海外网络的点、线、面。各个群组成为黄色香港海外网络，每个点通过定期聚会确保这个点的火光不灭。不同国家的面又可以再连结起来，一个立体的黄色香港海外网络就形成。他说，“流散的香港”不是在外地建立起一条条自成一国的“香港街”，反是要进入移居地的小区，在保存自己独特的身份认同的同时，也融入当地的小区和公民社会，这样才能更有效地让世界各地的人明白港人争取民主的前因后果。
戴耀廷的“革命理想”常常不知使人赞叹还是哑然失笑。他原来也是“亲共分子”，经常出入于内地“殿堂”，也不知道如何不得志一下子滑到坚决反共那边，也许他应该跟着余茂春也到蓬佩奥身边做反共策士，只是“蓬胖”很快要随特朗普下台了，戴耀廷需要赶快找新主人。只是，戴耀廷永远是“不识时务”之人，在一次研讨会上笔者一听他说“中国五年内崩溃”，就明白他的悲哀在于“不识时务”，看不到现实也看不到历史发展的趋势。
无可奈何花落去。相信，戴耀廷说要“带使命”离开修香港，其实是对历史大势失鉴的悲哀！
97香港回归多少年不变
【文/观察者网 王恺雯 编辑/马雪】
1997年6月30日午夜，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灯火通明，香港政权交接仪式正在举行。
香港中学生刘佩玉守在电视机前观看直播。那晚大雨倾盆，当英国国旗降下、五星红旗准时升起的那一刻，她心潮澎湃。
对于当时刚上小学的穆家骏来说，解放军进驻香港的画面让他至今印象深刻。
而刚从加拿大回流香港的唐先生，当时和朋友聊起那天的画面时，感叹：“如此‘丝滑’，乜咁就回归啦？”
25年后，刘佩玉已是香港深水埗的一名区议员；穆家骏则执起教鞭，成为香港一所中学的历史老师。
香港，也迎来回归祖国25周年纪念日。
一路走来，并非坦途。
回顾这段历程，香港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非典疫情、国际金融危机、“修例风波”、新冠疫情等重大冲击。但在国家的支持下，香港经受住了挑战，香港市民也在各自的岗位上，为这座城市贡献自己的力量，让东方之珠更加璀璨。
在香港回归25周年之际，观察者网邀请到六位来自香港各界的人士。他们之中，有致力于推动中国历史教育的资深教育工作者，有深耕基层十几年的区议员，有在“修例风波”中挺身而出的警嫂，有践行“培才思报国”的90后教师，有在香港奋斗多年、积极投身公益活动的港漂，也有农产品国际贸易从业者。
以下，是他们的香港故事。
2022年6月17日，香港市民拍摄利东街的国旗及特区区旗 图源：视觉中国
“我们终于让中国历史成为必修课，要继续把教育失地追回”
何汉权 国史教育中心（香港）校长、教育评议会主席
我出生于澳门，中学时代在珠海书院（香港珠海学院前身）中学部就读。
在当时的香港，英语拥有超然地位，而我念的是一所中文中学，因此在中国历史、中国语文、中国文学方面得到了非常好的教育，我也从中知道了什么叫身份认同、什么叫文化认同。
我的很多老师都是从抗日战争走过来的，他们常常告诉我们，14年抗战是中华民族历史上非常大的转折，关乎民族存亡；也告诉我们新中国成立后如何艰苦奋斗、建设国家。
中学毕业后，我去了台湾大学历史系。当时的台湾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大家都充满大中国情怀。毕业后回到香港，我做了很多年历史老师，也做了16年的副校长和校长。
国史教育中心（香港）校长何汉权 受访者供图
现在我是国史教育中心（香港）的校长，我觉得自己有一种使命，那就是推动中国历史教育。
这些年香港经历过很多考验，其中之一就是身份认同。很长一段时间来，香港对中国历史教育、对中国文化、对国情的了解，以及国家安全教育，都没有很认真地去重视。我希望能发挥一些微薄的力量。
坦白说，在香港推动中国历史教育的确很艰难。英国是一个老牌的殖民帝国，它有一套文化渗透的东西，很擅于搞文化侵略。香港被英国占领150多年，英国这套价值观不断渗透给每一代人。
香港在回归后推行的通识教育，我觉得是很有问题的，因为只是把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放进通识教育里学。学习国家的历史不能这样，不是你想学哪就学哪，不想要哪部分就不要。
而且通识教育竟然没有统一教科书，老师想用什么教材就用什么教材。我当时就提出，这样搞下去，香港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问题将后患无穷。
