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成本是否扣除，犯罪成本是否计入违法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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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成本低是什么意思
我叫川烈，是一名UP主（指在视频网站、论坛等上传视频、音频文件的人）。2023年8月，我遭遇了一场令人胆寒的“开盒”事件。当时，我和家人的户籍信息被公然置顶在一个拥有1.4万余人的TG（境外社交平台Telegram）群里。随后，我的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隐私信息也被曝光。这些信息如同病毒一般，迅速在国内各大社交平台和短视频平台上疯狂传播。
那段时间，我和家人的生活陷入了无尽的黑暗，骚扰电话和短信如潮水般涌来，恶意P图威胁更是接踵而至，各种恶毒的话语让我们苦不堪言。
为了结束这场灾难，我发视频揭露此事，没想到却被人举报下架。但我没有坐以待毙，决心反击，想用自己的经历为所有遭受“开盒”侵害的人探出一条维权之路。我深知，他们“开盒”我的目的，一方面是打击报复，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拿我“树招牌”招揽生意、进一步贩卖户籍信息。若不将这些不法分子绳之以法，将会有更多无辜的人成为受害者。
在下定决心维权后，我聘请了律师，随后前往当地派出所报案。然而，立案并没有那么顺利。我在2022年6月和2023年2月就曾因被“开盒”骚扰报过案，当时是以干扰正常生活为由报案，却一直没有进展，如果还以这个案由报案，大概率还是石沉大海。而若按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由报案，同样难以立案，因为法律对认定标准有明确的数量要求，比如行为人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行踪轨迹、通信内容等信息50条以上，或其他个人信息5000条以上等，我所掌握的信息远远达不到这个标准。
后来经过不懈努力，最终成功找到了新的突破口——那些人恶意散布我和家人的户籍信息，还进行恶意辱骂、P图、造谣，这些内容的浏览次数都以万为单位，情节极其严重，完全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就这样，我成功以寻衅滋事罪立案。
但这个“开盒”团伙只在TG上活动，且仅在TG上售卖户籍信息。而TG的服务器不在国内，网警想要定位他们的聊天内容和IP地址难度极大。为了协助警方，我多次佯装与他们交易，历经波折，终于成功套取到他们交易用的收款码、交易账号以及国内的手机号码。我将这些关键信息提供给警方，相关TG群被成功封禁，警方也抓获了一大批与“开盒”相关的人员。
2023年底，网信部门下达了一系列针对“网络开盒”的政策；2024年，公安部开展了“净网”专项行动，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们遭受“开盒”威胁的风险。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开盒”现象又死灰复燃，再度泛滥起来。因为国内App大多需要绑定电话号码，而电话号码关联实名信息，实名信息又与户籍信息挂钩，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个人实名信息就可能被录入外网的“社工库”，只要花钱就能随意查询。
在将自己的经历社交平台后，每天我都会收到许多“被开盒者”的求助信息。当真正了解“开盒”后我发现，虽然“开盒”难以完全避免，但也并非毫无应对之策，提高犯罪成本才是解决“开盒”问题的根本之道。只有让那些泄露、贩卖公民个人信息的不法分子依法受到应有的惩罚，他们才不敢继续作恶。
（本报记者孙天骄整理）
来源： 法治日报
犯罪成本太低,法治就得不到相应文明
春节期间
亲朋好友聚会增加
酒驾醉驾易发多发
酒后驾驶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
醉驾更是涉嫌犯罪，社会危害性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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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昭通警方
犯罪成本低的后果
光明网讯（记者 孙满桃）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3月25日对外发布《涉食品、药品犯罪案件审判白皮书（2019-2024年度）》，通报朝阳法院涉食品、药品犯罪案件审判的基本情况。
白皮书显示，2019年至2024年，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共审结各类涉食品、药品犯罪案件108件。其中，2019年46件，2020年20件，2021年13件，2022年3件，2023年16件，2024年10件。从案件数量上看，随着前端治理力度加大，进入审判阶段的涉食品、药品案件数量有所回落，但案件规模及影响引起的关注度明显增加。
白皮书显示，涉食品、药品犯罪的行为人进行原料供应、生产、物流、销售等链条式分工，跨区域作案，呈现网络化、技术化趋势，且不断升级迭代。
在生产环节，行为人通常选址居民房、郊区、地下室等隐蔽场所设立“黑作坊”“地下工厂”等进行生产，使用伪劣或未经批准的原材料，例如进购国家为防控疾病禁止输入的肉类及其制品；通过使用虚假标识或冒充正规企业，除在农村集市、小商品店等线下销售外，还通过电商平台、社交媒体等新型渠道进行线上网络销售。行为人进行数据和信息的“去痕化”，使用虚假身份等，利用电子支付工具、境内外物流等方式，实现交易、物流与支付的网络化，增加查处难度。
