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华林,范华鹏

范华（Patrice Fava）著；张琬容、雷阳、李瑞林 译；陶金 校对

编者按：2021年2月18日（农历正月初七），世界著名汉学家，道门宗匠施舟人（Kristofer M. Schipper）教授于荷兰升遐远游。按照道教传统，正月初七为三会日之一的“举迁赏会”，而这也正应了学道者功圆行满，受诏登真的说法。蒙施舟人先生弟子范华（Patrice Fava）先生的支持，我们现将他所撰的一篇纪念文章译为中文，并与他2012年4月所拍摄的一段施舟人生活短片在此一并分享，作为施先生逝世周年之追思。

03:46

视频加载中...

《与施舟人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下午》，摄影：范华（Patrice Fava）；剪辑：浦敏枫；制片：陶金。(03:46)

我从未想过施舟人会离开这个世界，离开我的生活，乃至离开道教进程。斯人已去，我们必须重新学会如何生活和工作。然而幸运的是，对于我和汉学界的许多同仁来说，他是“死而不亡”的。我们将永远想念他的音容，重温与他在一起的回忆、谈话、散步、讲座以及他的著作。现在，他已远游，但却又从未如此地亲近。

最后一次与他相聚，是二零二零年一月在巴黎一个小酒馆的晚餐，这已经定格在我的记忆中，就像达·芬奇画在恩宠圣母修道院墙壁上的《最后的晚餐》。当时，他刚刚结束了在人文科学之家（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的一场讲座，六个弟子围坐在其身边：高万桑（Vincent Goossaert）、吕敏（Marianne Bujard）、方玲、洪怡沙（Isabelle Ang）、贾珞琳（Caroline Gyss）和我。这次愉悦的晚餐后不久，席卷全球的疫情便将所有人分开，我们本还期望着能在北京或别处再次相聚。施舟人带走了他享誉世界的渊博学识，以及出众的为人传道、授业、解惑的能力。他比任何人都更善于掌握真相，更能将难题阐明清晰，并为举棋不定的研究过程指明方向。这种诠释的才能来自于他在道教领域多年的深耕，一方面是身体力行的实践，一方面是对于道经的熟稔。众所周知，他被授予了仙职法位，但只有身边的人才能看到其内心深处的那位道士。大家尊崇其为学者，却未发现正是他的仪式实践，以及他在台南与其他华人社会的频繁往来，使他跨越了西方与东方乃至与道教之间的鸿沟。只有少数亲近他的人能够认识到，他的研究路径在本体论的层面更接近葛兰言（Marcel Granet, 1884-1940）在其《中国思想》中所做出的概述与分析。他是第一位以道士为本位展开思考的汉学家，但同时又继承了法国学术的治学风格，以及从沙畹（É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到康德谟（Max Kaltenmark, 1910-2002）等前辈道教学者的学术遗产。得益于这种双重训练，他成功地将真正的道教文化带入当代西方社会。在这种自省式的态度下，文本得以有了新的解读，教学方法也被调整为道士的视角。

在高等实践研究学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的课程中，施舟人会让听众在两个小时内屏息聆听。课程结束后，大家会感到经历了一次升华，就像观看了伯格曼（Ingmar Bergman, 1918-2007）或黑泽明（1910-1998）的电影一样，因为他懂得如何分享盛大仪典的亲身经历。正是这种真实感，使得他所展现的各个时代的道教都是鲜活的。葛兰言在书中所讨论的是一个不复存在的中国文明，而施舟人则告诉我们其依然生气勃勃。此外，他极具演讲的天赋，总能脉络清晰，逻辑有序地论证并得出结论。即便已是耄耋之年，他依然应邀出国讲学，这既是为了自己的乐趣，也是为了让中国听众以另一种方式了解自己的历史。在丧期中，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悼念文字表明，施舟人在中国，至少是在学术界中的盛名，甚至有人认为他是中国文化真正的代言者。有一次他对我说：“中国人（对于‘道’）日用而不知。”在《道之用》（L'usage du Tao）一书中，我引用了这一表达来总结道教在中国被忽视的现状。

