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资本化和后转有什么区别,税收资本化是什么意思

税收资本化和后转有什么区别，税收资本化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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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资本化名词解释

通俗的讲，任何支出都会走两条线：

1、损益科目-费用化

2、资产负债科目-资本化

一、费用化就是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如管理费用、财务费用、投资收益等在利润表下的项目。这种处理好处是简便，不管资产以后是否还能提供收益，直接计入当期费用。

金额小或使用期限不超过1年，依据会计重要性原则可以这样处理。如购买电脑5000元，对某些企业而言虽然使用期限长，但金额不重大按照简化处理计入管理费用。

二、资本化就是把支出构建为一项资产取得成本，或涵盖到负债中。

比如，购车支出有车价、上牌费、车购税、保险费。车价、上牌费、车购税，就要资本化组成车辆入账价值，费用消耗通过折旧实现。保险费的受益期限通常就一年，采用费用化。

再如，贷款时候银行会收入手续费。短期贷款的手续费可以费用化，直接计入财务费用。长期贷款手续费则要资本化冲减贷款金额，手续费的消耗，按照实际利率计提利息费用来实现。

总结，费用化就是当期一次性作为成本费用。资本化通过以后期间慢慢消耗作为成本费用。

作为财务人员应该辨认清楚：支出到底归属资本化还是费用化。不能为了提高企业利润资本化支出，为了减少纳税费用化支出。

税收资本化大白话

当年度实际发放的计入在建工程资本化的工资，是否可以在当年所得税汇算清缴中一次性扣除?还是需要未来随固定资产折旧摊销逐渐扣除?

答：《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企业发生的支出应当区分收益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收益性支出在发生当期直接扣除;资本性支出应当分期扣除或者计入有关资产成本，不得在发生当期直接扣除。

第三款规定，除企业所得税法和本条例另有规定外，企业实际发生的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不得重复扣除。

第三十四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合理的工资薪金支出，准予扣除。

前款所称工资薪金，是指企业每一纳税年度支付给在本企业任职或者受雇的员工的所有现金形式或者非现金形式的劳动报酬，包括基本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年终加薪、加班工资，以及与员工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支出。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若干税务处理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15号)第八条关于税前扣除规定与企业实际会计处理之间的协调问题规定，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对企业依据财务会计制度规定，并实际在财务会计处理上已确认的支出，凡没有超过《企业所得税法》和有关税收法规规定的税前扣除范围和标准的，可按企业实际会计处理确认的支出，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计算其应纳税所得额。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会计科目和主要账务处理》　1604 在建工程规定，在建工程应负担的职工薪酬，借记本科目，贷记“应付职工薪酬”科目。

根据上述规定，企业发生的合理的工资薪金可以在税前扣除。纳税人按照会计规定计入在建工程的工资薪金，因并未在成本费用中确认支出，所以应按会计实际确认的支出在所得税前扣除。在该在建工程完工转为固定资产后，按规定计提折旧计入成本费用时再税前扣除，即对计入在建工程的工资薪金应以折旧方式在税前扣除。

税收资本化最典型的例子

本杰明·富兰克林曾说，人生有两件事无法避免，死亡和税收。

显然，18世纪的智慧也有着所有旧社会都没法超越的时代视野。在全球化浪潮席卷的20世纪，诞生了一大堆诸如维京群岛、开曼群岛、百慕大群岛、巴拿马、卢森堡等的“避税天堂”，为数以万计的企业提供了合理逃税的去处。

灰色地带的形成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多少有些“合理性”，不过如今似乎已经演变成了一个不得不解决的问题。

当地时间7月10日，二十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第三次会议在意大利威尼斯闭幕，并发布公报称，已就更稳定、更公平的国际税收框架达成历史性协议。随后，美国财长耶伦表示，全球最低企业税在15%已经成为共识。

