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洪水2025,武汉洪水最新实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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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洪水最新消息今天

4月27日，武汉关水位达22.81米，创下有水文记录已来的同期最高值

长江日报（官方微信ID:whcjrb）全媒体讯　1998年那样的大洪水会再来吗？这些天，这个话题成为长江边的武汉市民关注和热议的内容。

据新华社昨日消息，长江湖北段水位已全线高于1998年同期。

武汉市防洪水位分为三级，以长江汉口站水位为基准，分别为设防水位25.00米，警戒水位27.30米，保证水位29.73米。

而昨天下午5时，长江汉口站水位再度重返23.01米高位。

武汉三次大洪水水位数据

1954年8月18日水位 29.73米

1998年8月20日水位 29.43米

1931年8月19日水位 28.28米

4月25日，一位市民在长江边上观景 新华社发

这是4月25日长江武汉段江面。当天，汉口水位超过4月同期历史最高水位纪录 新华社发

湖北省防办总工江炎生说，近期湖南、江西、湖北降水偏多，是造成湖北长江水位高于1998年水位的主因。同时，三峡水库处于水位消落期，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一定程度促使水位抬高。

江炎生表示，自1998年大洪水之后，长江流域已连续多年未发生大范围、流域性的大洪水，特别是三峡工程等上游控制性水库建成投运，中下游防汛压力有所减少。但目前湖北水利建设还未全面建成，长江支流防洪及长江中下游崩岸问题逐步凸显，防洪形势严峻。

你还记得1998年那场洪水吗

1998年洪水，是继1931年和1954年两次洪水后，20世纪发生的又一次全流域型的特大洪之一。据初步统计，中国包括受灾最重的江西、湖南、湖北、浙江四省，全国共有29个省（区、市）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受灾面积3.18亿亩，成灾面积1.96亿亩，受灾人口2.23亿人，死亡3004人，倒塌房屋685万间，直接经济损失达1666亿元。

长报君将长江日报摄影记者拍摄的1998年抗洪照片重新调了出来，或许能唤起你18年前的记忆。

当我们看到这些照片时，其实镜头后的长江日报记者们面临着和被拍者同样的场景。其中有三位记者现已退休，回想1998年，回想那场洪水，他们说，“当时自己真的挺牛的”。

已退休的长江日报记者张宁说，拍抢险的官兵时，浑黄的洪水没过了他的脖子，只要脚一滑，他很可能就面临危险。已退休的长江日报记者刘洪说，当天他就和那些他片子里的人们一样，趟着深水，每天行走大半天，记录一时被水围困的江城。已退休的长江日报记者梁超说，那些日夜他就在报社和江边穿梭，拍好片子交回报社，再回到最险的水情里，累了就去江边的帐篷里打个盹儿。

感谢他们，一同为我们记录了武汉这段特别的记忆。

洪水·城市

从汉口看过去，黄鹤楼和武昌城区仿佛漂浮在江水之上。 长江日报记者田飞 摄

新洲。长江日报记者刘洪洋摄

新洲。 长江日报记者刘洪洋摄

汉江长江交汇处，南岸嘴建筑都还在。从这里看龙王庙沿江大道转弯处，江水水面高度明显高出路面高度。 长江日报记者田飞 摄

武昌汉阳门江边，江水高度也在路面之上。 长江日报记者田飞 摄

洪水·表情

暴雨连连，江水猛涨，长江水位远超警戒水位，长江水面比主城区路面都高出一米以上，导致江水倒灌，城市内涝严重。这是江汉路上人们以车为舟出行。 长江日报记者田飞 摄

建设大道与新华路交会口一带的人们。长江日报记者刘洪洋摄

建设大道与新华路交会口一带的人们。 长江日报记者刘洪洋摄

建设大道与新华路交会口一带的交警和人们。长江日报记者刘洪洋摄

汉口洞庭街的早点摊。 长江日报记者田飞 摄

武汉市儿童医院门诊部，打针看病的人们只能这样了。 长江日报记者田飞 摄

洪山区天兴洲已成一片泽国，政府工作人员划舟给困在屋里的村民送食品。 长江日报记者田飞 摄

洪水·信念

武昌区武惠堤，许多抗洪抢险队员火线入党，宣誓人在堤在，誓死保卫家园。 长江日报记者田飞 摄

汉阳黄金口，日夜不分的抢险。长江日报记者梁超摄

丹水池出现严重险情，官兵在现场抢险。长江日报记者张宁 摄

洪山区左岭镇防汛险段，岸边竖着“生死牌”，立下军令状，确保大堤安全。 长江日报记者田飞 摄

洪山区建设乡村民，煮好绿豆汤慰问抢险子弟兵。 长江日报记者田飞 摄

亲历者讲述1954年大洪水

1954年，武汉三十万军民奔赴抗洪前线

2014年，是战胜1954年洪水的第60个年头。

市水务局提供的资料显示，武汉1954年抗洪期间出生的孩子中，有1097人被他们的父母取为含有“汛”、“水”和“堤”等字的名字，以此铭记、传承城市这段历史。2014年8月，长江日报记者走访了多位1954年大洪水的亲历者，揭秘城市当年与洪水生死较量的细节。

