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双男单,夫妻单男啥意思

夫妻双男单，夫妻单男啥意思

大家好，由投稿人水杰来为大家解答夫妻双男单，夫妻单男啥意思这个热门资讯。夫妻双男单，夫妻单男啥意思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夫妻单男是什么意思

大庆这对夫妇赚钱的方式

实在让人有点……

他们居然自导自演性爱视频！

通过网络、社交平台，

以会员制公开销售。

为拍出效果，

还多次找来陌生单男加入，

三人一起……

（网络配图）

大庆市的张强和郝文是两口子，两人有个共同的“情趣”，就是看A片。时间一长，觉得光看还不过瘾，二人一商量，决定亲自上阵……

主要原因是：来钱快！

于是，二人开始把“身体力行”的照片和视频发到网上。对于网站的选择，两人也是精心考虑的。国内网站，万一让熟人看到呢……

他们怕被网警发现，所以，选择了境外网站。

↑↑办案现场

太小看咱警察蜀黍的火眼金睛了！

今年5月9日，大庆市公安局网安支队民警在工作中发现，疑似本市人员通过境外网站发布淫秽色情照片及视频等信息。

经侦查，大庆本市居民张强、郝文夫妻进入警方视线，并很快摸清了他们的套路。

这对夫妻通过自拍性爱视频，以及和另外3个男性拍视频，剪辑为短视频后在境外网发布。

2017年，二人与第一个单男一起发生性爱行为并录制视频一次（未发布）；

2018年10月份与第二个单男拍摄视频三次，多次在各平台发布；

2019年2月与第三个单男录制视频一次，同样多次在各平台发布。

他们的来钱道道，是这样的→

1诱惑

在视频上，他们配上了“诱惑”文字，吸引粉丝加好友。

2钓鱼

加了好友，先要支付66元红包，不支付的会在第二天被删除。

3吊胃口

加为好友后，继续向他们转账200元可加入一年会员。

4得权限

转账400元可加入永久会员群。

入群福利

群主不定期在群内发送郝文自拍露点照片，以及张强和郝文的性爱自拍视频，还有他们夫妻二人和另外单男的性爱视频。

掌握此信息后，5月15日，大庆市东湖分局在萨尔图乾和城小区将涉嫌传播淫秽物品、涉嫌聚众淫乱嫌疑人张强、郝文抓获。

经审讯，二人对以上事实供认不讳。

↑↑办案现场

二人交代，他们从2017年2月份开始，由张强操作，通过境外某网站上传二人自拍性爱视频。他们的“倾情演出”得到了粉丝的好评，还有粉丝给了红包，并希望得到二人更多的照片以及视频。

最初，是单点对好友发送视频，随着胆子和胃口越来越大，他们干脆建立群，在群内发布视频。

↑↑办案现场

价钱也水涨船高，从最初以40元、66元、88元不等红包加好友直接发视频，转变为后期的66元加好友，200元、400元成为会员形式。

网警支队黄春秀警官介绍：

截止到目前，他们通过发布视频共获利5万元左右。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来源：大庆日报

夫妻真诚找单男

年轻人有上进心，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赚钱，这是值得赞扬的。

但大庆这对年轻夫妻的来钱道却让人嗤之以鼻，不但遭受道德谴责，还触犯了法律。

啥道道？

两人自导自演性爱视频，通过微信、网站，以会员制度公开销售。为拍出效果，还多次找来陌生单男加入，三人一起……

不是用无耻能形容的！

大庆市的张强和郝文是两口子，两人有个共同的“情趣”，就是看A片。时间一长，觉得光看还不过瘾，二人一商量，决定亲自上阵，“献身”演艺事业。

最主要的是来钱快。

于是，二人开始把“身体力行”的照片和视频发到网上。

对于网站的选择，两人也是精心考虑的。

国内网站，万一让熟人看到呢。

不要脸的事都干了，此时反倒是有些羞耻心了。可笑。

其实是怕被网警发现。

最终，他们选择了境外网站。

俗话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今年5月9日，大庆市公安局网安支队民警在工作中发现，疑似本市人员通过境外推特网站发布淫秽色情照片及视频等信息。

