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等残废的身高,三等残废和二等残废

法律普法百科 编辑:常诺凝

三等残废的身高,三等残废和二等残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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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残废是什么意思

澎湃特约评论员 守一

近日新华社报道,为了让孩子长高,一些家长开始为孩子注射用于治疗矮小症的生长激素,睡前在孩子腹部打一针,一天一针或一周一针,一针几百,一年下来花费上十万并不少见。

从报道来看,有些家长给孩子注射生长激素,确实是不得已。因为有些孩子生长素缺乏,这本身就是一种病,如果不及时进行药物干预,等到骨骺线闭合后,他们就会远低于正常身高。对于这些群体来说,生长激素是一种治病的药,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是理所应当的事。

可因为生长激素在“催高”方面的作用,一些家长也动起了歪心思,想让原本能正常长高的孩子更高一些,所以不惜花大代价来“鸡”身高。不可否认,在世俗的审美语境中,身高是衡量一个人身体条件的重要指标。一些地方,矮个子的人甚至被歧视性地称为“三等残废”。某些身高本来不理想的父母,在生活中感受过或明或暗的歧视,现在担心孩子因为遗传长不高,于是打上了生长激素的主意。

这种“父母之心”也并非完全不可理解,可正如医生所说,至少目前来说生长激素是一种处方药,对症下药才有效果,“我们是治病,不美容”。而那些滥用生长激素的情况,有些可能是“鸡”高了一些,但有些也可能做了无用功,不仅浪费了大把金钱,还可能给孩子健康遗留隐患。

此事被新华社报道之后,生产生长激素的长春新高股价有所波动,该公司最新回应说,生长激素属于处方药,产品均销售至合规医疗机构。可这种“合规”的说法,恐怕无法消除滥用的质疑。正如媒体报道中所说的:“部分医药代表以经济利益刺激医生多开生长激素,在高回扣的驱使下,产生了定价越高销路越好的现象。”

一方面是医院开这种高价药有利可图,一方面是没有家长不希望孩子更高一些,两边一碰撞,就很容易出现滥用的火花。要避免这样的问题,首先当然是家长方面要恢复理智。多高才算是“正常”,本就没有固定标准,一米六的羡慕一米七,一米七的羡慕一米八,一旦陷入焦虑的泥潭,就会越想越焦虑。与其用自己设定的“完美身高”去折腾孩子,不如培养孩子正视偏见的勇气。

其次医院方面也难辞其咎。有良知的医生说“我们是治病,不美容”,如果所有医生都以此为准则,只给那些真正需要生长激素的孩子打针干预,那这种滥用之风就刮不起来。但某些医生为了利益违背了基本的职业道德,把处方药开给那些想给孩子美容式增高的家长,这应该被认定为违规。

各医院理当守土有责,对自家医院开出去的生长激素进行倒查。孩子是不是患了生长素缺乏症,有客观的指标,超越指标乱开药的医生,应该严肃追责。只要医院这个关口把好,滥用生长激素的“病”并不难治好。

