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泽浚公馆，王泽浚公馆为什么一直被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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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泽浚将军子女简介
王泽浚 图片来自网络
川中诸将的后辈中能够在抗战中崭露头角的也就那么几个人。
除杨森的侄子杨汉域、侄孙杨干才外，还能拿得出手的，就是王瓒绪的次子王泽浚了。
当然，杨森的次子杨汉烈也算一个，只不过那时候杨汉烈的职位太低，故而名声不显。
可能有人会说，川中诸将基本上都是大小老婆成堆，子女成群，怎么进入军伍的人这么少呢？
确实如此。
比如杨森的22个儿子中，只有杨汉烈一人进入军伍。
这件事儿说起来倒也能理解，那就是川中诸将虽然扛了一辈子枪，但末了儿，还是不舍得把子女派上战场。
杨汉域、杨干才和王泽浚在抗战中所在的战区，要么是李宗仁的第5战区，要么是薛岳的第9战区，都在正面战场。
因此，这三人在抗战中的出镜率颇高。
杨汉域、杨干才出场，记载的往往是打了硬仗、狠仗和胜仗。可轮到王泽浚出场，记载他的往往都是打了惨仗、败仗。
尤其是王泽浚，在豫湘桂会战爆发之前，他几乎就没打过一场胜仗。
比如在枣宜会战中，他指挥的四个旅在襄河西岸未遇大敌，四个旅就作鸟兽散，部队跑散了大半不说，4个旅长也跑了仨。
虽然只有苦劳没有功劳，但王泽浚毕竟是王瓒绪在军中的继承人。虽然打了败仗，不仅没被撸掉官职，反而还升为第44军副军长。
在这一点上，王瓒绪就不如杨森了。
杨森虽然也用自己人，甚至撤掉了跟随他半辈子的夏炯，也要把侄孙杨干才顶上去担任第20军军长。但总的来说，杨森讲的就是一个赏罚分明。
当然，这其中也有杨家军中人才多的因素在内。
可王瓒绪就不行了。
王泽浚虽然没有太大本事，可那也是“千顷地里一棵苗儿”，除了王泽浚，王瓒绪还能用谁呢？
1943年，王瓒绪的第29集团军在鄂西会战、常德会战连打两次败仗，部队损失惨重。不仅重庆方面对王瓒绪大为不满，当地民众也是怨声载道。
王瓒绪一狠心，干脆给蒋氏上书，请求解除第29集团军总部和第67军的番号。
对王瓒绪的请求，蒋氏自然是满口答应。
于是，第29集团军仅剩下的王泽浚的第44军编入了第27集团军，王瓒绪被调任第9战区担任副司令长官。
王瓒绪是个明智的人，这种徒有虚名的官儿，他是不会做的。
到薛岳那里报到之后，王瓒绪立即返回四川，兼任了重庆卫戍总司令一职。此后，王瓒绪的抗战生涯结束了，王泽浚终于开始独当一面儿了。
王瓒绪 图片来自网络
长衡会战爆发后，薛岳没料到的是日军的战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是打先锋的116和第68师团并没有直奔长沙而来，而是绕过长沙，经株洲向衡阳杀来，只是派出第68师团之一部，从长沙西北方向包围长沙。
进攻长沙则由第2波攻势的第58师团和34师团完成。
第2个没想到是，日军把主力第3和13师团并没有放在中路，而是放在了左翼。
这也是日军11军司令官横山勇吸取了前三次长沙会战失败的原因而特意做出的调整。前3次长沙会战，日军都铩羽而归的主要原因是，驻守在平江一线的杨森第27集团军对日军的侧击和袭扰。
因此，这一次进攻长沙，横山勇才把日军中的精锐主力放在了左翼，专门用于对付第27集团军。
再加上薛岳轻敌，没有及时调整部署，造成了在会战前期，日军116和第68师团向南突进后，杨森率第27集团军对日军侧击和袭扰的时候，正好陷入了日军第3、13、58和34师团的夹击之中。
当时，杨森的第27集团军下辖第20、37、44和58军，兵力虽然不少，但却不是日军4个师团的对手。
在日军的夹击之中，只能杀出重围，向湘东南方向转进。
本来，第44军的任务是尾随侧击日军。可不料战场情况突变，侧击变成了被日军合击。第44军只能且战且退，向浏阳方向撤退。