其实我本来在做学生成长和教师培训的课题，但是我把它们统统放下，专注于在香港推动国史教育，坚持要中国历史独立成科。在担任林郑月娥竞选顾问期间，我对她说，中国历史科一定要恢复独立必修地位。
香港回归25年来我感触特别深的两件事，一件就是我们终于把通识教育科“打掉了”，另一件就是中国历史成为香港初中的独立必修课。
（观察者网注，自2021/22学年开始，通识教育科将逐渐被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取代）
现在，我希望在3到5年内，让中国历史也能成为香港高中的独立必修课。新特首李家超上任后，我也会向他争取。
2022年7月1日上午，李家超宣誓就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图源：视觉中国
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社会逐渐恢复稳定，但站在教育的角度，我觉得我们还有三步要走。第一是不能过于焦躁。第二，香港教育界、特区政府和社会，我们不能因为有了国安法就懈怠，我们要把我们的教育失地追回来，不能掉以轻心。第三，是不能回避问题。
中史教育成为香港初中独立必修课后，香港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有所提升。过去5年，国史教育中心也在民间大力推动国史教育、国学教育以及国情教育，我们做了大量工作。像是2019年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我们就请我们的顾问学者选出5位五四人物，请香港学生票选“年度历史人物”，当时有三百多所学校参加。
我认为，在推动国史、国学、国情、国安教育方面，要做到三方面合作。首先是特区政府。坦白说过去二十多年香港做的并不好，现在重头再来，政府要加大力度，加大投资。第二，学校本身也要承担非常重要的教学使命。第三就是民间团体。
我还没从风采中学校长任上退下来的时候，已经有一些学校想用很高薪水聘用我，我没有答应，而是选择在国史教育中心，联合一批学者、退休或在职的老师，一起推动国史教育。
我想整个香港社会都应该负起责任，培养青少年具备香港情怀、国家观念、世界视野，这是不可动摇的铁三角。
“区议会要改革，让真正做事的人跟内地基层交流学习”
刘佩玉 香港深水埗区议员
香港回归那一年，我正在念中学三年级。那天外面下着倾盆大雨，我坐在电视机前看着直播，心潮澎湃。
看到英国国旗降下来，我们中国的国旗升上去，心情非常激动。我们的驻港部队非常威风，那句“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的霸气喊话，今天依然记忆犹新。
这25年来，还有很多印象深刻的画面。2008年的北京奥运，香港也参与其中，承办了当年的马术项目。那一年，奥运会给香港带来很大的震撼，我们去街头迎接火炬，迎接奥运健儿来港，爱国情怀高涨。
2008年5月2日，香港学生沿途欢迎奥运圣火 图源：新华社
也是在2008年，我成为了深水埗区议会议员。
但自打我从政开始，就感受到无论是立法会还是区议会，都是以搞政治为主，不停地搞政治斗争，特区政府也要去应付这些问题。很多工程项目迟迟无法推进，民生、经济议题都停滞不前，一些福利措施都在立法会被“拉布”（即冗长辩论）阻挠。后来又出现了2014年和2019年的风波，大家看到这些都非常心痛。
直到2020年香港国安法的落地，香港开始由乱转治，由治及兴。
作为一名区议会议员，我认为香港的区议会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它是市民和政府沟通的桥梁。但过去区议会被一些乱港分子或西方势力利用，被太多政治议题干扰，并没有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未来，区议会要集中精力搞好民生、搞好经济，把政府的政策措施更好地传达给市民，协助特区政府改善香港的一些“老大难”问题。
我所在的深水埗是基层市民比较多的地区，目前香港基层市民主要还面临两大问题——住房和医疗。住房问题大家都很清楚，轮候公屋的人很多，房屋数量却跟不上。没轮到的基层市民可能只能住劏房，或者承担高额租金。
至于医疗问题，大部分香港市民都是在政府公营医疗机构看病，但现在医生护士人手不足，就会有很多人要轮候做手术。私立医院又很贵，对一些市民来说，他没条件去私立。这种失衡的问题要如何解决，是否能考虑把部分公立医院的病人转到私立医院，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政府去动脑筋的。