“避税天堂”，大约是凉了。

逃税是人类趋利避害本能的表现，自古以来都存在。

早在古希腊时期，雅典对城市进出口商品征收2%的关税，于是商人们绕道将货物存放在不征税的希腊岛；古罗马后期税负沉重，有地位的罗马人可以利用特权逃避税收，其他的大批罗马纳税人则到日耳曼尼亚等“野蛮人”地区寻求财富的避风港；甚至宗教也是避税的重要手段，比如7、8世纪的伊斯兰国家就被天主教徒当作财富的“保险库”。

现代真正意义上的避税地诞生在16世纪的美洲，当时英国还是“日不落帝国”，在北美洲大西洋沿岸打下了一批殖民地，而为了逃避来自宗主国的重税，殖民地上的有钱人纷纷把财产转移到拉美国家避税。

等到英国衰落、美国崛起，一众英属殖民地接连宣布独立，但多年被盘剥下来，早已失去了干事业的底子。于是像开曼群岛这样，地方小、资源少的国家，开始模仿伦敦试图在“离岸金融市场”中分一杯羹。

但是伦敦本身就是国际金融中心，不用担心如何吸引跨国资本注入的事，而这些前殖民地是不具备的，所以他们想到了从税收入手——通过立法，营造一个无比宽松的营商环境，不向公司和个人征收任何直接税或者只征取极低的税收。

以开曼群岛为例，对于注册地在这里的公司当地政府不收取任何税务，至于注册和走个表面流程差不多，无论你的公司是不是在开曼实际运营，只需要交一点钱、留下一个信箱。并且，开曼群岛还借鉴瑞士银行，设立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保护注册企业的详细信息，使得自己更具竞争力。

避税伴随着的必然是大量的资金流动，而有资金的地方金融就随之而来。

2017年11月，国际调查记者协会公开了全球1340万份被称为“天堂文件”（Paradise Papers）的财务报告，震惊全球。

这些报告曝光了众多政客、名人、企业巨头和商业领袖通过百慕大、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根西岛、泽西岛等灰色地带转移了数万亿美元的财富，甚至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也有数百万英镑的私人财产牵涉其中。

因此，比起“离岸金融市场”这个文绉绉的经济学名词，人们更愿意称它为“避税天堂”。

企业做大后如何合理避税，是一门艺术。

这一点，跨国企业巨头们最有话语权，其中苹果的税务筹划堪称教科书。

具体的操作细节这里就不谈了，简单解释就是通过成本分摊协议将利润转移至美国海外，期间通过大量的中间公司转让、买卖产品，将利润集中到爱尔兰子公司，再利用爱尔兰双重非税收居民政策，规避掉绝大部分的税收。

美国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在联邦层面可高达35%，再加上州税，综合平均为39%，为世界最高法定税率之一；爱尔兰法定税率12.5%，为实际最低之一。而2009-2011年苹果公司的爱尔兰子公司Apple Sales International 的税前收入为380亿美元，税款2100万美元，税负只有0.06%。而这是合理利用漏洞，并未违法。

绝大部分的公司做不到苹果这样地细致，最普遍的方式就是给公司打上所谓的“天堂”烙印。根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研究报告，占全球GDP10%的资产被藏匿在海外避税天堂中，其中海湾地区、拉美国家藏在“避税天堂”的财富甚至相当于该国GDP的60%，。

如果G20的15%全球企业税率落地，带来的影响不可谓不小。

过去，出于刺激企业发展的动机，各国都默契地承认了这些灰色地带的存在。2013年2月，G20呼吁全球统一行动，采取措施应对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现象，打击税收不透明的避税地。最后也是雷声大雨点小，在细枝末节上纠缠不清。

“即使它不是世界上最大的办公大楼（开曼群岛南教堂街阿格兰屋），那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税收漏洞。”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对此也有过抨击，不过出发点是为了增加政府的税收。OECD的研究显示，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利润簿记在“避税天堂”的比例由2000年前后的30%提高到2019年的60%，跨国公司转移利润导致各国政府每年损失的税收高达5000亿-6000亿美元。

