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磊个人资料,盛京医院陈光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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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磊 航天

著名语言学专家、复旦大学教授陈光磊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陈望道先生的第一位研究生。1957年，中文系新生陈光磊入学复旦，1962年考上了陈望道的研究生。1973年，正在下放劳动的陈光磊被恩师陈望道调回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中秋节将至，已是83岁的陈光磊谈起恩师，思念尤深。

陈光磊近照

“望老一般不留信件，也不记日记，他仅有的一本日记，也是专门拿来记录何时交党费的。”陈光磊说，有一次望老参加接待了一个欧洲国家的代表团，外宾问他，那时候怎么会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他回答说：“五四”运动时代，大家都关心国家的命运，许多人在寻求中国社会怎么发展的方向。当时有各种各样的新思潮涌进来，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以及其他一些名目的主义，还有影响比较大的马克思主义。我信仰马克思主义，所以就把它翻译介绍进来，供大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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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对青年学生，望老是很爱护的

陈光磊至今还清楚地记着先生陈望道对他说的最后的话。那是1977年10月24日，87岁高龄的陈望道才吃了一颗馄饨，就吐了出来，他轻声地对陪护自己的学生陈光磊说：“我吃不下了。”当晚，先生病危，抢救持续了五天，老人走到了生命的尽头。10月29日凌晨4时，陈望道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其实在1975年的春天过后，陈望道的健康状况就变差了，不得不遵医嘱入住华东医院治疗养病。从那时起，陈光磊便与先生家人轮流在医院陪护，直至1977年10月，侍奉先生走完生命的最后岁月。陈光磊说，他对导师望道先生始终抱着高山仰止之心。

陈光磊说在医院里，望老还是保持着自己的生活习惯，“每天都要沏龙井茶喝，喜欢吃硬一点和脆一点，像烤面包，鱼饼之类的。望老吃饭吃得极快，常会呛得咳起来，我就一边拍着他的背，一边说：慢点儿，慢点儿。有时我就让他‘暂停’。”陈光磊说，望老告诉他，这是年轻时养成的习惯，认为吃饭太费时间，所以吃东西就像赶任务似的，三下五除二解决算数，后来想慢也慢不下来了。

谈起望老生命的最后时刻，陈光磊说，“看书读报依然是恩师在医院里每天的功课。有一段时间，他还常常读毛泽东诗词的英译本。先生虽然体能日渐衰弱，但思路一直很清晰，谈话作文还是那样简洁明确。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学术思考，直到生命路程的终点。”

64年过去了，但陈光磊还是清清楚楚地记得初次见到望老的情景。“那年先生67岁，身穿灰白色的中山装，中等身材，体态端庄，皮肤黝黑，颧骨高且嘴角分明，透露出朴实坚毅的精气神。”那是1957年复旦大学迎新会上，校长陈望道先生在台上致辞，大一新生陈光磊和中文系的同学们坐在右侧的前几排，听得入耳、看得真切。“望老讲话比较舒缓，还带着浓浓的义乌腔。”陈光磊回忆道。

陈光磊的毕业文凭

陈光磊说自己能够考上陈望道的研究生，其中也有些小插曲。陈光磊本科的毕业论文是在胡裕树教授指导下，谈如何运用陈望道的文法理论探讨汉语词类问题。论文完成后，胡裕树便鼓励陈光磊报考陈望道教授文法修辞学科的研究生。可陈光磊却有一丝顾虑和担忧。原来，几年前陈望道和吴文祺、邓明以两位老师发表了一篇名为《“文法”“语法”名义的演变和我们对文法学科定名的建议》的文章，在学术界引起了讨论。那时还在读大三的陈光磊也撰文，提出了与望老不同的看法。“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先生会不会因为此事，认为我对他不尊重而存有看法呢?”陈光磊把自己的顾虑告诉了胡裕树教授。但胡教授却对陈光磊说:“望老对人不是这样的，尤其对青年学生，望老是很爱护的。”后来事实证明胡裕树教授说的是对的。陈光磊如期收到了通知，被录取为望老的研究生。陈光磊说直到现在，想起这个事，内心就会觉得很温暖。胡裕树老师所说的“对青年学生，望老是很爱护的”，陈光磊说自己是有着切身的感受。

