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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普法百科 编辑:范惠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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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据韩媒SBS报道,《杀人回忆》原型华城连环杀人案凶手已被锁定。根据韩国警方的比对,嫌疑人的DNA与十起案件中的两起相符,该证据直接指向在收监中的李春才。此前,李春才已经因对妻妹性暴杀人而入狱。不过韩媒同时表示,因十起案件中的第八起为他人的模仿犯罪,剩余七起是否与李春才有关,仍需进一步调查。

华城连环杀人事件是韩国一起著名的连续奸杀案,该事件发生于1986年9月15日至1991年4月3日的京畿道华城郡(现华城市)附近村庄,有10名女子受害,仅1人幸存。当时警方投入180万人进行搜查,鉴定了570组DNA、180根毛发、40116枚指纹,均一无所获。2006年,因第十次事件超过公诉期,华城连环杀人案被定为未结案件,这意味着即使凶手未来落网,也不能对其进行起诉。

9月19日上午,京畿南部地方警察厅召开“华城连环杀人事件”记者招待会。韩媒爆料,李春才曾被评为一级模范囚犯。服刑期间,他还迷上了陶艺制作。由于手艺精湛,在2011年和2012年的在押人员陶瓷展上,他的陶瓷作品还被展出。在接受警方调查时,李春才坚称自己与华城连续杀人案没有任何关系。

华城的影像记忆

1996年,华城连环杀人案被韩国话剧团体“演友舞台”搬上舞台,并起名为《来看我吧》。2003年,以这起杀人案件为蓝本,奉俊昊创作了电影《杀人回忆》。在片中,宋康昊和金相庆饰演了两位风格大相径庭的警探。朴度文(宋康昊饰)邋遢腐败,靠“读脸术”断案,而年轻的徐泰润(金相庆饰)则追求逻辑和证据,希望在资料整理中找到线索。后期,宋康昊凭借该角色获得金钟奖最佳男主角,这也是奉俊昊与宋康昊的首度合作。

影片以金黄的稻田开头,并在相同的场景给予了观众一个开放性结尾。它最终没有指明凶手是谁,而是描绘了一幅血腥丑陋而又恐怖荒诞的社会图景。

2014年及2015年,韩国tvN电视台参照华城连环杀人案拍摄了电视剧《岬童夷》和《信号》。“岬童夷”是当时嫌疑犯的绰号,前者主要就描述时隔20年再次回来的案件元凶岬童夷,与不惜一切要缉捕他归案的刑警河武念之间的交手。后者则借用时空交错的叙事手法,从罪犯侧写师的视角描述了相隔15年的两人交换线索,携手调查悬案的故事。后来,日本还将该剧改编为《Signal 长期未解决事件搜查班》。

从《信号》开始,公众逐渐把关注点从追查嫌犯转移到对于法律追溯期这一制度的讨论上。《信号》大量参考了现实案件,除华城连环杀人案外,还有轰动一时的密阳性暴力事件、大盗赵世亨事件、新亭洞杀人事件,片头的女童诱拐案更是直指韩国早前的公诉时效争议。

2017年,韩国OCN电视台开始播放电视剧《隧道》,讲述刑警朴光浩(崔振赫 饰)穿越到2016年重新调查30年前的连续杀人案的故事。同年,由李钟硕参演的以华城连环杀人案为故事主轴,增加南北朝鲜政治背景的电影《杀人优越权》上映。2018年的《检法男女》第27集同样影射了华城连环杀人案。

12年来,韩国的影视不断发起对华城连环杀人案的探讨。从中,我们也能看出韩国民众对这一事件的恐惧和同理心。以穿越、时空交错、借用其他宇宙观等方式,韩国影视从业者试图揭开嫌犯的身份、成长环境,并推动警政系统、法律追溯期和其他未结案件的发展。

“迟到”的刑事追责

根据诉讼时效的立法宗旨,为维持法律的稳定性,根据犯罪性质的不同均规定了相应的诉讼时效。一旦超过对应的时限,将停止对犯人行为的刑事追究。

韩国《刑事诉讼法》规定,韩国杀人犯罪的诉讼时效为25年、盗窃10年、强奸10年(情节严重者15年),放火15年。其中杀人犯罪的诉讼时效曾为15年,经2007年重新修改后延长为25年,并规定2000年以后发生的杀人案件均适用25年的诉讼时效期。