幸好有鲁道源的第58军增援上来，接应着第44军撤到了浏阳。
浏阳本不是第44军的防区，王泽浚率部撤到浏阳后，只能被动的进行防御作战。
他本来想着第58军怎么也能在前线顶一阵子，给他留出进行防御的时间。
可不料第58军不给力，很快败下阵来，日军迅速包围了浏阳。
这下，王泽浚即使想退出浏阳亦不可能，只能在浏阳城内与日军展开巷战。
这次大战是王泽浚在担任第44军军长后，头一次单独指挥部队作战。
过去，他虽然在名义上担任了军长职务，可指挥权都把在王瓒绪手中，他并负实际指挥责任。
随着王瓒绪回了四川，王泽浚憋了多年的獠牙终于露了出来。
其实，像王泽浚这种二代们在个人发展的问题上也很可怜。
看似官职不小，但始终在老爹的影子之下。
在历史上，这种事情也不罕见。
远的如刘阿斗，不管做什么，那些老臣们都会说，你做的这儿不如先帝，那儿也不如先帝。
久而久之，刘阿斗只能两手一摊，算了，反正我也赶不上老爹，就这样儿吧。于是开始摆烂了。这是“摆烂型”抗拒。
另一种就是武田胜赖的“顶牛型”抗拒。
你不是说我这不如老爹，那也不如老爹吗？那我偏偏不听你的。你让我往东，我就偏往西，就和你拧着干。
而王泽浚呢，则是第3种类型。
既不摆烂，也不跟你对着干。我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做，这总行了吧？
过去，这也仅是种想法，想想而已。
可自从王瓒绪回到四川后，王泽浚开始放飞自我了。
这次浏阳巷战，第44军打得相当不错，虽然后来也因不敌撤出了浏阳，可也打的第3师团没有脾气，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第44军杀出重围，撤往湘东南去了。
紧接着，王泽浚就接到了薛岳的一道命令，让他率部到湘东南来。
同时，他又接到了老爹王瓒绪从重庆发来的电报，让他不顾一切跟着杨森走。对是否会违抗军令这件事你不用操心，都有老爹出面给你摆平。
可王泽浚的选择呢？竟然是违抗了老爹的命令，坚决地留在了薛岳身边。
后世人在评论这一件事的时候，都认为王泽浚是害怕薛岳，故而留在了湘东南。
其实不然。
好不容易摆脱了老爹的影子，王泽浚哪里还会再重蹈覆辙呢？姑且把它命名为“摆脱型”抗拒。
自己的大侄子不肯跟着自己走，杨森也无可奈何。毕竟战事紧急，他也没有那么多精力来说服王泽浚。
可随着杨森进入广西参加桂柳会战，乃至于后期的独山之战，把一个军的部队打成了只剩下一个团，王泽浚为自己当时的选择感到庆幸。
而薛岳呢？对王泽浚的态度也变得好了很多。
图片来自网络
过去，手里抓着一把好牌的时候，像王泽浚这种牌，自然不会受到重视。
可自长沙失陷后，薛岳手只剩下小猫三两只，王泽浚在薛岳眼里，顿时变得身价百倍起来了。
不过，王泽浚也争气，在此期间，连打了两场好仗，终于凭借着自己的本事奠定了在军中的地位。
由于在衡阳正发生大战，本来在湘东南一线追击薛岳残部的第3和13师团也抽调主力去助战，留在湘东南的都是一些弱旅。
当时，驻扎在安仁城里的是日军第40师团一部，在安仁以东的是第44军162师。
第40师团虽然是日军的一个丙种师团，可在抗战中后期，这个师团战斗力还是不俗的。
长衡会战打响后，第40师团被横山勇用来阻击王耀武所部对长沙城的支援，并且一度阻止了第74军的援兵。
作为在抗战中的老对手，第44军和第40师团是交过手的，是知道第40师团的战斗力的。
得知安仁城内是第40师团一部，王泽浚也就没敢贸然动手。
可有一次，162师的侦查兵抓住了一个军装破烂，面有菜色，在老百姓家中烧黄豆吃的鬼子。
将其俘虏后，这个鬼子一顿比划，透露出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在安仁城内的日军已经断粮了。
并且，这个鬼子还大吐苦水，说日军的军官都不是人，只会让他们去送命，却不给饭吃。
过了几天，162师的一个炊事班去采购物资的时候，又抓住了一个在老百姓家中烤火的鬼子，竟然发现这个鬼子还是个大学生。
