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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席上的女律师

我站在被告席上，望着法庭对面的原告席，眼前一亮。那位花白头发、穿着朴素中山装的老人，不是父亲的老战友周大明周叔吗？

他看见我，也愣了一下，随即笑了。

那一刻，法庭上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我们之间，仿佛察觉到了某种不同寻常的气氛。

我叫孙丽娟，是江淮市第三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女律师。八零年恢复高考，我有幸成为那批＂幸运儿＂，如愿考上了法律系。

那时候，文革刚结束，国家百废待兴，法制建设才刚刚起步，女律师还是街上难得一见的＂稀罕物＂。

记得刚入行时，每每走进法庭，总能引来不少侧目。有人会小声嘀咕：＂瞧，女律师，闺女家能咋样啊，这活儿不是男人干的吗？＂

我不是没受过质疑，可骨子里的倔强让我更加努力。

我的丈夫钟建国与我同窗四年，一起在教室里听老教授讲解《民法通则》，一起在模拟法庭里争得面红耳赤。毕业后，他也成了律师，只是在不同的事务所。

起初我们相敬如宾，常常在饭桌上探讨案例，切磋法律见解。我们的小两居室里，一半是我的案卷，一半是他的资料。收音机里播着《东方红》和新闻联播，我们却在讨论着法理学和程序正义。

可随着案子越接越多，两个人因为＂公正＂二字常有争执。他总说我太重感情，太＂妇道人家＂，遇事先想着人情世故；我则说他太拘泥条文，把法律当成了冷冰冰的教条。

＂法律不是算术题，丽娟。＂建国常皱着眉头对我说，＂你不能因为对方可怜，就忘了你的职责。＂

那时我只是笑，心想法律若是离了人情，又有什么温度可言？

我俩的争执常常不了了之，各自抱着不同的理念继续着律师生涯。

这次站上被告席，缘于一桩社区纠纷。周叔所在的工人新村要改建文化活动室，那是八十年代初期建造的红砖房，墙皮都掉了大半，屋顶还漏雨。新规划要将活动室扩建，占用了院子里一块公共绿地。

