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确定性规则,确定性规则和任意性规则

（一）先秦汉语连词“苟”的语义及使用情况

马建忠在《马氏文通》中提道“‘若’‘苟’‘使’‘如’‘设’‘令’‘果’‘即’‘假’‘借’诸字，皆事之未然而假设之辞，亦为推拓连字，惟以连读而已。而诸字单用，先后乎起词者不常。”“诸所引节，始则以设辞一推，继以‘虽’字一跌，而后折收本意。句法尽同，最为可法。”举例如下：

《马氏文通》所云“设辞一推”“‘虽’字一跌”，均为构成假设句的必要前件，马建忠认为这种句法在汉语中是富有规律性的。

根据龚波的研究，现将上古汉语“苟”的基本分布和用法做成表1。

首先，“苟”表示条件还是假设，对文意的理解至关重要。根据马林可的研究，龚波将汉语中条件与假设的区别以表2示之。

其中，例（3）属于假设句；例（4）为充分条件句。以上例句中都有连词“苟”，只是所处语境不同，便出现了语义理解上的差异。如例（4）b，也是古汉语教学中的经典例句，不同的《古代汉语》教材对该例的理解有所不同，大多数教材将“苟”释作假设连词“如果、一旦”等。从形式上来看，上述4例中的“苟”表示假设关系还是条件关系没有区分标志，“苟”后面跟着的都是普通的谓词性成分，从结构上无法加以区分。何乐士指出《左传》中“苟”作连词共64例，并论述了“苟”与“若”的区别，认为“在运用的范围上，‘若’用得比较广，‘苟’用得比较窄。‘苟’含有‘只要……’之义，对假设的条件限制性强，整个复句表示‘只要……，就（或‘一定’）……’。表现出对假设句所含条件的严格选择和强调”。梅广将“苟”归入“表条件的假设标记”，举《左传》、《国语》和《论语》用例数条。龚波结合上古汉语假设句句法标记的使用特点、语法特征等，辨析了“苟”与“如”“若”的异同，强调“苟”可表必要条件的用法，并尝试分析了该用法的来源。从汉魏古注开始，一直到近古乃至今天，大多数学者均以“诚”释“苟”，如《孟子》中“苟”用作连词共18例，东汉赵岐以“诚”释“苟”就有14例之多。再如：

关于古汉语假设句的变化，孙良明有所揭举，“原文有表假设义的‘苟’字，注文换以‘诚’字”，并指出“‘诚’替换‘苟’，……‘苟’同训为‘诚’，可以看出‘苟’的假设义用法在东汉时代已经消失”，如：

（6）天苟有吴国。（《公羊传·襄公二十九年》）何休注：犹曰天诚欲有吴国。

（7）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战国策·秦策一》）高诱注：苟，诚也。

从古注和今人的研究来看，仍存在以下问题：

其一，以“诚”释“苟”，二者语义是否相等？是语境训释还是语义训释的问题？“诚”对“苟”是否属于替换？

其二，“苟”的充分条件连词用法的来源是什么？充分条件与假设当如何区分？

（三）从语义确定到阐释确定

孟琢梳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语法分析对传统训诂方法的革新和发展，指出“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发展，语法对训诂的意义也充分凸显出来”，“语法学充分推进了‘语境索义’训诂方法的发展”，并提道：“杨逢彬的相关研究，代表了自语法通训诂的最高成就，让经典文本语境的考察具备了严密可信的语言规则。”以下结合训释材料试发“苟”字之确解，通过重点虚词的训释是正语义，并挖掘语法通训诂之于典籍释义和经典阐释的必要性及其价值。

何晏集解云：“孔（安国）曰：‘苟，诚也。言诚能志于仁，则其余终无恶。’”皇侃义疏：“苟，诚也。言人若诚能志在于仁，则是为行之胜者，故其余所行皆善，无恶行也。”朱熹集注：“苟，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诚在于仁，则必无为恶之事矣。杨氏曰：‘苟志于仁，未必无过举也，然而为恶则无矣。’”杨树达《词诠》释“苟”为“假如”，在《论语》语言研究方面颇有代表性的杨伯峻、杨逢彬等学者均以“苟”为假设连词，解为“假如”“如果”。古注基本都是以“诚”释“苟”，今人大多将注释中的“诚”理解为“假如”“如果”。只有少数学者做如下训释，值得注意。

