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会见笔录模板,律师会见当事人会被监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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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会见一次收费多少

撰文 | 艾恬

18日15点55分，大庆看守所在押人员刘文忠利用律师会见的机会，在冒充律师人员协助下逃脱。刘文忠已经于22日早上7点28分被抓获，同时被抓的还有协助他逃跑的刘文龙。同日晚上17点30分，冒充律师协助刘文忠逃跑的李晓旭被抓获。

△刘文忠被抓获

可以说是“惊魂4天”了。

抓捕工作结束，接下来就是问责。这个事儿里面，有一点引起关注，在大家的印象里，律师会见当事人，会见的环境可以说是戒备森严。那么，如何能利用律师会见的时机在假律师的帮助下走出看守所呢？律师会见当事人的流程到底是什么样的，需要哪些手续？

我们按照刘文忠逃脱的“步骤”看一下这件事儿。

首先，第一步，假律师进入看守所。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

辩护律师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 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

有三类案件相对特殊，律师在会见前应当得到侦查机关许可，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这三类案件分别是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

而且，《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

可以看到，事关刘文忠一事的一句话是“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也就是说，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要有这些证件，是常说的“三证齐全”。

对此，政知道（微信ID:bqzhengzhiju）采访了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王玮琨律师，他表示，在“三证”的基础上，每个地方看守所具体的要求也有不同，有些地方还需要提交委托人的身份证证明、委托人与嫌疑人的身份关系证明等。因此，他在会见嫌疑人时会把这些资料都随身携带。

被问及假律师能不能混进去，王玮琨说：“一般来说不可能有这种情况。”会见前，律师把律师证提交之后，看守所电脑的系统内可以直接审核出来，“都是电脑联网的，系统里会有律师的信息，也有照片”，他说：“难道找两个一模一样的人？即使这样也不太可能。”

假律师进入看守所之后，如何与嫌疑人会面呢？

此前，《新京报》记者采访了大庆看守所一名退休人员。对方表示，律师出示相关证件证明之后，要将律师证等放在登记处，用律师介绍信的证明换取押票，给到值班民警提人。

这位退休人员表示，以前他在大庆看守所工作时，看守所一共有6道门。而且，一共有16个审讯室，每个审讯室都只有桌面这么大，对面全部是螺纹钢护栏，在案人员在一边，会见的提审人员在另一边，两人中间隔着桌子和护栏，不能直接接触。在会见过程中警察不会看守在旁边，每个审讯室都有监控，根据案情，不受时间限制，但不能离开审讯室。

而且，据了解，会见结束后，民警将嫌疑人带回羁押房间后，律师才能到门口拿回律师证等相关证明。也就是说，嫌疑人要先行被带走，律师才能走。

王玮琨也表示，一般看守所都会有一排会见室，类似于一个一个的隔间，隔着玻璃或者铁窗，“防止律师违规操作。”而且，律师和在押人员也是由不同的出入口进入会见区域。

22日下午17点30分，冒充律师协助刘文忠逃跑的李晓旭被抓获。假律师被抓了，真律师也得以洗脱怀疑。

被冒充的律师杨马强这次是“躺枪了”。

在事件刚在网上曝光后，杨马强对媒体表示，自己是被“栽赃”了，“身份证号是我的，但我不认识刘文忠，我也没代理此案。如果刘文忠脱逃属实，那就是有人冒充了我的身份信息，我正在和公安联系。”

杨马强律师所在的冠衡（长春）律师事务所也发表了声明澄清，证明杨马强从未接受过刘文忠或者其近亲属的委托担任辩护人，而且杨马强当时在律所并前往吉林省高院，没有时间赶往大庆市看守所协助“越狱”。

就看守所来说，在这次事件中暴露出存在安全漏洞，可能也存在硬件设施滞后、资金缺乏等难题，但是不是还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例如干警渎职、徇私等，更多的细节，还需要进一步的披露。

