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离婚律师事务所，重庆离婚律师哪家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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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离婚律师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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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京师（重庆）律师事务所
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
重庆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
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
上海中联（重庆）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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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离婚律师事务所排名前十位
针对“湖南女子5年4次起诉离婚均遭驳回”一事，4月14日下午，湖南省衡阳县委宣传部回应红星新闻记者称，已关注到网上舆情，相关部门今天正开会研究，后续将发布官方通报。衡阳县法院办公室也称，院党组也已就此事开会研究，“等待下一次开庭。”
据上游新闻报道，从2016年12月至今，湖南省衡阳县井头镇80后女子宁顺花，因无法忍受丈夫陈定华长年沉迷赌博选择诉讼离婚。此后，就离婚引起的纠纷，陈定华被拘留3次，宁顺花被拘留1次，衡阳县法院2次下发人身保护令。不过时至今日，先后4次起诉离婚的她，离婚的心愿至今没有实现。
2021年3月3日，宁顺花第5次向衡阳县法院起诉离婚，目前案件正在审理中。
4月14日，宁顺花在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只有走法律途径才能解脱，“才能还我自由身。”而陈定华依然坚决表示不同意离婚，“要么和好，要么鱼死网破”，他电话中仍威胁若判离婚就要伤害他人。
宁顺花前代理律师王震霆透露，他代理此案时曾被陈定华砸过车，“他还威胁法官和承办人员，但是他知道法律的边界在哪里，充其量构成寻衅滋事，所以就很麻烦。”
对于此事，有律师指出，有赌博恶习屡教不改作为“感情确已破裂”的标准，已实践了整整20年。不为狭隘、胡搅蛮缠的当事人吓住，是司法应有的权威之一。另一方面，起诉方应加强证据的搜集以及证据的使用。
女子5年4次起诉离婚均遭驳回
男方拿出双方开房记录被法院采纳
宁顺花出生于1988年2月，陈定华出生1985年10月，均系衡阳县井头镇小岭村人，“同村不同组”，两家相距不到一公里。
据宁顺花介绍，2015年，经媒人介绍，她认识了陈定华并与其恋爱。2016年6月15日，两人登记结婚。“刚开始听说他跟别人在一个公司里面，投了一点钱谋了个职位，想着也算平凡的日子，应该不会很差。再加上自己当时年龄二十七八，也着急。”
“但是结婚之后，他就暴露本性了。脾气暴躁、赌博，根本没有工作。”宁顺花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因为陈定华嗜赌成性，两人曾多次吵架，“有一次当着我姐的面，又是下跪又是掉眼泪，我觉得他可能会改了，结果回去没多久发现他又在外面赌博。”
2016年11月13日，宁顺花离家出走，去到广东打工，开始了双方分居的生活。据宁顺花提供的材料显示，2016年12月2日，她以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为由，向衡阳县法院起诉离婚，并要求分割财产。
在宁顺花起诉离婚3天后，陈定华因两次参与赌博，被衡阳县公安局处以罚款1500元，行政拘留12日。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陈定华与他人赌博赌注为50元一注，有时为100元一注。
↑第一次起诉离婚判决书
2016年12月27日，衡阳县法院驳回宁顺花的诉讼请求。理由是：原告提出离婚，但未向法院提供确凿可信的证据证实夫妻感情已破裂，其夫妻感情并不符合《婚姻法》规定的法定离婚条件。
2017年7月13日，宁顺花以“夫妻关系确已破裂、婚姻名存实亡”等理由，再次向衡阳县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2017年12月12日，衡阳县法院作出判决，再次驳回宁顺花的起诉。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判决书显示，陈定华出具证据称，2017年2月、6月，其两次为宁顺花手机充值，双方存在微信联络，宁顺花给陈定华发了一些“我想你”之类的话；2017年8月7日至9日，原、被告在深圳市维也纳酒店开房入住2天。