清俞樾《群经平议》卷三十：“上章云‘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此章云‘苟志于仁矣，无恶也’，两章文义相承，此‘恶’字即‘能恶人’之‘恶’。盖仁者之于人，好所当好，恶所当恶，所谓能好人，能恶人也……故又言此以申明上意，见不特仁者如是，人苟志在于仁则亦必无恶人之念矣。”

清王闿运：“苟假声近通用，上言仁者能恶，嫌仁者当用恶以绝不仁，故此明其无恶。仁者爱人，虽所屏弃放流，皆欲其自新务于安全。不独仁人无恶，但有志于仁皆无所憎恶。”

（日本）竹添光鸿《论语会笺》：“笺曰：中井曰：‘苟，如字，不理他之辞。言仁一事便了，其他有未尽者不论也。“诚”字，古以发语者，意甚轻，如《孟子》“诚有百姓者”是也，与“苟”相近，故古注“苟”训“诚”，《集注》沿之，乃以为“诚实”之义则失之。’……大抵去恶不如求善，去疾不如养元气。天下之理一矣。唯志在于仁，则自然无恶。”

从以上俞樾、王闿运、竹添光鸿等学者的注释可见，注解该例时的共同点体现在关键训释词“不特”、“不独……但”和“唯”，俞樾已指出要充分结合语境来理解此句，如要充分结合前章“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上下文义相承，“唯仁者能好人”中“唯”是古汉语中常见的限定副词，强调唯一性、排他性。“苟志于仁”系紧承上文“[唯]仁者能好人”而来，前后形成一个完整的照应，可见“苟”的语义包含与“唯”照应的义素，也就是“+[唯一]”“+[仅、只]”义素，该义素是从限定的角度强调条件，致使“苟”发展出表示充分条件关系和相应语义的用法。

蒋绍愚《论语研读》也明确指出此例中“苟”当表条件，认为“‘仁’并不是高不可攀的，只要有志于仁，就可以达到”，并结合文献内证从语义的关联上验证了此说。蒋绍愚此说明确了运用语法手段疏通文义之于经典阐释的重要价值。龚波引此例，认为：“‘无恶’的充分条件是‘志于仁’，意思是说，只要有志于仁，就不会有恶，满足了‘志于仁’的条件，就会有‘无恶’的结果。”由此可见，上引诸位学者通过对前后文语境的整体把握，解决了具体语境中“苟”的语义及功能，对“苟”的解释更接近文本原义，也准确地解读了孔子表达的意图。在儒家学者的认知中，“仁”从来都不是难实现的，用连词“苟”表示充分条件能体现出儒家观念内涵的确定阐释。再如：

关于“苟有过，人必知之”的训释，孔安国注：“以司败之言告也。讳国恶，礼也。圣人道弘，故受以为过。”孔颖达正义：“巫马期以司败之言告孔子也。孔子初言昭公知礼，是讳国恶也。讳国恶，礼也。但圣人道弘，故受以为过，言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也。……孔子所言，虽是讳国恶之礼，圣人之道弘大，故受以为过也。我答云孔子得巫马期之言，称己名云：是己幸受以为过。故云：‘苟有过，人必知之。’所以然者，昭公不知礼，我答云知礼。若使司败不讥我，则千载之后，遂永信我言，用昭公所行为知礼，则乱礼之事，从我而始。今得司败见非而受以为过，则后人不谬，故我所以为幸也。”朱熹《论语集注》：“孔子不可自谓讳君之恶，又不可以娶同姓为知礼，故受以为过而不辞。吴氏曰：‘鲁盖夫子父母之国，昭公，鲁之先君也。司败又未尝显言其事，而遽以知礼为问，其对之宜如此也。及司败以为有党，而夫子受以为过，盖夫子之盛德，无所不可也。然其受以为过也，亦不正言其所以过，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为万世之法矣。’”以上注释重点都是围绕孔子所说的“过”具体是指什么，结合历史背景进行了阐发和演绎，诸家分歧点也多在“过”的界定和范围，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句中孔子所说的“过”是指涉前文，而这一句的语义重点却是在“苟”和“幸”。