首届人代会开到一半休会全体代表上堤抗洪

2014年已经93岁的陆天虹老人，是当年我们能查到的年龄最长的市人大代表。据他回忆，1954年8月20日，武汉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汉口中南剧场举行，出席会议代表413人。时任长江日报社社长的他，作为新闻界的人大代表，出席了会议。

当时，武汉刚刚经历了8月18日29.73米的最高洪水位，虽然洪水已停止上涨，且每天以0.02米的速度下降，但洪涛依然在凶猛地咆哮翻滚，全市上下防洪的紧张气氛未减一分。于是，在市防汛指挥部副总指挥长张平化作《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报告》，并选举产生武汉市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后，本次大会宣布休会，所有人大代表、党员干部都上了大堤，参与抗洪。

自来水管破裂引发堤内水位猛涨沿江大道筑起围堰

抗洪故事墙已经成为汉口江滩的一道风景

1954年1月，时年18岁的郭关鸣入职武汉市建设局，抗洪期间他的首份工作就是“分任务”——每天拿着皮尺、带着木桩上堤，测量、定位、打桩、编号，按责任单位的人数分段包干。

他回忆，八一建军节前后，汉口沿江大道四官殿堤段突发大型管涌，情况危急。解放军一个团的兵力及土方运输装卸、车载大型探照灯等设备迅速增援，在涌水口周围，以麻袋盛土，垒筑了一个横贯沿江大道路面的矩形围堰。在场技术人员分析，根据“连通器原理”，堰内水位接近江水水位后，上涨速度将放缓，险情基本可控。

正当众人略松了一口气时，突现异常——堰内水位突然猛涨。大家顿时傻眼了：怎么可能？突然，有人惊呼：“自来水管破了！”全场哗然。原来，由于江水持续上涨，堤防不断加高培厚，令地基对所埋管道形成重压，造成地下供水管破裂，使堰内水位高于江水水位。

值守堤角至谌家矶大堤30余名高中女生坚守40天

位于汉口江滩公园一元路路口的抗洪纪念碑

2014年，已经89岁的胡荣英老人回忆，当年她带领30余名高中女生，值守长江干堤40天未下堤。

7月中旬，时任武汉市第十六中学语文老师的她，带领30余名高中女生上堤，值守堤角至谌家矶段。白天，她们将砂石泥土填进沙袋，制作加高江堤的沙包，晚上为一线护堤人员洗衣做饭，做好后勤服务后，就睡在堤上的工棚里。遇到人手紧缺时，全体师生轮流巡堤，排查管涌、渗漏、脱坡等险情。

谌家矶不远处就是府河河口，8月中旬长江水位接近史上最高值，江面与府河连成一片汪洋，胡荣英回忆，直到8月下旬，经过3次荆江分洪，水位渐渐回落，她和学生们才下堤回家。后来，胡荣英和多名学生因抗洪表现突出荣立二等功，她本人获准火线入党。

对于武汉这座饱经水患的城市而言，即便全民抗洪的时代已经过去，但防洪仍然是“天大的事”。紧绷神经，完善预警，除险固堤，守土有责，让巍巍江城永续安宁。

武汉洪水被淹是哪一年

1931年武汉遭遇的洪水灾害，是中国近代史上受灾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且灾情最严重的一场罕见特大水灾。这场大水灾以江淮地区为核心，向南延伸至珠江、闽江流域，向北抵达松花江、嫩江流域，约23个省份均受其影响，其中武汉三镇的受灾情况最为严峻。

1931年，气候状况极为反常，长江流域各个省份普遍降下暴雨，尤其是当年7月，降雨天数超过了20天，从而引发了大面积的洪水泛滥。湖北境内的江河湖泊水位急剧上升，武汉的各个堤坝在洪水的冲击下陆续决堤。