资料 | 澎湃新闻 《新京报》

校对 | 项战

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规定

律师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下简称“当事人”)近亲属委托后，首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去看守所会见当事人。

律师会见当事人有以下目的：确认委托关系，与当事人建立信任关系;通过与当事人的见面，进一步了解案件的情况，通过沟通和交流，为依法辩护做准备;表明律师已经开始工作，巩固与委托人的关系。

在会见当事人问题上，可能会遇到很多风险与禁忌，律师应有清醒的认识和心理准备。为依法办事，避免风险，应避免进入常见的十大禁区：

1、不能为当事人传递任何案件线索。

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犯罪分子通过贿买、暴力、胁迫等非法手段，或者被羁押后与律师、亲友会见过程中违反监管规定，获取他人犯罪线索并“检举揭发”的，不能认定为有立功表现;另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有律师因为当事人传递立功线索制造“假立功”涉嫌包庇罪、行贿罪等罪名而被采取强制措施进入审判程序的。鉴于此，律师在会见时是不能从事上述行为的。

2、不能使用自己手机让当事人与外界通电话。

一方面，使用自己的手机让当事人与外界通电话首先违反了看守所的相关规定，直接后果将导致律师会见因违规而被终止，甚至看守所将此情况通报给司法局、律师协会，使律师遭受纪律惩戒;另一方面，更为严重的是，一旦当事人通话导致串供、毁灭、伪造、转移证据材料的后果出现，提供通讯工具的律师则有可能涉嫌刑事犯罪而被采取强制措施。

3、不能用各种方式与当事人串供、毁灭、伪造、转移证据。

这里的各种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教唆、暗示等方式与当事人交流串供、毁灭、伪造、转移证据。尤其在会见后，不能有意无意透露给当事人亲友关于串供、毁灭、伪造、转移证据方面的信息，尤其不能将具体的证人、证言、证物等内容透露给当事人亲友(以免其亲友救人心切，违法帮助其串供、毁灭、伪造、转移证据，司法实践中有不少律师因上述行为而涉嫌刑法第306条被追诉审判的)。在共同犯罪中，不宜直接告诉当事人其他被告人是怎么说的，以免有串供的嫌疑。虽然在刑法上，构成辩护人妨害作证罪(即“律师伪证罪”、刑法第306条)需要有犯罪的主观故意，但在司法实务中，尤其是在做无罪辩护的刑事案件中，只要律师客观上有上述行为，且造成了串供、毁灭、伪造、转移证据方面的后果，公安机关往往会以涉嫌犯罪为由对律师采取强制措施，即便法院最终以欠缺主观故意为由判决律师无罪，但此时律师已被羁押一、两年了，控方打击惩罚律师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因此，作为辩护律师对此不可不谨慎。

4、不能带非律师参加会见，绝不能带当事人家属参加会见。

这里的非律师指的是执业律师、实习律师之外的人，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非律师会见需要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因此，不能带非律师参加会见，更不能带当事人家属参加会见，当事人家属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带其会见极有可能引发串供、毁灭、伪造、转移证据方面的刑事风险。

5、不能向当事人传递监管场所禁止的各种信息、物品。

不能为当事人与其亲友之间传递信件(但可以告知当事人家属关于其在看守所具体的通信地址、告知其通信内容一般不宜涉及案情，因为看守所与监狱是打击犯罪的第二战场)、食品、药品等，不能为当事人与其亲友传递任何关于密码、暗语信息等有可能妨碍侦查审判的行为。当事人有什么话要转达家属时，律师告知其应仅限于生活上、家庭事务方面。因此，对当事人要求转达一些不合理甚至是违法的事项的时候，要明确告诉这不能转告，如果当事人一再坚持，也必须注意分寸，该转告的就转告，不该转告的坚决不能转告。

