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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案动机[探案]
暴力犯罪是自然犯罪的典型表现,它始终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尼采在其《善恶的彼岸》中说:“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回望着你!”让我们沿着哲人的思路,以犯罪心理学的视角来分析暴力犯罪的心理动机。
第一层次:暴力犯罪是环境影响的结果
犯罪是后天环境因素造成的,不存在“天生犯罪人”(至少在整体上不存在,极少数个案除外)。当你与恶的力量生活在一起足够久的时候,你也会受到它的影响,哪怕你浑然不知,哪怕你本来是在与它对抗中存在。正如尼采所言,“与恶龙纠缠太久,你也会变为恶龙”。具体而言,耳濡目染恶的行为方式,会降低你对它的敏感性与防卫性,它渐渐地浸透到你的身心之中,进而改变你对暴力行径的态度与情感。一旦它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你身心的一部分,在合适的条件或者情景诱发下,它就会成为诱发恶的行为动力。所谓“凝视深渊”并不一定是直接参与“深渊的活动”,也可能是观察或一般性接触。这就是心理学中“间接观察同样具有行为感染与模仿的强化效果”之“旁观者效应”。这种恶的影响力在两种人群中需要特别注意:一是人生观尚未成熟定型的青少年,“成人感意识”与“精力旺盛”使他们容易受到暴力原始力量的诱惑,成为“英雄主义”(实为“哥们义气”)的牺牲品;二是刑事司法人员(尤其是刑事警察与暴力罪犯矫正警察),他们每天接触人性的阴暗与邪恶比普通人的机会多得多,自然就存在着较大的被“感染”的风险。环境感染是暴力犯罪动机来源的最为显性的体现。但是,为什么同样处在消极环境中,有的人成为了暴力犯罪的追随者或潜在后备力量,而有的人却仍是循规守道者?
第二层次:犯罪思维模式的驱动
邪恶的环境让人从事暴力犯罪,其进一步的驱动力来自:邪恶的力量内化成为了接收者自身的一部分。换言之,接收者主动地接纳了暴力的观念、暴力的方式与情感,认为暴力是一种可取的,甚至是优选的生活方式,是一种自己生存与发展的有效途径。其典型的表达就是“犯罪思维模式”,行为人的思维倾向适合于犯罪行为的持续出现:犯罪是合理的,犯罪是有效的生活方式。他们不仅为自己的犯罪及暴力行径进行“合理化”辩解,而且渐渐形成了稳定的五项犯罪性人格特征:“具有独一无二的意识”;“拥有极端的权力意识”;“具有隔绝恐惧的能力”;“缺乏服从规则的观念”;“缺乏伤害他人的观念(没有罪恶感)”与“承认自己是罪犯,却推诿于他人的责任”。具备了这些犯罪合理化的思维模式,他们走向暴力犯罪就成为了必然的事情。当代脑神经科学实证研究发现,过度追求本能性的“自我奖赏”“自我中心”“冷酷无情”等消极行为特征确实与高级神经系统的某些缺陷如“前额叶道德执行功能低下”“自我奖赏回路易于激活”“超强的雄性激素(睾丸酮激素)”等有密切联系,这些缺陷甚至体现在“犯罪基因”(低MAOA基因缺陷)、“超雄综合征”(XYY染色体综合征)中。
可见,虽然“天生犯罪人”的观念已经被抛弃,但是某些人在邪恶的激发中更可能成为施暴者的情况也确实存在。
第三层次:攻击本能的潜意识力量
精神分析是西方社会的普遍观念体系之一,也是现代心理学的第三势力。它主张,犯罪是本能直接或间接的表达;暴力犯罪是攻击本能与性本能的具体体现。攻击本能(或称为死亡本能)是暴力犯罪动机的直接能力来源,以攻击与破坏为主要表达方式,也可能转化为憎恨或嫉妒等形态。性本能的力量也会经常加入暴力攻击中。二者都具有强烈冲动与周期性的生物特征,由此导致暴力犯罪同样具有冲动性与周期性。由于攻击本能与性本能是生物进化中适应性的本能,力量强大,稳定而周期性地体现,所以在人类漫长的文明进程中暴力这种邪恶的力量始终存在。当然,现代社会已经不是“丛林法则”的原始状态,攻击本能与性本能受到道德与良知的制约,它们大多数情况下是以潜意识动机的方式发挥作用,即犯罪者主观上并不一定意识到这种动机的存在。当暴力心理中涉及“自卑过度补偿”“犯罪情结”等概念时,就是指暴力犯罪的潜意识力量。
第四层次:性恶论的再思考
