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持航空器罪的追诉时效,劫持航空器罪是行为犯还是危险犯

劫持航空器罪的追诉时效，劫持航空器罪是行为犯还是危险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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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持航空器罪量刑标准

现如今人们出省旅游，首选的交通工具一定是民航客机，除去方便快捷不说，飞机也是中国目前最安全的出行方式。据有关数据显示，从2015年-2020年，5年内我国民航的事故率为零。在机票经常性打折促销的时候，打个“飞的”游历祖国大好河山绝对是不二之选。

不过我们都有共识，地面上万一出了事，还有转圜的余地，而在万米高空突发险情，基本是九死一生，所以民航出行的安保工作一向最为严格。相信喜欢抽烟的人都对安检前的“自弃箱”非常熟悉，一见到它，兜里的打火机必定是保不住了，更别说其他的易燃易爆危险品了。但是在30多年前，居然还是被有心人浑水摸鱼，把“违禁品”带上了飞机，上演了一出中国版的“劫机惊魂”。

1989年12月16日，一个头戴鸭舌帽，身穿厚重风衣的男子带着一个大拉杆箱登上了由北京飞往上海的CA981航班。30年前飞机出行绝对是一件值得吹嘘的事情，而且一般都要单位开具介绍信才能成行。于是在飞机平稳升空后，很多人都开始互递名片，愉快地畅聊起来，希望互通有无，以后没准还能成为生意上的伙伴。大家聊得热火朝天，谁也没有注意到角落里的那位沉默男子。

由于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噪音太大，半小时后，大多数人耳朵不适，聊兴全无，索性开始闭目养神。空乘人员开始检查大家安全带的使用情况，同时提供饮用水和简单的餐食。一位空姐经过鸭舌帽男子身边时被叫住，她眼见男子从大衣兜里掏出一张一角钱纸币递给了自己。

空姐不明所以，下意识地接过纸币，发现钱币背面用黑笔写了一行字。她定睛一看，不由得花容失色，饶是训练有素，一张俏脸也顿时变得惨白。空姐连忙抬起头仔细打量鸭舌帽男子，这时男人也很默契地指了指自己的大衣下面隆起的部分。空姐赶忙将纸币用拳头捏紧，三步并作两步朝飞机驾驶舱走去。

副机长推开驾驶舱的舱门，被空姐惨白的脸吓了一跳，忙问原由。空姐紧张地说不出来话，只是把手中沾满汗液的一角纸币递给了机长。机长接过一看，也不由倒吸一口凉气，额头顿时有几滴冷汗滚落，只见纸条上写着：

“立即转向飞往韩国汉城，不然我就炸掉飞机。”

机长深吸一口气，定了定神，问空姐：“谁给你的？炸弹在哪？”

空姐吓得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利索：“他……他戴个鸭舌帽，大……大衣鼓鼓的，炸弹可能就在里头，机……长，劫机了，怎么办啊？”

机长在客舱的监控画面锁定了劫机人的位置，然后立即联系地面塔台，请求援助。上级得知情况后，开了一个紧急碰头会。有人提出“蒙骗”劫机人，假意转向，实际依然降落上海机场，落地后让地面的反恐部队接手。但是立即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上海机场附近有太多明显的中文标识，劫机人知道上当后必定暴怒，后果不堪设想。经过商议最终大家一致决定，现阶段稳住嫌疑人的情绪最重要，要求机长按照劫机人的指示，调转航线往汉城飞。

机长接到上级指令后，马上改变了飞机航线。他交待副机长继续驾驶飞机，让空姐回到工作岗位上，做好其他乘客的安抚工作。而他自己则面带笑容，迈着轻松的步伐走到了鸭舌帽男子的身边坐下。

“我是机长，已经按你的要求飞往韩国汉城了，但是汉城能否允许我们降落还说不好。你不要激动，飞机上的人都是无辜的，别伤害他们，有什么要求你跟我讲，我来想办法。”

机长故作镇定，压低了声音说话，言语中并没有显示出一丝慌乱。

劫机人盯着机长，半晌才低声说：“我不想伤害任何人，我只想带着我的老婆孩子离开中国，到汉城落地后，我们先下飞机，你们自然就没事了。不要跟我耍小聪明，我带着300克TNT炸药，把我逼急了，我就拉着你们陪葬。”

机长瞥了一眼坐在男子身边的女人和一个十几岁的男孩，一颗悬着的心放下来一大半。既然是带着妻儿上飞机，只要没有被逼到绝境，他是不会做傻事的。他又安抚了男子几句，便神态自若地回到了驾驶舱。

机长把劫机人带着妻儿乘机的情况向上级做了汇报，上级领导也已经对劫机人的背景资料进行了仔细调查：劫机人叫张振海，河北邯郸人，生于1954年1月10日。

1987年，张振海在担任四季青村棉机配件厂厂长期间，伙同他人贪污公款9639元。后来由于认罪悔过态度良好，也主动退还了部分赃款，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其免于起诉。但是张依然对检察院的判决不满，这才决定劫机出逃。而张振海之所以选择韩国汉城，就是因为当时中韩两国还没有正式建交，不适用引渡条例。

飞机突然调转航线，让不少乘客坐不住了，他们开始询问空姐为什么要改道，按理说现在应该已经降落上海才对。空姐们按照统一的话术安抚乘客，说是遇到比较大的气流，所以临时改变航线，飞机很快就会到达上海，乘客们的情绪这才慢慢平复。

按照CA981机组的计划，飞机降落汉城机场后，让张振海一家先下飞机，之后再由当地的反恐部队进行抓捕遣返，这样能最大程度保全乘客和机组人员的安全。

但是韩国方面知道情况后当即表示拒绝，坚决不允许带着炸弹的中国飞机降落本国机场。CA981进入韩国领空后，韩国方面立即派出4架战机与CA981伴飞，示意我方飞机驶离，否则就要发起攻击。这下可把不明就里的乘客给吓个半死，空姐们善意的谎言也不攻自破，无奈之下只得实话实说，飞机内有炸弹，不能按原计划飞行。