在那个年代，无论中日两国，大学生都是稀罕物。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把大学生派上战场的。
见这个鬼子带着一副近视镜，呆呼呼的样子，一看就是读书读傻的人。
被俘后还一直叫唤，说他是日本某个部长的侄子。
部长的侄子，已经属于级别不低的人物了，连这种人都被派上了战场，这说明162师对面的这支部队，是没有多少战斗力的。
饿兵！眼镜兵！这就是打点。
于是乎，王泽浚命人动手了。
今天抓3个，明天抓5个，抓来抓去，把在安仁城内的日军抓毛了，倾巢出动，向162师的防线发起了进攻。
而162师呢？在周边驻军已久，和群众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起码拿钱能买到东西。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战斗力得到了恢复。
见安仁日军不自量力的来进攻，迎头就是一顿胖揍，一仗歼敌300余人。
虽然说，第44军在武汉会战时期就已经加入战场了，歼敌数量远远不止这个数字。
可在一场小局部的战争中，就能一次性的歼敌300余人，这可是个莫大的功劳。
战果报到薛岳那里，让薛岳不禁对王泽浚另眼相看起来。
为了鼓励王泽俊再接再厉，薛岳又把一支工兵部队派到了第44军，给的任务就是想尽一切办法，破坏日军的后勤补给线。
王泽浚也不含糊，派出一个团带着这支工兵部队在茶陵至安仁的公路上布下了雷区，炸毁了日军8辆汽车。
日军本来就给养不足，被王泽浚这么百般折腾，终于受不了了，只能乖乖的撤出了安仁。
抗战打到1945年初的时候，日军的颓势愈发明显。
在1944年发动豫湘桂作战的时候，日军的企图有二，一是打通贯穿南北的交通线，二是为了摧毁桂林、柳州等地的机场。
长衡会战和桂柳会战结束后，衡阳、桂林、柳州等地的机场确实被日军摧毁，可在江西仍有遂川和赣州两个机场在发挥作用。
中国空军以遂川、赣州机场为基地，不断对日军的后勤补给线进行打击。打击的范围包括空中、水面、铁路，公路。
刚接任日军第6方面军司令官的冈部直三郎实在是受不了这种来自空中无休止的打击，准备从陆路发起进攻，摧毁遂川和赣州机场，以解除来自空中的威胁。
为了确保成功，这次日军派出了第27师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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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师团是日军的一个老牌师团，其前身是日军华北驻屯军。
和抗战初期的师团不同，第27师团自组建之日起，就是3个步兵联队的师团。
在抗战初期，和其他日军精锐师团相比，第27师团尚有差距。
可在抗战后期，第27师团已经是日军为数不多的能拿的出手的精锐部队了。
冈部直三郎想的倒没错，第27师团战力也确实不俗。
可有两个条件却把第27师团憋的够呛。
一是白天不敢行军，只要一露头，就会遭到中国空军的猛烈扫射，只能改为夜间行军。
二是山地崎岖，湿滑难行，又遇上了以善打山地战出名的滇军第58军。
在层层阻击下，第27师团的速度形如蜗牛。
本来，冈部直三郎的这次攻击对第9战区的威胁还是不小的，因为薛岳手边儿没有多少能打硬仗的部队。
可第27师团进攻缓慢，就给了薛岳机会。他急调王陵基第30集团军的第34师赶赴莲花增援。
在王瓒绪的第29集团军和王陵基的第30集团军，各有一个主力师。
29集团军的当家部队是161师，第30集团军的当家部队就是第34师。
当年王陵基在组建第30集团军的时候儿，只有四个新编师的番号，分别是新编13师到新编16师。
第3次长沙会战后，王陵基就想着从陈诚那里要一个正规师的番号。
看在老王抗战有功的份儿上，陈诚报请蒋氏，蒋氏批准，给了第30集团军一个34师的番号。
在第30集团军4个新编师中，新编16师的战功不显，可以不给。
可新编13师有在武汉会战中血战麒麟峰的功绩，新编15师有血战上高会战的功绩，都有资格。
