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损失事故等级,经济损失达到多少可以立案

1月13日，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定日县，专家组正在震区现场指导应急评估工作。受访者供图

1月19日零时，在历经12天的抢险救援后，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终止西藏自治区地震一级应急响应，转入安置救助及恢复重建。

这场6.8级的地震共波及5个县26个乡镇206个村（社区），造成126人遇难，27248户房屋受损，约6.15万人不同程度受灾。

“损失评估”是恢复重建的先决环节，摸清基本灾情，能为后续重建决策提供依据。例如，2023年甘肃积石山6.2级地震发生后，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编制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时，便将灾害损失综合评估明确为首项工作任务。

一场地震伤及方方面面，该如何合理评估并将之转化为经济损失？

北京师范大学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吴吉东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介绍，一种可以对地震灾害损失进行快速评估的方法是“宏观损失评估法”。即我们可以基于历史上不同烈度地震所造成的损失、地震动参数数据，与地震影响范围内的建筑物、人口分布、财产价值或经济总量等参数建立经验统计模型，从而在地震发生时，依据历史经验关系，在短时间内对某一区域灾害的整体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快速“盲估”。

吴吉东介绍，震时的快速损失评估主要是为应急响应决策提供信息，通常可在30分钟内得出结果。

虽然“宏观损失评估法”有利于快速把握地震灾害程度，但由于参数过于单一，无法反映具体的损失分布情况。如果想对地震灾害进行损失综合评估，则需要更精细的方法。

据公开资料梳理，我国首次由国家地震局牵头以科学方法开展地震灾害损失评估工作始于1989年“大同-阳高”6.1级地震。

“大同-阳高”地震后，我国开始制定规范化的灾害评估工作程序。但2008年“5·12”汶川地震发生时，受灾范围超过417个县的特大灾情评估工作遇到了挑战。

“当时我们依然缺乏系统的损失统计制度，基本还是零散于各个部门中。”吴吉东回忆。对此，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史培军曾撰文记录，2008年6月，汶川地震的应急救援工作基本结束，国家开始着手编制灾区恢复重建规划。而偌大的灾区，损失到底有多大，有多少民房需要重建，有多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系统需要恢复，难以准确回答。

为此，民政部会同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编制了我国第一版“特别重大自然灾害损失统计报表”，内容涵盖人员受灾、住房损失、农工服务业损失、居民财产损失、土地资源损失、自然保护区损失、文化遗产损失等13大类内容的25张损失报表，指标达到229个。

各涉灾部门需牵头对职责范畴内的震害损失进行统计评估并逐级上报，由上级应急管理部门调派核灾工作组现场抽样核查后得出具体损失数据。

不同涉灾领域有不同的调查方法及统计模型，以地震中最主要的房屋建筑损失评估为例，其经济损失的测算模型可简单理解为“房屋破坏间数×每间房屋的造价”。

但不同结构类型的房屋在地震中的抗震表现不同，造价也不同，因而需对不同结构类型建筑的不同损失程度分类调查。譬如，参与本次西藏地震应急评估工作的中建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抗震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白雪霜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本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主要是乡村的传统农牧民住房，其主要以土墙-木柱混合承重结构为主，抗震性能较低，很多受到严重破坏或倒塌。而像一些以混凝土框架结构或砌体结构为主的中小校舍、办公楼等公共建筑，都经专业设计正规施工建造，震害相对较轻。

另一种可对建筑损失进行快速评估的经典方法为“易损性分类清单法”。即提前对不同承灾体在不同地震烈度等级下的损失情况建立模型，那么便可以依据地震烈度，对损失情况快速估算。

这一方法面临的挑战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地震中承灾体的类目越来越多，很多可能并未有模型数据。并且，不同地域的承灾体数据也各不相同。吴吉东举例，同是砖混房屋，经济发展好的地方可能砖墙也会更厚，支撑力也要更强。就算是同样的建筑，面对不同的环境条件，其易损性也会不同。例如，发生于黄土高原的积石山地震，其山顶房屋所受到的震幅也比山底更大。

因而，这一方法需对承灾体的数据信息有精准掌握。2020年，我国开展了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500多万名专业人员参与其中。第一次摸清了全国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的数据信息，对公路、桥梁、隧道、水利设施等进行了摸排，建立起国家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基础数据库。

吴吉东说，2013年雅安地震时，3个受灾县报了1700亿元的损失。“这3个县当年的GDP加起来都比1700亿元少得多。这背后反映的是我们对受损对象基本的底数都不清楚。”吴吉东认为，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相当于为损失评估明晰了“底数”或是“损失的最大值”，那么当我们知道地震损失率的时候，便可以依据这个“底数”更精准地快速估算损失程度。“并且这个信息可以细化到每一栋房屋的结构信息和抗震性能参数。所以理论上讲，我们可以靠这个数据库精细计算到单栋房屋的损失。”