张振海看到这种情况也很无奈，他倒是很想去韩国，但是韩国明摆着不欢迎他。跟我民航部门商议后，机长临时决定备降日本的福冈机场。可是日本方面了解内幕后，同样坚决不同意带着TNT炸药的飞机备降自家机场，可毕竟中日已经建交，不好做得太绝，日本方面并未直接派出战机驱离。

机长左右为难，现在的情况是：往回飞张振海不同意，也不能降落韩国和日本，人家不同意，这该怎么办啊。这时他瞥了一眼飞机油箱的仪表，发现飞机剩下的燃油不多了，突然计上心来。

原来按照国际惯例，如果飞机燃油告急必须进行紧急迫降，机场方面是不可以拒绝的。于是机长就开着飞机在天上绕圈，直到燃油表见底，然后联系福冈机场要求迫降。福冈机场虽然一百个不乐意，最后也不得不同意了CA981的迫降请求，并派出排爆小组和特勤小队严阵以待。

整架飞机223名机组和乘客在紧张和焦虑之中度过了3个多小时，包括张振海在内都此时已经疲惫不堪。下午2点52分，飞机成功降落福冈机场后，张振海恍惚间向外望去，竟分不清日文和韩文，误以为自己到了汉城。他兴奋地拉着妻儿，在其他人怨恨的目光注视下朝客舱门口奔去，并示意机组人员立即打开舱门。

舱门打开，舷梯搭好，张振海脸上的兴奋溢于言表，他认为自己成功了，从此可以在大韩民国无忧无虑地生活了，中国的法律对他再也没有约束了。就在他放下防备的一瞬间，身背后的机长突然飞起一脚将他踹出门外，张振海惨叫一声大头朝下摔落在地，瞬间失去了知觉。

众人都被机长的“神来一脚”惊呆了，包括机长在内都没想到这一脚踹得如此恰到好处。而此时张振海的妻子见势不妙准备带着15岁的儿子逃跑，一位空少眼疾手快操起身边的灭火器就朝女人头部砸去，女人被砸个正着晕了过去，孩子也被几个空姐牢牢按住。

不要怪机组人员出手“阴狠”，毕竟张振海口中的300克TNT炸药在谁身上还不清楚，夫妻两人都有嫌疑。所以对他们，要么不出手，出手就要下重手，让他们没有机会引爆炸弹，这也是对其他人的安全负责。

福冈机场

后来经过调查，张振海所谓的携带炸弹，纯属虚张声势，他们夫妻二人身上鼓鼓囊囊的部分，只是在国内贪污的一些赃款赃物罢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张振海劫持航班的罪名依然成立，于是他们一家都被日本当地警方扣留。中国民航CA981加满油后，带着剩余旅客返回国内另作安排不表。

中日早在1972年9月29日正式建交，两国之间是有引渡条例的。事发后，中国驻日使馆高度重视，敦促日本当局将张振海尽快引渡回国受审。根据日本的《逃犯引渡法》，引渡外国逃犯需要经过法院审理判决，要求中方提供“请求日方将张振海临时拘留”的照会以及中国公安机关签发的逮捕令。

在有关部门的积极协调下，相关文书被迅速制作完成并转交日本法院。12月末，日本法院将张振海从福冈转移到东京关押，张的妻儿经过审查属于被张胁迫，无罪，被提前引渡回国。

在日本方面的要求下，中方于1990年1月派出了一个特别小组赴日，专门就引渡张振海一事进行会谈。2月，中方正式提交请求引渡张振海的照会，并附有解释相关中国法律的一份意见书，给出了张振海的劫机罪行和相关证据。中国在照会中强调：

张振海为威胁、恐吓手段非法劫持中国客机，对飞机和机上人员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并直接损害世界人民对民用航空安全的信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条例以及中日双方为缔约国签署的《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第一条，其已构成劫持飞机罪。

因为张振海是中国国籍，所劫持的客机亦属于中国民航，所以中方请求日本政府将张振海引渡到中国，由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对他的犯罪行为进行审判和处罚。中方提出的诉求合情合理，日方自然没有理由拒绝，当地法院经过审查，同意了中国引渡张振海的请求。1990年4月28日，张振海被引渡回国。

1990年6月30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以劫机罪对张振海提起公诉。7月18日，经过公开审理后，法院认为张振海劫机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已构成犯罪。根据相关法条，判处张振海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张振海当厂长期间利令智昏，贪污受贿，被检察机关查处后，依然不知悔改。他利用取保候审的时间，私刻公章制作假介绍信，妄想带着老婆孩子和未交公的赃款逃之夭夭。为了去韩国，更是不惜铤而走险，编出随身携带炸药这种弥天大谎，险些酿成大祸。要知道中韩是1992年才恢复建交的，如果当时韩国方面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采取什么过激行为，那整架飞机223人都要为他陪葬。

“张振海劫机案”犯罪性质极其恶劣，对我国民航业的影响极坏，但机长临危不惧果敢无畏的“那一脚”，以及其他机组人员的尽职尽责，总算不辱使命。现如今我国民航的安检措施越来越严格，把违禁品带上飞机的几率几乎为零，退一万步说，即使再发生类似这样的“劫机闹剧”，我方也已经有充分的预案进行妥善应对。