02 不唯上、不崇洋、不迷古、不媚俗

陈望道是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公布的首批“上海社科大师”，今年教师节陈光磊去国福路51号复旦大学的陈望道旧居参加活动。陈光磊说在旧居看到先生栩栩如生的蜡像，感到亲切和激动：“先生创建的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就设在先生家的楼下，因此国福路51号既是望老最后20余年生活及从事教育、科研活动的主要场所，也是语言研究室同仁们日常学习、工作的地方。我曾跟随先生学习、工作了好多年，许多谆谆教诲令我终生难忘。通常，望老每周四或周五都会从楼上下来同大家谈论学术问题。平时他想到什么，也会经常下来同大家讲。先生晚年的文法修辞思想，大都是先在这里讲述，然后公开发表的——这里是学术论坛，也是学术课堂。”

陈光磊回忆起望老个别指导自己的情景：“先生不是一章一节地给我上课，而是布置读书，要求写读书报告，或读书心得。望老同我讲话，开始是坐着的，说着说着，他会站起来，并且边说边踱步，我自然也就马上跟着站起来，他总是用手做一个按住我的姿势，叫我坐着听。”望老有时候也会幽默一下，“有时大家会为了一个问题争来争去，却又多无新材料、新见解。先生会说，大家不要急，不要拉锯战，木匠拉锯可以锯木头，我们拉锯不太能解决问题，还是先多研究一下再讨论。”

陈望道主持复旦大学校政25年，特别重视科学研究工作。在他提议下，学校规定校庆期间一定要举行学术报告会，当然，更要求平时多展开学术活动。

陈望道为校庆科学报告会题词

陈望道曾给全体中文系学生做过一个学术报告《怎样研究文法修辞》。陈光磊说，这次报告影响了很多中文系同学，在那次报告中，望老谈了怎样读书、怎样做学问等许多道理，特别提出和论证了在做学问上要用“古今中外法”；要广泛吸纳古今中外的知识，但又须克服全盘西化和全面复古的倾向。后来他又说：“关键是要能‘化’，我们讲语言研究中国化，就是要把古的、洋的都‘化’在我们的学术研究里面。也就是要屁股坐在中国的今天，一只手向古代要东西，一只手向外国要东西。”

03 勇于担当 敢于创新 诚于教育 勤于学问

陈光磊赞叹望老是极有人格魅力的。有个在复旦流传甚广的故事：当年贾植芳教授刚到复旦来的时候，生活不大宽裕。陈望道就请夫人蔡葵去看望他，对他说：“我们陈先生讲，您贾先生手面大，那点工资怕不够花。我们一家才三口人，钱用不完，请您帮我们花掉一些。”于是，蔡葵每个月都给贾先生送40元过去。贾植芳后来幽默地说：“他们要是说补助给我，我就不要了。既然说帮着花钱嘛，这个忙还是要帮的。”1963年秋，陈望道陪夫人蔡葵到青岛养病，发现那里的绿植很丰富，就自己出了1千多元钱，为复旦大学购置了百日红、马尾松、蚊母树等一批树苗种在校园里。陈光磊说，望老和夫人蔡葵对金钱一向看得很淡，“望老曾写过一篇短文《旧路》，谈了自己的金钱观：金钱是革新者人格的检定表，一旦拜金就会失了人格，绝不能走‘人格金钱化’的旧路。”

还有一件事情一直印在陈光磊的记忆里，中文系蒋天枢教授德高望重，有一次，蒋天枢教授来看望望老，两位大学者见面时态度热切，长时间地握着手说话，谈的都是家常话，互问互答各自近期起居饮食，吃什么药物等等。这两老在许多学生心目中是严肃的长者，可此时两人的交谈显得那么轻松自在，神态慈祥。辞别时，陈光磊代先生送蒋天枢教授出医院大门。就在这一段送行的路上，蒋天枢教授对陈光磊说：“陈先生做系主任、做院长的时候，都是为我们下面的人讲话的。陈先生肯为下面的人说话，所以下面的人也都拥护他。”陈光磊忽然明白了这位以耿直出名的蒋教授之所以会与先生那么亲切相交的原因了。

