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孤儿去内蒙古叫什么电影，上海孤儿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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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孤儿院在什么地方
2019年9月29日，人民大会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隆重举行，共有42人获授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其中不乏“中国氢弹之父”于敏、“两弹一星元勋”孙家栋、“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人民艺术家”郭兰英等大名鼎鼎的杰出人物。
他们都是各行各业最顶级的代表，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有一名77岁的蒙古族老人，显得十分特殊，她被授予“人民楷模”荣誉称号。
她的名字叫都贵玛。
很多人从来没有听过这位老人的名字，更不知道她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成就，毕竟只有那些为国家和民族做出重大贡献的人，才有资格享受国家最高荣誉。
只有看完下面的故事，你才知道她的事迹有多么感人。
20世纪60年代初，年仅19岁的都贵玛在蒙古大草原，主动承担起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一个年仅19岁的蒙古族姑娘，为何要在蒙古大草原上养育28名来自上海的孤儿？这背后有一段特殊的历史，有一段感人至深的历史，这便是“三千孤儿入内蒙”的故事。
时间回溯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
1959年到1961年，这是一段国人不愿回顾的历史。
这三年间，我国连续发生大面积的自然灾害，干旱、洪涝、蝗虫、饥荒、疾病……各种天灾轮番袭击了中华大地，加上中苏关系交恶，国际形势严峻，我国的经济和民生陷入了空前的困难，史称“三年困难时期”。
生活在这个年代的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这段饥荒史。
三年困难时期，自然灾害遍布全国，就连最富庶的江苏、浙江等长江中下游地区也遭遇了严重困难，上海也不例外。
1959年底，朱德夫人康克清到上海考察，到孤儿院看望孩子们。
上海孤儿院是江南规模最大的孤儿院，这里收容了3000多名儿童，大多是失去父母的孤儿或弃婴。恰逢困难时期，孩子们能不能吃饱饭，是康克清最关心的话题。
当康克清看到孩子们的早餐、午饭时，心情十分沉重，因为每个孩子只有简单的小半碗米饭，一点没有油花的青菜，没有肉丝，更别说牛奶、鸡蛋了。
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没有肉禽奶蛋，营养严重不良，个个面黄肌瘦，身体素质根本无法保证，至于其中原因，不用说，康克清也很清楚，因为就连整个中南海，包括毛主席在内都在节衣缩食，坚持不吃肉食，来应对灾害导致的饥荒。
但是，情况比康克清看到的还要严重，孤儿院的领导向她汇报说，孤儿院的米粮眼看就要见底，再过一段时间，可能连米饭、米粥都吃不上了，而上海市的财政极其困难，根本想不出什么办法给孩子解决口粮问题。
更令人焦急的是，随着灾情的加重，更多的孤儿弃婴被送到孤儿院，看着孤儿院的领导急得心急火燎的样子，康克清也很着急，她的心就像灌了铅似的沉重：这些可都是没爸没妈的孩子啊！孤儿院养不了他们，他们还能指望谁？
康克清一时也没有办法，只能告诉孤儿院的领导，她会尽量想办法。
回到北京后，康克清一直惦记着上海的孩子们。
有一次，康克清在一次会议上见到了时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的乌兰夫，她猛地想起了内蒙古大草原，那里水草丰美，牛羊遍地，肯定不缺少奶粉，于是康克清便向乌兰夫讲述了上海孤儿院的情况。
“你看能不能从内蒙古调拨一批奶粉，救济一下上海的孩子们？”
乌兰夫点了点头，但他转念一想，调拨奶粉只能解一时之急，解决不了长久之计，于是乌兰夫沉默片刻，对康克清说：
“既然孩子们需要救济，我看最好的办法是直接把孩子们送到内蒙古草原，送给牧民抚养，牧民们很热情，都很喜欢孩子，不管谁家的孩子都喜欢。”