责任编辑:沈彬

三等残废是多高

我妈那会儿非让我嫁给我老公,说他老实,能过日子。我那时候年轻,心里不乐意,觉得他三等残废,走路一瘸一拐的,看着就不顺眼。可我妈说,人家帮过咱家大忙,咱得还情。我拗不过,就这么嫁了。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他干活不利索,家里啥事都得我操心。 可这些年下来,他对我好,从不跟我吵,有啥好吃的都先紧着我。现在我也五十多了,回头想想,要不是我妈当年逼我嫁他,我可能真找不到这么个知冷知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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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家里穷,母亲为了还债,让我嫁给了一个腿脚不便的男人。当时我满心不情愿,觉得这辈子完了。没想到他为人老实本分,对我百般呵护,几十年如一日。现在儿女都成家立业,我们老两口相依为命,日子过得安稳幸福。回想起来,母亲的眼光确实独到,让我找到了一个真正的好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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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老战友退伍后每月退休金6000多,他妻子是医院主任医师每月有9000多。老爷子有心脏病,长期住疗养院,费用退休金可以支付。老太太的工资就存起来,每年春节都给孙子孙女发红包。在那个普遍生三四个孩子的年代,他家只生一个孩子,是个儿子,培养得很优秀。儿子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美满。一家其乐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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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家里穷,母亲为了还债,让我嫁给了一个腿脚不便的男人。起初我心里很不情愿,觉得这辈子就这么完了。可没想到,这个男人虽然身体有缺陷,但心地善良,对我百般呵护。如今我们相濡以沫几十年,日子虽然平淡,却充满了温暖。现在回想起来,母亲的决定虽然当时让我难以接受,但却是为我找到了一个真正的好归宿。年过半百,我最想感谢的就是母亲,她的眼光和坚持,让我拥有了一个幸福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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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家里穷,母亲为了还债,把我许配给了一个腿脚不便的男人。起初我满心不甘,觉得这辈子完了。可婚后他待我极好,从不让我受半点委屈。如今我们相濡以沫几十年,儿女都已成家立业。回想起来,母亲当年的决定,让我找到了最懂我的人。年过半百,我最想感谢的就是母亲,她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

小编评论:

母亲当年的决定,如今看来却是最好的安排,感恩她的远见和智慧。

三等残废比喻什么人

当恩情深过爱情

"秀英,我不能带着这个秘密走。当年让你嫁给李根,不是为了省嫁妆,是为了还一条命啊。"母亲颤抖的声音,撕开了我心中尘封二十年的伤疤。

她躺在县医院陈旧的病床上,干瘪的手紧紧攥住我的衣角,眼中泛着我从未见过的恐慌与愧疚。

窗外的杨树叶沙沙作响,那是一九九八年的春天,距离我嫁给李根已经整整二十年。

那是一九七八年的冬天,我刚满十九岁。梅家湾生产队的日子并不好过,父亲早逝,我和母亲王桂花相依为命,靠着为生产队缝补衣服、做些零活换工分度日。

那个年代的农村姑娘,能活到十九岁还没定亲的不多,我却是个例外。

不是没人提亲,而是母亲总觉得"不妥当"。那时候,我是村里有名的漂亮姑娘,蒲扇般的眉毛下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长长的辫子垂到腰间,走在生产队的田埂上,总能引来年轻小伙子的目光。

也有几个城里知青对我示好,尤其是教语文的赵老师,每次下乡宣讲会总会找借口和我多说几句话,还偷偷塞给我几本《青年文摘》。

"先生的女儿先生娶,丫环的女儿丫环嫁。"这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残酷现实。

虽然如此,我心里早已装着高高瘦瘦的赵老师,常常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像《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那样,跟随心爱的人去追求新生活。

可就在我满怀憧憬时,一个晴朗的下午,母亲却给我定了一门亲事——李根,一个三等残疾的木匠,左腿短了一截,走路一瘸一拐的,脸上还有块紫红的胎记,整张脸看起来像被火烧过一样难看。

"我不嫁!打死也不嫁!"我记得自己哭得撕心裂肺,跪在祖宗牌位前发誓。

母亲没有骂我,只是默默流泪,说:"秀英啊,听娘的,这是咱家的命。他是个好人,会对你好的。"

"好人谁不是好人?就因为他是好人,我就得牺牲自己的幸福吗?"我哭着问。

母亲不再说话,只是转身去灶台烧水,她那佝偻的背影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显得格外孤独。

结婚那天,我穿着借来的红褂子,脸上没有半点笑容。村里人都在背后指指点点:"周秀英命不好,嫁了个瘸子。""千等万等,等来个歪嘴和尚。""长得跟朵花似的,偏偏嫁给个难看的,真是糟蹋了。"

我没有哭,但心里恨极了母亲,恨她不顾我的幸福,把我往火坑里推。

新婚之夜,我背对着李根,一言不发。他也没有强求什么,只是轻声说:"秀英,我知道你不情愿,但我会尽我所能对你好。"

