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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央广军事

他是威震华北的抗日名将

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

牺牲的最高指挥员

他是毛泽东眼中

“枪杆子和笔杆子都过硬”的将才

被周恩来称赞

“足以为党之模范”

他就是左权将军

1942年5月25日

左权将军壮烈殉国

年仅37岁

在他的牺牲地

曾有两次万人请愿

只为留下“左权县”这个县名

83年过去了

如今，左权县的将军路、将军桥、将军广场

仍在默默“诉说”着

太行儿女对他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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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儿抗日成仁，死得其所

资料图：1949年9月，解放军途经左权家乡湖南醴陵时，慰问左权将军的母亲

1949年夏天，解放军挥师南下，朱德指示所有路过左权家乡的部队都要派人看望左权的母亲。当进入醴陵的部队高唱着歌曲《左权将军》，第一次慰问老人家时，告诉她：“左权没有回来，我们都是您的儿子。”左权的母亲才知道，自己阔别26载的儿子早已牺牲在抗日战场上。

后来，左权母亲请他人代笔悼念儿子：“吾儿抗日成仁，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儿。现已得着民主解放成功，牺牲一身，有何足惜，吾儿有知，地下亦瞑目矣。”

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资料图：左权在八路军总部的留影（图片经AI上色修复）

1924年，19岁的左权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后来，他又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于1930年秘密回国，任闽西红军新十二军军长。

1937年，毛泽东力荐左权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一职，协助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左权参与策划指挥了百团大战等著名战役，主持修建了黄崖洞兵工厂和冀南银行印钞厂，撰写了《埋伏战术》《袭击战术》《论坚持华北抗战》《论军事思想的原理》等40余篇文章。

朱德曾评价左权：“在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军事建设、参谋工作、后勤工作等方面，他有极其丰富与辉煌的建树，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爸爸是血战捐躯的抗日英雄

资料图：左权与妻子刘志兰、女儿左太北的全家福（图片经AI上色修复）

1940年8月，百团大战拉开序幕。左权与妻女拍下这张全家福后，将她们送去了延安。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左权的家书充满脉脉温情：“每次打开门帘，见到各种花的时候，就想着我的兰，我最亲爱的兰”“有几张花布，想着你替小太北做成衣服后，满可给小家伙漂亮一下”。

1942年5月22日晚上，左权写下最后一封家书：“我虽如此爱太北，但是时局有变，你可大胆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廿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3天后，他在山西辽县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时，头部中弹、壮烈牺牲，年仅37岁。

刘志兰在悼念丈夫的文章中写道：“我一定要抚养她长大成人，继承你的遗志，亦使时刻记忆着爸爸是血战捐躯的抗日英雄。”

辽县人民以“左权”名其县

以志不忘

资料图：1942年9月18日，应山西数万民众请求，左权的牺牲地“辽县”易名为“左权县”。图为易名大会

左权将军牺牲后，当地人民十分怀念他，曾有过两次万人请愿，只为留下“左权县”这个县名。左权县文化历史学者张基祥回忆：“第二次请愿时，我才十二三岁，上小学，我在请愿书上签下了我的名字。现在，我的身份证上就有‘左权’这两个字，我们很自豪。”

山西省晋中市左权县左权将军纪念亭

如今，在山西左权，有一条将军路，路的尽头是清漳河，河水倒映着将军桥，旁边还有将军广场，左权人民常在这里唱民歌、跳小花戏，十分热闹。

“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山河为碑，浩气长存。在这片浸染英烈热血的土地上，中华儿女会将他的故事世代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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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3年第7期，略有改动，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作为富有文人气质的君王，乾隆帝在秉国之暇，习字作画外，还注重对历朝书画的收藏。为此，他在紫禁城、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盘山行宫等地建立了多处收藏之所，仅紫禁城就有养心殿、宁寿宫、乾清宫、御书房、重华宫、延春阁、淳化轩等数十处。笔者长期致力于古代女画家的研究，近年来又参与了养心殿原状课题项目，发现在所有藏地中，养心殿是收藏女画家作品最多的场所，包括元管道升5件、明文俶2件、清陈书5件。这些藏品入宫途径不同，亦有真赝之分。透过对它们的研究，可以略窥乾隆帝对女画家作品的独特审美视角。

