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桂荣的个人资料，孙桂荣演过的电视剧
大家好，由投稿人董皓来为大家解答孙桂荣的个人资料，孙桂荣演过的电视剧这个热门资讯。孙桂荣的个人资料，孙桂荣演过的电视剧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孙桂荣个人简历
＂谁说我是讨钱的？我老董家从没要过人一分钱！＂我把茶杯重重一顿，茶水溅出来洒了桌子一片。
我叫董长寿，今年七十九了，老伴孙桂荣去年走的。
她走的那天，窗外下着小雨，医院的走廊冷冷清清的。
我握着她的手，她眼睛微闭，嘴角还带着一丝笑意，好像只是睡着了。
我知道，她再也不会醒了。
我和老伴相守了五十多年，现在只剩我一个人住在这两居室的老楼房里。
那是八十年代分的房子，处处都透着岁月的痕迹。
墙皮有些脱落，水龙头时常滴滴答答地漏水，但我和老伴把它收拾得干干净净。
想当年我在轧钢厂当工人，一干就是三十多年，起早贪黑，手上的茧子厚得能扎针。
厂里发的工资不多，但我和老伴省吃俭用，总算攒下了一些积蓄。
老伴生前最爱看的是电视剧《渴望》，每次看到刘慧芳吃苦耐劳的样子，她就说：＂瞧瞧人家，多不容易啊。＂
我们那代人，都是这样过来的。
老伴去世后，三个儿子——董建国、董建民和董建华，一个比一个来得勤。
建国是大儿子，在一家机械厂做技术员，四十出头了，头发已经花白了不少。
建民在建筑公司上班，每天风里来雨里去，皮肤晒得黑黝黝的。
小儿子建华在一家外企做销售，人模人样的，说话做事都有股子洋气劲儿。
三个儿子来得勤，我心里还挺高兴，以为他们是担心我孤单。
屋里的老式挂钟滴答滴答地走，跟了我三十多年了，上弦的声音像是在数着我的日子。
谁知道，昨天大年三十，三个儿子凑到我家来，说是要给我拜年。
建国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夹克衫，进门就给我递了两条＂红梅＂香烟。
＂爸，这是您喜欢的烟。＂他说着，坐在了沙发上。
沙发套是老伴生前缝的，花了两天时间。
建民带了两瓶二锅头，放在茶几上，咚咚响。
＂爸，今年您一个人过，我们仨商量着一块儿来陪您。＂建民这么说着，眼神却有点闪烁。
建华拎着一个保温桶，里面装着他媳妇做的饺子馅儿。
＂爸，您包饺子手艺好，咱爷几个一块儿包，热热闹闹的。＂建华搓着手说。
我心里挺暖和，儿子们有心了。
可坐了没一会儿，建国先开了口：＂爸，我家孩子今年上大学了，学费住宿费加起来得两万多，手头紧得很。＂
＂那孩子上的是哪个大学啊？＂我随口问道。
＂北京的，计算机专业，现在这行好就业。＂建国骄傲地说，但很快又叹了口气，＂就是花钱多。＂
我点点头，孙子能考上好学校，是好事。
＂我那小子又调皮捣蛋，学校罚款，还得补课，这笔钱您能帮衬点不？＂建民接着说，手指不安地敲打着茶几。
最小的建华也不甘落后：＂爸，我这不是刚买了房子嘛，月供压得喘不过气来...＂
他说着，指了指自己穿的名牌夹克，＂这都是单位发的，要不然我哪舍得穿啊！＂
我愣住了，手里的饺子馅儿碗差点掉在地上。
窗外放起了鞭炮，噼里啪啦的，映得屋里一明一暗。
我看着面前的三个儿子，恍惚间想起了他们小时候的样子。
三十年前，为了他们上学，我和他们妈省吃俭用，买不起自行车，我每天走路上下班，半小时的路程。
娃他妈把家务活接回来做，每天深更半夜，还在缝补衣服，就为了多挣一点钱。
十年前，为了给他们买婚房，我们卖掉了乡下的老宅子，那可是祖上留下来的房子啊。
现在他们倒好，过年了不说给我这个老头子添点心意，反倒张口要钱。
＂爸，您这辈子省吃俭用的，存款得有十几万吧？＂建国试探着说，眼睛瞟着我床底下，那里放着我的存折。
＂您一个人花不了那么多，倒不如...＂他的声音低了下去，但意思很明白。
＂倒不如趁早分给你们是吧？＂我苦笑一声，＂你们娘走得早，要是她在，哪容得你们这么造次！＂
＂爸，您别生气，我们不是那个意思。＂建民赶紧解释，但眼神却躲闪着。
＂那是什么意思？＂我问。
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只剩下窗外的鞭炮声。
老旧的电视机里正播着春晚，赵本山的小品逗得观众哈哈大笑，可我心里却像灌了铅一样沉重。
＂行了，你们回去吧，我累了。＂我站起身，头也不回地走进了卧室。
门关上后，我听见他们在外面嘀嘀咕咕，但我不想再出去。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电视里的春晚笑声阵阵，远处还有烟花绽放的声音。
我从床头柜里拿出一包＂大前门＂香烟，是老伴生前给我买的最后一包，我舍不得抽，留到现在。
点着一支，深深吸了一口，烟雾缭绕中，我仿佛看到了老伴的身影。
老伴刚走那会儿，我每天都盼着孩子们来看看我，可他们忙着自己的生活，一个月难得来一次。
＂有空常来看看我啊，＂我每次都这么说，＂屋里冷清得很。＂
＂您放心吧爸，我们会常来的。＂他们总是这么回答，但每次都是匆匆来，匆匆走。
如今倒好，为了钱，一下子全来了。
正月初一这天，我早早起床，翻出了存折和几张老照片。
照片上是我和老伴年轻时的样子，那时候我们刚结婚，穿着朴素，却笑得那么开心。
她穿着一件花布旗袍，我穿着一身中山装，挺直腰板站在她身边，像个英雄一样。
照片背面写着日期：1968年5月。
那一年，文化大革命正酣，但我们的小家却是那么温馨。
那时候，我月工资才四十几块，可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老伴会用十几块钱变出一桌好菜，还总能剩下几块钱，藏在枕头底下，说是给孩子们攒学费。
我翻开存折，看着上面的数字：128，547元。
这是我和老伴这辈子的积蓄，一分一厘都来之不易。
我想起了隔壁王大娘家的儿子，五十多岁了，每月都会给七十多岁的老母亲两百块钱。
虽然不多，却是那个儿子的一片心意。
大概对他们来说，这两百块钱可能只是一顿饭的钱，但对老人家来说，却是一份贴心的孝心。
再看看我这三个儿子，哎...