对暴力犯罪心理的思考来自心理学脱胎于哲学母体的背景;“犯罪的深渊”正是尼采所开创的西方现代哲学思考的命题之一。无论是在掠夺型暴力犯罪的精心设计与冷静实施中,还是在冲动型暴力犯罪的狂暴宣泄中,人性的自私性在暴力犯罪中展现得清晰而具体。人性的自私性导致暴力犯罪的持续性与野蛮性。当然,我们承认人性的自私性,并不是说人类本身是邪恶的。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伴随着“自私的基因”,也进化出了“利他的种子”。如果人类只有纯粹的自私性,那么人类必将走向消亡。现实世界存在着许多人类人性的光辉,如慷慨与利他、勇敢与道德等。只是我们在探讨人类犯罪现象时,针对性地显现了人性自私性的一面。实际上,人类的光明希望,正是要运用人性的光辉战胜人性自私性。
综上,暴力犯罪的发生既有显性的环境动力及诱因,也有深刻的犯罪合理化与犯罪思维模式,还有隐秘的潜意识(本能力量)的参与及人性层面的基本起因。在“犯罪的深渊”的命题中,我们可以得到的启示是:面对深渊,心灵的自觉是如此的重要,因为深渊正在回望着你!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心理学系)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刘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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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案动机[探案]免费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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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失窃的案件时有发生,由于施工现场临时搭建,没有公共视频,也疏于防范,往往让不法分子钻了空子。今天我们看这起案件,民警如何在困难重重的条件下,破获案件。
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良乡派出所民警,迅速展开调查。通过调取事发地周边大量公共视频,锁定了一辆可疑的三轮车。
视频中三轮车出现的地点,并非中心现场。民警为了印证三轮车的嫌疑,重点对工地周边,展开排查。通过徒步10多公里的走访,发现了关键线索。
工地进出的都是大货车,旁边这块田地里,出现如此细窄的车轮印,十分可疑,此时不是农耕期间,村民很少会出现在田地。民警由此判断,如此长的车轮印,直通工地的围挡,很可能就是用于运输赃物的车辆留下的。
民警发现工地被偷走了300多根铁管,和600多个铁卡子,由于运输重量较大,才会导致干硬的土地,留下深深的车辙。
民警赶到嫌疑人王某家时,他家正在盖房子,王某承认,为了省钱,才去附近工地偷了施工用的材料,由于第一次得手后没有被发现,于是钻起了空子,又去偷了两次。
目前,嫌疑人王某,因涉嫌盗窃,被房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通过民警的建议,工地针对漏洞进行了改进。
罪案动机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
12月24日,备受社会关注的北大学子弑母案在福州中院开庭审理,当事人吴谢宇涉故意杀人罪、诈骗罪、买卖身份证件罪。
据媒体披露,吴谢宇在庭上供述自己的弑母动机是:“不如和我妈一起死,这样就可以和爸爸在一起了。”他自述因为觉得父亲去世后,母亲很痛苦,于是他想到帮助母亲“解脱”。2015年春节形成这个想法后,4月份起吴谢宇就开始策划杀害母亲一事。2015年7月10日用杠铃趁着母亲换鞋时将其杀害。
参加庭审的人士称,法庭陈述中的吴谢宇,从容冷静,“引经据典、逻辑清楚,对多个小说、影视剧中的细节如数家珍,连续20分钟发言几乎不停顿。”只有在谈到弑母细节时,“此前情绪稳定的吴谢宇发抖。”看到母亲死后惨状时,庭上的吴谢宇“哆嗦着身体说‘好可怕、好可怕。 ’”
↑福州中院
整个庭审持续了4个多小时,当庭未宣判。