中国民航，将是您最安心舒心的出行选择。

刑法劫持航空器罪

1988年5月12日晚10时许，一架自厦门飞往广州的中国民航波音737客机被劫持到了台湾，降落于台中清泉岗空军基地。劫机者是昆明工人——张国庆和龙贵云。

5个多小时后，在中国民航的要求下，台湾当局允许该机自台中飞回厦门。机上117名乘客和机组人员——除两名劫机者外——全部随机返回大陆。

这是大陆民航客机首次被劫持降落台湾，这一严重的劫机事件，在台湾岛内掀起了一阵不小的波澜，也引起了大陆、香港、澳门及国际舆论的关注。

张国庆和龙贵云一走下舷梯，即受到台湾空军的热烈欢迎，立即受到热情的接待。

第二天台“新闻局长”在两次记者招待会上都表示，经过彻底调查之后，发现此次劫机事件纯属追求自由事件，决定准许这两名夺机青年避难。

关于劫机手段，邵宣称：两人在机上并未上海任何乘客和人员，未使用任何暴力，仅是以一把假手枪及一个事实上未装有炸药的瓶子达到夺机投奔自由的目的。台湾的《中央日报》、《联合报》更进一步声称：在飞机上并未施予胁迫及暴力行为，他们用温和态度告知机长改变航向。似乎张、龙二人跟暴力无关。

当然，任何稍有常识的人都清楚，劫机必定伴随着暴力威胁和行动，没有任何一名劫机犯能仅凭口舌就说服机组和满机乘客，要说跟“暴力无关”，显然只是自欺欺人而已。

事实上，这次劫机就是一次有预谋的恐怖暴力行动。

反劫机演练

根据机组人员和乘客回忆，该机从厦门机场起飞约10分钟后，张、龙二人就开始了劫机行动。他们在客舱里手持凶器，狂叫：“不准动，再动就炸机。”强行用门帘裹住两名乘务员推进服务间。随后闯进驾驶舱，反身锁闭舱门，强行扭下机组成员的耳机，切断飞机与地面的联系，并将塑料袋套到驾驶员吴玉林和空勤报务员吴忠良头上。

歹徒是有备而来，他们事先绘制好了飞行草图，命令机长：“不许乱动，飞台湾高雄，140度！”当机组驾驶飞机在广州、香港一带上空盘旋，寻找机会降落时，歹徒察觉到飞行时间不符，再次扬言要炸飞机，用匕首逼迫机长改变航向，还粗暴地动手把油门推到最大一档，使飞机空速达到极限，如果再加速飞机有解体的危险。

根据乘客张毅敏等人回忆，飞机起飞后不久，两位劫机者中的一位突然假装呕吐，进入前舱洗手间，另一位则向空姐取药油及药片并佯装上前搀扶，然后两人乘空姐不备撞开机长驾驶门，手持手枪和手榴弹威胁机长。

国际法公认，劫持民航客机是不可饶恕的严重犯罪。对此，台湾各界都有着清醒的认识，台政治大学副教授陈长文说：如果此次事件证实为劫机，依据国际公法及民用航空法，对于劫机者应起诉、处罚，以维护民用航空的安全。

东吴大学副教授杨鸿基说：当局应立即明快地将劫机者交由司法单位处理。

就连“立委”黄全文也说：应将劫机者交由司法处理，以免被国际视为鼓励空中暴力和空中强盗的行为。

远在海外的华人学者们也纷纷发表谈话，要求台当局不要以政治化手段处理这一事件，应尊重国际法及惯例处理。

港澳各报刊发表文章批评台湾当局实际上的庇护态度，要求将劫机犯交回大陆或当地予以司法处理：

这明明是暴力劫持民航客机事件，台北依《海牙公约》必须对劫机罪行给予严厉的惩罚——《香港经济日报》

两名劫机者不管动机如何，总是劫机匪徒，他们是把100多个无辜者作为暴力行为中的人质以遂私谋。如果以空中暴徒作为英雄来宣传，则海峡两岸双方民航客机都将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打斗场。

就连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在13日上午发表谈话说：他们应让这两名劫机者在严格按法律组成的法庭中首胜，或者被引渡到中国。我们促请台湾遵行其作为海牙有关劫机协定之签字国的义务，不论劫机者动机如何，其行为都应交由法律约束和处罚。

反劫机演练

在内外舆论强大压力下，台湾当局不得不宣布将张、龙二人交付司法。

经过审判，张、龙二犯以“用强暴、胁迫或其他方法危害飞航安全或其设施者”的罪名被判7年有期徒刑。

这个结果看上去将罪犯法办了，其实只是台湾当局故作姿态，走了个过场。

台当局虽然将二犯移送司法，但还是表现出了明显的偏向性。根据法律，有两条规定与二犯的行为相对应。一是“以强暴、胁迫或其他方法劫持航空器者，处死刑、无期徒刑”，这一条规定的是“劫持航空器”罪名，处罚极重，且无缓刑；二是“以强暴、胁迫或其他方法危害飞航安全或其设施者，处7年或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两万元以上七万元以下罚金。”这条罪名处罚较轻，且可缓刑。

张、龙二人就是以第二条罪名被当局移送地检处，明显就是千方百计为他们开脱罪责，想从司法上否认其行为是劫机。

民航客机是一种具有国际性质的交通工具，劫机行为是一种国际性的犯罪行为。依国际公约的原则处理这一事件是完全必要的。遗憾的是，台湾当局并未真正遵守国际公约，如《海牙公约》第7条规定：劫持航空器嫌犯必须引渡或起诉。大陆方面也致电台湾方面，要求台湾当局按国际民航管理，将这两名犯罪分子交回大陆或由台湾当局予以严厉惩处。

但是，台湾当局并未将罪犯交还大陆，也不打算严厉惩处，反而在司法上尽量为他们开脱罪责。

反劫机演练

这种敷衍舆论、纵容罪犯的做法引起了舆论不满，许多媒体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国民党当局的把戏。《民主年代周刊》发表了以《国民党纵容恐 怖分子》的文章说：虽然国民党也将张、龙二人移送法办，但其基本做法与对外的宣传手段却是南辕北辙，让人觉得移送法办只是障眼法，明眼人一看，即带有相当浓厚的鼓励色彩。