左思右想，我决定给孩子们一个教训。
我拿出笔和纸，写下了一份＂家庭财产分配计划＂：我的存款十二万八千多元，除去我自己留下的两万应急，其余全部分给三个儿子，每人三万六千元。
条件是，从今以后，每人每月给我五百元生活费，直到我百年之后。
我把这份计划折好，放进了老伴曾经用过的那个小布包里。
正月初五，我把三个儿子叫到家里，拿出那份计划。
屋外，邻居家的收音机播着京剧《红灯记》，那高亢的唱腔穿透墙壁传了进来。
＂革命家庭哪块砖，哪块瓦，都是要会说话的......＂那熟悉的唱段，仿佛在诉说着什么。
建国来得最早，穿着一件崭新的羽绒服，看起来精神了许多。
＂爸，您找我们有事？＂他坐在沙发上，手里攥着一包中华烟，犹豫着要不要给我。
建民和建华也陆续到了，一个个坐得端端正正，像是等着老师发试卷的学生。
我把那份计划拿出来，放在茶几上。
＂来，你们看看这个。＂我说。
三个人凑过去，看了一会儿，脸色变了又变。
＂爸，您这是什么意思？＂建国皱着眉头问。
＂字面上的意思。＂我平静地说，＂我把钱分给你们，你们每月给我点生活费，这不是你们想要的吗？＂
我的目光扫过他们三个，继续说道：＂你们不是觉得我一个人花不了那么多钱吗？那我就分给你们，但你们得养我啊，这天经地义。＂
＂可是爸，这...＂建民支支吾吾，抠着手指头。
＂怎么，嫌多？那就三百一个月吧，我这把老骨头也活不了几年了。＂我苦笑着说。
我发现自己变得有些刻薄了，这不像我。
但那天他们的话，实在是刺痛了我的心。
老头子辛苦攒下的钱，到头来竟成了他们眼中的肥肉。
他们三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建华开口了：＂爸，我们不是那个意思...我们只是...＂
＂只是什么？只是惦记着我这点钱？＂我忍不住提高了声音，＂你们想过没有，我和你们妈这辈子省吃俭用，不就是为了你们能过好日子吗？＂
＂现在你们日子过好了，却来跟我这个老头子要钱！＂
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只有挂钟滴答滴答地响。
窗外，有小孩子在放鞭炮，噼里啪啦的声音此起彼伏。
建国的手指轻轻敲打着茶几，建民低着头不说话，建华咬着嘴唇，脸色通红。
建国终于开口了：＂爸，是我们不对。我们不该...＂
＂行了，＂我摆摆手，＂签不签字随你们，我这老头子也没几年活头了，这钱不给你们给谁？＂
＂只是你们想想，我这辈子图个什么？不就是盼着你们有出息，盼着晚年有个依靠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老了特别容易掉眼泪，话没说完，眼眶就湿了。
建民递过来一张纸巾，我接过去擦了擦眼睛。
窗外下起了小雪，六十年代盖的这栋楼房显得格外沧桑。
＂爸，＂建华突然站起来，声音有些哽咽，＂我们错了。那天我们是鬼迷心窍了，您别往心里去。＂
＂就是，爸，我们那天真不是人。＂建民也说道，眼睛红红的。
＂爸，我们不要您的钱，也不签这个。＂建国把那份计划推回给我，＂我们会常来看您的，您放心。＂
我没有说话，只是把那份计划收了起来。
＂你们走吧，我想休息一会儿。＂我疲惫地说。
他们离开后，我坐在窗前，看着雪花纷纷扬扬地落下来。
我想起了老伴最后跟我说的话：＂长寿啊，孩子们你别太指望，能靠的只有自己。＂
那时我还不信，现在看来，她早就看透了。
那份协议最终没有签成。
过了几天，建国的媳妇王丽送来了一件厚棉袄；建民买了一台血压计，说是怕我血压不稳；建华干脆把他们家钥匙给了我一把，说随时欢迎我去住。
我把那些东西收下了，但心里的那道坎，却没那么容易迈过去。
一天，我去小区门口的理发店理发，遇见了老伙计李师傅。
他和我同岁，也是轧钢厂退休的。
＂长寿啊，最近咋样？＂他问我，手里的剪刀咔嚓咔嚓地响。
＂还那样呗，老了，没用了。＂我苦笑着说。
＂你那三个儿子还来看你不？＂他一边修剪我的头发，一边问。
＂来，现在可勤快了。＂我说。
＂我那个独苗，一个月给我三百块钱生活费，虽然不多，但我知足了。＂李师傅叹了口气，＂现在的年轻人，压力大啊。＂
＂可不是嘛。＂我附和着，没好意思说我那三个儿子，大年三十跑来要钱的事。
＂咱们这辈人，苦日子过惯了，不就是希望儿女们过得好点嘛。＂李师傅继续说，＂只要他们有出息，比啥都强。＂
我点点头，心里却五味杂陈。
正月十五那天，我正在屋里熬小米粥，门铃突然响了。
开门一看，三个儿子带着各自的媳妇孩子，一大家子人站在门口。
＂爸，元宵节快乐！＂他们齐声说道，像是排练过一样。
建国提着一个保温桶：＂爸，这是刚煮好的汤圆，还热乎着呢。＂
＂进来吧。＂我侧身让他们进门，心里有些意外。
他们各自忙活起来，建国媳妇王丽开始擦桌子，建民负责摆碗筷，建华在厨房里热菜。
小孙子小孙女们围着我转，叽叽喳喳地说这说那。
屋子里一下子热闹起来，像是回到了老伴还在的日子。
饭桌上，建民举起杯子：＂爸，这些年我们忙着自己的事，疏忽了您，真是对不起。＂
＂是啊爸，我们知道错了。＂建国接着说，＂我们商量好了，从这个月开始，每人每月给您三百块零花钱，不多，但是我们的心意。＂
＂还有啊，＂建华补充道，＂以后轮流接您去我们家住，别老一个人闷在这屋里。＂
我看着他们，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爸，我们知道您和妈这辈子不容易。＂建国的媳妇王丽说道，眼睛湿润了，＂我们会好好孝顺您的。＂
我的目光掠过他们每一个人的脸，在每个人眼中，我都看到了真诚和愧疚。
不知怎的，我又想起了老伴。
如果她在天有灵，看到孩子们这样，应该也会欣慰吧。
＂我这辈子没什么大志向，就希望你们兄弟和睦，日子过得去就行。＂我端起茶杯，手有些颤抖，＂钱不钱的无所谓，关键是这份心意啊。＂
窗外，元宵节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五颜六色的光映照在每个人的脸上。
我想起五十年前，我和老伴也是这样看着窗外的烟花，憧憬着未来。
那时候，烟花没现在这么漂亮，但我们的心比现在单纯。
我们只希望有个温饱的日子，有个健康的孩子，就心满意足了。
如今老伴走了，孩子们长大了，我的人生也快走到尽头了。
但就在这一刻，我感到了一丝温暖，就像那年冬天，老伴递给我的那杯热茶一样温暖。
＂爸，来，吃块肉。＂建华夹了一块红烧肉放在我碗里。
＂您喜欢吃这个。＂他笑着说。
我尝了一口，味道和老伴做的一模一样。
＂是你妈教你们媳妇做的吧？＂我问道，眼睛有些模糊。
＂是啊，妈在的时候教过丽丽，还说这是您最爱吃的。＂建国说道。
我点点头，不再多言。
饭后，孩子们帮我收拾了屋子，还买了一些日用品放在厨房里。
临走时，建民问我：＂爸，您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跟我们说。＂
＂没啥需要的，你们常来看看我就行。＂我说。
他们走后，我坐在沙发上，屋子里又恢复了宁静。
老旧的电视机播放着元宵晚会，主持人的笑容灿烂，但我却突然感到一阵疲惫。
我拿出老伴的照片，轻轻抚摸着。
＂桂荣啊，孩子们今天都来了，还带了汤圆，热热闹闹的，你在天上看到了吗？＂我喃喃自语。
照片中的她依然笑得那么温柔，仿佛在说：＂看到了，都看到了。＂
从那以后，孩子们的确来得勤了。
建国每周日都会来一趟，带着他媳妇做的菜；建民隔三差五地带我去公园散步；建华甚至把他的车钥匙给了我一把，说是有事就让他开车送我。
每个月，他们都会按时给我送来生活费，虽然不多，但我知道，那是他们的心意。
我把钱都存了起来，准备等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帮帮他们。
老了才明白，钱财身外物，亲情最珍贵。
我这辈子没什么大志向，就希望儿女们平平安安，家里和和睦睦。
如今，虽然老伴不在了，但看着儿孙满堂，我也算是知足了。
＂你们啊，＂有一天，我笑着对孩子们说，＂以为老头子好糊弄是不是？不过这次我就原谅你们了。＂
屋子里响起了笑声，我仿佛看到老伴也在一旁微笑。