6、防止当事人借机逃脱。

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当事人借机逃脱的问题。但在一些看守条件比较差的看守所里，可能会有这方面的隐患。笔者曾在北京某看守所会见当事人时，发现会见的律师可以与当事人“无障碍”(双方之间没有窗户或护栏阻隔)地交流。笔者认为，这样就非常危险，不排除当事人铤而走险、采取挟持律师要求脱逃行为的发生。

7、要注意交流说话方式，不能教导当事人怎么说。

在与当事人交流过程中，要注意交流说话的方式，不仅要注意不能直接教唆当事人说假话作伪证，也要注意因交流说话方式不当产生教唆的嫌疑。为了达到会见目的，律师可以采用全面客观分析事实和证据以及相关法律规定，给当事人自我防御提供知识基础，至于当事人如何选择，那是当事人自己的事情与律师无关。在当事人不明白时，律师可以为其详细释法，提供法律咨询和帮助是律师会见中一个重要的职责，这不仅让当事人知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可以用法律的手段帮助保护自己，而且也能够让当事人能理性接受现在的处境，恢复自信。在对当事人解释法律时：一是要全面透彻，有利与不利的都应该告诉当事人，不能回避当事人所面临的法律风险;二是要实体与程序并重，不仅应告诉当事人刑法上关于所涉嫌罪名的规定，而且要告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诉讼期限以及证据采纳规则、证明标准等等。这种对法律规定全面的告知，可帮助当事人在进行自我选择时有一个清晰的判断和认识，避免受到误导而做出错误的选择，也能够用权利来对抗部分办案人员的不法行为，依法学会自我保护。

8、提高亲和力，绝不能训斥贬低当事人。

尽管可能有的当事人所犯的罪行特别恶劣，也没有道德的底限，但一旦接受了委托，律师参与诉讼的目的就是为他进行依法辩护，律师所有的权利均来自于当事人，律师是去帮助服务于当事人的，而不是去指责甚至是控诉的。既然是服务者，那么对自己的服务对象要尊重，和当事人进行交流的时候要提高亲和力，尽量站在他的位置考虑问题，注意说话的方式，不能训斥和贬低当事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彼此的信任关系，也避免因为带上有色眼镜先入为主而忽略对当事人有利的事实和证据，影响自己的客观分析。

9、耐心倾听当事人陈述，但预测案件前景时要慎重。

耐心倾听当事人陈述既体现了对当事人的尊重，也是能够全面了解案件基本事实和证据的重要渠道。虽然当事人的陈述可能避重就轻，但只有律师善于客观分析判断和引导，是能够获得充足的信息。但需要注意的是，当当事人要求律师对案件前景进行预测的时候，要慎重。一是自身信息掌握不全面，只听了当事人的一面之词，很容易预测错误;二即使全面掌握了信息判断正确，也要避免导致对当事人过于乐观或者关于悲观，影响后续案件的处理。如果律师在给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外，还能够对当事人进行必要的安慰和疏导，这不仅有利于帮助当事人面对现实，理性看待自身处境，能更为有效的配合律师开展辩护工作;而且也能够得到当事人以及当事人亲属的感激，巩固彼此之间的委托关系。

10、不宜直接询问当事人有没有实施所指控的犯罪行为。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敏感的话题，有时候在询问当事人有没有实施所指控的犯罪行为时，有些当事人比较犹豫，不太想说(害怕对自己不利，想看看控方是否充分掌握这方面的证据材料)，作为辩护人虽然可以告知其会见过程是不被监听的，监听的证据材料提交到法庭是无效的，但也担心律师会见(实际上是可以监听的)让其透露实情，会让侦查机关掌握内情，进而搜集完善相关证据或者侦查机关将此内情告知承办检察官、法官，即便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形下，法官很可能先入为主坚定地判当事人有罪(法官认为反正没有冤枉你)。在这种情况下，律师在会见时追问当事人是否实施所指控行为在客观上帮了控方的忙，损害了当事人的利益。