竹添光鸿说：“过字虚泛，不要一字染著。党君，观‘苟’字‘必’字，是泛就平日言，圣人说‘苟有过，人必知之’寓意最深婉，盖昭公而不知礼，何以娶同姓而知讳？公非不知礼者也，不能守礼耳。”竹添光鸿结合这段史实和当时鲁国所处的实际困境，分析了“陈司败”“昭公”“孔子”（巫马期）三方的是非功过：“司败此言，肆口讥诋，必在孟子卒之后。季氏不以昭公为君，不以夫人为小君，而司败复暴昭公之短，以谄季氏，而长其恶，君臣之义灭，则亦无所不至矣。孔子以知礼归君，以有过归己，非但为娶同姓讳也。所以愧司败儆季氏……圣人尚敬君如是，庶几乱臣贼子不敢厌薄君父，而自动于恶也。”据竹添光鸿解，孔子所言的“过”，实为已经发生的事，即已经出现的过错，可见此处并非假设语境。据此可知，“苟有过，人必知之”当理解为“（我）只要有了过错，别人一定会告诉我”，因此“丘也幸”，此“幸”即为幸运之幸。

何金松《虚词历时词典》收“苟”有“只要”义项，引此例。龚波也提道：“‘有过’是‘人必知之’的充分条件。只要‘有过’，别人一定‘知之’，满足了‘有过’的条件，就会有‘知之’的结果。”

此例孔颖达正义：“苟，诚也。诚如子之不贪欲，则民亦不窃盗。非但不为，假令赏之，民亦知耻而不窃也。今多盗贼者，正由子之贪欲故耳。”杨逢彬译为“假如您不贪，就是奖励偷盗，他们也不干”。孔颖达疏解中将“诚”进一步理解为“诚如”，即假设连词“诚”“如”的并列结构，孔疏中还补充了一句“今多盗贼者，正由子之贪欲故耳”，可见“欲”为实际发生的事，是客观地指出季康子的德行品质，所以此例中的“苟”也非假设，而是强调语义上的条件，只要达到“不欲”的条件，就不会再出现偷盗。

《论语》中6例“苟”，除上述“志于仁”“有过”“子之不欲”外，还有“有用我者”“正其身”“患失之”。在《孟子》中，我们能看到“苟”后连接的条件有“为善”“行王政”“充四端”等。《论语》中“苟”连接的条件往往是儒家所倡导的“仁”“正”类君子的修身入世之道，到了《孟子》中，“苟”连接的条件仍有这些，只是范围有所扩展，表现出“苟”功能的扩展。

（四）从来源及与“诚”的关系看“苟”的阐释确定性

古注多数以“诚”释“苟”，此训释最早来自《诗·唐风·采苓》“人之为言，苟亦无信，舍旃舍旃，苟亦无然”的毛亨传，毛传言：“苟，诚也。”郑玄笺云：“苟，且也。”对“苟”之解，传笺乖异。胡承珙《毛诗后笺》云：“‘苟亦无信，苟亦无然。’传：‘苟，诚也。’毛意以‘苟’为决辞，盖然者，是也；无然者，无是也。上言人之伪言，诚亦无可信矣！当舍之，当舍之，诚亦无是事理也。”陈奂《诗毛氏传疏》：“‘苟，诚’者，‘苟’与‘果’一声之转。故苟谓之诚，犹果谓之诚也。‘苟亦无信’，诚亦无信也。”后多以毛传为是，其实重点在于“苟”释为“诚”，在毛公的理解中并非便是假设，而是强调“诚”的“确信”义，后儒从之。此后近两千年，多是延续了将“苟”解为“诚”的传统，从语义上理解为假设。“诚”在先秦汉语中几乎不用于表假设，而是用作表示确认或肯定的语气副词。秦汉时期，“诚”的语义有所变化，产生了表示假设的连词用法，汉代训释学家正处在这种“诚”可表假设的语言环境当中，便以当时流行的假设连词“诚”训释先秦的“苟”，“诚”的假设连词用法消失后，后世不明此语法，再训释“苟”时便袭用了早期的训解，却下意识地忽略了二者之间的语义关联。“诚”在秦汉之际用作假设连词后，语义上多向“如”“若”类假设词靠拢，随着“苟”表充分条件用例的逐渐衰落，“诚”又很少用于表示充分条件，加剧了“苟”和“诚”表充分条件的用法的快速消亡。“苟”出现在否定的句式中时，其表示条件的用法则更为显豁，如：