对于开房一说，宁顺花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自己有两张身份证，其中一张2016年被陈定华扣留，用于开房，而聊天记录也为陈定华伪造。宁顺花在法庭上提出异议，但法院认为其没有相关反证予以推翻，决定对该项证据予以采纳。
宁顺花不服提起上诉。2018年4月16日，衡阳市中院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维持原判。就在衡阳市中院二审审理期间，宁顺花在衡阳市中院门口被陈定华强行抢走其身份证件和手机。
而在第二次起诉离婚的次日，陈定华找宁顺花要求经济赔偿，后双方产生争执，宁顺花打了陈定华两个耳光。同年7月15日晚上，陈定华到岳父宁明忠家找麻烦，陈定华用拳头击打宁明忠的左眼致其受伤。2017年7月24日，衡阳县公安局决定对陈定华行政拘留5日，决定对宁顺花行政拘留3日。
2018年10月22日，宁顺花第三次向衡阳县法院起诉离婚。2019年3月26日，衡阳县法院仍以“没有确切证据证明夫妻感情确已完全破裂”为由，驳回了宁顺花的诉讼请求。
就在宁顺花第三次起诉前，陈定华多次以微信聊天方式向宁亮（宁顺花弟弟）发送“报复、杀人”等恐吓信息，因此第三次被衡阳县公安局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陈定华被行政处罚
2019年11月7日，宁顺花第四次向衡阳县法院发起离婚诉讼。2019年12月18日，该案在衡阳县法院开庭。开庭结束后，陈定华租车追赶先行离开的宁顺花并将其拖下车，致使宁顺花面部、脖子有血痕，后脑部有血肿。陈定华面部和手部有血痕，眼镜和手机损坏。衡阳县公安局第四次对陈定华予以行政拘留的处罚。
↑宁顺花伤情
据悉，2019年12月12日、2020年6月28日，衡阳县法院曾先后两次下达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被申请人陈定华对申请人宁顺花实施家暴；禁止陈定华骚扰、跟踪、接触宁顺花及相关近亲属。
不过，2020年8月5日，衡阳县法院还是以“为保障家庭稳定和社会和谐，以不离婚更为适宜”为由，再次驳回了宁顺花的诉讼请求。
2021年3月3日，宁顺花第5次向衡阳县法院起诉离婚。
砸律师车、威胁法官和承办人员
派出所、村支书称曾多次想办法
为何妻子坚持离婚丈夫还要使用暴力威胁？4月14日，陈定华在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因为她要离婚，我才这么极端的。”他还称，宁顺花第一次起诉离婚后，自己曾写了100份承诺书，交给同村村民，“每家每户都发了，她还是不回头。”
陈定华称，他与宁顺花是2007年在火车上认识的，“我追了她9年，2015年年底才同意。她说我赌博，这有什么大不了，我又不是光输钱。而且结婚了之后我就没怎么赌博了。”
↑宁顺花第四次起诉被驳回
在宁顺花第二次起诉离婚时，湖南湘华律师事务所律师王震霆曾为其代理。在他看来，宁顺花第一次起诉法院没判离的结论是恰当的，“因为按照《婚姻法》的规定和她的一些证据来讲，确实判离婚判不了。”
然而在他代理此案时，却遭到了陈定华的威胁，同时被威胁的还有法官和承办人员。“法官跟我说，陈定华跟他讲，‘你看这个法官，判决离婚，出了法院门口被车撞死。’”
王震霆回忆，有一次庭审过后，陈定华曾带了八九个人打算将宁顺花抓回去，“然后我就跟法官讲，女方先别走，等我先出去了让女方坐法院的车子出来。结果在我开车回去路上，陈定华带着两辆车将自己别住了，大概是看到女方没在车上，就用扳手把我车玻璃砸了，后面报警了也是给了他一个治安拘留。”
陈定华向红星新闻记者承认砸律师车的行为，“我看到她没在车上，我就生气了。”
王震霆称，据他了解，陈定华“没有正经工作，天天以赌博为生，还有就是帮别人打架出头。”“你跟他讲法律讲不通，他也知道法律的底线在哪里。他给你人身威胁，但是也不会去做，不会达到故意伤害很严重的程度，至多是寻衅滋事，所以就很烦，给他判刑又判不了。”
王震霆还称，这种情况对于法官来说，就非常为难。“他去威胁法官，那法官可能就会想，万一这个人想不开，在外面造成什么样的社会影响。”
红星记者多次联系宁顺花的离婚案法官彭先进，但电话未能接通。衡阳县法院办公室人员对于此事，院党组正在开会研究，“等待下一次开庭。”
“我们的压力也很大，一直在做这个工作，想了很多办法，但是都没用。”14日上午，衡阳县井头镇派出所所长贺俭在接受上游新闻采访时表示，“之前为了劝他（陈定华）放下，我们找了跟他从小玩得很好的朋友过来，没用。因为离婚的问题，他前前后后被公安机关处理了5次，一般的打击处理对他没有效果。”
贺俭还称，“陈定华人在广东，其实条件不错的，人长得好，有房有车，他跟我说一年能够赚几十万。”他希望社会各界对陈定华多一些引导，尽量不要刺激他。
宁顺花与陈定华所在村的村支书魏书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称，自己曾参与调解多次，“男的不愿放手，女的死命不愿跟他。男方除了喜欢赌博，各方面还可以。村里还给陈定华找过女朋友，结果他看都不看。”
4月14日下午，衡阳县委宣传部回应红星新闻记者称，已关注到网上舆情，相关部门今天正开会研究，后续将发布官方通报。
律师观点：
（一）不为狭隘、胡搅蛮缠的当事人吓住是司法应有的权威之一
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前后五次起诉中，法院多以“夫妻关系未破裂”为由驳回了宁顺花的起诉。有网友质疑，已经提出五次起诉离婚，男方在诉讼过程中有多次出格举动，法院为何还不判离婚？
