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规则契合于强制性规范认定学说中的最小工具说。该说认为，只有具体法律责任（刑事责任或合同无效之外的其他民事责任）不足以实现强制性规范的目的，且需要合同无效才能取得特定效果时，才认定合同无效。最后规则亦认为，除非这一认定不能实现其他部门法强制性规范的目的，否则，其他部门法的强制性规范应当尽可能被认定为非效力性强制规范。这样的认定思维也符合比例原则，或者说正是比例原则在强制性规范解释时的运用。但是，正如最小工具说的批评者所言，如果仅仅局限于规范目的说而不给出客观、具体的体系化思维路径或利益衡量标准，在实践中完全可能得出相反的结论。因此，为落实最后规则，还需要下面两项具体的规则。
其二，区分缔约性强制规范与效力性强制规范的特别规则——补救规则。所谓补救规则，是指当强制性规范同时指向合同的缔约介面与效力介面时，在不违反该规范目的的前提下，应当将该强制性规范尽量认定为缔约性强制规范，而不是效力性强制规范，以避免为补救信赖利益而牺牲整个合同利益。补救规则强调了三个要点：一是，确定强制性规范的目的。二是，在符合规范目的的前提下，优先将强制性规范认定为缔约性强制规范。缔约过失会造成信赖利益的损害，救济这种信赖利益的强制性规范，首先应当考虑的是缔约性强制规范，而不是效力性强制规范。原告因被告未尽告知说明义务（缔约过失）而错投险种，导致无法得到赔偿。法院认为，保险公司在缔约过程中，应依保险法第17条第1款的规定，就不同险种的区别及投保风险向投保人作出告知说明。被告违反了这一强制性规范，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至于“被告认为有效合同不适用缔约过失责任，并无相应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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