说到这，就不得不提一下富豪榜上的人物了。据统计，2014年至2018年，巴菲特的实缴税率为0.10%，贝索斯为0.98%，彭博社老板一边宣称应该缴更多的税，但又反对征收财富税，实缴也不过1.3%。

真金白银，到底没人愿意拱手相让。

而对于疫情下深受财政赤字压力的各国政府而言，这笔钱也能稍解燃眉之急。拜登政府将企业税从21%提高到28%，原因也不外乎政府搞新基建缺钱了，但会刺激企业将业务转移到海外，避税天堂税率优势如果大打折扣，对财政紧张的政府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当然，在这个高度资本化的世界，“天堂”的大门从不为大多数人而开。

G20此举，最受打击非互联网行业莫属。

在所有跨国企业中最多的，就是互联网巨头，因为数字服务在地域上具有独一无二的灵活性，只要在太平洋的某个小岛上建一个服务器或者办公室，就相当于完成了传统制造企业的业务转移。

国内众多的互联网巨头们以及去年因为财务造假名声大噪的瑞幸咖啡中，绝大多数是采用VIE协议架构，境外上市融资，注册地均是海外零税区。

也因此，提高全球最低税率，本质上不异于一场对互联网巨头的反垄断。

2020年微软在爱尔兰的子公司Round Island One创造了近3150亿美元的利润，几乎相当于爱尔兰GDP的四分之三，但因为该公司注册地在百慕大，而百慕大实行企业零税负，因此没有任何缴税。

同样，谷歌的注册地也在百慕大，以至于虽然它在丹麦拥有 100 多名员工，2019年在该国的营收为4540万美元，但在谷歌的财报中，也没有任何的税收拨备。

近几年来，欧盟针对这些跨国巨头的反垄断措施，大多最后都会回到弥补税收上，还巧立“数字税”名义，挽回税收的损失。

具体到国内企业，未来增加潜在的税务成本大概率是无法避免了，不过影响倒是没有想象中的大。

2017年7月，中国开始正式执行“CRS（共同申报准则）”，与开曼等避税地互换信息，即便中国居民将境外收入不汇回个人账户，而是将其留存在避税天堂，税务机关仍有可能穿透这些地区，视为个人进行了利润分配，从而对个人征收所得税。

2019年阿里对员工发放的激励，就在这个CRS框架下进行了外汇调回和扣缴税。根据财报，阿里在开曼群岛、香港、中国大陆都有相应的业务，2020年该公司税前利润1666.5亿元，缴税263亿元，刨除递延税款之类的项目，税负在10%以上，实际并不低。

而对这些海内外的巨头来说，失去了避税天堂的庇护和优惠，每年的净利润必然会打一个不小的折扣，资本市场上，股价杀估值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征税避税之争，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从来都不是什么新奇事。往往都是遵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路线，不断衍生发展出新的模式，“避税天堂”是这一游戏的巅峰作品。

过去几十年来，对于各国政府而言，这里有它存在的价值，但如今显然已经弊大于利，该是被一步步推翻的时候了。有一点很确定，如果G20联手要做一件事，结果将是注定的，拥有10万家注册公司的开曼或许将在不远的未来不复存在。

不过，两个多世纪以前富兰克林预料不到的事情，未来还有可能继续出现，没有了零税收的天堂可去，至多是暂时没了工具，逐利的这方土壤始终存在，就必然还会有下一个“避税天堂”。

税收资本化通俗例子

2024年至2025年，证监会对研发费用合规性的监管力度持续升级。数据显示，2024年因研发费用处理不当被处罚的会计师事务所占比超30%，涉及问题包括研发与生产成本混同、资本化时点不合理、证据链缺失等。与此同时，新“国九条”明确提出“零容忍”执法导向，叠加科创板、创业板注册制改革，企业若在资本化与费用化处理上踩错节奏，轻则影响IPO进程，重则面临巨额罚单。