由新编师升格为正规师，部队的待遇、编制各方面都会得到提高，因此新编13师和15师的师长都来争抢。
争来争去，把老王给争烦了，既然你们都要，那我就都不给，索性把第34师的番号给了新编14师。
于是，新编14师就变成第34师了。
可当第34师正往莲花增援的时候，在半道得知日军已经攻下了莲花，已经朝永新而去了。于是，第34师改变路线，向永新赶去。
还没到永新，情报又来了，说日军已经攻下永新，留下一部驻守后，主力向遂川方向迂回而去了。
当时，王泽浚的第44军162师驻扎在安仁，161师驻扎在茶陵。
日军进攻遂川的战术是，以两个联队的兵力从正面进攻遂川，同时派一个联队穿过茶陵，从井冈山方向迂回至遂川以西。
这是日军典型的迂回穿插、分进合击的战术。
这个第2联队也很骄横，赶到茶陵后，以一个大队的兵力留守，联队部和其他两个大队兵分左右，在炮兵的掩护下，向161师驻守的马溪滩防线发起进攻。
很明显，这时日军根本没把161师放在眼里的表现。
第27师团和第44军虽然在抗战中交集不多。
可由于第44军在鄂西会战、常德会战中的糟糕表现，让日军仍然认为眼前的这支部队是不堪一击的。
可没想到，日军在马溪滩防线不仅遭到161师的正面痛击，其侧后又遭到了王泽浚派出的一支迂回部队的侧击，只能在留下一地尸体后仓皇撤退。
日军并不死心，重整兵力后再次发起攻击。
可没想到，刚刚还喷出无数火舌，给他们造成重大伤亡的坚固防线中，竟然没有161师的一兵一卒。
原来王泽浚已经收缩了防线。这是让日军第2个没有想到的。
161师收缩防线自有道理，因马溪滩防线并非是一道防线，而是具有战略纵深的一道防线。
王泽浚收缩防线，让开正面，就是想放日军进来，然后用侧射火力将日军歼灭在预设阵地上。
而日军联队长，也是一个狡猾的家伙。
见王泽浚主动放开正面，反而不敢进攻了。就这样，两军在马溪滩防线僵持了3天，日军只能灰溜溜撤走。
他们这次想要通过从茶陵与井冈山之间迂回至遂川侧背的计划破产了。
从安仁攻防战到马溪滩攻防战，是王泽浚摆脱其父王瓒绪的影子后，打的两场漂亮仗。
第29集团军，是抗战时期战斗力比较弱的一支部队，哪怕在川军中，他的战斗力也排不到“头牌”。
可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轻视这支川军部队在抗战中立下的战功和所付出的牺牲。
1938年3月，第29集团军出川抗战时，满编兵员为66000人。后来又补充了45000人。
可在抗战结束后，这支前后共计11万余人的部队，只剩下了不到2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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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泽浚个人简历
在论及黄百韬第7兵团覆亡时，一条最重要的理由便是他在新安镇白白等了李延年第九绥靖区和第44军王泽浚部两天时间，以致解放军对其实施包围。那么，这个王泽浚，为什么走那么慢呢？呵呵，这后果啊，也不是他一个人造成的。
其一、朝令夕改，王公子没有准备。本来，第九绥靖区和第44军的去留问题，有两个答案。一是派第100军周志道部过来，加大海州方面的力量，采取守势，第100军已经在来海州的路上了。二是从海上撤退，也已经有部分非战斗人员已经开始撤退了。而撤退到徐州并将其纳入黄百韬第7兵团这事，王公子还真的不知道，更不可能有心理上和实际上的准备。
其二、刘长腿泄露军机，海州城一片骚乱。11月4日，顾祝同亲临徐州，做出弃守海州，让第44军掩护第九绥靖区撤退徐州、第100军原路返回的决定，第100军归徐州“剿总”指挥，然后南撤蚌埠，第44军归黄百韬第7兵团指挥。刘长腿急忙将此命令传达给他在海州的亲信唐志华，让他们赶快关掉盐仓，收拾家财，去找王公子西撤徐州。于是，海州城一时大乱，连第九绥靖区司令李延年、第44军军长王泽浚、战地视察官李以劻等重要人物还不知道的军机，商人先知道了，海州城如何不乱？他们几个，是在深夜之时，才得到命令的，时间已经晚了整整大半天。