然而，对于施舟人的那些幸运的听众，哪怕他们只是通过网络上的影片或访谈，也会重新发现自己文化的基因，并对自己曾经的无知感到惊讶。我曾把施舟人一次演讲的视频片段转发给一位朋友，她回复给我一篇很长评论，为不了解自己的文化而感到羞愧，并追问为什么大家认为天主教是一种宗教，而道教是一种迷信。她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忽视了道教在自己文化中的根本性地位？

施舟人的研究涉及语文学、科学和学术史等多个领域，而对于以上这些问题的回答则处于其著作的核心位置，其包括对于西方传教士、清末皇帝以及康有为等人破坏行为的揭露，他们均深受了新教牧师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s, 1845-1919）的影响。令人惊喜的是，在几个世纪对于道教的持续打压后，道众又重现于众多的圣地与村庄之中。以此为题，施舟人撰写了人生中最后一篇文章：《道教的回归》（Le retour du taoïsme）。

没有一位汉学家能够自称做出了与施舟人一样的全面且“前无古人”的贡献。他以一己之力改变了汉学研究的进程以及我们对中国的理解，可是他只能稍微撼动儒家思想这一坚不可摧的堡垒：自从传教士主导早期汉学研究以来，儒家思想便一直占据着舞台中心，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尽管他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他只是部分地破除了“迷信”这一词汇，其仍在当代话语中不自觉地出现。施舟人一生都在贫瘠的土壤中播种，且最终都已破土发芽。我们都以自己的方式，成为树丛灰烬之中重新绽放的花蕾，一如莱斯（Simon Leys, 1935-2014）在《燃烧的森林》（La forêt en feu）所言。

施舟人与其师兄陈荣盛道长

施舟人带走了正在撰写的他在台南道士生涯的回忆录，我们亟需这本书来了解他如何，在没有舍弃西方文化背景的情况下，得以进入中国与道教的宇宙观。他的经历并不来自新纪元运动（New Age）的泛泛而谈，也非出于传教士福音主义的好奇心，而是来自于对艺术史、戏剧、音乐、歌剧，以及后来对宗教人类学的热情。在他所任教的法国高等实践研究学院“第五宗教科学系”（Ve section des Sciences religieuses），宗教与科学被关联了起来。他还带走了他正在准备的关于钦安殿的文章。几年前，他参谒了这座紫禁城中最尊崇的神殿。没有多少人知道，这是明朝定都于北京的重要历史见证。施舟人还有许多其他项目没有完成，但是他已经留下了大量作品，足以证明他的“死而不亡”。对于从游于他的人而言，他确已“羽化登真”，一如老子、庄子，以及所有伴随他的高道一样。他曾向我们保证活到120岁。我有时很难相信，在2021年2月18日，也就是我完成新书《湖南道士和法师的神化》的这一天，他离开了这个世界，在我的意念中，他已经位列仙品。我知道，对于成长在西方的普通人来说，在家坛供桌上的诸位神明旁安奉自己师父的造像，只能算是一种愚昧的，令人发笑的怪念头，一如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所言，是一种“可憎的行为”。道教与西方人的认知相去甚远，以至于我们几乎不可能将其掌握，除非改变我们已有的本体论体系。

范华家中坛上所供奉的施舟人（与陈荣盛道长）照片

施舟人有理由认为自己是道教传统独有的传承者和守护者。在被台南道教界所接纳后不久，他便发现了法事中所应用的科仪本与明代《道藏》中的部分内容非常相似。这是在1962年，当时大家都以为道教在中国大陆已经消失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台南道教这一活着的传统成为重新探索道教历史的重要起点，其本来就保存在传世的《道藏》之中。一名外国人士完成了如此艰巨的任务，这使他在中国也受到了赞扬与认可。这位在三天门下法名“鼎清”的大师播下的种子正不断破土而出。