2015年7月24日,韩国国会以199票赞成、0票反对、4票弃权再次修正《刑事诉讼法》,此后25年杀人犯罪公诉时效被废除,杀人犯罪案件将被永久追诉。这次获得通过的修正案也被称为“泰完法案”,起源于1999年的金泰完遇袭案。当时,年仅6岁的金泰完在上学途中突遭不明身份犯罪分子浇泼硫酸,在接受49天的治疗后因病重不治身亡。但由于没有客观证据,案件无法提起公诉,只能因诉讼时效问题而被迫结案。

在法国、日本等国家,也有相应探讨刑事追诉时效制度的影视作品。银熊奖获奖影片《感谢上帝》根据伯纳德·普雷纳特神父的真实案例创作,这位神职人员曾于2016年被指控在里昂对70名男孩进行性侵犯。在影片中,虽然明知二十年的刑事追诉时效期已过,男主角亚历山大还是向警方报案,控告神父的罪行。

由木村拓哉、二宫和也主演的日本电影《检察方的罪人》同样加入了追诉时效的情节。但不同的是,影片实际上讨论的是司法制度的盲区,即是否应当脱离法律约束,惩罚追诉时效已过的犯罪。野启一郎(二宫和也饰)和最上毅(木村拓哉饰)分别代表着法理与情理双方的对峙和冲突。

为了保障人权、保证量刑,中国同样遵循刑事追诉时效制度。《刑法》规定,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十五年;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韩国的电影立法

韩国法庭片常爱探讨法律、人情之间的灰色地带,通过改编原型故事展现社会现状和社会矛盾。不少案件虽然在法律程序上已经完结,但通过电影和纪实文学的记录,针对事件的社会批判才刚刚开始。

2011年9年,电影《熔炉》上映,片中情节随即在韩国民众中掀起轩然大波,韩国百万网民联名要求重新调查审判。上映仅37天,韩国国会以207票通过、1票弃权通过《性暴力犯罪处罚特别法部分修正案》,又名“熔炉法”。光州警方也重新侦查此案,将性暴力侵害案的另一主要当事人实施逮捕。影片不仅还原了听障学校中校长和教师的犯罪行为,还指向了警察部门与学校勾结、司法部不作为等社会问题。

控诉韩国司法体制不公的还有郑智泳执导的电影《断箭》。它从“石弓事件”出发,通过两次公诉场面展现了私立大学和大韩民国司法机构的对峙。影片一经上映,韩国司法部便对该片表现出极强的紧张情绪,甚至发布公告反驳片中的主张。电影中法官的原型人物李政烈也因此遭受舆论谴责,最终甚至违法公开了“法官协议内容”。

安镇修在《韩国法庭影视剧研究:以法律形式主义与大众定义之间的关系为中心》中写道:法庭电影的创作意图并不在现实与虚构的区分上,而是通过虚构来形成反省、审查现实的环境和氛围。无论是《杀人回忆》,还是其他根据真实改编的影片《熔炉》《断箭》《孩子们……》,都反映了社会对于韩国司法制度的反思,以及对不公势力的控诉。这种法庭片的控诉功能也逐渐成为韩式法庭片的类型特征。

在《杀人回忆》上映时,奉俊昊曾表示:“我不知道真正的凶手是谁,但这部影片有540万人次观看,我相信,凶手就是其中一个。”如今,真正的华城连环杀人案凶手已落网,但答案却似乎永远不存在。荒诞的现实和人性中的暴力仍在继续,世界上的不公并不能如同华城案一样迎来水落石出的结局。

参考文献:

[1]金宝镜.韩国法庭片的特征及社会意义——以电影《熔炉》《断箭》《辩护人》为例[J].当代电影,2015(10):70-74.

