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美协定是欧盟向参加协定的发展中国家单方面提供，洛美协定的产生体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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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美协定背景
当地时间2025年2月28日，美国华盛顿特区，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在白宫会晤。视觉中国 图
2月28日，在白宫，美国与乌克兰领导人之间的那场争吵令全世界为之惊愕。很快，欧洲领导人纷纷在社交平台发文，声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尽管他们没有直接批评这场争吵的另一方——美国总统特朗普，但他们明确表达了对乌克兰的支持。
自特朗普2.0时代开启以来，欧美关系遭遇了二战以来最严峻的挑战。特朗普近期针对俄乌冲突采取的一系列动作正迅速削弱欧美之间的互信。继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批评欧洲在“价值观上倒退”后，白宫的这场争吵令欧洲陷入更大的震惊。除了在俄乌冲突上的分歧，特朗普还实施针对欧洲钢铝的高关税措施，并扬言要在更多领域施加关税，他警告欧洲的北约成员需将国防预算提升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并声称美国将放弃对欧洲的安全保护。他还表达了将格陵兰岛强行并入美国的浓厚兴趣。
有鉴于此，许多观察家认为跨大西洋关系即将瓦解，有一位欧洲人沃尔夫冈·明肖（Wolfgang Munchau）这样哀叹道：“欧洲和美国分道扬镳已不再是疑问。跨大西洋关系的终结曾多次被预言，但在本周末[1]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它终于终结了”。[2]
然而，这个判断言过其实了。跨大西洋关系是二战以来世界上相互依赖程度最深、关系最牢固的双边同盟，它不会因特朗普所带来的挑战而很快崩溃或终结。在短期内，欧洲会因这些挑战而做些出于本能的应急反应，但经历短暂的对美对抗后，欧洲会很快发现它根本无法放弃或摆脱跨大西洋关系，在可见的未来都是如此。
跨大西洋关系对欧洲意味着什么？
对欧洲而言，跨大西洋关系长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包括为其提供专注内部一体化进程的安全保障，支撑欧洲所宣称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确保欧洲经济繁荣和保持社会良性运转的重要基础。
首先，跨大西洋关系是欧洲一体化不可或缺的基础。二战结束后不久，欧洲富有远见的政治家开始考虑在法德和解基础上启动欧洲一体化进程。从1950年代早期开始，由法、德、意、比、卢、荷六国共同发起的一体化进程，最终将28国（英国脱欧后成为27国）纳入到一个共同体内，通过相互让渡部分主权，实现在经贸、法治和货币等诸多领域的政策统一。尤为显著的是，曾困扰欧洲上百年的领土主权之争，也在一体化进程中变得不再重要。欧洲一体化似乎实现了欧洲长久和平，欧洲自称它不再注重武力展示或对外军事胁迫，而是作为一个“规范力量”（normative power），成为其他地区的发展典范——它为全球提供最先进价值理念、行业标准和社会规范。尽管存在这些进步，但它导致一种长期的深刻错觉——欧洲的繁荣、持久和平及广泛的规范影响力来自于欧洲独特的内部一体化进程，与外部无关。
但事实上，欧洲一体化的成功与跨大西洋同盟关系密不可分。一体化启动早期正面临冷战铁幕的降落，欧洲一体化伴随着将近半个世纪漫长的冷战与东西方残酷斗争。即使冷战结束后，主导欧洲一体化的欧共体转型为欧盟，曾经的美苏博弈转变为北约和俄罗斯的博弈。若没有北约和美国在欧洲的核武器与大量军事基地——作为跨大西洋关系的核心支柱——欧洲内部从容的一体化进程几无可能。因此，欧美同盟为欧洲一体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外部环境。正如西方学者赫德利·布尔 （Hedley Bull）所评论的，没有美国的军事支撑，欧洲作为“民事力量”（或“规范力量”）无异于空中楼阁。[3]因此，跨大西洋关系对欧洲而言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其生存和一体化发展的安全保障。
其次，跨大西洋关系长期以来是欧洲社会秩序的强大支柱。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欧洲有着全球最发达的福利体系，最繁荣的现代经济，最先进的科技与教育体系，是发达国家最集中的大陆。这一切与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密切相关。几百年的殖民运动部分让西欧和北欧国家获得了当时世界上最为瞩目的财富积累。而最先发端于欧洲的工业化运动又使欧洲成为在早期经济全球化中的贸易和投资领头羊，科技专利的垄断地位与相对最发达的制造业能力又使欧洲在全球市场中几乎占据所有优势，而这些优势是欧洲对其他地区劳动力剥削的终极工具与无尽资源。
二战后殖民主义体系的终结并没有瓦解西方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它变得比其他地区更加富裕。这显然和跨大西洋关系密切相关。可以说，尽管殖民主义统治在形式上于二战后不久在各地区陆续崩溃，但欧洲与许多地区的殖民主义关系并没有实质消散，正如1960年代的加纳总理恩克鲁马（Kwame Nkrumah）所断言，殖民主义正以新殖民主义的方式隐蔽地继续发挥作用。[4]跨大西洋关系正好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了隐秘的新殖民主义体系的权力基础。