这个建议大大出乎了康克清的意外，也让她很高兴，如果这件事能成，这些孩子的吃饭问题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但此事非同小可，不管是乌兰夫还是康克清，都不能做决定，于是康克清便将事情向周总理作了汇报。
听完康克清的叙述，周总理高度重视，这3000多名孩子的事非同小可，他当即表态：不管国家多困难，都一定会想办法让孤儿院的孩子们吃上饭，再苦不能苦孩子！
康克清又把和乌兰夫沟通的解决方案向周总理作了说明，得到了周总理的支持。
在那种全国性的困难情况下，确实只有内蒙古的牛羊肉奶相对要多一点，这主要得益于蒙古族人民长期以来的饮食习惯，也是唯一有条件接收孤儿的省份。
周总理摸起电话，一个电话拨到了乌兰夫那里，问乌兰夫能不能按照之前和康克清商讨的方案，帮助解决3000多名上海孤儿院孩子的问题，到底可不可行，有没有困难。
电话那一头沉默片刻，传来了乌兰夫的声音：“请总理放心，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和人民一定能完成这个任务，来一个，我们负责一个，来两个，我们负责一双！”
周总理高兴地说：“乌兰夫同志，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代表毛主席感谢你！感谢内蒙古自治区的人民！这些孩子不只是上海孤儿院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
从接运、安置、吃住，到照料、医疗……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制定了专门方案，对接收孩子的每一个环节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安排，确保了安置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1960年春，300名来自上海的孤儿踏上了北上的列车，经过上千公里的漫长旅程，来到了遥远的内蒙古，大草原上新生的牧草散发出清新的气息，迎接着他们的到来。
这是第一批抵达内蒙古大草原的孩子们，为了抚养好这批孩子，乌兰夫向周总理打了保票：“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
但是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同样困难，不可能以财政养育这批孩子，所以国家制定的方案是由牧民们收养。鉴于这些孩子身体健康状况较差，为了让孩子们在被收养前调养好身体，适应内蒙古的饮食，他们先被安置在各个盟市或旗县的保育院集中抚养。
第一批的300名孤儿被分到不同地区，乌兰察布盟接收了92名孤儿，其中2岁以下的婴幼儿就有60名，这些孤儿的情况都不容乐观，他们普遍营养不良，全部患有佝偻病。
乌兰察布盟接收的92名孤儿中，又有28名被分配到乌兰察布盟下辖的四子王旗保育院受到进行照料，四子王旗的牧民和保育院的工作人员亲切地称呼他们是“国家的孩子”，负责照顾这28名孤儿的就是19岁的保育员都贵玛。
1942年，都贵玛出生于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一个普通的牧民家庭。
生于斯长于斯的都贵玛，从小就生活在辽阔的大草原上，蒙古族人民的豪放胸襟，铸就了都贵玛勇敢、坚韧、勤劳、纯朴的性格，从小和大人们一起放牧、挤奶、打草的经历，锻炼了她强健的体魄，让她成为远近闻名的劳动能手。
1960年，19岁的都贵玛被选到四子王旗保育院当保育员，她上岗没几天，四子王旗保育院就迎来了来自上海的28名孤儿，当时保育院人手奇缺，在孩子们被牧民领养前，19岁的都贵玛成了孩子们第一位草原“额吉”（蒙古语母亲的意思）。
这一年，都贵玛还没有结婚，却有28名孩子喊她妈妈。跟孩子们一起来到四子王旗保育院的，还有周总理和乌兰夫的郑重指示：“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
“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这既是国家交给内蒙古自治区的艰巨任务，更是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人民做出的庄重承诺！
乌兰夫
但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