作为社区法律顾问，我参与了前期调解，但最终没能达成一致。那几棵上了年纪的槐树和银杏树，是老工人们当年义务劳动时种下的，在当地算得上是＂宝贝疙瘩＂。

＂老祖宗说了，伐树伤根啊！＂周叔当时拍着桌子说，脸涨得通红。

我当时也没当回事，觉得不过是老人家的固执罢了。城市在发展，总要有所取舍。再说，现在条件好了，谁还稀罕那几棵老树？

周叔带着几位老同志，执意要走法律程序，状告社区居委会违法建设。而我，作为调解方代表，竟成了被告之一。

＂孙律师，这案子挺棘手啊。＂所长叹了口气，递给我厚厚一摞材料，＂你和原告还有私交，更不好办了。＂

我翻开材料，心里五味杂陈。三十多年的执业生涯，这是第一次站在＂对立面＂。

庭审前一天晚上，我回到父亲家中。父亲已经七十有六，退休多年，身子骨依然硬朗，每天早起晨练，收拾着他那一小片菜园子。

＂爸，我想翻翻您的老照片，了解一下您和周叔的往事。＂我一边帮着择菜，一边问。

父亲从柜子顶上拿下一个铁皮饼干盒，里面装满了泛黄的老照片。他擦了擦老花镜，慢慢地翻着。

＂这是六二年，厂里劳模表彰，我和老周都在。＂父亲指着一张发黄的黑白照片，＂那会儿可苦啊，连续加班，手上全是茧子。＂

照片上，年轻的父亲和周叔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笑得那么朴实。

在父亲的一本发黄的笔记本里，我看到了令人心酸的记载：1962年困难时期，周叔放弃了调往省城的机会，留在厂里，把自己的口粮分给了父亲一家。

父亲当时患了肺结核，我刚出生不久，全家靠母亲一人每月二十八块六的工资度日。那时家家户户都吃不饱，是周叔悄悄从自己的定量里匀出一部分给我家。

＂他每次来都挂在嘴上说是多领了，不能浪费，得给你爹补补身子。＂母亲端来一盘刚煮好的玉米，插话道，＂要不是他，你爹那病熬不过去，你也养不大。＂

我听着，眼眶发热。

＂那时候，若不是老周，你可能活不到现在。＂父亲说这话时，眼眶湿润，嗓音有些哽咽，＂他是真正的好同志啊！＂

夜深了，我辗转反侧。想起周叔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想起他站在那片绿地前固执的神情，突然觉得自己这些年引以为傲的＂专业素养＂，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第二天的法庭上，我第一次站在被告席，感受着以往从未有过的局促和不安。

审判长是位四十出头的中年女性，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神情严肃。庭审程序一步步进行，周叔作为原告代表发言时，声音洪亮，条理清晰。

＂我们不是不讲理的人，＂周叔指着社区规划图说，＂但那片绿地是几代工人的心血啊！六十年代困难时期，我们省吃俭用，从家里带树苗来种。那时连肚子都填不饱，谁还顾得上美化环境？可我们想着，总得给后人留点什么。＂

我望着周叔，仿佛看到了几十年前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在饥饿的岁月里，依然心怀希望，为厂区种下一排排绿树。

轮到我发言时，我的声音微微颤抖。

＂作为社区法律顾问，我承认在前期调解中存在疏忽。我们没有充分尊重老居民的意见，忽视了那片绿地的历史价值和情感意义。＂

法庭上一片寂静，连审判长都抬起头，惊讶地看着我。

＂但我相信，发展与保护并非对立。我们可以寻找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既改善社区设施，又保留珍贵的历史记忆。＂

休庭时，我主动找到周叔，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在活动室的设计中保留老树，并设立一个展示老工人历史的荣誉墙，收集老一辈工人的照片和故事，让新一代居民了解这些树木背后的历史。

周叔微微一愣，随即握住了我的手。他的掌心粗糙而温暖，像是一本翻旧了的书，记载着无数岁月的故事。

＂丽娟啊，我不是为难你，＂周叔拍着我的肩膀说，眼里闪烁着光芒，＂我们那代人讲究原则，但也明白人情。今天看你站在那儿，我就想起了你爹，他也是个认死理的，可心眼实在。＂

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周叔常来我家，带着自家榨的菜籽油，或者一小包白糖。那时候，白糖是稀罕物，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点。我总是眼巴巴地望着那小纸包，周叔就笑着摸我的头，说：＂丫头，甜一点，以后就能甜一辈子。＂

回忆如潮水般涌来，那些早已淡忘的片段，此刻变得如此清晰。

＂周叔，我现在才明白，法律不只是条文，更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尊重。＂我握紧了他的手，＂我会尽力让这个方案通过的。＂

＂好啊，好啊。＂周叔笑了，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咱们都是讲理的人，事情总会有个圆满的了结。＂

回到事务所，我立即组织了一次会议，详细讲述了这个调解方案。所长起初有些顾虑，担心这样的妥协会被视为软弱。

＂法律不是单纯的胜负，更是解决问题的工具。＂我坚定地说，＂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让各方都满意的方案，何乐而不为？＂

