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质量包括哪些指标，资产质量不好怎么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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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质量状况如何描述
当前主流观点根据宏观杠杆率的国际比较结果，得出我国企业部门债务水平过高进而总体债务水平较高的结论，高估了我国企业部门与总体债务的真实水平。高估的原因就是忽视了我国企业部门的高额资产。
过去10余年来，我国的国家债务水平（国家债务的相对规模）成为政府和市场共同关注的焦点之一。分析人士大多根据我国的宏观杠杆率（债务总额/GDP的比率）与其他国家比较，得出我国的国家债务水平较高、特别是企业部门的债务水平过高的结论。但是，如果采用微观杠杆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的比率）与其他国家比较，得出的结论却是，我国的国家债务水平，包括企业部门的债务水平，不但不高反而较低。
后者的结论为何与前者明显不同，主要原因在于资产的作用,而资产作用的合理性又取决于资产质量。所以，资产质量比债务规模更加重要，而资产质量从根本上说是不良资产的问题，因而对我国而言需要摸清真实的不良资产率。
本文首先描述我国上述两种杠杆率与其他国家的比较结果如何不同，接着分析不同结果产生的原因，然后指出资产质量即不良资产率是关键，最后就大范围排查我国企业的不良资产提出建议。
1、两种杠杆率的不同国际比较结果
宏观杠杆率和微观杠杆率都可分解为国家各宏观经济部门的杠杆率，如企业部门的宏观杠杆率（企业部门债务总额/GDP比率）与微观杠杆率（企业部门的负债总额/资产总额比率）、政府部门的宏观杠杆率（政府部门债务总额/GDP比率）与微观杠杆率（政府部门的负债总额/资产总额比率）、和居民部门的宏观杠杆率（居民部门债务总额/GDP比率）与微观杠杆率（居民部门的负债总额/资产总额比率），用于衡量相应部门的债务水平。
关于数据，GDP即为我国国家统计局定期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债务总额、负债总额和资产总额，包括国家总体和各宏观经济部门的，均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的测算数据。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2020年和2021年我国GDP、债务总额、负债总额及资产总额等数据均出现大幅的非正常波动，目前来看2019年的数据更能反映真实的现状，因而本文采用2019年的数据进行分析。而且，在进行国际比较时，很多国家2020年与2021年的数据尚欠，为进行同时期比较，也采用了2019年数据。
宏观杠杆率水平的国际比较结果
总体较高：如图1所示，2019年我国的总体宏观杠杆率水平为246.5%，稍低于发达经济体平均水平，低于日本、英国和美国，与欧元区平均持平，但明显高于新兴经济体平均，且高于所有的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鉴于我国仍是一个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我国的总体宏观杠杆率国际比较处于较高水平。
政府部门明显低企：政府部门的宏观杠杆率为38.5%，低于所有的主要发达经济体和大多数的主要新兴经济体，比发达经济体平均低很多，比新兴经济体平均也低不少，国际比较明显低企。
居民部门大致居中：居民部门的宏观杠杆率56.1%，明显低于大部分的发达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平均，但比大部分的新兴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平均高，国际比较大致居中。
企业部门显著高企：企业部门的宏观杠杆率高达151.9%，远高于其他经济体，无论是发达的还是新兴的，国际比较显著高企。这正是市场关注与担忧的焦点。
微观杠杆率水平的国际比较结果
总体较低：如图2所示，2019年我国的总体微观杠杆率为59.2%，低于大部分的其他主要经济体，无论是发达的还是新兴的，仅高于德国、韩国和印度尼西亚，国际比较处于较低水平，与上述总体宏观杠杆率水平处于较高水平明显不同。
政府部门显著低企：政府部门的微观杠杆率仅18.9%，显著低于其他经济体，无论是发达的还是新兴的。与上述的政府部门宏观杠杆率明显低于其他经济体相比，微观杠杆率低企的程度更甚。
居民部门较低：居民部门的微观杠杆率10.8%，位于各主要经济体水平的低端，仅高于印度尼西亚，国际比较为较低。
企业部门偏低：企业部门的微观杠杆率60.2%，低于大部分其他主要经济体，与德国和韩国相若，国际比较偏低，和宏观杠杆率显著高企截然不同。
