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舅舅的什么称呼呢，我是舅舅的什么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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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舅舅的什么人
我的舅舅
作者 / 刘祥和
原载于《厦门日报》城市副刊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舅舅”的概念是与照片上威武的解放军和不时寄来的家信联系在一起的。
舅舅当空军飞行员时的英姿
小时候，逢年过节，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就会敲锣打鼓，在我家的门上贴上“光荣之家”的红纸。那时，我就知道，我家是军属，这位光荣的军人就是我的舅舅。
舅舅第一次从部队回家探亲时，母亲带着我们这些孩子与舅舅合影，母亲怀抱的幼童便是笔者。
外公外婆去世时，舅舅才五六岁。母亲年长舅舅17岁，那时已结婚，也有了孩子，住在鼓浪屿。外婆去世后，舅舅被寄在远亲家中抚养。母亲得知消息后，托人打听，辗转找到了舅舅。从此，姐姐代母抚养弟弟，舅舅和我们兄弟姐妹一起在鼓浪屿长大。我们家孩子多，一家的生计就靠父母亲的两双手，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
1951年初，舅舅参了军。新中国急需建立强大的空军，舅舅所在的部队选拔招收飞行员，身体素质过硬的舅舅通过了极为严格的体检，当时全军体检合格的战士仅有18名，舅舅便是其中的一名。舅舅选调空军后，先到长春空军第一预科航校学习，再经文化考试、体检、政审，全面合格后进入哈尔滨第一航校学习。
1953年10月舅舅在哈尔滨第一航校毕业时的留影
在哈尔滨第一航校毕业后，舅舅被分配到北京空军直属独立第三团，经常执飞专机任务。舅舅常常从部队寄来英姿勃发的照片，当空军飞行员的舅舅成了我们全家人的骄傲。
舅舅当年的革命军人证明书
舅舅的腰部曾在跳伞训练中受过伤，后来腰伤复发，只能离开热爱的飞行事业。1958年，舅舅转业到合肥工作。
上世纪80年代，我们搬离了鼓浪屿，可每次回厦门探亲，舅舅都要到鼓浪屿走走，鼓声路、旗尾路、复兴路，这些我们曾经住过的地方，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舅舅的乡愁所系。
（作者附言：今年五月，我与三个兄姐，共4人（也都是70~80老人）专程前往合肥，探望80多岁的舅舅。听舅舅讲了在空军的许多往事，也触发了我写下这篇《我的舅舅》）
作者
刘祥和，出生在鼓浪屿。原双十中学初中老三届，下过乡，当过工人。80年代通过自学，获得当年全省大专自学考试专业第六名，之后在一家上市公司上班，直至退休。
朗读者
孙翔，原南京军区文工团话剧演员，现任市青少年宫戏剧教研组组长，儿童剧团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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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舅舅的什么关系是什么
图／新华社
正午时分，放学了。我在回家的路上总会走进一家小布店，看看柜台里我喜欢的一匹花布，想象把它做成一件衬衫。这件假想中的衬衫就透明地飘浮在正午的阳光里，跟随我回家。
