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控制的影响，价格控制措施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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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控制是什么意思
烟草对健康的危害已成为当今世界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
近日，北京大学社会化媒体研究中心召开“多措并举 共建无烟文化”研讨会，邀请相关领域专家针对我国及全球烟草控制情况进行分享。与会专家认为，作为世界第一大烟草生产和消费国，我国亟待通过加速控烟立法、提高烟草税等多种举措，来控制和减少烟草使用，创建无烟社会。
吸烟究竟如何影响健康、会产生哪些后果？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疾控控烟办公室前主任姜垣介绍，一篇今年11月份在《柳叶刀》杂志发布的对中国部分地区的追踪研究显示，中国人有56种疾病都与吸烟相关，其中男性疾病是50种，女性疾病是24种，以心血管病为例，每天吸烟一包以上的人得病概率增加了6倍。不只是烟民自身，暴露在二手烟环境下的人也会因“被动吸烟”危害健康。数据显示，每年全球因烟草相关疾病死亡者高达870万。
姜垣介绍，世卫组织《2021年全球烟草流行报告》中预测，到2025年，全球成年人吸烟率大约是20%。而我国的数据则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并且差距越来越大——从2010年相差1.4个百分点发展到2020年相差3.5个百分点。从癌症死亡情况来看，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但因癌症死亡人数却占到全球三分之一，这与居高不下的吸烟率密切相关。
姜垣提到另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就是老龄化，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其与烟草使用相叠加，将造成因癌症导致的超额死亡。“研究显示，中国3亿吸烟者正在消耗全世界40%的卷烟，急需迅速行动遏制烟草导致的癌症死亡之潮。”姜垣说。
控烟，立法是基本保障。世卫组织《2021年全球烟草流行报告》显示，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有禁烟法律的公共场所减少了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的住院人数，并降低了吸烟相关疾病的死亡。目前，全球三分之一的国家已制定全面的无烟立法。在我国虽然尚无全国层面控烟立法，但不少省市早已实施公共场所禁烟的地方性法律法规，并取得了不错成效。
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控烟与行为干预部主任、上海市控制吸烟协会副会长陈德介绍了香港成功控烟的经验。香港自上世纪80年代初实施包括立法、税收、严格执法、公众教育、提供戒烟服务等一系列控烟措施，经过40年努力，其吸烟率由1982年的23.3%降到2022年的9.5%。而在上海，公共场所禁烟条例实施十余年来，成人吸烟率从2010年的26.9%，下降到2021年的19.4%，效果显著。严格控烟带来的主要益处就是人均期望寿命的提高，陈德介绍，香港男性人均寿命是83.4岁，女性是87.7岁，近年来成为全世界人均期望寿命最高的地区，这与其控烟成效密不可分，也值得其他地区学习和借鉴。
目前，提高烟草税被认为是最有效和最具成本效益的一项措施。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郑榕所做的政策模拟研究显示，如果仅仅依赖非价格措施，那么到2030年，我国成人吸烟率最低可降至22.15%，但无法达到让成人吸烟率低于20%的目标。“这就意味着，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要采用税收和价格的措施。”郑榕说。
要达到相关目标，我国的相关税收和价格水平要达到什么程度？郑榕介绍，按照相关假设，到2030年，我国烟草价格大概要达到平均每包59元的水平，才能够实现2030年的控烟目标。而目前，我国平均烟价大约是18块钱，任务还非常艰巨。
谈及减少烟草使用，社会上常会出现“烟草行业是纳税大户”的声音。对此，郑榕认为，客观来说烟草行业确实贡献了很多税收，但同时也要考虑烟草使用所产生的疾病负担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2016年的数据显示，烟草使用所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成本已经达到1.4万亿。以2021年烟草行业所贡献的1.2万亿税收而言，其所带来的经济损失也远远超过了它的税收贡献。“关于烟草使用要算一笔大账，不能仅仅算它眼前带来多少收益，而不去看它长远的经济损失。”郑榕说。