一、女画家中的翘楚——管道升 文俶 陈书

受封建礼制的影响，女画家寥若星辰，不占画坛主流，以致书画鉴藏家汪砢玉发出“丹青之在闺秀类，多隐而弗彰”[1]的感叹。在凤毛麟角的女画家中以管道升、文俶、陈书的艺术成就最高、影响最大。

管道升（1262－1319），字仲姬，吴兴（今浙江湖州）人，有“魏国夫人”之称。她自幼聪慧机敏，能书擅绘，笔意清绝，后凭借自身的书画造诣，以及夫君赵孟頫的推介，在画史上享有较高的声誉。其所绘的墨竹，甚至被抬到标杆典范的位置，如明姜绍书点评陈芹《墨竹图》扇时，赞美其“颇似管夫人法”[2]；李日华在称誉徐山人之女徐安生的竹画时，谓其“竹枝翛洒，似管仲姬”[3]；王世贞赞汝宁君之母许氏雅善绘事，称她被“吴兴人以为管夫人复出”[4]；甚至清初名家恽寿平在《临各家画》册第九开“水墨画竹”一页，自识临摹的是“管仲姬‘丛篁碧涧’”[5]，意欲借管道升之名，标榜自己竹画的正统与规范。

文俶在画坛的影响力与管氏不分伯仲。文俶(1595－1634)，字端容，长洲(今江苏苏州)人，自幼在父亲文从简的教导下勤于笔墨。她通过对原明内府藏《金石昆虫果木状》的摹写，练就了笔墨造型、勾线晕色的基本功。婚后，文俶又对所居寒山中的花草进行写生，练就了精细的观察力和物象取舍的表现力。最终，她以运笔设色准确生动、花草虫蝶惟妙惟肖赢得了多方赞誉。姜绍书称她：“赋性聪颖，写花卉苞萼鲜泽；枝条荏苒，深得迎风浥露之态。溪花汀草，不可名状者，皆能缀其生趣。芳丛之侧，佐以文石，一种茜华娟秀之韵，溢于毫素，虽徐熙野逸，不是过也。”[6]钱谦益赞其：“点染写生，自出新意，画家以为本朝独绝。”[7]随着文俶声名日隆，其作品日益受到追捧，出现了“远近购者填塞”[8]的现象。同时也吸引了一批贵姬季女，如周淑祜、周淑禧等争相师事，研习笔法。

清代的陈书，影响力虽不如管道升、文俶，但是她的艺术造诣却丝毫不逊于前辈。她是女画家中唯一在山水、人物、花鸟画上皆工绘者。陈书（1660－1736），字南楼，号上元弟子，秀水(今浙江嘉兴)人，是乾隆帝五词臣之一钱陈群[9]之母。陈书的山水画既学仿古人，如元王蒙、曹知白和明唐寅等，又积极观察自然，从中汲取创作灵感，最终成为女画家中绘制山水画数量最多、画风最多、艺术成就最大者。陈书的人物画，始终遵循“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10]的创作宗旨，注重以形写神，非常具有感染力。陈书的花鸟画以摹学陈淳的写意花卉为主，笔墨洒脱，有清新俊逸的文人画风。清张庚赞其：“善花鸟草虫，笔力老健，风神简古。”[11]秦祖永认为其花鸟画“风神遒逸，机趣天然极其雅秀”，并记：“余昔见画册十二帧，系写各种花草。用笔用墨，深得古人三昧，颇无脂粉之习。”[12]

二、乾隆帝的赏识

热衷传统书画的乾隆帝对管道升、文俶、陈书推崇备至，这从他对她们作品的御题诗上可窥一斑。如题管氏《枯木竹石图》[13]“爱他写意闺中秀，宛尔传神林下风。”赞叹管氏笔墨有闲雅飘逸的韵致。评文俶《花石写生蝴蝶花》[14]“翩翾通体冶而轻，露下风前最有情”。赞叹文氏的花蝶气韵生动。论陈书《写生图》[15]“结构总无巾帼气”。又曾夸陈书“画法精妙入神，能临仿各家”[16]总之，乾隆帝从画作风格、水平技法、题材内容等不同角度高度赞扬了三人的艺术创作。