对此，承办过多起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案件、四川鼎尺律师事务所万淼焱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法院对待离婚诉讼的裁判依据来说，唯一的标准是“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
“婚姻自由，是我国婚姻法律体系的基本原则。婚姻自由包括了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是我国1950年婚姻法便确立的基本原则。”万淼焱解释，我国法律不鼓励公民草率地对待婚姻，因此出台了30天的“离婚冷静期”来促使人们慎重对待离婚的冲动。
据其介绍，在《民法典》第1079条对于诉讼离婚中，法院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即应当准许离婚的条件为：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一）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民法典》这条规定，是完整地承继于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第32条。”万淼焱称，也就是说，实施家庭暴力、有赌博恶习屡教不改、因感情不和分居满2年作为‘感情确已破裂’的标准，已经实践了整整20年。
面对陈定华类似的当事人，法院可以如何做？万淼焱认为，不为狭隘、胡搅蛮缠的当事人吓住，是司法应有的权威之一。该案中，陈定华对宁顺花本人和父亲、弟弟的恐吓、殴打行为，已经构成对诉讼活动的妨害。其在公路上拦截宁顺花代理律师的汽车并砸毁、对宁顺花及家人发送威胁信息的行为，已经涉嫌寻衅滋事罪和妨害诉讼罪。
（二）法官采取审慎态度合法 但合理角度有待商榷
重庆盟昇律师事务所主任、山茶婚家团队张玉婷律师则认为，本案中女方多次起诉离婚并以对方有赌博以及家庭暴力为由起诉，本身是符合民法典准许离婚的条件的，但是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女方作为起诉方需提供相关证据证明男方存在赌博及家庭暴力等行为。但是基于客观事实，女方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所以法院多次判决不准予离婚。“这属于客观事实上的搜集证据的问题。”
“从女方五次起诉离婚来看，以及提供的证据来看，女方确实对男方没有感情，符合双方感情破裂的情形，但是基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来说，法官基于审慎的态度认为不符合双方感情破裂的情形来说，也是合法的，但从合理角度有待商榷。”张玉婷律师称。
基于双方的客观事实以及多次判决的情形来看，张玉婷律师建议其加强证据的搜集以及证据的使用，比如向警方报案，向当地民政、妇联求助等方式取证，客观的反映女方的态度以及实际情况，使法院能够更客观的认识到双方情感确已破裂，法院才能够判决双方离婚。
张玉婷律师建议，因为法律属于专业知识，尤其证据的搜集使用更是需要专业素养，因此很多人不理解法条以及法院的判决，以此认定法院偏袒某一方是有失客观的，因此加强民众的法律观念培养以及学习《民法典》是有必要的，也能通过学习使大家更好的维权。
红星新闻记者 李文滔 张倩 实习生 孙桂芳
编辑 张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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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社微信公众号
“上天让我出生在聋哑人家庭，
一定是有寓意的，
我愿一辈子，
做聋哑人群体的法律代言人。”
他在一个聋哑人家庭长大，
毕业后选择为这个群体工作。
与近3000万聋哑人在一起，
用帮助别人，来成就自己。
他被称为“中国手语律师第一人”，
成为他们口中“无声世界代言人”。
新青年第38期
邀请手语律师
唐帅
讲述为无声者发声的故事
《为无声者发声》
新青年演讲 唐帅▼
大家好，我叫唐帅，是一名来自山城重庆的手语律师。我的工作有点特殊，大多数的时间，我都是用手语在交流，为生活在无声世界的聋哑人提供法律帮助。
今年1月份的一个晚上，一夜之间，我的微信好友突然就被挤爆了。当天，从凌晨的2点到6点，我两个微信号，好友都加到了一万多人。然后，我又被拉进了很多聋哑人的微信群。
原来，他们都是一起聋哑人诈骗案的受害者。数万名聋哑人被骗，很多聋哑人都是把自己的房子给卖掉，或者使用房子来抵押。甚至有些聋哑人，是用信用卡套现的钱投资到里边被骗。
也许是他们在我的身上找到了希望。后来，这些被骗的聋哑人，还自发地派了总共近300名聋哑人代表到重庆来找我。我整个人当时就懵了，用我们重庆话说，就是“我当时脑壳一哈就旷了”。
短暂的震惊后，我用了一天的时间，和他们进行挨个的手语交流，把案件的细节和情况进行了详细了解。我们还进行了实地取证，和诈骗团伙斗智斗勇。整理出厚厚的一沓证据材料后，我们将所有的证据交到了公安机关，成功立了案。在今年5月份，10多个犯罪嫌疑人成功落网，这个案子已经告破。