事实果然如此，张、龙两名劫机犯被判刑后，很快就得到减刑、释放，并被准许留在台湾，待连续居住满4年后可以申请户籍登记。

这种名为惩处，实为鼓励的做法让大陆的犯罪分子看到了希望，他们的劫机行为此后有增无减，在1993年更是达到了高峰。

有资料显示，这一年中国大陆民航共发生劫机事件21起，劫机成功的10起，劫机目的地均为台湾，海峡上空出现了令整个世界都为之瞠目的劫机潮。

这正是自1988年张国庆、龙贵云首次劫持民航客机去台后，台湾当局作茧自缚的行为，为自己带来的不可收拾的恶果。

其实，恶果在1990年就已经发生了，在那年歹徒蒋晓峰在广州白云机场劫机试图飞往台北时局面失控发生意外，导致机场三架飞机相撞，造成包括一个台湾旅游团在内的100多人死伤，遇难者中还包括来自美国、香港、澳门等地的乘客。

台湾当局终于认识到，这些劫机者绝不是所谓的“义士”，而是真正的罪犯。

事实上，这些劫机犯之所以要冒险逃到台湾，正是因为他们在大陆大多不是犯了罪就是负债累累。比如1993年4月6日劫机的刘保才、黄树刚二人，一个因赌博、私藏和贩卖枪支，正被当地公安部门通缉；另一个因贪污20多万元巨款而惶惶不可终日，挖空心思准备潜逃。又如1993年8月10日劫机的张文龙因赌博负债累累，为逃避债务铤而走险劫机犯罪。

正是台湾当局对劫机犯的纵容让他们觉得有机可乘，去了台湾，以前的所作所为就能一笔勾销，开始“新生活”。

再如当年被吹捧为“义士”的卓长仁等人，1983年这个犯罪团伙劫机飞往汉城后，台湾当局不断进行干预，使得他们在韩国入狱不到一年就被遣送到台湾，并一度受到台湾方面的优待，但犯罪分子就是犯罪分子，不久之后卓长仁故态复萌，在台湾又犯下绑架杀人的恶行，给了台湾当局一记响亮的耳光。有了卓长仁之类的案例，台湾舆论和民众也都对这些劫机犯深恶痛绝。

台湾当局终于清醒过来，开始与大陆接触和磋商，研究如何遏制劫机事件。由于两岸就司法管辖权等敏感问题需要时间协商，加上之前台湾纵容劫机犯的余波还在继续。犯罪分子们还抱着侥幸心理，觉得趁着两岸还未签署协议，自己劫机到台湾还是能得到之前待遇。

但是，他们的幻想随着1993年11月5日，大陆方面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方面海峡交流基金会在厦门讨论遣返劫机犯问题时达成的一致意见而破灭了。

这份意见规定：劫机犯是刑事犯、一方航空器被劫持到另外一方时，另一方应将案犯移送给民航客机所属方来处理。

虽然在9311月才达成一致，但这并不影响对之前案件的追诉。之前那些逃到台湾的劫机犯，陆续被遣返大陆，接受他们应得的审判。

1993年是劫机最高峰，也是劫机行为自此宣告终止的一年。因为，这一年的劫机犯无一例外都在台湾被判刑，刑满后不得在台居留，等待他们的是祖国大陆的依法审判。

如上文提到的黄树刚、刘保才、张文龙等人，在台湾出狱后被遣返大陆后，黄树刚以劫持航空器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以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合并执行有期徒刑20年；张文龙以劫持航空器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

这些当时自以为通过暴力和恐怖手段就能逃避罪责，甚至进而想在台湾寻到个"好出路"的人，正应了那句古话叫：“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做恶一时，为害两岸人民，终究难逃正义和法律惩罚。

例如1993年12月8日劫机降落在台北桃园机场的高军，他在大陆做生意赔本，债台高筑，梦想着逃到台湾重新开始。当他在台湾落地后，等待他的却是手铐和囚车，高军还以为这只是暂时的，当他见到检察官，还傻乎乎的问自己什么时候能获得自由。对方直接告知：会判得挺久的！

最终高军等来的是10年刑期，他在狱中后悔莫及，更无法忍受监狱的生活。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高军在狱中“以千奇百怪方式自杀，弄得台北监狱人仰马翻。”他有记录可查的自杀次数就达到7次之多。

高军成了监狱的烫手山芋，台湾当局对他加强监管，高军更加痛不欲生，他铤而走险来到台湾不是为了坐牢的，既然都是坐牢，为啥不在故乡坐牢，还得跑到人生地不熟的台湾。

既然台湾不接纳他，那当然还是故乡好，他以种种极端的方式希望引起当局重视，将他遣返回大陆。

但是，罪行已犯下，哪是他想回便能让他回的。直到2001年，高军在台湾服刑8年后，他才得到遣返，虽然机场上等待他的还是公安局的刑警，可他却感到很释然。当年12月8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高军犯劫持航空器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刑期是从1993年12月8日开始计算，到2005年12月7日就可以出狱。

听到这个结果，高军当庭表示不上诉，他如此说道：今天能有这样的结局，我要非常感谢政府的宽大处理，给了我重获新生的机会。虽说再过4年，青岛不知又要变成什么样子，出去以后可能要适应好长时间，但我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这次的教训太深刻了！”

至此，在两岸之间一度沸沸扬扬、延宕未果的劫机犯遣返问题终于以两岸有关方面均采取遣返的实际行动而获得解决。

自两岸开始遣返行动以来，发生在两岸间的劫机事件明显减少，直到终于销声匿迹。

劫持航空器罪致人死亡

1983年5月5日，一起劫机事件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巨大轰动，中国民航的一架英制“三叉戟”飞机在飞往上海的途中，被6名歹徒劫持了！

当时这架飞机上有96位乘客和9名机组成员，当飞机飞至辽宁和山东之间的渤海上空时，6名歹徒突然拿出枪械劫持了这架民用飞机，用飞机上全体乘客的性命要挟飞机驾驶员将飞机开往韩国，最终潜逃台湾，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起歹徒成功劫机的案件。