其三、王公子运兵车挪作他用，撤退队伍如同蠕动。接到命令晚了些，王泽浚还是行动了，可这个时候，唐志华又找到王泽浚，请他帮忙，让出部分汽车来，运送刘峙的家财。这下子好了，本来机动性就不强的第44军，也只好靠两只脚板走路了。
其四、由于泄露消息，除了当撤退的部队和行政人员外，行进部队中还夹杂有大量学生、商民等等，这些人，一路走来，哀鸣遍野，不仅与部队争路，也更阻塞道路，影响士气。
其五、在整个行军过程中，李延年和李以劻是先行的，而王泽浚是担任掩护任务的，不可能走到他们前面去，于是，又比他们晚到新安镇半天。
其六、第44军本来是掩护第九绥靖区的部队，如今又成了被黄百韬第7兵团掩护的部队，令人不可思议。而且，黄百韬留下的掩护部队太多，小头大尾部署，同样是错误的。等到第44军到运河铁桥时，没有渡河的竟然还有第25、第100、第63三个军，顺利到达碾庄圩的，只有先头部队第64军刘镇湘部。致使第25军、第100军被困运河东岸，又失大部。第63军在窑湾单独过河，全军覆没。
整个部署之中，除了刘峙泄露军机快了一步之外，其他的，没一处快的，如此部署，最后被围歼，又怪得了谁呢？
王泽浚后人
如果说一场战役的成败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那么淮海战役无疑是近现代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之一。而在这一史诗级的较量中，有一个人始终让人看不透。
他就是王泽浚，国军中将、第四十四军军长。尽管他在功德林里闭口不谈自己的失败经历，却因一连串的巧合和意外，成为了这场战役的关键推手。
历史就是这样，总有人不经意间改变了它的走向，却没法抬起头面对它。
他不肯说，但历史却替他说了。
在功德林的那些年，沈醉这个曾经的特务高手，费尽心思也没能撬开王泽浚的嘴。旁人的一场争执却让真相浮出水面。
原来，黄百韬、邱清泉战死，杜聿明、黄维被俘，整个国军的败局，竟与王泽浚的一个“迟到”息息相关。为什么会这样呢？
1948年秋，淮海战役的战火即将燃起。
粟裕的解放军部队在战略上占据主动，但国军方面的兵力并不算弱。蒋介石将目光集中在黄百韬的第七兵团，希望通过这个精锐部队抵挡解放军的攻势，为后续部队争取调整的时间。
计划赶不上变化。就在关键时刻，黄百韬却被困碾庄，整支部队陷入孤立无援的险境。
他曾经愤愤不平地感叹：“如果不是为了等第四十四军，我早就突围了！”
黄百韬的“等待”，是整件事的开端。而让他苦等的，正是王泽浚的第四十四军。
按照指令，第四十四军本该早早与第七兵团会合，为黄百韬的部队提供支援。王泽浚却迟到了整整两天。
两天时间，在战场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手已经完成了兵力部署，意味着黄百韬失去了突围的最佳时机。而王泽浚的迟到，背后有着让人哭笑不得的原因。
在撤退途中，王泽浚为了“保护”部队，不仅带着军队，还拖上了数以万计的行政人员、地主、学生和家属。这支队伍，规模堪比一个小型城市，浩浩荡荡地走在撤退路上。
结果，原本就不宽敞的道路被堵得水泄不通，连运河上的铁桥都乱成了一团。黄百韬听说后，气得冲上桥去当“交通警察”，试图疏通局势，但根本无济于事。
桥堵了，人乱了，队伍散了，黄百韬的兵团也就这样被耽误在了碾庄。
等到王泽浚姗姗来迟，解放军的包围圈早已拉开。
黄百韬只能选择就地防御，而这也为后来的大规模围歼埋下伏笔。为了救黄百韬，黄维率领第十二兵团赶来增援，结果被围困在双堆集。
杜聿明作为总指挥，试图率军突围，却被蒋介石的手谕硬生生拦了回来，只得困守陈官庄。最终，整个淮海战役演变成了一场国军的全面溃败。
黄百韬、邱清泉战死，杜聿明、黄维被俘，而这一切的开始，仅仅是因为王泽浚的“迟到”。
战后，王泽浚被俘，进入功德林进行改造。