我与施舟人的最后一次通话是他被紧急送往医院的三天前，不料这一叙竟成永诀。我此前通过电子邮件向他送去了牛年的新年祝福，他因此致电表示感谢。因为我之前附上了一张我家坛供桌的照片，上面摆有各种贡品，话题因此便很快就转移到了我岳母张爱云庆祝新年的仪式，她当时在北京与我们一起过年。在岳母的带领下，我们在新年的前三天每天上三次香，第一杯茶献与天神与太公，每次餐前，都要将饭菜先行上供，供桌上的蜡烛也必须一直保持燃烧。小年送灶之后，每天的生活便都围绕着新年庆祝活动展开。在北京，大概没有多少家庭还在厨房供奉司命灶君。

近代以来的变革，迫使所有人放弃了与神明世界有关的任何东西，也鲜有人家在近年来恢复送、接灶神的仪式然而，正是这些集体记忆的缩影，定义了当代中国人的身份与文化，只有老一辈还保留着这样的知识。直至今日，一些学者仍在重复马克思·韦伯（Max Weber, 1864-1920）的观点，认为中国人忽视了超越性。这证明了学术视野的固步自封会导致对于明显事实的视而不见。实际上，超过一半的中国人仍然保持着岁时年节的传统，其为一年赋予节奏，并与自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另一部分人，即使与传统习俗保持着距离，也会在每年春节这一关键节点，热切地庆祝新年。这与仍然存在着一个“永恒的中国”的想法并不矛盾。

作为一位道士，施舟人非常重视传统历法中的节日，因为道士是古代中国天人关系运转法则的守护者。他曾向几位弟子传达一种优越感，这是所有掌握仪式知识，并得以感通大道玄义妙理的历代高道所共有的。分享这种道士的内在精神世界，常给人以一种出尘之感。

中国在宗教领域已经拥有了广泛的求索，以至于奉道者可以在这个极为丰沛的信仰体系中找到与他们相应的元素内容。中国人经常以他们数千年的历史和文化与西方的科技霸权进行比较与抗衡。

法兰西学院中国思想史讲席教授程艾兰（Anne Cheng）将她的研讨课命名为“中国（还）是一个文明吗（La Chine est-elle [encore] une civilisation?）”，这个问题并不困扰奉道者，因为他们自认为是中华帝国最后的代表，道教的教团也正是在汉末皇帝失去天命时所出现的。

道士所生活的宇宙显然与西方人的宇宙非常不同，后者已经进入了马塞尔·戈谢（Marcel Gauchet, 1947-）所说的祛魅的时代。施舟人生活在神圣的世界里，他叹惜人们经常忽视其中的法则。这一不妥协的态度使其学术成果自成一家。在《道藏通考》（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中，他划定了一条界限，用以区分道教的内传文本与外传文本。于是，曾令学术界望而却步的庞杂的《道藏》开始变得明晰可解：这是长期历史传统的结晶，且与台南陈氏家族所传承的科仪有着密切的关联。《道藏》由一千五百种典籍组成，其中大部分不具年代、作者，且难以理解，而施舟人成功地从中建构了一套清晰可辨的学说和一个环环相扣的系统。他在该领域的建树可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 1908-2009）在神话分类和阐释领域所做的工作相提并论。

施舟人所有的研究工作都可被归入他所提出的“道教框架”中，他知道如何在最多元的领域中使用这一框架概念。他从不违背文本的传播规约，并且坚决反对传播那些内传抄本。日本学者大渊忍尔曾出版了陈荣盛道长的全部仪式文本，对于施舟人来说，这是一种亵渎，因为他公开了原本在家族内部以抄本形式传承的文本。受他的指点，我将研究了二十多年的湖南神像视为一种神圣艺术，而不是通常所谓的“民间艺术”。从一个术语向另一个术语的转变，彻底改变了人与神像之间的关系，无论其再现的是既有谱系中的神明还是被神化的先师。也是从他那里，我学到了从未有人教授过的日常礼仪，比如不要手指、触摸，或移动神像，因为其生活于人间但来自另一世界，并应予以尊重。