港股买卖申报价格控制
2023年，三家中国药企因涉嫌操纵地塞米松磷酸钠原料药价格而遭到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重罚，罚款总额超过三亿元人民币。仙琚制药、联环药业和津药药业分别被罚1.95亿元、6919万元和6104万元。地塞米松磷酸钠，作为一种常用的糖皮质激素类药物，其价格在2022至2023年间出现了剧烈上涨，个别产品价格暴涨超过282倍。尤其是在疫情期间，供应链压力和价格操控问题尤为突出，造成了患者药品负担加重。尽管如此，这一事件的罚单并未显著影响相关公司的股价，三家公司在市场中的股价波动较小。
事件的起因源于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的价格飙升，特别是在2022至2023年间，部分地区医院的地塞米松价格从0.35元/支一度涨至近100元/支。尽管价格暴涨属于局部现象，部分医药公司被指通过操纵价格谋取不正当利益。根据市场监管总局的调查，涉及的药品销售公司在未经过充分的市场竞争的情况下，通过限制供应和抬高价格，造成了不当获利。仙琚制药被认定违法所得最高，其在2023年的地塞米松磷酸钠原料药销售额约为20亿元，比2021年增长显著。尽管如此，该公司在2023年的业绩并未如预期暴涨，且在集采政策的推动下，整体盈利出现下降。
最终，三家公司均未能避免处罚。仙琚制药因其高额罚款和董事长个人罚款的压力，表示此事件不会对公司未来的业绩产生重大影响。联环药业则为不服处罚提出行政听证申请，可能会进一步对罚款结果产生影响。津药药业在认定违法后，已主动降低地塞米松磷酸钠的价格，并表示其生产和销售活动正常。此事件暴露出在药品价格管理中仍存在的诸多漏洞，也提示了药品行业在特殊时期可能出现的市场操控问题。
本文源自金融界
价格控制体系
一、材料价格控制：
材料采购部门控制，主要通过掌握市场信息，应用招标和询价等方式控制。
一、材料用量控制：
材料的用量控制包括：定额控制、指标控制、计量控制、包干控制。
定额控制：适用于有消耗定额的材料（实行限额领料制度）
指标控制：适用于没有消耗定额的材料（计划管理和制定领用材料标准）
计量控制：做好材料物资收发计量检查和投料计量检查
包干控制：小型及零星材料（如钢钉、钢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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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控制口诀顺口溜
>>Thomas DiLorenzo（美）<<
通常情况下，只要让供求关系在能源市场上起作用，汽油价格就会出现上下波动。每当汽油价格上涨到令人关注的程度时，这个行业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国会价格管制的威胁——美其名曰“反哄抬物价法案”或其他一些同义词。
反对价格控制——不管政客们怎么称呼它——的理由已经为人所知几百年了。通过人为地刺激需求，同时使供应丧失部分或全部盈利能力，价格控制不可避免地造成短缺。价格控制还会诱使供应商尽可能地偷工减料，还往往导致政府实施荒诞的定量配给方案，而这些都只会适得其反。
然而，反对价格控制的理由并不仅限于经济学教材上的学术探讨。四千多年来的历史记载表明，由价格管制引起的经济灾难层出不穷。罗伯特·舒廷格（Robert Schuettinger）和伊蒙·巴特勒（Eamon Butler）于1979年首次出版的《四十个世纪的工资与价格控制》（Forty Centuries of Wage and Price Controls）一书中对这段价格控制的历史有很好的记载。
两位作者开篇即引用了《古代世界的经济生活》（The Economic Life of the Ancient World）一书作者让-菲利普·列维（Jean-Philippe Levy）所述，指出在公元前三世纪时的埃及，在谷物生产和分配的监管上，“国家真的无所不在”。“各个层面上的价格都由法令固定”。这种“控制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因为有一大批巡查官员”。埃及农民被控制价格的监管者所激怒，许多人干脆离开了自己的农场。到了该世纪的末期，“埃及的经济崩溃了，政治也陷入彻底的混乱”。
在四千年前的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实际上就是像迷宫般错综的价格控制规则。国家规定，“如果一个人雇用了一名农场劳工，此人应每年给这个劳工8古尔（gur）谷物”。“如果一个人雇用了一名放牧人，此人应每年给这个放牧人6古尔谷物”，以及“如果一个人租用了一艘载重60吨的船只，此人应为此每天支付1/6谢克尔（shekel）银币的租金”，等等。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像这样的法律“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抑制帝国的经济发展”。而一旦废除了这些法律，“人民的命运就大幅好转了”。【Gur，古代近东体积单位，约18立方米, 常用于计量仓库谷物的储量或是水库的水容量。shekel，古代近东重量单位，约8.4克，起初在贸易中担当丈量货物的作用；久而久之, 由于其简便性, 人们将其认作通用货币。——译者注】