1月11日，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定日县，白雪霜正在进行震害调查，向当地村民了解房屋建造过程。受访者供图

但地震所带来的损失不只有房屋建筑等“结构损失”，同时还有许多“非结构损失”，如居民室内财产损失、企业利润和收入损失等。

对居民室内财产损失评估，吴吉东介绍，通常会由街道工作人员统计上报后，再由核灾专家组现场抽样核查，“比如我们会到居民家里，了解他们的电视、洗衣机、冰箱、房屋装修等价格，获得当地基本的参数资料，取大概的均值折算”。另一种方法是参考当地统计年鉴中有关每百户占有财产等数据，进行大致估算。

难以准确估计其价值的文物古迹，一直是损失评估工作的难点。吴吉东说，目前一般会请文物专家从文物修复成本的角度进行评估，“但也有很多无法修复的文物”。《地震灾害损失评估工作规定》中规定，场地和文物古迹破坏不折算为经济损失，只描述破坏状态。

吴吉东说，目前我国的现场损失统计方式仍以人力调查为主，辅以遥感监测等评估方法。据官方数据统计，仅为排查鉴定农房和公共建筑，西藏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便组织了123家专业机构557名专家和技术人员。

但目前我国的损失评估基本停留于直接经济损失，即因灾害直接导致的财产损失。而对地震带来的间接经济损失涉及不够，比如因震害造成的企业停产、游客减少等非实物经济损失。但有时，地震所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可能会比直接损失要更严重。

吴吉东记得，我国南方一次洪灾后，他参与核查一家生产电路板的企业损失，当时厂区淹水深度在30-50厘米，厂家为了防洪水把设备抬高了一些，由于设备非常精密，调试发生位移后，影响了设备精度，导致电路板生产的次品率变高，下游产业链的企业负责人也因此找上门来，要求其更换新的设备。“但那个设备一台就要好几百万元，企业因此面临生存危机。”

吴吉东曾撰文指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重大地震灾害链的影响过程也更加复杂。比如，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引发海啸和核泄漏事故，除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也引发全球性恐慌。地震造成的产业链停顿，直接影响到国外相关企业的生产和正常经营。这也增加了以传统方法进行地震经济损失评估的不确定性。

吴吉东表示，目前我们对间接经济损失的评估还停留于研究领域，较少在实际中应用。“虽然从数据上看，目前我国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在我们整个国家经济统计中的占比下降了。但实际上我们为了这个直接经济损失下降，投入了非常大的成本，比如工程设防、非工程措施以及应急救援的成本都没有算进去。”吴吉东说。

这一部分源于对间接经济损失的评估存在难点。相较于直接经济损失，间接经济损失的影响在时间尺度上要长得多，会持续至重建结束、全部生产力恢复为止，这个过程可能持续数年。譬如，在东日本大地震10年后，日本内阁府每年依然在持续更新灾情报告。而目前尚未有足够有效的方法来估算这种长时间尺度的影响。

“比如说我们需要计算企业因灾害产生的间接损失，我们就需要知道它减产多长时间，产能下降了多少，这个数字是随着时间变化的，需要很细的调查，但很多企业是不愿意提供这个数据的，那我们在数据收集上就会有困难。”吴吉东说。

但吴吉东同时表示，近些年我国的灾害损失综合评定工作也一直在完善。他回忆，2008年汶川地震时，“我们对灾情评估是很困难的，可能3天以后才弄明白极重灾区的范围”。

但如今，我国已建立起“国家-省-市-县-乡”5级报灾系统，以及100余万人覆盖到村的灾害信息员体系，在灾害发生时，他们可以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统计灾情信息。譬如，在2023年积石山地震的损失评估中，积石山县1000余名灾害信息员，便在各部门的指导下为损失统计汇总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与此同时，吴吉东表示，近些年我国基层政府面对灾害的组织应急能力也有所提升。

除此之外，无人机、卫星遥感、数据处理、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也为损失评估工作带来了新的可能。

吴吉东说，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中国还很缺乏高分辨率的遥感卫星，尚且需要协调国际机构来获得遥感数据。如今中国的遥感卫星已经可以探测地面厘米级的变动，能够在灾后第一时间获得遥感卫星图片，快速了解受灾影响范围，损失评估的效率和精度也越来越高。

社交媒体的发展也为损失评估提供了更多信息来源。目前，还有许多研究在探讨如何将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于损失评估工作。

“2008年‘5·12’汶川地震时，我们进行地震损失综合评估还需要5个月。”吴吉东说，“如今，绝大多数地震损失综合评估都可以在一个月内完成”。

目前，据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官方消息，“1·7”定日地震的灾害损失综合评估工作已于1月12日开展，预计将于1月27日前完成。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裴思童