自古以来，道教神学就将羽化的道士奉为仙官，并为他们备有专门的升度仪式，谓之“缴箓”或“送度”。在这个仪式中，道士所佩的“阳凭”必须通过焚化来与受箓仪式中所焚化的“阴凭”合并。施舟人允许我在我的《通天之道》（Aux portes du ciel）一书中使用他受箓文凭的照片，而这一文凭则被恭敬地安奉于福州天元山顶他自己的“通玄靖”中。

法箓的授度文凭是一份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及高度象征意义的授职证明。其通过受箓者的生辰、对应星宿、品阶、法职、所属的天界院司、其法坛、道靖之名号、受箓时所得的法器，以及从属受命的将帅来赋予受箓弟子以神圣身份。1966年，施舟人于台南在第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的主持下参受法箓。在《道体论》（Le corps taoïste）“众神之师”（« Les Maîtres des dieux »）一章中，他描述了一次授箓的过程并翻译了十九世纪泉州抄本中的一份“仙简”（«certificat d'immortel»，译者按：即受箓之凭证，参见该书 p.95-96） 。这个话题从未变得如此现实，鼎清道长会在何时进入仙界呢？

在今天的语境中，不得不注意到，这一过渡仪式（rite de passage）不符合唯物论的观点也不符合西方主流的无神论。 施舟人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其能使部分读者重新评价道教，乃至用新的概念重塑曾经备受嘲讽和玷污的道教文化。颠覆如此根深蒂固的思潮是人类学的一个胜利，也是以改写了西方中世纪史的乔治·杜比（George Duby, 1919-1996）、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 1924-2014）和其他历史学家研究的贡献。高延（Jan Jakob Maria de Groot, 1854-1921）开辟了福建的田野调查，但是他远没有像施舟人那样将代代相传的鲜活的传统与传世文献中的宗教遗产联系起来。儒家学者建立了一个道家哲学与二世纪所兴起的天师的道教之间的明确区隔，这在今天仍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尽管施舟人做了许多论证，特别是重读庄子的作品。道教历史的范围是如此的宽广无限，在未来几代人中肯定会有新出版的《什么是道教？》一类的书籍，但就目前而言，真正回答了这一问题的著述只有施舟人与傅飞岚合作的《道藏通考》。

施舟人赠与范华的自摄台南田野考察照片，背面留有他以铅笔所作题注。

我经常说，一位羽化的道士就像一座燃烧的藏书楼。许多道士的传承的确在历史的进程中被打断了，施舟人本人也没有在他所传承的泉州科仪传统中培养任何弟子。然而，他留给后人的不仅是大量的学术著作，还有非常宝贵的照片、抄本、神像、绘画，以及法器等藏品，其需要像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 1896-1966）的藏书与藏品一样被仔细清点、造册。这两个人虽然非常不同，但事实上却也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有一种天然的权威感，不断吸引新人来分享他们的理想。安德烈·布勒东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能代表我们社会的现代性，而施舟人则改变了中国历史的书写方式。我们应该仿照“安德烈·布勒东之友”协会的模式，建立一个“施舟人之友”协会，所有将他视为生命中重要部分的人可以在这里聚会并延续他的学术。施舟人的独特遗产应该与学术界分享，以此弘扬道教文化。此外，他在世界各地的讲学实录也需要被保存整理。道教的可持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赖于此。除了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没有一个汉学家的国际地位可以与施舟人相比。

