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合作医疗系统维护,农村合作医疗系统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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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高敏：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如何启发当下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中新社北京11月15日电 题：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如何启发当下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专访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历史系和国际区域研究系副教授高敏

作者 文龙杰 徐雪莹

公共卫生事关国计民生。从上世纪中国的血吸虫病防治事业，到当前的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都体现了公共卫生体系的枢纽性作用。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如何启发当下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是否存在单一、具体的公共卫生标准模式？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历史系和国际区域研究系副教授高敏(Miriam D. Gross)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深度剖析有关问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曾深入考察中国的血吸虫病防治，并在英文著作《送瘟神：毛主席消灭血吸虫的运动》中重新评估了新中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医疗模式。您认为中国血吸虫病防治事业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高敏：这场著名群众卫生运动的成功得益于全社会努力。血吸虫病防治运动(简称血防运动)最有效的策略是治疗人和动物等宿主。宿主一旦得到医治，就不再持续向环境排泄传染性物质。大规模的个体治疗是社区范围内一种有效的预防形式。

然而，当时治疗血吸虫病的方法复杂又危险——大多数农村医生难以安全操作。之所以大规模治疗得以实现，是因为有了下乡的城市医生和兽医。城市专家在农村开展工作需要农村传统医生和赤脚医生(赤脚医生项目1968年才开始)的帮助。(因为)后者知晓当地的人物、关系网和其他可用资源。比如对于无法挺过危险治疗的虚弱病患，他们知道哪些本地草药可以帮得上忙。他们也能提供护理并动员当地民众。此外，血防运动中，农村医护人员接受城市专家的在职培训，也对农村医疗保健产生了全方位的长期影响。

因此，中国血防运动的成功源于城乡各自发挥专长，共同辛劳合作。关于血防运动在中国基层的实际运作情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在翻译出版我的专著，该译著预计2022年问世，读者如有兴趣可进一步了解。

资料图：图为民众的社会保障卡。中新社记者 张斌 摄

中新社记者：在您看来，中国的血吸虫病防治事业与当前的新冠疫情防控有无相似之处？

高敏：上述两项疫情防控工作的共同点在于都将疾病控制视为全面战争，需调动全社会关注和资源。这一策略有利有弊。一方面，它对于处理紧急情况(如迅速升级的流行病)和重大问题十分有效。但另一方面，它不具备连续性。一旦紧急状态结束，所有关注及资源投入就会随之停止。

将疾病控制定义为战争能够创造出一种语境，让所有人都参与进来。血防运动中，公民以行动者身份参与疾病预防。新冠疫情中，公民以居家隔离方式实现爱国参与，主要的基层工作者则变成医疗服务提供者、环境消毒工人以及解决问题并为居家隔离者供给食物的党员工作人员。

两项疫情防控工作的另一个共性在于推崇科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乃至当今，人们都赞美专业科学技术。血防运动与新冠疫情防控都充分利用中医药，创造中西结合疗法，以实现疾病治疗的最好效果。

最后，其最终领导策略都源于国家最高层。国家未重视之前，抗击血吸虫病和新冠疫情大体上缺乏行动或者行动有限。国家重视以后，全力、全效和全面的行动随即自上而下展开。事实证明，为全国制定总体、一致的战略对流行病控制至关重要。

资料图：医院挂号窗口。张添福 摄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中国公共卫生制度有哪些特点？与西方有何不同？其不同之处由哪些原因造成？

高敏：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公共卫生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改革开放前是一种模式。改革开放后，中国走上以科学医学为重点的市场驱动医疗模式。但这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医学存在相同问题：在西方，穷人大多负担不起医疗费用。非典以后，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重新投资于更广泛的医疗保健，创造了某种混合模式。

改革开放前的医疗模式及当前的混合模式，比市场驱动模式具备明显优势。前者以社会医学或国家医学为基础。社会医学的支持者认为疾病植根于贫穷欠发展的无序社区，因此战胜疾病的方法在于发展社区经济、教育等，使初级医疗保健、公共环境卫生和清理虫害成为社区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医学侧重于培养大量初级水平的熟练医护人员，使其最大限度服务于农村发展。相比之下，西方盛行的科学医学模式将病原体视作疾病起源，会培养出一小部分训练有素的医生，聚集在城市医疗中心，为极少数城市居民提供顶级医疗服务。

中国改革开放前医疗模式的第二个优势在于创新的筹资策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从未试过向全社会供给初级卫生保健服务。而中国在这方面着实杰出。面对资源匮乏，中国开发出一种自力更生的模式。各级医疗机构都享有相应补贴和资金支持。同时，中国培养了基层卫生工作者。1968年以后，赤脚医生以工分计算酬劳且必须回到所属社区，其薪酬严重缩减，这些医生不得不使用针灸和当地中草药来节省成本。以上策略使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得以负担大规模初级卫生保健服务。