除御题诗褒奖外，乾隆帝对管道升、文俶、陈书的赏识还体现在仿学临摹上。主要分两种方式：一是乾隆帝亲自执笔临仿；二是令宫廷画家临仿。造办处活计档记，乾隆二十三年（1758）十二月，首领桂元将乾隆帝“御笔仿管道升‘墨竹’挂轴一轴”交启祥宫匠人换裱[17]。乾隆乙未（1775），年近六十五岁的乾隆帝绘“墨兰图”册（图1-1，1-2），并在末开上题：“乙未端阳日，仿赵文俶法于池上居。”乾隆帝笔下的墨兰用笔极为飘逸洒脱，与文俶兼工带写的画风并不相符，但他仍题“仿赵文俶法”，可见在他心中似与不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仿学向文俶致敬。事后，乾隆帝对自己的这套仿作非常重视，不仅在画页上钤盖各种闲章。如“万有同春”“即事多所欣”“用笔在心”“寓意于物”“几席有余香”“意在笔先”等等，还加盖其晚年非常正式的“古希天子”和“八徵耄念之宝”玺印。同时，他还下旨将这仅四开的画页合裱成册，像他仿“管道升‘墨竹’挂轴”一样，予以长久保存。

图1-1: 清 乾隆帝《仿赵文俶墨兰图》册，故宫博物院藏

图1-2: 清 乾隆帝《仿赵文俶墨兰图》册，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帝表达对女画家赏识的另一种方式是谕令宫廷画家来临摹。造办处活计档记，乾隆九年（1744）九月，乾隆帝传旨“着丁观鹏仿管道升画观音像，石块海水着唐岱画”[18]。此后还谕令金廷标临摹《杂画》册。事见乾隆三十年（1765），陈书长子钱陈群向乾隆帝献其母陈书绘、其父钱纶光书题的《杂画》册。乾隆帝爱不释手，但最终还是决定将此册退还给钱陈群，理由是：“此册为钱陈群父母手泽贻留，今陈群欲登之《石渠》以永其年。朕思《石渠》所藏陈群母各种画颇多，不忍更留此。”[19]不过他在退还之前，亲自为画册每开（古木修篁、仙果珍禽、杂果、眠犬、春溪水族等）各题七言诗一首，并且“命金廷标仿写成册，录原题收入《石渠》艺林，当增此一段佳话也”[20]（图2-1，2-2，2-3）。由此达到既不夺臣子之爱又能随时观赏图册的目的。

图2-1: 清 金廷标《仿陈书杂画册·杂果》，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2-2: 清 金廷标《仿陈书杂画册·仙果珍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2-3: 清 金廷标《仿陈书杂画册·眠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自雍正朝始，养心殿成为清历代皇帝处理政务兼居住的重要场所，乾隆帝在此生活长达63年。他为了观赏便利，将自身喜好的、书画史上重要的佳作，如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以及元代赵孟頫《荷花水鸟图》、王振朋《伯牙鼓琴图》等珍藏于此。同时他也将管道升、文俶、陈书的画作珍存于此，这不仅表明对她们画作的重视，也表明他认为管、文、陈的艺术水平完全可以与这些历代名品相提并论［表一］。

养心殿藏管道升、文俶、陈书作品概况

需要补充的是，管道升藏于养心殿的画作共5件，除被《石渠宝笈》著录的4件外，还有一幅是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的《山竹图》卷，见乾隆八年（1743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档文记：\"太监胡世杰传旨给无匣手卷管道升《山竹图》卷和钱选《进贡图》卷、刘松年《太公钩渭图》卷“配匣刻字，得时入养心殿头等。\"[21]。奇怪的是，乾隆九年（1744年），内府开始编撰的《石渠宝笈初编》，以及后来编的续编、三编，均未将管、钱、刘的画作著录在内，目前，它们的下落不明。