仅是想想而已。一年前大舅才给我做了一件衬衫，还新着。他是个手艺很好的裁缝，从广东来宜昌做了一年多，不如意，回去了。他特意给我这件衬衫做了新式的西装领，其实我想要一件普通样子的衬衫，小尖领、修身合度，于普通中显出美与不凡。
那时候添置衣服很少买成衣，都是扯布来做。也不完全找裁缝做，只是请他们裁剪，妈妈再用缝纫机把那些衣片连缀起来。裁是一个价，做是一个价，在能力的范围内尽量节省。找裁缝也是就近，那几年，妈妈总是找我家对街一排平房里的一个女裁缝。她有三十来岁，脸庞长得很好看，眼睫毛黑黑的，说话十分和气，找她做衣服的人不少。傍晚了，天黑下来，我站在她店里，对面墙上有一面镜子，恰好映出我的脸。是镜子的缘故还是光线的缘故，镜子里的女孩沉静秀丽。我家的穿衣镜是个哈哈镜；那面小圆镜呢，把我的脸挤成一个臃肿的圆；另一面椭圆镜从中间裂开了，我的脸在裂缝中拼合，呆且蛮。这裁缝店里镜子中的我，是我吗？她在案板边裁衣服，一边说些家常话，她的腰身有些粗了，穿着宽身连衣裙，颇有一种女性的温润妥帖。
但是，她手艺不行。她做的衣服经常不合适，这里那里有问题，这是经过了数年的经验，直到我能够明确地做出这个判断，才说出这个结论的。之前大多是她裁剪、我妈妈做，做出来的衣服不大好看，难说是她没裁好，但她做的成衣也时常需要返工，返工她的态度依然好，就改改，改不好再改。跟别人比比也能明了：为什么别人的连衣裙那么合身，腰是腰摆是摆的？她给我做的衣服都没什么形状。我高中毕业，做了一批衣服上大学，其中一条好料子的长裤，妈妈是请她做的，证明了我越来越看清的问题——那条呢子长裤，裤腿极肥，裤裆极浅，肥是难看，浅是难受，那道裤沟勒得我太难受了。放假带回来找她改，改不好，那条裤子没法穿，浪费了。她几乎每件衣服都没做好，而妈妈一直找她做，这不奇怪，我知道我妈；可为什么她的生意挺不错呢？她还被评为先进个体经营户，店里挂着奖状。
我的舅舅是个很好的裁缝，却没能在宜昌做下去。
大舅的手艺是自学的。他曾托妈妈买服装裁剪的书，寄给在镇上开小杂货店的小舅，再转给乡下的他，他自己琢磨着，就成了一个裁缝。我九岁那年跟妈妈回乡探亲，那时他三十出头，刚刚结婚。舅妈是山里姑娘，在某个场合见过大舅之后自己跑来找他，表示愿意跟他。她长得很像电影《红牡丹》里的红牡丹，我家墙上就贴着那张电影海报，“她”骑马，回眸一笑。
姜黎黎主演的电影《红牡丹》（1980）
1984年，大舅带着妻子，和襁褓中的二女儿，从广东来到宜昌。我当时不懂那么多，所以能懂得他们的简单想法：投奔姐姐，彼此照应；现在则一眼就看出不可行。
妈妈帮他们在珍珠路找好一处临街房，租了其中一间，跟房东合住，既是住处也作门面。一间房，缝纫机放中间，一大块案板靠墙，上面摊着布料，做好的衣服挂起来，布帘后面搭铺给妻女睡，舅舅夜里睡案板。他让我帮他画一幅招贴画，我先用铅笔描再上水彩，显得太浅淡，在街面上完全不显眼。画招贴得用水粉纸、水粉颜料，大刀阔斧地画。“时新服装店”这名字也太循规蹈矩了，开店做生意，我们都欠泼辣。
妈妈领着她的大弟到她上班的店里去，介绍给她的同事们：这是我的弟弟，来宜昌做裁缝，手艺很好，你们要做衣服可以找他。妈妈的单位是个五金小商店，小店而吃大锅饭，干与不干一个样。妈妈肯干，当组长，有顾客来她总是第一个迎上去接待，问、答、拿、换、收钱、记账、理货、盘存，样样操心，同事们多清闲地聊天、打扮、逛街、买东西、擦自行车，上班能把啥事都干了。很快同事们就送了布料来，都是人情，不收钱，还要加倍做得好，方能开局。
我们也都穿上舅舅做的衣服了：我和妹妹的衬衣，爸爸的中山服，妈妈的黑呢大衣。我那年十二岁，对衣服还没有起兴，不甚在意。熟人们拿着衣服里里外外地看，说他做得真是过细呀，这线走得多直，针脚多密，这里那里都是手工缝的，纽扣钉得端正结实，扣眼锁得一丝不苟。