以都贵玛为例，她负责照料的28名孩子中，最大的仅6岁，最小的才刚刚满月，嗷嗷待哺，几乎每个孩子都面黄肌瘦，营养不良。面对这些孩子，从来没有做过母亲的都贵玛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到底该怎么照料他们呢？
都贵玛首先给孩子们换上了崭新的蒙古族衣服，按照蒙古族的传统习俗，这意味着这些孩子正式成了草原的孩子。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吃饭的问题。为了让孩子们的身体尽快恢复健康，适应草原生活，保育院制定了细致的食谱，内容具体到了几点几分，吃什么东西：
7-12个月的幼儿：早2时牛奶；6时牛奶；7时30分牛奶、馒头；10时30分牛奶；晚6时30分牛奶粥；晚10时牛奶。
1岁-2岁左右的孩子：除三餐外，夜里2点加牛奶一次。
2岁-4岁儿童：一日三餐，每天一次早点，一次水果。
按照这个详细的食谱，都贵玛开始了日复一日的工作。
她每天的工作忙碌而充实，除了要喂饱28个年龄大小不一的孩子外，还要负责陪孩子们玩游戏，哄他们睡觉，教孩子们蒙语，甚至深夜起来给婴幼儿把屎把尿……
这一切让都贵玛感到压力山大，所幸的是，都贵玛很年轻，身体健壮，精力旺盛，还能应付这28个孩子的“折磨”，真正让她感到着急上火的是孩子生病。
这些来自南方的孩子，一开始不太适应草原的天气和饮食，十天半个月的就有孩子生病，不是感冒发烧，就是痢疾拉肚子。每逢这个时候，都贵玛都不得不骑上马，跑到十几公里外的地方找医生，路上还要提防草原狼的袭扰。
困难远不止这些，四子王旗保育院的孩子们都住在蒙古包里，晚上必须烧牛粪取暖才不会冷，可保育院一共只有3名保育员，照顾28个孩子本就捉襟见肘，根本没有时间外出捡牛粪，半夜冷的时候，孩子们只能相互挤着睡取暖。
得知都贵玛这么辛苦，热情的牧民们纷纷来帮忙，他们主动给保育院送来捡拾的牛粪，还帮都贵玛到几公里以外的河边打水。
众人拾柴火焰高。在都贵玛和其他牧民们的精心照料下，这些孩子们的健康状况逐渐有了很大起色，他们的身体壮实了，脸色红润了，加上一身蒙古民族服装，如果不凑近了仔细辨别，还以为他们都是生在草原长在草原的蒙古族孩子们。
朝夕相处中，孩子们爱上了都贵玛，他们每天围拢在都贵玛身边，亲热地喊她“额吉”，年龄小的孩子，一会儿看不见都贵玛，就哭着嚷着到处找她。
都贵玛也觉得，这些孩子都像是自己的儿女，她把自己所有的爱都给了28个“国家的孩子”，在她的悉心照顾下，28个孩子没有一个因病致残，更没有一个夭折。
但是，分别的时刻还是到来了。
1961年春，第一批孩子来到内蒙古已经整整一年，她们在无数像都贵玛一样的“额吉”们精心照料下，身体壮实了，也适应了草原生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决定，由当地没有子女、子女已经长大成家的牧民家庭有收养遗愿的，陆续收养这些孤儿。
消息像风一样传遍了整个草原，年迈的额吉、中年妇女、新婚夫妇，有的骑着马，有的赶着车，有的步行百余里，纷纷来到各地保育院，争先恐后收养这些孤儿，有的夫妇甚至因为没有领到孩子，委屈得流下了泪水。
此时此刻，四子王旗的保育院里，孩子们哭成了一片，他们不舍得离开都贵玛额吉，都贵玛也舍不得孩子们，但是都贵玛知道以保育院的力量、以她个人的能力，根本不足以养育这么多孩子太长时间，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她只能“狠心”看着孩子离开。
都贵玛最舍不得的是刚满1岁的那个孩子，他是28名孩子中年龄最小的，都贵玛想至少要留下一个孩子，但是她当时未婚，不符合收养条件，这个愿望也无法满足了。
“他们的养父母会好好照顾他们的，孩子们会过上幸福的生活……”
都贵玛一边流着泪，一边暗自安慰自己，也在默默祝愿孩子们过上更幸福的生活。
不久后，孩子们分散到各个牧民家庭，有了各自的额吉，这些额吉们和都贵玛一样，把他们当作亲生的女儿一样照顾有加，有的孩子吃不惯草原上的果条和炒米，他们的额吉就把面换成米，做米饭给孩子们吃；有的孩子喜欢吃饺子，可草原上从来不知道饺子什么样，他们的额吉就向别人学习怎么做饺子……
吃饭穿衣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草原母亲们还给孩子们讲蒙古故事，一句句地教这些说蒙语、写蒙文，给他们每个人都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国秀梅、党育宝、乌兰、格日勒、娜仁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孩子们逐渐融入了家，融入草原。
都贵玛抚养过的28个孩子，只是那个年代一个群体的缩影。据不完全统计，从1960年到1963年，先后有3000多名孤儿从上海来到内蒙古大草原，当地蒙古族牧民们敞开博大的胸襟，把孩子们全部接纳下来，亲切地称呼他们为“国家的孩子”。
