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放一首山楂树之恋，帮我放一首白居易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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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我放天上的星星
帮我放松英文
大伯的羊群
＂这是我欠他的情，你别管！＂大伯瘦削的脸涨得通红，止不住地咳嗽，却仍与父亲争执不休。
那是1978年深秋，我从陕北插队回来不久，正在家里帮母亲择菜。
乡下的院子里，弥漫着一股泥土与柴火混合的气息，灶台上的铁锅咕嘟咕嘟响着，散发出白菜炖豆腐的香味。
父亲王德明和大伯王德福站在院中那棵老槐树下，争得面红耳赤。
大伯得了肺病，医生说需要长期休养。
那时候，农村医疗条件差，大伯在公社医院住了半个月，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却只是勉强控制住了病情。
大伯家有一群羊要放，那是他全家的命根子。
堂哥王建国刚考上县里的棉纺厂，但还没转正，只拿见习工资，月收入不过十几块钱，勉强够自己在县城的住宿和伙食。
＂兄弟一场，你帮我放一年羊，等我病好了...＂大伯咳得直不起腰，那干瘦的身子在秋风中摇晃，像风中的芦苇。
＂行了，就这么定了，你好好养病。＂父亲打断大伯的话，声音里带着不容争辩的坚决。
母亲叹了口气，轻声对我说：＂你爹就这脾气，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
她手里搓着围裙角，眼睛却时不时往院子里瞟，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
＂旭子，你爹这一答应，咱家的地谁来种？＂母亲低声嘀咕着。
我知道她的担忧不无道理。
那年我家分了五亩责任田，按说是个好事，可如今父亲要去帮大伯放羊，家里的活计就全压在母亲和我身上了。
＂娘，我能干，您别担心。＂我拍了拍胸脯，可心里也没底气。
第二天天不亮，父亲就去了山上。
他穿着那件补了又补的灰色棉袄，背着一个旧军用水壶和一个布袋，布袋里装着几个玉米面馍馍和一小块咸菜。
母亲站在门口，欲言又止。
父亲回过头，冲着母亲笑了笑：＂老婆子，放心吧，不就是放羊吗？比起当年在山西煤矿下井，这算什么。＂
那一年，我常看见父亲赶着羊群在远处的山坡上移动，像一幅泛黄的老照片定格在我记忆里。
春天，山上的野花开了，羊群散落在花丛中，远远望去像天上的云朵落在了山间。
夏天，知了在树上嘶鸣，父亲找阴凉的地方让羊群休息，自己则坐在大树下用草帽扇风。
秋天，山上的草渐渐黄了，父亲不得不带着羊群走得更远，有时天黑了才回来。
冬天，北风呼啸，山上白雪皑皑，父亲的背影在风雪中显得格外孤独。
村里人背地里议论纷纷：＂王德明真是个傻子，自家地都顾不上，还帮着放羊。＂
＂他家那五亩地，全靠他媳妇和儿子，能有啥好收成？＂
＂听说王德福以前可没少给王德明添堵，现在倒好，病了就想起来兄弟情深了。＂
这些闲言碎语，父亲从不放在心上。
母亲偶尔会在晚饭时提起：＂村里人说三道四的，你就不能回几句？＂
父亲只是笑笑：＂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他们爱说就让他们说去吧。＂
冬天的一个夜晚，父亲回来晚了。
我和母亲守在土炕上，炕上放着一盏煤油灯，黄豆大的雪花拍打着窗户，发出＂啪啪＂的声响。
母亲几次想出去找，都被我拦住：＂娘，这天气，您出去也是添乱。＂
终于，门被推开，一股寒气涌了进来。
当父亲站在门口时，我和母亲同时吓了一跳。
他的袄子撕破了一大块，脸上有道血痕，右手包着一块布，已经被血染红了。
＂老天爷！这是咋了？＂母亲惊叫一声，赶紧上前搀扶。
＂没事，碰到狼了，吓跑了。＂父亲语气平淡，好像只是遇到了一只兔子。
他脱下被雪打湿的棉袄，靠近火炉烤着，牙齿还在＂咯咯＂打颤。
母亲赶紧烧热水，我则翻出家里的金疮药，小心翼翼地给父亲包扎伤口。
＂那狼多大？＂我一边包扎一边问。
＂不大，可能是饿极了，才敢下山。＂父亲揉了揉我的头，＂别担心，咱爹没那么容易被狼叼走。＂
母亲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里面打了一个鸡蛋，那是她从邻居家换来的，本想留给我补身子的。
＂你这人啊，图啥？＂母亲一边往父亲碗里夹咸菜，一边抹眼泪，＂德福那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从小就爱占你便宜。＂
父亲吃了一口面条，咧嘴笑了：＂这面条真香。老婆子，你是不知道，德福那病比咱们想的还要重。＂
＂再重也不至于你去送死啊！＂母亲激动地说。
父亲叹了口气：＂他大夫说了，如果不好好养着，怕是挺不过明年春天。你说，我要是不帮他，让他们家老小咋过？＂
听到这话，母亲不说话了，只是默默地抹眼泪。
我突然觉得，坐在我面前的父亲，虽然衣着粗陋，却有一种说不出的伟岸。
那一年，父亲没少吃苦。
夏天顶着烈日，汗水浸透了衣背；冬天冒着风雪，手脚冻得通红。
他从不叫一声累，每天早出晚归，风雨无阻。
我偶尔去送饭，看见他坐在山坡上，手里拿着一本破旧的《人民文学》，安静得像座雕像。
那是他从县图书馆借来的，每次看完就走十里路去换一本。
＂爹，你咋还有心思看书？＂我好奇地问。