每件衣服他都精工细作，又花时间又花心思，所以他做得很慢。他也是个慢性子，脾气好到没有脾气，和妈妈一模一样，就是那种人家怎么对他都可以的人。不同的是，他爱交朋友。在外面认识了一个人，就邀请人家来我们家玩，引人家参观客厅、房间、阳台、卫生间……唉，我们家有什么可参观的呀，跟他的裁缝铺一样寒窘，星期天下午我爸爸在家睡觉，他带着人来推门参观了。
妈妈说：“家乡人就是这样的呀，待客人好热情呀。”
我不太知道大舅的生意怎么样。有一天晚上我去过他的铺子，邻居端着饭碗来串门子，边吃边跟他聊天：“这是你老婆呀？——多美丽呀！不错不错。”他用了“美丽”这个高于日常口语的词，把孩子背在背上做家务的舅妈莞尔微笑。聊天不耽误做活，但熟人多了会耽误，房东全家都有衣服要做了，不妨碍涨房租。舅妈带着孩子先回广东了。
裁缝铺普遍都是到了说好的时间衣服没做好。我们找裁缝做衣服，一趟趟地白跑，被裁缝一句话打发走，隔天再来。舅舅的脾气那么软和，估计只有被顾客数落，他只会笑，活儿堆成山，他太慢太仔细。熬夜做活做得晚了，早上又起不来，我爸爸偶尔来他这里，就看见日上三竿了，他才从案板上起身。
他有时来我们家，帮忙洗洗衣服，一起吃顿饭。后来跟我爸爸处不好，我爸爸跟谁都处不好，各人都难过了。他写回老家的信，让老家人知道了姐姐原来过得不太好，身体很差，单位上受累受气，家庭也不睦。
次年夏天，妈妈的熟人陈阿姨把大舅叫去她家里做衣服。陈阿姨是广西人，是妈妈的同乡带来的朋友。远在千里之外，广东和广西就显得亲近了，我从小就认识陈阿姨，也常去她家玩。她女儿考上大学了，要置办四季衣服，她就计划着把全家的衣服都一并添置了。
大舅在陈阿姨家做了十天半个月。陈阿姨在中学里做后勤，她丈夫是中学老师，他们家在学校里，所以她上班也差不多在家里，一边看大舅做衣服，一边做家务聊天。那十来天，天天都是三顿稀粥，就些小菜咸菜。
大舅中途回家时，妈妈问他：“她给了钱没有？”
他不吱声。估计谈都没谈钱的事。
妈妈说：“那你就不去了，说忙不过来。”
他还是去，多日都在她家里，晚上回裁缝铺补活儿，睡觉。
他把陈阿姨全家的衣服都做好了。工钱，一个也没有，她根本就没提工钱的事，他肯定也没提，他就是这样的人，熟人嘛，怎么好说钱的事，她就算要给只怕他还要推让。她也是同样想法，熟人嘛，说什么钱的事，让他做好了够女儿大学四年穿的衣服，以及全家人的衣服，事情就算完了。
然后大舅不见了，妈妈到处找不到他。上陈阿姨家去找，陈阿姨变脸了。“你的弟弟不见了，关我什么事？”就吵起来，陈阿姨的丈夫在旁边只是赔笑，他不主张，不表态，他也不解决工钱的事。
一辈子没有脾气的妈妈从此不再跟陈阿姨来往，但还是说“她男人还好”，因为他当时在旁边是笑着的。
大舅在宜昌撑了一年多，这最后一件事使他扔下一切不辞而别。他回广东之后才写信来，说他回去了，留下的摊子交给姐姐去收拾。
我的一件白色、衣领滚细黑边的外套，是我在橱窗里看到，大舅依样给我做的，穿了好几年。他走后，我对衣服的憧憬渐渐多了，高三时看中一块赭红色树叶图案的布，喜欢极了，自己画个图样找裁缝做连衣裙，去取则千难万难，跑了十多趟，总是还没做。终于取到，穿了一些天，突然发现裙身的布做反了，里面才是正面。我没有再去找裁缝，就这么穿了。
2022、1、10–14
作者：蔡小容
编辑：钱雨彤
我是舅舅的什么辈分
图／新华社
正午时分，放学了。我在回家的路上总会走进一家小布店，看看柜台里我喜欢的一匹花布，想象把它做成一件衬衫。这件假想中的衬衫就透明地飘浮在正午的阳光里，跟随我回家。
仅是想想而已。一年前大舅才给我做了一件衬衫，还新着。他是个手艺很好的裁缝，从广东来宜昌做了一年多，不如意，回去了。他特意给我这件衬衫做了新式的西装领，其实我想要一件普通样子的衬衫，小尖领、修身合度，于普通中显出美与不凡。