住有所居可以让人心安，疾病求医也应该无论贫富，我希望新一届特区政府在这两个方面能做出改革。
7月1日上午，刘佩玉参加香港特区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特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 图源：刘佩玉脸书
现在内地的发展可谓一日千里，城市和农村发展迅速，人民幸福感也有了很大提升。从区议员的角度，我觉得香港区议会也可以多借鉴内地社区、居委会的经验。像是在疫情期间，内地的基层工作者如何宣传政策、如何组织大家去做核酸、如何安抚市民，这都是近期可以参考的内容。
未来香港区议会需要改革、优化，让真正做事的人可以跟内地不同的行政部门增加交流沟通，学习社区治理。
我对香港的未来充满信心，也充满期待。在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之际，希望在新特首李家超的带领下，第六届特区政府管治团队，还有整个公务员团队能增强向心力、凝聚力、执行力，让市民有获得感、幸福感。
“真正的去殖民化教育，近几年才开始”
穆家骏 香港培侨中学教师、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副主席
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我念小学一年级，还不是很明白“回归”是怎么一回事，但有两件事让我记忆深刻。
第一是回归前进行的香港特区第一届行政长官选举，当时有3名候选人，我记得在电视上看着他们唱票，就像我们小学里面选班长一样。
第二件是就是香港回归前一晚，也就是1997年6月30日，解放军驻港部队第一次进入香港。那一晚的场景我印象很深。
我中学就读于香港培侨中学，2013年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后，抱着“以生命影响生命”、传承母校“培才思报国”办学理念的初心，回到培侨中学任教，教授的是中国历史和通识科。
香港培侨中学教师穆家骏 作者供图
我觉得香港真正的“去殖民化”教育是从近几年才开始的。
回归以前，港英政府的教育一直都是“去中国化”，或者是“厚古薄今”，大多讲古代史，对于近代历史很少去说。更是把鸦片战争洗白成“贸易战争”，但实际上这就是一场由肮脏的毒品交易引发的侵略战争。
另一方面，港英政府不遗余力地打压我们的国民身份认同，也不允许我们升五星红旗。培侨中学是一所传统的爱国学校，上世纪50年代，我们第二任校长杜伯奎先生，就因为学校图书馆藏有陈嘉庚《南侨回忆录》以及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两本书，遭港英政府递解出境。当时杜校长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就被送到罗湖。
英国人就是用这种打压的方式，阻挠我们建立一个正确的中国人的价值观。
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香港回归后。一些缺乏国民身份认同的人参与到香港教育政策制定当中，让我们的教育在回归后走了一些弯路。
以通识教育为例，我觉得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就像你得到了一把菜刀，用来切菜是没问题的，但用来砍人那就犯法了。殖民时代培育出来的很多老师或教授，很多都明显缺乏国民认同，对内地是有偏见的。所以他们教出来那些通识科老师，就把通识科变成了一个可以自由宣扬政治理念的平台，整个通识课程就变味了。
此外，多年来特区政府推动国民教育或者爱国主义教育的进程，也在反对派或者乱港势力的阻挠之下变得很艰难。
这种情况直到最近几年才发生改变，尤其是在香港国安法立法之后，配合国安教育，又进一步加强了我们的中国历史教育，把香港的历史融入整个中华5000年的历史中，让学生更能够体会到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身份认同。
香港培侨中学升旗礼 图源：香港文汇报
我能明显感受到这两年香港教育的变化。前几年在香港，基本上是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社会氛围非常纷乱，学生也会受到一些网络上政治风波的影响，无法静下心来学习。