正确的做法是：不主张直接问当事人是否实施了所涉的犯罪，而是问“你对认定你涉嫌的犯罪或指控的犯罪是否接受?如果不接受，理由、根据是什么?”在其回答基础上再采取不同对策和辩护方案。总之，把问题限定在所谓“法律真实”范围内而不是“客观真实”范围内。

综上，在刑事会见过程中，律师经常会面临上述十大风险，一个专业的刑辩律师必定是在合法的前提下，既善于保护自己，又善于保护当事人利益的专业人士。笔者认为，善于保护自己是基础、是前提，试问一个连自身权益都无法妥善保护的律师，又怎能有效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对于上述风险，律师应当谨慎为之。

　会见犯罪嫌疑人，是辩护律师介入案件后，了解案件真实情况的首个窗口，尤其在第一次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律师通过问与答，能够尽可能地了解案件事实情况、还原案件真相，并制定随后的辩护策略。关于会见时需要问什么，网络上众说纷纭，不少律师执笔亲著，洋洋洒洒地写下诸如律师会见必问的若干条的文章，然而可惜的是，大多提及的问题均系隔靴搔痒，未切中要害。

笔者认为，会见应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律师获得案件信息的同时，犯罪嫌疑人通过律师的分析，将其所涉及的每个事实细节转化为法律意义上的事实，从而对案件的情况有一个清晰的认知。而为了使犯罪嫌疑人达到上述效果，则必须向其提出并就问题进行解释，笔者认为，所必须问且需问得清晰、明了的五大问题，主要如下：

一、案发的事实经过

每一起刑事案件的发生，均存在一个起因，辩护律师通过了解犯罪嫌疑人对事实经过的陈述，既可以对案件的整体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也能对犯罪嫌疑人的背景有一个大体认知，对于随后的询问作铺垫。在听取犯罪嫌疑人讲述时，辩护律师可以记录事实中的细节以及关键节点，并就此展开更为详细询问。可见，对于事实经过的询问，是会见问答顺利开展的首要前提，在此问题的询问过程中，辩护律师摸清了事件的轮廓，同样犯罪嫌疑人通过回忆，亦能想起更多关于事实的情况。

二、被抓获的经过

犯罪嫌疑人被抓获的具体过程，涉及本案的两个关键方面。首先，如毒品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埋伏在周边的便衣警察抓获，则可推知本案可能存在控制下交付或特情引诱等情况，上述情况在随后具体的辩护中均有可能引用，成为犯罪嫌疑人抗辩的理由；其次，犯罪嫌疑人被抓获时的态度及情况，又涉及了其对自身行为的认知，如存在犯罪嫌疑人不认为自身行为系犯罪行为或犯罪嫌疑人留在现场等待自首的情况。可见，被抓获经过虽然只是事实的简要陈述，但是经验丰富的律师却能够从中分析出案件的来龙去脉。

三、第一次被讯问的内容及回答

应予注意的是，关于犯罪嫌疑人被讯问的内容，应将第一次讯问以及随后的讯问的具体内容分开讨论。一方面，由于犯罪嫌疑人可能已被进行多次讯问，其每次的回答即便大方向相似，但也会存在记录各异的情况，且犯罪嫌疑人不谙法律，对于自身的回答可能无清晰的认知，所以，辩护律师应特别留意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被讯问时的作答，如犯罪嫌疑人对自身的行为有何认识、是否认罪等；另一方面，辩护律师也应充分了解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问题，从问题剖析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涉案行为的看法与态度。

四、一共进行了多少次讯问，讯问的内容是什么

从此问题开始，便进入了会见的核心环节。侦查人员的“侦查逻辑”体现在讯问时的具体问题之间，辩护律师应对此有充分理解，通过了解历次讯问时侦查人员的问题，总结出哪些问题的出现率最高、哪些问题系某次讯问的新问题。前者关乎到侦查机关的侦查重点，后者则涉及侦查方向的调整以及案件核心事实的变化等等。由于犯罪嫌疑人对外界情况的了解在其被采取刑事拘留措施时业已停滞，故在审查起诉阶段之前，辩护律师应根据侦查机关的讯问推测案件走向，此方式尤其适用于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存在一定时间差的刑事案件。