婚后的日子比想象中艰难。李根虽有木匠手艺,但县家具厂不肯要他这样的"残废"。他就在家里做些小活儿,补贴家用。

生产队分了一间破旧的草房给我们,屋顶时常漏雨,墙角堆满了李根做木活用的工具和木料。

让我意外的是,这个丑陋的男人,却有着常人难有的耐心和细心。他总是早起晚睡,天不亮就去挑水,回来生火做饭,然后出门找活干。

晚上回来,不管多晚,他都会做好饭菜等我。我常常故意很晚才回家,有时甚至在村口故意磨蹭,就是不想面对他那张丑陋的脸。

冬天的梅家湾格外寒冷,炕上铺的还是婚前母亲给我准备的那床薄被子。夜里冷得我直发抖,李根悄悄起来,把自己的棉袄盖在我身上。

他用木头做了个小火盆,专门给我暖手;夏天,他用竹子编了个扇子,在我睡觉时轻轻扇风。我假装不在意,但心里的坚冰却在一点点融化。

当时,全村人都知道我嫁给李根是"倒了八辈子霉",有人甚至当着我的面议论:"周秀英这辈子算是毁了,嫁给个瘸子,连个像样的房子都没有。"

我忍着泪,强装笑脸,心里却默默责怪母亲。每次回娘家,我都冷着脸,很少说话。

母亲也不解释,只是说:"秀英,日子长着呢,慢慢就明白了。"

那时候,村里开始分田到户,李根因为残疾,分到的地很少,只有薄薄的一小块。但他从不抱怨,每天天不亮就去田里,一锄一锄地翻土,种上玉米和红薯。

"秀英,你想读书吗?"1980年的一天,他突然问我。我惊讶地看着他。

那时候,乡下女人读书还是件稀罕事,大家都忙着下地干活挣工分,哪有闲心思去读什么书。

"县里办了夜校,教识字和技术,我攒了点钱,你去学学吧。"他从枕头底下掏出一个布包,里面是攒了半年多的零钱,全是他做小木活挣来的。

"你怎么知道我想读书?"我有些动容。

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你常常看赵老师给你的那些书,我想你一定很喜欢读书。"

就这样,我开始了读书的日子。每天傍晚,李根总会准时出现在村口,拄着自己做的拐杖,远远等着我。

风里雨里,从不间断。村里人笑话他:"李根,你那么丑,护得那么紧有啥用?人家秀英又不会跑了。""瘸子配美人,看得紧点是应该的,不然哪天被人拐走了都不知道。"

他只是傻笑,从不反驳,只轻声对我说:"路滑,小心点。"

一晃三年过去,1983年,我在夜校老师的鼓励下报考了县广播站的播音员。没想到,真的考上了。

那时候,能在县广播站当播音员,是多少农村姑娘梦寐以求的事情啊!我高兴得一晚上没睡着。

李根比我还高兴,一大早就去集市上买了两斤肉,煮了一锅肉丝面,还特意蒸了一笼小笼包。那可是改革开放后我们第一次吃到的肉包子啊!

"秀英,你出息了,以后就可以天天坐在播音室里,不用再受苦了。"他眼睛亮亮的,脸上的胎记在笑容中似乎不那么明显了。

我看着眼前的丈夫,突然觉得他好像也没那么丑。至少,他的眼睛很干净,像山涧的清泉。

在广播站工作后,我每月有了固定工资,日子开始好转。但李根从不伸手要钱,还是自己做木活养活自己。

他还偷偷把钱存起来,攒够了拿去县城,买了台"红灯"牌收音机,说是为了让我回家后也能听到广播,学习普通话。

1985年,母亲突发脑溢血,住进了县医院。手术费用是李根四处借来的,他甚至卖掉了自己珍藏多年的木工工具。

母亲在病床上昏迷了三天三夜,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秀英,对不起……"

然后,她告诉了我那个秘密:李根的父亲曾在文革动乱中,冒死救过我母亲一命。

当年,父亲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在批斗会上被人用扁担打死。母亲因为是"右派家属",也被拉去批斗。那天,一个狂热的红卫兵要用开水泼她,是李根的父亲冒险挡在前面,自己被烫伤了大半个身子。