相比其他战犯，他显得格外沉默。对自己的失败，他只有一句话：“当军人打了败仗，连祖宗的脸都丢尽了。”这位出身于军阀世家的将领，父亲是四川八大军阀之一的王缵绪，早年间风光无限。
他的沉默背后，藏着太多难以启齿的往事。他知道，自己的迟到不仅让黄百韬付出了生命代价，也让整个国军背负了难以承受的失败。
功德林里的沈醉，向来以打探消息闻名。他喜欢通过旁敲侧击、制造话题的方式，探听别人的底细。
王泽浚却是个例外。不管沈醉怎么套话，他始终守口如瓶。
但有时候，真相并不需要当事人亲自讲述。一次偶然的争执中，王泽浚和另一位战犯陈士章互相揭短，提到了淮海战役的细节。
陈士章忍不住嘲讽道：“你拖着一大群人，堵了运河桥，还好意思说别人！”这话一出，沈醉便明白了王泽浚迟到的真相。
尽管如此，沈醉并没有公开揭露这段往事。
他明白，对于王泽浚这段经历已经是他心中挥之不去的痛处。而其他战犯，包括杜聿明、黄维，也并没有因此为难他。
杜聿明素来以宽厚待人著称，他甚至在改造期间主动帮助王泽浚分担工作，避免他被批评。黄维则埋头于自己的“永动机”研究，无暇理会这些过往恩怨。
1974年，王泽浚病逝于功德林，没能等到最后一批特赦的到来。这位沉默的军人，带着他的遗憾和秘密，离开了人世。
淮海战役的余波却远未平息。有人说，历史总是由无数的偶然和必然交织而成。
王泽浚的“迟到”，看似只是一个人的失误，却揭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蒋介石的战略调度、国军的内部矛盾、解放军的灵活战术，所有因素交织在一起，才构成了这场决定命运的战役。
或许，王泽浚并不是淮海战役失败的唯一原因，但他无疑是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一环。他的故事提醒我们，那些被历史铭记的伟大时刻，往往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
而这些细节，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力量。有人说，历史是胜利者的叙述，但在胜负之外，总有未被书写的另一面。
王泽浚将军
回锅肉误当黄色下流东西
罗历戎不但爱吃，而且能亲自下厨做几道美味川菜。
有一天，我和他在操场上边晒太阳边聊天，没有聊上几句，又扯到如何才能做好回锅肉了。他一边说一边比画着：做回锅肉首先是选择不靠近骨头的地方，皮要薄，切好下锅后要一气炒成。
这几句话，被与他同组的一位杂牌军军长、绰号“管得宽”的同学听到了，马上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一看到他，我们谈吃的兴趣便都一扫而空，但还猜不透他能在我们谈话中挑出什么带原则性错误的地方。
他是臭名“近”扬、人人讨厌的人，不用说别的同学不管的事，甚至管理员也不管的事，他都要从鸡蛋里挑骨头一样挑出一星半点错误来，所以我们都笑他是“管天管地，管到别人拉屎放屁”！
他一开口，的确出我意料：“不谈学习心得体会，今天还谈那些庸俗、黄色、下流的东西，得好好检查一下是什么思想支配？”他这一问，真把我们问糊涂了。
我便不客气地反问他一句：“你听到我们谈什么不对的地方，你指出来就是了，扣那么多帽子干吗！”
他居然理直气壮地指着我们：“你们谈的我都听到了，什么‘嫂曰骨、姑曰皮、婆曰一鼓之气也’！这还不够庸俗、下流，他说这味道不错，你也认为这种‘肉’好吃！还想耍赖不成！？”
一听到他居然把做回锅肉中的骨、皮、气一下扯到“那个家伙”上去，我实在没有料到，便用开玩笑的口吻顶他一下：阁下以自己之心而度别人之腹，正好暴露出阁下时刻所想的是什么东西了！今天，我倒要把这个问题彻底弄清一下，谁在谈猪肉，谁在想别的什么“肉”？
当然，“管得宽”是从来就不服输的，他听到我这个刚从重庆来的“新同学”，竟敢包庇别人来顶撞他，立即大声训斥起我来。
我正准备进行反击，忽听到我身后有人大吼一声：“‘管得宽’！你找岔子也要有根据，不能把别人的话歪曲，硬是要按照你的想法来冤枉别人，我就是听到他们在讲啷格做回锅肉嘛！”