通过这件事，我意识到，这么多聋哑人把我当成救命的稻草和最后的希望，这是对我职业的极大信任，让我感觉到自豪但是又压力很大。
受害的聋哑人，要么欠缺法律意识，要么由于沟通障碍，维权特别地困难。聋哑人真的把手语律师当成了救命的稻草和最后的希望，相信我们会为他们发声，伸张正义。这种孤立无援的绝望和毫无保留的信任，让我不想也不敢放弃。
我对聋哑人的处境还有一种特殊的感同身受。我出生在一个无声的家庭，父母都是聋哑人。一个健全的我，大概就是他们最大的幸福。但是他们想让我摆脱聋哑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命运，在“正常”的环境中成长，所以把我交给我的外婆抚养，刻意和我保持一定距离，也不愿意让我和其他聋哑人在一起交流。可是，当我越是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就越想和他们进行沟通。
有一次，我父亲肚子疼，被送到了医院。他疼得一直冒汗，但就是没办法和医生去沟通。我和外婆除了干着急，什么也帮不了。这次经历让我觉得，就算只是为了和我父母沟通，帮他们说话，我也要把手语学会。
我便偷偷跑去父母工作的福利厂，和聋哑人叔叔阿姨们学习手语。我学的第一个手语就是“爸爸”和“妈妈”。学会后，我并没有第一时间展示给自己的父母看，因为我怕被他们骂。
后来，福利厂的叔叔阿姨去医院、去银行办事，都喜欢找我帮他们当翻译。看到我学会手语之后有了用处，父母的态度也慢慢有了转变。手语越来越熟练，和聋哑人之间的沟通也越来越多。我也越来越了解聋哑人在生活当中的种种不便、无奈，甚至是无望。
我想为这个群体做点什么。
2006年，我作为临时的手语翻译，协助公安系统处理一件涉及聋哑人的案件，也因此成为了一名公安系统的专职手语翻译人员。
接手的案子多了之后，我发现一个突出的问题：手语翻译导致冤假错案频频出现。一位聋哑人被指认盗窃了一部手机，手语翻译并没有理解到聋哑人手语的含义，供述的笔录上却变成了“我偷了一部手机”。实际上，她一见到我，立马就比划说“我是被冤枉的”。
在做手语翻译六年多的时间里，我发现了聋哑人案件的三大难题。
一是手语也分为了“普通话”和“方言”，就是普通话手语和自然手语，它们有莫大的差别。但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手语翻译使用的都是普通话手语，而95%以上的聋哑人使用的都是自然手语。这就直接导致案子在审判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截然相反的结果。
第二，大多数的手语翻译都不是法律专业出身，不能准确地向聋哑人传递法律概念和信息。
最后，存在个别的手语翻译会利用聋哑人的弱势和自己的独特地位，向他们进行索贿。
从事手语翻译，我其实就是一个“传声筒”；而成为手语律师，我可以替他们发声，维护他们的正当权益。
2012年，我自考通过了司法考试，成为了一名专职律师。与其他律师不同，我大部分的时间精力，都放在了聋哑人法律诉讼上面。一起聋哑人案件，我所花费的精力是其他正常案子的3倍。
在替聋哑人进行维权的过程中，我所做的就是用他们懂得的手语跟他们进行交流，了解案件的事实和经过，形成辩护意见，在法庭上用手语为他们进行辩护。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对他们进行普法，让他们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目前，我们国家有近3000万聋哑人，他们的文化水平低于我国平均受教育水平，法律意识也极端欠缺。可是，不能因为听力和语言的障碍，就让他们成为我们法治的“荒漠地带”。
现在，我欣喜地看到，有越来越多的聋哑人进入到各行各业。他们有的开咖啡厅，有的开洗车行，有的做了快递小哥……虽然不能言语，但他们带给我们的温暖却越来越多。
我相信，随着法治进步，我们将看到越来越多的聋哑人参与到社会生活当中，和我们正常人一起，为社会的发展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在手语律师这条路上，我将不再孤单。
我是新青年唐帅。
“也许他们不懂什么行为犯法，
但也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
“手语”与“口语”的误解，
带来苦闷、绝望和委屈。
懂法律懂手语的手语律师，
让法治照亮了无声的世界。
但他说，
假如真的是中国的“第一”，
那也不希望一直是“唯一”。
新青年对话·唐帅
问：出生在聋哑人家庭对你的成长有什么影响？
答：我父母都是聋哑人。我出生在这个无声的家庭，注定了我从小到大和聋哑人接触很多。一开始，我的父母不愿意我学习手语，是因为从我出生父母发现我是一个健全小孩开始，他们就觉得，我应当属于一个健全人的社会。
转变在于后来我学了手语之后，他们整个企业的很多聋哑人职工，在平时生活中遇到问题需要沟通时，都找我去翻译。慢慢地，他们就接受了我和聋哑人之间来往。
问：学习手语难不难？
答：很多人说学习手语很难，但我自己学觉得还好。我觉得这可能是上天赋予我的一份礼物吧！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父母的同学到家里边来做客，在交流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的手语跟我们的实际上有一定的区别。从那时起，我才发现，其实我们国家的手语一样分了各地的方言，而且方言之间是不同的。