古希腊也对粮食实施了价格控制，并建立了“一只粮食巡视官队伍，目的是把粮价设定在雅典政府认为公正的水平之上。”希腊的价格控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粮食短缺，但古代的企业家通过黑市绕开了这些不公正的法律，从而使数以千计的人免于挨饿。尽管逃避希腊的价格控制法会被判处死刑，但这些法律“几乎不可能执行”。希腊的价格控制法所造成的短缺创造了黑市机会，这对于公众来说是不幸中的大幸。
公元284年，罗马皇帝戴克里先让大量货币进入流通，造成了通货膨胀，接着又“规定了牛肉、谷物、鸡蛋、服装及其他物品的最高出售价格，他还规定，任何以更高价格出售自己货物的人会被处以死刑”。正如舒廷格和巴特勒引用一位古代历史学家的话解释的那样，结果是“因为得不到合理的价格，人们不再向市场供应食品，这极大加剧了粮食短缺，最终许多人因此丧命，这项法律也就不了了之。”
到了更靠近现代的时候，宾夕法尼亚和其他一些殖民地政府所实施的食品价格控制，差点让乔治·华盛顿的革命军活活饿死。宾夕法尼亚特别地对“那些军需用品”施加的价格控制，造成军队所需的几乎一切物资严重短缺。大陆会议在1778年6月4号明智地通过了一项反价格控制的决议，内容如下:
“鉴于经验表明，对商品价格的限制不但事与愿违，还产生了许多恶果——在此决议，建议几个州废除或暂停一切限制、监管或控制任何商品价格的法律。”
舒廷格和巴特勒也写道，“这项政策变革的直接结果是，到了1778年秋，军队的补给就恢复得相当不错了。”
法国政客在大革命之后重蹈覆辙，于1793年颁布了《全面限价法》（Law of the Maximum，法语：Loi du Maximum général），首先对谷物，接着对一长串名单中的其他物品，实施了价格控制。可想而知的，“在一些[法国]城镇，许多人食不果腹，由于缺乏营养，纷纷倒毙街头”。
一个来自各省的代表团写信给巴黎的政府，宣称在新价格控制法实施之前，“我们的市场一直不乏供应，但就在我们固定了小麦和黑麦的价格之后，就再也见不着这些谷物了。只有不受《全面限价法》约束的商品才得以进入市场。”
在这部灾难性的价格控制法害死了成千上万人之后，法国政府被迫废除了它。后来，在罗伯斯庇尔被押往刑场时途经巴黎的街道，人群纷纷喊道，“肮脏的‘马克西姆’（Maximum，罗伯斯庇尔全名是Maximilien François Marie Isidore de Robespierre，Maximilien和Maximum形音近似）来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在经济政策方面，美国的中央计划者显然和纳粹一样具有极权主义思想。在战后占领德国期间，美国的计划者们相当欣赏纳粹的经济控制，包括价格控制，所以这些控制在战争结束后都被保留了下来。连臭名昭著的纳粹分子赫尔曼·戈林（Hermann Goering）都在向美国战地记者亨利·泰勒（Henry Taylor）斥责这种政策的愚蠢！舒廷格和巴特勒在书中重述了戈林的话：
“你们美国在经济领域正在做很多事情，我们曾发现做这些事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你们想控制人们的工资和物价——人们的工作。如果你们这样做，就必须控制人们的生活。没有哪个国家能做到只控制一部分。我尝试过，但失败了。也没有哪个国家能一直控制下去。这我也尝试过，同样失败了。你们并不是比我们更好的计划者。我觉得你们的经济学家应该了解一下在这里发生过了什么。”
在1948年的一个周日，德国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终于结束了对价格的控制，美国占领当局这天没在办公室，没法制止他。这催生了“德国经济奇迹”，当然这并不是什么奇迹，而只是回归常识：让价格由市场而非政客来设定。【据经济学家威廉•彼得森所述：“1948年，6月份的一个星期日，没有得到盟军军事占领当局（他们当然不在办公室）的知情和同意，西德经济部长艾哈德单方面勇敢地颁布一项法令，消除配给和工资价格控制，并引入新的硬通货：德国马克。该法令立即生效。艾哈德对感到震惊的德国人说：“现在你们唯一的配给券就是这个马克。”——译者注】
价格控制是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和20世纪90年代的加利福尼亚能源危机的原因。四千多年来，各式各样的独裁者、国王、专制君主和政客都认为价格控制是对公众“仅凭空口就能做出”的最终极承诺。而四千多年来，结果也一直是相同的：物资短缺、产品质量降低、由犯罪分子操纵的黑市日益猖獗、行贿受贿、一国生产能力遭到破坏、经济混乱、创造出大规模的价格控制官僚机构和警察国家，以及权力危险地集中到了价格控制者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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