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人代替生孩子会判刑吗，代育生子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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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怀助孕 一般多少钱
四川日报记者 张庭铭 兰楠
图源：今日俄罗斯
代孕犯不犯法?中美两国有差异
“根据我国法律，代孕是违法的。” 杨冉律师告诉记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八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
代孕行为将代孕方的子宫作为“物”来出租使用，将胎儿作为交易对象，无疑将人格权益作为商品进行交易，与我国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以及公序良俗的基本原则相违背。因此，代孕行为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属于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基于代孕行为签订的合同也是无效合同。
另外，2001年颁布实施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但是，就美国而言，没有相对统一的法律规定。” 肖登国律师介绍，很多州规定不同，比如加州、伊利诺伊州等允许代孕；再比如华盛顿特区就禁止代孕。
代孕后弃养是否违法？要根据当地的法律来确定
肖登国律师在查阅美国的相关法律后介绍，这需要核查是否签订《代孕合同》以及前述合同在所属州是否合法。如果有，且合法的话，只需签订合同一方承担责任，是否涉嫌遗弃罪应当以当地法律为准。
代孕生下的小孩想回国怎么办？想加入中国国籍非常困难
谢娜律师介绍，根据中国现行国籍法律规定，父母一方为中国公民的，本人出生在外国，具有中国国籍。目前，我国不承认双重国籍，而美国国籍适用出生地原则。在美国出生的孩子因此具有美国国籍，而不具备中国国籍。在符合中国规定的情况下，孩子可回国学习和生活。要申请加入中国国籍一般非常困难。
紫光阁发声：我国明令禁止！
昨天（1月18日）下午，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旗帜杂志社官方微博@紫光阁发布了一条“我国明令禁止！关于代孕的这些风险需要了解！”的微博。
事实上，在去年12月，陈凯歌导演的短片《宝贝儿》因为涉及到一个虚构的代孕故事，被包括中央政法委长安剑、人民法院报等发文登上热搜。
明确提出：实施代孕技术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3万元以下罚款，并给予有关责任人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我国，代孕被明令禁止
代孕是违法的，
这个口子不能开！
来源： 四川日报
代受孕孩子是谁的孩子呢
我国法律对代孕作出明确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郑爽涉嫌代孕并弃养一事持续发酵，不仅郑爽本人被各方“下架涉爽内容”，央视也发文抨击该行为“法律道德皆难容”。
那么，我国法律对代孕到底是怎么规定的？中国人在国外代孕违法吗？
演员郑爽
目前，我国法律对代孕作出明确规定的，仅有一部卫生部（现卫健委）于2001年发布施行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
其中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同时，根据该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可知，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违反本办法“实施代孕技术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3万元以下罚款，并给予有关责任人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不难看出，我国法律对“代孕”的限制主要集中在对“有技术实施代孕的医疗机构”的规制，而没有对孕母和代孕委托者作出禁止性规定。
也就是说，如果朱八通过某医疗机构安排孕母小周为自己“代孕”，朱八和小周将适用“法无禁止即自由”原则，不承担法律责任，而该医疗机构则会被作出相应处罚。
但这是否意味着我国法律直接认可代孕呢？
倒也不是，因为孕母和委托者之间的“有偿代孕协议”会被认定为“违反公序良俗”而无效，孕母没法根据这份协议找对方要报酬，委托方也不可能据此要到孩子的抚养权。
也就是说这是一笔“没有法律保障的交易”，吃亏了也得自己扛着。
《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
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此外，关于“代孕”所生孩子的归属问题，我国主要支持“分娩说”，即“孩子是谁生的就归谁”，委托方肯定没法直接获得孩子父母身份的，自然没有抚养权。
但是，考虑到孩子和委托方在遗传信息上也有极为密切的联系，且孕母往往也是弱势的一方，难以独立负担孩子的全部抚养义务，所以委托方也要承担一定的义务。
2012年，厦门市思明区法院对一起“代孕孩子抚养权争议”的审理结果就表明，孩子的抚养权归代孕妇女，求孕的男方还需承担64万元抚养费。
厦门一企业主张某的孩子因车祸不幸死亡，求子心切的张某经中介找到了晓玲（化名）为其代孕生子。张某每月支付晓玲生活费1.5万元，先后累计达20余万元。
2012年3月，晓玲生下了非婚生女。但事后，晓玲拒绝将孩子交给张某夫妇抚养。在多次沟通无效后,张某不再支付孩子的抚养费，晓玲于是将张某告上法庭,要求获得孩子的“抚养费”。
思明区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原、被告对非婚生女都有抚养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哺乳期的子女应以跟随哺乳的母亲抚养为宜，被告应当支付非婚生女的部分生活费、教育费直至孩子独立生活为止。
最终，法官将非婚生女判决给晓玲抚养，张某每月需支付孩子抚养费3000元，抚养费累计达64万元。
虽然委托方在理论上也可能通过“收养”获得父母身份，但这不仅需要孩子的生父母（即孕母）同意，还需要其满足“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条件。
一定程度，主动权还是掌握在孕母手上的。
《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三条规定，下列未成年人，可以被收养：