随着国安法的实施，香港的社会气氛再次恢复平静，大家可以真正地回归学习，回归作为学生的基本要求。更重要的是，通过课程改革，我们能让学生通过历史教育或者国安教育，感受到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
作为一名教师，我觉得香港整个教育体系除了课程和教材的改革外，也应该重视教师培训，毕竟教师是课堂中的重要角色，我们推广爱国主义教育或者国民教育，都需要从师资培训入手。比如可以让香港准教师去内地接受培训，增加他们对国家的认识，这样才可以让他们把正确的教育观和内地的发展情况告诉我们的下一代。
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和香港息息相关，香港的教育也要参与其中。例如我们在推动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教育，还有加强学生对国家发展的认识，让他们更好地把自己未来的人生规划和国家发展相结合，坐上大湾区发展的快车，让香港有更好、更顺利的发展。
“阴霾已经散去，香港一天比一天好”
周佳明（阿MAY） 香港警嫂
25年前，香港回归了。
那时，包括我在内的很多香港同胞都很激动，因为我们不再是流浪在外的游子，我们终于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沉浸在回归的喜悦中，发自内心的喜悦。
然而，在回归之后的这些年里，特区政府在许多重要政策制定及实施上，一次又一次遭遇反对势力的阻挠和破坏，被所谓的“民主派”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和方式拖延。
2019年的“黑暴”是让我印象最深的事。在此之前，香港表面上还算“风平浪静”。如果不是这场风波，很多人都无法察觉到，原来英国人早在离开前，就已经为香港埋下了那么多的“定时炸弹”：生搬硬套的制度、有问题的教材、别有用心的各类组织……
2019年9月11日，阿MAY（左一）和朋友一起送月饼撑警 图源：新华网
香港只是一座城市，作为特区它依然稚嫩，单靠自己又怎么可能承受这些处心积虑的算计？港人治港的高度自由，让香港长期暴露在西方势力的渗透和角力之下。
我能成为大家所熟悉的警嫂，主要原因是基于当时的环境，我不得不站出来为警察发声。作为警察的家属，也作为一名母亲，连你都不敢站出来，还有谁会愿意站出来？大家又要怎么帮你？
另一个原因，是我当时遇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无条件给予我很多支持和帮助，这些我都铭记在心。
好在，阴霾已经散去。
香港国安法颂布之后，那些危害香港繁荣稳定，危害国家安全的势力逐渐被清理；香港社会恢复平静，我们不用担惊受怕了，孩子出门几点回来我都不用担心。
我能感觉到，香港正在变好，一天好过一天。
在这个变好的过程中，我很开心。身边的朋友都找到了自己努力的方向，有朋友希望建设香港，打算去参与竞选；有朋友为了更美好的前程，着手发展自己的事业。
无论是怎样的追求，我都打心底替大家开心。这才是正常状态，曾经的香港就是这样，狮子山精神是什么？狮子山精神就是一种刻苦耐劳、勤奋拼搏、开拓进取、灵活应变、自强不息的精神。
警嫂阿MAY 受访者供图
老实说，香港是非常具备发展条件的，但这些年来那么多政治纷争，我们把自己给耽误了。看到内地日新月异的发展，我都觉得非常惭愧。我希望两地通关后，能有更多的香港人去内地，亲身体会我们国家的变化和发展。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在我看来，97年香港回归是“第一次回归”，那时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但现在回头看，当时应该是还没有“完全回归”；而国安法之后的香港，则是“第二次回归”，所有的事情都开始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当然，这次“回归”同样需要一个过程。
我很清楚，这个过程或许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我们心怀憧憬。因为，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现在，香港小朋友都主动跟着我们唱《歌唱祖国》”