为了学习各个地方的那些方言手语，我就只有跑到解放碑、朝天门。趁着假期，在那儿守株待兔，去碰那些外地来的聋哑人游客，然后上前跟他们进行手语交流。一开始，那些人还以为我是走失的聋哑人小孩呢！但后来，知道我的来意之后，他们也很热情地教我。
最后，他们看我学手语快，有些聋哑人就直接说给我钱：“我们是来旅游的，干脆你给我们当导游算了，你又会手语。”所以那个时候，我还挣了不少零花钱。
问：为什么要做手语律师？
答：从法理过渡的角度上来讲，律师是防止冤假错案的最后一道防线。当我看见聋哑人面对这些情况时，发现聋哑人不能跟健全人一样平等地参与法律生活，甚至在这个过程中，不能行使法定的一些诉讼权利，必然导致有些案件出现让他们面临不公正的裁决和结果。这样会激化聋哑人和社会之间的矛盾，甚至会激化聋哑人对司法机关的不理解和仇视。
问：我们能为聋哑人的法治现状做些什么？
答：对于这个群体，我个人觉得最需要的是这几个方面：
第一，在聋哑人参与法律生活这个问题上，能够建立第三方机构，对聋哑人参与诉讼的过程进行监督和鉴定。
第二，聋哑人的法律意识是很淡薄的。淡薄到什么程度呢？平常全国各地聋哑人，通过线上也好，线下也好，对我们发起的一些的法律咨询，通通都是一些很低级的问题。问出来以后，都让我们这些法律职业者汗颜。比如人家问：“唐律师，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到底有什么区别，都是干嘛的？”也有聋哑人问：“唐律师，我离婚应该到哪去离？”
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些问题对我们常人来讲，都是属于生活常识的问题。但在聋哑人那里，却是一个触手不可及的、专业性极强的、概念极其抽象的法律专业知识。为什么聋哑人的犯罪率很高？就是因为他们的法律意识很弱。
我们社会更应该在这个地方，关注一点聋哑人，帮助一下聋哑人。在普法上下下功夫、想想办法，用一些有效的方法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普法，提高聋哑人的法律意识。
问：聋哑人群体目前的生存现状如何？
答：前段时间，我的一些新闻在播出去之后，有些人在评论里说：“我们国家有近3000万聋哑人，为什么在我身边，我一个也没看到过？在大街上，我从来没遇到过？”我想说的是，你没看到、没遇到，不代表没有。
聋哑人就是因为自己身体的残疾，产生了自卑，由于和社会无法正常进行沟通和交流，久而久之产生自闭，最后导致他们不能完全融入到我们正常的社会生活当中。这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社会给予的关注和关心不够，才会导致大家都觉得这类群体离我们很远。所以，我想通过你们告诉全社会，多多关心这个群体，关注这个群体。其实，他们离我们很近很近。
问：为什么不愿意当“中国第一手语律师”？
答：我的目标是让这个所谓的全国“第一”或是“唯一”的手语律师不再成为“第一”和“唯一”。我就是想让聋哑人跟社会一般人士一样，能够平等地参与到社会生活。比如，聋哑人在法律生活上，在维权上，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有需求的时候，手语律师就在他的身边，这就是我的理想和愿望。
问：你觉得什么是“新青年”？
答：对我个人来讲，作为一名手语律师，平时就生活在各种矛盾纠纷当中，看了很多人世间的大喜大悲。我觉得很刺激，也很充实。对我们整个“新青年”这个群体来讲，我觉得很简单，应当就保持我们的这种朝气，敢想敢干，就OK。
我国有近3000万名聋哑人，
但他们似乎长期“与世隔绝”。
为什么呢？
停止猎奇，伸出双手，
营造温暖的生活空间，
让他们融入日常生活，
让边缘群体不再边缘。
你的善意对他们更加珍贵。
律师交棒，
该我们了！
重庆离婚律师事务前10名
谭婷为聋人普法
谭婷在办公室写给自己的便签
谭婷在线上为聋人进行法律咨询
这不仅仅是个关于一位聋人女孩怎样努力通过司法考试成为准律师的励志故事。事实上，推动她“破圈”的，还有那个因“太过安静”而被遮蔽的现实——中国两千多万聋人对于“无障碍法律”的需求。她出现的背后，是一场关于如何去打破聋人社会闭环的“谋划”。
“怎么办？”
“我写不好”，“视频”。
三天里，有二十几个聋人加了谭婷的微信，还有很多人通过短视频平台私信她。他们目的相同，都是希望有人能告诉自己该怎么办。
谭婷边点开视频，边把手机摆在右手边的银白色手机支架上，那是她工作中除了电脑和手机之外，最重要的设备。
视频中的人跟谭婷比画了几下手语，就把手机递给了旁边那个二十几岁的年轻男人。很多时候，这个“可以给聋人做法律咨询的人”都是由一个聋人介绍给另一个聋人。年轻男人侧坐在床上，用手和上半身模仿着摔倒的动作，接着又焦急地用手指着牙齿。
他告诉谭婷，自己是一个聋人骑手，在送外卖的路上，一个骑自行车的女孩在他旁边摔倒，摔坏了牙齿，可是他并没有碰到她。后来交警来了，但因为他是聋人不好沟通，事情的经过都是由那个女孩讲的，最终，他被要求付给女孩2万块医药费。
“我没有这么多钱，该怎么办？”
谭婷跟他说，要和听人律师（注：听人、健听人，是聋人对听力正常的人的称呼）沟通一下，看看怎么解决，比画了一个“ok”的手势后，按掉了视频。他们很少在视频里寒暄，有时来咨询的聋人比较急，开了视频，问题就直接涌进来。
对于这种“直接”，谭婷很熟悉，这是聋人之间惯常的方式——当一个聋人对25岁的你说“你看起来像30多岁，特别老”的时候，并不代表他对你不喜欢或是不尊重，而是他真的这样认为。“聋人的认知黑白分明。”谭婷说。