作为跨大西洋关系基石的北约是西方所鼓吹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支柱，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核心隐藏着新殖民主义。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西方尽可能将其他国家吸纳进其主导的国际组织和主张的规范与机制中，或由此建构的国际经济体系中，这也包括欧洲与“非加太”（ACP）所签署的《洛美协定》和之后的《科托努协定》。西方利用其科技、制造业优势和金融优势，通过以自由贸易为特点的国际经济体系，对世界落后地区进行事实上的剥削。而这些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行为被视作“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一部分。
简言之，新殖民主义藏匿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北约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支柱，而跨大西洋关系的基石就是北约。
因此，欧洲通过与美国结盟所构建的跨大西洋关系共同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依赖于隐秘的新殖民主义在二战后继续获得大量财富——依靠技术专利、工业制成品的高昂价格、落后地区被压抑的资源产品价格、有利于西方企业的行业标准的设定、投资优势和金融霸权，通过全球自由贸易体系而实现。
最后但并非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欧洲经济繁荣也有赖于与美国的紧密合作。美国市场提供了欧洲最大的贸易与投资机会。如今美国是欧洲最重要贸易伙伴，也通过货物贸易成为美国最大逆差来源之一；对欧洲而言，美国则是其最大顺差来源。在西方日益强调重商主义与反对逆差的时代，跨大西洋关系对欧洲而言意味着紧密的经贸交流，和共同确保西方经济优势的持久性，应对非西方竞争压力的共同基础。
欧洲能否摆脱美国而独立？很难
既然跨大西洋关系对欧洲而言如此重要，甚至生死攸关，欧洲为何要寻求独立于美国？显然这并非出于欧洲本意。特朗普政府对欧洲的伤害大概达到了欧洲人所能承受的界限，欧洲人对维护当前跨大西洋关系的信心正急剧下降，从而认定跨大西洋关系即将完结。因此，并非欧洲希望终结跨大西洋关系并寻求独立，而是情非得已。然而，从宏观角度来看，欧洲无法真正摆脱美国而独立。
首先，独立的欧洲防务在可见的未来不太可能。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时，法国等欧洲国家开始宣扬欧洲战略自主，寻求一定程度上欧洲之于美国的独立。但欧洲自主或独立的所有核心在于防务独立。近些年来，欧盟层面开展了一定程度的防务一体化进程，包括设立专门的防务预算，制定指导防务一体化建设的“指南针”，在欧盟机制外成立了“永久结构性合作”（PESCO）框架协议[5]，等等。但这些离欧洲防务独立依然遥远。
目前，欧洲实现防务独立将遭遇重重困难，包括：一是难以处理好与北约的关系。要实现防务独立必须退出北约，而留在北约内，意味着欧洲必须实施两套军事操作和指挥系统，这在实践上似无可能。没有不同于在北约内依赖于美国的指挥系统，就无法从北约和美国的主导中独立出来。
二是难以处理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美国在欧洲有大量军事基地，欧洲若想防务独立就须让美国军事力量撤离欧洲。但在目前欧洲遭受外部严峻安全威胁情况下完全不可能。未来也很有难度。
三是防务独立的资金来源。防务预算的大量提升会受到欧盟和成员国预算制度的限制，即使取消相关限制，资金筹措也会成为极大挑战。当前和可见的将来，欧洲经济发展情势并不乐观，无论通过银行还是私人渠道为防务独立融资都相当困难，何况欧洲各国需大量资金用于福利系统及经济、绿色和创新领域日益增多的投资，否则欧洲将失去全球竞争力。因此，实际上欧洲很难投入可实现防务独立所需的庞大资金。
四是统一军工市场的难度。独立防务意味着独立和统一的军工市场，以便实现武器采购和武器系统的统一性和可互操作性。但军工市场的庞大利润将诱发欧洲内部不同国家间争夺，这会削弱欧洲军工市场的统一性。
五是欧洲至今缺乏统一防务战略文化，这意味着27个欧盟成员在如何看待北约及处理对美关系上并无广泛共识。这可能将迫使德法等更为强调欧洲独立的国家在欧盟外寻求“志愿联盟”，以小多边主义形式推动欧洲内的部分国家的防务独立。但若不能在欧洲地理全境实现防务独立，美国军事影响及由此带来的政治影响（包括处理科索沃问题和抑制波黑地区的安全风险等）依然无法避免。
其次，目前欧洲无法与美国开展针锋相对的保护主义措施。
经济领域的独立性将表现为对特朗普的保护主义的坚决反制。特朗普扬言要对欧洲征收大量关税时，欧洲有人提出要针锋相对，尽管也有其他欧洲人表示要与美国媾和。[6]然而欧洲对美国采取脱钩断链以实现经济独立的举措几无可能。
如前所述，美国当前是欧洲最重要的经贸伙伴和顺差来源，离开美国将使欧洲本已低迷的经济发展变得更加困难。同时，欧洲并没有更好的第三方市场可以替代美国市场。事实上，欧洲对于它另一个重要的经贸伙伴中国正采取持续的“去风险”措施，这弱化了欧洲市场与中国的联系，并不有利于其经济发展，不过是为满足其去除未来与中国开展经贸交流所遭遇的安全风险的想象。因此，即使特朗普对欧洲商品加征高关税，欧洲也很难采取完全对等的措施对美国进行报复，彼此经济保护主义措施带来的相互伤害对欧洲而言将难以承受。以此而言，即使欧洲会在激愤的情绪支配下对特朗普治下的美国进行部分的、或象征性的、短暂的“经济进攻”或“脱钩”，但欧洲会通过寻求特朗普政府在其他领域的对欧让步来重新恢复正常的欧美经贸交流。