改革开放前，中国医疗最大程度实现了全体人民对于药品或药草的可获得性、可及性和可负担性。经历民国时期的战争破坏后，中国着实需要基本医疗、生育和公共卫生等服务，因而农村医护人员培训的有限性只是小缺陷。

中新社记者：新中国群众性公共卫生运动给当下中国公共卫生制度化建设带来哪些启发？

高敏：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转向科学医疗模式，医疗市场几乎全然放开。如今，中国正在回归混合模式，将社会医学、科学医学、市场驱动与国家补贴医疗相结合。2009年之后启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朝正确方向迈出一大步。

改革开放前，中国医疗模式的核心在于拥有真正可及且负担得起的基层医疗服务者。当下，中国政府应考虑投资并大力补贴新一代乡村医生，为其提供继续医学教育、医疗事故保险和良好的养老保险待遇。或许，政府还可以把参加一定年限的农村服务作为取得医学学位的要求，从而为城市专业知识向农村转移提供新的途径。

中国政府可以继承早期医疗体系的优秀遗产：更好执行质量管控相关法规；提供实质性的国家级资金从而为所有公民提供基本医疗支持；制定新战略以将城市医疗专业知识持续注入农村地区。

资料图：民众在医院窗口刷卡缴费。张添福 摄

中新社记者：公共卫生体系是否存在单一、具体的标准模式？您认为有效的公共卫生体系应具备哪些特征？

高敏：我认为没有通用的标准或单一的模式。然而，为所有公民提供公平、可负担和可获得的优质护理应当是每个政府的目标。归根结底，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医疗模式，其最杰出的特点之一在于它渴望为全社会——无论贫富——都提供基本医疗和有效的公共卫生服务。中国早期富有远见的领导人意识到，健康的人口对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坦率而言，公共卫生系统的关键，与其说与特定模式相关，不如说在于政府持续投入足够的国家级资源。正如各国从新冠疫情中所学到的，有效的监测系统及能提供传染病护理的基础医疗系统对国家与全球安全至关重要。许多国家的公共卫生部门长期面临投资与人员配备不足，美国即如此。卫生系统如果一开始就跛足运转，将无法应对紧急情况。

然而，要想在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保健方面获得持续、长期的投资极其困难。首先，公共卫生通常与照顾贫困人群有关，一些城市和富人不愿将税款花于此；其次，公共卫生的许多裨益只在长期可见，但政治家喜欢为短期需求提供资金；再次，公共卫生的主要功能在于预防疾病，需要政治家利用稀缺资源解决不确定的问题。事实上，政府只有在紧急情况发生后才倾向于投资公共卫生和全民医疗。一旦对紧急情况的记忆消退，就会减弱相关资金支持。因此，良好的政府应当认识到健康是一种公共产品，对全社会长期的经济发展、和谐稳定及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投资健康，就是投资整个社会的未来。(完)

受访者简介：

高敏(Miriam D. Gross)，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历史系和国际区域研究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史、亚洲史及全球公共卫生史。其先后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取得硕士、博士学位。学术代表著作为《送瘟神：毛主席消灭血吸虫的运动》(Farewell to the God of Plague: Chairman Mao’s Campaign to Deworm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6)，曾在《公共卫生评论》(Public Health Reviews)， 《二十世纪中国》(Twentieth Century China)，《医学史》(Medical History)等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来源：中国新闻网

农村合作医疗系统繁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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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合作为农村基础的医疗保障，从2003年开始实行至今已有十余年年头。但近些年，新农合医保呈现出2个趋势：

一是缴费越来越高。新农合最初缴费每人每年只要10块钱，随后逐年上涨为30元、50元、70元、100元、240元、280元等等。

二是弃缴的人越来越多。弃缴的原因一方面保费是逐年上涨，对很多农村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许多人表示交不起，所以不想交了；而另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人认为“交一年管一年”，今年没用上明年就清零了，感觉白交了。

那么我们就来说一说，新农合账户的“清零”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问题要追溯到2003年新农合最初建立的时候，当时为了提高农村居民参保的积极性，扩大制度的覆盖面，建立了个人（家庭）账户，主要的作用就是用于支付个人（家庭）的门诊费用。但是这个人（家庭）账户存在的不少缺陷：

