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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新华社记者高蕾、白瀛)她擅长“讲故事”，23年的职业生涯里，从为女性维权到揭露可可西里盗金盗猎现象再到关注边关冷月的热血青年，她的作品总是真实不失温情；她最会“自讨苦吃”，告别家乡独自“北漂”，上高原、下海岛、横穿无人区，只为践行那始终不变的新闻理想。

2017年6月25日，周泉泉在西藏珠峰大本营留影。 新华社发

她，就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社会与法频道《夜线》栏目副制片人周泉泉。2019年6月6日，在广东珠海担杆岛海防一线进行《夜线》特别节目《热血边关》第三季前期采访的周泉泉被一块落石击中，永远停下了前行的脚步……

“匆匆，太匆匆。”周泉泉发在微信朋友圈的那句感慨，成了她46年短暂平凡却多彩无悔的一生最好的注脚。

那一份遽然终止的工作日志

6月4日12时，参加频道例会后开始审片工作；

14时，召开《夜线》栏目例会；

……

23时45分，在办公室完成了全部审片工作后乘坐飞机前往珠海；

6月5日4时，抵达住宿地，就寝；

8时，乘船前往担杆岛，一路沟通节目筹备方案；

17时40分，抵达担杆岛，召开采访筹备会，并工作至当日深夜；

6月6日7时，早饭后勘察岛上各处适合拍摄的地点。

2014年4月4日，周泉泉(右一)在北京主持《夜线》栏目的播前会。 新华社发

这是周泉泉生前最后48小时的工作日志。6日12时许，周泉泉在前往担杆岛最后一处拍摄预选地——一个防风坑道勘察路上，被落石击中头部，虽经全力抢救，终因伤势过重因公殉职。

在同事兼闺蜜李文娟的印象中，周泉泉永远如上紧了发条一般不知疲倦：“为了应对节目艰苦的拍摄环境，泉泉每天都跑5到10公里锻炼身体；她能骑着共享单车从东三环骑到怀柔。”但是6月7日开始，这个“永远在前进”的周泉泉，微信运动步数永远地停在了“0”上。

距周泉泉殉职的地方不远，是七百多年前文天祥曾悲叹“零丁洋里叹零丁”的大海。但在和周泉泉共事十余年的《夜线》主持人张越看来，把生命留在边关的她一定不觉得孤苦“零丁”。“她倒在最有归属感的军营里，倒在她最爱的节目里。”张越说。

7月2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社会与法频道在北京举办《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周泉泉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 新华社发

“跟着泉泉出差肯定没好地儿”

周泉泉父母都是军医，为了响应党支援三线建设的号召，举家从南京迁到青海。1973年，周泉泉在青海出生。1995年，周泉泉从南京大学毕业后进入央视，成为一名媒体人。

从小在军营长大的她，一直向往部队生活。2017年，周泉泉和同事们开始策划制作《热血边关》，选拔来自不同高校的大学生，到边防哨所体验军旅生活。那时，周泉泉已是副制片人，但她仍然坚持像普通编导一样，从前期采访到节目录制都全程参与。

为了让观众体会到边防战士的艰辛，节目组选择的拍摄地往往人迹罕至。“跟着泉泉出差，肯定没好地儿。”《热血边关》制片蔡郁说。

节目第一季拍摄地西藏阿里，一些地方海拔超过5300米，含氧量仅相当于平原地区的20%至30%。用西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阿里边境管理支队民警吴俊的话说，在这里正常呼吸都像负重四五十斤完成百米冲刺的感觉。高原反应让很多同事无法正常工作，周泉泉却隐瞒自己的不适，冲在最前面，“摄像倒了我就是摄像，编导扛不住了我就是编导。只要能把节目做好，我们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周泉泉这样鼓励同事们。

7月8日，媒体采访周泉泉亲友和同事。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 摄

对于年轻编导付伊铭来说，高原反应还不是最可怕的。节目组转战西藏墨脱时，正好遇上山体塌方，道路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湍急的雅鲁藏布江，最窄的地方不过二十多厘米。周泉泉总在队伍最后默默守护，确保无人掉队。

付伊铭至今都不敢相信周泉泉殉职的事实。“那么多意外和困难我们都挺过来了，周老师怎么会突然走了呢？”