关于“苟”的充分条件连词和假设连词的来源，已有相关讨论成果。总体而言，其来源当与其基本语义相关。吴昌莹：“《经传释词》曰：‘苟，诚也’，‘苟，且也’，‘苟，若也’，皆常语。苟犹‘但’也。苟，犹‘尚’也。衍曰：苟，犹‘但’也。《孟子》：‘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左传》文九年‘诸侯相吊贺也，虽不当事，苟有礼焉，书也。’昭五年‘苟有其备，何故不可。’六年‘小国之事大国也，苟免于讨，不敢求贶。’皆‘但’训也。”蒲立本即指出，“苟”在古汉语文献中最常见的用法是引进假设分句，不过它表示假设的意味比较弱；“苟”在这一位置上本来的意思是“如果，偶然”。

黄侃则简明扼要地指出了“苟”用法的来源问题，即：“苟，诚也。苟固之借”“苟，但也。苟顾之借”。所谓“苟固之借”，黄侃在此明确传统训释中的以“诚”释“苟”，沿用的是“诚”的“固”（即“确实、的确”）义；“苟顾之借”以“但”释“苟”，强调的是“苟”的“但”（即“仅、只”）义，突出了其限定性的特点。两相结合，明确了“苟”用作充分条件连词时的“+唯一性”“+已发生/完成”等义素特征。黄侃片语之间已深刻揭示了词义间的关系以及“苟”虚词义的来源，同时也明确了“通虚词达确诂”，进而准确阐释文义的路径和原则。

杨逢彬指出：“迄今为止的古汉语虚词研究，对于语言的系统性、历史性注意得还不够，有时将适用于训诂却未必适用于语法分析的同意互训、互文考证等直接加以应用。”语言的系统性、历史性及社会性在语法通训诂的路径上尤其应得到重视。在浩瀚的训释材料中，尤其需注意“语境-语义”“词汇-句法”的互动，紧扣从上古汉语的“综合性”向中古以降“分析性”的历史调整和变化。

（一）“所自邪也”的结构与文义的确定

（15）石碏谏曰：“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泆佚，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左传·隐公三年》）

该例记载了卫国大夫石碏就公子州吁的问题劝谏卫庄公的史实，历来对其中“所自邪也”的说解有分歧，本文拟从历史句法的角度试加探析。

对其文义的理解须重点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所”“自”的词性和用法特点；二是对“邪”的正确理解。例句中传文表面上没有什么问题，也不存在疑难词语训诂的问题，不过在“骄奢淫泆”、“宠禄”和“邪”的关系方面，存在着较为复杂的纠葛：到底何为缘由、何为结果？在文义和句法方面，我们认为尚有进一步诠释的必要。先看古人注解：

杜预注：“言将立为太子则宜早定，若不早定，州吁必缘宠而为祸。”孔颖达正义：“此四者之来，从邪而起。故服虔云‘言此四者过从邪起’是也。刘炫云‘此四者所以自邪己身，言为之不已，将至于邪，邪谓恶逆之事。’刘又难服云：‘邪是何事，能起四过？若从邪起，何须云“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宠禄岂是邪事，四者得从而来乎？且言“弗纳于邪”，惧其缘骄以至于邪，非先邪而后骄也。’”刘文淇认为“（孔）疏引服虔说，刘光伯（按：即刘炫）驳之。而谓四者所以自邪己身，邪谓恶逆之事”，其按语云：“《后汉书·班彪传》：时东宫初建，诸王国并开，而官属未备，师保多阙。彪上书曰‘春秋教子教以义方，不纳于邪。骄奢淫泆，所自邪也。’玩彪语意，自字亦作从字解。服说是也。”

杨伯峻注：“所自邪也”，“犹言邪所自也。谓由此四者，则必至于邪”；“四者之来，宠禄过也”，“意谓宠幸太过，其人必骄奢淫泆；骄奢淫泆则无事不邪”。杨伯峻、沈玉成分别将“所自邪也”译为：“骄傲、奢侈、放荡、逸乐，这是走上邪路的开始”；“骄傲、无礼、违法、放荡，这是走上邪路的来由”。