来源： 中国青年报

1月13日，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定日县，专家组正在震区现场指导应急评估工作。受访者供图

1月19日零时，在历经12天的抢险救援后，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终止西藏自治区地震一级应急响应，转入安置救助及恢复重建。

这场6.8级的地震共波及5个县26个乡镇206个村（社区），造成126人遇难，27248户房屋受损，约6.15万人不同程度受灾。

“损失评估”是恢复重建的先决环节，摸清基本灾情，能为后续重建决策提供依据。例如，2023年甘肃积石山6.2级地震发生后，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编制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时，便将灾害损失综合评估明确为首项工作任务。

一场地震伤及方方面面，该如何合理评估并将之转化为经济损失？

北京师范大学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吴吉东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介绍，一种可以对地震灾害损失进行快速评估的方法是“宏观损失评估法”。即我们可以基于历史上不同烈度地震所造成的损失、地震动参数数据，与地震影响范围内的建筑物、人口分布、财产价值或经济总量等参数建立经验统计模型，从而在地震发生时，依据历史经验关系，在短时间内对某一区域灾害的整体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快速“盲估”。

吴吉东介绍，震时的快速损失评估主要是为应急响应决策提供信息，通常可在30分钟内得出结果。

虽然“宏观损失评估法”有利于快速把握地震灾害程度，但由于参数过于单一，无法反映具体的损失分布情况。如果想对地震灾害进行损失综合评估，则需要更精细的方法。

据公开资料梳理，我国首次由国家地震局牵头以科学方法开展地震灾害损失评估工作始于1989年“大同-阳高”6.1级地震。

“大同-阳高”地震后，我国开始制定规范化的灾害评估工作程序。但2008年“5·12”汶川地震发生时，受灾范围超过417个县的特大灾情评估工作遇到了挑战。

“当时我们依然缺乏系统的损失统计制度，基本还是零散于各个部门中。”吴吉东回忆。对此，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史培军曾撰文记录，2008年6月，汶川地震的应急救援工作基本结束，国家开始着手编制灾区恢复重建规划。而偌大的灾区，损失到底有多大，有多少民房需要重建，有多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系统需要恢复，难以准确回答。

为此，民政部会同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编制了我国第一版“特别重大自然灾害损失统计报表”，内容涵盖人员受灾、住房损失、农工服务业损失、居民财产损失、土地资源损失、自然保护区损失、文化遗产损失等13大类内容的25张损失报表，指标达到229个。

各涉灾部门需牵头对职责范畴内的震害损失进行统计评估并逐级上报，由上级应急管理部门调派核灾工作组现场抽样核查后得出具体损失数据。

不同涉灾领域有不同的调查方法及统计模型，以地震中最主要的房屋建筑损失评估为例，其经济损失的测算模型可简单理解为“房屋破坏间数×每间房屋的造价”。

但不同结构类型的房屋在地震中的抗震表现不同，造价也不同，因而需对不同结构类型建筑的不同损失程度分类调查。譬如，参与本次西藏地震应急评估工作的中建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抗震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白雪霜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本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主要是乡村的传统农牧民住房，其主要以土墙-木柱混合承重结构为主，抗震性能较低，很多受到严重破坏或倒塌。而像一些以混凝土框架结构或砌体结构为主的中小校舍、办公楼等公共建筑，都经专业设计正规施工建造，震害相对较轻。

另一种可对建筑损失进行快速评估的经典方法为“易损性分类清单法”。即提前对不同承灾体在不同地震烈度等级下的损失情况建立模型，那么便可以依据地震烈度，对损失情况快速估算。

这一方法面临的挑战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地震中承灾体的类目越来越多，很多可能并未有模型数据。并且，不同地域的承灾体数据也各不相同。吴吉东举例，同是砖混房屋，经济发展好的地方可能砖墙也会更厚，支撑力也要更强。就算是同样的建筑，面对不同的环境条件，其易损性也会不同。例如，发生于黄土高原的积石山地震，其山顶房屋所受到的震幅也比山底更大。

因而，这一方法需对承灾体的数据信息有精准掌握。2020年，我国开展了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500多万名专业人员参与其中。第一次摸清了全国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的数据信息，对公路、桥梁、隧道、水利设施等进行了摸排，建立起国家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基础数据库。

吴吉东说，2013年雅安地震时，3个受灾县报了1700亿元的损失。“这3个县当年的GDP加起来都比1700亿元少得多。这背后反映的是我们对受损对象基本的底数都不清楚。”吴吉东认为，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相当于为损失评估明晰了“底数”或是“损失的最大值”，那么当我们知道地震损失率的时候，便可以依据这个“底数”更精准地快速估算损失程度。“并且这个信息可以细化到每一栋房屋的结构信息和抗震性能参数。所以理论上讲，我们可以靠这个数据库精细计算到单栋房屋的损失。”