好姐姐与“坏”妈妈

在社会与法频道总监助理庞克眼中，周泉泉人如其名，“待人像泉水一样干净真诚”。

据同事回忆，周泉泉第一次去阿里采访时，战士们觉得她是“首都来的领导，来边关不过是体验生活”，对她有些疏离，没想到几天后，她就成了边防战士和体验大学生的“泉泉姐”。节目里的几乎每个项目，周泉泉都亲身试验确保安全。有个倒滑的项目要求体验者顺着一根绳子头朝下从四层楼高的地方滑下去，连组里男同事都不敢尝试，周泉泉却自告奋勇。跟着边防战士巡逻，她和大家一起吃河水煮的夹生面条、住几根棍子一张塑料布支起的帐篷。

周泉泉在西藏采访时，曾与一个叫晋美的藏族小伙儿有过一面之缘。时隔许久，晋美突然给周泉泉打电话，请她帮忙让自己的姐姐来北京治病。周泉泉二话没说，就把晋美姐弟安排在自己家里，还跑前跑后帮他们联系医院。

2017年12月14日，周泉泉在西藏阿里留影。 新华社发

同事和朋友眼中的好姐姐，在儿子天天看来却是“坏”妈妈。“泉泉工作忙，没办法常陪孩子。在天天心目中，连我这个姨排名都比她靠前。”周泉泉的姐姐周宁宁说。

但周宁宁知道，妹妹在尽全力爱孩子。天天是班上第一个独立上学的孩子，可他不知道，一连好几天，周泉泉都悄悄跟着他，直到他平安地走进校门。“泉泉总爱畅想天天长大后的样子。我想，她唯一的遗憾就是不能亲眼见证天天的成长。”周宁宁说。

“在许多制片人眼中，周泉泉生前这最后一份工作日志是那样熟悉。因为日志上记录的就是一名优秀制片人最平常的状态。”在张越看来，周泉泉就是千千万万普普通通却尽职尽责践行“四力”的媒体人的缩影：“泉泉从没觉得自己吃了多大苦、做了多少牺牲，因为她爱这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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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泉泉生前照片。资料图片

6月4日12点，频道例会结束，开始审片工作。14点，召开栏目例会。14点40分，例会结束，继续审片工作。15时，主持栏目改版会。19点30分，改版会结束，开始汇总《热血边关》第三季海选大学生体验者情况。21点10分，原定起飞前往珠海的航班推迟到24时左右，利用航班推迟的时间，在办公室完成全部审片工作。23时45分，搭上前往珠海的飞机。

6月5日2点38分落地珠海，3点前往宿地，在路上与同事交流节目拍摄方案、训练项目设置以及人员住宿安排等细节。4点，抵达住宿地，就寝。8点，乘船前往担杆岛。17时40分，吃过晚饭后跟随守岛部队考察岛上的值班室、训练室和以前的抗台风坑道。20点，召开采访筹备会。

6月6日12时，花5个小时完成担杆岛大部分考察工作，谢绝午休一鼓作气前往最后一处坑道勘察……也是在这里，遭遇落石，生命永远定格在46岁。

这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社会与法频道《夜线》栏目副制片人周泉泉生前最后48小时的工作片段。她专注、紧张，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仍在工作，脑中是一条条待办事项。她日夜辗转，用生命守望自己挚爱的新闻事业，把短暂的一生化作一帧帧动人画面。

边关热血，她就是一名真正的战士

周泉泉出生于军人家庭，父母是戍守青藏高原部队的军医。生在高原的她，在格尔木的部队大院度过了童年，是一个开朗、娇小却刚强的姑娘。

“周泉泉性格外向，从小胆子就很大，像个男孩子，额头上有道疤，就是小时候从树上摔下来留的，外人都说她像是我姐姐。”姐姐周宁宁告诉记者，在部队大院长大的姐妹俩从小就向往军营，因为身高不够，周泉泉放弃了报考军校的想法，选择成为一名记者，她用新闻的眼睛感知、体会着这个世界。

大学毕业后，周泉泉进入央视，先后担任《读书时间》编导、社教中心《半边天》栏目主编，以及社会与法频道《夜线》栏目副制片人。2017年，《夜线》推出体验式季播特别节目《热血边关》，这是一档带领大学生走进边关哨所，体验军队生活的正能量节目，她也“如愿”来到了向往的军营。