母亲觉得,这门亲事是报恩的唯一方式。

"李根从小就喜欢你,他那条腿也是为了救一个掉进河里的小孩才落下的残疾。秀英,他是个好人啊!"母亲的眼泪顺着苍老的脸颊流下来。

我呆住了,心里翻江倒海。

待到母亲睡着,我偷偷溜出病房,在医院的走廊里看到了守在外面的李根。他蹲在墙角,手里握着一个旧怀表,那是他父亲留下的唯一遗物。

"秀英,你奶奶醒了吗?"他站起来,急切地问。

"醒了,说了会儿话又睡了。"我低声回答,不敢看他的眼睛。

"那就好,那就好。"他如释重负地笑了。

母亲出院后不久就去世了,临终前一直念叨着:"秀英,好好对李根……"

带着疑惑和愧疚,我找到了当年的老医生张伯伯。他已经退休了,住在县城西边的一间小平房里。

"秀英啊,不只是救命之恩。"老人摸着花白的胡须说,"你母亲当年被批斗,是李根爹顶着压力作证,才保全了你们娘俩的命啊。要不然,你娘早就被打成'反革命'了。"

我震惊地听着,心里像被什么东西重重击中。

"而李根,那孩子从十二岁起,就在你家院子外站着,只为了远远看你一眼。他那腿,是为了救公社书记家的小儿子才摔断的。可公社没给他任何补偿,反而嫌他是个残废,处处刁难。"

张伯伯叹了口气:"这孩子命苦,但心善。当年他爹去世后,他独自一人支撑家庭,从不向人伸手要一分钱。你能嫁给他,是他几辈子修来的福分啊!"

我站在那里,泪如雨下。这些年来,我一直怨恨母亲,却不知道背后有这样一段恩情。

而李根,从未向我提起过这些,只是默默承受着我的冷漠和村里人的讥讽。

站在母亲的坟前,我第一次真正看清了自己的丈夫。那个腿脚不便、长相粗陋的男人,默默守护了我二十多年,从未抱怨,从未放弃。

回家的路上,我看到李根正在院子里修理木凳。阳光下,他的背影似乎比从前更加佝偻了。

"李根。"我轻声叫他。

他抬起头,脸上露出熟悉的笑容:"回来啦?我刚腌了些萝卜条,一会儿炒个萝卜丝,再煮一锅粥。"

我鼻子一酸,走上前去抱住了他。这是我们结婚以来,我第一次主动拥抱他。

他愣住了,木匠锤子从手中掉落,砸在了脚上,他却像没感觉到疼一样,小心翼翼地问:"秀英,你怎么了?"

"对不起,李根。"我靠在他肩膀上,终于放声大哭,"我一直以为是母亲害了我,原来是我错怪了所有人。"

他轻轻拍着我的背,声音有些哽咽:"秀英,不怪你。我长得丑,腿又瘸,你能跟我过日子,我已经很满足了。"

"不,李根,你一点都不丑。"我抬起头,认真地看着他的眼睛,那里面盛满了纯净的光,"是我瞎了眼,看不到你的好。"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院子里,我第一次听他讲起自己的故事。

他说,第一次见我是在生产队的麦场上,那时我才十四岁,扎着两条小辫子,在麦堆上笑得像朵花。

他说,他曾经偷偷跑去趟县城,就为了在集市上给我买一条红头绳,结果路上把头绳弄丢了,回来哭了一整夜。

他说,当得知可以娶我时,他激动得一整晚没睡着,一遍遍在心里发誓,一定会好好待我,让我过上好日子。

我听着,眼泪一直流。二十年来,我第一次发自内心地感谢母亲,感谢她做出的选择。

九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中国的每个角落。我在广播站工作得顺风顺水,被提拔为副站长。

李根的木工手艺也逐渐被人认可,县里一个私营家具厂请他去当师傅,专门负责雕花工艺,工资比普通工人高出一倍。

我们搬进了县城的新房子,有了彩电、冰箱,生活条件一年比一年好。

但李根始终保持着勤俭节约的习惯,每天早起晚归,从不叫苦叫累。周末回村里,他总会带些糖果分给村里的孩子们。

慢慢地,那些曾经嘲笑他的村民开始羡慕起我来:"周秀英运气真好,嫁了个虽然长相一般,但踏实肯干的好男人。"

"是啊,现在县里有工作,住楼房,多威风啊!"