管燮初谈到介系宾语的语序（按：即介宾结构中介词和宾语的位置关系）时，认为此例为宾介格，即宾语在介词之前，将“所”视同代词，也就是说“所自邪也”相当于“邪自所也”，“所”指代前文的“骄奢淫泆”。何乐士考察了《左传》中“所介·动（宾）”结构，总计91例，其中“[所自·动（宾）]”仅1例，即“所自邪也”，认为该例“意谓骄、奢、淫、泆，就是人们由之变得邪恶的途径”；还指出“[所介·动（宾）]结构是一个名词性结构，‘所介’组成一个表示凭借、原因、工具、方法、目的、途径……的介词结构，再和动词组织在一起，表示动作的凭借、原因、工具、方法、目的等”结合介词的分工，“所自”用于表示“途径、原因”。对于这种结构的意义，何乐士强调应根据“所·介”的意义来理解，其中“所介·动（宾）”表示“动的所介”。

赵大明分析了“自”在《左传》中的分布和使用情况，其中介词用法（254次）是其最主要的用法，用作动词仅2例，其中1例即“所自邪也”。故依据杨伯峻“犹言邪所自也”的说法，他认为“自”为动词，意谓“起始、来源、源自”，句意即“骄奢淫逸，是邪恶所起始的根源”；还指出“有时表示原因的介词词组在判断句中作谓语，后面大多数有语气词‘也’或‘焉’煞尾”。例如：

朱城认为“自”可与“所”连用，与后面的谓词一起构成“所”字结构，“所自”连用，“所”的作用是指代，把后面的谓词变成名词性词组，“自”则介出动作行为的凭借和依据等。他举《左传》此例云：“‘自’介出‘邪’产生的缘由、根据。此言骄奢淫佚是邪恶产生的根源。”

（二）前人对“所自邪也”确定性的不同观点

章太炎《春秋左传读》“弗纳于邪”条对“所自邪也”有确定的解释和说明：

《后汉书》：班彪上言曰：“贾谊以为‘习与善人居，不能无为善，犹生长于齐，不能无齐言也；习与恶人居，不能无恶，犹生长于楚，不能无楚言也。’是以圣人审所与居，而戒慎所习。昔成王之为孺子，出则周公、召公、大史佚，入则大颠、闳夭、南宫括、散宜生，左右前后，礼无违者，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旷然太平。（以上诸文，皆与《贾子》谊合。）是以《春秋》‘爱子，教以义方，不纳于邪。骄、奢、淫、佚，所自邪也。’”此必叔皮引《左传训诂》之文，首数句偶与太傅所上疏同耳。《贾子·保傅篇》善作正，恶作不正，尤切。彼上文云：“故太子初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正与邪对。彼上文又云：“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然则此《传》之“邪”，太傅训为邪人也。故服子慎本贾为注云：“言此四者过从邪起，正言骄、奢、淫、泆四者，从近邪人而起也。”刘炫不解服谊，乃驳云：“邪是何事，能起四过？”谬矣。《传》下文又云：“四者之来，宠禄过也。”乃更发一谊，非以宠禄过即邪也。州吁既与不正人居，而不正矣，石厚更与州吁游，是将染州吁之不正矣，故石碏禁之，尤与碏语可互发。（《晏子春秋·内篇谏上》：“愿君教荼以礼，而勿陷于邪；导之以义，而勿湛于利。”彼文邪字，自是指不正言，非谓邪人也。彼亦谏废适立庶之语，而邪字之谊则异，然本相因而致，特语意各异耳。）

由上文可知，贾谊根据“习与善人居，不能无为善”“习与恶人居，不能无恶”“善作正，恶作不正”“正与邪对”等，认为“所自邪也”中的“邪”当为“邪人”；班彪认为“圣人审所与居，而戒慎所习”；服虔认为“四者过”（即骄、奢、淫、泆）从邪起，也就是从近邪人而起；刘炫认为“非以宠禄过即邪也”，对此，章太炎的意见是“邪谓不正，非邪人也”。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认为“邪所自也，谓由此四者，则必至于邪”。

（三）词序-句法综合互证下语义的确定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我们认为还当从“所”字说起。《说文解字·斤部》：“所，伐木声也，从斤户声。”段玉裁注：“伐木声，乃此字本义，用为处所者，假借为处字也。”刘淇认为：“所，处所也，借为语助，然凡云所，皆有所在，虽不为义，要自与而、以之属为别。”马建忠指出：“‘所’字常位领读，或隶外动，或隶介字，而必先焉，读有起词者，‘所’字后之。”据此，可以看出“所”字的特别之处：