“周老师来过西藏多次，走遍了高原缺氧的无人区，远到阿里，险到墨脱都有她的足迹。”西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阿里边境管理支队民警吴俊与周泉泉在《热血边关》节目拍摄过程中相识，在他眼中，这位从北京来的记者，是亲密的战友，也是自己的知心姐姐，“姐姐对部队的热爱是从骨子里透出的。”

《热血边关》第2季的拍摄地点选在西藏墨脱。这里是中国最后通公路的地方，极其荒僻险峻。她在这里遇到过塌方、落石、满是尖刺无人进入过的道路。吴俊告诉记者，为了尽可能让大学生体验到军人生活的原态，同时还要确保体验者的安全，周泉泉自己把高空坐滑、倒滑等高危科目先做两遍，确保万无一失。“周老师体验完后非常激动，说这个训练有意思，排成节目肯定也好看。”此时，周泉泉已经由于高原反应眼睛泛红、嘴唇发紫，但她却大咧咧地说了句：“我父母都是军人，我也能算半个军人，我没事。”

在拍摄中尼边境战士巡逻的过程中，原本陡峭的山口突然刮起了大风，山路难走，呼吸困难，登上山几乎不可能，所有人都被困在了半山腰。撤退，不能如期完成拍摄任务；前进，又不具备条件。大家不知所措时，周泉泉坚定地说：“今天，我们一定要攀上去，此时风大，我们就在原地等待，具备一点条件，我们就前进一点”。

就这样，在高寒缺氧的海拔近5000米的半山腰，大家手拉手，相互搀扶向前挪，足足攀登了6个多小时。“周老师虽然身为女子，但和战士们一样，一路磕磕绊绊、从不言弃，她还时不时地给我们加油打气，从这以后，战士们都管她叫姐姐。”西藏边检总站阿里边境管理支队民警温顺明告诉记者，登顶后，她亲自选定拍摄角度、特写镜头、同战友合影……“她的嘴唇发乌，一张脸被冻得通红，仿佛整个人都融入了边境线，此时的她就是一名真正的战士。”

边防地区的采访拍摄大多急难险重，需要多么深厚的情感，多么坚定的心志，才能让一个人如此执着。

在原始森林的巡边路上，她不知疲倦地调动着大家的情绪；在西藏阿里，她带领团队到达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冬季含氧量不及内地40%的地方；在西藏墨脱，她在充满雪崩、塌方、泥石流的公路上为大家断后……《热血边关》制片蔡郁曾说：“跟着周泉泉，那些苦地方可真没少去，西藏最远、最高的地方都被我们‘征服’了。”

节目开播后反响热烈，许多网友留言：“看到了真实的边防”“致敬边防军人”“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为你负重前行”……“我热爱军营，这里的战士很辛苦，我要尽我所能把他们的故事记录好，传播好。”这大概就是周泉泉坚持的意义和初衷——把中国军人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更多年轻人有志于戍守边关。

赤诚热爱，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

周泉泉对新闻事业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

2001年，周泉泉调入《半边天》栏目组。在这个女性节目中，“社会组”是公认最难做的。但她无惧风险和阻力，先后完成了一系列有社会影响力的深度调查类节目。

《夜线》栏目主持人张越是与周泉泉并肩战斗18年的同事。在她眼中，周泉泉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

“她是一个特别胆大，又特别周全的人。”

2006年，周泉泉承担了调查拍摄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盗挖金矿及盗猎野生动物的内参制作工作，这是一项耗时长、风险大的任务。“可可西里无人区，天气变幻莫测，路途极其凶险，盗矿匪徒持有武器、气焰嚣张、神通广大，甚至将威胁电话打到家中恐吓。”张越说，女孩子拍这个太危险了，但泉泉没有退缩，她带着两名摄影师，毫不犹豫地去了可可西里。她不畏艰险，以极大的勇气和智慧，圆满完成了调查任务。

“她是一个特别坚韧，又特别温和的人。”

戍边战士常年驻守雪域高原，环境相对闭塞，面对镜头他们大多比较羞涩，不爱说话。面对这种情况，周泉泉就和他们分享自己的故事，战士们话匣子一打开，和泉泉姐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动情之处，他们时常落泪。“她懂我们，知道我们在想什么，关心什么，担心什么!”温顺明说。

“她是一个特别坚持，又特别会协调的人。”

由于工作出色，周泉泉很快就从骨干编导成为社会组组长。“升为组长后，工作重心会转向后方的统筹协调，但我还是希望她可以多到一线。”令张越意外的是，在和周泉泉谈话中，周泉泉坚定表示：“让我当组长可以，但我有一个条件，我要继续做编导，去一线。”