父亲笑笑：＂人啊，肚子里没墨水不行。你看那些羊，整天就知道吃草，能有啥出息？＂
＂羊本来就是吃草的啊。＂我不解地说。
父亲点了点我的脑门：＂傻小子，爹是说咱们人不能像羊一样，只顾着填饱肚子。咱得有点精神粮食。＂
这话我当时不太懂，只是觉得父亲真奇怪，放着羊还不忘看书。
后来我才明白，父亲是在用他的方式对抗生活的艰辛。
大伯的病时好时坏，有几次病情加重，父亲便把自家的鸡蛋和粮票送去，说是给大伯补身子。
母亲不止一次埋怨：＂你这是拆东墙补西墙，家里也不宽裕啊。＂
父亲总是说：＂兄弟一场，他病成这样，我不帮谁帮？＂
大伯偶尔清醒的时候，会让大娘来叫父亲，两人在炕上说上半天话。
我有一次跟着去，听见大伯虚弱地说：＂德明，我欠你的，下辈子再还。＂
父亲笑骂道：＂说啥混账话，好好养病，咱们还得一块喝酒呢。＂
大伯的眼里闪着泪光：＂德明，咱们从小一块长大，你比我强，我心里有数......＂
＂少废话，＂父亲打断他，＂你要是真有心，就赶紧好起来，别让建国一个人撑着。＂
转眼一年过去，大伯的病情始终不见好转。
父亲本打算放完这一年就回来种地，可看着大伯的情况，又硬着头皮继续帮忙放羊。
村里人的闲话更多了：＂这不是亲兄弟，这是亲爹啊。＂
＂王德明家地都荒了一半，还在帮王德福家放羊，这不是缺心眼是啥？＂
母亲经不住这些话，有一次和父亲大吵了一架。
＂你就知道帮别人，家里的事你管不管了？＂母亲哭着说，＂旭子都十八了，连个像样的新衣服都没有，你说咱们图啥？＂
父亲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等羊卖了，建国该回来了，到时候我就不去了。＂
母亲＂哼＂了一声，转身进了屋。
我知道，母亲心里其实是理解父亲的，只是日子过得太苦，委屈罢了。
第二年春天，大伯的病情急转直下。
一天深夜，大娘来敲门，说大伯不行了，想见父亲最后一面。
父亲二话不说，拔腿就跑，我跟在后面，远远地看见他在月光下的背影，像极了一棵挺拔的白杨。
到了大伯家，屋里点着煤油灯，昏黄的灯光下，大伯躺在炕上，气若游丝。
堂哥王建国跪在炕边，哭得像个孩子。
父亲走到炕前，握住大伯的手：＂德福，我来了。＂
大伯的眼睛微微睁开，嘴唇蠕动着，似乎想说什么，却没有声音。
父亲俯下身，把耳朵贴近大伯的嘴。
不知大伯说了什么，父亲的眼睛湿润了，点点头道：＂你放心，我答应你。＂
大伯似乎用尽了最后的力气，嘴角微微上扬，然后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那一夜，父亲守在大伯的灵前，一夜未眠。
我看见他的双肩在微微颤抖，却没有发出一丝声音。
大伯下葬那天，全村人都来了。
这让我有些意外，因为平日里对大伯指指点点的人不少。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这一年多来的行为，感动了不少村民。
葬礼上，村长说：＂德福一路走好，你放心，有你兄弟在，你家不会散。＂
回家路上，父亲对我说：＂旭子，从明天开始，你跟我一起去放羊。＂
我愣住了：＂爹，大伯不是......＂
＂大伯走了，羊群还在，建国还在厂里，大娘一个人哪能照顾这些？＂父亲的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
我没有反对，因为我知道，这是父亲对大伯的承诺。
从那天起，我跟着父亲一起放羊。
这才知道，放羊并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的事。
要记住每只羊的习性，知道哪只容易走丢，哪只喜欢打架；要懂得辨别哪些草有毒，哪里的水源干净；还要防备狼和野狗的袭击。
父亲教我用羊鞭，教我辨认天气的变化，教我在山里找路。
＂人活一辈子，不就是学着担当吗？＂父亲常这么说，＂你大伯不容易，我帮他是应该的。你长大了，也该学着为别人着想了。＂
时光如水，一晃六年过去了。
1984年，我考上了县师范学校，却为学费发愁。
家里的积蓄不多，父亲还在帮大娘照看那群羊，虽然羊群已经缩小了一半，但收入仍然有限。
堂哥王建国这几年在厂里表现出色，已经成了车间主任，但大娘一直说要留着钱给他娶媳妇，所以也没指望他能帮衬我上学的费用。
一天，堂哥突然来访，背着个旧挎包，神色郑重。
＂叔，婶子，小旭，＂他进门就对我们三人鞠了一躬，＂我今天是特意来还债的。＂
父亲一愣：＂啥债？咱们之间哪有啥债务？＂
＂叔，这是五万块，您当年救了我爹一命，也救了我们全家。＂堂哥从挎包里掏出一沓钱，恭敬地放在桌上。
那一沓钱放在我们家的八仙桌上，显得格外刺眼。
五万块啊，在1984年，这可是一笔巨款。
要知道，那时候普通工人的月工资也就七八十块，我父亲一年放羊的收入不过千把块钱。
父亲皱起眉头：＂亲兄弟之间，何必这样算计。德福走了这么多年，我帮衬点是应该的。＂
＂不是算计。＂堂哥红了眼眶，声音哽咽，＂爹临走前交代我，一定要报答您。他说那年若没有您，我们全家就散了。＂
堂哥跪下来，抓住父亲的手：＂叔，您不知道，我爹临终前告诉我，他的病其实早就没治了，医生说最多活三个月。＂
＂可他硬是撑了一年多，就是为了等我在厂里站稳脚跟。他说，是您给了他坚持下去的勇气，是您照顾了我们家的生计，让他能够安心养病。＂
堂哥的话，让屋子里陷入了沉默。
我这才知道，大伯那时病得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重。
若不是父亲帮着放羊，大伯一家就断了生计，大伯可能撑不了那么久，堂哥也许就不能在厂里好好工作。