五、犯罪嫌疑人对自身行为的认知

在就前述的四个关键问题进行问答后，辩护律师对案件事实经过以及已经进行的诉讼活动已经有了充分的了解，故此时应询问犯罪嫌疑人对于自身问题的认知情况。考虑到良好辩护效果的实现依赖于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充分信任。故在制定辩护方向——作有罪辩护还是无罪辩护时，辩护律师应对犯罪嫌疑人心中的认知及心理底线有细致了解，此既能让二者在漫长的刑事诉讼进程中保持信任，又能让犯罪嫌疑人能够镇静地应付诉讼可能面临的各种意外情形。

在完成上述五个问题的问答后，本次会见工作已经把案件的基本事实了解清楚，可以说律师的辩护工作亦可就此往核心方向展开。应注意的是，辩护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细节的合集，上述问题所了解的内容，最后均系为辩护律师在会见后书写法律意见书提供帮助。曾有人认为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阅卷前并无办法提出有效的律师意见，然而，了解事实不仅仅系通过阅卷，还要辅以问答中不断探索，才能无限接近案件事实情况。

当然，除上述问题外，辩护律师在会见中还需要问如是否同意本律师进行辩护、有无被侵犯人身权利以及其他《刑事诉讼法》及《律师法》规定的问题。尽管此类问题亦必须提及，但若缺乏必要的互动与探讨，则会见难免变得例行公事，无法有效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益。

律师会见一次多长时间

律师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下简称“当事人”）近亲属委托后，首要的也是必须马上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去看守所会见当事人。律师会见当事人有以下目的：（1）确认委托关系，与当事人建立信任关系；（2）通过与当事人的见面，进一步了解案件的情况，通过沟通和交流，为依法辩护做准备；（3）表明律师已经开始工作，巩固与委托人的关系。在律师会见当事人问题上，可能会遇到很多的法律风险与禁忌，这一点，辩护律师应有清醒的认识和心理准备。为了依法办事，为了避免法律风险，为了维护当事人和律师自身的合法权益，律师在会见当事人时应注意避免进入常见的十大禁区。

一、不能为当事人传递任何案件线索，包括检举揭发犯罪的立功线索

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犯罪分子通过贿买、暴力、胁迫等非法手段，或者被羁押后与律师、亲友会见过程中违反监管规定，获取他人犯罪线索并“检举揭发”的，不能认定为有立功表现；另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有律师因为当事人传递立功线索制造“假立功”涉嫌徇私枉法罪、包庇罪、行贿罪等罪名而被采取强制措施进入审判程序的（典型案例：在云南李志伟涉嫌贩卖毒品案中，2007年底，因为李志伟涉嫌贩卖毒品案，3个警察、两个律师、1个线人，在“好处费”的诱惑下，联手制作假立功材料，想将一名贩毒者“保下来”，不料东窗事发，不仅虚假立功不予认定，其6人均被提起公诉。一审判决后，其中几名被告不服提起上诉，2011年9月，昆明市中院作出二审裁定，维持原判，两位律师最终被判处徇私枉法罪，分别获刑3年6个月、1年6个月有期徒刑）。另外，也不能透露其他同案犯是否被抓捕归案的消息。鉴于此，律师在会见时是不能从事上述违法违规行为的。

二、不能让当事人使用律师的手机与外界通电话

一方面，使用自己的手机让当事人与外界通电话首先违反了看守所的相关规定，直接的后果将导致律师会见因违规而被终止，甚至看守所将此情况通报给司法局、律师协会，使律师遭受纪律惩戒；另一方面，更为严重的是，一旦当事人通话导致串供、毁灭、伪造、转移证据材料的后果出现，提供通讯工具的律师则有可能涉嫌刑事犯罪而被采取强制措施。