第三，美国在可见的未来都是确保欧洲稳定的一大因素。
鉴于欧洲并非一个主权实体，欧盟27个成员和欧洲40多个国家和实体若要保持稳定与和谐实属不易。尽管欧盟机制使欧洲的持久和平似乎成为事实，但在国际“大转折”（great transformation）时代，欧洲不同国家间的内部差异、矛盾和冲突正被凸显出来。欧洲过去的团结正被内部诸多争议所吞噬。欧盟及部分成员国与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国家的关系因在对外政策和民主等问题上的冲突变得日益紧张，波兰等东欧国家与德国等西欧国家在绿色和对外政策上的差异也变得较为尖锐，科索沃问题所带来的地区不稳定性也日益突出。
更重要的是，欧洲极右翼势力的崛起正在广泛冲击欧洲政治生态，极右翼政党将如何影响欧洲未来还有待观察，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带来的不是秩序而是更多混乱。这些问题和矛盾并非能够通过欧盟机构或欧洲一体化进程得以解决或消除，甚至一体化成为诱发这些矛盾的因素。
在很大程度上，尽管美国不太能够介入欧洲这些内部事务或进行直接冲突管理，但它能够为欧洲提供最终的安全保障与外部调停力量，从而一方面使上述所有矛盾局限于欧洲内部，显示为不同国家间最终可资协商的利益矛盾，而不会转化为不可化约的彼此间的主权与安全矛盾。无论如何，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力量确保所有欧洲国家“不敢造次”。
另一方面，美国实际上成为抑制欧洲最重大的潜在危机爆发的主导力量。美国依靠北约及其政治影响力确保了《代顿协定》的有效性，从而确保波黑地区的基本稳定，也通过主导在科索沃地区的北约驻军确保了巴尔干地区的基本安宁，以及它在这一地区的政治介入（如派遣特使进行调停）也使美国成为该地区事务的重要主导力量。而美国军事力量和政治存在的缺失，可能使欧洲陷入群龙无首的安全架构中，法国、德国或意大利可能会争夺在欧洲的安全主导地位，或基于各自利益考虑而发展欧洲独立防务，这可能最终使各国间潜在的矛盾演化为安全冲突。
换言之，没有美国的欧洲可能会诱发一些欧洲国家的军事野望和新的主权渴求，而一体化并不能限制这些渴求，尤其考虑到极右翼势力正在放大欧洲的疑欧主义力量，这对欧洲而言相当危险。因此，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和政治存在实际上使欧洲内部日益增多的矛盾难以演化为欧洲内部的更大冲突，这有利于确保欧洲的稳定与繁荣。
结论：欧洲怎么办？
现实地看，上述跨大西洋关系带来的根本利益与摆脱美国带来的诸多挑战会使欧洲的独立倾向最终变得几乎不可能。然而，从理论上看，独立才是欧洲真正的前途所系。因此，这时最需要的是欧洲最强大的决断力和意志力，而非复杂的利益计算。
无论如何，欧洲在当今所谓“地缘政治竞争”时代，应认识到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的背景下，依赖跨大西洋关系所支持的新殖民主义及欧洲由此持久获利的情况不会一直延续下去，帝国主义时代的列强争夺也不符合作为具有后现代色彩的欧洲的哲学理念。欧洲启蒙思想所指引的理性、开放主义和宗教（意识形态）宽容应成为其持续的思想指南。在此基础上，它与中国和许多南方国家其实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基础。当摒弃对中国等南方国家的陈见和睁开被腐朽的帝国主义思想所蒙蔽的双眼后，它会看到中欧等合作的广泛空间，而这一合作不仅有助于欧洲摆脱美国的束缚和压迫以实现真正独立与经济上的再度繁荣，和全球非西方世界共同塑造一个更为自由与开放的、符合各国而不只是西方的国际秩序也将成为可能。即使欧洲离开美国似无可能，但非西方世界对欧洲实现独立充满期待。
（简军波，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主任、上海欧洲学会副秘书长）
注释：
[1] 这里指的是2025年2月14-16日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
[2] Wolfgang Munchau, The end of the transatlantic alliance: Europe has lost its way, FEBRUARY 17, 2025, https://unherd.com/2025/02/the-end-of-the-transatlantic-alliance/
[3] Hedley Bull (1982/1983) ‘Civilian Power Europe: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in Tsoukalis, Loukas (ed.), The European Communit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riginally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21, Nos. 1-2, September-December 1982;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3), pp. 149-164.
[4] Kwame Nkrumah, Neo-Colonialism, the Last Stage of Imperialism 1965.