鉴于企业部门偏低这一结果的超预期性和重要性，作为佐证，2019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整体的微观杠杆率为55.6%，与全球工业企业整体相若；2019年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整体的微观杠杆率为60.8%，与上述企业部门的60.2%相差无几；2020年我国上市公司微观杠杆率的中位数为41.3%，比美国的57.6%、德国的55.1%和日本的45.8%均低，仅高于英国的36.4%。
虽然我国部分企业的微观杠杆率较高，如国有企业略高于60%，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更高一些，房地产、钢铁、煤炭及建筑装饰等行业的企业也超过60%，房地产企业更超过70%，值得担忧。但企业部门整体的微观杠杆率水平确实不高。
两种比较结果明显不同
以上两种杠杆率的国际比较结果，总体上一是较高，一是较低，明显不同；分部门看，政府部门一是明显低企，一是显著低企，差异很小；居民部门一是大致居中，一是较低，差异也不大；企业部门则一是显著高企，一是偏低，差异就大啦。所以差异主要体现在企业部门，显著高企和偏低可说是截然相反，不得不令人深思；由此也造成了总体比较结果的明显不同。
2、比较结果明显不同的原因
不同的视角：收入偿债视角和资产偿债视角
宏观杠杆率高，即债务总额相对于GDP高，但微观杠杆率不高，即负债总额相对于资产总额不高，鉴于GDP为国民收入，意味着国家债务没有得到国民收入的足够支持，但却由国家资产充分支撑。所以，宏观杠杆率和微观杠杆率的国际比较结果之所以产生明显的不同，在于前者仅从收入偿债的视角，即只考虑收入水平是否足以偿债而忽略了资产的作用，而后者仅从资产偿债的视角，即只考虑资产规模是否足以偿债而忽略了收入的作用。
两种视角均有合理性，但程度视经济部门而不同
国家有收入，在本文就是有GDP，自然可以偿还国家债务，因而收入偿债视角有明显的合理性。在很多情况下，偿债的来源是现金流，如政府以税收偿还国债，居民以工资偿还房贷，企业以外汇收入偿还外债等。
但资产偿债视角的合理性也很显然。国家有资产，当然也可以或更可以偿还国家债务。第一，资产会产生收入，因而可间接地以收入偿债；第二，在很多情况下可以说没有资产就没有收入，资产偿债是收入偿债的根本；第三，资产还可以通过变现来偿债；第四，资产比收入规模大得多，偿债更具灵活性和持续性。
那么哪种视角的合理性更高呢？应该认识到，不能一概而论；视经济部门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一是取决于该部门收入和资产的相关程度，二要看该部门资产的可变现程度。
对政府部门来说，收入偿债视角更为合理；对居民部门来说，两种视角的合理性相当；对企业部门来说，资产偿债视角合理性更高循此思路，就政府部门而言，收入主要来自税收，与政府资产的相关度不高，且政府资产市场化程度低从而变现程度也低，因而收入偿债视角更为合理；对居民部门来说，一方面，收入主要是工资收入，财富性收入有限，与资产相关度不高；另一方面，我国居民的高额银行储蓄意味着使用现金资产偿债的可能性很大，综合来看两种视角的合理性大致相当。
但对企业部门而言，情况将有很大的不同。企业部门的资产与收入有高度相关性，从资产收益率是考察企业业绩的最重要指标之一即可见一斑，且企业部门各类资产的变现程度在资本市场日益发展的今天，比政府和居民部门的资产要高得多。这样，企业部门的资产就打通了收入还债和变现资产还债的两大渠道，因而资产偿债视角比收入偿债视角更为合理。
实际上，一个国家企业部门的微观杠杆率就相当于单个企业或行业的资产负债率，而对单个企业或行业而言，资产负债率就是债务水平的衡量指标，且是主要的衡量指标。比如当前政府为防止房地产市场的金融风险而对房地产公司提出的“三道红线”要求，都是变相的资产负债率要求，即都是限制相对于资产规模的债务规模，而非限制相对于收入或利润的债务规模。从单个企业或行业角度的资产偿债视角，以微观杠杆率来衡量企业部门的债务水平更为合理。
资产质量才是关键
当前主流观点根据宏观杠杆率的国际比较结果，得出我国企业部门债务水平过高进而总体债务水平较高的结论，高估了我国企业部门与总体债务的真实水平。高估的原因就是忽视了我国企业部门的高额资产。
微观杠杆率不高正说明我国的高额债务是由高额资产所支撑的。这也是我国的债务问题与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债务问题之间的一个根本区别；发达国家的债务很大一部分是政府债务，大多数是没有资产支撑的，而我国的债务主要是企业债务，大部分是由资产所支撑的。
那么，高额债务由高额资产支撑，是否就不用担心了呢？如果高额资产是实在的，确实不用担心。但问题在于是否如此。高额资产是否实在，在于这些资产是否都能直接或间接地用来还债。也就是说，这些资产中到底有多少是优良资产。如果不良资产不多，高额资产的绝大部分就可用于还债，则高额债务不足为虑,以微观杠杆率评估负债水平就可以放心。但如果不良资产很多，则高额资产有很多不能用于还债，则高额债务就会产生违约风险，以微观杠杆率评估负债水平也会失真。
所以，评估我国企业部门的债务水平，与其看宏观杠杆率，不如看微观杠杆率；也不应只看微观杠杆率，还应该看而且关键应看资产的质量，即不良资产的多少。换句话说，研究我国的债务水平不应专注于债务规模，而应看债务所对应的资产质量，即不良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不良资产率。不良资产率弄清楚了，我国的债务水平也就透明了；否则，有可能导致问题的实际状况失真，也抓不住问题的实质。