三、不能用各种方式与当事人串供、毁灭、伪造、转移证据

这里的各种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教唆、暗示等方式与当事人交流串供、毁灭、伪造、转移证据。尤其在会见后，不能有意无意透露给当事人亲友关于串供、毁灭、伪造、转移证据方面的信息，尤其不能将具体的证人、证言、证物等内容透露给当事人亲友（以免其亲友救人心切，违法帮助其串供、毁灭、伪造、转移证据，司法实践中有不少律师因上述行为而涉嫌《刑法》第306条被追诉审判的）。

在共同犯罪中，不宜直接告诉当事人其他被告人是怎么说的，以免有串供的嫌疑。

虽然在刑法上，构成辩护人妨害作证罪（即“律师伪证罪”、《刑法》第306条）需要有犯罪的主观故意，但在司法实务中，尤其是在做无罪辩护的刑事案件中，只要律师客观上有上述行为，且造成了串供、毁灭、伪造、转移证据方面的后果，公安机关往往会以涉嫌犯罪为由对律师采取强制措施，即便法院最终以欠缺主观故意为由判决律师无罪，但此时律师已被羁押一、两年了，控方打击惩罚律师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因此，作为辩护律师对此不能不谨慎。

四、不能带非律师参加会见，绝不能带当事人家属参加会见

这里的非律师指的是执业律师、实习律师之外的人，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非律师会见需要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因此，不能带非律师参加会见，更不能带当事人家属参加会见，当事人家属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带其会见极有可能引发串供、毁灭、伪造、转移证据方面的刑事风险。

五、不能向当事人传递监管场所禁止的各种信息、物品

不能为当事人与其亲友之间传递纸条、信件（但可以告知当事人家属关于其在看守所具体的通信地址、告知其通信内容一般不宜涉及案情，因为看守所与监狱是打击犯罪的第二战场）、食品、药品等；不能为当事人在其他授权委托书、合同上签字提供帮助（很有可能与涉案财物、证据有关而触犯法律风险）；不能为当事人与其亲友传递任何关于密码、暗语信息等有可能妨碍侦查审判的行为。当事人有什么话要转达家属时，律师告知其应仅限于生活上、家庭事务方面。因此，对当事人要求转达一些不合理甚至是违法的事项的时候，要明确告诉这不能转告，如果当事人一再坚持，也必须注意分寸，该转告的就转告，不该转告的坚决不能转告。

六、防止泄露案卷材料及其他依法不应公开的信息

因《保密法》规定“追查刑事犯罪中的秘密事项”属于国家秘密；另外，《刑法修正案》（九）：三十六、在刑法第三百零八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三百零八条之一：“司法工作人员、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泄露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中不应当公开的信息，造成信息公开传播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有前款行为，泄露国家秘密的，依照本法第三百九十八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公开披露、报道第一款规定的案件信息，情节严重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由此可见，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不要轻易将案卷材料交由被告人亲友复制、传阅，不宜泄露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中不应当公开的信息（比如与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商业秘密有关的信息），以免有触犯泄露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罪、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披露、报道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罪的刑事风险（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4年02期“于萍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案刑事判决书”，虽本案最终判决于萍律师无罪（一审有罪，二审无罪），但于萍律师被关押了近一年半的时间）。另外，不将上述资料或信息泄露给被告人亲友，以免其亲友救人心切，违法帮助其串供、毁灭、伪造、转移证据，甚至导致打击报复证人的现象出现。