最终，在多方努力下，法院采纳了调解方案。社区居委会也同意修改规划，保留那片绿地的核心部分，并在新活动室中设立一个＂工人记忆＂展览区。

一个月后，我和周叔一起参加了新活动室的奠基仪式。初夏的阳光下，那几棵老树被精心围护起来，周围是几位满头白发的老工人欣慰的笑容。

＂老周，当年你们种这些树的时候，想过有今天吗？＂一位老人拄着拐杖，感慨地说。

周叔哈哈大笑：＂哪想得那么远？当时就想着，种棵树，遮遮厂房前的太阳，让大伙儿下班能乘凉。＂

我看着这些饱经风霜的老人，心中涌起一股暖流。他们的青春奉献给了国家建设，他们的汗水融入了这片土地。而那些老树，正是他们生命的见证。

活动室的设计图上，那片绿地被规划成了＂记忆花园＂，老树周围将铺设石板路，安装长椅和照明灯，成为居民休闲的好去处。展览区将收集老工人的照片和口述史料，记录那段艰苦而光荣的岁月。

＂孙律师，这回多亏了你。＂社区主任握着我的手说，＂要不是你从中调解，这事儿还真不好收场。＂

我笑着摇摇头：＂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作为律师，我们不仅要维护法律的尊严，更要理解法律背后的人情世故。＂

晚上回家，我和建国久违地坐在一起喝茶。自从结婚后，我们渐渐习惯了各自忙碌，很少有这样静静相对的时刻。

窗外，夜色渐深，单元楼里的灯一盏盏亮起。收音机里播放着《渔光曲》，温婉的旋律在小小的客厅里回荡。

＂这次你算是输了官司。＂建国笑着说，给我倒了杯菊花茶。

＂可我赢得了尊重。＂我接过茶杯，感受着那份温暖，＂法律不仅仅是冰冷的条文，还应该有人情的温度。＂

建国沉默了一会儿，突然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变的？以前你不是总批评我太感性吗？＂

我笑了：＂我只是想起了一些早就该记住的事情。＂

我给他讲了周叔和父亲的故事，讲了那个困难时期里人与人之间的守望相助，讲了那些老树背后的历史和情感。

建国听完，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也许我们这些年太专注于案子本身，忘了去了解当事人背后的故事。＂

＂人活一辈子，总要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我轻声说，＂法条可以是公平的尺子，但使用这把尺子的，终究是有血有肉的人啊。＂

窗外，初夏的风拂过树梢，带来了新的气息。远处，工人新村的夜色中，那几棵老树依然挺立，见证着时代的变迁。

第二天，我收到了一份特殊的邀请。周叔和几位老工人组织了一次＂口述历史＂活动，希望我能参与记录。

我欣然前往，带上了录音机和笔记本。在活动室临时搭建的帐篷里，老人们轮流讲述着他们的故事。有的讲文革中的艰难岁月，有的讲改革开放初期的激动人心，还有的讲下岗潮中的无奈与坚持。

周叔讲到他和父亲当年在车间里的并肩战斗，讲到那些被＂上调＂的机会，讲到为什么选择留下。

＂那时候，国家困难，厂里更困难。领导找我谈话，说要把我调去省城，待遇好，环境也好。＂周叔回忆道，声音低沉而温暖，＂但我看着车间里那些老伙计，心里就是舍不得。特别是你爹，那时候病得厉害，我怎么能扔下他们不管呢？＂

我听着，默默记录，心中如涌动着一股暖流。原来，人生中那些看似简单的选择，背后却藏着如此深厚的情谊。

活动结束后，周叔和我并肩走在回家的路上。夕阳的余晖洒在老人花白的头发上，给他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

＂丽娟啊，我这辈子没啥大本事，就是认准了一条路，一直走下去。＂周叔缓缓地说，＂你比我们有出息，读了大学，当了律师，但有些东西，书本上学不到，只能在生活中体会。＂

我点点头：＂周叔，这次官司，我才真正明白了什么叫＇法外有情＇。＂

＂哎，对！＂周叔笑了，拍了拍我的肩膀，＂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再好的法律，也得人来执行，没了人情味，哪还有公平可言？＂

我们走过那片即将改建的绿地，老树在晚风中轻轻摇曳，仿佛在向我们诉说着它们见证过的岁月沧桑。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作为律师，我们守护的不只是法律的公正，更是人世间那些值得珍视的情感和记忆。那些隐藏在条文背后的故事，那些融入生命血脉的人间真情，才是法律存在的根本意义。