[5] 可参见该合作框架官网：https://www.pesco.europa.eu/
[6] EU’s Von der Leyen Suggests US LNG Could Replace Russian Supply, https://www.bnnbloomberg.ca/investing/2024/11/08/eus-von-der-leyen-suggests-us-lng-could-replace-russian-supply/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简军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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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美协定主要体现了什么原则
近日，欧盟委员会向相关方披露了对从中国进口的纯电动汽车征收最终反补贴关税的决定草案，草案虽对拟议税率进行了小幅调整，但依然保持了高额税率。这一草案将会在今年11月4日前在欧洲理事会进行最终表决。这是欧盟发起对华电动汽车对欧出口反补贴调查之后的又一关键性步骤之一，考虑到它正在宏观层面对华采取“去风险”政策，及在光伏等其他行业发起相关调查，可以看出欧盟对华经贸政策具有日益浓厚的保护主义色彩。
从长远来看，欧盟的对华保护主义举措不会只限于常规的反补贴、反倾销等基于市场竞争因素考虑的措施，而会从更宽泛的角度对华做出保护主义反应，甚至出于故意压制中国商品和产业优势的目的而更广泛地采取更具威慑力的政策工具，它们包括基于“安全、碳排放和人权”标准的政策手段。
对我国而言，破除欧盟现有和各种潜在对华保护主义措施的途径是采取更开放的对欧政策及更为积极的贸易和投资行动，以更紧密的相互依赖抵消欧盟保护主义政策的消极影响。
2023年9月11日，苏州港太仓港区国际集装箱码头，一批新能源汽车即将通过可折叠车辆框架箱出口国外市场。视觉中国 图
基于安全的政策工具
欧盟对华经贸去风险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安全的考虑。从欧盟角度来看，因中欧关系存在日益强烈的地缘政治竞争乃至对抗趋势，这将使欧盟在中欧经贸关系中处于一定风险之中。欧盟认为其风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若欧盟与中国存在十分紧密的经贸相互依赖，在未来可能出现的较为极端的状态下，欧盟经济会因中国突然对欧制裁，或客观上两个市场的联系突然断裂而带来其无法承受的后果。因此降低与中国的相互依赖，可使欧盟免于在未来潜在的极端状态下因中欧经贸整体关系的主动或被动断裂所受到的损失。
因此，强调对外市场联系的多元化，降低而不是加深与中国的经贸联系，即“去风险”日益成为欧盟对华经贸政策的主流话语，并在事实上试图推动欧盟资本向中国以外市场的流动，甚至鼓励一些欧洲在华资本的对外转移，并寻求与中国商品市场或产业链的脱离，以尽可能减少对华经贸相互依赖。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上述基于安全考虑的对华政策的基础建立在未经证实的中欧未来关系严重恶化的臆测之上。
二是在目前现实状态下，欧盟认为中国的产品或投资政策可能或已经对欧盟的本土安全造成威胁或伤害，最典型的案例是欧洲一些国家对华为和中兴5G产品的敌视或疑虑，即使这些产品在技术上并未发现任何不安全的嫌疑。在现实中，欧盟对中国经贸关系的安全化已经不仅贯彻到部分中国的制成品，也包括投资和工程建设。欧盟成员国会根据本国的投资审查机制，基于投资流向和金额大小而对来自中国的投资进行潜在安全审查，一些被视作敏感领域（如重要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关键领域和高科技领域的投资将很难甚至不会获得成员国及欧盟的准许。
基于安全理由对中国的投资和商品进行区别对待的方式是目前欧盟正在广泛采取的对华经贸措施的一部分，显然这一措施具有单边主义性质，因为它几乎没有寻求与中方的协调或协商，也并非经由多边主义平台（如世贸组织）而采取的行动。
另外，由于中方没有采取过类似或对等的对欧手段，欧盟对华保护主义手段也不能被视作欧盟对中国对欧经贸政策的反制。然而欧盟单边主义的、基于安全名义的对华经贸政策——更常见的是以“去风险”为借口的经贸政策——将急速损害双边经贸交流的互信基础。
基于环保的政策工具
欧盟对华经贸保护主义政策也可能会借用环境保护或碳排放的名义。事实上欧盟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政策工具运用，最为显著的案例是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启用。虽然这一工具在形式上具有普适性而非特别针对中国，但它能对欧盟对华经贸政策产生重要潜在冲击。
根据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安排，欧盟在涉及电力、水泥、化肥、钢铁、铝和氢六个行业的产品适用于该调节机制，从而使欧盟的绿色标准成为制约欧盟外特定商品对欧出口最主要技术标准之一。尽管目前的碳边境税的覆盖范畴并不广泛，但这并不排除欧盟将这一范围扩大到更多行业和更多商品。
当然，欧盟这一机制对超出上述行业的众多商品的普遍适用在未来较短时间内可能不会实现，一方面它受制于欧盟目前无法在道德上对外推行过于激进的绿色主义政策的缺陷。因为在俄乌冲突背景下欧盟放缓推行绿色政策和重新使用化石能源正在削弱欧盟在绿色领域的所谓“道德权威”，这使它在绿色领域对华产品施加更为激进的保护主义手段缺乏足够合法性。更主要的是，欧盟还需要大量来自境外的最终产品及中间品以保障欧洲居民的福利及本土生产能力。然而，随着对华“去风险”的持续进行，甚至在未来最终完成“去风险”，那些试图对欧出口的中国商品可能会被欧盟的碳排放标准所针对而被阻挡在欧盟边境之外，因为到那时即使没有这些中国商品也不会对欧盟造成多大损害，但这很可能会对中国造成损害。
换言之，基于现实利益考虑，欧盟目前不会对华商品采取大规模的基于碳排放标准的保护主义措施，但不保证未来不会。譬如，即使欧盟对华电动车的反补贴措施完成之后，如果中欧在电动乘用车领域依然存在强劲竞争的话，欧盟有可能基于单位车辆的碳排放标准而对中国新能源汽车课以新的关税。因此，基于环保的对华经贸保护主义政策可能会随着其对华“去风险”目标的完成而被广泛采用，这将给未来中欧经贸关系带来更严峻的挑战。
2024年5月9日，江苏省太仓港国际集装箱码头，一批新能源汽车即将通过框架运输方式出口海外市场。视觉中国 图
基于人权的政策工具
一定程度上说，欧洲是全球人权保护领域的先锋——它是历史上人权倡导的发源地，也是联合国有关人权公约的积极支持者，且制定了《欧洲人权公约》及其保护机制欧洲委员会（The Council of Europe）。这些“头衔”使欧洲很早就成为国际社会中人权领域的积极倡导者和在国际经贸关系中注入人权原则的重要推手，甚至成为推动全球最新一代自贸协定中嵌入人权条件的最主要力量。最有名的案例是它在《洛美协定》第四期开始系统地将欧式人权标准等政治性条款嵌入对非洲等前殖民地国家的经贸政策中。
这些背景揭示出欧洲在对外经贸关系中注入人权要素有其历史渊源，在与非西方世界交往过程中尤其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经贸关系中的人权保护也得到包括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权威机构的认同。
有鉴于此，欧洲不仅在对外双边经贸协定中推行欧洲人权标准，而且在单边对外经贸政策领域正稳步推行更多的关涉人权保护的法律规范。譬如欧盟在2022年通过了“反强迫劳动法令”，并且正推动“供应链法”的运用等，这些法令都直接关注人权保护在对外经贸关系中的运用。