比如说额度很小，个人（家庭）账户上往往只有几十块钱，无论是买药还是看病，其保障能力都非常有限。

二是共济能力较差。一些老年人或一些患有慢性病的人群看病次数较多，往往不够用，而年轻人看病很少又用不完，无法共济使用。

于是，在2007年城镇居民医保建立的时候，只建立了门诊统筹，而没有建立个人账户。而新农合也在2009年的医改推进过程中，逐步停止个人（家庭）账户的划拨工作，统一为门诊统筹。

所以，医保报销费用不属于每个人的账户，自然也不存在所谓的“费用清零”的问题了。

截至目前，绝大多数曾经设置了个人（家庭）账户的地区已实现向门诊统筹的平稳过渡。过度以后，并不会降低居民的医保待遇，各地推行门诊统筹后，可将门诊小病医疗费用纳入到统筹基金支付的范围中，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的门诊医疗费用也都可以报销了，并且报销比例在50%左右。

对此，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专家做过详细的解释：个人账户的钱本来就是自己交的，这时候如果用个人账户去支付的话，就相当于自己为自己承担医疗费用，并没有发挥出医保的功能。而个人（家庭）账户取消后，意味着无论大病还是小病，这些费用都将从统筹基金里划拨，这才意味着大家用共同的钱来看病，尤其是发生重大疾病、产生大额医疗费用时，医保的作用才得以显现。

首先，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缴费又上涨了。今年国家医保局上调了新农合的缴费标准，个人缴费将上涨40元，也就意味着从之前最低参保水平280元涨到了每人每年320元。这也确实是令人头痛的事情，为啥保费频频上涨呢？

一方面是随着社会发展，物价水平也不断提高，医药的原料成本也在增加；另一方面，近些年大病、重病的发病率有所增高，也增加了医保基金的财政压力。

其次是跨省直接结算全面启动。在看病过程中，花费巨大是一方面，而异地结算问题也十分凸显。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异地务工、就业人群越来越多，这部分人群的看病难问题尤为突出。而在今年12月10日，国家医保局介绍，截至目前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已经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所有统筹地区。门诊的跨省直接结算试点也从5个省区扩大到了15个省市地区，并且慢特病病种从高血压、糖尿病2个病种又增加了恶性肿瘤门诊放化疗、尿毒症透析以及器官移植术后的抗排异治疗等累计达到5种，并且也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跨省异地就医结算。

农村医保虽然费用不断上涨，但其保障范围和能力也在不断扩大。虽然要发展完善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不过医保确实是生活的一个重要保障，尽量还是不要断缴为好。

欢迎关注“新农观”，一起了解新时代下农业的新发展。

农村合作医疗系统关闭怎么办

经过50多年的发展，由医生自发组织并推广至全国的农村合作医疗，已经影响和造福了亿万农民。

这里是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县乐园村。53年前，在这个群山环抱，地理位置十分闭塞的贫困山区，诞生了新中国第一个农村合作医疗试点。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没有集体医疗，百姓面临着缺医少药的局面。1966年冬天，湖北乐园村爆发了麻疹、百日咳，村里先后有两户人家的孩子去世。当时在乐园村行医的“赤脚医生”覃祥官看到了村民们面临的看病难、看病贵难题，创造性地提出了合作医疗制度。农民每人每年交1元合作医疗费，每次看病只交5分钱挂号费，吃药就不用再交钱。

覃祥官徒弟 原乐园村卫生室医生 李兴成：面临的第一个困难就是资金不够用，一人一块钱，哪能够用呢，我的天，一天就把他全年的药钱都用光了。

合作医疗基金存在很大缺口。为此，覃祥官等村医使用土医、土药、土药房，药品自种、自采、自制、自用。合作医疗制度让无法就医的百姓享受到了实惠，为了不让合作医疗这件好事儿“夭折”，当地老百姓纷纷加入种药、献药、采药中。

两年后，乐园村的合作医疗试点开始在全国推广，惠及了亿万农民。随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不断完善，积累了丰富经验。2003年开始，在农村合作医疗的基础上，我国开始试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采取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的方式筹集资金。

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不断深化、逐步升级。为了不让百姓“因病致贫、因病返贫”，2015年1月，各级财政提高了对新农合的人均补助标准。2016年，国家进一步将新农合与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医保进行整合，覆盖13亿城乡居民，补助标准进一步提高。截止2018年，中国已有581万因病致贫返贫户实现脱贫。2018年7月，国家开始实施健康扶贫三年攻坚行动，对贫困人口兜底保障，在县域内看病实行先诊疗后付费。按照规划，到2020年，我国将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制度全覆盖，基本医疗、大病保险、医疗救助覆盖率达到100%。

农村合作医疗系统维护中,能交医保吗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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