母亲在一旁抹眼泪，我也感到鼻子酸酸的。
＂钱我不能收。＂父亲摇头，语气坚决，＂这些年我帮你们家放羊，也没白帮，每年不也分了些收入吗？＂
堂哥跪在地上不起来：＂叔，这钱是我这些年攒下的，不是借的，也不是从我爹留下的钱里拿的。我在厂里当了车间主任，还搞了点副业，这钱是我应该给您的。＂
＂那也不行。＂父亲还是摇头。
＂那就给小旭上学用吧。＂堂哥看向我，眼中满是真诚，＂我已经在县建材厂站稳脚跟，这钱我不缺。您要是不收，就是瞧不起我，看不起我爹对您的这份心意。＂
父亲沉默良久，终于点了点头：＂那就给旭子上学用一部分，其余的你拿回去。＂
＂叔，钱我都给您，您爱怎么用就怎么用。＂堂哥站起来，抹了抹眼泪，＂我爹泉下有知，也会感谢您的。＂
晚上，我看见父亲独自坐在院子里抽烟，烟头在黑暗中一明一灭。
＂爹，＂我走过去，靠在他肩膀上，＂您在想啥？＂
＂想你大伯。＂父亲吐出一口烟，＂咱们这辈人啊，没啥文化，不会说好听的，可心里都明白。你大伯临走前，让我照顾你大娘和建国，这些年我尽力了。＂
＂爹，您做得很好。＂我由衷地说。
＂旭子，你上了师范，好好学，将来做个好老师。＂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你大伯生前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建国有出息。现在建国有出息了，你也要争气，不能让咱王家的人输给别人。＂
我点点头，心中满是感动和敬佩。
那年秋天，我成了村里第一个走出去的大学生。
临行前，我去了大伯的坟前，看着那座不起眼的土包，忽然明白了血脉亲情的分量。
在我们这方水土上，亲情不是挂在嘴上的话，而是刻在骨子里的责任，是寒风中为你披上的那件旧棉袄，是无需言说的生死相托。
站在大伯坟前，我仿佛看见了六年前那个雪夜，父亲与大伯的最后一次对话。
大伯或许是在请求父亲照顾他的家人，而父亲，用实际行动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师范学校的四年，我勤工俭学，省吃俭用，把父亲给我的钱大部分都存了下来。
毕业后，我回到县里的中学教书，工资虽然不高，但足够维持生活。
堂哥王建国后来成了县建材厂的厂长，每次见面都亲热地叫我＂小老师＂，逢年过节必定登门拜访，带着礼物来看望父母。
父亲退休后，仍然时不时地去看望大娘，帮她料理些家务，修修补补。
大娘总是笑着说：＂德明啊，你这个兄弟，德福九泉之下有知，也会感激你的。＂
父亲只是笑笑：＂别说这些，咱们是一家人。＂
看着父亲和大娘其乐融融的样子，我常常想起那群羊，想起山坡上父亲的背影，想起大伯临终前的嘱托。
原来，亲情的力量，可以跨越生死，延续一生。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给我的那笔钱，只用了很小一部分。
大部分都被他存了起来，用来帮助村里的贫困学生，还有一部分用来修缮了村里的小学校舍。
＂旭子，钱是建国的心意，咱不能辜负。＂父亲说，＂但也不能全用在自家身上，那不是咱王家的做派。＂
听着父亲的话，我忽然懂了，为什么当年村里人都说他＂傻＂，而如今却都尊称他为＂德明叔＂。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品质比聪明更珍贵，那就是善良和担当。
那群羊早已不在，大伯的坟头草已经一茬又一茬，而父亲帮大伯放羊的故事，却在村里一直流传着，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成为教导孩子们做人的范例。
每当我站在讲台上，看着下面一张张求知若渴的脸庞，我就会想起父亲说过的话：＂人活一辈子，不就是学着担当吗？＂
我想，这大概就是父亲留给我最宝贵的财富吧。
不是那五万块钱，而是做人的道理，是血浓于水的亲情，是不计回报的付出，是知恩图报的情义。
这些，才是真正能够传承下去的，比金钱更有价值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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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伯的羊群
＂这是我欠他的情，你别管！＂大伯瘦削的脸涨得通红，止不住地咳嗽，却仍与父亲争执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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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农村医疗条件差，大伯在公社医院住了半个月，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却只是勉强控制住了病情。
大伯家有一群羊要放，那是他全家的命根子。
堂哥王建国刚考上县里的棉纺厂，但还没转正，只拿见习工资，月收入不过十几块钱，勉强够自己在县城的住宿和伙食。
＂兄弟一场，你帮我放一年羊，等我病好了...＂大伯咳得直不起腰，那干瘦的身子在秋风中摇晃，像风中的芦苇。
＂行了，就这么定了，你好好养病。＂父亲打断大伯的话，声音里带着不容争辩的坚决。