人这一辈子，到头来，不就是图个儿女绕膝，安享晚年吗？
只要家和万事兴，这日子，就算过得去了。
孙桂荣简介
＂你脸色不好，阿姨，有没有吃药啊？＂我轻声问，轻得像风吹过树叶。
那位老人愣了一下，眼中闪过一丝惊讶，随后摇了摇头：＂没事儿，闺女，就是有点困。＂
我心里明白，她昨晚又失眠了。
我叫李秀华，干护工十五年了，这么多年，我看惯了这养老院的喜怒哀乐。
刚来那会儿，我二十八岁，如今已是四十多的人了，青丝里夹着银发，脸上的皱纹也一道一道地刻了进去。
这些皱纹，每一道都记录着我陪伴过的老人们的故事。
九十年代末，我从东北来到北京。
那时候，＂下岗＂这个词压得多少人喘不过气来。
我和丈夫张大勇都是国企的，厂子效益不好，先是放长假，后来干脆就不让上班了。
东北的冬天冷得刺骨，厂区里的暖气时断时续，家里的米缸见了底，我实在熬不下去了。
张大勇先我一步南下，在北京一个建筑工地找了活干。
三个月后，他打来电话：＂秀华，来吧，这边能活。＂
那时候，电话是在邻居家打的，一分钟五毛钱，张大勇说完这一句就挂了。
我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硬座，来到了北京。
那年正好是一九九八年，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来北京的第一天，我就在天安门广场边上的报栏看到了抗洪的新闻。
刚到北京时，我什么活都干过。
发传单，一天十块钱，风吹日晒的，腿疼得晚上睡不着觉。
卖盒饭，早上四点起床帮老板切菜备料，一直忙到下午一点多，饭都顾不上吃。
做保洁，一个小区几十栋楼，扫地拖地擦玻璃，干得腰酸背痛，晚上回出租屋，手上的皮都泡烂了。
张大勇心疼我，总说：＂秀华，要不你回东北吧，这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我不肯，咬着牙说：＂都出来了，哪有回去的道理？再说，回去又能干啥呢？＂
东北那边，下岗工人多如牛毛，街头巷尾都是卖东西的小摊，哪有我的容身之处？
直到九九年底，经人介绍进了这家当时还不起眼的＂百福养老院＂。
那时候的养老院可不像现在这么规范，就是一栋三层的老楼房，改装了一下，里面住了四十多位老人。
记得第一天上班，院长孙桂荣就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秀华啊，护工这活儿，看着简单，干起来不易。＂
她顿了顿，继续说：＂伺候老人，比带孩子还难。你得有耐心，有爱心，还得有责任心。＂
那时候我点头如捣蒜，嘴上答应得好好的，心里却想：能有什么难的？
还不就是喂饭端水扶着上厕所嘛。
女人一辈子不都是伺候人吗？伺候丈夫，伺候孩子，现在伺候老人，有啥区别？
可真正做起来才知道，这活儿确实不容易。
有些老人脾气古怪，动不动就发火。
我记得刘老爷子，七十多岁，退休前是个中学校长，说话一板一眼的，稍有不顺心就拍桌子。
有一次我给他端饭晚了十分钟，他气得把碗摔在地上，饭粒子溅得到处都是。
有些老人自理能力差，得一点一点伺候着。
张奶奶中过风，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吃饭要一口一口喂，上厕所要人抱着去，晚上还得翻身按摩，预防褥疮。
还有些老人神智不清，经常闹出乱子。
赵大爷有老年痴呆，时常认不得人，半夜里披着衣服就往外跑，说要回家找老伴，可他老伴早就不在了。
每次我都得哄着他：＂赵爷爷，您老伴儿出去买东西了，一会儿就回来，咱先回屋歇着，好不好？＂
每天回到出租屋，我都累得像条死狗，腰酸背痛不说，心里也憋屈。
＂这钱也太难挣了！＂我没少在张大勇面前发牢骚。
张大勇在工地当小工，搬砖的活计，回家常是一身灰，手上的茧子厚得能扎人。
他累得眼睛都睁不开，还宽慰我：＂咱不识字，能有份稳定工作就不错了。＂
说完，他揉揉酸痛的肩膀，又补了一句：＂再说，伺候老人是积德的事。＂
我白他一眼：＂就你懂得多！＂
心里却在盘算，这活儿到底干不干下去。
那会儿，一个月八百块钱，虽然包吃住，但干的活实在不轻松。
可转念一想，我们这些打工的，哪有容易的活计？
干了两年，我也习惯了，手上的活儿越来越麻利。
老人们都亲切地叫我＂李护工＂或＂小李＂，尽管那时我已经三十出头了。
我们那一批护工，进来十个，两年后只剩下我和另外两个人，其他的都受不了这份累活儿，离开了。
院长孙桂荣说我有耐心，把我调到了二楼，照顾那些情况复杂一点的老人。
养老院里有各种各样的老人，有住得起单人间的退休干部，也有凑钱挤在多人间的普通工人。
我印象最深的是王奶奶，一个瘦小的老太太，总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外套。
那件外套是老式的确凉料子，袖口都磨破了，她却舍不得换。
＂这是我家老头子生前买的，＂她常说，＂穿着心里踏实。＂
王奶奶的儿子每月初都准时来看她，带着水果和补品，但每次都待不了半小时就匆匆离开。
他总是说：＂妈，单位有事，我先走了，下次再来陪您。＂
王奶奶从不抱怨，每次儿子来，她都收拾得干干净净，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儿子在时，她话不多，脸上却带着掩不住的喜悦。
儿子前脚刚走，她就赶紧把带来的好吃的分给其他老人，说：＂我儿子孝顺，带了好东西，大家一起尝尝。＂
有一次，我正给王奶奶整理床铺，无意中听到她和隔壁床的刘奶奶小声说话。
＂你儿子带的水果咋不自己留着吃呢？＂刘奶奶问。
王奶奶笑了笑：＂我儿子工作忙，能来看我就很好了。＂
她看了看窗外，声音轻了些：＂他挣钱不容易，买这些东西肯定花了不少钱。我哪舍得自己吃啊，分给大家高兴。＂
＂可是那毕竟是你儿子的孝心啊。＂刘奶奶不解。
王奶奶声音更低了：＂你不懂...我儿子媳妇不大乐意他来看我，每次买这些东西，怕是家里又吵架了。我哪能安心吃呢？＂
那一刻，我手里的被褥突然变得很重。
我低下头，不敢看王奶奶的眼睛。
窗外的阳光透过薄薄的窗帘，洒在王奶奶枯瘦的手上，那双手上的青筋凸起，像是山丘一般。
这些手曾经搓过多少衣服，做过多少饭菜，摸过多少次儿子的头顶？
如今却只能轻轻摩挲那件发白的蓝色外套。
慢慢地，我开始留意观察这些老人。
他们在子女面前的样子，和平时判若两人。
平日里能说会道的张爷爷，儿子来了就变得沉默寡言。
有一次儿子问他：＂爸，这里的伙食还行吗？＂
张爷爷明明前一天还在吐槽饭菜不合胃口，这会儿却笑呵呵地说：＂好着呢，比我自己做的强多了。＂
脾气暴躁的李大妈，隔三差五就跟其他老人吵架，护工也嫌弃，可女儿一来，立刻笑容满面。
女儿说：＂妈，您跟这儿的老人处得好吗？＂
李大妈马上回答：＂可好了，都是老邻居一样，互相关照着呢。＂
就连经常抱怨身体不适的赵老先生，隔天就嚷嚷着头疼腰痛，儿女来访时也会说自己＂好着呢，没事儿＂。
有一次他儿子要带他去医院检查，他死活不肯：＂瞎折腾啥？浪费钱！我这把老骨头，疼一疼正常。＂
我越来越看不懂这些老人。
直到那年春节前，一件小事让我彻底明白了。
那是二零零二年的腊月二十三，北京下了场大雪，养老院的暖气管道出了问题，楼道里冷得要命。
那天，我轮值夜班。
半夜里，听见多人间传来压抑的哭声。
我裹了件棉袄，蹑手蹑脚地过去，发现是王奶奶坐在床上无声地流泪。
窗外的路灯光透进来，映在她满是皱纹的脸上，泪水在皱纹里流淌，像是无数条小溪。
我赶紧走过去。
＂王奶奶，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
王奶奶看见我，赶紧抹掉眼泪：＂没事儿，秀华，做噩梦了。＂
＂那我给您倒杯水？＂
＂不用麻烦了，你去休息吧。＂她拉了拉身上的被子，被角却怎么也掖不进去。
我帮她理好被子，看她眼睛红肿，心里不忍，就坐在了床边：＂王奶奶，有什么心事可以跟我说说。＂
或许是夜深人静的缘故，王奶奶竟然开口了。
她告诉我，她儿子前天来电话，说今年春节可能不回来了，单位有事走不开。