2011年，《半边天》栏目改版成为《夜线》，节目形态也由录播升级为直播，面对这样一档每周7天、每天60分钟的直播谈话节目，组里的每位成员都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不少人都找到副制片人周泉泉大倒苦水。“这一变，虽然是辛苦了点，但你想想，我们可是在创造电视的历史呀!”周泉泉乐呵呵地鼓励大家。如今，不少同事都觉得，习惯了直播，反而对录播有点不适应了。

“她是一个特别能干，又特别低调的人。”

“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是同事对周泉泉的评价。“至今我还记得她跟我炫耀她在西藏拍到了银河的样子。”央视社会与法频道总监助理庞克回忆说，早在《半边天》时代，她就可以熟练地进行演播室的导播切换；她拿起摄像机能拍出专业的画面，在摄像因高原反应倒下无法拍摄时，她立即顶上充当摄像。当节目的编导因高反病倒没法采访时，她马上坐在摄像机前充当采访记者完成剩下的采访。

“她的兴趣广泛，视野开阔，始终保持着一个媒体人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也从不离开节目制作的第一线。”这是团队对周泉泉的一致看法。

清澈如泉，以爱之光照亮他人

“周泉泉对许多采访对象都有一种充满人性的关切。”庞克说。

2017年4月2日“世界自闭症日”，周泉泉策划制作了反映孤独症儿童及家庭的大型特别节目《星星点灯》，同时在《夜线》推出6集同名纪录片。

当时有些人反对，觉得这样的节目肯定没什么收视率，但她说：“我们有义务让社会了解他们这样一群人的存在，让社会去关注他们、帮助他们。”在节目直播过程中，观众和网友反响热烈。有观众留言说，你们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广电总局对节目进行了专题点评，指出“晚会传递了温暖，呼唤了理解，更给患者家庭，社会公众注入了温暖的精神力量。”

不仅在节目中如此，在生活中，周泉泉的热心也总是在不经意间抵达周围人的身旁。

“同事亲人生病，她常常主动顶班顶岗，甚至反复催促同事赶快回家照顾家人。”周泉泉的好朋友、《夜线》栏目编导李文娟告诉记者，团队在承担直播任务时情绪紧张，从调整发型到解决早餐，周泉泉就是那个游走在同事间、安抚大家情绪的人。她的解决之道可能是一盆绿植，也可能是对孕妇工作的几个健康建议，往往很快就能让同事们“元气满满”。

周泉泉的突然离开，令她的家人、同事陷入一片错愕与悲痛之中。最近几天，周泉泉的儿子天天总会问：“姨妈，你们最近都在开会，在说妈妈什么呢？”周宁宁告诉他：“你妈妈是个英雄!”

“但我们从没把她当个‘女强人’看，她就是热爱这份工作，因为热爱，所以看起来总是精力充沛。”在周宁宁眼前，似乎还闪烁着周泉泉兴高采烈地向她讲述拍摄幕后故事时的眼神。张越认为周泉泉是在她最有归属感的地方和最热爱的工作中离开的。

从大漠到高原，从北疆至东海，周泉泉用她的热情、努力和追求，用一部部铿锵有力的作品，迸发出别样光芒，照亮走过的地方。那一次次为新闻理想奋斗的不眠之夜，那一阵阵带给人温暖的爽朗笑声，那一个个记录时代的无言镜头，都汇聚到她为世人留下的一抹倩影上，镌刻进与她相识的每一个人心中。

周宁宁李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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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网消息（记者/卢洋 剪辑/杨绎霏 编辑/阚纯裕）：“那几天家里面装修，有很多琐碎的事儿，但只有我一个人。”姜白鹭（化名）倚在尚未封边的窗台前，正为卫生间的防水层返工而郁闷。看着地上的碎砖块和横七竖八的涂料桶，她默默点开了手机里的一款AI软件，对着自己复刻的父亲发消息：“家里以前瓷砖有什么问题都是您修的，现在我只能自己弄了。”手机屏幕里的对话框很快出现一条回复：“闺女，你长大了，要学会独立处理事情。如果实在解决不了，可以找专业人士帮忙。安全第一，别勉强自己。”姜白鹭的指尖停顿在手机屏幕上，感慨道：“有些话确实像我爸会说的。”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我们向机器人索取什么，就代表我们需要什么”