三、管道升、文俶、陈书画作真赝辨

被乾隆帝赏识，贮于养心殿的管道升、文俶、陈书画作，并非全是真迹，而是真迹、赝品和疑似真迹三种情况并存。

（一）真品佳作

在养心殿所藏三人12幅作品中，确为真迹的有6件，即陈书5件和文俶1件。

陈书的画作入宫途径清晰，全部是由其子钱陈群进献给乾隆帝的。钱陈群与乾隆帝以诗文书画为纽带，结下了深厚的君臣之谊。钱陈群的书法及其诗文唱和能力颇得乾隆帝赞赏，乾隆帝曾言：“陈群深于诗学，书法亦苍老。家居以后，每岁录寄御制诗百余篇命之和。陈群既和韵并写册页以进。册必有跋，字体或兼行草，余甚爱之。”[22]钱陈群为投乾隆帝文趣所好，同时展示自家儒雅风范，一方面进献自己擅长的诗文，另一方面进献其母陈书擅长的各类题材画作。

第一件被钱陈群献入宫中的陈书作品是《历代帝王道统图》册（图3-1，3-2，3-3）图绘上自五帝下逮唐宋的贤德君主。钱陈群敬献此图册时，正任刑部侍郎一职，他当时并不知道该作是否能称旨，于是特意附上书札，阐明敬献此画的因由和忐忑之心[23]。令钱陈群没想到的是，乾隆帝对此画册颇为喜爱，不仅御笔题签“钱陈群所进伊母陈氏画”，而且签上还加盖了“乾隆御览之宝”玺印，以示重视。

图3: 清 陈书《历代帝王道统图》册（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图3-2: 清 陈书《历代帝王道统图》册（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图3-3: 清 陈书《历代帝王道统图》册（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陈书的其他画作，有的像《历代帝王道统图》册一样被钱陈群单独进献，有的则是随钱陈群诗文一同献上。如乾隆帝题陈书《幽居清夏图》成扇时，特地注明此图是随“其子陈群书《夜游山月歌》所进”[24]。又见乾隆帝题陈书《山居图画箑》言：“昔年陈群呈和诗便兼进此扇。”[25]乾隆帝题《陈书仿王蒙夏日山居图》诗中有注“陈书乃钱陈群之母，陈群呈进诗册，并进是图”[26]。乾隆帝题陈书另一幅《仿王蒙夏日山居图》时，亦有“陈群家居时，呈进和诗之便，并献是图”[27]。可见陈书作品的入宫途径简单纯粹直接，由此推测，藏于养心殿的5幅陈书画作也应通过钱陈群进献入宫，而这正是证明它们为真迹的保证。

相比于来源清晰的陈书画作，养心殿藏文俶《墨梅图》扇页（图4），则入宫来源不详。该扇页是清宫旧藏《明人便面画》（第四册）中的第16幅，材质为文俶贯用的金笺。图上没有落文俶的墨款，但是钤有“赵文俶印”等。文俶的钤印一般分三类：一类是钤自己的字号、姓名章，如“端容”“文端容”“文氏端容”“文俶”“文俶之印”以及“文”“俶”连珠印[28]；另一类是将夫家赵灵均的姓与自己姓名相结合，如“赵文俶印”等；再有一类是闲章，如“兰仪玉度”“寒山兰闺画史”“端操有踪幽闲有容”[29]等。《墨梅图》扇页钤印文当属上述第二类，钤有“赵文俶印”的画作还有故宫博物院藏《罂粟湖石图》轴、《萱石图》轴（图5）、《萱花图》扇页、《花卉图》册以及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蝶戏图》扇页等。在构图上，作品简略疏朗。在表现形式上，画家以粗放洒脱的用笔画粗干或疏枝，以特写的方式表现古梅树的局部。整体画风，与故宫博物院藏文俶《梅花图》成扇、《墨梅图》扇页（图6）中画梅的笔法相类，鉴于此扇页与文氏钤印习惯及画风皆相吻合，故当属真迹[30]。

图4: 明 文俶《墨梅图》扇页，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5: 明 文俶《萱石图》轴，故宫博物院藏