也有聋人会突然“空降”到谭婷所在的重庆华代律师事务所。一个聋人找到她说，自己到成都去见一个网上认识的听人女孩，见面后，女孩让他出钱陪她吃喝玩乐，还让聋人给自己买了金项链。当他觉得不对劲，想拍一下女孩的身份证时，她找来自己的同伴，骑着摩托跑了。
实际上，这是谭婷花了很长时间，才捋清楚的事情经过。实际的沟通过程要曲折、漫长得多。光是为了搞清楚他们两个人的关系，谭婷就反复确认了许多次：
“你和这个女孩是恋爱关系吗？”
“不是。”
“你们两个是朋友吗？”
“不是。”
……
如果直接问：你们是什么关系？聋人不易准确理解。她只能通过不断地推测、提问、排除，才能找到答案。这也正是手语表达的特点——抽象，需要联系上下语境才能理解，“就像普通话里有多音字一样”。
谭婷在特殊教育学校里学的是“汉语手语”（严格遵循汉语表达的语序，相当于“普通话手语”），有些聋人使用的“自然手语”（不遵循有声语言的语法，而是通过手势、表情的变化来传达意思的语言，是聋人文化的一种，存在“方言”上的差异）她看不懂，手势和语序都和她学的手语不一样，要一遍遍猜测、核对。
哪怕把事情经过写出来，聋人与听人的沟通也存在障碍。在咨询中，谭婷发现原来很多聋人不识字，或是只认识很少的字。
“说了很久很久”后，谭婷才理清楚事情的经过。在她的协助下，律所的听人律师帮这个认为自己被女孩骗了的聋人写了一份递给公安机关的报案材料。
视频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打进来，有一些问题被解决了。曾有一个聋人找到谭婷，说自己明明被别人抢劫了，却被定了寻衅滋事罪。他想跟警方解释清楚事情的经过，但因为看不懂警方请来的翻译使用的手语，他没办法跟对方讲明白。谭婷帮他写了一份说明事情经过的自述材料，让他自己交到公安机关。后来，他告诉谭婷，抢劫他的那个人被认定为抢劫罪了。
还有许多问题在等着她。又一个聋人的视频电话打进来，他告诉谭婷，自己因为帮别人去刷卡取钱，而被“莫名其妙”地定为诈骗罪。警方给他请了手语翻译，但他同样看不懂对方的手语。
很多时候情况紧急。一个聋人男孩被一个女孩借钱后不还，那笔钱是父母给他读大学的学费，学校一直在不停地催他缴费。情急之下，他想去报复那个女孩。但他想到的报复方式是——跳楼自杀，“我自杀了，她就会因为我的死而承担法律责任”。
“不会！”谭婷对男孩用力地比画着手语。男孩好像突然明白过来，跟她说：如果你没有跟我把这些说清楚，我真的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对于听人来说，法律是维权的武器，但对于聋人而言，很多时候法律还较遥远。一个聋人对谭婷说，自己被丈夫家暴，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后，法律援助律师却告诉她“败诉了”，她不解为何会败诉。谭婷看了文件，发现上面明明写的是“撤诉”，问她：“你为什么想离婚又撤诉？”女人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因为不识字，她不知道怎么去和给她撤诉的法援律师交涉。她跟谭婷说，自己的结婚证也是别人给办的，她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嫁给了一个听人。
从“象牙塔”走出来后，谭婷才发现，聋人世界更深处的那些原本与她隔绝的存在，正在通过一个个求助朝她涌来。
“中间人”
“你是站在聋人群体和听人群体中间的那个人。”谭婷从没想过高中班主任当年对她说的这句话，会像预言一样，切中了她的当下。
谭婷原本想要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从重庆师范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毕业，成为一名特教老师。但2017年大学毕业时，她没有找到聋人特教老师的工作。巧合的是，这一年，律师唐帅面向各大高校发布了专门“招聘聋人”的启事。谭婷和另外4个聋人本科毕业生，被唐帅选进了律所。那时，谭婷从新闻里知道，唐帅是那个可以帮聋人打官司的“中国首位手语律师”、“很多聋人都来找他”。但她不知道的是，唐帅对这5个入选者有着“前无古人”的要求——成为律师。
“虽然你听不见，但因为你是后天失聪，你还可以说话。”这是谭婷的高中班主任之所以认为她是“站在聋人群体和听人群体中间的那个人”的原因。事实上，在唐帅对高校聋人毕业生的招聘中，谭婷的“中间人”的能力确实成为了她被录取的重要原因。
“和我沟通时，你要多说，不要用手语。”唐帅希望谭婷能恢复说话的能力——8岁失聪后，因为听不到，谭婷很少再开口说话，声带慢慢退化，这使得她每说一个字都要很用力，发音也把握不准。
在谭婷2020年底成功考过司法考试成为“国内首位聋人准律师”后，质疑的声音也随之而来，“聋人可以做律师吗？”“聋人律师怎么去开庭辩护？”谭婷也在想：“是啊，我听不见，怎么开庭呢？”当她真正进入聋人世界的法律“洼地”后，她发现，这里迫切需要的，远远不止于一个可以给聋人开庭辩护的律师。
民政局里，一对聋人夫妻想要离婚，但由于女方不能说也不会写，工作人员认为她不能正确表达自己，无法办理离婚手续。谭婷到民政局去帮忙翻译，但因为当时没有考手语翻译资格证，她的翻译无效。
男方因为一直离不了婚越来越急，对女方比画着手语责备，女方急哭了，谭婷也哭了，“明明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为什么我就帮不了他们？”后来，一个有手语翻译资格证的学姐来帮忙，但因为她使用的是“汉语手语”，与聋人的“自然手语”对不上，在谭婷的又一重翻译下，两人才终于离成了婚。