（一）丧失父母的孤儿；
（二）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
（三）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
综上，在发生在国内的一次代孕交易中，孕母和委托方“没有违法”，那么如果这件事发生在直接允许代孕的国家，自然也很难被认定为“违法”。
不过，由于正规医疗机构不愿冒风险搞代孕，委托方和孕母一半只能找“黑诊所”，如果由此导致孕母严重身体伤害，“黑诊所”可能构成“非法行医罪”，委托方可能是该罪的帮助犯。
《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规定，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此外，@央视新闻 所批驳的“包生男孩代孕者怀上女孩会被强行打胎”行为，可能会因为对孕母造成严重伤害而构成“故意伤害罪”。
《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胎儿如存缺陷或被丢弃”情况，则可能构成“遗弃罪”。
《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规定，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因此，郑爽被曝涉嫌在美国代孕还试图弃养孩子后，如果情况属实，且她也已经通过美国的法律获得了孩子的母亲身份，那么她最有可能涉及违法的其实是“试图弃养”行为。
在民事领域，这是违反抚养义务之举；在刑事领域，如果情节严重有可能构成“遗弃罪”。
不过，法律归法律，道德归道德，不违法的行为不见得合乎道德伦理与公序良俗。
哪怕在国外代孕的行为“国内没违规，国外没违法”，但用罗翔老师在《脱口秀反跨年》上的话来说，法律只是对人最低限度的要求，如果一个人标榜自己遵纪守法，这个人完全有可能是人渣。
来源：观察者网
国内三大助孕公司
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获取的出生证明。受访者供图
这两天，“17岁女孩为50岁男子代孕产子”事件引发广泛关注。3月25日，据新京报报道，经广东中山市相关部门初步核查，此事属实。女孩户籍所在地四川金阳县妇联称，当地政法委、妇联、公安等部门组成工作组介入调查。
女孩只有17岁，植入胚胎时才16岁，属于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的未成年人，依法应受到来自家庭、社会的全方位特殊保护，却为50岁男子代孕产下双胞胎。这一事件突破人伦和法律底线，尽管报道援引知情人士说法，女孩坚称“未遭胁迫”，但仍不能平息风波。
“未遭胁迫”，女孩这么说，也许是想说明她同意代孕。但17岁的她还是未成年人，缺乏对代孕风险的明确预知和自主决定能力。所以，即便她同意代孕，在法律上仍是无效的。
而代孕非法性更是决定了，即便是成年人出于自愿，代孕也是违法的。代孕是女性借助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将受精卵植入子宫内，为他人完成妊娠、分娩。代孕行为损害女性健康，将子宫物化更违背伦理原则。
为此，我国法律对于代孕明确禁止。《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让17岁女孩为50岁的男子代孕，从一开始就是非法的。
这样一起非法事件却被披上合法外衣，代孕机构煞有介事与所谓“客户”签订协议。根据民法典，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无法律效力。双方签订的协议，从根本上就是一个无效协议，除了证明其从事了非法勾当，并无他用。
对于代孕的非法性，代孕机构、“客户”想必心知肚明，但仍执意去做，代孕机构追求的是票子，“客户”要的是孩子。至于对女性尊严、健康，对伦理和社会风气的损害，不在他们考虑之列。
违法者必须付出应有代价。《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规定，对于非法代孕行为，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3万元以下罚款，并给予有关责任人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据此，这一代孕事件的违法性可以确认，代孕机构应受到行政处罚。
至于代孕机构相关人员是否构成犯罪，则需进一步考量。首先要说的一点，目前法律，对于代孕行为本身并不作为犯罪追究，可能构成犯罪的是代孕过程中的某些行为。
目前披露的信息显示，涉事代孕机构的经营范围不含诊疗服务。而代孕过程中取卵、胚胎移植等行为，则属于医疗范畴，一旦让17岁女孩代孕被认定“情节严重”，相关人员可能构成非法行医罪。
也有法律人士分析，若认定卵子属于人体器官，那么相关人员可能涉嫌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目前，卵子是否属于人体器官，有很大争议（另一种观点认为，卵子属于细胞而非器官），但这方面的探讨是有价值的。
事实上，这一代孕事件并非个例，一些机构代孕“生意”兴隆，公然将非法勾当当成合法生意在做。考虑到代孕对当事人、对社会的巨大危害，立法机关可以考虑增设相关罪名，只要从事代孕即作为犯罪打击，而无需这一过程中某些行为构成犯罪再追究。
最后要说的是，在这一事件中，应该受谴责的，除了代孕机构和“客户”，还有这个女孩的父母。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他们未履行法律赋予的监护职责，让孩子成为代孕工具，已不配为人父母，相关部门应考虑撤销其监护人资格。
撰稿 / 李曙明（律师）
编辑 / 徐秋颖
校对 / 李立军
帮别人生孩子是要坐牢吗
来源：法治日报
代孕事件近年来时有发生 专家建议
在刑法上对代孕作出明确禁止性规定
一名2007年出生的女孩为1974年出生的江西籍男子代孕，近日在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人民医院产下双胞胎。目前，当地卫健部门已对相关情况进行初步核查，产子一事属实。此次代孕事件发生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根据原卫生部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明确禁止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既然我国明文规定代孕违法，为何仍然前有青岛汽配城地下代孕事件，后有未成年女孩代孕产下双胞胎事件？如何才能解决代孕问题？《法治日报》记者对此采访了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授王岳、上海政法学院教授刘长秋、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童云洪。