其实，那个年代的内蒙古同样困难，但是面对国家的重托，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内蒙古人民不讲条件，不讲借口，不提困难，义无反顾地接收了3000名上海孤儿，并精心地抚养他们，一样就是几年、十几年、几十年……
时间飞逝，一晃眼60年过去了。这些来自上海、长在大草原的孩子们都已是年过半百的老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还生活在内蒙古各地，生活在这片养育他们成长的大草原上，他们中有医生、教师、军官、工程师、国家干部，还有普通牧民。
他们中的一些人，有时会回到上海寻根，却始终没能找到自己的亲人，他们把从大草原带来的盐巴撒入滚滚的黄浦江，再装上一瓶江南的水带回草原，用他们的话来说：“在上海已经没有亲人，在草原生活了大半辈子，根早就扎在了草原上。”
当然，也有一些来自上海孤儿长大后，返回了南方，找到了自己的亲人，如同当初知青返城、子女寻亲一样，这些来自上海的孩子们终于回归了亲人的怀抱。
但是，即便是返回南方的孩子们，也都没有忘记大草原的哺育之恩，没有忘记当初养育自己的额吉，他们中的不少人相约着到大草原探亲，看望抚养自己长大的额吉。
都贵玛抚养过的孩子们散布在内蒙古各地，他们经常来探望70多的额吉，彼此建立了微信群，就像一大家人沟通交流，他们始终铭记着都贵玛对自己的爱，但都贵玛却觉得自己对孩子们是有亏欠的，她动情地说：“我没能记住孩子们汉族的名字，前些年有孩子去上海寻亲，都没找到家人，要是当时记住了他们的名字，寻亲的希望也许更大一些。”
抚育28名孤儿，只是都贵玛奉献中的一部分。
当年的内蒙古大草原医疗条件十分落后，妇女们生孩子只能靠传统方式接生，每生一次孩子就像过一次鬼门关，因此命丧黄泉者也不乏其人。
对这些情况，都贵玛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决定自学现代接生方式，专门跑到城市里著名的妇产科专家处学习，还结合草原的特殊环境和卫生条件，逐步摸索出一套在简陋条件下接生的科学方法，十几年间挽救了40多位年轻母亲的生命。
除此之外，都贵玛还经常接济家庭困难、失去双亲的孩子，义务帮扶年老患病的牧民，还经常到边防部队看望慰问人民子弟兵，激励边防官兵为国奉献。这就是都贵玛，她只是一名普通的内蒙古族妇女，却拥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始终胸怀大局，奉献一生。
数十年来，都贵玛的杰出贡献为她赢得了无数赞誉，她先后被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中国十大杰出母亲”“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内蒙古自治区道德模范”“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最美奋斗者”等荣誉称号，被亲切地称为“草原妈妈”。
2019年9月，77岁的都贵玛被授予“人民楷模”荣誉称号。面对这个至高无上的荣誉，都贵玛说：“有党和国家以及人民群众的认可，我这辈子过得值了。”
2021年6月2日，都贵玛被授予“上海市荣誉市民”称号。相比前面那些荣誉，这个称号可能不是什么国家级的荣誉，却代表了上海市和上海人民对都贵玛的感谢，这个60多年前的“草原妈妈”养育了28名上海孤儿，她就是28名孩子最美的母亲！
在内蒙古大草原上，像都贵玛这样伟大的草原母亲、父亲还有很多，他们用毕生的心血和精力，养育了3000多名孩子，对这些“国家的孩子”，倾注了无限的爱，他们不求任何回报，他们始终无怨无悔，他们在国家有难的时候尽了一个公民的职责。
这是一曲拯救生命的赞歌，也是一段民族团结的佳话，这曲赞歌的声音将永远飘扬在蒙古草原上空，这段佳话的传奇必将载入史册，永远为历史和人民铭记！
上海孤儿寻亲
来源:澎湃新闻
“三千孤儿入内蒙”六十年：上海娃娃、草原儿女、国家孩子
澎湃新闻记者 巩汉语
“父母为什么会抛弃我？”
宝德不知道。60多年来，她时常在心里想，小时候不理解，长大后，她开始去靠近那段历史，然后内心暗暗作出选择，尝试与自己和解：是饥荒年代父母的迫不得已，是“太困难，留一条活路”的无奈之举。
宝德和宝德的牧场
1960年前后，中国物资短缺，上海孤儿院的孩子们面临生存威胁。在总理周恩来和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政府主席乌兰夫的安排下，“三千孤儿”远上内蒙古草原，交由牧民抚养，其中28个上海孤儿被送到四子王旗，宝德便是其中之一。