红星新闻曾采访过吴谢宇身边的亲戚和同学,以及逃亡期间的同事,经过这些人描述的碎片,曾还原和拼凑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吴谢宇——学生时期的优秀学霸、关心同学、孝敬母亲的吴谢宇;弑母逃亡,在夜店做男模、与性工作者恋爱的吴谢宇。
12月25日,犯罪心理学和人类学领域等专业人士,从不同维度向红星新闻记者进行了解析。
如何看待吴谢宇在法庭上的表现?其陈述或在掩盖真实的作案动机
“根据媒体披露的吴谢宇在庭上的陈述,我的结论是,他在法庭上这些所谓陈述辩解,逻辑清晰程度很高。(陈述的目的是)逃避也好,掩盖也好,这种逻辑是非常到位。”
中国著名犯罪心理学专家武伯欣在看过了媒体报道中吴谢宇的法庭陈述后表示,他认为吴的陈述,符合犯罪心理学上罪犯对自己犯罪行为合理化的心理,“(弑母的真实动机)如果能深挖出来,吴谢宇就不会在法庭上这么从容。他的心理的防线就会彻底的瓦解,在法庭上可能会痛哭流涕下跪了。”武伯欣说。
在法庭陈述中,吴谢宇提到自己曾尝试自杀,武伯欣对此也持怀疑态度,“(曾尝试自杀)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很难说。因为已无法考证。”
↑吴谢宇被羁押在福州市第一看守所
根据自身专业背景和工作经历,武伯欣说,罪犯在面对在司法机关介入的时候,往往会把自己所有的犯罪行为合理化,“实际上这种合理化的直接的目的是减轻自己的罪名,这是人所谓的逃避心理的反应。”结合媒体披露的吴谢宇法庭陈述,武伯欣分析,“吴谢宇庭上陈述内容,似乎是在责怪父亲的死亡,认为是父亲的死亡影响了他的正常心理,这叫归因于外。”
武伯欣解释,心理学上认为,任何行为都有一个归因。而吴谢宇的典型特征是把一切归因于外,实际上是在掩饰自己法理上的和道德层面的不可饶恕性,这是一种掩盖行为。
人类学博士、都市犯罪课题研究方向的何袜皮表示,关于在吴谢宇庭审的自我陈述中,曾提到过自己的“报复”心理,找舅舅和父亲的朋友借钱是一场由“误会”引起的报复,而误会就是,以为他们当年没有帮忙救治父亲。
何袜皮表示,2016年2月5日春节前两天,吴谢宇突然发消息给借钱的舅舅以及父亲的朋友,让舅舅去车站接他和妈妈,“我从细节看,认为这是一种报复和愚弄。他们看到尸体后肯定受到十分惊吓,也才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这几家人的春节都被毁了。
在监控视频里看着他们惊慌失措、恍然大悟,或许是这个复仇大计中高潮部分。如果吴谢宇只是希望母亲安葬或者出于愧疚才自曝,他完全可以直接引导舅舅去家里见母子,但他却故意说了一个站台,让舅舅跑那白等一天,到处寻找,把他们耍得团团转。”
如何看待吴谢宇陈述的弑母动机?不相信
↑福州警方发布的悬赏通告
据媒体报道,关于弑母动机,吴谢宇称“和妈妈并没有矛盾,反而一直觉得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之一”,弑母动机是认为父亲去世后,看着母亲很痛苦,自己也多次想自杀,担心自己自杀后,母亲更加痛苦,于是想“帮助”母亲“解脱”。
武伯欣表示他并不相信吴谢宇在法庭上陈述的作案动机。结合在弑母之后,吴谢宇的生活轨迹巨变,武伯欣认为这些都能说明,他在法庭上的陈述并不代表他真实的想法,“他整个逃逸的过程,包括嫖娼,或者自己做男模,实际上这些行为说明他很激情快乐。事后整个行为,不像有些人犯罪以后,负罪感特别重。”
武伯欣认为,吴谢宇在法庭陈述中,试图用自己的逻辑,把弑母动机背后的理性思考展示出来,“从他心理上说这个好像是理性的操作,我觉得这不是理性的,实际上是一种个性的极端异化,他的举动是人性个性的缺陷已经极端异化。”武伯欣分析,常态性的个性异化,往往是一步步变化的,“比如说跟他妈妈商量,或者是他妈妈打他了,慢慢积怨,然后一步一步的,而吴谢宇没有。”
至于其真正的弑母动机,武伯欣认为要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一是需要侦查审讯人员深入挖掘,吴谢宇的成长环境到底是棍棒型的家庭还是溺爱型的家庭,“棍棒型的家庭可能会引发较大的冲突以及仇恨。”;
其次是需要探究在吴谢宇进入北大离开家庭之后,还有一些什么因素影响了母子关系?比如经济问题或者情感问题等,“深挖这些心理冲突和犯罪背景是非常值得的,但恰恰在我们侦查审讯环节或者检查起诉是不足的。”;