经侦查，大庆本市居民张强、郝文夫妻随即进入警方视线，并很快摸清了他们的套路。

这对夫妻通过自拍性爱视频以及二人和另外单男性爱视频，剪辑为短视频后，在境外推特网发布。

在视频上，他们配上了“诱惑”文字，吸引粉丝加其微信。

加了微信，先要支付66元红包，不支付的会在第二天被删除好友，加为好友后，继续向该微信转账200元可加入一年会员微信群，转账400元可加入永久会员微信群。

入群福利：群主不定期在群内发送郝文自拍露点照片，以及张强和郝文的性爱自拍视频，还有她们夫妻二人和另外单男的性爱视频。

掌握此信息后，5月15日，大庆市东湖分局在萨尔图乾和城小区将涉嫌传播淫秽物品、涉嫌聚众淫乱嫌疑人张强、郝文抓获。

经审讯，二人对以上事实供认不讳。

二人交代，他们从2017年2月份开始，由张强操作，通过境外“汤不热”网站上传二人自拍性爱视频。

他们的“倾情演出”得到了粉丝的好评，还有粉丝给了红包，并希望得到二人更多照片以及视频。

这是发财的捷径啊！

二人因此注册专用微信号，通过在“汤不热”发短视频的方式吸引粉丝加微并出售视频。

然而，好景不长。“汤不热”软件被净化。

怎么办？

张强注册了“推特网”账号继续发布短视频吸引粉丝。

最初，是单点对微信好友发送视频，随着胆子和胃口越来越大，他们干脆建立微信群，在群内发布视频。

价钱也水涨船高，从最初以40元、66元、88元不等红包加好友直接发视频，转变为后期的66元加好友，200元、400元成为会员形式。

网警支队黄春秀警官介绍，从2017年起至今，张强通过“汤不热”、QQ等社交平台共找过3个陌生单男。

2017年，二人与第一个单男一起发生性爱行为并录制视频一次（未发布）；

2018年10月份与第二个单男拍摄视频三次，多次在微信群内以及推特网发布；

2019年2月与第三个单男录制视频一次，同样多次在微信群内以及推特网发布。

截止到目前，张强通过两个微信号发布视频共获利5万元左右。

案件进一步审理中。（文中除警察外均为化名）

网警提醒

在此，黄春秀警官提醒广大市民，以牟利为目的，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以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定罪处罚。

（一）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影、表演、动画等视频文件二十个以上的；

（二）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音频文件一百个以上的；

（三）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刊物、图片、文章、短信息等二百件以上的；

（四）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的淫秽电子信息，实际被点击数达到一万次以上的；

（五）以会员制方式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注册会员达二百人以上的；

（六）利用淫秽电子信息收取广告费、会员注册费或者其他费用，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的；

（七）数量或者数额虽未达到第（一）项至第（六）项规定标准，但分别达到其中两项以上标准一半以上的；

（八）造成严重后果的。

同时，还涉嫌聚众淫乱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一条：聚众进行淫乱活动的，对首要分子或者多次参加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根据法律规定，所谓的聚众淫乱罪，是指聚集众人进行集体淫乱活动的行为，具体而言，是指纠集三人以上（不论男女）群奸群宿或者进行其他淫乱活动。而且，参与者必须是自愿的。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等待的必将是法律的严惩

来源：大庆日报

版权归属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 ID：ln806419517

|编辑：朱嘉瑞、房厦 |技术：翟晓敏

|责任编辑：于洋 |审核：徐永超

|招商合作电话（微信）：18604600925

夫妻跟单男是不是真的

每经编辑：毕陆名

在职场，玩笑是不能随便开的，尤其是开女同事的玩笑，说不一定就被认为性骚扰，还因此炒鱿鱼。

据中国裁判文书网官网披露的一则民事判决书显示，2018年1月2日原告陆某某与被告XXXX(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签订期限为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的劳动合同，合同约定陆某某的月工资标准为5.66万元。

陆某某接受公司的工作安排，在EM部门担任DirectoSales，工作地点在上海等内容。

然而，签约仅仅1个月，公司就向陆某某发出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以他违反公司反性骚扰政策为由，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解除日期为2018年2月2日。

陆某某认为“我是一个很坦率的人，有什么说什么，有些话仅因为我们价值观不同。大家都是成年人，说一些事情都是开玩笑，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能南京那边有些同事比较保守，但我认为这是大家价值观不同而已，没有什么大的对错”，“我以后会多加注意”。

同时，公司将该解除通知邮寄给了上海市浦东新区总工会。

2019年1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委员会立案受理陆某某提出的仲裁申请，陆某某要求公司：