图6: 明 文俶《墨梅图》扇页，故宫博物院藏

（二）赝品伪作

养心殿藏女画家的赝品，是管道升款的两件作品：《竹溪览胜图》轴和《碧琅庵图》卷。

图3: 元 管道升 （款）《竹溪览胜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竹溪览胜图》轴（图7），画幅右下角有墨款“至大二年魏国夫人赵管”，此墨迹比同幅画面的其他墨痕要深，有后添之嫌。关键是“至大二年”为1309年，当时管道升尚未被封魏国夫人。管氏被封为魏国夫人是在延祐四年（1317），见赵孟頫《魏国夫人管氏墓志铭》记：“延祐四年，余入翰林为承旨，加封魏国夫人。”[31]此外，从管氏最擅长的竹画上分析，图中点缀环境的数竿翠竹，竹枝和竹叶用笔软弱，叶片杂乱无章，交叠、掩映的关系不明确，如此低劣的画法无法与《赵孟頫一门三竹图》卷（图8）中管氏的画作相比。陈葆真经过研究，也认为该画“带有明中以后吴派画疏秀的作风”[32]，与管氏画风不符。

图8: 元 赵孟頫、管道升、赵雍《赵孟頫一门三竹图》卷（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碧琅庵图》卷（图9），近景绘翠竹迎风，中、远景绘峰峦起伏叠嶂。画幅尾部有管道升款题“碧琅庵记”，言明此图是她为尼姑素雪所筑“碧琅庵”而绘。题：“⋯⋯素师[33]元谈霏霏，玉节落落，雅与予善偶造其庵而契之，因写‘碧琅庵图’以赠，并记，管氏道升识。”管氏款题之后素雪跋道：“感蒙魏夫人之护法并图庵中之寄兴⋯⋯。”落款“至治二年岁朝，素雪自识”。此图纰漏是，画作水平极其低下，笔墨生拙，毫无章法，此外，通观管道升的题和素雪的跋，可见她们有着深厚的情谊，但是素雪却将管氏的封号“魏国夫人”写成了“魏夫人”。素雪如此笔误，也不在情理之中。此图经过徐邦达和杨仁恺鉴定[34]，也一致认为是赝品。

图9: 元 管道升（款）《碧琅庵图》卷，吉林省博物院藏

（三）难定真赝

养心殿藏文俶《写生图》轴、管道升《丛玉图》卷、管道升与赵孟頫、赵雍《合绘图》卷均仅被《石渠宝笈》著录，目前下落不明，所以难定真赝。

文俶《写生图》轴见《石渠宝笈初编》著录：“款识云：‘丙寅季冬，天水赵氏文俶写。’下有‘文’‘俶’连印。左方下有‘宋氏穉佳书画库记’一印，轴高三尺四寸，广一尺六寸。”[35]由著录而知，该图款识仅11字，除标明创作时间、姓氏外，再无其他文字。如此简约的款题形式，其实正是文俶落款的一大特点。文俶虽然生活在文人画极盛、注重诗书画印相结合的明中晚期，同时又出身文化传承深远的文氏家族，后嫁给同样文化底蕴深厚的赵家（其公公赵宦光[36]精于治印，婆婆陆卿子擅长诗画，丈夫赵灵均工于诗文和古文字），但是文俶却从来不在画作上题写诗文，以展露其于画作之外的艺术才华。观故宫博物院藏其《萱石图》轴（图10）、《花蝶图》扇、《罂粟图》轴，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春蚕食叶图》轴等作品，皆可见该特点。

图10: 明 文俶《萱石图》轴 故宫博物院藏

这件《写生图》轴，还展现了文俶在落款上的另一大特点，即在款文中除书写自己的姓名外，还要加带上丈夫的“赵”姓和赵姓族人的郡望“天水”二字，以表达她与丈夫间的恩爱关系。如《梅花图》成扇（图11）、《萱石图》轴、《春蚕食叶图》轴（图12）、《花鸟图》轴等均是如此[37]。总之，从著录上判断此图的款题格式、内容与文俶的落款习惯是相符合的。

图11: 明 文俶《梅花图》成扇，故宫博物院藏

图12: 明 文俶《春蚕食叶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从画心尺寸上分析，由《石渠宝笈初编》著录而知，《写生图》轴的尺寸是“轴高三尺四寸，广一尺六寸”，即折合约现在的纵113.33厘米，横53.33厘米。文俶画轴的尺幅一般纵不过130厘米，横不过65厘米，如故宫博物院藏两件《萱石图》轴,一件纵123.8厘米，横61.3厘米，另一件纵130厘米，横42.9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春蚕食叶图》轴，纵78.5厘米，横32.7厘米。小尺幅，是文俶在绘画材料使用上的一大特色，这可能与其绘画的目的及表现的内容有关。文俶来自充裕的家庭，绘画纯属于她的闺房自娱，因此其画的内容很简单，没有繁复的远近景，或多层次空间的转换，仅是绘一花一石或者一花一蝶而已，如此简约的小品画形式不需用大尺寸的篇幅去呈现。