在草原深处见到宝德时，她出门迎接，常年的风吹日晒使其皮肤呈黄褐色，宝德会说蒙语和当地汉化的方言，谈话间时常大笑，散发着属于草原儿女的爽朗。一辈子待在草原，养在蒙古族家庭，宝德的样貌、举止已全然是一个草原牧民。
“养我的地方是大草原，但生我的地方在哪？”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是宝德和另一位28个上海孤儿之一的孙保卫共同的疑问。
3月初的杜尔伯特草原下了两场雪，沟壑纵横的地方，积雪几天未化，不用外出放牧的日子里，宝德内心又开始了思考。关于“从哪儿来”这个问题，62岁的宝德想弄个明白。
宝德和宝德的牧场
上海娃娃
“爸爸想要小子，妈妈想要姑娘，最后我来了。”1961年，宝德三岁，作为“三千孤儿”之一，从上海来到四子王旗，成为牧民的女儿。
八九岁时，宝德第一次知道自己是孤儿。那时她刚开始念书，牧区来了几个下乡的知识青年。他们逗宝德玩，说她是上海的娃娃，被抱养来的。那时宝德的汉语不好，听得懂一些，但反驳的话不会说，内心既生气又委屈，下了学就立马跑回家跟爸爸妈妈“唠叨”。
“那个时候父母第一次告诉我，我是上海孤儿。”但年幼的宝德选择不相信，觉得父母也是逗她，气乎乎地说“都是胡说的”。
同一时期，在四子王旗第三小学的孙保卫，因为磕磕碰碰的小事与同学打架，对方气急了揭他短，说他是没人要的孤儿，孙保卫更愤怒了，连打架的气势都猛了几分。
“打架的次数多了，有时候回家我会告诉母亲，但她对‘上海孤儿’这事好像特别忌讳，每次说，她总会找到人家家门口，弄得我也不好看。”孙保卫回忆，后来再打架，他便再不敢跟母亲提了，“自己只能尽量不惹事了，即使惹了事，也是打得过就打，打不过拉到”。
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真的是上海孤儿呢？宝德和孙保卫回忆，大约是上了中学后，身边陆续有人跟他们提起那段历史。当时，孙保卫班上就有三四个上海来的孤儿，“虽然不能说、不能问，但大家也都心知肚明了”。
宝德的父母其间又提起几次当年的情况，向她解释因为不能生育所以才领养了她，宝德才开始慢慢地接受并相信这个特殊的身份。
宝德说，那时候还没“国家孩子”这一说法，除了故意挖苦的人，很少有人直接叫他们“上海孤儿”，往往叫作“上海娃娃”。
草原儿女
在养父母的眼中，上海娃娃来到自己家，就是自己的娃娃，是草原的孩子。
父母特别疼爱宝德。1960年代的草原，能去上学的孩子不多，但她去了，一上就是8年；“文革”期间，父亲被抓走的时候，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宝德会不会因为自己的身份在学校受欺负……
初中毕业时，宝德准备考中专。“我成绩一直很好，要考绝对能考得上，”宝德回忆，“只是当时出了点岔子，我自己放弃了，之后成了牧民。”
在牧区，宝德的家庭条件算得上富足，由于舍不得家里唯一的女儿，20岁那年，父母做主给她招了女婿。成亲那天，家门口摞着彩车、礼品，屋前屋后站满了亲友，年轻的宝德身骑骏马，意气风发。
年轻时的宝德和她的父母
之后的草原生活忙碌且累。在四子王旗瀚乌拉嘎查，宝德拥有5100多亩草场，羊群最多的时候有500多只，每天喂羊、喂牛、放牧，等大羊生了羊羔，把小羊养三四个月，稍大点就能拿去卖钱，日复一日。
羊群乖乖吃草的时候，宝德就能停下来歇会，“草原大啊，一眼望不到头，也没有人家……”那时，宝德会想起已经离世的养父母，虽然自己是抱养来的，但养父母待她比亲生女儿还亲；也会想着，养育她的是内蒙古大草原，但生她的地方是哪呢，她想去弄个明白，但家里走不开，总没有实现。
60岁的孙保卫在四子王旗经营着一家兽药店
相对于宝德在牧区的安定，孙保卫的大半生则起起伏伏，“有很多故事”。“文革”结束，平反后落实政策，当过知青的孙保卫被分配到四子王旗食品公司，“那时没有礼拜天，就一直干”；国企改革后，孙保卫成为下岗工人，就琢磨着和人合伙开冷库，盖屠宰场；年纪越来越大，干不动了，最近几年，孙保卫又在旗上经营着一家兽药店。
“如果当初没来到草原，那会是怎样的人生，拥有什么样的命运？”60多年来，孙保卫无数次想过这个问题，像是一种游戏，内心推演出许多种可能。“人的一生转折点很多，如果不是自然灾害，我或许会在上海，但如果不是那次大迁移，我也可能连人都没了。”
但无论如何，宝德和孙保卫都觉得，草原养育了他们，他们便是草原的儿女。
寻亲希望
直到父母离世后，孙保卫才敢面对“上海孤儿”这一身份。
从小，孙保卫家境优越，享受着“相当好的待遇”。父亲在四子王旗的法院工作，属于高干，那个年代，能上托儿所的孩子少之又少，他是其中之一。高中毕业后，按当时政策，孙保卫属于知识青年，应该下放到牧区，但家里人担心他受苦，想方设法把他调到旗旁边的“菜队”。