1月11日，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定日县，白雪霜正在进行震害调查，向当地村民了解房屋建造过程。受访者供图

但地震所带来的损失不只有房屋建筑等“结构损失”，同时还有许多“非结构损失”，如居民室内财产损失、企业利润和收入损失等。

对居民室内财产损失评估，吴吉东介绍，通常会由街道工作人员统计上报后，再由核灾专家组现场抽样核查，“比如我们会到居民家里，了解他们的电视、洗衣机、冰箱、房屋装修等价格，获得当地基本的参数资料，取大概的均值折算”。另一种方法是参考当地统计年鉴中有关每百户占有财产等数据，进行大致估算。

难以准确估计其价值的文物古迹，一直是损失评估工作的难点。吴吉东说，目前一般会请文物专家从文物修复成本的角度进行评估，“但也有很多无法修复的文物”。《地震灾害损失评估工作规定》中规定，场地和文物古迹破坏不折算为经济损失，只描述破坏状态。

吴吉东说，目前我国的现场损失统计方式仍以人力调查为主，辅以遥感监测等评估方法。据官方数据统计，仅为排查鉴定农房和公共建筑，西藏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便组织了123家专业机构557名专家和技术人员。

但目前我国的损失评估基本停留于直接经济损失，即因灾害直接导致的财产损失。而对地震带来的间接经济损失涉及不够，比如因震害造成的企业停产、游客减少等非实物经济损失。但有时，地震所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可能会比直接损失要更严重。

吴吉东记得，我国南方一次洪灾后，他参与核查一家生产电路板的企业损失，当时厂区淹水深度在30-50厘米，厂家为了防洪水把设备抬高了一些，由于设备非常精密，调试发生位移后，影响了设备精度，导致电路板生产的次品率变高，下游产业链的企业负责人也因此找上门来，要求其更换新的设备。“但那个设备一台就要好几百万元，企业因此面临生存危机。”

吴吉东曾撰文指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重大地震灾害链的影响过程也更加复杂。比如，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引发海啸和核泄漏事故，除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也引发全球性恐慌。地震造成的产业链停顿，直接影响到国外相关企业的生产和正常经营。这也增加了以传统方法进行地震经济损失评估的不确定性。

吴吉东表示，目前我们对间接经济损失的评估还停留于研究领域，较少在实际中应用。“虽然从数据上看，目前我国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在我们整个国家经济统计中的占比下降了。但实际上我们为了这个直接经济损失下降，投入了非常大的成本，比如工程设防、非工程措施以及应急救援的成本都没有算进去。”吴吉东说。

这一部分源于对间接经济损失的评估存在难点。相较于直接经济损失，间接经济损失的影响在时间尺度上要长得多，会持续至重建结束、全部生产力恢复为止，这个过程可能持续数年。譬如，在东日本大地震10年后，日本内阁府每年依然在持续更新灾情报告。而目前尚未有足够有效的方法来估算这种长时间尺度的影响。

“比如说我们需要计算企业因灾害产生的间接损失，我们就需要知道它减产多长时间，产能下降了多少，这个数字是随着时间变化的，需要很细的调查，但很多企业是不愿意提供这个数据的，那我们在数据收集上就会有困难。”吴吉东说。

但吴吉东同时表示，近些年我国的灾害损失综合评定工作也一直在完善。他回忆，2008年汶川地震时，“我们对灾情评估是很困难的，可能3天以后才弄明白极重灾区的范围”。

但如今，我国已建立起“国家-省-市-县-乡”5级报灾系统，以及100余万人覆盖到村的灾害信息员体系，在灾害发生时，他们可以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统计灾情信息。譬如，在2023年积石山地震的损失评估中，积石山县1000余名灾害信息员，便在各部门的指导下为损失统计汇总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与此同时，吴吉东表示，近些年我国基层政府面对灾害的组织应急能力也有所提升。

除此之外，无人机、卫星遥感、数据处理、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也为损失评估工作带来了新的可能。

吴吉东说，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中国还很缺乏高分辨率的遥感卫星，尚且需要协调国际机构来获得遥感数据。如今中国的遥感卫星已经可以探测地面厘米级的变动，能够在灾后第一时间获得遥感卫星图片，快速了解受灾影响范围，损失评估的效率和精度也越来越高。

社交媒体的发展也为损失评估提供了更多信息来源。目前，还有许多研究在探讨如何将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于损失评估工作。

“2008年‘5·12’汶川地震时，我们进行地震损失综合评估还需要5个月。”吴吉东说，“如今，绝大多数地震损失综合评估都可以在一个月内完成”。

目前，据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官方消息，“1·7”定日地震的灾害损失综合评估工作已于1月12日开展，预计将于1月27日前完成。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