1、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42,336元；

2、支付2018年5月发放的第三笔留才奖金33,723.50元(5,000美元以2019年1月11日汇率6.7447暂计)；

3、支付2017年度奖金124,293.60元；

4、支付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2月2日期间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工资差额5,204.60元。以上各项金额共计50多万。

仲裁审理期间，陆某某撤回要求公司支付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的请求。

2019年3月4日该委作出裁决，对陆某某的全部请求未予支持。

此外，陆某某表示，双方劳动合同解除后，公司未支付陆某某第三笔“特别留才奖金”5,000美元(折合人民币33,723.50元)和“目标奖金”124,293.60元。

不过，对于陆某某的说法，公司并不认可。

公司表示，该公司告制定的《员工手册》明确规定性骚扰行为是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及法律规定的行为，该行为一经查实，将给予最后书面改进通知或立即解除劳动合同。

2018年1月9日，陆某某带领公司销售团队至南京共享服务中心与集团客服及物流团队初次接洽及对接工作，当天中午，陆某某及其销售团队与集团物流和客服团队共进工作午餐，陆某某在午餐期间谈论了在座客服及物流团队女同事的婚姻状况，而且让大家做“找老公”游戏，还多次使用不当的言语冒犯女同事，甚至损害女同事的声誉，其言行严重违反公司的性骚扰政策。

公司因此根据规章制度规定，合法解除与他的劳动关系，不需支付赔偿金。公司也从未承诺过支付其留才奖金，也不应当支付他年度奖金。

公司的说法，也得到了当时参加了那次午餐会的多名女同事的印证。证人表示，“午餐期间陆某某询问在座的女同事的婚恋情况、初恋是谁，他提到初恋大多是渣男，问我们的初恋是不是渣男，同时要求在座的同事玩一个游戏，说是和以前单位的同事玩过的游戏，让在座的女性挑选陆某某团队中一个男生做老公，当天在XXXX(苏州)工程塑料有限公司的员工李某需在南京留宿一晚，陆某某的言语让人感觉是暗示所有的男生，可能包括陆某某在内，都可以去她房间”。

对此，公司法务总监找到了陆某某进行核实，陆某某对大部分事实予以承认，表示找老公游戏是开玩笑的，但是对一节事实予以否定，就是关于李某当晚留宿南京、陆某某声称要去李某住宿酒店房间的事实是否认的。之后，公司又对参加午餐会的多名员工进行了询问调查。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本案中，公司以陆某某违反公司制定的反性骚扰政策为由，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并就此提供了陆某某存在严重违纪事实和解除劳动合同依据的相应证据。虽然陆某某对于出庭作证的证人伍某、翁某、李某、张某的证言的真实性未予认可，但因上述证人的证言相互印证，可以证明陆某某于2018年1月9日午餐期间存在《员工手册》6.5.1“性骚扰的表现”中列举的“针对性别的不得体的玩笑或戏谑”等行为，公司依据《员工手册》规定，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的决定，并无不当，该解除行为合法。陆某某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陆某某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法庭不予支持。对于第三笔留才奖金和年度奖金的诉讼请求，亦无证据证明公司同意或承诺支付该两部分费用，因此法院最终驳回了陆某某全部诉讼请求。

每日经济新闻

夫妻单身男子

编者按：

今天开始，我们将开始系列专题，讲述独特的广州故事。

中国城市漫漫长河历史中，广州因贸易而兴，千年商都名号经久不衰，商贸基因已深入这座城市的骨髓。

纵览世界工业发展史，18世纪60年代，“一脚踏出”的珍妮机取代飞梭，英国纺织业由工具转向机器生产，第一次工业革命由此发端。之后，纺织工业登上历史舞台，作为先导产业，为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腾飞开拓市场，并积累了大量资金。

20世纪90年代，纺织服装业成为广州的代表性和支柱性产业。康乐村，是广州乃至珠三角制衣行业发展的历史见证者。超20万制衣行业从业者聚集在这里，形成了庞大的制衣产业。康乐村95%以上是外来人口，且大部分来自湖北，因此这里也被称为广州的“湖北村”。2020年末，康乐村旧村改造计划公布，大大小小制衣厂、小作坊即将慢慢撤离，这些湖北人该何去何从？