＂他每年春节都回来的，就算初一陪他媳妇家，初二也会来看我...今年...＂王奶奶的声音哽咽了。
我安慰道：＂可能真是工作走不开。再说还有半个月呢，说不定能回来。＂
王奶奶摇摇头，床头柜上那个老式收音机突然发出沙沙的声音，那是她儿子去年送的，说是能收到几十个台，可王奶奶只听本地的一个台，说是怕听别的地方的，想家。
＂我知道他媳妇不想让他回来。＂王奶奶苦笑着说。
她从枕头底下拿出一张照片，是她儿子一家三口的合影，在天安门前拍的，那个小孙子才到她儿子腰间高。
＂你看，我孙子多俊啊，现在该上初中了吧。＂她摸着照片，眼神柔软。
＂上次他来，我听见他接电话，声音很小，说＇知道了，就待一会儿＇。他媳妇肯定怪他来看我太多次了。＂
＂您跟儿子说过您的想法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说什么啊？＂王奶奶苦笑，轻轻抚摸着那张照片，＂他有自己的家庭，我不能给他添麻烦。＂
她把照片小心翼翼地放回枕头底下，像是藏起一件珍宝。
＂我这辈子就盼着他好好的，我一个老太太，能活一天是一天，不图什么。＂
那晚上，王奶奶断断续续地说了很多。
她年轻时如何含辛茹苦把儿子拉扯大，饭桌上总是给儿子夹最好的菜，自己却只吃咸菜。
如何省吃俭用供他上学，自己的鞋子穿了三年都舍不得换，却给儿子买了当时最贵的学习桌。
又如何独自承受丈夫早逝的痛苦，晚上偷偷哭，白天却笑着给儿子做饭，从不让儿子看到自己的眼泪。
说着说着，她竟然笑了：＂都过去了，都过去了。我儿子有出息，我就知足了。＂
听着王奶奶的话，我脑海中浮现出自己的父母。
他们还在东北老家，住在厂区旧宿舍里，一直想让我和张大勇回去，但我们在北京打拼，哪有时间回去？
每次通电话，妈妈总说＂家里挺好＂，爸爸也总是说＂别惦记家里＂。
上次打电话，妈妈说起邻居王大娘的儿子，特意从广州回来给她过生日，语气里有些羡慕。
我问她：＂妈，您想让我回去看您吗？＂
妈妈立刻说：＂哪能啊，你工作忙，攒点钱要紧。＂
我忽然意识到，他们和养老院的这些老人一样，在子女面前小心翼翼，生怕给我们添麻烦。
看着窗外纷飞的大雪，想着远在东北的父母，我的眼眶湿润了。
第二天一早，我给家里打了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来，妈妈的声音有些沙哑：＂喂，秀华啊。＂
＂妈，您嗓子怎么了？是不是感冒了？＂
＂没事，就是有点儿小咳嗽，这两天好多了。＂
北方的冬天干燥，老式的暖气管往往让人嗓子不舒服，但我心里却一揪：＂那您去医院看了吗？＂
＂去什么医院啊，小毛病，喝点热水就好了。＂妈妈轻描淡写。
电话那头传来爸爸的声音：＂是秀华啊？让我接。＂然后是电话交接的声音。
＂闺女，工作顺利吗？北京冷不冷啊？＂爸爸问道，声音中有掩饰不住的思念。
＂挺好的，爸。您和妈妈身体咋样？实话实说。＂
＂都挺好，别担心。＂爸爸顿了顿，＂你妈那点咳嗽，我已经带她去卫生所看过了，医生说没啥大事，吃两天药就好。＂
他停顿了一下，又补充：＂你妈嘴上说不严重，其实咳了有半个多月了，这不，刚拿了药。＂
＂是吗？＂我松了口气，又觉得内疚。
如果不是我主动问起，他们肯定不会告诉我妈妈生病的事。
就像养老院里的老人一样，他们把自己的不舒服、自己的需要都藏得好好的，生怕成为子女的负担。
＂爸，今年我和大勇过年回去。＂我脱口而出。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真的？那太好了！＂
爸爸的声音一下子亮了起来，我仿佛看到他眼中闪烁的光芒。
＂不过...你们不是说今年要加班吗？＂他又有些担忧地问。
＂不加了，请假回去。＂
＂那...那多花钱啊。火车票这会儿肯定贵。＂
＂没事，我们有钱。＂
挂了电话，我的眼睛湿润了。
这么多年，父母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必须回家过年，每次我们说工作忙，他们总是理解。
我突然意识到，他们和养老院里的老人一样，把自己的渴望和期待藏得那么深，生怕成为子女的负担。
这顿悟让我对待养老院的老人们有了新的心情。
我开始理解他们为什么在子女面前总是那么坚强，为什么从不抱怨生活的艰难，为什么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匆匆而来又匆匆离去的儿女们。
那些在走廊上支支吾吾的话语，那些在夜深人静时偷偷抹去的泪水，那些被小心翼翼珍藏的照片和礼物，都是他们深藏的爱和牵挂。
那年春节，我和张大勇真的回了东北。
推开家门的那一刻，看到父母惊喜的眼神，我差点哭出来。
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桌上摆满了我爱吃的菜，甚至连我小时候爱用的碗都找了出来。
那个碗有些年头了，边缘有个小缺口，可妈妈却把它擦得锃亮。
＂你小时候就爱用这个碗，＂妈妈笑着说，＂总说这个碗里的饭香。＂
我接过碗，突然发现妈妈的手上全是冻疮，红肿开裂。
＂妈，您的手...＂
＂没事，这不冬天冷嘛，老毛病了。＂妈妈把手藏到了围裙后面。
爸爸在一旁解释：＂你妈昨天洗了一天的菜，准备给你做饺子。水冷，手就这样了。＂
我忍不住抱住妈妈，泪水夺眶而出。
妈妈的身体单薄得让我心疼，我这才注意到，她的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比我记忆中多了许多。
妈妈的咳嗽确实好多了，但我还是坚持带她去了县医院做了全面检查。
拿到检查结果时，医生说：＂没啥大问题，就是年龄大了，抵抗力差，得多注意保暖。＂
妈妈笑着说：＂我就说没事嘛，你看，瞎花钱。＂
可我知道，如果不是我坚持，她绝不会来医院检查。
爸爸的腰疼也不是什么小事，我们给他买了特制的护腰。
刚开始他不肯用，说：＂钱不是大风刮来的，别瞎花。＂
后来在我的坚持下，他才勉强接受，戴上后感觉好多了，嘴上却说：＂嗨，不过就是个心理安慰。＂
那个春节，我们一家人久违地围坐在一起，说说笑笑，仿佛回到了我小时候。
临走前，妈妈拿出一个旧信封：＂这是我和你爸的养老钱，你拿着。＂
信封有些发黄，上面写着＂秀华＂两个字，字迹歪歪扭扭的，是爸爸写的。
我没接：＂您和爸留着自己用。＂
＂我们用不了那么多，你拿着。＂妈妈坚持，＂在北京生活不容易，房子还得攒钱买呢。＂
最后是张大勇把钱收下了，回到北京后，他马上把钱存进了银行。
他对我说：＂以后每个月，咱多往家里打点钱。不能等他们开口要，明白吗？＂
我点头，眼泪流了下来。
回到养老院上班，我看到的不再只是需要照顾的老人，而是一个个和我父母一样的人。
他们年轻时撑起一片天，为子女遮风挡雨；如今却学会了在子女面前收起自己的需求，变得小心翼翼。
有时候，我会找个借口，帮王奶奶打电话给她儿子：＂王奶奶这两天胃口不太好，您有空来看看吧。＂
然后，我会看着王奶奶脸上绽放出幸福的笑容。
她会急忙整理床铺，梳好头发，穿上那件发白的蓝色外套，坐在窗边翘首以盼。
每次她儿子来，我都会特意把新鲜的水果摆在她的床头柜上，告诉她儿子：＂您妈妈最近睡得不太好，您多陪陪她。＂
慢慢地，她儿子来的次数多了，每次来还会多待一会儿。
王奶奶的精神也好了很多，晚上很少再偷偷哭泣。
有一次，我无意中听到王奶奶对她儿子说：＂儿子，你工作忙，没事儿别老往这跑。我挺好的。＂
可是她儿子却回答：＂妈，我想来看看您。这不是麻烦。＂
那一刻，我在门外，心里却暖暖的。
有一次，张大勇来养老院接我下班，看到我正在耐心地给一位满头白发的老爷爷剪指甲。
那是赵爷爷，经常抱怨身体不好的那位。
我一边剪，一边轻声问他：＂赵爷爷，这样舒服吗？要不要再剪短点？＂
赵爷爷点点头：＂行，再短点好。我这老眼昏花的，自己弄不好。＂
＂今天怎么这么晚？＂张大勇在一旁等着我，问道。
＂赵爷爷的儿子说明天要来，我得帮他收拾收拾。＂我笑着说。
张大勇看了看满院子的老人，又看看我：＂秀华，你变了。＂
＂怎么变了？＂
＂以前你干这活儿是为了挣钱，现在...你是真心喜欢这些老人。＂
我没接话，只是继续给赵爷爷剪指甲。
