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双方在恋爱期间作出赠与行为十分常见。当恋爱关系结束后，赠与方要求对方返还财物时，能否得到支持？
恋爱期间或婚约关系存续期间，男女双方互赠未超过合理范围的财物应认定为一般赠与，该部分赠与一旦将财物交付，赠与合同即成立并生效，非因法定情形赠与人不得撤销赠与而要求受赠人返还赠与的财产；对于金额较大，明显超过双方交往期间正常开支范畴的部分馈赠，不同于一般的财物赠与，双方虽在成立赠与合同当时没有明示，但双方都明白大额度财物的馈赠行为暗含了双方将来缔结婚姻或共同生活的美好愿望，这一愿望是双方当事人成立该赠与法律关系的目的，双方缔结婚姻或共同生活是一种将来可能发生的不确定的事实，即双方的赠与合同实际上附了解除条件，自条件成就（双方不能缔结婚姻或共同生活）时赠与合同失效，受赠人应向赠与人返还赠与的财产。
相关法律规定：
《民法典》
第六百五十七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
第六百五十八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
第六百六十一条：赠与可以附义务。赠与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
类案比照
原告袁某与被告朱某自2020年1月确立恋爱关系，于2020年10月23日因琐事分手。在交往期间，原告通过YY平台给被告打赏52934元，并通过支付宝、微信向被告支付133171元，在京东、美团等网站为被告购买物品价值53215元。同时，被告除向原告日常小额转款外，大额回赠共70269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对于原告袁某向直播平台充值打赏的款项52934元，应视为被告朱某通过自己劳动获得的应得利益。对于原告向被告多次通过微信、支付宝转款或购物、订购外卖等大量小金额款项，其中还存在金额为“52”“520”“1314”等具有特殊含义的款项，应视为双方表达爱意的赠与，为一般赠与；对于原告袁某向被告大额转款或购物共计金额54199元，上述大额转款和购物已经超出了男女日常交往时礼尚往来的范围，属于大额赠与，结合生活常理及婚俗习惯，应视为一种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即附条件的赠与合同，一旦赠与合同生效条件未成就，受赠人应予以返还。但因被告在与原告的交往中，除多次小金额转款和购物回赠原告外，亦转款70269元给原告，已超过了原告所给付的金额，应视为被告已返还了原告的附条件赠与。故法院判决驳回了袁某的诉讼请求。
律师寄语
恋爱期间为了增进情感，双方常常通过发红包、转账的方式来表达爱意。通过支付宝、微信进行的发红包、转账虽然能在平台上保留相关的数据和凭证，但其法律性质及是否应当返还依然难以确定。在实践中通常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确定红包及转账的性质。
第一，一方给另一方的红包、转账，如果是在特殊时间以特殊数字形式给的，比如在情人节、七夕节、妇女节，给付对方“520”“999”“1314”等具有表达爱慕意义的特殊金额，应当认定为是赠与，受赠一方无需返还；
第二，如果不是在特殊时间不以特殊数字形式，但却在红包上注明“爱你”“照顾好身体”之类的，应当认为这系男女恋爱期间的一种表达爱意的物质形式，将这些红包、转账认定为一般赠与比较妥当；
第三，如果既不是在特殊时间以特殊数字形式，也爱意表达的钱款往来，那么不排除是恋爱期间基于共同生活的消费、赠与、借贷等多种法律关系，需结合案件具体情况认定。
第四，若红包、转账所涉资金数额较大，明显是附有条件或者带有目的的因素，应当考虑到这样的资金往来有可能以缔结婚姻为目的，在男女终止恋爱后，由于结婚目的不能实现，接受钱款的一方应当返还其接受的大额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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