鉴于中欧在人权领域的不同理解和人权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尤其是双方政治制度的差异，双方对人权因素在彼此经贸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有非常不同的理解。在欧盟涉嫌违背世贸组织规定而否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前提下，欧盟对中国商品中人权要素的判定往往背离中国实情。换言之，欧盟将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属性的决定因素之一定性为所谓“低人权”的结果，而完全无视中国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阶段人权保护存在的差异，及中国商品价廉物美很大程度上出自规模经济所带来的低成本优势的现实。
无论如何，基于人权的借口尽管没有被欧盟作为对华经贸保护主义政策的工具广泛使用，但出现这种前景的可能性很高，尤其考虑到它已经在法律上不断完善这些措施，这意味着它在提前准备并在需要时可以立即启用。
中欧经贸关系免于欧盟保护主义伤害是可能的
当然，欧盟的对华保护主义措施并不只基于上述三方面考虑，它也会以所谓“中国市场扭曲”为借口，采用包括反补贴和反垄断等常见的、尚属经贸领域“常规”政策的措施，这些措施正（潜在）严重伤害或冲击中国新能源乘用车、太阳能板、汽车电池、风电设备等商品的对欧出口。考虑到欧盟日益从地缘政治竞争角度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它未来从安全、环保和人权领域对中国商品和投资采取更为严厉保护主义措施的可能性正在增加，而所有这些措施的运用大概将把中欧经贸关系带入凛冽的寒冬。这绝对不符合中欧双方的各自利益。
对欧洲而言，尽管其保护主义措施能在短时间内伤害中国商品与投资的利益，但广泛的技术性和政治性保护主义措施最终会反噬欧洲固有的禀赋优势，从而降低欧洲商品和资本的对外竞争能力。相反，保护主义措施可能会激发中国企业斗志，促发中国创新能力更强劲的增长。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市场期待欧盟更严厉的对华保护主义手段，而是渴望通过正常的方式建立对欧经贸关系，并从相互关系的稳定性中获得可预期的收益，这也是全球所有企业的正常期待，在对抗中寻求并保持优势只是迫不得已的最后选择，尽管中国有信心获得最后的胜利。
如果欧盟决定未来加大对华保护主义措施的运用，则中国在有限度的反制措施基础上，寻求与欧方经贸利益的相互再嵌入而不是扩大贸易争端符合中国利益。对中国而言，达到上述目的的有效途径是中国商品和资本在欧盟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量进入欧洲市场，并通过中国市场更高质量、更大程度的开放性来吸纳更多欧洲资本和商品的进入，以及通过在第三方市场实现中欧经济要素的“重逢”，为中欧经贸关系的重新联结努力。
因此，对于欧洲潜在的各类对华经贸保护主义措施，我国完全有可能不动声色地通过柔性方式“破解”，而这也将重新激活中欧经贸的相互依赖关系，以及重新触发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动力，这符合中欧双方和全球共同及根本的利益。
（简军波，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欧洲学会副秘书长）
洛美协定规定欧盟对参加协定的发展中国家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赵可金。图/新京报制图
在刚刚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是中国领导人站在世界历史的战略高度，面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远景目标，提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框架和战略框架，代表中国向全世界提交了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答卷”。
而“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也标志着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已经展开了一幅大国复兴的行进路线图，自信地向世界舞台中心发起冲刺！
现代化没有标准答案
国家风格民族特色是现代化道路题中之义
一般来说，人们所理解的现代化是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涵盖了技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等多个领域，表现为全方位、多层次和多阶段的历史过程。
人们对于现代化的理解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尤其是因为现代化首先从欧洲发轫，且欧美发达国家长期执世界现代化进程之牛耳，因此，在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存在着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错误认识，认为只有照搬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现代化自然会自动实现。
事实并非如此。自20世纪以来，亚非拉等地区的一大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赢得了民族独立，但其谋求现代化的进程却并不顺利。
一些国家不遗余力地向欧美发达国家学习，派遣了一批又一批留学生、考察团、访问团，引进了一批又一批技术设备、投资项目、规章制度，却始终没有实现现代化的梦想。甚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反而越拉越大，深深陷入形形色色的“发展鸿沟”。
事实上，“二战”后的发达国家也一直口口声声帮助发展中国家，从美国的“第四点计划”到欧洲的《洛美协定》，一直到联合国推出的四个“发展十年”计划、千年发展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为什么对一大批欧美发达国家有效的现代化方案，到了发展中国家就失灵了呢？
事实上，如果逐一分析欧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经验，不难发现，受不同历史传统、基本国情、文化差异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道路呈现出多样化的景观，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道路，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各有其特点。即便是在同属于西方文明的欧美发达国家内部，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路径、重点和次序也各不相同，国家风格和民族特色是现代化道路的题中之义。
显然，现代化没有标准答案，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要靠自己去探索，就像学生学习一样，靠抄作业是培养不出好学生的，完全照搬别人的现代化方案注定是原地踏步，裹足不前。
现代化必有中国方案
中国共产党拓展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途径
近代以来，面对国家危机、民族危亡和人民危难的最危险时刻，如何通过推进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近代以来全民族面临的战略课题。