我听了只是笑笑。我知道,我的幸福不是运气,而是李根用二十年的真心换来的。

一九九八年,李根在工厂干了七年后光荣退休。厂里给他举办了隆重的欢送会,还奖励了一块"劳动模范"匾额。

那天,他穿着我特意给他买的新中山装,站在台上发言时结结巴巴的,脸红得像个孩子。

我坐在台下,看着这个陪我走过二十年风风雨雨的男人,心中满是骄傲和感动。

退休后,我带着李根回到母亲的老家——沂蒙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

那里的山水依旧清秀,只是当年的茅草屋已经变成了砖瓦房,村口的大槐树下多了一个水泥广场,村民们晚饭后跳起了广场舞。

我们找到了当年救母亲的李根父亲的坟墓,杂草丛生,已经很久没人来过了。

李根跪在坟前,声音哽咽:"爹,我把秀英照顾得很好,你放心吧。"

我也跪下来,点燃了三支香,默默祈祷:"李伯伯,谢谢您当年救了我母亲。我会好好珍惜李根,一辈子对他好。"

看着他在落日下微微跛行的身影,我忽然明白,这世上最珍贵的,不是容貌,不是地位,而是那些无声的付出和坚守。

"李根,你后悔娶我吗?"回程的火车上,我突然问他。

"傻丫头,问这个干啥?"他笑了,眼角的皱纹像扇子一样展开,"娶你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

"可我对你不好,这么多年……"我哽咽了。

"傻话,能和喜欢的人过一辈子,就算受再多委屈也值得。"他拍拍我的手,"再说了,你现在不是对我很好吗?我李根啥也没有,就是有个好媳妇儿!"

听他用老家方言说"媳妇儿",我忍不住笑了。这个词在他口中,带着浓浓的乡土气息,却又那么温暖。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我与李根相濡以沫,走过了最艰难的岁月。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小楼房,有了积蓄,儿子也考上了大学,生活越来越好。

如今,当我搀扶着他的手臂走在小区的林荫道上时,我知道,恩情早已化作了最深沉的爱情。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当初母亲没有做出那个决定,如果我没有嫁给李根,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

也许会嫁给一个英俊的丈夫,也许会有更加光鲜亮丽的生活,但我一定不会像现在这样,拥有一颗被真爱滋养的心灵。

每当看到年轻人追求所谓的"门当户对"、"郎才女貌"时,我总想告诉他们:真正的幸福,不在于外表的相配,而在于心灵的契合;不在于一时的热烈,而在于一世的守候。

在这个世界上,当恩情深过爱情,它便会化作最纯粹、最持久的爱情。

就像我和李根,携手走过的这四十年。

三等残废是比喻男的多高


作者 顾克美

我所收藏的这本《二十年征程》,更值得收藏,更珍贵。我这本周赤萍中将回忆录更加珍贵的是,这本书是1963年12月4日周赤萍中将亲自题写给王震同志的。还印有周赤萍中将的印鉴。至于这本赠送给王震上将的书,如何从王震家出来的,我就不得而知了。我是花高价从旧书网上购买来的。

周赤萍,1914年2月生,江西省宜春县(现袁州区新坊乡)人,曾用名邹迪。1931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革命工作,相当于高中文化,1931年3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红4军班长、排长、连政治指导员,红3军团团政治委员,无线电队政治委员,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和中央红军长征。1955年被授予空军中将军衔。当然了,还有其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还有其在动乱和和平建设时期的回忆。看,这专门为他解释为相当于高中文化就是件不得了事情。看看他为王震上将题写的字迹,就认为他的文化水平不错。