“唯一的城”是每一个人对城市的独特想象。我们游走于每座城市中，关注带有城市独特印记的街道、建筑和人群，讲述只会发生在这座城市的独特故事。用故事丈量城市，方寸间勾勒城市宏图。

这是“被凝视的广州”系列专题第一篇文章。

4月末傍晚的广州康乐村，刘常鑫含着胸坐在一个小马扎上，面前支着的小黑板还有雨打的痕迹，上面写着：“诚寻客户，代工牛仔裤，长期合作。”这行粉笔字是去年疫情后写的，如今已经有点褪色了。

同样找客户的人就坐在他旁边，沿着康乐桥往西排成一队。有的举着纸板，身上披着样衣，但大多数都无人问津。

“一整天接不到单也是常态。”刘常鑫在广州开制衣厂将近20年了，去年疫情效益最差，今年可能排倒数第二。他的印象里，在康乐村，宿舍24小时有人睡觉，厂里24小时有人做工，街上24小时有人下单，可现在不是了。

清明节前，刘常鑫推掉了一个客户。“单价太低，一天下来挣不到钱，开了机器就要赔电费。”而这个订单是他这周接到的唯一的活。拒绝后，他清明节可以给自己放个假了。

但他没有，依然每天早上提着小黑板，在康乐桥东招工人，下午四五点就把小黑板反过来，去康乐桥西招客户。康乐村里的工人和厂长们管这叫“打游击”。

康乐村里最热闹的地方都在康乐桥周围。桥头一家奶茶店的旁边，十几人围在一起，蹲着的和站着的抽烟聊天，他们都是找活干的工人，感慨着自己干的活不划算，打算挨到晚上等厂长来高价招零工。

4月3日下午的康乐桥西侧，工友和招工的都聚在桥边 （朱昊宇/摄）

“一个月7000块的坚决不干，这都不是钱，”柏德蹲在工友旁边，像个脱口秀演员般说着，“目标是月薪过万！”1987年生的他，在工友里勉强不大不小，但后脑勺的发旋间，头皮已经直接见了光。

5年前从湖北农村来到广州打工，他早已熟悉了康乐村招工的套路：一般越晚工价越高。从晚上11点开始，直到凌晨三四点都有人招工，“真想赚钱的要通宵”。白天，老板找长工，月薪给7000左右；一到半夜，老板有出货急又完不成的单，一小时通常给到35元，工友们干到早上八九点回去睡觉，下午两三点睡醒再出来找活。

宿舍里，工友们自嘲在这打工的都是“深圳三和大神”，“一人干活，全家不愁”，缺钱就干，累了就睡觉打游戏。用柏德的话说，“现在市场不好订单不稳，长工不如零工来钱快”。这时，他光着身子躺在床上，用床单把自己的下铺围上一圈。

宿舍公用的桌子上散放着一摞扑克，有些牌的四角已经翘起。去年疫情解封回到康乐村后，柏德和室友们有空就边喝酒边打双升。打到最后总会半醉半醒地打趣：“谁要是输了就滚回湖北”。但直到今年5月，柏德的宿舍里没一个人走。“赚多赚少都不会走，留在这还有个念想。”柏德说。

晚上九点，康乐村大街上人流如织。柏德走到康乐桥边，从刘常鑫手里接过一件外翻的白色短袖，一只手捻着领口，另一只手搓转边线。这是一件完成了“四线”的样衣，刘常鑫在招人给衣服缝合和锁边，也招剪线、裁床、焊工和车位。

“一件几块？做多少？”柏德问。

“200件，没有次品每件5块5，明天早上四点前出货。”刘常鑫回答。

“6块成不？”柏德把那件短袖抻了回去。

“那走吧。”刘常鑫犹豫了两秒。

刘常鑫的工厂在康乐桥东边200米左右。一幢临街楼的4层，不到100平米的两个房里有13个工人。柏德在机器前坐下来，从地上拎起一块布料开始车“四线”，顺着轨道的卡口把布送进去，脚踩着踏板，机器的咔嗒声和秒针转动的声音错落地响着。

定肩膀，裁剪领子，缝合衣服的前后两片，柏德做完一件大约需要2分钟。“时间有点紧”，但是柏德没有再放弃。按照要求，他要在工位上连着干6个多小时，才有可能在4点前把货做完，赚到1200块。

