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与此同时，司法实务中，被害人谅解作为酌定量刑情节适用的例子并不少见。以寻衅滋事罪为例，《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就规定，行为人认罪、悔罪，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或者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可以从轻处罚;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但同样的法条，在实践中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景。
情景一，被告人为了少判刑，希望得到受害人家属谅解。受害人家属以此要挟，要求天价赔偿。
情景二，被告人仗着有钱，威逼利诱受害人家属，花钱消灾。
你看法律面前，平等不容易吧。
而导致这个情况发生的根本，怕是在于附带民事赔偿金额范围实在是少得可怜。
根据刑事法律规范的相关规定，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应限于物质损失，不包括精神损失。单独或附带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不予受理。其赔偿项目为：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误工费，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造成残疾的)，丧葬费(造成死亡的)等。
对比于民事赔偿，根据民事法律规范的相关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的，赔偿义务人应当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受害人因伤致残的，赔偿义务人应当赔偿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如果上面的文字表述还不直观，咱们看个案例。咱找个北京的案子。
朱居平故意伤害案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高建全不能正确处理矛盾纠纷，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依法应予惩处。鉴于本案系因民间矛盾纠纷引发，高建全作案后明知他人报警仍在现场等候，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有自首情节，故可依法对其从轻处罚。故认定高建全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赔偿被害人家属丧葬费、误工费、交通费等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52519元。
致人死亡最终赔了5万多，这与民事赔偿死亡案件中动辄一百来万的赔偿金相比，实在是寒碜。
这里头的公平实在是有待商榷。一部分法学家认为，被害人家属的精神慰藉已经从罪犯失去自由或者生命中得到满足。罪犯都坐牢了，已经付出代价了，还能怎么样呢?但是反过来想想受害者家属呢?被害人的离世或者残疾的确将影响未来的生活，要求赔偿被扶养人抚养费有可不可呢?更别说巨大的心理创伤岂是对方坐牢或者死刑就能抵消的，精神损害赔偿怎么不能要求了?
刑事犯罪赔偿范围一直被各界诟病，但因为刑事犯罪毕竟是社会的小部分，并未引起社会大众广泛讨论。笔者也不知何时何日，我们的刑事赔偿范围可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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