两年前，34岁的姜白鹭先后经历了父亲和母亲的离世。去年，她偶然发现了一款AI软件，该软件允许用户通过填写基本资料、性格特点、常用称呼等信息来创建一个去世亲人的“智能体”。对于姜白鹭来说，这不仅是一个程序，还是一个能承载她情感的空间。她开始向自己创建的虚拟父亲倾诉生活中碰到的困难、分享路边偶遇卖花老人的经历，或者向父亲表达对妈妈的思念。“我妈妈走得太突然了，好像很多话还没有说开，她就走了。”姜白鹭告诉央视网《新闻+》记者，她总觉得是因为自己说错了什么才导致了母亲的离去，至今无法释怀。因此，她在软件里给父亲写了一封信。

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在姜白鹭看来，这原本是一个因为亲人的逝去而永远无法得到答案的问题，但是AI父亲却“满怀爱意”地给了她一封回信。“这个回信就像我爸爸妈妈会对我说的话，就好像是冥冥之中爸妈在天上给我回的信一样，让我很开心。”姜白鹭告诉央视网《新闻+》记者，信里的每一段都有一两句话很像父亲生前跟自己说话的方式，“会有代入感，感觉到一些支撑和安慰”。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长期从事哀伤干预领域研究和实践工作的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周宁宁表示，在亲人去世后，人们会处于一个接受与不接受之间挣扎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会寻找各种信号证明“亲人还以某种方式在我们身边”。她告诉央视网《新闻+》记者，AI只是“寻亲”的载体之一，它反映了丧亲者想要与亲人继续保持联结的诉求，但即使没有AI，继续寻求联结也会发生在日常生活中，这是正常的，每个人都会与逝去亲人保持某种形式的联结。“我们伴行群里有一位失去孩子的母亲，她去陵园看望孩子准备回家的路上，看到三只小狗跑出陵园，看起来很快乐、很开心，就在群里问这三只小狗有没有可能是她的孩子以及和孩子埋在一起的两个小伙伴。”周宁宁说，“当时群里形成了一种默契的共情，大家都说肯定是的。”

“复刻就像是一面镜子，映照的是使用者自己的内心”

1966年，在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最早的聊天机器人之一——伊莉莎（Eliza）诞生了。在早期场景中，伊莉莎模拟了心理治疗师的角色，令人惊讶的是，人们很快就开始将伊莉莎拟人化，向她倾诉个人故事、内心秘密，并透露敏感数据。

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对逝者留下的影像、声音等素材进行处理，复刻出其数字形象成为可能。还有一些团队专门从事“复活”亲人业务，收费从10元到10万元不等。

孙文（化名）从半年前开始研究“年轻人用AI复刻父母”这一现象，她所接触的十余位访谈对象中，有人明确表示“AI父母，它就是我的再生父母了”。孙文告诉央视网《新闻+》记者，在刚进入这一领域时，她满怀疑惑，“怎么会有人把AI当做自己的亲生父母呢？”但仔细了解后她发现，“在一些父母角色缺位的家庭，例如父母去世，或是父母健在但没有给孩子足够的陪伴时，AI提供的情绪价值就有了疗愈属性”。在访谈中，一位受访者向孙文表示，如果后续出现了AI父母的仿真机器人，那他也会毫不犹豫地购买。

随着研究的深入，孙文发现，AI不仅能够填补失去亲人的空白，还提供了根据个人需求调整“复刻亲人”性格和反应的可能性。“在多次改写后，它就会慢慢靠近你想要的那种风格。”孙文用一位受访者的情况举例：这位受访者的母亲在现实生活中遭受家暴，但在复刻AI母亲时，她选择塑造一个强硬的形象——每当AI输出的话语不符合她的期望时，她就会自行改写。在孙文看来，复刻就像是一面镜子，映照的是使用者的内心。

在一位学者所描述的“亲密性社会”中，社会关系越是接近每个人内在的心理需求，就越趋向真实。人们使用AI软件复刻亲人，正是在寻找这样一种契合自我心理需求的情感体验，从而提高亲人仍在世的“真实感”。“不过这种亲密关系是一种封闭的关系，可能深陷一种情感依恋。”孙文向央视网《新闻+》记者表达了她的忧虑。