母亲叹了口气，轻声对我说：＂你爹就这脾气，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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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我能干，您别担心。＂我拍了拍胸脯，可心里也没底气。
第二天天不亮，父亲就去了山上。
他穿着那件补了又补的灰色棉袄，背着一个旧军用水壶和一个布袋，布袋里装着几个玉米面馍馍和一小块咸菜。
母亲站在门口，欲言又止。
父亲回过头，冲着母亲笑了笑：＂老婆子，放心吧，不就是放羊吗？比起当年在山西煤矿下井，这算什么。＂
那一年，我常看见父亲赶着羊群在远处的山坡上移动，像一幅泛黄的老照片定格在我记忆里。
春天，山上的野花开了，羊群散落在花丛中，远远望去像天上的云朵落在了山间。
夏天，知了在树上嘶鸣，父亲找阴凉的地方让羊群休息，自己则坐在大树下用草帽扇风。
秋天，山上的草渐渐黄了，父亲不得不带着羊群走得更远，有时天黑了才回来。
冬天，北风呼啸，山上白雪皑皑，父亲的背影在风雪中显得格外孤独。
村里人背地里议论纷纷：＂王德明真是个傻子，自家地都顾不上，还帮着放羊。＂
＂他家那五亩地，全靠他媳妇和儿子，能有啥好收成？＂
＂听说王德福以前可没少给王德明添堵，现在倒好，病了就想起来兄弟情深了。＂
这些闲言碎语，父亲从不放在心上。
母亲偶尔会在晚饭时提起：＂村里人说三道四的，你就不能回几句？＂
父亲只是笑笑：＂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他们爱说就让他们说去吧。＂
冬天的一个夜晚，父亲回来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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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几次想出去找，都被我拦住：＂娘，这天气，您出去也是添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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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天爷！这是咋了？＂母亲惊叫一声，赶紧上前搀扶。
＂没事，碰到狼了，吓跑了。＂父亲语气平淡，好像只是遇到了一只兔子。
他脱下被雪打湿的棉袄，靠近火炉烤着，牙齿还在＂咯咯＂打颤。
母亲赶紧烧热水，我则翻出家里的金疮药，小心翼翼地给父亲包扎伤口。
＂那狼多大？＂我一边包扎一边问。
＂不大，可能是饿极了，才敢下山。＂父亲揉了揉我的头，＂别担心，咱爹没那么容易被狼叼走。＂
母亲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里面打了一个鸡蛋，那是她从邻居家换来的，本想留给我补身子的。
＂你这人啊，图啥？＂母亲一边往父亲碗里夹咸菜，一边抹眼泪，＂德福那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从小就爱占你便宜。＂
父亲吃了一口面条，咧嘴笑了：＂这面条真香。老婆子，你是不知道，德福那病比咱们想的还要重。＂
＂再重也不至于你去送死啊！＂母亲激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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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笑骂道：＂说啥混账话，好好养病，咱们还得一块喝酒呢。＂
大伯的眼里闪着泪光：＂德明，咱们从小一块长大，你比我强，我心里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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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一年过去，大伯的病情始终不见好转。
父亲本打算放完这一年就回来种地，可看着大伯的情况，又硬着头皮继续帮忙放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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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知道帮别人，家里的事你管不管了？＂母亲哭着说，＂旭子都十八了，连个像样的新衣服都没有，你说咱们图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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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哼＂了一声，转身进了屋。
我知道，母亲心里其实是理解父亲的，只是日子过得太苦，委屈罢了。
第二年春天，大伯的病情急转直下。
一天深夜，大娘来敲门，说大伯不行了，想见父亲最后一面。