3、政策建议：大范围排查企业不良资产
为此，建议大范围地排查我国企业的不良资产，摸清我国企业真实的不良资产率。
本来，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率直接对应着企业的不良资产率；如果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是准确的，企业的不良资产率也应该是清楚的。目前我国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率为1.9%左右，与国际水平比较不算低，但也不算高。可问题是这只是银行一方的统计数据，且多数市场主体认为这一数据并不精确。
实际上，对所有的银行而言，不良贷款率数据的准确性都值得商榷。这是因为，银行通常允许企业以借新债还旧债方式来延展货款。很多情况下，一笔贷款是否不良取决于银行是否延展此贷款，而银行是否延展贷款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自身的短期盈利和市场声誉，并非完全是由企业实际的还款能力所决定。尤其是国有银行，在判断是否延展贷款时更不可能仅从商业角度考虑，还要顾及企业、经济、就业与社会稳定等因素。所以银行往往过度延展贷款，使得一些本来不良的贷款成为正常贷款，从而导致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进而使其对应的企业不良资产率被低估。因此，不能仅根据银行不良贷款率来判断企业的不良资产率。
当然，更不能完全相信企业自身提供的不良资产数据。至于债券评级公司的评级与股票市场的价格，的确也会反映相关企业的不良资产状况，但只是间接地反映，且只涉及发债与上市公司，涵盖面不够广。况且，我国债券市场尚欠发达，股票市场问题也很多，债券评级公司与证券公司本身的信用度也有待提高，使得债券评级与股票价格难以成为判断企业不良资产状况的标准。
鉴于这种形势，我国有必要成立一个由政府、企业、银行、债务评级公司及证券公司组成的专业机构，采用科学合理的评估方法和体系，对我国企业的不良资产状况做一个大范围的排查。这样，才能较为真实与准确地判断我国企业的不良资产率，进而评估我国企业部门与总体的债务水平，同时也摸清我国资产的真实家底。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全球治理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资产质量是什么意思
随着30家上市城市商业银行2024年年报全部披露完毕，资产质量相关数据呈现出显著分化格局。在不良贷款率指标上，成都银行以0.66%的行业最低水平延续三年改善趋势，而哈尔滨银行不良率仍高达2.84%；拨备覆盖率方面，杭州银行以541.45%的数值成为唯一突破500%的城商行，但也有银行不足150%，暴露出风险缓冲能力短板。这种分化背后，既折射出不同银行的经营策略差异，也暗含区域经济格局对金融资产质量的深远影响。
不良贷款率：头部银行持续优化，尾部机构承压明显
从不良贷款率分布来看，30家城商行已形成清晰的梯队结构。第一梯队由成都银行、厦门银行、杭州银行、宁波银行、南京银行和苏州银行组成，2024年不良率均低于1%，其中成都银行0.66%的不良率较2022年的0.78%累计下降12个基点，连续三年实现资产质量优化。
第二梯队的17家银行不良率介于1%-2%之间，反映出行业主流机构在净息差收窄背景下仍维持了风险可控。
尾部阵营的哈尔滨银行、盛京银行等5家机构不良率超过2%，其中哈尔滨银行虽从2022年的2.89%微降至2.84%，但仍处于行业最高水平。这类银行的共性特征包括对公贷款集中度过高、区域产业结构单一等。
拨备覆盖率：杭州银行独超500%，个别银行拨备消耗加速
风险抵御能力的差距比不良率分化更为悬殊。杭州银行以541.45%的拨备覆盖率蝉联榜首，尽管较2022年峰值下降23.65个百分点，但仍相当于监管要求（150%）的3.6倍。苏州银行、成都银行分别以483.50%、479.29%的拨备率紧随其后，形成长三角与成渝地区的质量防线。
中等水平阵营中，泸州银行、青岛银行等14家机构拨备率介于200%-400%，基本覆盖区域经济波动风险。但需注意的是，部分银行存在拨备消耗加速迹象，成都银行拨备覆盖率较2023年下降25.01个百分点。
区域经济映射：成渝增长极支撑资产质量，东北华北承压
从地理分布看，资产质量优劣与区域经济活力高度相关。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快速发展为成都银行创造了独特优势，该行2024年基建类贷款同比增长21%，占对公贷款比重达45%，但不良率反而下降0.02个百分点至0.66%。重庆银行整体不良率维持在1.25%的较低水平。
长三角地区则呈现分化态势。杭州银行、宁波银行凭借数字经济、先进制造业集群优势，将不良率控制在0.76%的低位。
东北地区的压力尤为突出。哈尔滨银行不良率为2.84%，盛京银行也达2.68%。相比之下，青岛银行依托山东半岛海洋经济转型，将不良率压低至1.14%。