进入律所工作后，谭婷才知道，原来聋人群体里有很多人不识字，且只会“自然手语”。他们看不懂电视新闻的字幕，也看不懂屏幕右下角方框里的“汉语手语”。
聋人所面临的法律鸿沟更超乎她的想象。一个聋人女孩的妈妈找到唐帅，这个聋人女孩因涉嫌盗窃罪被检察院审查起诉，但妈妈却坚持认为她是冤枉的。接了案子，调取证据材料后，唐帅看到上面写着：我承认，我盗窃了，我偷了一个手机。但在重看审讯的同步录音录像时，唐帅看到这个聋人女孩用手语比画的却是：我没偷，我绝对没偷。
由于司法机关聘请的手语翻译使用的都是“汉语手语”，在与使用“自然手语”的聋人的“对话”中，双方常常是“鸡同鸭讲”，而在一些情况下，因为利益，手语翻译又往往会把这个秘密包住不讲。为此，唐帅曾呼吁建立全国手语翻译协会，规范和监督各类诉讼中的手语翻译。“聋人刑事案件最终的审判者不是法官，也不是检察官，而是手语翻译。”
刚开始给聋人做咨询时，很多法律问题让谭婷手足无措。有一次，她被问题急哭了，躲进律所一个没人的隔间里。那天，她发了一条朋友圈：“看见无数只眼眸将祈求的目光投向我，而我却是那么的无能为力，爱莫能助。原来，这种感觉比我自己行走在艰难困苦面前更难受……”
“好好地学点法律知识！”她对自己说。通过司法考试，是她迈过法律专业门槛的第一个台阶，她考了3年。2018年，差10分，2019年，差4分。
其他的小伙伴陆续离开了，有的人因为家庭的要求，有的因为负担不了这些“负能量”。谭婷也迷茫。她能坚持每天从早上6点学到晚上10点，可以在连搞懂“法人”这个最基本的用语都需要几天的时间坚持下去，可以在看书看到“晕字”、学到干吐的时候也没放弃，但她和唐帅都不确定自己什么时候能考过，以及她究竟能不能坚持到考过的那一天。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还是来了。2020年，母亲患癌住院，谭婷要放弃第三次司法考试去照顾母亲。这对唐帅而言也像晴天霹雳，这意味着他从2017年开始谋划的“聋人律师计划”可能面临搁浅。当时，他已经招了30多个聋人大学毕业生，最终留下来的只有2人。
唐帅也迷茫。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这个“聋人律师计划”的未来到底会是什么样，但他又觉得非如此不可。每年，唐帅所在的律所都要接手上百件聋人的案子，以及不计其数的法律咨询。
他起初的办法是，培训律所里的听人律师学习手语，但投入了时间和资金，“半年后，我回来一检验，没用”。虽然他自己是听人，但因为父母是聋人，他具有其他听人所不具备的与聋人沟通的优势：会各地的“自然手语”、理解聋人的思维方式，而这也是听人“手语律师”很难被复制的关键。
2018年前后，因为帮聋人打赢了“包坚信等十人非法吸收存款”的案子——三年间，包坚信等人设立公司开发理财产品，通过宣传残疾人互帮互助、投入少、回报高等内容骗取信任，向27816名残疾人吸收存款6.12亿元——唐帅因“中国唯一手语律师”而名声大噪。他也成为了一个切口，人们因为他而看到了一个几乎被隔绝在法律之外的聋人世界。
被看到只是第一步，唐帅还在谋划着下一步——怎样消除这种隔绝。培养听人律师学手语失败后，唐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条“无中生有”的路好像走不通了。晚上睡不着觉时，他从一部纪录片中得到启发，决定去培养聋人律师——或许他们能成为打通这个障碍的“中间人”。第二天他就向全国发布招聘，招收本科毕业的聋人来学法律。
在旁人看来，这个想法看上去理想化，甚至不切实际。但他觉得，解决中国两千多万聋人群体法律需求的不可能是一个或两个人，它需要一个“体系”、“一个科学的方法”来完成。聋人需要“破圈”才能融入，否则只能一直困在自己的闭环里。
为了让谭婷继续考试，唐帅想了各种软硬兼施的办法：给谭婷的妈妈捐款，解决她经济上的后顾之忧；让一起在律所上班的谭婷的丈夫给她更多的照顾和开导，多给她制造一点浪漫，让她开心一点；给谭婷“灌鸡汤”；甚至有几次谭婷哭着来找他的时候，还没进门，他就把她“骂”了回去。“她一来，我看她表情就知道她想说什么，她想彻底地跟这个东西永别，我告诉她不可能。”
“一头驴子”
“用我妈的话来说，我就是一头驴子。”埋着头使劲走路，是谭婷给自己寻找出路的过程中唯一的办法。失聪后的20年，“驴子精神”确实带着她走出了低谷。
8岁那年，在大凉山上小学二年级的谭婷，在当地用银针治疗中耳炎的过程中，听力一截一截地消失，“世界突然变安静了”。父母送她回学校上学，但学校不收聋人，他们那时也不知道有特殊学校招收聋人学生。听不到又辍学的5年里，谭婷的世界变成了“孤岛”。
看着别人每天背着书包去上学，谭婷把家里的新华字典找出来，一页一页地认字，认识的就跳过去，不认识的就看拼音和解释。但因为只有小学二年级的词汇基础，很多字词的解释她也看不懂。照着字典学写字时，有时也会把字学错了，很长时间里，她都把“原谅”写成“原惊”。
因为母亲不识字，她只能通过写字和小学没毕业的父亲沟通，不会写的字就用拼音。失聪后，父母会耐心地和她说话，借钱带着她到昆明、攀枝花、西安等地方去求医。她常常想，父母之所以走得这么早，是因为他们为自己和弟弟付出了太多。在谭婷还在读书时，父亲肠胃就出了问题，他不愿去医院，只随便买了点药吃，后来父亲查出了肠癌，在谭婷大三时去世。