有一天，他说，道教是一种幻象（phantasme）。这个说法很惊人，其可以适用于所有的宗教，所有的意识形态，以及所有的乌托邦。但是真正令人惊讶的是，施舟人用其替代了“信仰”（croyance），那是他小心翼翼避免使用的词汇。“宗教”（religion）这两个字对他来说也很有问题。至于“民间”（populaire）一词，其在学术著作中不可避免地与信仰、道教、宗教、庙宇、进香等联系起来，也被施舟人剔除了。对他而言，道教是一种精英文化。他一生的工作是对从殖民时代以来的陈词滥调的挑战。虽然路径大不相同，但是施舟人的研究方法很接近马塞尔·戈歇（Marcel Gauchet, 1947-），后者撰写的新历史哲学并非基于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而是基于西方的宗教遗产。

现在，斯人已逝，那些曾受学于他的人，和那些发现其缺点的人，都将对其学术成果进行评价，即使他们也承认其成果是独特且不可替代的。有人认为施舟人的作品缺乏理论探讨，这主要是出于道教没有神学阐释的事实。但道士从不觉得有必要解释其法事，他们将自己的理论置于了仪式实践之中。在施舟人离世几天之后，高万桑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他写道：“多年来，我已经习惯于将他比作富有远见、能在许多人仅看到事实之时就洞察深层模式的数学家。”我曾援引著名人类学家菲利普·德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 1949-）的作品，用以说明道教在根本上是“阴阳五行”和“万物有灵”这两个本体论的真正守护者。这就是道教的“深层模式”（deep patterns），在当代中国社会，以阴阳宇宙观分析事物且遵依农历指导生产、生活者仍大有人在，也有很多香会和道门遵守着那些确保天人合一的诫律。

无论面对公众还是有限的听众，施舟人总能让人们通过道教的棱镜看到中华文明的伟大之处。他对中国历史和宗教史有着总体的视野，但是他总会揭示出道教在诸多方面的特点，及其对中国思想史的意义。站在施舟人的角度，中国历史中的偏差与分歧是因为对于道教思想观念的漠视，其常被解释为某种误读。在法国的思想界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历史思潮。谢和耐（Jacques Gernet, 1921-2018）的观点延续了王夫之等十八世纪思想家的看法，认为清人夺取政权是因为全国上下普遍沉迷于佛道研学而导致国力衰弱。而施舟人则倾向于将道教的边缘化理解为清政权文化与政治衰退的结果。施舟人的著作一直呼吁改变过去两千年来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官方历史叙述，其中包含三本重要的书：《道德经》《论语》及《庄子》的翻译，不过这三本书目前只有荷兰语版本。

尽管施舟人得到了许多来自中国的赞誉，但必须强调的是，他的作品只触及了一小部分相对边缘的中国知识精英，影响力还十分有限。他的观点只获得了很少的认同。人们大都只是钦佩这位学者，却并不了解他思想的实质。事实上，首先应该尝试消减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过滤筛选，然后才能从内部感受到那种使道教焕发生机的精神。这种情况在中国是很少见的，因为道教不仅不被认为代表中国文化，还被认为是一种民间宗教。“民间”这个词指的就是非官方，意味着其远不及与儒家相关的国家宗教。可谁又了解位于北京城中轴线上的明代道观钦安殿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施舟人认为其中举行的仪式活动与普通村庙并无二致。今天参观故宫的游客很难想象，在过去的四个世纪里，这里是帝国的重要宗教中心，也是儒释道三家学说的争衡之处。 可在官修历史中，谈论皇帝的宗教生活一直是不合时宜的。紫禁城这一神奇的地方每天迎接着成千上万的游客，然而这里的数十座庙宇依然大门紧闭。

尽管施舟人总是站在道士的立场上反驳他们的对立者，但是他并不会将其从历史的进程中孤立出来，相反，他表明，道教在任何时期都是历史的一部分。遗憾的是，只有少数学者在离开了校园，进入田野时，才会式意识到了这一真理也适用于当下；在那里，道士每天都在举行各种仪典。