七、要注意交流说话方式，不能教导当事人怎么说

在与当事人交流过程中，要注意交流说话的方式，不仅要注意不能直接教唆当事人说假话作伪证，也要注意因交流说话方式不当产生教唆的嫌疑（原北京律师李庄因在会见时对被告人眨眼产生教唆的嫌疑被定罪科刑，但此案争议极大，李庄至今还在申诉无罪）。为了达到会见目的，律师可以采用全面客观分析事实和证据以及相关法律规定，给当事人自我防御提供知识基础，至于当事人如何选择，那是当事人自己的事情与律师无关。在当事人不明白时，律师可以为其详细释法，提供法律咨询和帮助是律师会见中一个重要的职责，这不仅让当事人知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可以用法律的手段帮助保护自己，而且也能够让当事人能理性接受现在的处境，恢复自信。在对当事人解释法律时：一是要全面透彻，有利与不利的都应该告诉当事人，不能回避当事人所面临的法律风险；二是要实体与程序并重，不仅应告诉当事人刑法上关于所涉嫌罪名的规定，而且要告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诉讼期限以及证据采纳规则、证明标准等等。这种对法律规定全面的告知，可帮助当事人在进行自我选择时有一个清晰的判断和认识，避免受到误导而做出错误的选择，也能够用权利来对抗部分办案人员的不法行为，依法学会自我保护。

八、禁止疏通关系和承诺案件结果

根据《律师法》、《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的相关规定，律师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专业人士；因此，律师在会见当事人中，不宜对案件结果做出承诺，更不能走“关系”之路；尽管绝大部分当事人及亲友相信“关系”的能量，并要求律师从事“关系化运作”，但这种违法犯罪的行为律师应当断然拒绝，里面的法律风险不言而喻（典型案例：原广东律师马克东、甘肃律师王英文皆因“走关系”之路触犯诈骗罪而深陷囹圄）。另外，“关系型”律师是站在办案机关一边的，办案机关的底线就是有罪，无罪释放意味着办案机关办错案了，轻则有人丢掉饭碗，重则有人被追究刑事责任……这里面的利害关系，当事人自然是不知情的，通过关系行贿反而会导致更大的不利。

九、耐心倾听当事人陈述，但预测案件前景时要慎重

耐心倾听当事人陈述既体现了对当事人的尊重，也是能够全面了解案件基本事实和证据的重要渠道。虽然当事人的陈述有可能避重就轻或者隐瞒事实，但只要律师善于客观分析判断和引导，是能够获得充足的信息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当当事人要求律师对案件前景进行预测的时候，要慎重。一是自身信息掌握不全面，只听了当事人的一面之词，很容易预测错误；二是即使全面掌握了信息判断正确，也要避免导致对当事人过于乐观或者关于悲观，影响后续案件的处理。如果律师在给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外，还能够对当事人进行必要的安慰和疏导，这不仅有利于帮助当事人面对现实，理性看待自身处境，能更为有效的配合律师开展辩护工作；而且也能够得到当事人以及当事人亲属的感激，巩固彼此之间的委托关系。

十、不宜直接询问当事人有没有实施所指控的犯罪行为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敏感的话题，有时候在询问当事人有没有实施所指控的犯罪行为时，有些当事人比较犹豫，不太想说（害怕对自己不利，想看看控方是否充分掌握这方面的证据材料），作为辩护人虽然可以告知其会见过程是不被监听的，监听的证据材料提交到法庭是无效的，但也担心律师会见（实际上是可以监听的）让其透露实情，会让侦查机关掌握内情，进而搜集完善相关证据或者侦查机关将此内情告知承办检察官、法官，即便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形下，法官很可能先入为主坚定地判当事人有罪（法官认为反正没有冤枉你）。在这种情况下，律师在会见时追问当事人是否实施所指控行为在客观上帮了控方的忙，损害了当事人的利益。

正确的做法是：不主张直接问当事人是否实施了所涉的犯罪，而是问“你对认定你涉嫌的犯罪或指控的犯罪是否接受？如果不接受，理由、根据是什么？”在其回答基础上再采取不同对策和辩护方案。总之，把问题限定在所谓“法律真实”范围内而不是“客观真实”范围内。