谭婷13岁时，父母听说距大凉山5个小时车程外的西昌有可以让聋人上学的特殊学校。于是，谭婷开始继续读起了小学二年级。她想把5年辍学的时间赶回来，也想给家里省几年上学的费用，就申请从二年级跳到了五年级，每年只回家两次。
复学后的日子，只有学习。这似乎是她唯一能抓住的从“孤岛”再次接入这个世界的方式，她对自己的要求近乎偏执。跳级不久后的一次期末考试，她的数学考了七八十分，她难过得一直哭。数学老师为了安慰她，把卷子上的成绩改成了“100”，并在旁边附上“非学生独立完成”。谭婷看到后哭得更凶了，“我又不是怪她，是怪我自己没有考好”。
到西昌特殊教育学校上学后，谭婷仍悬着心。那时学校刚建不久，只有一年级、二年级和五年级，她担心自己后面还是没学上。六年级时，谭婷转到了乐山特殊教育学校，看到那里有高中后，她才“放心了”。而事实上，还没到高中，谭婷身边大部分的聋人同学就离开了学校。
读到高中，整个年级包括谭婷在内只剩下4个学生。跟那些希望女儿早早嫁人的父母不一样，谭婷上初中时，父亲就对她说，要学会独立。没读过书的母亲也有自己的主见，当周围的人都认为女孩结婚彩礼越高越代表女孩优秀时，她说：又不是卖女儿，只要她过得幸福就好。她告诉谭婷：“努力考大学。”
2013年，谭婷考上了重庆师范大学特殊教育专业，是高中那仅剩的4个聋人学生里，唯一考上本科的。但这并没有让她获得旁人想象中的那种幸福感，她觉得那是许多的苦和心酸换来的，更何况，没人能知道她的未来会怎么样。
学习仍是她紧紧抓着的稻草，“我知道学习可能不会把你带到人生的巅峰，但是它可以确保你不会跌落低谷”。慢慢地，那个埋头走路寻找曙光的“驴子”的身上开始有了光亮。
“奇迹”与空白
向上汇报工作时，唐帅加重语气说：谭婷能通过司法考试，是一个“奇迹”。他希望这个奇迹能得到重视，但又不想让人们囿于它，“不应该归于神话的概念”，或是一个短暂的“励志故事”。
他想让这个结果成为一颗“原子弹”，倒逼社会改变认知——聋人可以学法，也可以参与到公共法律服务中去。
这种“可以”不只是机会层面的，更是一种需要。
“我们全国现在没有一所高校招收聋人大学生学法律，没有，学法学医的都没有，我觉得这是教育体系的一个缺陷，也是导致聋人社会形成闭环，恶性循环的主要因素。”唐帅说，“因为健全人没有对聋人社会的相关人才输送，聋人也没有培养相关的职业人才，这就导致（针对聋人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和公共医疗服务体系就是空白，是一个不可去逾越的魔咒。”
有聋人来求助唐帅时，不叫他“唐帅”、“唐律师”，而是称呼他“唐法师”。唐帅所在的重庆华代律师事务所，很多时候也并不像一个律所。前来找手语律师的聋人来自全国，除了法律咨询，有些聋人看病也会来这里找人帮忙翻译，想把房子过户给自己的孩子也来这里求助，甚至还有聋人来这里找工作。
在唐帅看来，当下聋人群体的法律意识“几乎跟我们新中国成立初期差不多。该怎么结婚、离婚，这些基本权利，这些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常识，对他们来说都比较遥远”。
唐帅总跟谭婷说，不管你以前怎么样，你现在一定要多跟基层的聋人接触。他知道谭婷作为“我国首位聋人律师”将会面临怎样的光环和荣誉——就如同这些年来他自己所遇到的那样：
作为“中国手语律师第一人”，唐帅接受过300多次媒体采访，他自嘲为“网红”。2018年12月，他被评为“CCTV年度法治人物”。也是从那一年开始，唐帅收到了北京和深圳抛出的橄榄枝，前者可以让他“往更高的地方走”，后者可以让他获得“很大的经济效益”。
他留在了原地。
然而，自他2012年成为律师以来，“聋人的案子接得越多，亏得就越多”。他打开手机聊天记录——近期他接下的一个内蒙古聋人的刑事案件，收费15000元；另一个湖南娄底的聋人案件，收费18000元，均难以覆盖成本。再加上给聋人做线上、线下的普法、咨询，以及培养聋人律师，唐帅的财务亮了红灯。
从2018年至今，唐帅陆续抵押了自己和父母的房产，以及公司的写字楼。由于去年新冠疫情给律所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今年，他和同事们“疯狂地”去各地寻找听人的案源，让律所进入良性循环。
谭婷“破圈”后，这场关于打破聋人社会闭环的“谋划”又有了些进展。2021年1月10日，唐帅与西南政法大学合作开设了“卓越公共法律服务人才实验班”，计划每年在新生中遴选 40 名学生，培养一批既懂法律又懂手语、能够直接为聋人提供法律手语服务的专门人才。课程包括法律手语、手语应用，以及聋人在具体诉讼当中的司法实践应用等，唐帅是授课教师之一。2021年9月份，该班也将招收第一批聋人大学生学习法律。
唐帅最近还在想另外一件事：“你培养这一批人才，少则4年，多则6到8年，这期间聋人面临的法律问题怎么办？”他试图提出另外一个建议，“可以效仿杭州互联网法院的模式，在某个法院设立‘聋人审判庭’，用来审理全国的聋人案件……”
而那个“中国首位聋人律师”谭婷呢？她每天仍忙于聋人的法律咨询和普法。现在，他们的普法阵地从APP、公众号移到了聋人更集中的短视频平台上。在自己最近录制的手语普法短视频里，谭婷特意给自己配上了声音——用剪辑软件将字幕转换成卡通人物蜡笔小新的声音。
“为什么要把给聋人看的手语视频配上声音呢？”
“让世界发现我们不是更好吗。如果我给你看一个手语视频一点声音都没有，你啥子感觉嘛。”谭婷摊开手说。
文/本报记者 计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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