金晖 香港山东侨界联合会当然会长
虽然我是山东人，但在香港工作、生活了那么多年，我想我已经融入了这座城市。
我父母那一代1995年左右就来到香港，而我真正定居香港是在2014年。当时我辞掉了在英国的工作，先是在深圳发展了三四年。因为父母年龄比较大了，就来到香港。
我在香港理工大学读了第二个硕士学位，本想进入互联网行业，但发现香港互联网行业才刚起步，距离内地的互联网产业差距太大了。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了保险业，每年的收入都非常可观，最低有7、80万，高的能有100多万。
保险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又和其他人一起做租房、留学配套服务，在香港积累起很多人脉。同时，我也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在山东侨界联合会，我们会做一些推动鲁港两地，或是粤港澳之间的交流活动。
香港山东侨界联合会当然会长金晖（右一）
在2019年“黑暴”最猛烈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多社会工作，团结爱国爱港的香港市民，后期则是大力支持国安法落地。在此过程中，我们也是看着“黑暴分子”的声势开始逐步减弱，最终完全覆灭。我觉得一些香港年轻人受到了西方势力的蛊惑，他们没有经历过老一辈受到英国人歧视的那种痛苦。
我记得1997年香港回归时，我们全家都在看直播，看着五星红旗升起来，家人都非常激动，我当时年纪小，不是很明白，但还是有感受的。
现在回过头去再看当年的回归直播，觉得非常感慨，香港这颗东方之珠终于回到祖国，很多老一辈香港人传达出的感受就是“终于可以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了”。
在香港的这些年，我看到的最大变化就是香港人心的回归。我们能看到这几年随着“黑暴”覆灭，人心回归是越来越成功的。
前段时间，我们带领社区义工参加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活动的时候，一起唱《歌唱祖国》，有很多年轻的香港本地家长带着小朋友参与进来，小朋友会自己跑过来问我们要国旗，还跟着一起唱歌。
这种景象在前几年几乎是没有的，之前都没有多少人会唱《歌唱祖国》这首歌，这种变化确实非常大。
不过，我觉得香港社会对于本地青年的工作确实还存在不足，青年对国家了解不够深。香港教科书介绍中华民族历史的内容太少，近代史就更少了。我跟香港一些年轻人聊过，他们到了高中，历史是选修课，他们觉得我不想学我就可以不学，可以换一个自己比较擅长的，最后能考上大学就行了。历史怎么能说回避就回避？我们又不是英国，所以这块是有问题的。
当然现在这些问题也在慢慢改善，像是7月1日香港的故宫文化博物馆就要开放了，把故宫的国宝拿到香港来做展览，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大。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图源：香港文汇网
香港未来要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觉得粤港澳大湾区这个概念非常棒，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港群和空港群，有华为、中兴、腾讯、大疆这些企业，拥有自贸试验区，是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制造中心、投资中心、企业孵化中心，即使是旧金山湾区也没我们那么全。
香港要把握机会，提升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同时发挥香港在金融领域的引领带动作用，和大湾区其他城市形成优势互补。
香港是一个国际都市，更是一个属于中国的城市。作为连接世界和中国内地的一个枢纽，香港的特殊地位难以被取代。她的特殊性、国际性、多元性以及包容性，对粤港澳的年轻人来说也是充满了机遇，我觉得，今天无论是内地的年轻人，还是香港本地的年轻人，都能在这片土地上获得很好的发展。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我衷心希望香港的未来更辉煌，希望香港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能够继续发挥她独特的光芒。