后来，社区的＂记忆花园＂如期建成，成了周围居民最喜爱的休闲场所。老人们常坐在树下下棋聊天，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跑玩耍。而那面＂工人记忆＂墙上，挂满了老照片，记录着一个时代的沧桑巨变。

每当我走过那里，看到周叔和其他老人悠闲地坐在树荫下，心中就涌起一股难以言表的满足感。作为一名律师，能够用专业知识维护公平正义，这是职责；而作为一个普通人，能够理解并尊重他人的情感和历史，这是生活的智慧。

有时候，建国也会和我一起去那里散步。他性格依然严谨，但也在慢慢地学着去理解案件背后的人情冷暖。

＂你知道吗？＂有一天晚上，他突然对我说，＂我最近接了一个老人的案子，原本只是公式化地处理，但想到你和周叔的事，我多花了些时间了解背景，结果发现了很多以前会忽略的细节。＂

我微笑着握住他的手：＂法律的尺子要直，但用尺子的手，要有温度。＂

这大概就是我从被告席上学到的最宝贵的一课。人世间，法理之外，还有情理；条文之外，还有人心。作为律师，我们守护的不只是条文上的公正，更是生活中的温情与尊严。

就像那几棵老树，它们的根深深扎进土壤，汲取养分，又将绿荫回馈给这片土地。法律与人情，也当如此相互滋养，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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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律师，被告人请入席。＂

我听到这一声，恍惚了。

二十年的法律生涯，我头一回站在被告席上。

抬头一看，原告席上端坐着的竟是我十年未见的大学同学周晓萍。

她目光如炬，却在与我对视时闪过一丝慌乱。

八十年代末的法庭，木质的长椅上落了一层薄灰，窗外的梧桐树在风中摇曳，仿佛在见证这场莫名其妙的对决。

我叫李淑华，今年整五十岁，是市里小有名气的女律师。

我们那个年代的女律师不多，单位里同事开玩笑叫我＂铁面包公＂，说我办案和我那张瓜子脸一样，又硬又准。

从北大法学院毕业后，我在这座北方小城扎根，经手过大大小小无数案子。

单位分给我的自行车我骑了十五年，轮胎换了又换，车铃声响彻了城东城西的大街小巷。

同事们都说我心思缜密，待人以诚，连对手都不得不承认我的专业素养。

没想到今天，我却成了被告。

＂被告人李淑华，请阐述你对原告周晓萍的起诉有何看法。＂法官翻着卷宗，声音平稳地问道。

我看了看周晓萍，她穿着一身米色套装，头发烫了波浪，不似当年的青涩学生。

＂我认为这是一个误会，一个持续了十年的误会。＂我说，声音有点哑。

周晓萍，我大学时最好的朋友。

那是1978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我们都是幸运儿，在北大的校园里相遇。

那时候她爱穿一条蓝色碎花裙，是她妈妈从供销社买来的布亲手做的，头发总是扎成马尾，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

宿舍里四个人，只有她有一台收音机，是她爸爸从上海带回来的牌子货，每天晚上我们都围着听广播剧，听《西游记》，听《红楼梦》。

＂你怎么证明自己没有泄露我的个人信息？＂周晓萍打断了我的思绪，声音里带着压抑的愤怒。

毕业后她去了省报社当记者，我走上了律师之路。

那时候街道上公用电话才刚开始普及，打个电话要排老长的队，我们约好每月十五，谁也不能忘，轮流给对方打电话聊近况。

后来她嫁给了陈建国，一位老实的中学教师，我还是他们婚礼的证婚人。

记得婚礼那天，她穿着借来的婚纱，脸上泛着红晕，我在台上说：＂愿你们的爱情像松花江的水一样长流不息。＂

那年是1988年，全国上下都在谈论改革开放，物价飞涨，可我们年轻人心里满是希望。

周晓萍和陈建国的新婚之家是单位分的一间小平房，十五平米，一张床，一个柜子，一张桌子就摆满了。

我送他们的新婚礼物是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花了我三个月的工资，那时候他们高兴得跟过年似的。