再从鉴藏印上分析。《写生图》轴上仅钤一枚方印，即“宋氏穉佳书画库记”，这是著名收藏家宋荦之子宋致（字穉佳）的印。宋荦生于1634年，正是文俶过世之年，二者年龄相差数十年。宋荦作为清初最成功的书画鉴藏家，其过世后，藏品分传给了其子宋至（字山言）、宋筠（字兰挥）和宋致等人，后来部分藏品“经张照、安岐等人之手而进了乾隆内府”[38]，其中就有原归宋穉佳的藏品，如现藏故宫博物院的王鉴《仿古图》册、丁云鹏《东山图》轴、陈格《三友图》卷、杨晋《溪山深秀图》卷等。由于文俶与宋荦、宋穉佳父子生活于同一时期，宋家又精于书画鉴赏，因此宋穉佳的鉴藏印，可视为证明《写生图》是文俶真迹的旁证。不过由于目前尚未看到原作，所以此图只能暂归真赝难定之列。

管道升《丛玉图》卷见于《石渠宝笈初编》著录[39]，据著录所记康里巙跋“渭川千亩此琅玕，可笑湘妃泪点斑”、王虑跋“谁画修篁十万竿，萧疎何异谷中看临风”及乾隆帝引首御题“珠玕蔚翠”而知，此图应是幅以表现墨竹为主题的画作，它与管氏专擅绘竹的题材特点相吻合。著录中提及该图除钤梁清标“蕉林居士”“蕉林书屋”“秋碧”“冶溪渔隐”“观其大略”及“苍岩子”藏印外，还钤有谢淞洲[41]“青笠绿蓑斋藏”“淞州”印，并录其跋：“此卷在前代实藏吾宗谢见潮所，极见珍重。盖夫人写竹，本自难得，而是图又最为精妙，宜其历世宝传。今复从故梁相金题玉躞间，归我寒士秘箧，谓其间不有缘会耶！”跋文认为此图是管氏真迹，且是其“最为精妙”之作。跋中还提及此图原为谢氏家族谢见潮所有，后归梁清标，再后为他所“秘箧”的流存经过。雍正初年，雍正帝招擅甄别者入宫考证古物，谢淞洲以精于鉴赏被征召，他在宫中除尽心完成本职工作外，还借机与皇室互赠画作，如雍正帝赏赐其宋赵士雷《湘乡小景图》卷（故宫博物院藏），他则献上自己所画山水[42]和家藏宋李迪《雪树寒禽图》轴（上海博物院藏）等。因此，管道升《丛玉图》卷很可能是经他之手献入宫中的。此图经以鉴藏古书画闻名的梁清标、谢淞洲收藏，很可能是幅真品之作。

管道升与赵孟頫、赵雍《合绘图》卷见《石渠宝笈初编》著录：“元赵孟頫、管道升、赵雍合卷（上等张一，贮养心殿），素笺本，墨画，凡三幅。第一幅赵孟頫画树石，款云：‘子昂作与淑安三娘。’下有‘赵子昂氏’一印。前有‘家藏’半印，后有‘会稽梅梁马蕴仲易’一印。幅高一尺二分，广一尺七寸四分。第二幅管道升画竹，款题云：‘暮嶂远含青，春光空带碧。细看风前枝，抛书枕萝石。仲姬。’下有‘管道升’一印，前有‘仲姬’一印，后有‘会稽梅梁马蕴仲易’一印。幅高九寸，广一尺八分。第三幅赵雍画兰竹，款署：‘仲穆。’下有‘会稽梅梁马蕴仲易’一印。幅高九寸三分，广二尺五分。”[43]从著录得知，此图只钤有“会稽梅梁马蕴仲易”鉴藏章，马氏非著名书画鉴藏家，以致该图真赝实属难断。同样，真赝难辨的还有曾被造办处档案记载的管道升《山竹图》卷，此图不仅不见原作，甚至都没有被《石渠宝笈》著录。