柏德在工位上工作（朱昊宇/摄）

从招工、讲价到试做，整个流程下来半个小时不到。“他还算熟手，难得。”刘常鑫说着，把小黑板放在车间门口，去隔间里看成衣有没有质量问题。

在康乐村办了20年制衣厂，刘常鑫最骄傲的，就是留住了厂里的13位固定工人，他们跟着刘常鑫跟了十多年了。只有客单量大，又需要24小时内出货的时候，刘常鑫才会去招零工来补补人手。

但刘常鑫其实并不喜欢招零工。每次不得已要招，他都要时不常过来监督，长工的工作质量更让他安心。如果有短工在厂里，他都不敢把手机放在车间，更不用说现金。刘常鑫说：“如果招短工，我会想尽办法让他变成长工。”所以每逢过年他都给工人包车送他们回家，平时有空也一起吃饭。

不过柏德并没有留在厂里做长工的意思，因为他知道，长工夜里没有加班费，一旦做长工，万元月薪就没希望。刘常鑫也承认，康乐村里长工夜里加班就是一种义务，免费加班。“如果给长工加班费，这里开厂的老板迟早要跑，更不用说五险一金”，他也知道劳动法，“可这行一百个工厂里可能只有两个厂能开”，还不包括他自己。

曾经也有工人在他的工厂里拿到上万的月薪。一对夫妇一个月做了4400件衣服，平均单价大概6.3元。刘常鑫开始敲打计算器，一串数字26592弹在屏幕上。“这还是按照最低的算的，准确来说是两万八千五。”

刘常鑫在计算机上算出那对夫妻的工资（朱昊宇/摄）

这对夫妇最终没有在刘常鑫的工厂里继续做下去，去年回了湖北老家。刘常鑫猜测他们可能太累了。忙的时候，除了8小时的吃饭睡觉，其他时间都在干活，每个月只能休息一天。只有没货时，刘常鑫会主动让他们休息一个班，而且工人之间会错开休息。“长期做下去这是谁都受不了的，包括我自己。”刘常鑫说。

疫情也给厂子和刘常鑫自己都按了暂停键。去年3月27日，康乐村刚一复工，刘常鑫就开车从荆州回广州，他庆幸自己基本都做稳定的“内单”，卖给广州沙河、十三行和万佳的国内市场。“大塘那边做外单的就比较惨”，刘常鑫听朋友说，八成的出口外销都毁约了，小厂子不开张，工人全都卷铺盖走人。

厂里的工人，在刘常鑫回广州后几天也到位了，主力是像柏德一样的80后，90后甚至还不如70后多。每次下楼拿外卖时，他总感觉90后都去送外卖了，要么就是运快递，或者去当滴滴司机了。但他也说不出来制衣和送外卖相比有什么好，只是说“各有各的不容易，都是用时间把钱磨出来的”。

喜欢自由，也是他安慰自己招不到年轻人的理由。90后在他眼中，不像70后和80后，要么年轻的没有小孩，要么有老人帮忙带娃，自己出来赚点钱。“不会做衣服的技术，还想赚上万月薪，又感觉做服装没前途，最后只能去送个外卖、快递。”他不认同年轻人的选择，但也承认自己想去个高档小区做保安。

2019年，刘常鑫在朋友圈里转过一篇“深度好文”，讲劳动密集型产业是落后产能，吸引不了现在的年轻人。当年，国家统计局的报告里提到，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下降了0.5个百分点，16～30岁的年轻农民工占比则持续下降至25%左右。珠三角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2018年减少了118万人，下降2.6%。

他也不知道康乐村里这些纺织机还能开多久。只是这两年在抖音里越来越频繁看到，认识的供货商开始直播卖布，也有人发了个自动制衣机的短视频，定位在佛山某制衣工厂，22秒生产一件T恤，24小时不断电生产。他内向，不爱互动，但那次他确实点了个赞。

“服装行业，好像就是一种饱和的状态。”他说他没什么信心继续办厂了，更不想上进了。现在的收益虽然比疫情期间好些，但只有做一些特别的衣服才能赚多些，可他不知道什么衣服叫“特别”，只知道别人喜欢就叫“特别”。

刘常鑫有抽烟的习惯，但是只抽细烟，他说抽烟是有点寂寞，又怕粗烟杀伤性太大。平时抽15块一盒的长白山777，有人来就拿出33块的钻石荷花烟招待。他很少拿钻石荷花出来，因为这是他老乡回湖北前送给他的，他想留着做纪念。