心里默默地想：是啊，十五年了，我从一个懵懂的年轻姑娘，变成了能理解老人心思的中年妇女。
这份工作教会了我如何爱自己的父母，也让我明白了人到晚年的那份无奈与坚强。
有天晚上，我和张大勇躺在床上，忽然说：＂大勇，咱爸妈年纪大了，要不...咱把他们接过来吧？＂
＂啊？可咱这小屋子，哪儿住得下？＂张大勇猛地坐起来，＂咱这十几平米的小房子，连个厕所都是公用的。＂
＂那咱攒钱，换个大点的。反正我在养老院上班，也好照顾他们。＂我坚定地说。
张大勇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行，咱攒钱。你爸妈，我爸妈，都接过来。＂
他抓起我的手，紧紧握住：＂咱们不能让他们像养老院的那些老人一样，孤零零的。＂
就这样，我们开始拼命攒钱。
我除了养老院的工作，周末还出去做钟点工；张大勇白天在工地干活，晚上去餐馆洗碗。
两年后，我们攒够了首付，在北京郊区买了一个七十平米的小两居。
房子虽然离市区远，但好歹是我们自己的。
又过了三年，我们把两边父母都接来了。
他们适应得很快，尤其妈妈，经常到养老院做义工，说是帮我，其实是找到了自己的乐趣。
她给老人们包饺子，讲东北的笑话，教他们剪窗花，养老院里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爸爸则负责接送，骑着一辆二手自行车，每天准时来接我和妈妈下班。
我记得有一次，一位老人看到爸爸来接我，惊讶地说：＂小李，你还有爸爸啊？＂
我点点头：＂当然有啊。＂
那位老人羡慕地说：＂你爸爸真好，还来接你。＂
听到这话，我心里一酸。
养老院里的许多老人，多久没见过自己的子女了？
他们每天盼望的，不就是子女能像爸爸这样，准时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吗？
现在，我依然在百福养老院工作。
十五年来，我送走了很多老人，也迎来了很多新面孔。
。
养老院扩建了，条件好了很多，但老人们的心思却没变。
他们依然在子女面前强装坚强，依然把自己的不适和想念藏在心底，依然在夜深人静时偷偷拿出子女的照片看。
百福养老院如今也有了电脑，有了上网课程。
有些老人学会了用微信，可以和远方的子女视频通话。
但那种期盼和小心翼翼，从未改变。
每当看到子女来探望时老人们故作坚强的样子，我就会想起我的父母，想起那个夜里王奶奶无声的泪水，想起所有父母为子女付出的心酸与苦涩。
有时候，我会在院子里看到一些老人坐在长椅上，默默地看着大门的方向，等待可能不会到来的访客。
他们的眼神让我心疼，那是一种不愿打扰却又深深思念的复杂情感。
就在昨天，一位新来的老太太拉着我的手说：＂小李啊，我儿子下周要来，到时候你可别说我这两天没胃口，知道吗？别让他担心。＂
她的眼睛因白内障而混浊，却掩盖不住期待的光芒。
我握着她的手，微微点头。
十五年了，我终于读懂了父母为何在子女面前活得如此小心翼翼——那是一种无言的爱，深沉而克制，是他们留给我们的最后一份礼物。
而我们能做的，不是等到读懂时才去珍惜，而是在他们还能听见、还能感受的时候，把爱大声说出来，把关怀真切地表达出来。
因为总有一天，当我们想要倾诉的时候，他们可能已经听不见了。
孙桂荣河南农业大学
他是烙有“先锋”印记的作家，20世纪80年代初登文坛之际，就以实验性的语言突破和美学创新跻身中流，作为“先锋文学”的代表性人物走近中国当代文学史。他早年创作的《访问梦境》《我是少年酒坛子》《信使之函》等作品，至今仍被世人津津乐道。
他是成功转型的作家。近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以迥然有别于往的类型小说笔法讲述历史激流中的信仰之光，融红色题材、类型小说和严肃文学于一体的创新之举，再度引人审视其“先锋的转型”和“转型的先锋”。
他是上海市作协主席孙甘露。3月24日，他受邀参加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主题座谈之际，我们得以听闻这位“从文学史中走下来”的作家谈起关于文学的种种。
类型小说·纯文学
“我觉得小说不是说哪一种类型占有价值上的优越位置，只有写得好才占有优越的位置。”现年66岁的孙甘露成名已久。
用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孙桂荣教授的话说，孙甘露属于从“文学史上走下来的作家”。作为“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孙甘露一向被认为是纯文学（严肃文学）作家。其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融红色题材、类型小说和严肃文学于一体，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严肃文学作品风格，受到关注。
这一转型话题也成为此次座谈期间的重要内容。孙甘露坦言，自《千里江山图》出版以后，多次交流中都曾涉及这一话题。但在他看来，类型小说与纯文学之间并不对立，关键是作品本身的呈现。
那么，类型小说的写作阅读，怎么就和传统所称的“纯文学”的写作建立了关联？
孙甘露自言是一个类型小说的粉丝。自青少年时期包括成年以后的阅读，一向很喜欢读类型小说。
“比如勒卡雷的著作，他是一个很著名的间谍小说家，对吧？我觉得是这些类型小说、间谍小说写得好，完全不亚于所谓的纯文学作品。”
“不能说写纯文学的就天然高人一等，不存在这件事情，包括我本人也是。”
在孙甘露看来，写间谍小说或者类型小说的一些作家，对历史的研究、对人性的了解，反而是诸多作家都不能企及的。他们笔下所描写的复杂处境之中从事间谍工作的人，更能揭示人性在特殊时间或时代中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间谍实际上也是一个双重身份的人。”孙甘露说，就像我们可以观察到，如果是一个从事地下工作的或者说笼统地讲打引号的间谍，如果这个人失踪了，有时候你会发现实际上是失踪了两个人，因为从事这个工作的人，他通常还有一个掩护身份。他可能是一个店员、一个司机、一个教师，然而他在另外一面所从事的工作是人们不了解的。
“写地下斗争或者说写特殊身份的人、从事秘密工作的人，可以从他的身上反观这个时代和社会的复杂性。这些类型文学的作品，通常是可以帮助你进入一个人幽微的心理活动当中，同时从中折射出他所在的那个时代。”
在孙甘露看来，作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间谍”。比如张爱玲，鉴于其身世经历和历史处境，或可称为“间谍小说家”。在受邀撰写评论文章时，他专门论述了这一点。
文学实践·时代背景
与孙甘露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系列作品相比，新作《千里江山图》是截然不同的。
“就是80年代的作品和这本书看上去写作的跨度很大。”孙甘露说，实际上，一个写作者如果要完全跳出自己是很困难的。“从他的成长当中总是可以看到他的来处。”
孙甘露自言作为“60后”，主要受中国古典传统文学和苏俄文学的影响。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看，自己青少年时期所面对的主要是“17年文学”（1949-1966），即红色主题的文学。但实际上当时的阅读积累是非常广泛的，可以说涵盖古今中外。
“虽然我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但我一直觉得新中国成立以后，几个大的时间段落，每一个写作者需要时时提醒自己，要把自己的创作或学习放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