这样的家庭下，寻亲是禁忌。年轻时，孙保卫曾来到上海，在原“上海市儿童福利院”门口，他驻足很久。多年前，他从这里北上内蒙古大草原，此后的命运发生转变，此前的与他相关的一切则彻底留白。他也好奇这处空白背后藏了什么，只是那次，他迟迟没有进入福利院，养父母尚在，于他有恩，对他而言，寻亲意味着忘恩与伤害。
2006年，逢乌兰夫诞辰100周年，“三千孤儿”中许多人受邀参加，只四子王旗的28个孩子就来了20多个，活动持续三天，热闹非凡。孙保卫也参加了这次活动，当时他的养父母已经去世，他才开始陆续与其他孩子有了联系。
纪念乌兰夫诞辰100周年活动邀请不少上海孤儿参加，宝德和孙保卫都在其中
“回去寻亲的愿望大家都有，尤其是过了60岁，生活稳定下来，就会有疑问，到底我们的根在哪？”答案至今是未知的，孙保卫觉得“到了这个年纪，没什么希望了”。
同样的话，宝德从家人、亲友以及其他孤儿那里也听到过许多次，寻亲的念头因此也一点点的往下压。
直到2017年，锡林浩特来了几个寻亲的南方人，其中有个哥哥，在大饥荒中弄丢了妹妹，之后找妹妹找了50年。“他在锡林浩特验了DNA，竟然真找到了妹妹”，那一年，妹妹已经64岁。
听到这个消息，宝德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想着“这次说什么也得做DNA”。后来宝德去了，只是老乡劝她：“年轻时也许还有机会，咱们这个年龄就不必要了……”那一次，宝德犹豫许久，终究没验成DNA。
最近几年，儿女相继成人、成家，宝德也把牧场大多交给了儿子打理，压在身上大半辈子的担子，忽然之间就轻了起来。闲暇时，宝德愈发想去上海看看。
“也不一定寻亲，去踩踩生我的那块土地也成。”只是，宝德的想法至今没得到家人的支持，因此只能搁置。
国家孩子
事实上，2002年，28个孩子中的10多位曾回到上海寻根访问。
当时他们已是中年，其中有医生、教师、牧民、高级工程师，还有地方政府的官员。如今他们都是过了60岁，大都已经退休，却仍未找到当年的亲人。
关于“从哪儿来”这个问题，四子王旗的28个孩子都没弄明白，更遗憾的是，其中已有三位孩子离世。
但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三千孤儿”如今成为了彼此的亲人，有着一个共同的称呼——“国家的孩子”。
“大约是智能手机普及后，无论是四子王旗的孩子，还是整个内蒙古的“三千孤儿”，都建立了联系。”孙保卫称，他们“国家孩子”有个近500人的微信群，每年都会聚上好几次，与四子王旗的“国家孩子”则联系更密，常常一起吃饭聊天，尽兴时都忘了时间。
孙保卫记得，近年来，“国家孩子”之间组织过多次大聚会，前年在呼伦贝尔的那次来了很多人，曾经的“三千孤儿”如今是蒙古族、汉族、回族、达斡尔族、佤族……模样不同、服饰各异，有人说汉语，有人说蒙语，话题从饥荒年代聊到当今时事，从家长里短聊到国家未来，天南、地北、大雪、草原……仿佛“什么都感兴趣，什么都能说”。
孙保卫觉得，这或许是全世界最大的家庭，拥有着最多的亲人。
本文图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巩汉语 摄
上海孤儿补助一个月多少钱
澎湃新闻首席记者 栾晓娜 综合报道
上世纪60年代初，3000多名来自沪苏浙皖等地的幼小孤儿，从遥远的南方来到了有着辽阔大草原的内蒙古，在蒙古族母亲的悉心照料下长大成人，演绎了一段超越地域、血缘、民族的人间佳话。
2021年3月5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提到了“齐心协力建包钢”和“三千孤儿入内蒙”两段历史佳话。而在“三千孤儿入内蒙”的背后，有着一段上海与内蒙古间的难忘情缘。
把“国家的孩子”送到草原
1959年-1961年的自然灾害和饥荒，席卷了江浙沪一带。在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几十个孤儿院里，几千名孤儿因为粮食不足，严重营养不良。这些幼小的孩子该怎么办？党和政府决定，把这些“国家的孩子”送到草原。
据上海市民王海庚回忆：“被送走的孩子，有可能会被条件更好的家庭收养。当年真是迫不得已，为了孩子活命啊，还有什么比骨肉亲情更难割舍，我妈妈把妹妹放在医院后，回来一直哭，最后眼睛瞎了。”
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同时也是内蒙古自治区主要负责人的乌兰夫主持召开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会研究，部署各盟市、各有关部门做好准备工作，包括衣、食、住以及医疗保育人员等。