我看完他的回忆录,最感兴趣的是,他曾经在四次反围剿前夕,坚决要求将自己的2等残废改为3等残废?现在我们可想而知,如果不是他的一再坚持和要求,他肯定会被留在苏区老乡家中,肯定会牺牲,那也就少了这位开国中将了。所以,当年,他坚持将2等残废改为3等残废是多么的重要。按照红军的规定,如果是二等残废,是需要回乡的。

1932年2月,在南康的新城,他们遇到敌陈济棠部顽强阻击。在一次战斗中,他负了重伤,左臂被打断了。他也不得不离开部队,转到后方医院疗养。想起当时从赣江坐船到于都的过程,周赤萍还是感情起伏的。当时,他才是位班长,船上有许多重伤员。他由于流血太多,衣服粘在身上脱不下来,身上也长满了虱子,伤口又发炎,像火烧那样的辣痛,多难受啊!但看到船上的重伤员死了好多位,他感到非常痛惜。好在到了于都江口,中央附属医院的易宋兰院长与杨观英对其进行了医治与照顾,也没有截肢,保护住了胳膊,他也没有成为共和国独臂将军中的一员。

那应该是1933年的事情了。第四次反围剿的事情。由于战争紧张,根据地已经成为战场。红军机动作战,不能够带伤员一起打仗,便要求二等残废以上的伤员疏散回家。周赤萍刚好是二级残废,刚好在疏散回家的队列中。那个时候,周赤萍的思想斗争可真是激烈得很。回家吧还真是不给组织上添麻烦,可是家中父亲与二哥早被反动派杀害,回家还是自投罗网。

于是,周赤萍决定不回家,但是就得想方设法改2等残废为3等残废。他把吊在脖子上的绷带扔了,把左手藏匿在裤兜里,装作自己好好的样子。然后就去找休养所的领导同志,先把领来的残疾证、残废金退还,然后要求说自己领这个不够资格,医生评判不公,将他的残废等级提高了。周赤萍缠住不放,又坚决要求改过来。最终,休养连的领导和医生协商,将他2等残废改为3等残废。这样,他才调整到福建长汀县部队当排长,后又到红十二军任连政治指导员。1934年6月从红大毕业后调整到三军团六师十六团政委。

接着受伤参加长征。

到达陕北后,任红1军团第4师第12团政治委员。参加了西征和山城堡战役。抗日战争时期,1939年3月至1940年9月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4支队政治部主任,八路军第1纵队第1支队政治委员。1940年9月至1942年8月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1旅政治委员。1941年秋至1945年任鲁中军区政治部主任,期间:1942年8月起任鲁中军区党委委员。1945年8月起任山东军区第3师政治委员,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10月至1946年1月任东北挺进纵队副政治委员。1946年1月至8月任东北民主联军第7纵队政治委员,第7纵队兼辽北军区政治委员。1946年8月至1947年8月任东北民主联军第1纵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47年8月至12月任东北民主联军第10纵队政治委员。1948年1月至11月任东北野战军第10纵队政治委员。1948年11月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政治委员,湘西军区政治委员兼中共湘西区委书记。1949年8月任东北军区空军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起任东北军区空军政治委员兼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政治委员,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政治委员。1954年起任东北军区空军政治委员,1955年3月至1955年4月改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空军政治委员、军区空军党委书记,1955年4月至1958年4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空军司令员、军区空军党委书记。1958年9月至1964年9月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1964年9月至10月任劳动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末到职)。1964年10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1969年8月至1972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政治委员,期间:1969年9月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党委书记、第二书记。1970年4月至1971年4月任福建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1971年4月至1972年8月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二书记,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1982年3月退出现役,按地师级干部待遇。是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

1955年9月被授予空军中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90年6月逝世。

更值得纪念意义的是,周中将的女婿姓方,在厦门大学工作,曾经给我来过信和打过电话,他们想回购回这本书,想收藏在家中。

我因为收藏研究中国红军长征史料事业,自然也就没有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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