[2]王真.《断箭》:射向韩国司法部之箭. 大众电影.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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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电影抹黑其他国家也不是一回两回了,杀人优越权这部电影,除了向自己国家开刀外,朝鲜、美国、中国全部躺枪,甚至俄罗斯也被挂上名。

明面上是一个抓捕杀人犯的故事,实则却是几个国家对内对外的算计与博弈,包括政权腐败与弱国外交都有不同层次的体现。

故事有深度讽刺,也有精彩反转,从不同视角观看,属于爽点与反感并存。反感的源头就是李钟硕饰演的反派官二代,总是一副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再加上他做的那些缺德事,恨不得早一点弄死他。也正是他的人设和行为,更加凸显出批判的内核。

李钟硕究竟是谁?

他是朝鲜高官金模术的儿子,背景雄厚的官二代。因父亲金模术管理着部分朝鲜在中国的账户情报,美国人推断李钟硕在离开朝鲜时,一定掌握着这份情报,于是对其进行政治保护。

有了美国人撑腰,这样一个问题少年,先后在朝鲜、俄罗斯、香港、韩国犯下连环杀人案,却依然可以安然无恙,逍遥法外。

难道没有真汉子想要为民除害?有,总会有充满正义感的人存在,可惜一个人的力量,又如何斗得过官职与政治的黑暗。

2008年,李钟硕和他的狗腿子们,在朝鲜的郊野路边绑架了一名女学生,随后女孩遭受了非人的凌辱与虐杀,家里的父母兄妹也难逃毒手,现场惨不忍睹。这女孩为了拍这场戏,也是有颇大的付出啊。

一连十二起凶杀案,朝鲜安保部有意包庇凶手,刻意调走了想要调查的李部长。李钟硕等人逃过了法律的制裁,李部长勉强逃过了李钟硕的反扑,保住一条命来到了韩国。

2011年,首尔出现了类似的连环虐杀惨案,被害者达到九人,曾负责调查的警员赵成伍,疑似压力太大选择自杀身亡。警队高层考虑到逐渐发酵的社会恐慌,决定无论以何种方式,要求蔡组长尽快解决这个麻烦。

嫌疑犯很快就锁定了,警方下令紧急逮捕,有人抓自然就有人救,受美国影响,国调院一脉派张东健全面力保。多方博弈拼的就是效率和主动权。警方赢了第一回合,将人带回警局扣留48小时。

同时,蔡组长还下令警员们一点点地看监控视频找证据,张东健则直接黑入警局的监控监视警察,这操作不一般的骚啊,不得不夸还是特工的IT技术好。只是知己知彼,却非能百战百胜,警方最先通过监控,破掉了律师拿出的不在场证明。

张东健也不差,很快找到了李钟硕的狗腿子,很明显是一个可以顶罪的黑锅。而且国调院明显有备而来,证物做得相当充分,能够符合警队与国调院双方的利益。

于是就有了毫无意外的官官相护,李钟硕被带到国调院,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更加放肆。你敢想象他在国调院的眼皮子底下,还肆无忌惮地对国调院女职员下黑手么,虽然没有闹出人命,无疑是在刀尖上疯狂试探张东健的底线。

另一边韩国的蔡组长和朝鲜的李部长,两人短暂地达成了合作,绝不能向恶魔低头。只是现实是残酷的,前者被李钟硕突然发狂枪击重伤,后者被手下出卖,由李钟硕成功反杀。

蔡组长的事情深深刺激到了张东健的内心与思想,他对李钟硕的厌弃和愤怒,已经快到井喷的临界点了,也为最后的反转做了大量铺垫和阐述。

李钟硕能这么一直坟头蹦迪?当他失去利用价值的时候,就是他的死期。

2013年,金模术党羽垮台肃清,存在中国的钱已经被中国成功控制,此时美国情报组出现了信息差,趁着这个机会张东健开始放飞自我。

李钟硕肯定是在香港又杀人了,需要美国人来善后,美国的做法居然是把张东健找去充当杀手抢人,这种呼来喝去的做法,也为张东健增加了不少BUFF。

之前没看出来他的身手和枪法这么强,所以香港警方成为被黑得最惨的一方,他们秘密派出的九人控制小组毫无反抗之力就被团灭了。

李钟硕的死属于众望所归,不过张东健还是温柔留手了,这要是给朝鲜的李部长绝对会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而且李钟硕死前的表现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恶魔也会怕死,甚至比任何人都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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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果不是疫情下的剧荒,这部2017年的电影也不会迅速流传,并不是它不够好,而是其中的内容让上位者很不喜欢,铁定不会引进,且被自觉的视而不见,或“失手”屏蔽。