1953年，陈望道与夫人蔡葵在庐山村17号合影

陈光磊总结他对陈望道精神的认知一言以蔽之便是:“勇于担当、敢于创新、诚于教育、勤于学问。”这十六个字的概括，堪为精当。

传记作家叶永烈在他的报告文学《秘密党员陈望道》的开头，用了陈光磊回忆先生的一个细节：“1975年底，上海华东医院住进一位85岁高龄的瘦弱老人。他睡觉时，总是保持一种奇特的姿势，双手握拳，双臂呈八字形曲于胸前。他关照常来照料他的研究生陈光磊道：‘我睡着时，倘有急事，你只可喊我，不可用手拉我。’原来，他睡着时，谁拉他一下，他会‘条件反射’，那握着的拳头便会在睡梦中‘出击’！请别误会，这位老人并非上海武术协会会长，他是道道地地的文人——上海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

“因为望道先生练过武功，无论站着或坐着，他的姿势都是端直的，晚年也绝没有弯腰驼背的龙钟之态，即使在最后的岁月里，我搀扶着他散步，虽然步履缓慢，但身板依然是挺着的。”陈光磊说，“望道先生，端直挺拔，一生如此”。（沈琦华）

陈光磊简介

来源：西部战区

战场打赢 保障先行

千里驰骋 决战决胜

为增强部队运输保障能力，锻造“上车能驾驶、下车能战斗”的驾驶员队伍，近日，西部战区多个单位陆续展开驾驶员集训。

技能练精，基础先行。西藏军区某旅从交通安全法规、车辆运行原理等基础知识学习抓起，结合实车展示、实操讲解，着力帮助驾驶员打牢专业技能基础。

从基础驾驶操作到综合技能训练，新疆军区某部采用“过关升级、分批进行、同时展开”模式精准把控培训节奏，教练员手把手传授经验技巧、一对一解决疑难问题。

针对任务中可能出现恶劣天气、高难环境等情况，新疆军区某部依托仿真模拟器开展多场景训练，穿插夜间驾驶、战地驾驶课目，锤炼驾驶员综合驾驶技能。

为检验学习训练成果，西部战区空军某团组织数百名学兵围绕实车驾驶、基础理论、操作实习3大类11个课目进行结业考核，全面助力驾驶员查漏补缺、能力升级。

（综合廖平洋、孙钦晗、陈光磊、史俊杰、杨庆辉、宋思龙、郝宗良、胡月福、向建行、邓世宁、张磊、秦颢、毛武、王勇、毛晨伟、马兆国、王存、孙继旭、郭飞来稿）

陈光磊赴任逢灾什么生肖

《中国辞格审美史》，宗廷虎陈光磊主编，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

一、辞格史论的新进展

一般而言，历史、特别是社会发展史，无论是编年体还是纪传体，都要求朴实简明，客观描写，辞达而已。然而人文科学史则略有不同，这是因为，人文科学史首先要在特定科学观的指导下确立描写的对象和范围，然后再对所选定的对象进行历时的考察并作出科学评价。可以这样说，社会史自“史”至终，一以贯之，而人文科学史则“史论结合”，双轨并行。20世纪30年代，陈望道就在《修辞学发凡》之“修辞现象的变化和统一”中对辞格演进作了亦史亦论的阐释，20世纪80年代以来，望老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们在修辞学史和修辞史研究中进一步探索“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治史方法，而《中国辞格审美史》则是这一方法的出色运用。

（一）理论阐释的深化与创意。研究修辞史，不仅要有正确的历史观，而且要有正确的修辞观，自然，要研究辞格史，就必须明确辞格的内涵与外延，不然，史料搜集就无从谈起。以前的修辞史，往往理论阐释不足，有的直接描写某一修辞现象的历史，如钱锺书《谈艺录》和《管锥编》中对一些辞格演进轨迹的勾勒；有的简短介绍某一修辞现象的区别性特征，然后再做历时描写，如宗廷虎、陈光磊主编的《中国修辞史》。即使是宗廷虎、李金苓的《中国集句史》这种专写一个辞格的专著，全书30余万字而仅用2000余字说明集句本体的性质范围等。而《中国辞格审美史》则不然，全书226万字，近四分之一的文字是理论阐释和评价。首先，“绪论”用四万余字对辞格的定义、特征、形成基础、审美机制、文化动因等进行详细分析，其次，每一个辞格都用两三万字从以上几方面展开论述，11个辞格史仅对辞格的本体研究就近30万字，这比一般修辞学著作，如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对辞格研究的文字还要多，甚至比专门的辞格研究著作，如谭永祥《修辞新格》《修辞精品六十格》和《汉语修辞美学》等的字数还要多。第三，对特定辞格在特定时段的特殊表现方式，往往也深入探讨其审美功能和社会文化理据，并根据已定的辞格界定对修辞现象进行科学评价。加上11个辞格史的“结语”，全书理论、评论性文字多达50余万字。我们并不是用字数多少做评价标准，但大篇幅研究修辞本体，评价修辞得失，至少说明理论阐释深入细致，现象评论全面到位，这在以往的史著中是少有的。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该著对辞格演进的阐释和评论，不仅继承了陈望道的修辞学思想，而且有所细化和深化。比如对偶，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指出：“对偶本来不必排斥……但魏晋以后，竞尚纤巧，往往以为文辞一定要对，那就成为措辞的镣铐。所以唐代曾经有过一度激烈的反对，‘五四’前后也曾有过一度激烈的反对运动。”对此，《中国辞格审美史》却用了22万5千字进行历时描写和动态阐释，特别是对汉魏时期由偏好形式美而“难免削足适履”的审美趋向作了全面分析，并深入追溯原因。可以说，这种建立在辞格史实基础上的评论和分析，正是“论从史出”精确而细致的体现。