小结

清汤漱玉在《玉台画史》中，将女画家明确分为四大类：宫掖、名媛、姬侍、名妓。其中名媛、姬侍来自较为优渥的家境，所以，她们又被统称为“闺秀画家”（或称“闺阁画家”）。管道升、文俶为名士之妻、陈书为名臣之母，均以各自杰出的艺术才能，冠元明清“闺秀画家”之首，乾隆帝将她们的画作入藏重要的殿堂养心殿，可谓适得其所。

管道升、文俶、陈书不仅有着“闺秀画家”共同的社会身份，还通过不同的画学途径，承袭着文人画的笔墨，如管氏作为文人画家翘楚赵孟頫之妻，她通过“夫家学”，在向夫君探讨画理、切磋画艺时，得到了其夫言传身教和高水准的艺术指点。文氏作为文徵明的后裔，家族中除文徵明外，文彭、文嘉、文伯仁、文从昌、文从简、文震孟等也都是享誉盛名的画家，浓郁的“家学”氛围，使得文俶自幼就接受最正统的文人画教育。陈书与管氏、文氏相比，虽然没有任何画学背景，但她通过“延师授经”、刻苦摹学古人，始终追随着文人画风，如其花鸟画学仿文徵明弟子陈淳、山水画追摹元王蒙、曹知白等人笔意，有着深厚的文人画功底。乾隆帝作为帝王，自幼熟读儒家经典，关注传统中国文化，对文人绘画喜爱有加，不仅数次临摹，而且大量收藏。因此，他将有文人画风的管、文、陈氏的画作珍藏于养心殿，可谓恰得其趣。

养心殿是乾隆帝处理朝政、生活起居和赏鉴名品之地，因此，在研究养心殿的书画藏品时，不仅要关注殿内“三希堂”王羲之、王献之等人的名作，还要关注管道升等女画家的藏品，这样才能更全面地了解乾隆帝的艺术审美、文人画情怀、收藏理念以及对于真赝作品的辨识能力，从而深化对乾隆朝宫廷书画鉴藏史的研究。

本文得到故宫博物院“英才计划”和北京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学术故宫万科公益基金会专项经费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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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明）汪砢玉《珊瑚网》，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5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年，第1163页。

[2]（明）姜绍书《无声诗史》，前揭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4册，第851页。

[3]（明）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一，前揭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3册，第1111页。

[4]（清）沈辰《书画缘》，前揭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10册，第309页。

[5]（清）恽寿平《临各家画》册，见（清）张照、梁诗正等编纂《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汇编·石渠宝级续编》第6册，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3348页。

[6] 前揭姜绍书《无声诗史》，第862页。

[7]（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751页。

[8]（清）钱谦益《牧斋初学集》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383页。

[9] 钱陈群（1686－1774），字主敬，又字集斋，号香树、柘南居士、修亭等，康熙辛丑（1721）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他以处事沉稳、为人正直、为官清廉及文辞机敏而颇受康、雍、乾诸帝器重，尤其深得乾隆帝的赏识。乾隆十七年（1752），他在因病返乡后的第九年，乾隆帝还恩赐他尚书衔。病故后被谥“文端”殊荣。

[10]（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前揭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1册，第1页。

[11]（清）张庚《国朝画征录》，前揭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10册，第447页。

[12]（清）秦祖永《桐阴论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73页。

[13]《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1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979页。

[14] 前揭《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5册，第38页。

[15] 前揭《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9册，第388页。

[16] 前揭《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7册，第762页。

[1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3册，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04页。

[18] 前揭《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2册，第366页。

[19] 前揭《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5册，第201页。

[20] 前揭《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5册，第201页。

[21] 前揭《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1册，第356页。

[22] 前揭《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7册，第211页。

[23] 钱陈群跋陈书《历代帝王道统图》册：“谨将臣母所画册子计十六幅，臣不揣弇陋，每幅谨制图赞一首，另潢成册，并呈御览。臣不胜战栗陨越之至⋯⋯。”