在这场资产质量分化赛中，头部银行通过区域经济红利、产业布局优化持续巩固优势，而尾部机构则面临经济转型与风险化解的双重考验。当行业净息差收窄至1.65%的历史低位，精细化风险管理能力将成为决定城商行未来竞争力的关键要素。
本文源自金融界
资产质量下迁
浙江地区五家非上市城商行近期公布了2019年上半年的经营成果。这五家银行分别为台州银行、稠州商业银行、温州银行、湖州银行和绍兴银行，分布于浙南、浙中和浙北地区。
台州银行盈利能力较强
五家城商行中，截至2019年上半年末，资产规模在2000亿元以上的有2家，分别为稠州商业银行和温州银行，资产规模分别为2168.95亿元、2155.95亿元。资产规模在1000亿-2000亿元的为台州银行和绍兴银行，资产规模分别为1665.22亿元、1121.58亿元。资产规模在1000亿元以下的为湖州银行，资产规模为638.4亿元。
从盈利能力来看，除了温州银行没有公布营业收入外，稠州银行的营业收入最高，达到33.21亿元，其净利润为8.44亿元。台州银行虽然资产规模属于中等，但是净利润却是五家银行中唯一一家超过10亿元的，为14.17亿元，其营收也超过30亿元。绍兴银行、湖州银行、温州银行2019上半年的净利润分别为3.18亿元、4.57亿元和3.6亿元。
从资本充足率来看，资本充足率最高的是台州银行，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4.48%、10.63%、10.63%，绍兴银行的资本充足水平相对较低，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1.49%、8.84%、8.84%。
资产质量方面，五家银行中有三家银行并未公布数据。已公布的两家银行，截至2019年上半年末，台州银行不良率为0.71%，湖州银行不良率为0.63%。
资产减值损失大幅增加，四家银行营收结构有差异
五家银行虽然同为浙江地区非上市城商行，所在区域民营经济均较为发达，且资产规模相近，但其营收结构也不尽相同。
具体来看，绍兴银行和稠州商业银行的利息净收入占营收的比重都在一半左右，另一半营业收入来自投资收益。而台州银行和湖州银行的利息净收入都要高于投资收益，在营收中的比重超过70%。
湖州银行上半年利息净收入7.8亿元，占营收比重为91%，是五家银行中最高的。上半年该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0.47亿元，投资收益1.17亿元。
尽管台州银行净利润在五家银行中最高，但相比上年同期还是下降了14%，也是唯一一家净利润负增长的银行，从营收结构表来看，主要源于台州银行资产减值损失大幅增加，侵蚀了部分利润。今年1-6月，台州银行资产减值损失达到2.46亿元，去年同期为1.54亿元，增幅为60%。上半年台州银行利息净收入23.3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6.38%，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5552.57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46%，投资收益8.1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5%。
有两家银行的资产减值损失增幅更为明显。今年1-6月，绍兴银行资产减值损失3.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88%。但其利息净收入有大幅提升，从1.72亿元增长到5.91亿元，增幅达244%。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701.7万元，投资收益4.78亿元，同比减少23%。
今年1-6月，稠州商业银行资产减值损失为12.2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63%。但其利息净收入增幅惊人，比上年同期增长186%达到14.45亿元，同时投资收益18.9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0.72亿元。
资产质量管控
近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针对当下投资者关心的信贷业务、资产质量、业务战略规划等热点问题进行了回应，同时也透露了未来的战略布局方向，引发市场关注。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对记者表示，银行密集回应投资者关切是出于多重因素的考量。当前，银行业面临净息差收窄、信贷需求不足及资产质量承压等挑战，主动沟通可稳定市场预期并传递稳健经营信号。同时，监管部门强化信息披露要求，鼓励银行通过投资者互动展示战略转型成效，以提升市场信心。（证券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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