父亲二话不说，拔腿就跑，我跟在后面，远远地看见他在月光下的背影，像极了一棵挺拔的白杨。
到了大伯家，屋里点着煤油灯，昏黄的灯光下，大伯躺在炕上，气若游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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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走到炕前，握住大伯的手：＂德福，我来了。＂
大伯的眼睛微微睁开，嘴唇蠕动着，似乎想说什么，却没有声音。
父亲俯下身，把耳朵贴近大伯的嘴。
不知大伯说了什么，父亲的眼睛湿润了，点点头道：＂你放心，我答应你。＂
大伯似乎用尽了最后的力气，嘴角微微上扬，然后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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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见他的双肩在微微颤抖，却没有发出一丝声音。
大伯下葬那天，全村人都来了。
这让我有些意外，因为平日里对大伯指指点点的人不少。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这一年多来的行为，感动了不少村民。
葬礼上，村长说：＂德福一路走好，你放心，有你兄弟在，你家不会散。＂
回家路上，父亲对我说：＂旭子，从明天开始，你跟我一起去放羊。＂
我愣住了：＂爹，大伯不是......＂
＂大伯走了，羊群还在，建国还在厂里，大娘一个人哪能照顾这些？＂父亲的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
我没有反对，因为我知道，这是父亲对大伯的承诺。
从那天起，我跟着父亲一起放羊。
这才知道，放羊并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的事。
要记住每只羊的习性，知道哪只容易走丢，哪只喜欢打架；要懂得辨别哪些草有毒，哪里的水源干净；还要防备狼和野狗的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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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活一辈子，不就是学着担当吗？＂父亲常这么说，＂你大伯不容易，我帮他是应该的。你长大了，也该学着为别人着想了。＂
时光如水，一晃六年过去了。
1984年，我考上了县师范学校，却为学费发愁。
家里的积蓄不多，父亲还在帮大娘照看那群羊，虽然羊群已经缩小了一半，但收入仍然有限。
堂哥王建国这几年在厂里表现出色，已经成了车间主任，但大娘一直说要留着钱给他娶媳妇，所以也没指望他能帮衬我上学的费用。
一天，堂哥突然来访，背着个旧挎包，神色郑重。
＂叔，婶子，小旭，＂他进门就对我们三人鞠了一躬，＂我今天是特意来还债的。＂
父亲一愣：＂啥债？咱们之间哪有啥债务？＂
＂叔，这是五万块，您当年救了我爹一命，也救了我们全家。＂堂哥从挎包里掏出一沓钱，恭敬地放在桌上。
那一沓钱放在我们家的八仙桌上，显得格外刺眼。
五万块啊，在1984年，这可是一笔巨款。
要知道，那时候普通工人的月工资也就七八十块，我父亲一年放羊的收入不过千把块钱。
父亲皱起眉头：＂亲兄弟之间，何必这样算计。德福走了这么多年，我帮衬点是应该的。＂
＂不是算计。＂堂哥红了眼眶，声音哽咽，＂爹临走前交代我，一定要报答您。他说那年若没有您，我们全家就散了。＂
堂哥跪下来，抓住父亲的手：＂叔，您不知道，我爹临终前告诉我，他的病其实早就没治了，医生说最多活三个月。＂
＂可他硬是撑了一年多，就是为了等我在厂里站稳脚跟。他说，是您给了他坚持下去的勇气，是您照顾了我们家的生计，让他能够安心养病。＂
堂哥的话，让屋子里陷入了沉默。
我这才知道，大伯那时病得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重。
若不是父亲帮着放羊，大伯一家就断了生计，大伯可能撑不了那么久，堂哥也许就不能在厂里好好工作。
母亲在一旁抹眼泪，我也感到鼻子酸酸的。
＂钱我不能收。＂父亲摇头，语气坚决，＂这些年我帮你们家放羊，也没白帮，每年不也分了些收入吗？＂
堂哥跪在地上不起来：＂叔，这钱是我这些年攒下的，不是借的，也不是从我爹留下的钱里拿的。我在厂里当了车间主任，还搞了点副业，这钱是我应该给您的。＂
＂那也不行。＂父亲还是摇头。
＂那就给小旭上学用吧。＂堂哥看向我，眼中满是真诚，＂我已经在县建材厂站稳脚跟，这钱我不缺。您要是不收，就是瞧不起我，看不起我爹对您的这份心意。＂
父亲沉默良久，终于点了点头：＂那就给旭子上学用一部分，其余的你拿回去。＂
＂叔，钱我都给您，您爱怎么用就怎么用。＂堂哥站起来，抹了抹眼泪，＂我爹泉下有知，也会感谢您的。＂
晚上，我看见父亲独自坐在院子里抽烟，烟头在黑暗中一明一灭。
＂爹，＂我走过去，靠在他肩膀上，＂您在想啥？＂
＂想你大伯。＂父亲吐出一口烟，＂咱们这辈人啊，没啥文化，不会说好听的，可心里都明白。你大伯临走前，让我照顾你大娘和建国，这些年我尽力了。＂
＂爹，您做得很好。＂我由衷地说。