最后,武伯欣认为,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他始终存在着 AB面。A面看着都挺好,B面的东西恰恰才是具有驱动性的,“这个案件恐怕在B面上还有很多值得去研究的问题,或者去深挖的因素,我们研究犯罪心理,更注意在B面上。”
↑吴谢宇2016年2月4日被拍到曾在河南某处ATM机取钱
何袜皮也对吴谢宇法庭陈述的弑母动机提出了质疑。“吴父在2010年去世,弑母发生在2015年。按正常规律,他母亲的痛苦应当是随时间递减的。这时再要替她解脱似乎说不过去。”
关于吴谢宇提到的上述弑母动机,以及自己对母亲强烈的爱,何袜皮也认为这并不可信。她认为,吴谢宇趁母亲穿鞋时用哑铃击打其后脑勺,“自称如此爱和怜悯母亲的儿子,为何让母亲在临死前经历这种非必要的疼痛和恐惧?”
同时,何袜皮指出,据此前媒体报道,吴谢宇曾购买“指向分尸的刀具”,“一个自称如此爱和怜悯母亲的人,不应该渴望保全母亲的尸体吗?至少从这些犯罪细节中看不出对至亲之人的爱。”
何袜皮讲本案定义为“一次非理性地带有自毁性质的谋杀”。何袜皮说,她曾在2019年7月提出了这种判断,“通过和朱晓东(注:上海杀妻冰柜藏尸案凶手)作案手法的比较,我认为吴谢宇当时也出现了厌世、自毁情绪。当然这不代表他弑母后立刻想自杀。”
↑网传吴谢宇在重庆酒吧与人喝酒的画面
关于吴厌世的原因,何袜皮认为是源自一种更深层次的矛盾,主要在于道德上的焦灼和自我认同感的挣扎。“因为他的人生被母亲的道德烈日照耀着,无法拥有自己的影子。可每个人都应该有影子(欲望)。”
何袜皮分析,吴谢宇在弑母后做的一系列行为:求婚性工作者、收藏大量性工具、当男模、嫖娼、买大额彩票、赌博……都与她母亲的道德标准背道而驰。“如果说弑母是在毁掉母亲的肉体,那么这种堕落和放纵,即毁掉母亲精心训练的道德完美的自己,其实是在毁掉母亲遗留的精神。”
如何看待吴谢宇的原生家庭与其性格构成的关系?不能简单归咎
首先,武伯欣认为目前尚无法判断吴谢宇是否心理不健康。武伯欣认为,“从犯罪心理学角度看,吴谢宇可能存在个性的缺陷和不良倾向。”武伯欣说:“个性缺陷和不良倾向在13岁到30多岁的年轻人里,这是现代独生子女表现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因为这类人的生活环境优越,自以为是。”
谢天琴生前工作的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属中学
武伯欣认为,这起悲剧的发生,不能简单地将原因归咎于原生家庭之祸,“而且吴的原生家庭并没有什么恶,甚至可以说提供了良好的教育,即使吴父很早病故,在那是吴人生十几岁的时候,而且他母亲也把他抚养成人,而且进入北京大学,说明他的母亲很尽职尽责,父母双方是尽到责任了的。”
武伯欣认为,在吴谢宇“心理断乳期”之前,他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并不存在缺陷价值导致其心理无法健康成长,所以不能将诱因归咎在原生家庭上。“吴谢宇在校是个优等生,后来又进入北大,从他的舅舅和亲友能借给他母亲这么多钱供他出国,加上他犯下弑母罪行后这些人写下谅解书,说明他生活在一个众星捧月的环境下。”
何袜皮则认为,描绘谢天琴的词是“清高”、“道德洁癖”、“保守”、自尊心强。而2019年,吴谢宇舅舅在给媒体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我姐一生清苦、清贫,也有种清高,或者说是人格洁癖,从而注定了悲惨的结局。”证实了这种影响。
如何看待父亲死亡对吴谢宇性格的影响?父子俩是真正的依恋与放松
根据媒体报道,吴谢宇在法庭陈述,父亲去世后,他的心理产生极大的变化,甚至怀疑自己也跟父亲患了一样的病,去医院检查后却并无异常。
在法庭陈述中,吴谢宇把自己人性极端异化的时间点,定格在父亲去世上 。“吴谢宇对父亲的感情极深,这点毋庸置疑。”何袜皮分析,“从许多人的描述中,他父亲身材高大、情商高、擅长社交、体贴人、会打篮球、性格开朗活泼、不强势,和他母亲是完全两种类型。吴谢宇对父亲或许是真正的依恋,和他父亲在一起的时光是真正放松和幸福的,所以当他父亲死后,他才会认为家已经不成为家。他父亲的去世,是他心中一场难以治愈的漫长的伤痛。”
同时,何袜皮提出了疑问,吴父病逝让吴谢宇始终无法释怀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他无法释怀的可能有父亲去世前的经历和体验。父亲病逝前到底遇到了什么?