黑弯里杀出来的李逵，我不必回头，听到他一口地道的成都口音，就知道这是被别的同学把他和罗历戎叫成为“宝一对”的四十四军军长王泽浚了。
“管得宽”被他这一吼，居然马上见风转舵，只盯着我们恶狠狠地说：“一天到晚谈吃谈喝，就该挨批了。天天给你们肉吃，还在挑肥拣瘦，真是越学越退步了！”
我马上讽刺他一下：“谁在挑肥拣瘦，我们是谈回锅肉，不是谈肥肉。你听都没听清，就要提意见，这符合遇事要调查研究这个原则吗？”
王泽浚一看他本已转身了，听了我的话又准备转回来，便把他连推带拉地弄走了，并一再向我摇手不要再理他。这样一场意外纠纷，总算这么不了了之。犯人们吃饱了饭，也许就爱这样来混日子吧！
王泽浚不为寒士建公寓，一遇写墙报就喊“恼火”
罗历戎最怕别人抓小辫子，别人一批评他，他就面红耳赤，越急越讲不出话来。甭看这些曾经统领过几万大军、长年冲锋陷阵的老将，可是一遇到批斗和写墙报等时，便一筹莫展，常常为此而急得满头大汗。他和王泽浚被同学们叫做“宝一对”，主要就是这两位大军长不仅是四川同乡，而且干杂务又同是多面手，可就都同样怕写墙报怕批评，所以被同学们敬奉了这一雅号。
战犯改造有一条主要原则，就是要让这些战犯们自觉接受改造，而不是完全采用强迫方式。所谓自觉，它必须表现在学习认真上。而学习认真，除了在学习文件时能积极发言，在批评别人时能真心诚意帮助，检查错误时能挖真实思想和虚心接受别人意见并改正等之外，还有一项是要经常写墙报，以表达学习心得体会和暴露思想等。
所以，每学习一篇重要文件、一篇重要社论，听了首长一次讲话，参加一次国庆观礼，甚至看过一次电影，都得写一张墙报贴到“新生园地”。既然这样重视墙报，认为这是战犯们表达自己思想感情与心得体会的最好方式，那么就得促使每个人都写；虽不硬性规定，但全组十个人有九个人都写了，逼得这一个不能不写。
罗历戎和王泽浚一遇到写墙报，就大喊“恼火”！两个人拿着组长发下的墙报纸，坐在桌子上写不出，又倒到床上去冥思苦想一阵，再伏在床上写。写了半天，往往还只是写上一个标题。
如是，便有些好心人去告诉他们，不妨去看看别人写的，再综合一下，不就是一篇墙报吗？这有何难哉！
但这种好意被谢绝了！理由很奇怪：“拿枪杆子出身的军人，不能剽窃别人的文章。”好像那是拿笔杆子的人所干的事，军人是不屑为的。
又有人告诉他们“监狱八股”如何做，无非是这么一套：说形势时，便是“当前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读文件时便写“这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如此而已！他们也是摇摇头。等到他们费了半天气力写完贴了出去，我赶忙去看看，总以为定有特殊意见或惊人之笔，结果几乎完全与前说的两种情况一样。
提起王泽浚这位仁兄，本来可以写上一篇，由于要写的人太多，只好屈就他一下，把他和罗历戎写在一起，也是不忍心把这一对宝贝生拉活扯分开来。
没读过什么豆腐咸鱼的诗
新中国成立前，我和王就有过一次往来，那是我有事去成都，正巧遇上他的新居落成请客，我经朋友们向他提出后，他也送一张请帖给我。我因听人说过，这位四川老军阀八大将领之一的王瓒绪的公子是很好客的，便应邀去他的新居做了一次客。那次给我的一个很特别的印象，多年之后，在战犯管理所重逢时才算得到解决。
我和他在一起挑饭菜、开水和在缝纫组劳动时，我们彼此之间是可以随便谈心，而不必顾虑那些“左”得发昏的同学找岔子，因为那些口头积极分子，对劳动并不是那么感兴趣。特别是挑饭菜这种较重的劳动，他们一般都不愿争取，因为这是硬碰硬的干活。他们争着做的，大多是扫厕所、搞卫生，这种活不但比较轻，主要是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可以显示出不怕脏不怕累的先进精神。
所以，我们“挑”组的几个同学，每天一大早轮流去给同学们挑洗脸水时，往往在铁门前挑着空桶，在等管理人员开门领我们去厨房之前，总有相当一段时间，可以乱扯一顿。有一天，我和王泽浚两个人值班，我忽然想起，他在成都建的那一座大得有点出奇的公馆，是准备做什么用的？