＂旭子，你上了师范，好好学，将来做个好老师。＂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你大伯生前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建国有出息。现在建国有出息了，你也要争气，不能让咱王家的人输给别人。＂
我点点头，心中满是感动和敬佩。
那年秋天，我成了村里第一个走出去的大学生。
临行前，我去了大伯的坟前，看着那座不起眼的土包，忽然明白了血脉亲情的分量。
在我们这方水土上，亲情不是挂在嘴上的话，而是刻在骨子里的责任，是寒风中为你披上的那件旧棉袄，是无需言说的生死相托。
站在大伯坟前，我仿佛看见了六年前那个雪夜，父亲与大伯的最后一次对话。
大伯或许是在请求父亲照顾他的家人，而父亲，用实际行动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师范学校的四年，我勤工俭学，省吃俭用，把父亲给我的钱大部分都存了下来。
毕业后，我回到县里的中学教书，工资虽然不高，但足够维持生活。
堂哥王建国后来成了县建材厂的厂长，每次见面都亲热地叫我＂小老师＂，逢年过节必定登门拜访，带着礼物来看望父母。
父亲退休后，仍然时不时地去看望大娘，帮她料理些家务，修修补补。
大娘总是笑着说：＂德明啊，你这个兄弟，德福九泉之下有知，也会感激你的。＂
父亲只是笑笑：＂别说这些，咱们是一家人。＂
看着父亲和大娘其乐融融的样子，我常常想起那群羊，想起山坡上父亲的背影，想起大伯临终前的嘱托。
原来，亲情的力量，可以跨越生死，延续一生。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给我的那笔钱，只用了很小一部分。
大部分都被他存了起来，用来帮助村里的贫困学生，还有一部分用来修缮了村里的小学校舍。
＂旭子，钱是建国的心意，咱不能辜负。＂父亲说，＂但也不能全用在自家身上，那不是咱王家的做派。＂
听着父亲的话，我忽然懂了，为什么当年村里人都说他＂傻＂，而如今却都尊称他为＂德明叔＂。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品质比聪明更珍贵，那就是善良和担当。
那群羊早已不在，大伯的坟头草已经一茬又一茬，而父亲帮大伯放羊的故事，却在村里一直流传着，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成为教导孩子们做人的范例。
每当我站在讲台上，看着下面一张张求知若渴的脸庞，我就会想起父亲说过的话：＂人活一辈子，不就是学着担当吗？＂
我想，这大概就是父亲留给我最宝贵的财富吧。
不是那五万块钱，而是做人的道理，是血浓于水的亲情，是不计回报的付出，是知恩图报的情义。
这些，才是真正能够传承下去的，比金钱更有价值的东西。
帮我放一首歌
羊群往事
＂爹，不能去！那是一百多只羊啊！＂我急得直跺脚，像只炸了毛的小鸡。
＂老三，你懂个啥！＂父亲刘建国放下碗筷，目光如铁，声音却很平静，＂你大伯躺在医院里，他家的羊不管，难道等着饿死？＂
＂可是咱家的活计怎么办？＂母亲小声问道，脸上写满了忧虑。
＂先顾着亲戚，咱家的日子再紧巴也得过，＂父亲叹了口气，把碗里最后一粒米饭扒拉干净，＂再说了，你大伯家那口子不容易，长河还上着高中呢。＂
那是1982年隆冬，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在我们这个普通的农家。大伯刘建民突发脑血栓，被村里拖拉机拉进县医院。医生说得卧床静养至少半年，这对靠养羊为生的大伯家来说，无异于天塌了。
隔天清早，我还在炕上蜷缩着不愿起床，就听见父亲在收拾行囊。窗外天还黑着，只有东方一线微弱的亮光。
＂老二，你可想清楚了？＂母亲王淑芳递给父亲一个破旧的挎包，里面装着几个煮熟的土豆和两个窝头。
＂有啥好想的，＂父亲接过挎包，眼睛看着窗外，＂家里的活你多担待，有啥事让老三去找他三叔帮忙。＂
我家在山西一个叫杨树湾的村子，父亲是方圆十里有名的木匠，做的柜子桌椅被邻村人争相订购。那时候，我刘长福十三岁，刚上初中，懵懂地不明白父亲为何要放下自家生意，去替大伯放羊。
＂长福，你爹这人就是死心眼，＂等父亲走后，母亲一边烧火一边对我说，＂但咱也不能说啥，亲兄弟一场，这时候不帮，啥时候帮？＂
大伯家在山那边的石板村，隔着一道山梁，走路得两个多小时。父亲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赶着羊群上山，直到太阳西沉才能回家。晚上，他还要在煤油灯下做些简单的木工活，补贴家用。
＂看看，这就是你爹，＂母亲指着父亲满是老茧的手对我说，＂白天放羊，晚上还不忘手艺活，就怕咱家断了米下不了锅。＂
那年冬天，我家的煤球少了，白面少了，就连平日里必备的老咸菜也省着吃了。母亲常在夜里默默流泪，以为我睡着了没看见。那年月，家家日子都紧巴，粮票布票限量供应，父亲这一去，我家的收入骤减大半。
村里人背后议论纷纷：＂刘建国这人傻不傻？自家孩子上学要钱，自家锅里还不满，跑去帮着大哥家放羊？＂
每当我把这些话告诉母亲，抱怨父亲不该管这闲事时，母亲总是轻声说：＂你大伯家更难，你堂哥周长河还上着高中呢，再说了，你爹心里有本账。＂
后来我才知道，当年父亲要娶母亲时，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是大伯变卖了家里唯一值钱的一头小牛，才给父亲凑齐了彩礼钱。这些年，大伯家靠着养羊，日子才渐渐好起来，儿子也考上了县里的高中。如今大祸临头，父亲岂能袖手旁观？