通过讲座、研讨会和福州的研究中心，施舟人在中国广为人知。他深深吸引了他的听众，其中也包括在个人与机构层面给予他以支持的官方人士。施舟人与他们分享人所罕知的历史，在中国的改革时代中，这意味着可供开发的文化遗产，包括用于旅游。施舟人总是避免肤浅的论断。他在所有的领域都展示了一种从道家历史观出发的原创性思维方式，却从未试图将任何道教方技引入西方，尽管这种做法屡见不鲜。施舟人从来都不是一个出世的隐士，当他初到达福州时，便打算成为一位“本地知名人士”。他重新探索了作为道教圣地系统的三十六洞天与七十二福地，这一题目在最近已经吸引了大批研究者。他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向世界证明，道士群体是最早的环保主义者，其历史可上溯至约两千年前。他们依据宗教戒律建立了一套卓越的自然与动物保护体系。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应允为此项对于道教历史颇具雄心的探索提供支持。为了扩展自己在生态学领域的兴趣，施舟人正在中国进行一项关于众多名山的宏大研究计划。项目的文献资源就在中国人的手中，却未能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施舟人自从进入久负盛名的法国远东学院（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并前往台南与道士世家开始长达八年的生活时，便在利用《正统道藏》了解洞天福地的重要功能。“您已经去过了古罗马！”列维-斯特劳斯在听完施舟人基于台南道教田野调查的讲座之后说。这因为他发现了施舟人不落汉学窠臼，且在人类学上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工作。

我经常说，我的道教使命在无意之间肇始于施舟人在巴黎的一次讲座。当时，他受邀于班文干（Jacques Pimpaneau, 1934-2021），而我正在法国东方语言学院读中文二年级。那是在1967年。他放映的幻灯片中，主持仪式的法师在一把蓝色的纸伞下模拟自己升天的情景，这一幕一下子就刻在了我的记忆中。通过分享他在台南的经历，施舟人向我们揭示了中国古老的玄妙仪典依然存在，而那些被几代希腊学专家所充分研究过的秘仪却只是遥远的记忆。但是，中国各处圣地、香会、庙宇以及道教活动的恢复还要等到十几年后。

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大陆的实地调查才开始小心翼翼地进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的成果得以涌现。出人意料地，施舟人在台南研究的道教文化，以及他在众多研究中所呈现的内容，对于理解中国大陆其他地方传统的特征非常有益。他的研究为描述新的地域和不同道派传承都提供了参考范本。

我第一次考察湖南道教便是和施舟人与袁冰凌一起。我在十年后出版的《通天之道》一书中详细地叙述了此事。正是施舟人根据我从中国带回的几尊神像最先意识到，绝对有必要继续探索中国宗教史中的这一新的线索。我对湖南道教的探索也是沿着他的道路，并延续了我在台南追随陈荣盛大师的学习。我录制有他建醮及超度法事中的所有仪式，这些录像带都被施舟人像珍宝一样精心地保存起来。

施舟人的突然离世，引起了强烈的冲击，并还将不断蔓延。短短的这几页很快就占满了我的电脑屏幕，我仅希望借此文向那些没有机会认识施舟人的读者介绍他的为人，以及他人生成就的只鳞片羽。

范华（Patrice Fava），法国人类学家，法国远东学院（EFEO）北京中心合作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道教研究中心的合作研究员，久居中国三十余年，致力于道教研究与纪录片拍摄。他以在湖南十余年的调查研究为基础，在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的资助下，设立了“道教与地方社会”研究计划。他曾以中文、英文及法文发表论文多篇，专著则有《通天之道：湖南道教神像，艺术和人类学研究》（Aux portes du ciel. La statuaire taoïste du Hunan: Art et anthropologie de la Chine,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EFEO, 2013）以及《湖南道士和法师的神化：新化县道教神像微观历史》（上下册，新文丰出版公司，2022年）。

责任编辑：黄晓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