后来呢？后来我们的联系渐渐少了。

那年秋天，也就是1992年，国家刚推行住房改革，周晓萍一家在城东买了套小院，两间正房带个小院子，是单位福利房，价钱比市场价便宜不少。

没成想，她与邻居老王家因一棵大槐树和院墙归属问题起了纠纷。

那棵槐树至少有五十年历史了，枝繁叶茂，树根已经顶开了院墙的砖缝。

老王家说树在他家地界上，树上的鸟窝闹得他们睡不好觉，要砍掉。

周晓萍则坚持那树已经成了风景，砍了可惜。

她打电话找到我，声音里难掩疲惫：＂淑华，你帮帮我行吗？我都快被这事儿折腾疯了。＂

我二话没说就接下了这个案子，为她准备了详尽的资料，甚至找来了建国初期的地契，证明那棵树的确是在公共区域，不归任何一家所有。

我还记得，那天我去她家商量此事，陈建国泡了一壶西湖龙井，是单位发的福利。

他有些拘谨，说话时目光总是游移不定。

周晓萍小声告诉我，建国最近工作压力大，连着几个月睡不好觉，医院诊断是轻度抑郁症。

这事两口子都没告诉别人，怕影响陈建国在学校的工作。

我点点头，把这些都记在了笔记本上，当时用的还是钢笔，蓝黑色的墨水有时会洇开来，弄脏我的手指。

没想到，半个月后，周晓萍家的情况竟然被登上了本地论坛，连陈建国患有轻度抑郁症的隐私也被公开。

那时候互联网刚兴起，上网的人不多，可这事还是在小区里传开了。

陈建国在学校被学生指指点点，周晓萍则收到了报社的谈话通知，说是影响了报社形象。

她第一反应就是找我兴师问罪。

＂除了你，没人知道这些事！＂她在电话里歇斯底里地喊着，＂我把你当朋友，你就是这样帮我的？＂

我百口莫辩，却也理解她的愤怒和无助。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再后来，听同学说她辞了报社的工作，和陈建国搬去了另一个城区，我几次想去解释，都被电话里冷冰冰的语气挡了回来。

如今十年过去，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公告栏前，我看到了我的名字——＂被告：李淑华＂，原告竟然是周晓萍，她正式起诉我，说我作为律师违反职业道德，泄露委托人隐私。