那个冬天特别冷，寒风刮得村口的老槐树咯吱作响。记得腊月里的一天，突降暴风雪，雪片大如鹅毛，天地间一片苍茫。父亲傍晚没回家，天黑了，还不见人影。
母亲急得在堂屋来回踱步，嘴里不停念叨：＂这鬼天气，羊群回来没有？人没出啥事吧？＂
＂娘，我去找爹！＂我套上厚棉袄就要往外冲。
＂站住！＂母亲一把拉住我，＂外面风雪这么大，你去了也是添乱！＂
直到半夜，才听见院门被推开的声音。父亲浑身是雪，脸冻得青紫，手脚僵硬得几乎握不住门闩。
＂当家的！＂母亲冲上去扶住父亲，眼泪刷地流下来。
原来一只小羊在山上走失了，父亲不忍心丢下它不管，在山上找了大半夜。好不容易在一个山坳里找到那只快被冻僵的小羊，背着它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回到村子。
母亲哭着给他煮姜汤，责怪他太拼命：＂一只羊值几个钱？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这个家可怎么办？＂
父亲却只说：＂羊找回来了就好，那可是你大伯的命根子啊。＂喝完姜汤，他又絮絮叨叨地说起羊的习性，说哪只母羊快生了，哪只公羊最淘气，仿佛那些羊已经成了他心头的牵挂。
母亲听着听着，也不再抱怨，只默默地为父亲洗脚，给他揉搓冻僵的双手。
＂长福，你爹就是这样的人，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那晚，母亲轻声对我说，＂以后你也要学他这股倔劲，但可别学他这么死心眼。＂
冬去春来，大地解冻，山野间冒出新绿。父亲依旧天不亮就出门，背着干粮和水壶，赶着羊群去山上的草场。有时候，赶上休沐日，我便跟着父亲一起去放羊。
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理解父亲工作的艰辛。放羊看似简单，实则处处是学问。羊群走散了要及时聚拢，遇到好草场要让羊多吃一会儿，遇到陡坡要防止羊失足，还要提防狼群和偷羊贼。父亲总能在一片山坡上找到最嫩的草，总能凭着经验预判天气变化，提前把羊赶回圈舍。
＂爹，你咋啥都懂啊？＂我好奇地问。
＂不懂啊，都是慢慢摸索出来的，＂父亲咧嘴一笑，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人这辈子啊，干一行爱一行，既然接了这活，就得尽心尽力。＂
春去夏来，父亲的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一道道皱纹刻在脸上，仿佛大地上的沟壑。他的手因为常年与羊群和木料打交道，粗糙得如同树皮。但每当他抚摸一只小羊羔的头，那双手又显得无比轻柔。
＂长福，＂有一天傍晚，父亲突然对我说，＂你大伯的病是气出来的。＂
＂啥意思？＂我一头雾水。
＂你大伯这些年攒了点钱，想让长河上大学，可前些日子听说高中毕业未必能分配工作了，心里着急上火，整宿整宿睡不着觉，这才落下病根。＂父亲叹了口气，＂咱农村人，就想着孩子能有出息，别像咱们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
听了这话，我心里一动：＂爹，那我以后能上大学吗？＂
父亲抬头看着远处的山峦，久久不语，最后只说了一句：＂只要你想学，爹就是砸锅卖铁，也供你念完书。＂
那一刻，我似乎明白了父亲为何要如此拼命地帮助大伯家——在他心中，亲情和教育，是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
春天，大伯病情好转，医生说他恢复得不错，但至少半年不能干重活。父亲便继续放羊，从春到夏，从秋到冬，风雨无阻。有时候，村里人请他打家具，看到是熟人，他就晚上加班加点地做，只为不耽误白天放羊。
大伯出院那天，我跟着父亲去接他。大伯比生病前瘦了一大圈，脸色蜡黄，但眼神很亮。他紧紧握住父亲的手，哽咽道：＂老二，这恩情我记一辈子。＂
父亲只淡淡回一句：＂兄弟一场，说这些做啥。＂然后转身去给大伯家的土炕生火。
那天晚上，大伯坚持要摆酒席感谢父亲。我们村里就一个小卖部，大伯让堂哥买了两瓶老白干和几斤肉，请了几个近亲。席间，大伯一直在敬父亲酒，父亲却只顾着给大伯夹菜，说他病刚好，得补补身子。
＂老二，我这辈子没求过人，＂大伯喝得脸红脖子粗，声音都有些颤抖，＂就这一回，我求你，你说吧，我该怎么报答你？＂
父亲笑着摆摆手：＂大哥，你这话说的，我不过是帮你放了一年羊，又不是啥大事。＂
＂一年！＂大伯拍案而起，＂整整一年啊！你知道这一年你少挣了多少钱吗？咱村刘老四家盖房子，找你做家具你都推了，那可是一百多块钱的活计啊！＂
父亲被大伯的激动弄得有些不好意思，低头喝酒不说话。
＂爹，二叔帮了咱这么大的忙，咱是不是该...＂堂哥周长河欲言又止。
大伯瞪了儿子一眼：＂你懂个屁！你二叔是啥人？是见外的人吗？＂
就这样过了整整一年，大伯彻底康复，父亲才回到自己的木工活上。村里积压了不少活计等着他，他便起早贪黑地干，像是要把这一年落下的都补回来。
没想到第二年春天，堂哥高中毕业后，不辞而别去了南方。那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听说沿海城市机会多，不少年轻人都往南方跑。大伯急得四处打听，发动亲戚朋友都没得到消息，就像儿子人间蒸发了一般。
乡亲们背后议论纷纷：＂刘家的大小子忘恩负义啊，当初他爹病了，是刘建国担着照顾，这才一毕业就跑了，连个招呼都不打，老刘家白帮人了。＂