（二）史实描写的丰满与层次。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史料熟。远从《诗经》《尚书》、历史散文、诸子百家，中贯汉唐至明清的诗词歌赋、戏曲小说，近至各种语体文体包括网络文字，所有辞格用例都为作者亲手爬梳剔抉，很少转引复制的二手材料。二是选材精。对同一辞格在同一时代同一语体中的无数个体，该著的选择很具典型性和广覆盖性，以回文辞格在唐宋诗中的运用为例，作者分三个层次进行选例:第一是文体层次，从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四方面展开；第二是内容层次，在上述每一文体中又分为单篇回文诗、唱和回文诗和四季回文诗；第三是作者层次，从每一内容层次中选择三到五位作者的诗作。如“七律回文诗”之“单篇回文诗”中就选了最具代表性的唐代徐夤和宋代茹芝翁、汪元量的诗作各一首。三是描写细。前述《中国修辞史》用150万字全面描写汉语修辞中语音修辞史、词汇修辞史、句法修辞史、辞格演变史和篇章结构修辞史各个方面。而《中国辞格审美史》仅描写11个辞格（比《中国修辞史》还少一个），字数就多达226万！这足以说明，该著无论是史迹追踪还是史实描写、史料分析都是很精细的。还以“回文辞格审美发展史”之“现当代”时期为例，作者首先揭示现当代回文审美的特点，对回文诗、回文词、图形回文体韵文、回文曲、回文赋、回文联以及政论、新闻、广告等语体中的回文进行宏观概括，接着又用近六万字分别对这些文体中回文审美现象的传承和发展、类型与变体进行详细描写，通过大量回文文本的比较归纳，详细描写出其在不同时代不同文体中不同面貌。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辞格审美史》既有描写修辞审美史实的“彰往”，也有根据历史进行逻辑推演的“察来”，真正体现治史的终极目的。该著不仅在“绪论”中揭示辞格审美与文化发展、语体发展的关系，进而预见“辞格美的创造”如何走向未来、走向世界，而且在具体的辞格描写中也都有对未来趋向的推算。这对辞格的使用和研究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二、辞格审美的新视野

早在20世纪20年代，陈望道就在《文章的美质》和《美学概论》中指出修辞和美学的共生互动关系，在1932年出版的《修辞学发凡》中更进一步指出辞格的两个区别性特征：一是结构特征，即“辞格不过是修辞上几种重要的模式”；一是美学特征，即辞格是“魅力比较深厚的”语辞。可以说这是学界认同度最高的认识。然而，已出版的几部修辞史，却多侧重辞格的结构演变，很少进行美学观照。

令人欣喜的是，《中国辞格审美史》弥补了这一缺憾，第一次对辞格与审美的关系作了系统深入的学理阐释，尤其是第一次从审美的视角系统深入地考察辞格的历史演变，开拓了修辞与审美历史汇通的新境界。

首先，该著继承了陈望道的辞格观，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辞格：呈现美感魅力的话语模式”，继而详细阐释辞格的两大特征：特定的表达性能：具象性、体验性、情感性；特定的结构模式：运用特定手法形成各自的结构模式。