包括晚清、北洋至民国时期的文学实践，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体到《千里江山图》所写的故事发生在1933年。孙甘露笑言，自己当时写作的时候也是把它放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来考虑的，而不是因为面对媒体才这么讲。
“我一开始并非是要写一个类型小说，而是发生在1933年的这个故事本身的特征所带来的，并非是我想写一个谍战故事然后套在这个事情上。”
显然，从1921年在上海建党，到1933年撤离上海到中央苏区，这本身就是一项重大的秘密工作。正如孙甘露说，《千里江山图》是基于党史军史中的一些真实史料来写的。
“比如一些掌故，或者说上海当时的一些建筑历史等方面，我请教了很多重要的专家学者。”孙甘露说，已故的党史军史研究专家刘统先生，在《千里江山图》出版前就通读了样书并专门撰写了书面的深度意见。孙甘露后来才知道先生那时已经病重。
“幸运的是，很多专家也是多年老友。多年在一起，碰到聚会开会其实也没啥别的可说，说来说去就这些事情。我从他们身上获益很多。”
特殊的题材赋予故事天然的特殊性。
“有不少读者觉得《千里江山图》读起来还是比较紧张的，情节悬念和复杂的人物关系，携带着那个时代背景、生活风俗、社会生活的诸多细节，是有这样一个阅读的感受。”
在孙甘露看来，这里面可能藏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党在上海的这12年历史，以前比较少地被正面表现过。而随着党史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以往不曾公开的一些史料开始公布于众。
这是否意味着文学情节与历史现实的场景重合？
“必须如实相告的是，这个故事尽管是完全依据真实的历史研究成果来写的，但是它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全是虚构的。”孙甘露说。
虚构·真实
《千里江山图》讲述的是中共中央1933年撤离上海到中央苏区的故事。其核心内容是重建从上海转到广东再到瑞金的3000多公里地下交通线，以完成党中央的战略大转移。
这是我党在建党初期遭遇的重大事件。宏大的历史事件，该以何种形式转化为小说阅读体验？
“间谍小说与实验性文学，一个在故事层面、一个在语言层面。它们可能角度不一样，但实际上都高度依赖上下文，依赖于语境。”
在孙甘露看来，重要的是通过文学书写，营造一种氛围。而后引导一部分读者或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或由此激发对历史的兴趣，如此便是值得的。
“小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让读者相信。读者不信的话，根本就读不下去。”孙甘露认为，作者要让人“信”，就须营造一个幻觉。用通俗说法就是“你着了我的道，我说的事情你就相信了”。
因此，尽管它是非常严肃的题材，但从技术层面讲，它有点像一个游戏，与读者的游戏。
简单说，小说的叙述总体上是一个“全知叙述”，就是一个第三人称的叙事。但是，既然你是一个“全知视角”又假装不知道一个人物可信与否，读者一下子就能发现或者说疑惑。如果读者不接受，那么你的叙事就是有问题的。
“所以说这个东西不是很稳定的。好比我在说什么，但其实我在这样说的时候，已经未必是此前所说的那个东西了。”
一种似是而非的幻境状态。
“因为这个故事（《千里江山图》）的特殊性，叙述者必须非常小心地调整、校正叙事的语气语调。虽然字面上看好像没有什么主观色彩，但是必须非常小心，因为一旦耍什么花招读者都会一眼看穿。”
就像一些评论文章点评小说《千里江山图》对于上海地理风物的描写，认为具有很大的写实性和史料色彩。
“实际上，有一部分不是为了写作而去寻访，而是里边人物行走的路线，就是我曾经走过无数遍的路线。”
孙甘露祖籍山东荣成，出生在上海，一直生活在上海从未离开过。
“有些东西实际上是源自平常的积累。我们也不知道当时去看这个看那个，是为了某一天写什么。但是就像人们通常说的，不要特意去记。忘掉的东西，实际上对你来说就是不重要的。你真正要的那个东西，某一天它就会自然出来。”
孙甘露认为，一个作家只能写自己能写的那一小块东西，而不可能包罗万象写任何一切东西。那一小块恰是非常内在于你的感受的东西。
先锋·转型·缘起
文学自有特别的魔力，吸引人们广泛关注。面对孙甘露这样“从文学史中走下来”的作家，以文学评论为毕生所求的研究者和“追星成功”的青年学子们，纷纷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提问的核心皆系于“先锋”“转型”及其最初走上创作之路的“缘起”。
谈及“缘起”，孙甘露讲起了自己的少年时代。
孙父16岁在山东荣成参军入伍，解放战争初期随军南下，定居上海。生于1959年的孙甘露1966年入学、1976年中学毕业。特殊的历史阶段赋予少年特别的影响。更为直接的是，1967年末，父亲踏上了远赴海外战场的远征之旅。
“萌动写作，希望通过写作抒发幻想、遐想、怀念或者想念，我觉得实际上跟我父亲去越南这个事情大有关系。”
孙甘露回忆，在那个年代更多是一种想念，想念在前线出生入死的父亲；更多是一种幻想，幻想父亲所在的异国他乡，究竟是个什么模样。
那里有你的想念，而你却完全不知道那里的模样。孙甘露坦陈就是在这样一种情景之中，自己渴望编写一个东西来替代它。
“我最初创作的动力，不是我在某地某时的生活。日常什么的完全没有。我就想我父亲去了一个一点资讯都没有的地方，我要造一个东西来替代它。”
恰如20世纪80年代，孙甘露在刊发作品初期的创作手记里所写的那样，“寂寞和孤独孕育了我的写作”。
回望那些早已融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作品，那些源于寂寞与孤独、想念与幻想的作品，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为重要的“先锋文学”样本，因为其语言文本的实验性和创新性，一直被评论界不断拆解、阐释并重构意义与价值。
山东师范大学孙桂荣教授直言已经在课堂上讲了20年孙甘露及其“先锋文学”作品。随着《千里江山图》的出版，作为“先锋文学”代表性作家的孙甘露，再度引起了文学评论界关于“先锋的转型”与“转型的先锋”的关注与思考。
显然，文学研究与文学实践是截然不同的视角。
孙甘露说，最初他们一群人的写作也是被冠以“实验文学”“先锋文学”“探索小说”等各类称谓，起初还有“实验文本”“探索小说集”等。随着时间推移，“先锋文学”作为一个概念被沉淀下来。但实际上，诸如莫言、马原、洪峰、格非、残雪包括他自己，彼此的创作都截然不同，很难归拢到同一美学追求类别。
或许从某种程度上说，“先锋作家们”在20世纪80年代的写作，既包含了对语言的实践，也包含了对语言的质疑。读者透过那些渗透进字里行间的情绪表达，得以感知那个时代的氛围与秩序。
每一种写作都是对时代生活的热情回应。如孙甘露所言，作家也是某种意义上的“间谍”。那么，写作即谍战。
与自我谍战——彻底地暴露自我、极度地隐藏自我，以求疏解自我、与自我和解；
与读者谍战——以语境构建幻境，以逼真的情节引人入胜，又遁于无形，消解现实于虚构之中，空留余韵；
与时代谍战——在时空变幻的秩序重构中，通过个体视角的认知传递，为历史解读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显然，时空斗转，写作本身才是最重要的。
采访札记
儒雅、和善。3月24日下午，当我在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楼前第一眼见到孙甘露先生，心中顿有评价。
6个多小时的座谈交流结束之后，进一步的感觉是，孙甘露先生谦逊惊人。