20年前从湖北来到康乐村的刘常鑫，也只赶上了广州服装制造业的第二个十年。90年代中大布匹市场形成，给制衣提供了原料。邻接的康乐村管理宽松、土地廉价，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做服装加工。到2010年，0.46平方千米大小的康乐村，已经聚集着上万家的制衣工厂。

刘常鑫记得这里务工的最初有“三大集团”——江西人、四川人和湖北人。后来江西人把工厂带回江西了，四川的去其他地方找更好的活做了。只有湖北人，尤其是荆州人，还在这里。

“与其说我们还在康乐村坚守，不如说我们事实上已经落后了”，刘常鑫扫了一眼周围的厂房，不进阳光，机器轰鸣，潮气混着布臭，没人讲话。“这种环境和工作节奏能挨几年？留下就是牺牲。”原先广州发往湖北的大巴隔日才有几班，现在路边大大小小的客运公司都全年发车。

刘常鑫的厂里很多工人都背景相似，要么妻子孩子在湖北老家，要么夫妻俩一起来广州打工赚钱，每年春节才回去一次。不像柏德，他们求稳，就在刘常鑫的厂子里做固定工人，才算熬过了去年疫情。

今年他们还住在一晚20块的床位上，条件稍好的夫妻舍得花50块睡单间。不过他们不怎么吃10块一份的粿条，或12块的猪脚饭了。刘常鑫买了一口大电饭煲放在车间，工人们的碗在旁边摞成一摞，老板娘每天提前完工来给工人做饭。

“离开的也很多。”刘常鑫提到工人离开回湖北时，用上了挣扎的字眼。他原来的工人老乡里，有人回家开工厂了，也有人开餐馆、搞建筑，还有人改行学烘焙，目前在做蛋糕。

“当初和我一起来打工的，也有搞得不好的，都去世了”，刘常鑫擤了擤鼻子，皱纹里挤出点笑，“是脑充血、脑梗”。做服装工人熬夜都是常事，直到现在，刘常鑫厂里的工人都是半夜12点下班，刘常鑫自己回到家时已经是凌晨2点。他害怕自己也出事，因为他父亲也是因脑出血和脑梗去世的。

客运公司的人也知道，工人回湖北最多的还是去年。疫情下外贸单都停了，工厂没法开张，工人背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回湖北，有的甚至把床都拆了搬走。他们在广州多待一天，就多一天的开支。哪怕是20元一晚的床位，和7块一份的肠粉。去年疫情前，刘常鑫还见到村里有卖湖北监利炒饭的地摊，武汉一封城，招牌上的湖北俩字就没了，后来更是连摊都见不到了。

疫情以来，刘常鑫越来越不喜欢别人叫他老板，他只觉得自己在负责一个小工厂，甚至是小作坊，给客户打工。如果哪天不想干了，就直接转让出去，卷铺盖回老家，和普通工人并没有什么不同。

刘常鑫的服装厂（朱昊宇/摄）

如果有湖北老乡问他广州的工作，他也不建议老乡来康乐村做服装。要是他的好朋友来问，他倒不会直接说回湖北、回村里，“去其他城市开个小店，或者在广州找个其他什么工作干，都比来这里做服装强了”，他说他会这么回答。

但是真正来了的人，大多还是在这留下了。柏德坦言，如果回到5年前，自己还是会选择来到康乐村，不仅是因为身体年轻，也因为能比在湖北赚到更多。

对孩子，刘常鑫也希望他们留在广州，别回农村。刘常鑫25岁的大儿子之前在广州读书，去年回了武汉，给一个汽修美容公司打工，没再回来。刘常鑫说是自己想把他赶到武汉，去学会独立，去体验社会的艰辛，但他觉得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没让儿子上大学。

15岁的女儿还在广州读初三，早上6点多去学校，晚上6点多放学。刘常鑫自己每天半夜2点下班回家，早上睡到10点左右来工厂。父女俩见面时，总有一个在睡觉。碰上工厂没事下班早，刘常鑫也少有心情带女儿出去吃顿饭，女儿也会用中考复习推脱。每个月一两次的陪伴，最后“几乎就是一个外卖”。

刘常鑫想过放弃，他不知道今天做了，明天会有什么结果。虽然妻子天天劝他回湖北，但他还是要干下去，没得选择。他说他们70后最难，不会种地，农村家里种地的都是七十多岁的老人，“自己五十多岁回家太早了，在外面干又有点受不了了。”何况现在康乐村面临旧改，有房产的人大多待价而沽。