那么，这六名歹徒到底是如何劫机的？乘客们有没有安全获救，歹徒们又有着怎样的下场呢？

1983年5月5日早晨6点30分，一向习惯早睡早起的沈阳市体育学院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安国瑞像往常一样睁开了眼睛，起床后按照习惯走向书桌，准备打开收音机收听当天的新闻，突然，他发现桌子上不知何时多了一个没有封口的信封。

安国瑞擦了擦眼睛确认自己没看错后，打开信封将里面的信件拿了出来，只看了一眼，原本还有些迷糊的头脑瞬间清醒了起来。

这封信是他那在学校保卫处工作的儿子安卫建写的，里面只写了短短的两句话：“爸爸、妈妈：我到远处做生意去了。永远忘记我吧，就当你们没有我这个儿子。”

知子莫若父，安国瑞对自己的这个儿子还是十分了解的，曾多次被公安机关所拘捕，没少给自己添麻烦。

80年代的警察

现在儿子突然选择“不辞而别”，肯定不是因为什么“做生意”，这小子要么是犯下了什么大错想逃跑，要么是想在谋划什么滔天大罪。

想到这里，安国瑞的脑门不由得渗出了一层冷汗，赶紧打电话联系上学院保卫处长栗增洪，说道：“老栗，你马上去保卫处一趟，检查一下里面的枪支弹药的情况，立刻，马上！”

说到最后安国瑞有些控制不住情绪了，栗增洪不知道一向稳重的安副部长为何如此着急，赶紧跑去了保卫处。当栗增洪打开保险柜后，他的脸色当即就变了：保险柜里面的4支手枪和30发子弹全都不见了！

手枪

栗增洪经过调查后发现，学院保卫处的另一名叫做姜洪军的工作人员，和安卫建一样离奇失踪了！这个姜洪军，同时也是安卫建的“知心密友”。

安国瑞和贾增洪没有立即报警，而是自行对两人进行了寻找，结果一直到上午9点都没有找到他们的踪迹，只得于9点10分向沈阳市公安局皇姑区公安分局报了警。

皇姑区公安分局接到报警后立即派人前往沈阳体育学院进行调查，结果他们刚到就看到了沈阳体育学院副院长侯鹏，侯鹏焦急的告诉警方：“我被人下毒了！”然后他交给警方一个茶叶盒，里面依稀可以看到白色的粉末。

警方对这些粉末进行检测后，确认这些白色粉末为氰化钠，成年人只要口服0.15~0.25克就会致死。

侯鹏曾经批评过安卫建和姜洪军，两人失踪的同时侯鹏被人下了毒，警方因此认定安卫建和姜洪军有重大作案嫌疑，尤其是两人还偷了枪，对社会有着巨大的潜在威胁，因此公安机关迅速对他们二人展开了追捕，并下达了通缉令。

氰化钠粉末

没过多久公安机关就接到报告，有人在沈阳市东塔机场见到了安卫建、姜洪军二人，他们两人和3男1女会合后一起去了登机口。

公安干警们立即前往东塔机场追捕2人，当他们赶到机场时已经接近11点了，而安卫建所乘坐的中国民航296号客机已经在上午10点49分起飞了。

这架飞机上有96名乘客（其中3名日本乘客）和9名机组工作人员。该飞机原定于上午8点20分起飞，但因为飞机飞行员王仪轩在开车检查时发现故障，因此请地面工作人员检查了一遍，故障排除后才起飞。

原机身为296号客机的B220号客机

就晚了一步的公安干警们看着南方握紧了拳头，在心中暗暗祈愿：飞机千万不要出事啊！

和安卫建、姜洪军会合的四个人分别是原辽宁省机电设备公司统配产品科汽车计划员卓长仁、陵东公社上岗大队第四生产队金属结构厂业务员王彦大、广东琼海县温泉公社农场工人吴云飞，以及卓长仁的姘妇、沈阳军区副参谋长之女高东萍。

他们这次行动的主要召集人就是卓长仁，他们打算劫持这一架飞机飞往台湾“投奔自由”，也正是因为高东萍的高干子弟身份，他们6人才得以通过免检通道上了飞机。

当8点20分飞机没有照常起飞时，卓长仁等人不由得十分紧张，尤其是安卫建和姜洪军，他们二人一个偷枪一个下毒，被发现了绝对不会有好下场，忐忑不安的等了两个小时零29分钟后，飞机终于起飞了，6人不约而同的松了一口气。

飞机飞到9千米高度后开始稳定，卓长仁在确认飞机开始平稳飞行后，和另外5人开了次“碰头会”，大家开始嘀嘀咕咕的商议过会儿的行动计划。

卓长仁

他们的行动引起了机组人员的警觉，领航员王培富在出去吃午饭时发现了卓长仁等人的异常，返回驾驶舱后将自己的发现告诉了飞行员王仪轩。

王仪轩对王培富反映的情况十分重视，一年前的7月30日，刚刚发生了我国成立以来第1起劫机案件，当时身为国家某机关保卫干事的郑延武，妄图劫持搭载着以非洲某国陆军总司令为首的高级军事代表团的飞机，在我保卫人员的英勇搏斗下，歹徒被成功的制服。

事件发生后，民航局专门对民航机组人员提出严格要求，要他们提高反劫机意识，尤其是民航飞行员，更要特别提高警惕，随时做好反劫机的准备。

因此王仪轩当即让王培富将木棒、消防斧、绳子等反劫机工具拿出，以防万一。

看着这些工具，还是感觉有些不太放心的王仪轩，让王培富把驾驶舱的门锁上。王培富刚刚把门锁好，驾驶舱内就响起了一阵刺耳的警报声，没过几分钟，机舱门外就传来了一声枪响，驾驶舱内所有人当即想道：“出事了！”王仪轩看了一眼时间：上午11点20分。