那时候添置衣服很少买成衣，都是扯布来做。也不完全找裁缝做，只是请他们裁剪，妈妈再用缝纫机把那些衣片连缀起来。裁是一个价，做是一个价，在能力的范围内尽量节省。找裁缝也是就近，那几年，妈妈总是找我家对街一排平房里的一个女裁缝。她有三十来岁，脸庞长得很好看，眼睫毛黑黑的，说话十分和气，找她做衣服的人不少。傍晚了，天黑下来，我站在她店里，对面墙上有一面镜子，恰好映出我的脸。是镜子的缘故还是光线的缘故，镜子里的女孩沉静秀丽。我家的穿衣镜是个哈哈镜；那面小圆镜呢，把我的脸挤成一个臃肿的圆；另一面椭圆镜从中间裂开了，我的脸在裂缝中拼合，呆且蛮。这裁缝店里镜子中的我，是我吗？她在案板边裁衣服，一边说些家常话，她的腰身有些粗了，穿着宽身连衣裙，颇有一种女性的温润妥帖。
但是，她手艺不行。她做的衣服经常不合适，这里那里有问题，这是经过了数年的经验，直到我能够明确地做出这个判断，才说出这个结论的。之前大多是她裁剪、我妈妈做，做出来的衣服不大好看，难说是她没裁好，但她做的成衣也时常需要返工，返工她的态度依然好，就改改，改不好再改。跟别人比比也能明了：为什么别人的连衣裙那么合身，腰是腰摆是摆的？她给我做的衣服都没什么形状。我高中毕业，做了一批衣服上大学，其中一条好料子的长裤，妈妈是请她做的，证明了我越来越看清的问题——那条呢子长裤，裤腿极肥，裤裆极浅，肥是难看，浅是难受，那道裤沟勒得我太难受了。放假带回来找她改，改不好，那条裤子没法穿，浪费了。她几乎每件衣服都没做好，而妈妈一直找她做，这不奇怪，我知道我妈；可为什么她的生意挺不错呢？她还被评为先进个体经营户，店里挂着奖状。
我的舅舅是个很好的裁缝，却没能在宜昌做下去。
大舅的手艺是自学的。他曾托妈妈买服装裁剪的书，寄给在镇上开小杂货店的小舅，再转给乡下的他，他自己琢磨着，就成了一个裁缝。我九岁那年跟妈妈回乡探亲，那时他三十出头，刚刚结婚。舅妈是山里姑娘，在某个场合见过大舅之后自己跑来找他，表示愿意跟他。她长得很像电影《红牡丹》里的红牡丹，我家墙上就贴着那张电影海报，“她”骑马，回眸一笑。
姜黎黎主演的电影《红牡丹》（1980）
1984年，大舅带着妻子，和襁褓中的二女儿，从广东来到宜昌。我当时不懂那么多，所以能懂得他们的简单想法：投奔姐姐，彼此照应；现在则一眼就看出不可行。
妈妈帮他们在珍珠路找好一处临街房，租了其中一间，跟房东合住，既是住处也作门面。一间房，缝纫机放中间，一大块案板靠墙，上面摊着布料，做好的衣服挂起来，布帘后面搭铺给妻女睡，舅舅夜里睡案板。他让我帮他画一幅招贴画，我先用铅笔描再上水彩，显得太浅淡，在街面上完全不显眼。画招贴得用水粉纸、水粉颜料，大刀阔斧地画。“时新服装店”这名字也太循规蹈矩了，开店做生意，我们都欠泼辣。
妈妈领着她的大弟到她上班的店里去，介绍给她的同事们：这是我的弟弟，来宜昌做裁缝，手艺很好，你们要做衣服可以找他。妈妈的单位是个五金小商店，小店而吃大锅饭，干与不干一个样。妈妈肯干，当组长，有顾客来她总是第一个迎上去接待，问、答、拿、换、收钱、记账、理货、盘存，样样操心，同事们多清闲地聊天、打扮、逛街、买东西、擦自行车，上班能把啥事都干了。很快同事们就送了布料来，都是人情，不收钱，还要加倍做得好，方能开局。
我们也都穿上舅舅做的衣服了：我和妹妹的衬衣，爸爸的中山服，妈妈的黑呢大衣。我那年十二岁，对衣服还没有起兴，不甚在意。熟人们拿着衣服里里外外地看，说他做得真是过细呀，这线走得多直，针脚多密，这里那里都是手工缝的，纽扣钉得端正结实，扣眼锁得一丝不苟。
每件衣服他都精工细作，又花时间又花心思，所以他做得很慢。他也是个慢性子，脾气好到没有脾气，和妈妈一模一样，就是那种人家怎么对他都可以的人。不同的是，他爱交朋友。在外面认识了一个人，就邀请人家来我们家玩，引人家参观客厅、房间、阳台、卫生间……唉，我们家有什么可参观的呀，跟他的裁缝铺一样寒窘，星期天下午我爸爸在家睡觉，他带着人来推门参观了。