综上，在刑事会见过程中，律师经常会面临上述十大风险，一个专业的刑辩律师必定是在合法的前提下，既善于保护自己，又善于保护当事人利益的专业人士。笔者认为，善于保护自己是基础、是前提，试问一个连自身权益都无法妥善保护的律师，又怎能有效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对于上述风险，律师应当谨慎为之。

来源：刑事实务；转载：优嘉畅公众号；

律师会见时间规定一般多长

来源：大律师网

在刑事案件中，字侦查阶段起，犯罪嫌疑人可以委托律师，律师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了解案情，并维护其合法权益。那么律师怎么会见犯罪嫌疑人？有什么手续？律师会见权的法律规定有哪些?请大家详细阅读下文。

律师怎么会见犯罪嫌疑人?

(一)公安阶段律师会见手续

1、事务所的《会见申请表》;

2、填好申请表，首先让主办民警签字，然后让案件所在部门的主管签字，县级公安局的一般是大队长签字;

3、然后到公安局法制科审批，出具《安排会见通知书》;

4、规定之日到看守所会见，在窗口出具《安排会见通知书》、《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专用介绍信》、两名律师及《律师执业证》、《委托书》。

(二)检察院阶段律师会见手续

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需要以下手续：

1、公安机关的《起诉意见书》;

2、两名律师以及《律师执业证》;

3、《委托书》;

4、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专用介绍信》。

(三)法院阶段律师会见手续

1、检察院的《起诉书》或《刑事判决书》

2、两名律师以及《律师执业证》;

3、《委托书》;

4、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专用介绍信》。

法院阶段只要具备以上手续，随时可以会见当事人，不受会见时间及次数的限制。

《律师法》规定的会见手续和司法实务中的会见手续有所不同，希望以后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推进，律师执业环境能有所改善。

律师会见权的法律规定有哪些?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九十六条 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

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

(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

11.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批准。不能以侦查过程需要保密作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予批准。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四十八小时内安排会见，对于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或者走私犯罪、毒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等重大复杂的两人以上的共同犯罪案件，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五日内安排会见.

12.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在侦查阶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案件已经侦查终结，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不派员在场。

(三)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法发【2007】11号

13.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聘请律师或者经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的，侦查机关应当保障律师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职责。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或者申请法律援助，以及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律师发现有刑讯逼供情形的，可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反映.

(四)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高检发释字〔1999〕1号

第一百四十五条 检察人员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后或者对其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或者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并将告知情况记明笔录。

第一百五十一条 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提出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四十八小时以内安排会见的具体时间;对于贪污贿赂犯罪等重大复杂的两人以上的共同犯罪案件，可以在五日以内安排会见的具体时间。

人民检察院安排会见时间时，应当根据案件的情况和需要决定是否派员在场。决定不派员在场的，应当出具同意会见证明。受委托的律师凭人民检察院的同意会见证明或者由人民检察院派员陪同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

第一百五十二条 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提出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根据案件的情况和需要在五日以内作出是否批准受委托的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决定。批准受委托的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依照本规则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办理。

(五)《关于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2003年12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16次会议通过)

1.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受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自检察人员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后或者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人民检察院应当将犯罪嫌疑人所涉嫌的罪名及犯罪嫌疑人的关押场所告知受委托的律师。

2.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律师提出会见的，由侦查部门指定专人接收律师要求会见的材料，办理安排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有关事宜，并记录备查。

3.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应当在律师提出会见要求后48小时内安排会见。

对于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犯罪等重大复杂的两人以上的共同犯罪案件，律师提出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侦查部门应当在律师提出会见要求后5日内安排会见。

5.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案件，律师要求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侦查部门应当在律师提出申请后5日内作出批准或不批准的决定。批准会见的，应当向律师开具《批准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决定书》，并安排会见。不批准会见的，应当向律师开具《不批准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决定书》，并说明理由。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需要经过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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