汉口段的扬子江水位比江边水平面高出了53.5英寸。站在汉口汇丰银行的楼顶俯瞰江边马路，海关大楼在远处矗立。

城区被汪洋完全覆盖

1931年7月28日，洪水从江汉关周边涌出，灌进滨江地区的街道。7月29日，汉口下游丹水池附近的铁路被江水冲毁，铁道周边居住的居民赶忙撤离受灾区域。8月2日，单洞门出现决口，汉口市的最后一道防线被突破，大水冲进市区，除了地势偏高的少量区域以及日本租界，汉口全市都被淹没。8月17日，川水、襄水汹涌而至，让城陵矶到汉口这一带变成了一片泽国，水面上仅能看见山头。8月19日，江汉关的水位达到了建关以来的最高洪水位。汉口市内的积水深度从数尺到一丈多，最深的地方甚至达到了5米，汉口市成了一片汪洋。

水淹中山路

上海银行前的景像

中山路临时渡桥

行人于街道之上搭建木桥以作通行之用。

被淹的协和医院

大智门火车站前方的道路积水成河

胜利街

汉口市政府身处洪水之中

几乎在同一时刻，武昌、汉阳的一些区域也陆续被洪水淹没。在武昌，只有大东门外以及凤凰山、中山路等山前的一小块高地没有被淹，而汉阳城内的积水达到了一米多深。

9月上半月，洪水慢慢退去，武汉三镇被水淹没长达一个月，灾情之严重前所未有。根据武汉官方调查，武汉市直接受洪灾影响的家庭超过16.3万户，受灾人数达78万多。溺亡者有2500多人，因瘟疫、饥饿和中暑每天死亡千余人，部分人因缺衣少食、无路可走选择自杀。直至1931年12月，留在武汉的难民还有17万多，每天有数百人被冻死。

极其严峻的灾情使得武汉三镇遭受了重大损失。单从农业领域来说，武汉三镇有8.13万户农民家庭被洪水淹没，超过109.7万亩的耕地被毁坏，其中汉口农业遭受的损失最为突出。汉口几乎所有的农田都因为洪水灾害而无法播种晚稻等冬季农作物。

在《中华民国二十年水灾区域之经济调查》里有这样的表述，“那些被毁坏的圩堤和道路，还有秋冬作物因积水没办法播种，这些损失究竟有多少，尚且还没计算在内”，这使得汉口的灾民在灾后要等到第三个季节才能够再次收获农作物，农业遭受的损失极为惨重。

指挥车辆通行的警察在邮筒旁歇着。

在赈灾活动举办的物资发放现场呈现的场景

灾民

用麻袋围堵洪水

另外，狂暴的洪水致使众多房屋倒塌。彼时的《国闻周报》曾报道：“除了建筑牢固的房舍，其余的房屋都因被水浸泡而坍塌，武汉沦为一片废墟。”作为商业要地，这场特大水灾给汉口商业带来的损失难以估量。

除此之外，水灾一旦爆发，势必会对卫生条件造成影响。《国闻周报》针对这一状况展开了专项报道，积水中“满是腐烂的食物，还有人畜的尸体和各种脏污之物漂浮其中，难以排走，散发的恶臭气味令人难以忍受”，这使得“霍乱、伤寒等传染性疾病在武汉地区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开来”。种种描述，无一不体现出1931年武汉水灾的灾情极为严重，仔细品读这些内容，着实让人痛心不已。

武汉因长江暴发的大洪水而沦为一片汪洋。

大智门周边垮塌的旅店

被洪水淹没的汉口街道

人力车车夫在被洪水淹没的街道上劳作

众多民宅遭水淹没，二十万民众失去住所

难民的庇护所选用了汉口跑马场的看台。

市场交易的水深已到了腰部位置

武汉难民捕鱼

汉江两边难民营里的芦苇搭建的小屋

在洪水肆虐的时期，汉口的黄包车依旧揽客运营，维持着当地的交通。

铁路路堤上的单洞门遭受了损坏

难民们在铁路线两侧露天过夜

国民政府财政顾问阿瑟·恩·杨格曾言：这场灾祸“不但远超中国苦难历史上的任何一场水灾，更是世界历史里破纪录的重大灾难”。

将近90年时光流转，2020年必定会成为又一段令人难忘的岁月，相信每一位中国人都会将这一年深深铭记。2020年1月，武汉爆发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这座历史底蕴深厚的大都市再度遭遇了一场别样的磨难。不过，武汉这座城市向来坚韧不屈，武汉人民向来意志坚定、勇于拼搏。让我们携手共进、共克时艰，最终的胜利必然属于武汉！加油，武汉！加油，湖北！加油，中国！