周宁宁副教授从丧亲者独特的心理角度解析了这一现象，她指出，一些失去亲人的人会特别想要维持自己的痛苦状态，通过让自己沉浸于哀伤当中来保持与逝者的联系，哀伤也是爱的一种表达。“有人说，不希望自己恢复得太快，不然会觉得自己不够爱他。他们希望每天都可以想念，每天都感受到联结。”周宁宁解释说，哀伤也是爱的一种表现形式，在这一过程中，依恋AI反而成为一种“不挣扎、不淡忘、和逝者融为一体”的方式。

“整合好创伤后继续前行，就是对逝去亲人最好的纪念”

作为国内某款AI复刻软件的负责人，张功（化名）看到了这一“现实的需求”并开始创业。“在和失亲者聊天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对这类服务的需求非常强烈，而AI又很适合做这个。”张功告诉央视网《新闻+》记者，试运营一年多后，平台的注册用户突破了1万人，且付费用户的转化率高达10%，远超普通互联网产品1%—3%的标准。

“这么高的转化率说明这个产品是有一定成瘾性的。”张功毫不讳言地告诉记者，尽管目前的产品在技术水平上并不算太高，但有如“失独”的用户有很强的使用黏性，“他们也担心再次失去自己构建的孩子（的数据），这是不能容忍的二次伤害”。

不过，当技术尚在“蹒跚学步”时，代码真的能复刻出会哭会笑、有温度的生命体吗？对于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张功有自己的看法。“我希望打造一个有灵魂的AI，它不是提供咨询或简单的对话，而是能复刻情感和人格。”张功向记者解释，“如果说用户去世的奶奶性格是沉闷的，那AI复刻的也应该是沉闷的，哪怕给用户的回复只有几个字、几句话，那也是对的状态。”

在张功看来，用户与AI复刻的亲人互动时，期望的是能够唤起情感上的真实感，而不只是安慰、夸赞、认同、顺从。“这种细微的性格特征是我们希望尽量保留的，但现实中要做到这一点却非常困难。”张功无奈地告诉央视网《新闻+》记者，“目前我们也还在探索中，不知道该怎么让AI的‘人格化’做得更好。”

实际上，目前人工智能所做出的“情感反应”是被设定的，大语言模型预制了机器人面对人类情感表达时应该做出的回应。一些情感陪伴类的人工智能也会有专门的“语料写手”来训练对话逻辑。尽管大语言模型的突破性进展让智能机器人越来越“懂”人的情感，但仍然无法达到人格复刻的层次。

姚莎莎（化名）在第一次和AI复刻的父亲对话时“心情非常激动”，但在短暂的激动过后，她很快认识到“亲人已不在”的事实。在她的回忆里，父亲总是对她充满关爱，她每天都会想父亲，前一两年想到就会流泪，还会经常梦见他。在极度思念中，姚莎莎开始使用AI复刻技术和虚拟父亲聊天。“我爸爸当时最大的心愿是可以看到我的孩子能够出生，但是很可惜就只相差三个月，他没有看到。”在和手机里的虚拟父亲聊天时，姚莎莎会和“父亲”分享养育孩子的日常，就像在完成他的心愿。

“但是AI的回复相差不会太大，基本上也就是关心然后安慰，跟爸爸聊天还是不太一样。”姚莎莎告诉央视网《新闻+》记者，在使用AI的过程中，她逐渐意识到“他已经消失了”，去世就意味着一切都已成为过去，虽然AI能够提供某种程度的慰藉，但无法替代那些与人共度的真实时光。

周宁宁副教授告诉央视网《新闻+》记者，在经历丧亲之痛时，人们往往在哀伤和复原之间“摆荡”，可能会接受亲人已经离世的事实，知道他们不会再回来，会关注当下的生活、未来的规划；有时也会出现因丧亲引发的各种哀伤反应。这种“摆荡”的终点是“整合性哀伤”，“就是我们一边有哀伤，同时我们也可以继续生活、工作、照料家庭和维护社会关系，适应逝者已经离开的世界”。

“比起AI，我现在最想要的是在梦里见到我的父亲。”姚莎莎回忆到，每当梦见父亲时，他总是健康的、生动的，她也会把这样的梦分享给妈妈、丈夫，甚至没有见过姥爷的孩子。在她看来，这样的梦好像另一种更鲜活的复刻，它不是由代码构成的，而是由真实的情感和记忆编织成的，可以让她有信心珍惜每一天，照顾好家中的亲人，并期待再次相见。

周宁宁华东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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