近代以来，以农民起义、维新变法、革命运动为主要形式，不同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前仆后继，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始终没有走出一条成功的现代化道路。
当此国破家亡的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挺身而出，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工人运动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经过28年的革命斗争，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极大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开启了中国发展的新纪元。
在100余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在世界范围内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带领中国人民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而且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
无论从中华民族的千年历史来看，还是从世界近代以来的百年历史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都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成就。这条现代化道路，“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
在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结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具体来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这是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基础上得出的重要结论，走自己的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中国式的现代化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现代化国家的战略答卷
立足于中国国情特点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在向世界庄严宣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新时代的中国步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开启了全面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在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高瞻远瞩地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二十大召开之前，国际国内形势都面临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严峻风险挑战。
在世界，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复杂交织，俄乌冲突引发了一连串剧烈震荡，世界进入了动荡变革期，步入了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
在国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步入关键阶段，面临着诸多可以预料和无法预料的风险和挑战，社会各界一直期待着中国共产党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定盘星和路线图。
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直面统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棋局的重大问题，作出了走向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答卷。
在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豪迈地指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宏伟事业。选择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决定着这一宏伟事业的成败。
中国共产党带领14亿人口整体进入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了迄今为止所有实现了现代化国家的人口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
因此，无论从世界影响来看，还是从对14亿人口负责来看，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都决不能照搬照抄已有现代化国家的经验，必须立足于中国国情特点，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不仅解决了中国通往现代化国家的发展路径问题，而且也解决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指导思想问题。
在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强调，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
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活的灵魂，也是指引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思想武器。
文 / 赵可金（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
编辑 / 何睿
校对 / 薛京宁
洛美协定名词解释
当地时间2025年2月28日，美国华盛顿特区，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在白宫会晤。视觉中国 图
2月28日，在白宫，美国与乌克兰领导人之间的那场争吵令全世界为之惊愕。很快，欧洲领导人纷纷在社交平台发文，声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尽管他们没有直接批评这场争吵的另一方——美国总统特朗普，但他们明确表达了对乌克兰的支持。
自特朗普2.0时代开启以来，欧美关系遭遇了二战以来最严峻的挑战。特朗普近期针对俄乌冲突采取的一系列动作正迅速削弱欧美之间的互信。继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批评欧洲在“价值观上倒退”后，白宫的这场争吵令欧洲陷入更大的震惊。除了在俄乌冲突上的分歧，特朗普还实施针对欧洲钢铝的高关税措施，并扬言要在更多领域施加关税，他警告欧洲的北约成员需将国防预算提升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并声称美国将放弃对欧洲的安全保护。他还表达了将格陵兰岛强行并入美国的浓厚兴趣。