在飞机驾驶舱门被敌人撞开之前，报务员王永昌迅速联系上大连航空站，喊道：“有人劫机！”

客机飞行员（非王仪轩）

话分两头，王培富刚才出去时曾找到一名叫做程梅的空姐，让她密切关注坐在后面第6排的那6名“鬼鬼祟祟”的乘客，一旦发现不对劲立马拉响警报。

接到提醒后，程梅一直在悄悄地关注着卓长仁等六人，过了一会儿，其中的两人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向着驾驶舱所在的方向走去，程梅见状赶紧迎上前去问道：“请问两位，你们要干什么？”

为首的一人撇了撇嘴，回答道：“上厕所。”程梅不动声色地挪到警铃所在的位置，然后说道：“不好意思，您的方向走错了，厕所在飞机的后面。”

那两人对视了一眼后往回走，眼见他们二人走回了座位准备坐下。程梅不由得更加警惕了起来，心想：“他们不是要上厕所吗？怎么回去了?”

程梅觉得自己有必要将这两人的异常情况向机长做报告。

空姐（非程梅）

就在此时，意外发生了。

那两名青年刚刚坐回座位又腾的一下子站了起来，然后从身上掏出了手枪对程梅和机舱内的所有乘客说道：“通通不许动，谁敢动老子就打死谁！”

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空姐，程梅迅速按下了旁边的警报按钮给驾驶舱报警，那两名暴徒看到程梅的举动后迅速拿着枪朝着驾驶舱跑去。

当他们看到驾驶舱门锁上了之后，对着门锁处开了数枪，然后用力将驾驶舱门撞开闯了进来，王永昌和王培富见状，抄起木棒和消防斧就迎了上去，结果驾驶舱空间太小，他们两人根本施展不开武器，被反应过来的暴徒们用枪击倒在地，这时另外4名暴徒也冲了进来。

在警报响起的那一刻，王仪轩等机组人员就按照民航局制定的空中反劫持预案展开了行动，王仪轩和另一名飞行员和长林特意让飞机晃动，制造颠簸，以图干扰歹徒的行动，结果并没有奏效，还是让歹徒们冲了进来，只见为首的歹徒卓长仁拿枪对着王仪轩说道：“左148度！”

王仪轩听后心里一惊，此时飞机正在渤海上空，往左148度飞的话就是汉城方向，当时我国和韩国并没有建交，仍然称呼对方为“南朝鲜”。王仪轩心想：看来这个歹徒不但懂一些飞行知识，而且他还打算劫持飞机飞往南朝鲜，意图叛国！

三叉戟客机的驾驶舱

王仪轩当然不会老老实实地听歹徒们的话行事，他紧急压下驾驶杆，让飞机减速下降，调转接头往大连方向飞去。从罗盘上看，148度和15度并没有多大的区别，王仪轩在心里暗暗祈祷，但愿歹徒是个不懂行的人。

王仪轩不知道的是，卓长仁曾经在辽宁航空学校学习过一段时间，对飞机操作十分了解。因此飞机刚掉头飞了一分钟，他就从方向仪上发现了不对，拿着枪敲着王仪轩的脑袋说道：“不对！148度不是往北，应该是往东南方向飞！”

王仪轩无奈之下只得调整了一下方向，准备驾驶飞机前往丹东，结果飞了没两分钟卓长仁再次发现了不对，吼道：“还是不对！往东飞！”

王仪轩心想：“如果往东飞就到平壤了，在平壤降落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于是老老实实地驾驶着飞机向平壤方向飞去。

上世纪的民用飞机

飞行途中，程梅带着中国医科大学的张荫昌、张文范两位教授来到驾驶舱，为两位重伤员做了急救。卓长仁拿过一个沾着伤员血的毛巾来扔到驾驶台上，对王仪轩说道：“你小子最好别耍花样，要不然我们一块同归于尽，反正我们如果不能在汉城落地，回去也是死路一条，既然如此还不如一起死！”

过了一会儿，飞机就飞到了平壤上空，王仪轩看到平壤的一座机场后，准备驾驶飞机降落，卓长仁看穿了他的心思，再次拿起枪狠狠的敲了敲他的头说道：“拉起来！往南飞，再不拉起来老子打死你！”

平壤

按照空中反劫持预案，飞机一旦被歹徒劫持，机组成员首先要“迷惑对方”，如果迷惑失败，就要和歹徒进行搏斗，如果搏斗失败的话就当“一发红色炮弹”。现在在平壤降落的“迷惑方案”已经失败了，王仪轩虽然有心当“一发红色炮弹”，但飞机上不只是有他们9名机组成员，还有90名普通乘客。

王仪轩必须要为乘客们的生命安全负责，因此，经过心理斗争后王仪轩决定驾驶飞机飞往汉城，飞机到汉城安全落地后，国家会通过外交途径和南朝鲜取得联系，把大家接回去的。

12点25分，飞机飞过了三八线到达了韩国境内，韩国的雷达很快就发现了这架非法入境的飞机，韩国空军地面管制中心立即通过国际航管频道向飞机发出呼叫，要求飞机亮明身份，结果没得到任何回应。

韩国空军因此认定这是一架被劫持的中国民航客机，赶紧向总统府警护室打去电话做请示，之后迅速命令两架F-4战斗机紧急升空引导客机降落。

在韩国空军的“护航”下，王仪轩看到了一个小型机场，他和和长林决定就在这个机场降落。此时的他们并不知道，这个机场是驻韩美军专用的春川军用机场，是用来起降直升飞机的，因此跑道又短又窄，只有1260米长，25米宽。

驻韩美军

而296号客机是一架英制“三叉戟”客机，跑道最短也要2千米长，45米宽，更要命的是当时还是顺风，飞机想要停稳就需要更长的跑道。

好在王仪轩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凭借着高超的飞行技巧，飞机顺利地停在了跑道上，他看了看时间：13点15分。