妈妈说：“家乡人就是这样的呀，待客人好热情呀。”
我不太知道大舅的生意怎么样。有一天晚上我去过他的铺子，邻居端着饭碗来串门子，边吃边跟他聊天：“这是你老婆呀？——多美丽呀！不错不错。”他用了“美丽”这个高于日常口语的词，把孩子背在背上做家务的舅妈莞尔微笑。聊天不耽误做活，但熟人多了会耽误，房东全家都有衣服要做了，不妨碍涨房租。舅妈带着孩子先回广东了。
裁缝铺普遍都是到了说好的时间衣服没做好。我们找裁缝做衣服，一趟趟地白跑，被裁缝一句话打发走，隔天再来。舅舅的脾气那么软和，估计只有被顾客数落，他只会笑，活儿堆成山，他太慢太仔细。熬夜做活做得晚了，早上又起不来，我爸爸偶尔来他这里，就看见日上三竿了，他才从案板上起身。
他有时来我们家，帮忙洗洗衣服，一起吃顿饭。后来跟我爸爸处不好，我爸爸跟谁都处不好，各人都难过了。他写回老家的信，让老家人知道了姐姐原来过得不太好，身体很差，单位上受累受气，家庭也不睦。
次年夏天，妈妈的熟人陈阿姨把大舅叫去她家里做衣服。陈阿姨是广西人，是妈妈的同乡带来的朋友。远在千里之外，广东和广西就显得亲近了，我从小就认识陈阿姨，也常去她家玩。她女儿考上大学了，要置办四季衣服，她就计划着把全家的衣服都一并添置了。
大舅在陈阿姨家做了十天半个月。陈阿姨在中学里做后勤，她丈夫是中学老师，他们家在学校里，所以她上班也差不多在家里，一边看大舅做衣服，一边做家务聊天。那十来天，天天都是三顿稀粥，就些小菜咸菜。
大舅中途回家时，妈妈问他：“她给了钱没有？”
他不吱声。估计谈都没谈钱的事。
妈妈说：“那你就不去了，说忙不过来。”
他还是去，多日都在她家里，晚上回裁缝铺补活儿，睡觉。
他把陈阿姨全家的衣服都做好了。工钱，一个也没有，她根本就没提工钱的事，他肯定也没提，他就是这样的人，熟人嘛，怎么好说钱的事，她就算要给只怕他还要推让。她也是同样想法，熟人嘛，说什么钱的事，让他做好了够女儿大学四年穿的衣服，以及全家人的衣服，事情就算完了。
然后大舅不见了，妈妈到处找不到他。上陈阿姨家去找，陈阿姨变脸了。“你的弟弟不见了，关我什么事？”就吵起来，陈阿姨的丈夫在旁边只是赔笑，他不主张，不表态，他也不解决工钱的事。
一辈子没有脾气的妈妈从此不再跟陈阿姨来往，但还是说“她男人还好”，因为他当时在旁边是笑着的。
大舅在宜昌撑了一年多，这最后一件事使他扔下一切不辞而别。他回广东之后才写信来，说他回去了，留下的摊子交给姐姐去收拾。
我的一件白色、衣领滚细黑边的外套，是我在橱窗里看到，大舅依样给我做的，穿了好几年。他走后，我对衣服的憧憬渐渐多了，高三时看中一块赭红色树叶图案的布，喜欢极了，自己画个图样找裁缝做连衣裙，去取则千难万难，跑了十多趟，总是还没做。终于取到，穿了一些天，突然发现裙身的布做反了，里面才是正面。我没有再去找裁缝，就这么穿了。
2022、1、10–14
作者：蔡小容
编辑：钱雨彤
我是舅舅的什么亲戚
（作者舅舅与母亲1993年在大明湖畔的合影）
民俗有一说：“姑舅亲，亲上亲，打断骨头连着筋。”记得小时候，准确地说在文革时期，只要家人偶尔提到舅舅这个字眼，就会有一种“寒蝉”效应。我越想知道为什么这么讳莫如深，家人，尤其是母亲就越不告诉我，而我就越想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母亲才慢慢道出事情的原委。
母亲家中姊妹五个，母亲行大，舅舅行二，下面是我的三个姨。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旧社会，日子过得很不安定。据说舅舅年轻时长得一表人才，个头和父亲差不多高，所以，父亲有什么新衣服也愿意给舅舅穿，还帮着舅舅找过几次工作，但都朝不保夕。为了混口饭吃，加入了国民党军队的空军地勤部队，1948年济南解放前夕，国民党守军节节败退，舅舅随部队从济南退到徐州，又从徐州退到了台湾。自此，与大陆亲人音信全无。