父亲听到后，却斥责那些说闲话的人：＂年轻人有自己的路要走，别瞎说。再说了，长河那孩子懂事，肯定有他的道理。＂
大伯却整日郁郁寡欢，养羊的劲头也没了，渐渐地把羊群都卖了，改种了几亩地。每当我路过大伯家，总能看到他一个人坐在门槛上，望着远处发呆。
＂长福，以后看见你大伯，多陪他说说话，＂父亲叮嘱我，＂老人家就这一个儿子，这心里头的苦，咱不懂。＂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也从初中升入高中。父亲的木工手艺越发精湛，接的活也多了起来，家里添置了一台黑白电视机，还换了新桌椅。但每逢过年过节，父亲必定要带上一些自家腌的咸菜和自酿的米酒，去看望大伯夫妻。
＂老二，这孩子杳无音信，怕是凶多吉少了，＂大伯有一次醉酒后对父亲说，眼泪顺着皱纹爬满了脸。
＂大哥，孩子没事，肯定是在外头闯出名堂了，怕你担心，等站稳脚跟了自然会回来，＂父亲安慰道，但谁都能听出话里的不确定。
转眼六年过去，我已经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正发愁学费的事。那是1990年春节前夕，山村里飘着细雪，家家户户贴上了新春联，喜气洋洋地准备着年货。
一辆崭新的桑塔纳轿车停在我家门口，引得全村人围观。从车上下来一个穿着笔挺西装的年轻人——是堂哥周长河。他比六年前结实了不少，皮肤黑了，但眼睛还是那么有神。
＂二叔！婶子！长福！＂堂哥喊着，提着大包小包走进院子。
母亲激动得直掉眼泪：＂长河啊，这些年你去哪了？你爹娘想死你了！＂
＂这就去看他们，＂堂哥说，＂但我得先来谢谢二叔。＂
原来堂哥当年高中毕业后，听说深圳特区刚开放，机会多，便一咬牙南下闯荡。起初在一家港资电子厂做流水线工人，吃了不少苦头。后来凭着机灵劲和肯学习，做了小组长，再后来成了车间主管。去年，他跟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服装厂，专做出口生意，这才有了起色。
＂二叔，我这些年没音信，不是忘了家，是怕给家里添负担，＂堂哥红着眼圈说，＂刚去那会儿，一个月才挣八十块钱，连自己都养不活，哪好意思跟家里要钱？后来慢慢好了，我就想着等有出息了再回来，别让爹娘失望。＂
父亲听了，眼圈也红了：＂你有这份心就好，快去看你爹娘吧，他们想你都快想疯了。＂
＂等等，二叔，＂堂哥从西装内兜掏出一个鼓鼓的信封，恭恭敬敬地双手递给父亲，＂这是五万块钱，是我这些年的积蓄。当年要不是您帮我爹放羊，供我念完高中，我不可能有今天。＂
五万块！那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啊！能在县城买一套像样的房子了。父亲愣住了，连连摆手：＂使不得使不得，咱是亲戚，帮忙是应该的，这钱你留着用。＂
＂二叔，您若不收，我这心里过不去，＂堂哥执意塞给父亲，＂我知道长福考上了大学，这钱就当我支持表弟上学的。＂
父亲推辞不过，最后勉强收下：＂那咱就先替长福收着，等他大学毕业了，剩下的一定还你。＂
那天下午，堂哥带着我们一家去了大伯家。一进院子，就看见大伯正在劈柴，听到动静抬头一看，手里的斧头当啷一声掉在地上。
＂爹！＂堂哥几步冲上去，扑通一声跪在大伯面前，＂儿子不孝，这些年让您和娘担心了！＂
大伯颤抖着手摸着儿子的脸，一时说不出话来，只是老泪纵横。大伯母听到声音从屋里跑出来，看到儿子，腿一软，差点跌倒，被堂哥一把扶住。
＂我的儿啊！你可算回来了！＂大伯母抱着儿子嚎啕大哭。
那天晚上，两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团圆饭。大伯家的土炕烧得热乎乎的，屋里贴着新对联，电视机里放着春节联欢晚会，一片喜气洋洋。父亲难得多喝了两杯，脸上泛着红光。
酒过三巡，大伯突然举起酒杯，颤巍巍地站起来：＂老二，今天我得敬你一杯。六年前，是你帮我放了一年的羊，让长河能安心读完高中；今天，长河有出息了，第一个想到的还是感谢你。这恩情，我刘建民记一辈子！＂
父亲也站起来，端起酒杯：＂大哥，咱兄弟之间，说这些见外了。长河有今天，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跟我没啥关系。＂
两兄弟碰了杯，一饮而尽。我看到父亲的眼角有泪光闪动。
那个春节，是我记忆中最温暖的一个春节。堂哥不仅带回了钱，更带回了全家人的欢笑和希望。后来，他用挣的钱在县城给大伯买了房子，又资助我上了大学。
父亲始终没有动用堂哥给的那五万块钱，而是在我大学毕业后，全部还给了堂哥，说是要他拿去扩大生意。堂哥执意不肯要，最后父亲妥协了，两家人一起商量，用这笔钱在村里修了一条水泥路，方便乡亲们出行。
＂长福，你记住，＂在那条路完工那天，父亲对我说，＂人这辈子，钱财是身外之物，帮人一把，却能得到意想不到的回报。你大伯的羊，我不过放了一年，可这份情谊，却延续了一辈子。＂
多年后，当我也为人父，面对生活中的种种选择时，总会想起父亲那年冬天的背影，想起他为了亲情甘愿吃苦的样子，想起他常说的那句话：＂在这人世间，最珍贵的不是金钱和名利，而是在困难时刻的担当，和血浓于水的亲情。＂
这份朴素的道理，如同那群羊一样，在我的记忆中留下深深的烙印，成为指引我前行的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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