羁押必要性审查没有这么难通过了,羁押必要性审查通过率高不高

法律普法百科 编辑：萧安君

羁押必要性审查没有这么难通过了,羁押必要性审查似乎没有这么难通过了。今年我代理的案件中有两个案件（一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一个诈骗案）通过羁押必要性审查，对当事人的强制措施变更为取保候审。在羁押必要性审查还比较难以通过的时候，我还写了几篇文

羁押必要性审查似乎没有这么难通过了。今年我代理的案件中有两个案件（一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一个诈骗案）通过羁押必要性审查，对当事人的强制措施变更为取保候审。在羁押必要性审查还比较难以通过的时候，我还写了几篇文章（《如何申请羁押必要性审查》、《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有意义吗》、《再论羁押必要性审查通过的概率》）来论述羁押必要性审查有多么难通过。而情况终究是变了。

正如时尚就是一个轮回，刑事政策似乎也有轮回性，或者说刑事政策本身就处于变动之中，只是很多时候这种变动一开始是比较隐晦的。
这几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多次说要“少捕慎押”，这两年我也明显地看到了检察系统释放出的善意。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羁押必要性审查“通过率”有所上升，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案件都会如此，正如即便大学扩招，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考上大学一样。
而在《审前羁押率降低，是全然的好事吗？》一文中，我也陈述了一个观点，那就是审前羁押率降低，在特定时期内是好事。什么是“特定时期”？一般认为在“审前”是好事。但如果因为审前羁押率降低，很多人对强制措施甚至对预期可能产生的刑罚产生误解，从而放弃辩护，导致被羁押更长时间或后续要承受比预期刑罚更重的刑责，那就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了，这其实也违背了政法系统降低审前羁押率的初衷。
此外，被羁押并不是刑事案件会带给当事人及其家庭的唯一的痛苦。随着社会进一步发展，人们在很多事情上的“待遇”都会与犯罪直接或间接相关。《服刑结束后，他们面临养老困局》一文中提到，很多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工龄因犯罪清零，缴费多年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不被认可，出狱后面临养老困境。
我自己代理过几起案件，这几起案件给我的印象比较深。一是一位公司老板进看守所三个月，他的某位在公司工作的“亲信”就把公司的资产掏空了；二是某公司股东进看守所几个月，被认定为违背与公司的对赌协议，股权被“没收”；三是某当事人被拘留后第二天就取保了，但他的妻子因为觉得他“不靠谱”，在他出来后很快就跟他离婚了；四是律师介入后第八天就出来的一名当事人，他的妻子一直纠结于“案底”，因为他们的孩子很优秀，她特别希望孩子将来能够考进好单位。
还有一些当事人反映，回南天湿气重，在看守所呆过一段时间后患上风湿，难以治愈，等等。我还接过某类咨询电话，说多少多少年前自己曾经犯过罪，当时没什么感觉，现在赚钱了，成家了，孩子也大了，就想问问能不能处理一下“案底”的事情。
所以很多事情，可能并不像部分人想的那样简单。
这就有点像高考自主招生。有些自主招生是可以降低分数的，降低多少多少分录取，但如果因为自主招生过了，获得了“优惠”，自己就不上心了，最后高考考差了，还是得去自己不满意的学校或不满意的专业。自主招生本意是给那些平时优秀的学生更多机会，但如果误解了他人的好意，也容易砸到自己的脚。
而且，可以“调高”就可以“调低”。现在审前羁押率降低得比较快，一部分是因为考虑到“人道主义”；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受疫情影响，监所对被羁押人员的监管难度提高。因此，这种调整中虽然含有必然性，但也有一定偶然性。假设审前羁押率降低后犯罪率上升了或者发生了什么其他事情，审前羁押率又出现了需要酌情提高的必要性，那么这种“优惠”是否还能一如既往？这是谁都无法保证的。而那时，部分当事人若要再拿着之前的“少捕慎押”新闻来说事，说“某某都不关为什么要关我”，怕是也没有人搭理。
毕竟，此一时，彼一时。且就像我在《我说要“类案同判”，你说这不算“类案”》一文中提到过的一样，对于“类案”的最终解释权是不在辩方手中的，与之相似的是，对于政策的最终解释权其实也不在辩方手中。
所以，即便现在羁押必要性审查确实没有这么难通过了，还是真诚地建议大家不要碰运气，该守法守法，该合规合规，该辩护辩护。因为只有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才能更坦然地面对一切变与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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