在得到周恩来的应允后，乌兰夫立即派人到上海去具体商谈孤儿移入内蒙古的联系接洽和准备工作。包括对即将移入的孤儿进行健康检查，请育婴院代购代制孩子的衣服被褥等。自治区计委专门给上海市划拨了上万尺布票指标，用于购置孩子衣物。对于这次孤儿移入，乌兰夫下达了“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的指示，要确保一个不少地安全到达目的地。
牧民骑着马、赶着勒勒车从几百里外赶来领养
这是内蒙古巴音策勒牧业社的保育员和幼儿们玩耍（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自1960年-1963年，内蒙古各地先后接纳了3000多名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的孤儿。其中，共1800余名上海孤儿分批移入内蒙古11个盟市、37个旗县的千余个家庭收养。
这些南方的孤儿小的只有几个月，大的也只有7岁，由于长期营养不良，这些孩子大多数面黄肌瘦，有些还在患病。
孩子顺利到达内蒙古，可养育的困难才刚开始。
起初孩子们大都先被收留在城市的医院里，经过严格的体检、治疗后，再送进育儿院。在那里，他们受到了精心的照料。这是一份呼伦贝尔保育院孩子们的食谱：
4―6个月的婴儿：早2时牛奶；6时牛奶；10时牛奶；午后2时牛奶加菜水或米汤；下午6时牛奶；晚10时牛奶。
7―12个月的幼儿：早2时牛奶；6时牛奶；7时30分牛奶、馒头；10时30分牛奶；晚6时30分牛奶粥；晚10时牛奶。
大班儿童：一日三餐，每天一次早点，一次水果。
牧民们非常心疼也非常喜欢这些来自远方的孩子，一些牧民骑着马、赶着勒勒车从几百里外赶来领养，有的牧民一家就收养了五六个孩子。牧民们把孩子接回自家的蒙古包，把这些孤儿视为“国家的孩子”，像对待亲生儿女一样精心抚养，这些既是孤儿又非孤儿的孩子个个长大成人。
19岁未婚姑娘当28名孩子的妈妈
都贵玛 图片来自央视网
当“上海孤儿”被送到草原时，正在托儿所工作的都贵玛只有19岁。被招进四子王旗保健站后，她便承担起照顾28名孤儿的任务。做饭、洗衣、煮牛奶、教语言、和孩子们一起玩、哄孩子们入睡……年轻的未婚姑娘和28个幼小的孩子组成了大家庭，她没让一个孩子挨饿、受冻，直到这些孩子全部被牧民领养。
在照顾“上海孤儿”的日子里，她每天都是从早忙到晚，忙得跟陀螺一般，筋疲力尽。晚上是最难熬的时候，一个孩子醒来哭，其他孩子就跟着闹。如果有孩子生病了，她就要冒着凛冽的寒风和被狼群包围的危险，深夜去几十公里外找医生。
日复一日，都贵玛把这些孩子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女般精心养育，被当地群众称为“草原母亲”。在都贵玛的坚持和精心照顾下，28名上海孤儿，没有一个因病致残，更无一人夭折，在那个缺医少药、又经常挨饿的年月，创造了一个奇迹。
都贵玛（右）和她曾抚养过的扎拉嘎木在翻看老照片。 图片来自新华网
孩子们渐渐长大，一个接一个被牧民们接走，对都贵玛来说，每次离别就如同骨肉分离般痛苦。孩子们全部被接走后，她的生活渐渐平静，而这些“国家的孩子”就一直扎根在了草原上，再未离开。
40多年过去了，2002年12月2日至5日，其中的10多名孩子代表还曾回到上海寻根访问。当时他们已是中年，其有医生、教师、牧民、高级工程师，还有地方政府的官员。
当年赴上海接第一批孤儿的原包头市第二医院儿科护士长胡景兰回忆：“1960年4月，她们接走孩子的那天下午，上海突然下雨……。也许是老天有情，40多年后的今天，上海再次以一场温润的小雨迎接了这批特殊的代表。”在绵绵细雨中，当年的“孩子们”参观了当年生活的育儿院旧址，复杂的感觉让不少人泪流满面。
都贵玛（中）、她的女儿旭日（右）和前来探望她们的斯日巴勒合影。斯日巴勒是都贵玛曾经抚养过的子女之一。 图片来自新华网
2019年9月29日，都贵玛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如今，都贵玛抚养过的孤儿大多都已经到了花甲之年，成为了爷爷奶奶，有的甚至已经去世了。都贵玛说，从过去到现在，她始终都觉得那些孩子不但是“国家的孩子”，也更是“自己的孩子”，从成为他们额吉的那一刻起，自己就成为了他们一辈子的额吉。
原本相隔千里，没有血缘关系，如今却骨肉相连、生死相依。“三千孤儿入内蒙”的故事，也成为一段民族团结、亲如一家的历史佳话。
责任编辑：徐晓阳
上海孤儿院可以领养孩子吗
那些上海孤儿像一根根草一样，在大草原扎下根了。
前几天，我的同学关海峰知道我目前居住上海，发来微信告诉我：“你知道吗？咱们当年下乡的海拉图生产队，有个上海的孤儿。”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一阵激动。