“如此丝滑，乜咁就回归啦”
唐先生 从事农产品国际贸易行业
香港是一座经济城市，它的生命力在于能否发挥出这个功能。
这种经济活动的特色曾是一种“买办式”的中介模式。从1842年英国人来到香港开始,香港的经济活动层面就是沟通中外的贸易生产。这种基因一直是香港的主体基因，或者叫在地机构文化。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香港的本地制造业开始发展,此后又承接了日本转移过来的、以出口欧美市场为主的轻工业。随着1978年中国内地改革开放，香港的中介人基因愈发凸显，尤其是在金融业上。
香港回归之际，我由加拿大回流香港。
当时有一个有趣的现象，1997年7月1日后，很多朋友在下午茶时或朋友聚会说：“乜咁就回归啦（这样就回归了）？”
因为一切都如同“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一般。大家对如此“丝滑”、水波不兴的政权移交，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1997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香港回归25年以来，我感受最深是有两点。一方面是香港和内地融合的加大。以前，那些在内地投资的香港人，相当多都是纯利用内地的生产优势，如低工资、低地价等。但在慢慢看到祖国的迅速发展之后，也变成了真心爱国人士。我身边的朋友，有很多都是从不关心内地或心里抗拒中央政府，变成支持拥护中央政府。
但另一方面，一些反共反华分子利用中央宽松的治港政策，迅速在各行业发展自己的政治力量，教育界更是重灾区。2014年的非法“占中”和19年的“黑暴”就是这种力量的表现。一部分香港市民被大量不正确的政治观念渗透，少数年轻人和知识分子对祖国产生疏离感，一些甚至堕落成“港独”分子。
我觉得香港最大的优势在于法治，这一点，对保持香港作为中外经济交往的桥梁是至关重要、且是唯一不二的关键。
我期待今后香港能在促进国内法治体系的建设中，作出她应有的贡献，一如在改革开放初期，香港对内地招商引资的成功作出的贡献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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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香港回归背后的故事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黄博宁】
一转眼，香港回归20年。1997年，香港人口650万，2017年，增长至737万，20年间增加了90万。有内地背景的新增人口，以来港方式计，可粗略分成三类。第一类，持单程证，来港与父母、子女或配偶团聚。第二类，读书来港，毕业留港，俗称“港漂”。第三种，通过优才、专才计划来港，包括海归及内地知名的体育和文艺界人士。香港本地媒体，喜欢统称这些人为“新香港人”。
单程证来港 融入最彻底
根据内地公安部政策，持单程证来港，有5种情况。包括夫妻团聚、子女来港照顾无依靠的父母、无依无靠的老人来港投奔亲属、无依无靠的儿童投奔亲戚以及继承遗产。1997年回归至今，每天有150个单程证配额，以每年新增4万人计，20年约80万。
单程证，顾名思义，是“有来无回”。以夫妻团聚方式为例，从领结婚证到配偶可以来港，需要约5年时间。一旦资格获批，申请人要注销内地身份证、户口及护照，申请香港身份证。居住满7年，可成为香港永久居民，享有选举和被选举权，有资格申请公屋、居屋和生果金等福利。
根据港府2011年的数据统计，单程证人士有大专以上学历者16%，高中以上学历者28%，低于香港同类指标。他们中50.2%是自由职业者，即家庭主妇。在外工作的，大多在酒楼、茶餐厅、工厂、工地等场所。广东福建来的最多，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四川也不少，北方及江浙少见。
嫁港内地女子当义工，以“过来人”经验助新移民