谢老师(谢天琴)肯定是尽责照顾丈夫的,但最新报道也隐约提到:她曾拒绝父亲朋友和吴谢宇舅舅的探访要求,也拒绝了他们的经济帮助。这是吴父在临终前真正想要的吗?吴谢宇到底感知到了什么?当事人不说,我们也永远不会知道。但从弑母的冷酷手段,到弑母后和母亲的意愿对着干的放纵,以及对母亲那方亲戚的借钱报复……都不禁让人想知道,弑母本身是否也存在一定的报复的因素?”
红星新闻记者 沈杏怡 实习生 任淼琳
编辑 张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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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约瑟夫·弗兰克
从1865年到1871年,短短六年间,陀思妥耶夫斯基接连创作了《罪与罚》《赌徒》《白痴》《永远的丈夫》《群魔》等不朽的作品,其中最有名的《罪与罚》一书的主角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形象向来颇有争议。陀思妥耶夫斯基权威研究者,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荣休教授约瑟夫·弗兰克在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受难的年代,1850—1859》中指出,《罪与罚》的由来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年流放西伯利亚的经历有很大关系,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有些犯人在杀人之后会忏悔、赎罪,而另一些犯人却始终认为自己做得对,即使罪犯的道德品质有天渊之别,对他们也要给予同样的惩处,于是“一个受过教育、具有敏感的良心却杀了人的年轻人”的形象由此萌生。
《陀思妥耶夫斯基:受难的年代,1850—1859》[美]约瑟夫·弗兰克 著 戴大洪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不难确定《罪与罚》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那些年的经历之间存在着类似这样的联系;不过,还有更多隐蔽的联系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据我所知,没有人注意到拉斯柯尔尼科夫犯罪前后的心理状态,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描述的现实生活中经常发生在农民杀人犯身上的情况之间的相似之处。这些农民、家奴、士兵或工人,他们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通常过着平静的生活,但是突然,在某个时刻,“他心中的什么情绪似乎爆发了;他不再忍耐,用刀捅死了他的仇人和压迫他的人”。这种事情虽然是“犯罪但[仍]可以理解”;不过,接下来的事情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同一个性情温和的人,以前与人相安无事,现在开始不问青红皂白地杀起人来,“为了消遣,为了一句无礼的话,为了凑一个整数,或者只是‘给我让路,别挡我的道儿,我来了!’人好像喝醉了似的,处于癫狂状态。一旦跨过不可逾越的界线,他似乎就开始得意地认为,对他来说其实没有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然而,只要癫狂状态一过,这些罪犯就会冷静下来,然后立即恢复他们原来温顺的本性。
发生在拉斯柯尔尼科夫身上的许多情况都是这种模式,只不过改用别的语言表述以更加符合他作为一名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的身份。使他陷入“癫狂状态”的与其说是谋杀本身,不如说是“跨过不可逾越的界线”的想法,正是这种想法让他“得意地认为,对他来说其实没有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旦实施了谋杀——他还杀了两个人而不是像原计划那样只杀一个,本来沉默寡言、腼腆谦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令人意外地对所有那些他认为怀疑他的人表现出某种带有挑衅性的愤怒和敌意,甚至对前来帮助他的人(例如他的朋友拉祖米欣)以及他以前敬爱的人(例如他的母亲和妹妹)也是如此。他好像有了一种新的人格,毫不掩饰地展示出目空一切的傲慢,就连自己都感到惊讶;但是,他最终发现,不可能这样持续下去。发生在拉斯柯尔尼科夫身上的情况在精神和心理上恰恰与那些发疯的犯人的变化相似;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这种相似性都过于明显而不容忽视。