上海孤儿在内蒙古，这个事儿我知道。那是上世纪60 年代前后，周总理亲自安排，内蒙古自治区主要负责人乌兰夫主动请缨，把三千多名上海以及江浙一带的孤儿送到了祖国的北部大草原，由当地牧民抚养。这其中有位名叫“都贵玛”的蒙古族姑娘，她一个人就成了28名孤儿的妈妈，把一生的心血都花在了抚养“国家的孩子”上。祖国没有忘记她，她为此获得了“人民楷模”称号和“国家荣誉奖章”，接受党和人民的最高礼赞。每次从电视上看到这位慈祥的蒙古族额吉（母亲），我都会从内心深处向这位伟大的女性致以由衷的敬意。
都贵玛妈妈
这件事，让人一想起来总会心潮澎湃。
然而，这样一件事，怎么和我、和我插队的陈巴尔虎旗东乌珠尔公社海拉图生产队产生关联呢？其日麦拉图是当年的哪一个呢？毫无疑问，在我当年插队的时候，我不仅见过他们，有的一定还很相熟。虽然他们都穿着蒙古袍，说一口道地的蒙语。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们中竟有从上海来的孤儿！
我在记忆的海洋里努力地搜索着。
陈巴尔虎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狭长版图最上端的东北角，紧邻俄罗斯。边境线长达193公里。“巴尔虎”是历史上一个著名的部落名，也是蒙古族历史中最悠久的一支。这里地阔天宽，水草丰美。有“天下第一曲水”之称的莫尔格勒河就在此地，那是牧民们夏季放牧的地方，俗称“夏营地”。
1973年5月，我们九名同学乘着卡车来到海拉图。第一次置身于此，我一下子被这不可抗拒的魅力震惊而不知所措。渐渐的，我发现，这里的牧民们生活方式自然淳朴，他们世代游牧为生，天性洒脱豪放，热情善良。有一件小事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春季是草原上的接羔季节，是繁忙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季节。队里派我们几个知青下到蒙古包里，随牧民一起走“敖特尔（移场放牧）”。我被派到一名叫“阿木”的牧民家担任放牧员。一天，我放牧回来，见阿木的妻子正蹲在门口草地上，怀里抱着一只出生不久的小羊羔，全神贯注地在吟唱一支曲子，旋律极为温柔，婉转的气息令我驻足。一头大羊站在她身旁。原来，小羊出生后，大羊不让小羊吃奶，阿木妻子就用唱歌的方法，规劝大羊回心转意，给孩子喂奶吃。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草原上流传甚远的“劝奶”歌。 草原上的人啊，他们有着多么博大而仁慈的心！
这里远离城市，当地人中也很少有人会说汉语。但是，不管我们会不会说蒙语，牧民们都对我们一样地友善。如今我的相册里，还珍藏着一张党支部书记朝克蹲在草地上，手把手教我剪羊毛的照片。他还教会了我怎样学习骑马。海拉图生产队是当时的先进典型。这位面色黧黑、目光坚定、中等身材的蒙古族大叔，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当年牧民抚养的孤儿
虽然语言不通，但年纪相仿的年轻人，仿佛天生气息是相通的。有个叫其日麦拉图的，是生产队副书记嘎木的儿子。花拉也是一个，她长长条条的个儿，圆脸红扑扑的，爱笑，常到我们知青点来玩。我们见她，会学着风吹动旗子的声音，“花拉、花拉”地叫她，我们都笑作一团。那时我们哪里知道，花拉、其日麦拉图都是从上海来的孤儿。据说其日麦拉图在海拉尔幼儿园被领养的时候，由于营养不良，头特别大，身子皮包骨。“其日麦拉图”这个名字，是阿爸赐予的蒙古名，意思是“努力”，寄予了无限的希望。
当年的上海孤儿，如今生活得怎么样呢？关海峰告诉我，其日麦拉图先是担任了嘎查（村）团支部书记，又当上了党支部书记，以及连续几届当选旗人大代表。三个儿子也都很有出息。现在他的家，承包了一万四千亩草场，拥有90多匹马和800多只羊。从事嘎查工作后，其日麦拉图有机会到上海培训过一个月，有了唯一的一次贴近故乡之旅。而花拉，先是任生产队会计，后来又成为旗老干部局的副局长。像其日麦拉图、花拉一样的上海孤儿，他们像一根根草一样，在大草原扎下根了。他们早已经和大草原息息相连了。
大草原的游牧生活，浓郁而恬静；生活在大草原的人们，心胸开阔充满生机与活力。
这世上的人和事，有时就是这样让人称奇：不管距离多么遥远，都似乎在一根线的两端，说不定什么时候二者总能紧密相连上。上海和海拉图，相隔3000多公里，而此刻，在我的心里，却离得那样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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