一位50后，80年代从广东移民，很快生下一儿一女。现在儿子从事印刷业，女儿从事保险业。她退休前在九龙某大型商场担任保洁员。几年前，90多岁的先生在养老院终老。现在一家三口住在公屋中，月租不到3000，儿女每月交家用。她说，知足常乐，常回广东老家住住，得空去内地旅游，旅行团安排费用不高，就是享福了。
一位80后，21世纪初嫁来香港。先生是建筑工人。在香港“搬砖”工资不低，月入至少两万，秒杀一众有本科或硕士文凭的毕业生。“搬砖”也着实辛苦，不容易顾家。这位友人每天7点起来，做早饭，送小女儿到幼儿园，回家做家务，给老人张罗午饭，下午在麦当劳兼职，接小女儿回家，给一家人做晚饭，督促女儿写作业。晚上十点，才有个人时间。
还有一位川籍朋友，在成都当志愿者时，遇见了来做义工的港籍先生。两人结婚，她先到深圳工作，可先生家住港岛，两地往返辛苦。为了夫妻团聚，单程证还没有获批，她就申请探亲签证来港。由于没有香港身份证，她无法工作，靠学广东话、当义工、搞代购打发时间。她说，拿到身份证，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工作，脱离社会好几年，不能再耽搁了。
持单程证者是内地移民中最稳定的一群，也融入的最彻底。随着居港时间的增加，语言和生活习惯逐渐和“旧港人”趋同。回归以来，除了去年立法会，每次大型选举，泛民主派的得票率都下降2%至3%。根据得票结果推算，新移民约6成选票投建制派，4成投温和的泛民主派，与“旧港人”的倒四六，有一定差距。
十万港漂 香港新活力
“港漂”是最近十年，香港产生的新群体。“港漂”的说法衍生自“北漂”，指通过读书来港及毕业留港的人。1997年至2003年，港漂只有少数公费生。2003年，教育部批准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8所学校向内地招收自费生。2008年，又允许非本地毕业生无条件逗留一年，以便找工作。那之后，每年有1至2万内地生进入香港。截至2015年底，5万多名毕业生申请逗留签证。现在生活在香港的“港漂”约15万。
港漂在香港
港漂来来回回，流动率高。到底有多少港漂变成港人，港府入境处没有数据。结合坊间讨论以及实际感受，毕业就回去的，大概一半；工作两三年回去的，又有一半；满7年之前，再走一部分；最后换永居的，大概20%。十多年前，还没有开放自费生来港时，“老港漂”的去留比如此，现在依然如此。
港漂们年轻，最资深也是80后，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完成了高中或大学教育才来港。他们绝大多数认可内地的发展模式，对国家、对自己有足够自信，又能吸取香港的多元文化和思想。分布在金融、法律、商贸、建筑、传媒等领域。无论从学历、职业素养、进取意识上看，都有相当可能成为香港社会的中上层。
初到香港，很多人不习惯粤式饮食，想念家乡的味道。想念不如行动，“内地学生重镇”之称的红磡，现在有四川冒菜、陕西凉皮、麻辣火锅、烤鱼等人气小店，这些都是港漂创业而来。也有人看准其他市场，如香港本没有职业摄影机构，一位籍贯浙江的80后，先在深圳试水，2年之内开了四家店。香港沙田的科技园，有技术领域创业的案例。得益于优越的营商制度，不少第一个“吃螃蟹”的港漂，都迎来了事业和物质的双丰收。
港漂也有烦恼。首先是广东话。开放自费读书之后，内地生组织迅速壮大，港人的普通话水平又快速进步。现在即便在港读本科，毕业也未必能讲粤语，更不用说只有一年学制的研究生。很多人普通话畅行香港，就如当年英国人只讲英语。这样生活不是问题，但地气就少了点，融入也更难。
其次是环境。香港路窄，起伏不平，左右蜿蜒，走在街上，常被建筑遮挡视线，觉得视野狭窄，看不到远方。房屋难题也让人不知如何安身立命。港漂大军中，男女比例1:3，愿意找本地人的不多。如果收入不足以买房，又解决不了个人问题，想留也很难留下。
最后是归属感。港漂回到内地生活圈子，常不知朋友的笑点在哪里。广东籍港漂即便语言无碍，和当地人也不全一样。港漂到底是哪边？讨论了很久，大致有个共识：港漂就是港漂，既尊重在内地的过去，也尊重现居的香港。重要的是，要在内地朋友唱衰香港时，为香港解释，也要在香港朋友散播对内地的偏见时，作出澄清。帮助沟通两地，消除百多年的隔阂。
曾有研究者指出，香港社会长期受“难民思维”主导。50年代到80年代的移民，或多或少对内地有心结。港漂的到来，彻底打破了原有移民的思想构成和地理分布。这一群体的壮大和成长，有机会从根本上帮助香港完成人心的回归。
优才专才 高大上人士
除了传统移民和港漂，港府还有“输入内地人才计划（专才）”、“优秀人才入境计划”以及“资本投资入境计划（2015年初取消）”。截止2015年底，超过11万人通过上述途径来港。