其一，“所”字在某一种结构中（该结构不充当定语）起指示代词的作用，但不可单用，必须附在V前或嵌在主谓结构之间，指代该动词的对象或有关方面，却不是该动词的宾语，同时隐含着结构助词的作用，表明自身是中心语，其余的为修饰成分，比如：

（18）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晁错《论贵粟疏》）

其二，如果“所”字结构充当定语，则“所”丧失了指代作用，而仅有指示作用，其所隐含的结构助词的作用表明“所”字结构是修饰其后的中心语，如：

（19）取武阳所持图。（《战国策·燕策》）

据此，我们认为“所自邪也”当采用第一种解释：“所自邪也”中“所”一方面指代“自（何处/何物）”，另一方面又有一种结构助词的作用。然而这两种语义已经黏合在一起，不容易加以明确地分别，也就是说“所”字在这种虚化过程中，语义还处在黏合阶段，两方面的作用同时存在。

前文《马氏文通》指出，“所”作为“领读”，“以、与、为”这些词语要放在“所”的后面，构成“所以、所与、所为”等结构，可以统称为“所字结构”。也就是说，“所”字后面可以接动词、动词性结构、介词、形容词或主谓结构等组成以“所”字为中心的体词性结构，该结构一旦作定语，就丧失了指代作用。据笔者统计，《左传》“所”共出现468次，其中用作名词48次，其余都为“所字结构”，用例及次数分别如下（下标数字即该结构出现次数）：“所……者”19、“所谓”39、“所以”83、“所由”8、“所自”1、“所为”1、“所+其他谓词性成分”269。“所”字虚化之后没有独立的地位，必须附着在谓词之前，或组成一个固定结构，文义上有照应的作用，如：

（20）卫人所为赋《硕人》也。（《左传·隐公三年》）

（21）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左传·宣公三年》）

（22）不明弃共，百事不终，所由倾覆也。（《左传·昭公十三年》）

“所”字结构的指代作用是一种“泛指”，而非远指、近指，常常难以确定所指的具体事项。例（20）“所为”中“所”是指“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理解为“为所”，可以使上下文义成为一个整体，是说“赋”的缘由。例（22）“所由”中“所”指代前文“叔向曰：‘国家之败，有事而无业，事则不经。有业而无礼，经则不序。有礼而无威，序则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则不明。不明弃共，百事不终’”，是在说“倾覆”的缘由。同理，我们要分析的“所自邪也”例中，“骄奢淫泆”是“邪”的缘由，却不完全仅指这四者，因为“所”是一种泛指。这句话包含这样一种语义演变关系：骄、奢、淫、逸，所自，邪也→所自邪也，表现为一种语义上的过渡。

我们又统计了先秦时期30部文献，发现“所”后接“自”的用例共有45处，其中包括“自”为副词和“自”为介词两种情况。“自”用为副词时，明显同其所修饰的动词结合紧密，这时“所自V”结构应该是“所·自V”；当“自”用为介词时，这一结构实际上是“所自·V”。这些“所自V”结构中，“NP·之所自·V”式共24例，“其·所自·V”共13例，“NP/Pron·所自·V”共4例。《吕氏春秋》中即有“NP·所自·V”和“NP·之所自·V”的例子，如：

“其”相当于“名词+之”，上述三种结构形式在意义上是一致的，因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所自邪也”略近于“邪所自也”，理解为“邪之所自也”基本符合文义。

由此可知，上引几种观点当以章太炎、杨伯峻之说最为近是，而且从上下文义出发不难看出，该文段主要在强调由于“州吁越礼”，受到了不符合应该有的礼节制度的待遇，外人看来是“宠禄过”，这样就会导致“骄、奢、淫、泆”，这几个方面无疑会引导人逐步向“邪”发展。所以，这四个方面是“邪”产生的原因。此外，“邪”在《左传》中凡11见，其中“刑以正邪”3见，“邪”多用作名词，偶见形容词用法，未见动词用例，且11例“邪”都不充当谓语成分，根据文献内证或可推断“所自邪”中的“邪”不是动词，该结构也非“所·自·VP”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