1. 资本化的诱惑与风险

政策门槛：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资本化需满足技术可行性、资源支持、未来经济利益可验证等五要件。但实务中，企业常因“证据链不完整”触发监管风险。例如，2024年某AI芯片企业将早期算法研发支出资本化（占比40%），因缺乏商业化证据被终止审核。

处罚案例：2024年某会计师事务所因未核查研发人员真实性，导致某企业资本化金额虚增516万元，被上交所警示。

2. 费用化的“安全”与代价

税务优势：费用化支出可享受100%加计扣除（制造业）、75%（其他行业），而资本化部分需按摊销额200%分10年抵扣，跨期管理复杂。

审核风险：过度费用化虽降低税务风险，但可能导致净利润不达IPO门槛。2023年某生物药企因费用化比例过高（研发费用率超40%），被质疑持续盈利能力。

1. IPO申报：资本化的“钢丝绳”

时点把控：以医药行业为例，创新药企通常以临床III期作为资本化起点，需提供IND批件、合作协议等证据。2023年某药企因在临床II期即资本化被否，凸显时点合理性的重要性。

比例控制：科创板被否企业中，超30%因资本化比例＞20%被质疑。建议拟上市企业将资本化率控制在5%15%，并辅以省级科技部门鉴定报告。

2. 高新技术企业复审：费用化的“硬指标”

占比要求：研发费用中费用化部分需占销售收入3%5%（收入＜5000万元）或4%5%（收入＞2亿元）。2024年湖南某企业因资本化部分未计入认定基数，复审失败。

成果转化：资本化形成的无形资产需对应产品收入，如某装备制造企业因未提供专利产品营收证明，被核减30%研发费用。

3. 税务加计扣除：费用化的“最优解”

负面清单：委托研发费（资本化阶段）、中试阶段支出等不可加计。2024年某企业因将中试费用资本化，被追缴税款1.2亿元。

协同策略：核心项目优先费用化以快速抵税，辅助项目选择性资本化。例如，某半导体企业将流片验证前支出全部费用化，验证后资本化。

4. 跨场景冲突：如何“一鱼三吃”？

分账管理：设立资本化/费用化项目辅助账，如某软件企业将底层技术研发费用化（满足高新认定），应用层开发资本化（优化利润）。

证据链闭环：研发立项书需明确阶段划分标准，辅以第三方测试报告、客户验收文件等。2024年某车企因留存实验日志不完整，被认定资本化依据不足。

1. 医药行业：临床阶段定生死

监管重点：临床批件、专利授权书、商业化协议缺一不可。某医疗企业在获得CE认证后资本化，资本化率35%，成为港股范本。

2. 集成电路：流片验证是关键

典型案例：某芯片企业的14nm工艺研发在通过华为验证后资本化，累计资本化率20%，符合行业惯例。

3. 高端装备：验收文件即“通行证”

风险提示：某无人机企业因未取得FAA认证即资本化，IPO被暂缓。后调整至认证后资本化，最终过会。

1. 智能化证据管理

引入区块链技术记录研发全流程，确保立项、实验、验收数据不可篡改。例如，某生物药企使用智能实验室系统自动生成实验日志，通过监管核查。

2. 动态风险评估

每季度开展资本化项目“压力测试”，评估技术淘汰、市场竞争导致的减值风险。某AI企业因提前计提资本化项目减值准备，避免财报重大更正。

3. 复合型团队建设

组建“财务+技术+法务”三角团队，如某芯片企业设立研发合规官，统筹会计准则、知识产权、税务申报的交叉风险。

2025年的监管案例传递明确信号：研发费用处理已从“会计问题”升级为“生存问题”。企业需在资本化与费用化间找到精准平衡——既不能因过度保守错失政策红利，亦不可因激进处理触碰监管红线。唯有将合规内化为创新基因，方能在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中行稳致远。

引用来源：证监会处罚案例、会计准则解读、行业实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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