其次，该著继承了陈望道的美学理论，对辞格的审美观照都一以贯之地按照陈望道《美学概论》对美的六大分类展开，而对辞格审美形成机制的分析也是基于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中的三大核心命题：“修辞所可利用的是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和“修辞要讲究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当然，该著最重要的贡献是发展和完善了陈望道的修辞学思想和美学思想。陈望道在《美学概论》和《修辞学发凡》中作了学科互通、互释、互补性的研究，揭示了辞格的审美属性和审美效能，为后来者指引和开发了辞格审美研究的新途径。而宗廷虎、陈光磊主编的《中国辞格审美史》循此路向，把陈望道关于辞格审美属性的认识演绎成了一个辞格审美系统，尤其是延伸出一个辞格审美演变系统，这是对中国修辞学和修辞史的一个突出贡献。该著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论述辞格形成的美学基础，并用三万余字阐释“辞格的审美观照”、“辞格审美趋向与汉语文的演变”、“汉语辞格审美演变与社会文化的发展”和“辞格美的创造与汉语走向世界”，后面11个辞格的理论部分都是严格按照定义、特征、生成基础、审美功能这个框架进行建构；而具体辞格的演变描写则都以结构为核心，以审美为主线。

可以肯定地说，从审美的视角系统地观照辞格及其演变，这不但填补了修辞史研究的空白，更重要的是，它切中了辞格的本质，尤其反映了辞格发展与中华民族审美追求演进的互动共生关系。

三、文化语境的新阐释

《中国辞格审美史》不仅能够“彰往察来”，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对修辞史实进行精细描写，进而预测、指导、推动辞格的未来发展，而且还做到了“显微阐幽”，对辞格发展的逻辑理据、社会文化动因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在“绪论”和各章“导论”中，作者都有辞格生成机制的精当论述，揭示辞格的哲学、心理、美学和语言基础，阐发辞格发展与社会、文化、文体等的互文关系。

该著突显了汉语汉字对辞格生成的主体作用。所描写的辞格虽然在其他语言中也大都存在，但其中双关、排比、回文、对偶、复辞、列锦等都与汉语言的结构特点密切相关，这就比世界上其他语言中的同类辞格更具独特的精彩。如双关，就是依据汉语言的同音多义功能而构建，李商隐《天涯》“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就是“啼哭”之“啼”与“啼叫”之“啼”的多义共现，刘禹锡《竹枝词》“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又是“情感”之“情”与“晴朗”之“晴”的同音互显。而对偶、排比、列锦则是汉语基于音长的音节对应节律，基于音色的韵母复现韵律，基于音高的声调对立声律的具体体现，“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杜甫），“五眼鸡岐山鸣凤，两头蛇南阳卧龙，三脚猫渭水飞熊”（张养浩），“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马致远）就分别是这“三律”——音节整齐、韵脚押合、平仄对应的典型代表。至于回文，就更是汉语的单音缀、非形态和重语序的结构特点以及汉字的单音独体、多义兼容之特点共生的产物。当然，同形复现的复辞格，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道可道，非常道”、“骑车人一把把把把住”等，也是建立在上述汉语特点基础之上的。

一部辞格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国文化与中国辞格的关系史。该著辟专节从五个方面探讨“汉语辞格审美演变与社会文化的发展”。以第三卷第五章“引用辞格审美发展史”为例，先秦时期引用与祖先圣贤崇拜、学术争鸣、游说君主，秦汉魏晋南北朝引用与朝廷偏好、文坛风气、文体发展，隋唐宋引用与儒释道融合、禅宗理念与独创精神，元明清引用与封建社会衰落、商品经济发展、城市文明兴起，现当代引用与中外文化对接、语文体式发展、文学文化运动等紧密相关。阅读本章，我们不仅能厘清引用辞格审美的演变轨迹，还可以透视历朝历代的社会文化面貌，这对弘扬传统文化也有积极意义。

综上所述，《中国辞格审美史》既是一部辞格、审美、文化交织的修辞论，也是一部修辞观、审美观和历史观融汇的修辞史，这种本体论和方法论高度统一的治史方式，不仅对未来的修辞学和修辞史研究将会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可以说，《中国辞格审美史》为未来的修辞史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可以想见，如果该著论述之外的其他辞格，以及语音、词汇、语法、篇章等其他修辞方式都能进行历时的审美观照和文化透视，则必将对中国修辞学的繁荣、中华文化的彰显产生重要影响。

陈光磊 浙江省半导体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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