座谈环节，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王晓菲作为对谈嘉宾，率先与孙甘露先生对谈。
该院教授孙书文介绍，去年年中，王晓菲刚刚发表了一篇关于《千里江山图》的学术论文。
孙甘露先生自始至终称呼王晓菲为“王老师”。
也不单单是对王晓菲。当天的座谈交流环节，来了不少校外的“粉丝”。包括重庆、济南、济宁、日照等地的高校教师、作家，在看到孙书文发布在朋友圈的预告后，纷纷请求前来“追星”。而孙甘露先生称呼每一个人都为“老师”。作为一位生于上海长于上海居于上海的长者前辈，如此一以贯之的谦虚姿态显然不是初来乍到济南后的入乡随俗。
孙甘露先生真诚。
在他“自报家门”之前，当天在座的人基本不知其祖籍山东荣成。是孙甘露先生主动说起大家才知道，其父系16岁当兵入伍征战沙场，后随军南下上海永别故土。借由这一缘故，未曾有过山东成长经历的孙甘露先生仍说，回到山东感觉格外不同，自己曾经最大的愿望乃是能够回到山东读大学。玩笑之处则是“最好是山东师范大学”。顿时大家都笑了。
当然，真诚并不在于玩笑与否。《千里江山图》本质上是一则关于信仰的故事。谈及父辈的选择与信仰一题，他说，他们十五六岁就当兵打仗去了——早晨出去，不知道晚上能不能回来。即便用最中性的表达我们也理解，这种信仰注定要一辈子烙印在他们心底，是无法改变的。
孙甘露先生专注。
孙甘露先生是一名功成名就的作家，更是一位矢志不渝致力于阅读推广的行动者。
谈及上海“思南读书会”，他如数家珍。作为目前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城市读书品牌，“思南读书会”是孙甘露先生一手打造的城市文化名片。自2014年2月至今，这个运营11年有余的读书会，已经迎来了包括6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内的2000多位嘉宾，服务了超过10万人次的海内外读者。“思南读书会”也成为上海首屈一指的文化名片和沟通世界的文学窗口。
而这一切，孙甘露先生不仅一手策划，而且亲力亲为，始终参与其中。
交流过程中，孙甘露先生还谈了很多事。关于20世纪80年代的“实验性写作”，关于《千里江山图》的自我构想与最终呈现，关于与先锋派作家代表人物的累年相处……丰富的内容构成一个生动的文学现场。
彼时，我由衷地感到，对于我们生活的环境而言，不是作家少了，而是好作家一直太少。
我们自古讲究文如其人。显然，好的作家断不止于帮助我们记录历史、思考当下，更镜鉴我们何以为人、何以为文。
（大众新闻记者 石念军）
孙桂荣照片
＂大过年的，你这话说的，老苏头也不像是这么不讲理的人啊？＂刘大妮攥着手里的礼品袋，一脸的讪讪。
我站在门口，心里七上八下的。
老伴在屋里头嚷嚷着让刘大妮快点走，说啥也不让进门。
咱们小区四十八号楼，可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儿。
我叫张明德，今年六十八岁，在北方这座小城里生活了大半辈子。
退休前在当地机械厂当技术员，从六几年进厂一直干到退休，大大小小的机器坏了都找我，厂里人送了个绰号叫＂张半仙＂。
现在每月退休金五千多，不算多，但也够我和老伴孙桂荣过日子。
日子像是一碗煮好的米粥，清淡却也温热，直到前年儿子文涛带着儿媳刘大妮回来过年，一场暴风雨就这么来了。
那会儿是2008年冬天，窗外飘着雪花，屋里贴着大红的＂福＂字，电视里放着春晚彩排。
儿子大学毕业后到南方打拼，好不容易熬出头，有了自己的小公司。
刘大妮是他公司里的会计，比文涛小两岁，模样俊俏，嘴也甜，一口一个爸妈叫得亲热。
我还记得那天她穿着件红色羽绒服，进门就给我和老伴鞠躬，然后从包里掏出两个红包：＂爸妈，这是我跟文涛的一点心意。＂
老伴乐得合不拢嘴：＂瞧咱闺女，多有心啊！＂
可惜啊，好景不长。
＂爸，我们公司资金周转有点困难，能不能先借点钱应个急？＂那年过完年临走，文涛说这话时眼神躲闪。
我当时就犯嘀咕，但看在儿子面子上，我和老伴商量后掏出了积蓄的八万块。
那时候八万可不是小数目，咱们普通工人家庭，一个月工资也就两三千，攒这些钱得攒多久哇。
＂孩子创业不容易，咱得支持。＂我拍着老伴的手说。
老伴虽然嘴上没说啥，但那天晚上我看见她偷偷抹眼泪。
谁知，那钱像是泥牛入海，再没了下文。
打电话问起，不是公司忙就是手机没电。
我这个当爹的，心里头揣着一团火，却又不敢发。
老伴念叨着：＂人家小两口忙，咱别太上心，日子长着呢。＂
她嘴上这么说，可每次儿子来电话，她都第一个接，眼睛里都是期待，挂了电话后又是叹气连连。
楼下王大爷遛弯时问我：＂老张，你儿子那公司咋样啊？＂
我只能打哈哈：＂挺好的，挺好的，这不，前段时间还资金周转呢。＂
王大爷点点头：＂那是，年轻人嘛，有魄力。＂
听着这话，我心里不是滋味，但面子上又得撑着。
去年国庆节，我鼓起勇气去南方看儿子。
车站人挤人，热得我直冒汗，打了三个电话文涛才来接我，开的还是辆破旧面包车。
到了才知道，公司早就黄了，文涛欠了一屁股债，带着刘大妮住在城中村的出租屋里。
那屋子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狭小潮湿，墙皮脱落，电线乱搭，看得我心惊肉跳。
屋里连个像样的沙发都没有，就一张床、一张桌子，桌上堆满了泡面盒子。
＂爸，你来了也没地方住，附近有小旅馆，我带你去。＂文涛说这话时低着头。
我心里一阵绞痛：＂咋弄成这样了？＂
刘大妮在旁边抹眼泪：＂叔叔，都怪我不会管账，让文涛赔了。＂
我拍拍她肩膀：＂闺女，苦日子咱一起挺。＂
晚上，文涛喝了两瓶啤酒，醉醺醺地说：＂爸，再借我十万，我东山再起。＂
我心疼儿子，可我俩全部积蓄加起来也才三十多万，眼瞅着就要奔七十的人了，老伴还有高血压，万一有个闪失，这日子可咋过？
我犹豫着：＂你先把上回那八万还了吧。＂
刘大妮在一旁冷笑：＂果然，穷家富路啊。才几个钱就翻脸不认儿子。＂
这话扎心，我气得手抖。
文涛一拍桌子：＂大妮，你说啥呢！那是我爸！＂
刘大妮一甩手进了里屋，文涛追过去，屋里传来摔东西的声音。
我在门外站了一宿，天亮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了旅馆。
回去后，我一病不起，高血压住了半个月医院。
老伴心疼得不行，天天端着药碗在床前哭：＂老头子，别想那些了，咱们自己过自己的日子。＂
白天她梳妆打扮得整整齐齐，到医院来照顾我；晚上回家，躲在被窝里偷偷抹眼泪，以为我不知道。
对儿子儿媳的心思也就淡了。
＂老家伙，他们都是年轻人，日子难过说几句重话怎么了？你咋这么小心眼呢？＂老伴虽这么说，眼里却噙着泪。
我知道她是心疼我，也心疼儿子。
出院那天，隔壁床的老刘送了我一盒茶叶：＂老张啊，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马牛。＂
我苦笑着接过来：＂谁说不是呢，可这当爹的，总放不下。＂
回家后，我把那盒茶叶放在茶几上，每天泡一杯，苦涩中带着回甘。
春节前，小区里热闹非凡，家家户户贴春联，小孩子放鞭炮，空气里弥漫着年的味道。
老伴忙着蒸年糕、包饺子，嘴上不提儿子，心里却总惦记。
＂今年他们回不回来过年？＂擀饺子皮时，老伴装作不经意地问。
我叹口气：＂谁知道呢，别想那么多了。＂
大年三十这天早上，我正贴春联，刘大妮突然出现在楼下，提着个礼品袋。
我愣住了，心想这闺女良心发现了？
赶紧招呼她上来。
老伴听说是刘大妮来了，碗都摔了：＂不行，不能让她进门！＂
我劝了半天，才拧开门锁，没成想刘大妮站那儿听了个真切。
那脸一阵青一阵白的，怪难堪的。
＂进来吧，你婆婆这人就这样，直性子。＂我尴尬地说。
刘大妮进门，礼品袋往茶几上一放：＂爸，文涛公司资金链断了，为还债躲到工地上干活去了。这不，过年了，我来给你们拜个年。＂
老伴在厨房里哼了一声：＂光拜年？八万块钱拜没了？＂
我给刘大妮倒了杯热水，看着她瘦了一圈的脸，心里不是滋味。
从前那个笑靥如花的姑娘，如今眼睛下面两团青黑，手上的指甲也啃得参差不齐。