法律层面缺乏惩处依据
记者：根据《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虽然我国明令禁止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但此类事件为何仍时有发生？
刘长秋：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国针对代孕的立法规制存在不足。目前，针对代孕的明确规定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这只是部门规章，只能规制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相关行为，即对于违反该办法的医疗机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3万元以下罚款，并给予有关责任人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代孕利益链条上其他相关方的行为，卫生行政部门无法进行惩戒。
在更高规范层面上，国务院没有出台针对禁止代孕的行政法规，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没有出台相应法律。此外，刑法中也没有规定代孕行为构成犯罪。这导致的结果是，由于缺乏法律法规依据，我们在应对代孕时捉襟见肘。例如，《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刑法中实际上并没有将代孕规定为犯罪，这就使得以上规定形同虚设，无法起到打击代孕的作用。
现实中存在客观需求，也是代孕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有的人想要孩子，但缺乏生育孩子的主客观条件，比如单身男性，或者因为某些疾病不适合生育的女性，转而寻求代孕满足需要。
利益诱惑是另一个重要原因。在非法中介的操作下，代孕形成一条黑色利益链条，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女性来说，通过代孕获得巨额收入成为一个非常大的利益诱惑，吸引她们参与其中。
记者：在此之前，非法中介一般寻找成年女性进行代孕，如今竟然找未成年女性进行代孕，这带来的危害是什么？
刘长秋：实践中，这应该不会是普遍现象，但是应该高度关注，因为涉及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不仅会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还会对正常的社会风气和道德底线造成严重的冲击。
加强妇女实名生产审核
记者：针对代孕，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进行治理？
王岳：根据《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我国禁止任何形式的代孕。针对这种合谋性行为，治理之道在于使合谋各方之间形成利益博弈，即实行吹哨人制度，凡是举报代孕违法的人员，政府给予比参与代孕获利还要高的奖励，对代孕行为形成震慑。
如果想杜绝此类代孕行为，不能仅仅处罚提供服务的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可以考虑效法这些年对拐卖儿童违法行为的治理方式，对处于优势地位一方，即购买代孕服务一方进行行政处罚，甚至追究刑事责任。
童云洪：治理代孕需要多方协作。代孕涉及医疗机构、医务人员、“黑诊所”(非医疗机构)、“黑大夫”(非医疗机构人员)、“黑中介”、代孕人员、委托人员等，甚至包括境外相关机构，治理职责涉及多部门，所以应该多部门联合打击，明确各监管部门的职责和相互协调义务。
要通过关键药物的源头控制、斩断违法及获利链条、加强实名生产审核、鼓励群众举报等手段，强化预防打击措施落实、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还要加强国际合作，协力打击境外代孕链条及与境内的勾连。
出台辅助生殖技术立法
记者：2022年1月，国家卫健委在官网公布《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4201号提案答复的函》指出：“将通过推动辅助生殖技术立法，对辅助生殖领域管理作出明确要求，严禁辅助生殖技术滥用，进一步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维护社会伦理道德秩序。及时跟进辅助生殖技术研究进展，适时对辅助生殖技术相关管理办法、基本标准和技术规范等进行修订。”
那么，应该怎样推动辅助生殖技术立法？
王岳：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相关立法。因为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相关行为的监管，不仅涉及卫健部门，还涉及其他相关部门，出台相关立法，能够为各个部门综合治理代孕提供执法依据。或者考虑到降低立法成本，可以修订现行母婴保健法，在其中设专门章节，对代孕等问题予以规定。
童云洪：可以从预防机制、打击措施、责任追究、善后处理、宣传警示等方面加强立法，对医疗机构内和非医疗机构进行的代孕活动，都有系统的法律进行规制，并明确监管部门及其监管责任，使打击代孕做到有法可依；同时，应立法明确怀孕母亲是唯一合法母亲，让代孕者对孩子负责，而对胚胎及生殖细胞提供者在法律上进行否认，让代孕目的落空。
刘长秋：国家卫健委提出适时修订辅助生殖技术相关管理办法、基本标准和技术规范等，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在更高层面上推动辅助生殖技术立法。就我国来说，不管从行政法的角度，还是从刑法的角度，都要对代孕作出明确的禁止性规定。
从行政法的角度，我国有必要制定一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法，至少在国务院层面制定一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条例，为国务院各部门规制代孕提供依据，扫清执法方面存在的障碍。
仅依靠行政法规制代孕，或者依靠民法调整代孕关系，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根据过去的立法经验，刑法在打击犯罪方面效果显著。因此，可以考虑在刑法中增设打击代孕的相关罪名，明确规定代孕(至少是商业代孕行为)为犯罪行为，借助刑法之力对代孕行为产生威慑，从根本上预防和打击代孕尤其是商业性代孕。
本报记者：陈磊 来源： 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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