清明节，刘常鑫本来有回去的意思，节前两天又放弃了，他还没找到广州哪里适合存放父母的骨灰。

采访时，窗外突然响起火警消防车的声音，刘常鑫没有回答问题，从椅子上一激灵蹦起来，侧身把头探到窗外。等到消防车消失在康乐桥另一侧时，他叹了口气跟工友说：“又一家倒霉了。”害怕听到火警鸣声，是他20年制衣积累下的职业反应。他也曾梦见，一场火把他的所有都毁灭了。

2002年底来广州前，刘常鑫已经在外打工了十年。1992年，看了电视剧《外来妹》，他也跟着打工潮坐火车南下。车站买不到票，就从票贩子手里收。出了广州火车站，再坐大巴到深圳的布吉镇，他在那里给别人打地基，刘常鑫说在农村这个叫“挖墙脚”。

刘常鑫第一次做服装是1998年上半年，他去了北京丰台。但一天18个小时的工作很快就搞垮了他的身体，也是他第一次放弃。他又一次来了广东，在东莞的虎门打工攒钱。直到2002年借了一笔高利贷，他才凑够钱，在广州鹭江的停车场旁边办了个厂。当时办厂价位很低，“两万两千块左右，就可以办一个小型工厂”。

可非典就在那年年底暴发了。刘常鑫感冒了两周，工厂也两周没有开张，“每天就睡在车间里靠窗通风的地方，趴在地上动都不动。”后来，他才鼓起勇气去鹭江疾控中心抽血检查，没有感染。去年疫情，他留在湖北荆州老家，距离武汉两小时车程，新冠确诊人数略高于浙江省。“不赚钱不行，但健康和生活质量更重要。”刘常鑫感觉自己已经没了非典时的血气方刚，虽然头发是黑的，但心里白发苍苍。

两年前，刘常鑫才从住了18年的厂房里搬出来，和妻女到康乐桥边的一间二手房里住。厂房楼下是珠宝店和百货超市，白天是销售的喊叫，到晚上音响就放抖音神曲，想在这好好睡觉是一种奢望。让刘常鑫下定决心的，还有厂房的空气。年轻时没感觉，现在他看到灰尘都怕，感觉这空气从别人口里吐出来，自己再吸进去。

一男子在中大布匹市场前的招聘屋中拍照（朱昊宇/摄）

搬新家一事上，刘常鑫没声张，甚至不大愿意邀朋友来。因为当年和他一起办厂的人早已住进了小区房。“隔壁逸景翠园的房价，我看着它从五六千一平米，涨到四万多。”刘常鑫还记得，当年和两个朋友斗地主到半夜三点，散伙时朋友说“去逸景翠园买房子咯，常鑫你去不去？”他一口拒绝，想着有钱了回家自己盖一栋房子。如今他后悔了。“我现在奋斗也好，不奋斗也好，还不如当初一咬牙买套房子”。

虽然住在离市中心不远的康乐村，和工人一样，刘常鑫并没有真正在广州站稳脚跟。除了去番禺交货，刘常鑫几乎都在康乐村里，甚至没有去广州其他地方逛逛，他只知道，很多外地游客都去上下九去玩，“十三行的一些散货就在那卖，十几二十块一件的那种”。

康乐村制衣行业的从业者大多和刘常鑫一样，虽不知道广州“好在哪里”，但很想努力留下来。刘常鑫的朋友林安和他一样在2002年来康乐村开制衣厂。2017年左右林安就感到好像到了瓶颈期，2020年疫情更几乎没赚到钱。他自己的办公室里打印了很多张红色的转让广告，最后还是咬着牙没贴出去。在4月底一次聚会，林安才发现刘常鑫和自己一样，年底都打印好了转让广告，而今年又不贴了。

这座城市留给刘常鑫的记忆，大多和制衣有关，但他依然说，自己最喜欢的还是广州。

“我想留在广州，但现实是残酷的，它会把我送回湖北。”

说罢，刘常鑫又点起了一根细烟。

（应采访对象要求，刘常鑫、柏德为化名）

图片/视频拍摄 朱昊宇

视频剪辑 程瑜婷

特约撰稿 朱昊宇

本文到此结束，希望本文夫妻双男单，夫妻单男啥意思对您有所帮助，欢迎收藏本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