1993年10月的一天，二姨来到我家告诉母亲：“俺哥哥从台湾回来了，先找你家没找到，又七拐八拐地找到我家了，都这么多年了，他长得什么模样也没有印象了，你去认一下吧。”母亲一听，一激灵从椅子上站起来忙问：“你哥哥现在在哪里？”二姨回答：“住在济南饭店。”第二天，我陪着母亲还有几个姨及表妹表弟，来到济南饭店与舅舅相见。相隔45年，虽历经岁月沧桑，彼此容颜已改，但那看不见摸不着的血缘，让他们一见面就抱头痛哭，母亲看着舅舅额头上的一块伤疤对二姨等人说：“没错，这就是咱家的大小子，这块疤是他小时候调皮的时候磕的。这就是你们的哥哥。”一句话说完，姊妹几个哭得更响了！因为，这些年来虽然她们嘴上都不提舅舅，但心里却总是嘀咕，舅舅可能早就已经不在人世了。如今，不仅见到大活人了，而且还见着了陪舅舅一起来的他的大儿子鲁民。当天晚上，我们就在当时仅接待外宾和华侨的济南饭店吃了一顿团圆饭。并确定，舅舅在我家和几个姨家轮流做客。
舅舅来我家时，母亲早就准备好了三炷香，让我拿着一瓶酒，来到楼后面的一块空地上，我替母亲点燃了那三炷香，又往地上倒了一圈酒，母亲带着舅舅冲着西南方向，摇一摇手中的香火说道：“爸爸、妈，俺弟弟来看你了，你老人家保佑俺们一家人都平平安安！”话音未落，舅舅早已泣不成声。
我为了让舅舅吃得“高级”一点，特意准备了蒸海蟹、清蒸鱼、炒花蛤、牡蛎蛋花汤、鲜粉皮拌黄瓜等，还特意用泰国香米蒸了米饭。可舅舅对我做的那几道“硬菜”基本没动，倒是对那盘凉拌菜很感兴趣，成了最好的下酒菜。我问他是不是做得不可口，舅舅却说：“这些东西天天可以吃到，品质比这个还要好。”我明白了为什么那盘凉菜受欢迎的原因。
舅舅的情绪没有因为菜的品质不高受到影响，反而与母亲相谈甚欢。原来，舅舅思念家乡及亲人心切，曾在两岸关系刚松动时来过济南一回，但是，因为信息不对称，留下的参照物不多，所以无功而返。不幸的是，回台后他患了脑血管疾病中风在床不能动弹，经过多方治疗，终于能下地行走，但留下了右腿走路不利索的后遗症。舅舅曾对他的家人说，我就是爬也要爬回大陆去看看我的父母和姐姐妹妹，因为，大陆是我的根。
舅舅住在台南市的“眷村”，那是1948年由大陆撤到台湾的军人居住的地方，舅妈是土生土长的闽南人，是个精明强干的生意人。他们两个人共生育了两男两女四个孩子。为了让后代记得自己的根在大陆，舅舅在起名时，在每个孩子的名字里都加有一个鲁字。
我单位领导听说舅舅从台湾来，提出要见他一面，并与他共进晚餐，舅舅闻听十分高兴。席间，舅舅谈兴很浓，在聊到统独话题时，他以一个国民党老兵的身份说到：“我是从大陆败退到台湾的，台湾有什么资格独立呢？”一番话，说得在座的领导和家人都为舅舅鼓掌。
虽然舅舅他老人家早已作古，坟墓远在海峡那头，但他的根在海峡这头。我想告诉舅舅的是：随着祖国的日益强盛，两岸统一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舅舅的心愿也一定能够实现！这是历史的潮流，是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的。那一湾浅浅的海峡，不会成为永远的乡愁！
怀念舅舅！
作者简介：臧景亮，山东济南人。钟情于文字，醉心于创作。少量文学作品散见于各媒体。
壹点号 风清云淡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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