有鉴于此，许多观察家认为跨大西洋关系即将瓦解，有一位欧洲人沃尔夫冈·明肖（Wolfgang Munchau）这样哀叹道：“欧洲和美国分道扬镳已不再是疑问。跨大西洋关系的终结曾多次被预言，但在本周末[1]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它终于终结了”。[2]
然而，这个判断言过其实了。跨大西洋关系是二战以来世界上相互依赖程度最深、关系最牢固的双边同盟，它不会因特朗普所带来的挑战而很快崩溃或终结。在短期内，欧洲会因这些挑战而做些出于本能的应急反应，但经历短暂的对美对抗后，欧洲会很快发现它根本无法放弃或摆脱跨大西洋关系，在可见的未来都是如此。
跨大西洋关系对欧洲意味着什么？
对欧洲而言，跨大西洋关系长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包括为其提供专注内部一体化进程的安全保障，支撑欧洲所宣称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确保欧洲经济繁荣和保持社会良性运转的重要基础。
首先，跨大西洋关系是欧洲一体化不可或缺的基础。二战结束后不久，欧洲富有远见的政治家开始考虑在法德和解基础上启动欧洲一体化进程。从1950年代早期开始，由法、德、意、比、卢、荷六国共同发起的一体化进程，最终将28国（英国脱欧后成为27国）纳入到一个共同体内，通过相互让渡部分主权，实现在经贸、法治和货币等诸多领域的政策统一。尤为显著的是，曾困扰欧洲上百年的领土主权之争，也在一体化进程中变得不再重要。欧洲一体化似乎实现了欧洲长久和平，欧洲自称它不再注重武力展示或对外军事胁迫，而是作为一个“规范力量”（normative power），成为其他地区的发展典范——它为全球提供最先进价值理念、行业标准和社会规范。尽管存在这些进步，但它导致一种长期的深刻错觉——欧洲的繁荣、持久和平及广泛的规范影响力来自于欧洲独特的内部一体化进程，与外部无关。
但事实上，欧洲一体化的成功与跨大西洋同盟关系密不可分。一体化启动早期正面临冷战铁幕的降落，欧洲一体化伴随着将近半个世纪漫长的冷战与东西方残酷斗争。即使冷战结束后，主导欧洲一体化的欧共体转型为欧盟，曾经的美苏博弈转变为北约和俄罗斯的博弈。若没有北约和美国在欧洲的核武器与大量军事基地——作为跨大西洋关系的核心支柱——欧洲内部从容的一体化进程几无可能。因此，欧美同盟为欧洲一体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外部环境。正如西方学者赫德利·布尔 （Hedley Bull）所评论的，没有美国的军事支撑，欧洲作为“民事力量”（或“规范力量”）无异于空中楼阁。[3]因此，跨大西洋关系对欧洲而言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其生存和一体化发展的安全保障。
其次，跨大西洋关系长期以来是欧洲社会秩序的强大支柱。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欧洲有着全球最发达的福利体系，最繁荣的现代经济，最先进的科技与教育体系，是发达国家最集中的大陆。这一切与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密切相关。几百年的殖民运动部分让西欧和北欧国家获得了当时世界上最为瞩目的财富积累。而最先发端于欧洲的工业化运动又使欧洲成为在早期经济全球化中的贸易和投资领头羊，科技专利的垄断地位与相对最发达的制造业能力又使欧洲在全球市场中几乎占据所有优势，而这些优势是欧洲对其他地区劳动力剥削的终极工具与无尽资源。
二战后殖民主义体系的终结并没有瓦解西方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它变得比其他地区更加富裕。这显然和跨大西洋关系密切相关。可以说，尽管殖民主义统治在形式上于二战后不久在各地区陆续崩溃，但欧洲与许多地区的殖民主义关系并没有实质消散，正如1960年代的加纳总理恩克鲁马（Kwame Nkrumah）所断言，殖民主义正以新殖民主义的方式隐蔽地继续发挥作用。[4]跨大西洋关系正好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了隐秘的新殖民主义体系的权力基础。
作为跨大西洋关系基石的北约是西方所鼓吹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支柱，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核心隐藏着新殖民主义。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西方尽可能将其他国家吸纳进其主导的国际组织和主张的规范与机制中，或由此建构的国际经济体系中，这也包括欧洲与“非加太”（ACP）所签署的《洛美协定》和之后的《科托努协定》。西方利用其科技、制造业优势和金融优势，通过以自由贸易为特点的国际经济体系，对世界落后地区进行事实上的剥削。而这些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行为被视作“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一部分。
简言之，新殖民主义藏匿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北约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支柱，而跨大西洋关系的基石就是北约。
因此，欧洲通过与美国结盟所构建的跨大西洋关系共同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依赖于隐秘的新殖民主义在二战后继续获得大量财富——依靠技术专利、工业制成品的高昂价格、落后地区被压抑的资源产品价格、有利于西方企业的行业标准的设定、投资优势和金融霸权，通过全球自由贸易体系而实现。
最后但并非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欧洲经济繁荣也有赖于与美国的紧密合作。美国市场提供了欧洲最大的贸易与投资机会。如今美国是欧洲最重要贸易伙伴，也通过货物贸易成为美国最大逆差来源之一；对欧洲而言，美国则是其最大顺差来源。在西方日益强调重商主义与反对逆差的时代，跨大西洋关系对欧洲而言意味着紧密的经贸交流，和共同确保西方经济优势的持久性，应对非西方竞争压力的共同基础。
欧洲能否摆脱美国而独立？很难
既然跨大西洋关系对欧洲而言如此重要，甚至生死攸关，欧洲为何要寻求独立于美国？显然这并非出于欧洲本意。特朗普政府对欧洲的伤害大概达到了欧洲人所能承受的界限，欧洲人对维护当前跨大西洋关系的信心正急剧下降，从而认定跨大西洋关系即将完结。因此，并非欧洲希望终结跨大西洋关系并寻求独立，而是情非得已。然而，从宏观角度来看，欧洲无法真正摆脱美国而独立。
首先，独立的欧洲防务在可见的未来不太可能。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时，法国等欧洲国家开始宣扬欧洲战略自主，寻求一定程度上欧洲之于美国的独立。但欧洲自主或独立的所有核心在于防务独立。近些年来，欧盟层面开展了一定程度的防务一体化进程，包括设立专门的防务预算，制定指导防务一体化建设的“指南针”，在欧盟机制外成立了“永久结构性合作”（PESCO）框架协议[5]，等等。但这些离欧洲防务独立依然遥远。
目前，欧洲实现防务独立将遭遇重重困难，包括：一是难以处理好与北约的关系。要实现防务独立必须退出北约，而留在北约内，意味着欧洲必须实施两套军事操作和指挥系统，这在实践上似无可能。没有不同于在北约内依赖于美国的指挥系统，就无法从北约和美国的主导中独立出来。
二是难以处理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美国在欧洲有大量军事基地，欧洲若想防务独立就须让美国军事力量撤离欧洲。但在目前欧洲遭受外部严峻安全威胁情况下完全不可能。未来也很有难度。
三是防务独立的资金来源。防务预算的大量提升会受到欧盟和成员国预算制度的限制，即使取消相关限制，资金筹措也会成为极大挑战。当前和可见的将来，欧洲经济发展情势并不乐观，无论通过银行还是私人渠道为防务独立融资都相当困难，何况欧洲各国需大量资金用于福利系统及经济、绿色和创新领域日益增多的投资，否则欧洲将失去全球竞争力。因此，实际上欧洲很难投入可实现防务独立所需的庞大资金。