白皮书指出，行为人运用高科技手段和反检测技术，在食品领域通过非法添加化学物质如瘦肉精、滥用添加剂等；药品领域通过仿制高端药品、伪造药品标识，甚至利用生物技术制假，技术性显著增强。
白皮书显示，个体经营者或流动商贩，利用简易生产设备形成“小作坊”式生产或销售假冒伪劣食品或药品，如将自购散装白酒装瓶，并加贴假冒的“牛栏山”等注册商标标识，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等。企业实控人、员工等共同实施犯罪，药厂员工违反职业道德，私自制造“安宫牛黄丸”。犯罪主体逐渐从线下摊贩演化成网络商贩，微商、电商等通过网络平台或社交群销售“三无”产品。
实践中，产业链主体分工明确，共同参与相关犯罪，如物流从业人员明知违法，仍提供运输服务；电商平台未尽审核义务默许商家销售伪劣产品；广告公司为伪劣食品药品制作虚假宣传内容；检测机构出具虚假报告等，对于链条中非直接参与生产、销售的相关人员如何处罚，是司法实践中难题。
白皮书显示，涉食品、药品犯罪成本低、收益大是此类犯罪高发的重要原因。行为人实施涉食品、药品犯罪，经济成本低廉、技术门槛低，如使用劣质原料，在牛肉中违法添加克仑特罗成分。作坊式生产设备简易，如用封口机、印章等完成假药的灌装或食品加工；仿制与造假技术简单，假冒知名品牌包装可通过普通印刷完成，防伪标识仿制难度低；非法添加成分如西布曲明、激素等无需复杂工艺。售价与成本差异悬殊，暴利空间巨大，添加西布曲明的减肥药成本10元/盒，售价可达数百元。
北京朝阳法院表示，今后将继续保持对涉食品、药品犯罪严厉打击的高压态势，突出打击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特别是老年人、中小学生、婴幼儿生命和健康等特定人群的涉食品、药品犯罪，突出打击利用网络、电商平台、社交媒体、电视购物栏目等实施的涉食品、药品犯罪，突出打击社会影响恶劣的涉食品、药品犯罪，在罚金数额、量刑期限的打击力度上继续从严。
来源： 光明网
犯罪成本是否计入犯罪数额
我叫川烈，是一名UP主（指在视频网站、论坛等上传视频、音频文件的人）。2023年8月，我遭遇了一场令人胆寒的“开盒”事件。当时，我和家人的户籍信息被公然置顶在一个拥有1.4万余人的TG（境外社交平台Telegram）群里。随后，我的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隐私信息也被曝光。这些信息如同病毒一般，迅速在国内各大社交平台和短视频平台上疯狂传播。
那段时间，我和家人的生活陷入了无尽的黑暗，骚扰电话和短信如潮水般涌来，恶意P图威胁更是接踵而至，各种恶毒的话语让我们苦不堪言。
为了结束这场灾难，我发视频揭露此事，没想到却被人举报下架。但我没有坐以待毙，决心反击，想用自己的经历为所有遭受“开盒”侵害的人探出一条维权之路。我深知，他们“开盒”我的目的，一方面是打击报复，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拿我“树招牌”招揽生意、进一步贩卖户籍信息。若不将这些不法分子绳之以法，将会有更多无辜的人成为受害者。
在下定决心维权后，我聘请了律师，随后前往当地派出所报案。然而，立案并没有那么顺利。我在2022年6月和2023年2月就曾因被“开盒”骚扰报过案，当时是以干扰正常生活为由报案，却一直没有进展，如果还以这个案由报案，大概率还是石沉大海。而若按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由报案，同样难以立案，因为法律对认定标准有明确的数量要求，比如行为人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行踪轨迹、通信内容等信息50条以上，或其他个人信息5000条以上等，我所掌握的信息远远达不到这个标准。
后来经过不懈努力，最终成功找到了新的突破口——那些人恶意散布我和家人的户籍信息，还进行恶意辱骂、P图、造谣，这些内容的浏览次数都以万为单位，情节极其严重，完全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就这样，我成功以寻衅滋事罪立案。
但这个“开盒”团伙只在TG上活动，且仅在TG上售卖户籍信息。而TG的服务器不在国内，网警想要定位他们的聊天内容和IP地址难度极大。为了协助警方，我多次佯装与他们交易，历经波折，终于成功套取到他们交易用的收款码、交易账号以及国内的手机号码。我将这些关键信息提供给警方，相关TG群被成功封禁，警方也抓获了一大批与“开盒”相关的人员。
2023年底，网信部门下达了一系列针对“网络开盒”的政策；2024年，公安部开展了“净网”专项行动，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们遭受“开盒”威胁的风险。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开盒”现象又死灰复燃，再度泛滥起来。因为国内App大多需要绑定电话号码，而电话号码关联实名信息，实名信息又与户籍信息挂钩，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个人实名信息就可能被录入外网的“社工库”，只要花钱就能随意查询。
在将自己的经历分享到社交平台后，每天我都会收到许多“被开盒者”的求助信息。当真正了解“开盒”后我发现，虽然“开盒”难以完全避免，但也并非毫无应对之策，提高犯罪成本才是解决“开盒”问题的根本之道。只有让那些泄露、贩卖公民个人信息的不法分子依法受到应有的惩罚，他们才不敢继续作恶。
整理｜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孙天骄
来源｜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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