法庭上，阳光透过有些发黄的窗帘照进来，落在木质的栏杆上，形成一道道光影。

＂李淑华，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告你吗？＂周晓萍的声音有些颤抖。

她的眼角已经有了细纹，那曾经灵动的眼睛此刻盛满了复杂的情绪。

＂我想知道真相。＂我平静地说，＂这十年，我一直在等你来问我。＂

法庭上，周晓萍一一列举了证据，包括当年只有我知道的细节——陈建国的病情，他们的家庭矛盾，甚至连她母亲要来帮忙带孩子的事都被曝光了。

她声音哽咽：＂这些都是我只告诉过你一个人的事，除了你，没人知道这些。＂

我心里苦笑，却也庆幸自己一直保留着当年的录音和文件。

作为律师的职业习惯，让我养成了保存资料的好习惯。

＂法官同志，我请求出示新证据。＂我从公文包里拿出了一个旧录音笔和几份泛黄的文件。

录音笔是索尼牌的，是当年单位奖励给我的，黑色的外壳已经有些磨损。

我按下播放键，嘶嘶的杂音过后，清晰地传出了对话声。

那是我与老王家邻居张大妈的对话。

＂张大妈，您知道周家和王家为啥闹矛盾吗？＂录音里是我年轻一些的声音。

＂还不是为了那棵树？老王家不讲理，那树明明是公家的，他硬说是他家的。＂张大妈的声音有些尖锐。

＂您觉得这事儿能调解好吗？＂

＂哎呦，难啊！那周家男人脾气古怪，听说有病，动不动就发火，他媳妇还是个记者，咱惹不起啊。＂

录音中，张大妈絮絮叨叨地说了很多，包括她是如何从窗户里听到我和周晓萍的谈话，又如何把这些事情告诉了社区里的牌友们。

原来当年是张大妈为了争夺院子里的公共晾衣场，偷听了我与周晓萍的谈话，又添油加醋地散布消息。

她的儿子在邮电局工作，刚接触上网的新鲜事，把这些内容转述给了喜欢上网的同事，这才在论坛上传开了。

文件中还有张大妈儿子后来写给我的忏悔信，承认了母亲的行为，并表示深深的歉意。

法庭一片寂静。

周晓萍的眼眶红了，她的丈夫陈建国也低下了头。

＂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真相。＂我看着周晓萍惊讶的眼神，＂我知道你不会平白无故地误会我，所以我去了你家周围，一家一家地询问，终于在三个月后找到了真相。＂

我没提的是，那三个月里，我几乎每个周末都去那个小区，风里来雨里去，只为还原一个真相。

＂可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周晓萍的声音里带着疑惑和悔意。

＂我去找过你，三次。＂我苦笑，＂第一次你挂了电话，第二次你拒绝见我，第三次你们已经搬家了。＂

当时的我也有自尊，被好友误解的伤痛让我选择了沉默。

我继续说道：＂后来我想，时间会证明一切。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在街上偶遇，也许有一天，你会想起我们的友谊，主动来问我。＂

＂我没想到会是在法庭上。＂周晓萍的声音几不可闻。

＂我撤诉。＂周晓萍站起来，声音哽咽。

法官敲下了锤子，宣布休庭。

十年的误会，就这样在一个普通的下午被澄清了。

走出法院，夕阳映红了半边天。

树上的知了还在不知疲倦地叫着，仿佛这城市的一切都没有改变。

周晓萍拉住我的手：＂淑华，对不起。＂

她的手比我记忆中粗糙了，上面有岁月留下的痕迹。

＂你还住在那个院子里吗？＂我笑着问。

＂住啊，那棵槐树现在长得更高了，每年春天开花的时候，香气能飘满整条街。＂

＂邻里关系呢？＂

＂老张家搬走了，她儿子在邮电局当了科长，前年买了商品房。新邻居是对年轻夫妻，挺好相处的。＂

我们沿着法院门前的人行道慢慢走着，脚步不自觉地放慢。

＂建国现在好些了吗？＂我试探着问。

＂好多了。＂周晓萍点点头，＂那会儿学校压力大，他又是年轻教师，总觉得学生听不懂他讲课。后来我们有了孩子，他慢慢开朗起来，现在是教导主任了。＂

＂你们有孩子了？男孩女孩？＂

＂女孩，叫小溪，今年上初中了，成绩挺好的。＂说起女儿，周晓萍的脸上有了笑容。

＂你呢？这些年过得怎么样？＂

我摇摇头：＂工作，工作，还是工作。说起来有点可笑，我帮别人处理了那么多家庭纠纷，自己却连个家都没成。＂

＂怎么会？当年追你的人排着队呢。＂周晓萍不敢相信。

＂八零后都说大龄剩女，我这都五零后了，算啥？老姑婆了呗。＂我自嘲地笑笑，＂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挺好的，清静。＂

周晓萍沉默了一会，突然说：＂淑华，你还记得咱们上大学那会儿的理想吗？＂

我点点头：＂记得，你说要当个像柴静一样的记者，我说要当个为民请命的大律师。＂

＂你做到了，可我却半途而废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我拍拍她的肩膀，＂你有家庭，有女儿，这不也是一种成就吗？＂