就在飞机停在跑道上的同时，数辆美军大卡车开了过来将飞机团团包围，卓长仁拿着枪走到舱门口对美军宣布要和台湾当局所谓“驻韩大使”见面。

在歹徒们看来，韩国和台湾当局有所谓的“外交关系”，肯定会愿意帮助台湾方面把自己等人弄到台湾去。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的是，在韩国政府看来，歹徒们的劫机行为是一件非常恶劣的事情，一不小心就会变成“萨拉热窝事件”那种引发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再者说，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哪个分量更重，韩国人心里清楚得很。所以他们只是派出谈判人员和歹徒们打太极，就是不肯让他们见到台湾当局所谓的“大使”。

5月5日下午5点，中国政府通过国际民航机构间的通信系统向韩国交通部航空局发去了一封电报，当韩国交通部航空局局长金哲镛看到电报开头写着的“大韩民国”时，内心是十分兴奋的，毕竟这也算是中方第一次叫韩国的正式国号，而不是“南朝鲜”。

中国代表团

在这封电报中，中方请求韩方务必确保飞机和机上乘客的安全，金哲镛立即向青瓦台方面作了报告。韩国还没来得及回函，中国又再次向韩国发去电报，提出中方将派代表团前往韩国，与韩方直接商议此事，韩方回函予以了同意。

此时，春川机场的事故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很多人的目光都在盯着韩国政府，想看看韩国政府会做出什么应对。

5月5日晚8点20分，韩国方面表示同意安排卓长仁见台湾方面的“大使”，但卓长仁等人必须先下飞机，韩国会“尽快安排”见面事宜。

卓长仁虽然知道这是韩国方面的缓兵之计，但他和他的同伙又累又饿，于是同意了韩国人的条件。

受到热情接待的中国乘客

晚9点，飞机上所有的机组人员和乘客被韩国政府用大巴送到了春川市观光旅游宾馆和色六宾馆，在韩国好吃好喝得住了5天后，所有的中国旅客和9名机组成员乘飞机抵达上海虹桥机场，受到了200多名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国务院副秘书长，民航总局副局长以及上海市副市长等重要领导也亲自赶去机场，对安全回国的旅客和机组人员表示慰问和欢迎。

将中国乘客和机组成员欢送走后，韩国汉城地方法院于5月24日正式对卓长仁等6名劫机犯进行了审判，在庭审过程中，卓长仁等人为了不被遣返回大陆撒泼打滚，就是不肯承认自己是“劫持飞机的犯罪分子”，他们的辩护律师也诡辩称“这些人劫持的飞机是从韩国领空外进入韩国的，所以不能按照韩国的国内法定罪。”

汉城地方法院一审认定6人犯有“危害航空安全罪”，念在几人有“自首情节”，故判处卓长仁和姜洪军两名主犯10年有期徒刑，另外4人则判处7年有期徒刑。

消息传出后，一些由美国支持的所谓“人权斗士”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坚称这些歹徒是“自由旅行者”，台湾当局也叫嚣这些歹徒是所谓的“归顺义士”，强烈要求韩国政府将他们“无罪释放”。

接受提审的姜洪军（右1）

在这些别有用心的势力、团伙的无理取闹之下，不堪其扰的韩国法院最终改判卓长仁6年有期徒刑，其他歹徒的刑期也在4至5年之间。

台湾方面仍然不死心，多次派人前往韩国和韩国政府交涉，韩国方面因此于1984年8月13日决定将6名歹徒提前释放，并将他们遣送去了台湾。

台湾方面对6名歹徒的到来十分欢迎，认为他们是所谓的“义士”，当场奖励了给了他们每人250万新台币的“安家费”，不但如此，蒋经国还亲自“召见”了他们6个歹徒，并专门指示“大陆灾胞救济总会长”和“总统府秘书长”，要他们保证这6人今后在台湾的工作、生活及学习，“以使六人在台湾一生都过得无忧无虑。”

很快，卓长仁就被安排到了所谓的“大陆问题研究中心”里面去当“研究员”，其他人也得到了优渥的工作。

结果没过几天，卓长仁等人就跟台湾当局表示“自己不适应在台湾的生活环境”，蒋经国知道他们6个就是想要钱，于是又给他们每人发了500万新台币的“生活费”。

卓长仁等6人刚到台湾时可以说一时“风光无两”，被台湾当局拉去举办了上百场“演讲”，但好景不长，750万新台币很快被他们挥霍一空，而他们6人又没什么真才实学，很快就丢了工作。

随着两岸关系开始缓和，卓长仁6人最后的利用价值也消耗殆尽了，察觉到台湾当局态度变化的6人发出了威胁：“信不信我们回大陆去？”

台湾当局当即像抛弃垃圾一样抛弃了他们6人。

刚到台湾的6名劫机犯（左起）：姜洪军、王彦大、卓长仁、安卫建、吴云飞和高东萍

1991年7月，因为投资期货买卖亏的倾家荡产的卓长仁和姜洪军以“中介土地买卖”为由，将台湾国泰医院副院长王欲明25岁的儿子王俊杰，叫到了卓长仁在台北县淡水镇的家中残忍杀害，后将尸体放入了一辆白色小轿车的行李箱中抛弃。

之后卓长仁以“石医师”的名义给王欲明打去了一通勒索电话，说如果不交5000万新台币的赎金的话就撕票。

台湾警方迅速对本案进行了调查，并于同年11月将卓长仁和姜洪军逮捕归案。

被押往死刑场的卓长仁

对于要不要判处这俩“义士”死刑，台湾法院来来回回吵了近10年，直到2000年9月22日，台湾省所谓的“最高法院”才最终决定判处卓长仁和姜洪军死刑，他们二人于2001年8月10日正式枪毙，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劫持航空器罪最低判刑多少年

1989年12月16日上午10点40分， CA981航班从北京出发，准备飞往美国，中途经停上海。这是一架波音747客货机，当天当次航班共有23名机组人员和200名乘客。