我过去在军统局当总务处长时，主持修建过不少房屋，也看到过许多亲友修建的房屋，都没有像他修建的公馆那么别具一格，那么多的房间，很不易分出主次，差不多大小格式全一个模样，真有点像一座中型旅馆。
我当时很不理解，由于初交不便问，现在就满不在乎地、用带着取笑他的口吻说：“你在成都的公馆修那么多房间，是不是读了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想完成杜甫不能完成的一个雄伟的愿望？”
他听了之后，一边笑，一边摇头，用四川朋友那种特有的俏皮口气回答我：“我没有读过豆腐（杜甫）、咸鱼（韩愈）、留女婿（刘禹锡）的诗，那些酸溜溜文绉绉的东西一向不爱看，也没有无产阶级思想，我啷格会去同情什么寒士！我是准备一些熟识的绅粮（绅士、地主）军政界的朋友到成都来耍的时候，招待他们临时住住，大家好热闹热闹，不是为寒士修建公寓。我根本不打算当什么春生菌（春申君）、秋生菌，养一批闲人。”
王泽浚的个性也是十分爽朗，很可爱的。我常常为他一声惊叹而大笑，杜聿明却最怕他这种惊叹声。我们在缝纫组工作时，只要王泽浚用四川口音大叫一声“哦嗬”！杜聿明组长就要为这一叫声而捏一把汗。
因为，王往往在弄断了缝衣针或弄坏衣车和把衣服等弄坏了的时候，才会发出这种叫声的。杜聿明不但小心谨慎，而且十分负责，生怕我们这些组员们把东西损坏，所以一听“哦嗬”！他就赶忙把手里的工作放下，去王泽浚跟前弄个明白，看是出了什么岔子。王总是一边搔头皮，一面再补上一句“格老子”！
两天之内伤亡三千多人
王泽浚和罗历戎虽然是“宝一对”，但还是有些不相同的地方。他最不爱谈他被俘的经过，我好几次问到他时，他总是把头一摇，两手一摆：“不谈这些。当军人打败仗成为俘虏，连先人的脸都丢尽了，啷格还好意思去谈它！”
罗历戎则不同，他谈到1947年10月间由石家庄率部去保定时，思想上相当麻痹，以为自己的部队战斗力很强，不怕解放军。
他清楚地记得，那是1947年10月19日上午，他率部正由定县到达清风店附近的途中，一架飞机在他们头顶上做低空盘旋飞行几圈之后，便投下一个通信袋。他急忙拆开一看，里面装有一张通知：“请第三军指挥官注意，我们发现共军大批密集南来，距离你们很近，请紧急做好战斗准备。”
这时，他才有点紧张，便决定在清风店附近的东南合和南北合几个村庄宿营，加紧构筑工事，做好战斗准备，并电请孙连仲、李文速运粮弹支援。不久，就看到两架运输机在第三军宿营地投下不少弹药和饼干等。
当天下午5点多钟，前方警戒部队便与解放军展开了战斗，枪声由远而近，由稀而密，到晚上10时左右，第七师的十九团驻地村庄被解放军攻破，他急令团长柯民生做收容整顿工作，并急电孙连仲调派空军前来助战，同时请李文派部队支援。
没有想到，李文派出的支援部队分乘汽车南来支援迟迟没有赶到。到了21日早上6点左右，解放军已突破了军部驻地西南合村，罗历戎和副军长杨光任参谋长等从军部冲出来的时候，村内已发生巷战，情形极为混乱。
当时罗历戎自知无法挽回这一失败的局面，便跑到第七师师部与师长李用章企图向北突围。但因李的腿部负伤，突围未成。到了上午8点多钟，他和李用章已被解放军俘虏了。及至战事快结束时，才看到四架战斗机在战场作低空扫射飞行，他差一点被射伤。这使他十分懊恼，这时来扫射还有什么用呢！敌人没有打到，几乎把自己人射死，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我听了他两天工夫就全军覆没，便用开玩笑的口吻讥讽他不会打仗，活该当俘虏。早知这么快就完蛋，还不如不打便投降算了。
他对此却有点生气：“你没有看到当时的战斗是何等激烈，你以为我是不抵抗主义者吗？告诉你，两天时间，第三军的伤亡就达到3000多人，这一仗是打得够厉害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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