天色渐暗，街边的霓虹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要不，到我家吃个便饭？＂周晓萍邀请道，＂建国和小溪一定很想见见你。＂

我想了想，答应了。

周晓萍家还在那个老小区，不过已经重新装修过，贴了米黄色的墙纸，摆了新的沙发茶几。

陈建国看起来比十年前精神多了，头发有些花白，但眼神明亮，见到我热情地打招呼：＂李律师，久仰久仰，听晓萍提起过你，说你是她最好的朋友。＂

我愣了一下，看向周晓萍。

她有些不好意思：＂这些年，我常常和建国提起你，我们上学时的事，你帮我们证婚的事。＂

＂可你告诉他我泄露了你们的隐私吗？＂我直截了当地问。

陈建国摇摇头：＂她从来没那么说过。她只说你们因为一点小误会断了联系，她一直很遗憾。＂

我看向周晓萍，她的眼眶又红了。

小溪是个漂亮的女孩子，眼睛像极了年轻时的周晓萍，乖巧地喊我＂李阿姨＂。

吃饭的时候，陈建国炒了几个家常菜，还开了一瓶二锅头。

他给我倒了半杯：＂李律师，今天算是正式认识，以后常来走动啊！＂

周晓萍在一旁解释：＂建国现在特别开朗，学校里师生关系特别好，每年都评优秀教师。＂

饭后，周晓萍拉着我去院子里看那棵槐树。

夜色中，槐树的轮廓有些模糊，但依稀可见它确实比十年前高大了许多。

＂当年要不是这棵树，我们也不会闹到这个地步。＂周晓萍叹了口气。

＂树不会道歉，人却可以选择原谅。＂我望着树冠说，＂其实我很奇怪，为什么你会在这么多年后突然起诉我？＂

周晓萍沉默了一会，说：＂前两个月，我在街上遇见了张大妈的儿子，他喝多了，和我道歉，说当年的事是他们家的错。我这才知道自己误会你了这么多年，心里难受得不行。＂

＂可为什么是起诉？＂

＂我给你打了几次电话，都是占线或者无人接听。我去律师事务所找你，他们说你出差了。我就想，也许法庭是我们唯一能好好说话的地方了。＂

＂你就这么确定我会出庭？＂

＂你是李淑华啊，＂周晓萍笑了，眼睛依然像月牙，＂你从来不会逃避任何事。＂

我们相视一笑。

有些误会需要时间澄清，有些情谊却能跨越时光。

后来，我们一起创办了社区调解室，就在那个老小区的活动室里，专门处理邻里纠纷。

那棵槐树下，我们常常坐在一起，聊着各自的人生故事，就像当年在大学时那样。

周晓萍有时会带着自制的点心来，说是要补偿我这些年的亏欠。

陈建国则在周末带着学生来做义工，帮助社区老人修修补补。

＂你知道吗，＂有一次，周晓萍突然说，＂我一直很羡慕你。＂

＂羡慕我什么？单身一辈子？＂我打趣道。

＂羡慕你的坚持和勇气。我放弃了自己的记者梦想，你却一直在为自己的理想奋斗。＂

我摇摇头：＂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取舍，你选择了家庭，我选择了事业，没有谁对谁错。＂

＂现在好了，＂周晓萍笑着说，＂我们都能在社区调解室实现自己的价值。你运用法律知识，我发挥写作特长，挺好的。＂

是啊，挺好的。

在这座城市的一角，在那棵活了半个世纪的槐树下，我们延续着大学时代的友谊，也弥补着中年的遗憾。

我偶尔会想，如果当年没有那场误会，我们的人生会不会不一样？

但转念一想，正是因为经历了误会与和解，我们的友情才更加珍贵。

在城市的喧嚣中，总有一些纯粹的情感，经得起岁月的考验，也经得起误会的洗礼。

每当看到小溪和她的同学们在槐树下玩耍，听到他们清脆的笑声，我就知道，生活中的是非对错，其实都不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是否珍惜眼前的人，是否尊重彼此的选择，是否勇敢地面对过去的误会。