当飞机飞到巡航高度10700米的高空时，飞行逐渐平稳，空乘人员们开始解开安全带，来到客舱为乘客提供餐饮和服务。

11点25分左右，经济舱25A的一名中年男子，递给了空姐一元面额的人民币， 并低头说着什么。随后，空姐就拿着一元纸币快速走向驾驶舱，看样子好像有什么要紧的事情。

原来，这张一元纸币上写着“ 立即飞往汉城，否则炸掉飞机”， 汉城即现在的韩国首都首尔，2005年才更名的。

当机长看到这行字后，判断出有人要劫机了。

于是他立即将情况汇报给地面控制中心，得到的回复是“ 我确保飞行安全，先 暂时答应劫机者所有要求 。

所以机长赶紧将驾驶任务交给副驾驶，随后和乘务长以及空姐一起来到经济舱25A的位置。

劫机者提出了一个条件，要求把他们全家送到汉城，否则他就引爆300克TNT，说着他就用右手食指拉住一根尼龙引线，做出随时引爆的样子。

机长马上答应了他的要求，并安慰他不要激动，有什么事情都好解决。这时，劫机者情绪稍微缓和下来，客舱里又恢复了正常的服务。

不过其他乘客发现，这些空姐们好像很照顾25A似的，一会儿给他送去饮料，一会儿又问他要什么吃的，嘘寒问暖的，很是殷勤。

与此同时，地面中心紧急搜寻信息，发现此人名叫张振海，36岁，河北邯郸人，在村里的棉机配件厂工作时，因为贪污公款4000元，于当年10月被捕，11月取保候审。在这期间，张振海不但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行，甚至还想方设法逃到国外。此次和他一起的还有他的妻子和15岁的儿子。

此时，飞机已飞到了无锡上空，马上就到达上海了。当天上海天气异常好，能见度也很高，考虑到张振海如果看到飞机飞到了上海，没有按照他的要求办的话，万一失控引爆炸Y，后果将不堪设想。

最后，指挥中心只得命令飞机立即掉头，朝韩国飞起。

如果按照原计划，此时飞机应该早就停靠在上海虹桥机场，机舱里开始有些小躁动，再一看，窗外怎么全是大海啊？一些乘客便起了疑心，开始询问：怎么还没到上海 ，难道飞错了吗？

空姐平静地回答到：没有飞错，大家放心吧！

然而，飞行并不是大家预料的那样顺利。机组在和韩方协调时，请求降落韩国，韩方明确拒绝，还紧急出动4架战斗机，前后左右将 CA981航班夹攻，最后不得已只得飞离韩国领空。

地面指挥中心马上下达命令——朝日本飞。 13时10分，飞机飞到了日本领空，没想到又遭到了拒绝。一时间陷入了僵局，国内不敢回去，外面也没有人接收，劫机者随时会反悔，一不小心就会出大问题。

经过机组人员的商量后，一致决定就在日本降落。但是也不敢硬性地闯，只能变通地想办法。 国际惯例有一点，如果飞机燃油告急，机组可以申请紧急备降，此时被申请机场是无权拒绝的。

于是，CA981航班 便飞到日本附近的一个荒岛上空，一圈又一圈地盘旋着，希望把燃油消耗完。从窗外看出去，荒岛上一片寂静，没有人烟，没有过往的船只。

乘客们也不知道身在何处，但似乎都觉察到有些异样。开始还有人议论，慢慢地，空气好像被凝固一样，大家都紧张得不敢说话了。

最终，在燃油即将耗尽时，日方通过了CA981航班的紧急备降请求。紧接着广播传出：

“乘客同志们，飞机即将降落，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此时，乘客们的情绪才开始有所缓和，包括张振海。他比任何人都期待，他迫切想知道他们到底飞到了哪里。

随着飞机的缓缓下降，乘客们发现这里好像不是上海，乍一看还看到了“福冈机场”的字样。

有人禁不住问到：怎么飞到日本来了？

空姐赶紧纠正说：“我们到了汉城”。

这时，一场反劫机的行动即将开始，天上和地下都已经布置妥当，只等飞机落地的那一刻。

北京时间13时52分， CA981航班飞机稳稳地停在滑行跑道上，警车、消防车、救护车紧急跟上。

机长和几个安保空乘来到张振海座位上，告知他汉城到了，可以下飞机了。

只见张振海二话不说，立即起身打开行李架，取出一个医药箱，叫上妻儿赶紧朝后面的舱口走去。此时，他心里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赶紧落地，赶紧逃离。

可是，他想得太简单了。

当他走到后舱时，一位空乘人员赶紧为他打开了后舱门，张振海将头观察情况。不过还没等他看清楚状况时，机长往他的屁股上猛的一脚，直接将他踢下了飞机。

要知道，这时飞机舷梯还没有打开，舱门离地面大约有三层楼高的距离。这一下去，不死也落得个残废。

机长在对方张振海的同时，大家对他的老婆也没有放过。为了防止她也有爆炸物，一个安全员抡起灭火器直接将他砸得头破血流。经检查她的腰间，缠了一圈硬邦邦的东西，打开一看，原来是卷好的纸币。

再看这边，张振海15岁的儿子也被轻而易举地被控制住了。

后来，机组人员对整个飞机进行仔细地检查，根本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爆炸物。此时，乘客们总算松了一口气，真是虚惊一场。

12月17日凌晨5时30分， CA981返回北京，参与反劫机的机组人员和乘客都受到了大力奖励。

当然，劫机者张振海也受到了应有的下场。当他被踢下飞机时，身上多处骨折， 更要命的是，脊椎当场摔坏后，造成永远瘫痪。

日本警方将他逮捕后，然后引渡回国。1990年7月18日， 张振海因劫持飞机罪，被判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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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到此结束，希望本文劫持航空器罪的追诉时效，劫持航空器罪是行为犯还是危险犯对您有所帮助，欢迎收藏本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