＂爸，我知道您和妈心里不舒服，这两年确实是我们不懂事。＂刘大妮声音低低的。
＂妈，我知道欠你们钱，可现在真的难，大过年的您就别说了。＂刘大妮声音里带着哭腔。
我看看茶几上的礼品袋，里头装的是两盒普通的地方特产点心，包装上印着＂南国风情＂四个字，心里五味杂陈。
老伴从厨房出来，看了眼点心，又看了眼刘大妮，欲言又止，最后只说了句：＂既然来了，就吃顿饭再走吧。＂
饭桌上，气氛紧得像是拉满的弓。
老伴不说话，只闷头吃饭。
我和刘大妮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
＂南方过年热闹吗？＂我问。
＂还行吧，没有北方这么隆重。＂她回答。
＂文涛在工地上干啥活？＂我又问。
＂搬砖，一天一百五十块。＂她低着头。
我心一疼：＂那多累啊，他那身子骨能吃得消吗？＂
刘大妮没说话，只是眼圈红了。
吃到一半，刘大妮的手机响了，她接了电话，脸色突变。
＂怎么了？＂我问。
＂文涛...出事了，从工地上摔下来，现在在医院。＂刘大妮哭了起来，＂我得赶紧回去。＂
老伴的筷子顿在半空：＂真的假的？过年骗钱是不是？＂
刘大妮委屈得直哭：＂妈，我拿我老公的安危骗您干啥啊？我真得赶紧回去。＂
我一下子慌了，掏出钱包里仅有的两千块：＂拿着，坐高铁快点。＂
老伴抓住我的手：＂你又要被骗？＂
我甩开她的手：＂孩子他爸都出事了，你还说这个！＂
老伴眼睛一瞪：＂你这个老糊涂！被骗了一次还往火坑里跳？＂
＂爸，不用了，我...我自己有钱。＂刘大妮擦了擦眼泪，拒绝了我的钱，转身就要走。
这一幕让我想起了当年老伴生病，我抱着她在雨里狂奔到医院的情景。
爱一个人，不就是愿意为他冒险吗？
我不放心，坚持要送她去车站。
老伴气得把碗一摔：＂你去，你去！反正我说不动你！＂
一路上，刘大妮沉默寡言。
寒风凛冽，她身上的棉衣明显单薄，瑟瑟发抖。
我想起了置办在家里的新棉袄，本想过年送给她的。
可现在，只能看着她冻着了。
到了站台，她突然说：＂爸，其实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们，我和文涛准备离婚了。＂
这话像晴天霹雳。
＂为啥啊？＂我嗓子发紧。
＂日子太难了，我扛不住了。＂她眼圈红红的，＂那八万是他拿去还赌债的，不是做生意。他...他赌了好几年了。＂
我如遭雷击，脑子里一片空白。
赌博？我的儿子怎么会赌博？
那个从小成绩优异、懂事听话的孩子，那个大学毕业时豪言壮志要让我们过上好日子的孩子，怎么会...
＂爸，对不起，我骗了你。＂刘大妮哭着说，＂文涛其实没出事，他今天在赌场里，我劝不动他了。＂
列车进站的声音掩盖了我的叹息。
看着她瘦小的背影消失在车厢，我突然觉得自己像是被抽空了全身的力气。
站台上人来人往，有的是全家团聚的喜悦，有的是久别重逢的激动，唯独我，只剩下了孤独和茫然。
回到家，老伴还在生气：＂她走了？看来是真缺钱，连个年都过不完。＂
我没吱声，心里却翻江倒海。
老伴看我脸色不对，语气软了下来：＂怎么了？是不是文涛真出事了？＂
我摇摇头，实在说不出口，那个真相对一个母亲来说太残忍了。
电视里正播着联欢晚会，小品演员的笑声和掌声充斥着客厅，与我们家的冷清形成了鲜明对比。
往年这个时候，全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文涛总是能把小品的包袱提前猜到，惹得我们哈哈大笑。
而现在，只剩下我和老伴两个老人，面对着一桌子冷掉的饭菜。
＂你说，咱们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我突然问老伴。
老伴愣了一下：＂啥意思？＂
＂咱们是不是太溺爱文涛了？从小到大，他要啥给啥，没让他吃过苦。＂我的声音有些颤抖。
老伴叹了口气：＂那不是因为咱们自己小时候吃过苦，不想让孩子再吃苦吗？＂
＂可是，这样的结果是好是坏呢？＂我问。
老伴没回答，只是默默地收拾着桌子。
我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烟花绽放，想起了文涛小时候最爱放烟花，每次都要我抱着他看。
＂爸爸，我将来要赚很多很多钱，让您和妈妈住大房子！＂六岁的他，眼睛里闪烁着和烟花一样的光芒。
那个梦想，如今却变成了一场赌博的噩梦。
过了一会儿，我拿出手机，拨通了文涛电话，想确认他是否真的沉迷赌博。
电话响了很久，却无人接听。
我一遍一遍地拨，直到手机没电自动关机。
老伴递给我充电器：＂别打了，过年了，让自己心里好受点。＂
我苦笑：＂我这心里，怕是这辈子都不会好受了。＂
初一这天，我早早起床，习惯性地准备了一桌子丰盛的早餐。
老伴看着我忙碌的背影，叹了口气：＂老头子，你就死心吧，他们不会来了。＂
我装作没听见，继续摆盘子。
邻居王大爷一家来拜年，看到只有我们两个老人，好奇地问：＂文涛没回来？＂
我笑着说：＂他南方生意忙，今年就不回来了。＂
王大爷点点头：＂年轻人嘛，事业为重，可以理解。不过你们老两口自己过年，还是有点冷清啊。＂
等他们走后，老伴忍不住落泪：＂咱们是不是太可怜了？连个儿子都不要咱们了。＂
我安慰她：＂别想那么多，咱们这辈子也没亏待过他，问心无愧就好。＂
直到初二那天，我才收到文涛发来的短信：＂爸，对不起，我没出事。大妮和我早就离了，她是替我来道歉的。我欠了很多人钱，现在在戒赌所里。您和我妈，过年好。＂
我默默放下手机，看着窗外飘落的雪花。
老伴从身后抱住我：＂老头子，你又叹什么气？＂
＂孙桂荣啊，＂我转过身，看着这个陪我走过四十多年风雨的老伴，＂咱们这辈子是不是对儿子太疼了些？＂
她眼圈红了：＂可那是咱亲生的啊，能不疼吗？＂
我从口袋里掏出了刘大妮临走时塞给我的一个信封。
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千块钱和一张纸条：＂爸妈，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以后每月我会尽量寄一千块，慢慢还清那八万。文涛有病，希望他能好起来。对不起。＂
字迹歪歪扭扭，似乎是在车上匆忙写下的。
老伴看着那张纸条，眼泪夺眶而出：＂这闺女，比咱儿子有良心啊。＂
我点点头：＂可惜了，她和文涛离婚了。＂
老伴愣住了：＂啥？离婚了？啥时候的事？＂
＂大妮今天告诉我的，说是因为文涛赌博，她受不了了。＂我终于说出了真相。
老伴脸色刷的一下变白了：＂赌博？我的儿子怎么会赌博？＂
她腿一软，差点摔倒，我赶紧扶住她。
＂那八万...那八万是他拿去赌的？＂她颤抖着问。
我点点头。
老伴突然嚎啕大哭起来：＂我的儿啊，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爸妈盼你一年到头，你却...你却...＂
我紧紧抱住她，任她在我怀里哭泣。
这个坚强了一辈子的女人，此刻像个孩子一样无助。
春节的烟花在窗外绽放，照亮了我们俩布满皱纹的脸。
初三那天，我拿出了存折，计算着里面的余额。
老伴问：＂你要干啥？＂
＂去南方，找文涛。＂我说。
＂找他干啥？他都进戒赌所了，咱们能帮上啥？＂老伴情绪低落。
。＂我拉着她的手，＂他犯了错，但他还知道去戒赌，说明他还想改。咱们不能在这时候放弃他。＂
老伴沉默了许久，最后点了点头。
。＂
老伴拉着我的手，静静地点了点头，眼泪却止不住地往下掉。
我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张全家福，那是文涛大学毕业时照的。
照片里，我和老伴站在中间，文涛穿着学士服站在一旁，笑得阳光灿烂。
＂儿子，爸爸妈妈等着你回家。＂我对着照片轻声说。
墙上的挂历在微风中轻轻摇晃，那年的春节，雪下得格外大。
而我知道，在这场漫长的冬天过后，春天终究会来临。
。
本文到此结束，希望本文孙桂荣的个人资料，孙桂荣演过的电视剧对您有所帮助，欢迎收藏本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