[24] 前揭《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7册，第274页。

[25] 前揭《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7册，第762页。

[26] 前揭《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7册，第632页。

[27] 前揭《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9册，第615页。

[28] 如“端容”印，可见其《萱石图》轴，“文俶”印可见于《兰石图》扇页，均故宫博物院藏。

[29] 如“兰仪玉度”见于《花卉图》册，“端操有踪幽闲有容”见于《萱石图》轴，均故宫博物院藏。

[30] 另需指出的是，《石渠宝笈初编》和《故宫书画图录》将此扇页钤的“赵文俶印”著录错误，《石渠宝笈初编》将“俶”写成“淑”，《故宫书画图录》将“俶”写成“叔”。后者见《故宫书画图录》第30册，台北故宫博物院，2011年，第231页。

[31]（元）赵孟頫《赵孟頫集》，浙江古藉出版社，2012年，第293页。

[32] 陈葆真《管道升和她的竹石图》，《故宫学术季刊》1977年第11卷第4期。

[33] 对尼姑素雪的尊称。

[34] 徐邦达认为：“管道升《碧琅庵图》卷，纸、石初，养（心殿）。吉博。伪劣。”见徐邦达《重订清故宫旧藏书画录》，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第65页。杨仁恺亦认为“赝品”。杨仁恺《国宝沉浮录》，上海古藉出版社，2007年，第358页。

[35] 前揭张照、梁诗正等编纂《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汇编·石渠宝笈初编》第1册，第655页。

[36] 赵宦光(1559－1625)，初名颐光，后易为宦光，字凡夫，一字水臣，号广平，江苏太仓璜泾人。他精通文字学，工书法，运用行草笔势作小篆，创“草篆”书体，在中国书、印学上具有一定地位。

[37] 如《梅花图》成扇款署：“丁卯八月天水赵氏文俶。”《萱石图》轴款署：“天水赵氏文俶画。”《春蚕食叶图》轴款署：“庚午三月既望，天水赵氏文俶画。”《花鸟图》轴（上海博物馆藏）款署：“辛未小春天水赵氏文俶画。”

[38] 刘金库《宋荦的鉴藏活动与交游》，《荣宝斋》2017年第2期，第228页。

[39]《石渠宝笈初编》著录：“元管道升《丛玉图》一卷（上等寒一，贮养心殿），素绢本，墨画。款署：‘道升。’卷前隶书‘丛玉图’三字。又‘青笠绿蓑斋藏’‘蕉林居士’‘淞州’三印。卷后半印二，漫漶不可识。前隔水有‘蕉林书屋’一印。后隔水押缝有‘秋碧’‘青笠绿蓑斋藏’‘冶溪渔隐’三印⋯⋯卷高七寸八分，广四尺七分。卷中幅御题诗云：‘石泉清且幽，箖箊修而古。淇澳作佳邻，渭川即前溆。空际琅玕敲，月影龙蛇舞。静对忘俗缘，兴在萧疎所。恍疑小窗中，瑟瑟吟风雨。御题。’下有‘会心不远’‘乾隆宸翰’二玺。引首御书‘珠玕蔚翠’四大字，上有‘乾隆御笔’一玺。御笔题签，签上有‘乾隆宸翰’一玺。”著录还有康里巙、邵衷、沃昌、王虑、陈贽及谢淞洲题。前揭张照、梁诗正等编纂《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汇编·石渠宝笈初编》第1册，第586页。

[40] 谢淞洲（活动于17至18世纪），字沧湄，号林邨、水邨、舜峰樵等，室名青笠绿蓑斋。江苏长洲（今苏州）人。诗宗宋代西昆派，画学元代倪瓒、黄公望及宋人笔意，疏爽清润有法度。

[41] 前揭张庚《国朝画征录》，第453页。

[42] 前揭张照、梁诗正等编纂《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汇编·石渠宝笈初编》第1册，第586页。

[43]（清）钱陈群《香树斋文集》卷二六，乾隆二十九年（1764）刻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第7页。

李湜，现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学术委员会委员。长期侧重于对清代宫廷绘画史、明清女性绘画史的研究，目前已出版有《李湜谈中国古代女性绘画》《世代公卿闺阁独秀—女画家陈书与钱氏家族》《紫禁丹青～清宫绘画的创作与收藏》等七部专著。在《文物》《故宫博物院院刊》《美术观察》《美术研究》等核心刊物上发表有数十篇论文。

来源：李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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