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忆录的另一段同样被论家忽视的内容,在我看来似乎最能说明《罪与罚》的缘起。在这一段内容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悲叹法律固有的不公:对犯罪动机可能完全不同的犯罪规定同样的刑罚,即使罪犯的道德品质有天渊之别,对他们也要给予同样的惩处。例如,某人可能对无论什么野蛮的谋杀都不感到内疚或悔恨,他“在整个坐牢期间从不反省他犯下的罪行。他甚至认为自己做得对”。但是,另一些罪犯的反应截然不同——例如“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他有敏感的良心,有觉悟,有感情。在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之前,内心的痛苦足以把他折磨至死。他为他的罪行所作的自责比最严厉的法律冷酷无情得多”。
这些内容很可能是他关于“一个杀了人的青年人”的中篇小说的萌芽,这个青年人将体现他定义的人格类型:“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具有敏感的良心”,他对自己的惩罚比最严厉的法律苛刻得多。如果这种推测是正确的,那么,《罪与罚》的源头很可能就要追溯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西伯利亚岁月,并且可以被认为是那些年的经历所造成的某种后果——但只是在下面这种意义上:那些年的经历为他提供了某种真正独特的经验判断标准,使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评估激进分子对一般的人性,尤其是他们自己的人性的危险幻觉。另外,如果中篇小说的杀人者发现他也不能长期(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是一个月)忍受“内心的痛苦”,那么,他自动放弃是因为,他惶恐不安地感觉到极其孤独并且意识到与其他人的疏离,作者本人在苦役营里曾经有过这种感觉和意识,因为农民囚犯毫不留情地对他以及他这个阶层的所有人表现出“难以抑制、不可调和的敌意”。
人们经常认为马尔梅拉多夫的人物原型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任妻子的前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伊萨耶夫。当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可救药地爱上伊萨耶夫眉清目秀、非常聪明但长期生活在痛苦中的金发妻子时,他还活着。伊萨耶夫曾经是一名教师和海关官员,但是因为酗酒成性丢掉了这两个职位;当无人照顾的妻子和七岁的儿子生活在乞讨的边缘时,他却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的酒馆里与地痞流氓饮酒作乐。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尊重伊萨耶夫的人品并且在写给哥哥米哈伊尔的信中说,“他经常受到当地人不公平的对待”。由于不能控制自己,他“堕落了。但是,他颇有修养,心地善良……尽管做了这些下贱的事情,他人品依然高尚”。值得注意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设法在他虚构的人物身上捕捉到这种不和谐的品质组合。
伊萨耶夫的妻子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不仅具有吸引力,而且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朋友弗兰格尔男爵所说,她“天性浪漫容易激情焕发”。陀思妥耶夫斯基认识她时她已经患上肺结核,在经历了病痛的长期折磨之后,她于1864年4月去世。她无疑被用来当作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马尔梅拉多娃的人物原型,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有力的感人笔触描写了这个人物在不幸中经历的折磨、忍受的痛苦以及令人绝望的勇气。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动不动就大发雷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她暴躁的脾气宽宏大量,他安慰她说:“对于一个像您这样性格刚烈的人来说,面对不公不可能不进行反抗;这是正直高贵的品质。这是您性格的基本特征。”他对弗兰格尔男爵把她描绘成“一个红装骑士”,因此,暴躁好斗,总是徒劳地抗议社会不公的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完全可以被认为是这一形象令人心碎的夸张体现。
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些从西伯利亚岁月延伸至《罪与罚》的思路。当陀思妥耶夫斯基身无分文、饥肠辘辘地坐在威斯巴登的旅馆房间里疯狂赶稿时,想必像将要在他笔下诞生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一样,对于一个贫穷只能带来无尽羞辱的冷酷的世界,同样的怒火在他胸中燃烧。(约瑟夫·弗兰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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