二、听名字就知道这是部暴力片,但比起暴力的场面,更让人不适的是朝韩当权者对民众生命、对法律的冷漠。如果只有利益的权衡,则没有什么不可出卖,包括“自己人”。

三、恶魔从来都不光面目狰狞,衣冠楚楚更有可欺骗性。正如很多罪恶的勾当常高喊主义的口号,如果为了大局的利益,我们一再牺牲弱者的利益,那大局又有何用?且不说这大局中有多少私货?

四、中情局扮演了一贯的上帝角色,他们眼中只有最大的利益,并不会在意第三国家人民的生命、丑闻、政府和法律的尊严。

五、权势下的怪胎,哪里有会有,朝国我不知道,也不想谈。韩国的娱乐圈、政经圈丑闻不断,经常爆出大雷,总统常逃不出调查拘禁。但我敬佩的是韩国电影人从不屈服,直面问题,勇敢揭露,更感谢思密达有如此宽松的创作环境。

六、韩国人多么想对美国竖一回中指吧,恭喜他们,终于在电影中YY了一次。而韩国电影人其实对中国一直还算友好,对于香港的问题,北京的态度基本都绕过不谈。

七、在看这部电影之时,王振华案件进入二审程序,陈有西仍对他作无罪辩护。语言之无耻、面目之可憎另人悲愤,我甚至一度怀念有私刑的时代,盼望会有电影中那仍未泯灭良心的法律人出现,将犯罪分子绳之于法,将罪大恶极者永远打入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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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25日,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审理了被告人沙迪德·阿布杜梅亭故意杀人案。经过法庭举证、质证,在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况下,依法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沙迪德·阿布杜梅亭死刑,这个结果是我国刑法适用人人平等基本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展示,实现了作为现代法律基础的公平与正义。

首先,对沙迪德·阿布杜梅亭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我国刑法第4条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任何人(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除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都应受到中国刑法的管辖,这是我国刑法第6条明确规定的属地管辖原则。适用的属地性,既是一国的司法主权,更是一国的国家主权。1927年的“荷花号案”对此做了经典的阐释。属地原则已经成为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国家享有属地优越权。行为人在一国领域内实施犯罪行为,无论其为本国人还是外国人,该国均可对其行使刑事管辖权,并对其罪行适用该国刑法予以追诉。结合本案,沙迪德·阿布杜梅亭在我国领域内实施故意杀人行为,且不具有法律规定的例外适用情形,对其适用我国刑法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

其次,对沙迪德·阿布杜梅亭故意杀人罪适用死刑遵循了刑法适用基本原则的核心——罪刑法定原则。我国刑法第3条明确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罪刑法定原则是世界各国刑法理论与实践中普遍接受的一项基本原则,且在世界各国刑法中均将故意杀人明确规定为犯罪,甚至有的国家还将直接故意杀人界定为一级谋杀罪。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犯罪行为是全球公认的最为严重的犯罪之一。我国刑法第232条明确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沙迪德·阿布杜梅亭实施的故意杀人行为,无论从主观故意,还是客观行为,完全符合我国刑法关于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完全符合罪刑法定原则。

最后,对沙迪德·阿布杜梅亭故意杀人罪适用死刑满足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我国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第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我国死刑适用“罪行极其严重”的标准与1966年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设立的标准完全吻合,即《公约》要求没有废除死刑的国家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罪行极其严重。沙迪德·阿布杜梅亭在被害人拒绝与其继续交往后,蓄意实施谋杀行为,其主观恶性大,犯罪手段极其残忍,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社会影响非常严重,依照我国刑法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应当被判处死刑。这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充分体现。

总之,对沙迪德·阿布杜梅亭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是在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的基础上审慎作出的判决,是对“罪行极其严重”及其实施故意杀人行为客观判断的结果,充分评判了其故意杀人行为的客观危害性,主观恶性以及人身危险性,突显了我国刑法适用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基本原则,彰显了刑事司法追求公平与正义的价值理念。

来源: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

作者:王秀梅(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编辑:李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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