正如那棵槐树，它不在乎属于谁，只是年复一年地生长，开花，结果，为这片土地增添一抹绿色。

也许这就是生活的智慧吧——把根扎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勇敢地向上生长，是否努力地绽放光彩。

在那个法庭上的相遇，成了我和周晓萍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让我们重新审视了自己的过去，也开启了崭新的未来。

有时候，命运就是这样奇妙，它让我们失去，又让我们重获；它让我们误解，又让我们和解；它让我们分离，又让我们重聚。

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在这跌宕起伏中保持初心，守住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友情，信任，以及对生活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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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5月14日，国际媒体集团Accurate Media旗下专注于商业法律服务市场的独立评级机构DAWKINS（道金斯）公布了“2025年度DAWKINS十佳诉讼女律师”榜单，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京都刑辩研究中心主任梁雅丽律师凭借卓越的法律服务能力、广泛的市场认可和出色的客户口碑荣登榜单。

梁雅丽，系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京都刑事辩护研究中心主任，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刑法学研究会第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执业以来，成功承办过多起重大有影响的刑事案件及民商事疑难复杂案件，并被国内多家媒体报道。她尤为擅长刑事和民商事交叉领域及刑事和行政交叉领域业务，致力于研究企业风险的法律防控，并先后为多家大型企业、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及外商投资企业提供了出色的法律顾问服务。在企业风险的法律预防和控制、企业改制、资产重组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执业实践经验。

DAWKINS（道金斯）给梁雅丽律师的入选榜单理由是：梁律师深耕争议解决、刑事辩护以及民刑交叉业务领域三十余年，承办过多起疑难复杂且极具社会关注度的重大案件，对内幕交易与泄露内幕信息、诈骗、非法经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职务侵占等各类经济犯罪、职务犯罪案件拥有非常丰富的办案经验与心得。在多重法律关系交织、代理难度极大的复杂案件中，梁律师善于综合运用刑事、民事、公司、行政诉讼以及知识产权等多方面的业务经验，从不同维度全面、透彻地分析案情，以严谨缜密的辩护策略为当事人进行辩护，成功办理了多起无罪释放、检察机关不起诉、免除刑事处罚以及量刑大幅降低等获得良好辩护效果的案件，赢得了当事人及家属的高度称赞与认可。在实务研究方面，梁律师亦成果丰硕，业余时间长期深耕理论研究，近年来出版十余篇著作，同时长期积极参与相关线下活动并撰写多篇专业文章，向企业及同行分享典型案例及自身实务经验。

榜单中对梁雅丽律师的客户评价予以如下表述：“梁雅丽律师是一位有温度、有智慧、有执行力、有同理心的刑辩律师界优秀代表，将高超的法律专业智慧和高尚的职业精神追求完美融为一体。案情的真相往往存在于细节，但细节的发现背后需要的是梁律师高屋建瓴的视角、扎实的专业能力和高度的责任心投入。”“案件过程中她从专业的角度统领全局，有效地协调和使用各项资源推进工作，与地方律师形成良好的分工与互动，与家属紧密沟通理性引导，遇到困难与斗争毫不退缩坚定维护当事人利益。传统女性的坚韧和现代女性的聪慧，在梁律师身上完美地融合并形成她独特的个人魅力和领导力。”

DAWKINS（道金斯）为国际媒体集团Accurate Media旗下专注于商业法律服务市场的独立评级机构。DAWKINS拥有国际化的调研体系与严谨客观的评选方法论，通过持续发布各类榜单排名及深度行研报告，为塔尖企业客户及高净值人群提供权威法律服务选聘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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