四是统一军工市场的难度。独立防务意味着独立和统一的军工市场，以便实现武器采购和武器系统的统一性和可互操作性。但军工市场的庞大利润将诱发欧洲内部不同国家间争夺，这会削弱欧洲军工市场的统一性。
五是欧洲至今缺乏统一防务战略文化，这意味着27个欧盟成员在如何看待北约及处理对美关系上并无广泛共识。这可能将迫使德法等更为强调欧洲独立的国家在欧盟外寻求“志愿联盟”，以小多边主义形式推动欧洲内的部分国家的防务独立。但若不能在欧洲地理全境实现防务独立，美国军事影响及由此带来的政治影响（包括处理科索沃问题和抑制波黑地区的安全风险等）依然无法避免。
其次，目前欧洲无法与美国开展针锋相对的保护主义措施。
经济领域的独立性将表现为对特朗普的保护主义的坚决反制。特朗普扬言要对欧洲征收大量关税时，欧洲有人提出要针锋相对，尽管也有其他欧洲人表示要与美国媾和。[6]然而欧洲对美国采取脱钩断链以实现经济独立的举措几无可能。
如前所述，美国当前是欧洲最重要的经贸伙伴和顺差来源，离开美国将使欧洲本已低迷的经济发展变得更加困难。同时，欧洲并没有更好的第三方市场可以替代美国市场。事实上，欧洲对于它另一个重要的经贸伙伴中国正采取持续的“去风险”措施，这弱化了欧洲市场与中国的联系，并不有利于其经济发展，不过是为满足其去除未来与中国开展经贸交流所遭遇的安全风险的想象。因此，即使特朗普对欧洲商品加征高关税，欧洲也很难采取完全对等的措施对美国进行报复，彼此经济保护主义措施带来的相互伤害对欧洲而言将难以承受。以此而言，即使欧洲会在激愤的情绪支配下对特朗普治下的美国进行部分的、或象征性的、短暂的“经济进攻”或“脱钩”，但欧洲会通过寻求特朗普政府在其他领域的对欧让步来重新恢复正常的欧美经贸交流。
第三，美国在可见的未来都是确保欧洲稳定的一大因素。
鉴于欧洲并非一个主权实体，欧盟27个成员和欧洲40多个国家和实体若要保持稳定与和谐实属不易。尽管欧盟机制使欧洲的持久和平似乎成为事实，但在国际“大转折”（great transformation）时代，欧洲不同国家间的内部差异、矛盾和冲突正被凸显出来。欧洲过去的团结正被内部诸多争议所吞噬。欧盟及部分成员国与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国家的关系因在对外政策和民主等问题上的冲突变得日益紧张，波兰等东欧国家与德国等西欧国家在绿色和对外政策上的差异也变得较为尖锐，科索沃问题所带来的地区不稳定性也日益突出。
更重要的是，欧洲极右翼势力的崛起正在广泛冲击欧洲政治生态，极右翼政党将如何影响欧洲未来还有待观察，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带来的不是秩序而是更多混乱。这些问题和矛盾并非能够通过欧盟机构或欧洲一体化进程得以解决或消除，甚至一体化成为诱发这些矛盾的因素。
在很大程度上，尽管美国不太能够介入欧洲这些内部事务或进行直接冲突管理，但它能够为欧洲提供最终的安全保障与外部调停力量，从而一方面使上述所有矛盾局限于欧洲内部，显示为不同国家间最终可资协商的利益矛盾，而不会转化为不可化约的彼此间的主权与安全矛盾。无论如何，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力量确保所有欧洲国家“不敢造次”。
另一方面，美国实际上成为抑制欧洲最重大的潜在危机爆发的主导力量。美国依靠北约及其政治影响力确保了《代顿协定》的有效性，从而确保波黑地区的基本稳定，也通过主导在科索沃地区的北约驻军确保了巴尔干地区的基本安宁，以及它在这一地区的政治介入（如派遣特使进行调停）也使美国成为该地区事务的重要主导力量。而美国军事力量和政治存在的缺失，可能使欧洲陷入群龙无首的安全架构中，法国、德国或意大利可能会争夺在欧洲的安全主导地位，或基于各自利益考虑而发展欧洲独立防务，这可能最终使各国间潜在的矛盾演化为安全冲突。
换言之，没有美国的欧洲可能会诱发一些欧洲国家的军事野望和新的主权渴求，而一体化并不能限制这些渴求，尤其考虑到极右翼势力正在放大欧洲的疑欧主义力量，这对欧洲而言相当危险。因此，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和政治存在实际上使欧洲内部日益增多的矛盾难以演化为欧洲内部的更大冲突，这有利于确保欧洲的稳定与繁荣。
结论：欧洲怎么办？
现实地看，上述跨大西洋关系带来的根本利益与摆脱美国带来的诸多挑战会使欧洲的独立倾向最终变得几乎不可能。然而，从理论上看，独立才是欧洲真正的前途所系。因此，这时最需要的是欧洲最强大的决断力和意志力，而非复杂的利益计算。
无论如何，欧洲在当今所谓“地缘政治竞争”时代，应认识到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的背景下，依赖跨大西洋关系所支持的新殖民主义及欧洲由此持久获利的情况不会一直延续下去，帝国主义时代的列强争夺也不符合作为具有后现代色彩的欧洲的哲学理念。欧洲启蒙思想所指引的理性、开放主义和宗教（意识形态）宽容应成为其持续的思想指南。在此基础上，它与中国和许多南方国家其实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基础。当摒弃对中国等南方国家的陈见和睁开被腐朽的帝国主义思想所蒙蔽的双眼后，它会看到中欧等合作的广泛空间，而这一合作不仅有助于欧洲摆脱美国的束缚和压迫以实现真正独立与经济上的再度繁荣，和全球非西方世界共同塑造一个更为自由与开放的、符合各国而不只是西方的国际秩序也将成为可能。即使欧洲离开美国似无可能，但非西方世界对欧洲实现独立充满期待。
（简军波，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主任、上海欧洲学会副秘书长）
注释：
[1] 这里指的是2025年2月14-16日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
[2] Wolfgang Munchau, The end of the transatlantic alliance: Europe has lost its way, FEBRUARY 17, 2025, https://unherd.com/2025/02/the-end-of-the-transatlantic-alliance/
[3] Hedley Bull (1982/1983) ‘Civilian Power Europe: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in Tsoukalis, Loukas (ed.), The European Communit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riginally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21, Nos. 1-2, September-December 1982;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3), pp. 149-164.
[4] Kwame Nkrumah, Neo-Colonialism, the Last Stage of Imperialism 1965.
[5] 可参见该合作框架官网：https://www.pesco.europa.eu/
[6] EU’s Von der Leyen Suggests US LNG Could Replace Russian Supply, https://www.bnnbloomberg.ca/investing/2024/11/08/eus-von-der-leyen-suggests-us-lng-could-replace-russian-supply/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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