1998年武汉洪水

今年入梅以来，武汉先后遭遇多轮强降雨。为何今年梅雨量如此偏多？何时武汉能出梅？是否还会再现1998年大洪水？11日，长江日报记者采访了湖北省和武汉市相关气象专家，请他们一一解答。

一问：

历史同期第二，为何出现罕见“暴力梅”？

7月11日下午，武汉长江大桥下江面迅涨，一艘艘货轮缓缓经过桥下。记者 苗剑 摄

武汉市观象台监测显示，从6月8日入梅以来，截至7月11日17时，武汉累计梅雨量已达771毫米。相比近30年同期平均梅雨量389.3毫米，偏多近一倍。并超过1998年659.3毫米梅雨量，居195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二位，仅次于2016年同期878.6毫米。

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李明介绍，今年梅雨偏多一方面和副热带高压偏弱、偏东有关，这样造成西南暖湿气流沿着云贵高原源源不断向长江中下游输送水汽；另一方面，今年梅雨季北方南下的冷空气也相对偏强一些，冷暖空气正好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狭路相逢”，并持续展开“拉锯战”，形成一条呈西南-东北走向的狭长雨带，造成武汉“暴力梅”。

二问：

可能出现28年来最长梅雨季，何时“出梅”？

7月11日，武昌临江大道汉阳门，不少市民来到江畔观水，关注汛情。记者 苗剑 摄

据悉，武汉常年梅雨期为20天左右，近30年来，共有3个年份梅雨期超过35天，分别为1991年48天、1992年39天和2015年36天。

气象部门统计，截至7月11日，武汉梅雨期长度已达34天。武汉天气预报称，最近三天武汉还将持续阴雨天气，极可能超过2015年36天的梅雨季，成为近28年来最长梅雨季。

李明称，从常年来看，武汉7月上旬启动出梅进程，但根据最新的天气资料分析，11日和12日，武汉分别有小到中雨和中到大雨；14～18日降水仍将持续。“由于时间较长，预计7月中旬或仍将无法判定是否出梅。”

据悉，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测，7月下旬，我国东部雨带北抬到黄淮、华北至东北地区一带，江南大部、华南中东部等地有4～8天高温天气。

三问：

湖北梅雨量超1998年，会再现大洪水吗？

7月11日下午，武昌平湖门，武警官兵驾驶冲锋舟在江面进行防汛抢险演练。记者苗剑 摄

湖北省水文局统计，入梅以来，湖北省一直持续阴雨天气，暴雨覆盖全省。截至7月9日，梅雨量已达492.8毫米，超过1998年的总梅雨量，排近34年来梅雨量第2位，仅次于2016年。

武汉区域气候中心专家介绍，长江洪水不仅和降雨量有关，更与降雨的时空分布关系密切。1998年全流域性洪水成因主要是长江中游出现两度梅雨叠加。1998年长江中下游在7月下旬至8月上旬出现“二度梅”，武汉在1998年7月21日出现285.7毫米特大暴雨，长江上游强降雨形成8次洪峰，长驱直下，与长江中游洪水叠加，形成大洪水。

湖北省气象专家分析：“今年梅雨期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长江日报出品 记者：陈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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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武汉洪水

极目新闻记者 潘锡珩

通讯员 刘静怡

7月4日，长江武汉段水位升至28米，位居武汉历史第九高位。今年武汉的水情与2016年、2020年相比有哪些特点？极目新闻记者从武汉市防汛抗旱指挥部5日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武汉市今年的水位涨得快，涨得早，超过2016、2020年同期水位，预计汉口站水位在警戒水位以上还将持续运行。

武汉市水务局防御处负责人刘青介绍，受梅雨期多轮强降雨和“两湖水系”洪水影响，今年武汉汛情较为严峻，长江武汉段从6月17日（早8时水位20.36）起水位快速上涨，平均每日涨幅将近0.5米，6月28日至29日水位单日涨幅达到0.82米（目前单日最大）。6月27日6时，长江汉口站水位达到设防水位25米，武汉市防指启动Ⅳ级应急响应。7月1日22时长江汉口站水位达到警戒水位27.30米，武汉市防指将Ⅳ级应急响应提升至Ⅲ级。

刘青表示，和2016年、2020年流域性洪水不同，武汉市今年的洪水主要是受两湖流域“上压下顶”的影响，上游来水正常偏枯。所以今年的水位涨得快，涨得早。7月4日15时，汉口站水位已达到本轮最高的28米，居历史第九，超过2016、2020年同期水位，且城陵矶洪峰尚未过境，预计汉口站水位在警戒水位以上还将持续运行。

（来源：极目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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