优才计划2006年开始实施，每年1000名额，获批即可获香港身份证，不需要工作担保。不知什么原因，实际申请人数很少，远达不到配额。很多家喻户晓的人士，就是通过优才计划入港。如奥运冠军伏明霞、郭晶晶、李小龙，钢琴王子李云迪、朗朗，演员汤唯、章子怡、孙俪、胡军、李冰冰等。明星成港人，多看中香港的国际化、制度透明、购物方便、护照好用，发展重心还在内地。其他在港定居人士，主要来自金融和信息技术领域。
很多明星都是通过优才计划入港，图为汤唯
内地专才计划，其实是一种工作签证。大量海归，或有外企及有国际工作经历的人，通过该计划来港。根据海外学人联合会统计，2006年持工作签证来港的1125人，2010年上升至5118人，集中在互联网、金融、法律、科技领域。“优才”和“专才”，价值取向与“港漂”接近。由于没有在港求学的经历，流动性更大，更愿意把香港看成人生的一站。
一位朋友，籍贯上海，本科毕业去新加坡工作，随公司调动来到香港，至今5年。对于香港的永居，她举棋不定，因为一旦申请，就面临注销内地身份的难题。所以如果有更好的选择，可以随时离开。
另外一位朋友，原先在北京工作，通过层层选拔来港，成为公司第一个内地人。她看中公司提供的出差和游历机会，如果能在港找到另一半，就稳定下来。不然，计划去美国或新加坡定居。
还有一位，在金融机构工作，月薪诱人，孩子在国际学校上学。他说，香港是个好地方，可如果明天要走，没问题，感谢香港几年的照顾，马上可以打包行李。
也有想留下来的专才。一位在圈内小有名气的朋友，2010年英国研究生毕业来港，任职于律师行，不仅活跃在专业领域，也是社团的积极分子，选举中为建制阵营拉票。尽管广东话不算太灵光，但他的感情已经投入香港社会，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发展建言献策，获评十大杰出新香港青年。问他，马上7年到了会换领永居吗？他有点犹豫，因为换领要注销内地户口，多少有些舍不得。
港漂也有相同的顾虑。喜欢香港，对香港有感情，可也不愿意放弃内地身份。圈子里有句戏言，一旦拿了“回乡证”，故乡就再也回不去。很多人都幻想有朝一日，国家可以放宽政策，有换领回乡证不再需要注销内地户口的一天。
97香港回归放的不再犹豫
天地将为之变色 历史将为之改辙讲好中国收回香港故事.
九七龙虎斗：中英博弈首次揭密之作，连载巨构，不容错过。
香港回归已经整整24年。39年前的1982年中英正式谈判香港前途问题，预示着“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撤”，然而变色之中有不变者，改撤之中有旧痕迹。香港有十五年的过渡期：过渡期的安排在1997年6月30日政权交接之后一直延续至今。英国人以交出香港主权和治权为筹码，换取了一个1997年之后仍然方便西方世界对香港保持巨大影响力的政治安排。这个安排在北京需要香港平稳过渡、继续对中国提供经济价值而作出的“一国两制”的框架中得以实现。双方既有合作又各取所需，相互防范，因此，尖锐复杂乃至很激烈的斗争不可避免·香港也“在劫难逃”的迅速政治化。
九七香港主权回归交接仪式
英国人走了，但英国人留下了政治遗产，留下了一支政治队伍，留下了一个他们在1997年前就定下的政治目标。这个遗产、队伍和目标与北京贯彻的“一国两制”，与香港的经济发展，稳定和谐相扞格。20年来，他们不断主动进攻，挑起事端，制造冲突。不消说，他们的所为得到美英和西方反华反共势力的喝采及支持，问题绝不简单。
温故可以知今，抚今应该追昔，本巨构之开辟就是要做这样的工夫，再现历史之风貌，揭穿鬼域之伎俩，撕破妖人之画皮。看看如今某些绅士淑女、民主斗士、达官显贵都是什么“鸟”变的。
政府总部挂上中国国徽
中英两国政府正式谈判香港前途问题，由1982年9月前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撒切尔夫人）访华而揭幕。这之前中英领导人已就香港前途问题之解决做了铺垫。1977年7月邓小平再次复出，当时英国首相卡拉汉对此极为敏感和关注，与他的政治顾问Tom McNally讨论邓复出后对国际问题和香港问题的可能影响。卡拉汉是很早接触香港问题的政治人物，他的仕途经历和英国情报部门关系密切，相当了解香港问题的核心机密。紧接着英国情报机关再次出手。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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