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出资人认缴出资之和与公司注册资本相等，故交易相对人可以凭借注册资本的多寡衡量公司的履约偿债能力。然而，认缴制下的《公司法》并没有要求出资人必须在何时出资，换句话说，公司交易相对人并不知晓出资人是故意夸大出资额，营造公司实力雄厚的假象，还是真有实力。事实上，在新设立的公司中，出资期限超过50年的不胜枚举。虽然《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对企业公示信息作出了详细规定，每年要求提交的企业年度报告中记载了各项经营信息，但实际上，交易相对方通过公示获取到的信息相当有限。另一方面，出资契约经章程确认后，产生公示效力，当发生争议时，不仅出资契约的签约出资人，契约外的第三人(如公司债权人、交易第三人)，均可以凭借出资契约向公司和出资人主张责任。
2014年4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刑法>第158条、第159条的解释》，对施行注册资本实缴制、认缴登记制的公司的适用范围问题进行了解释，“刑法第158条、第159条的规定，只适用于依法实行注册登记实缴登记制的公司”。这意味着“两虚一逃”的罪名依然保留，但不再适用于认缴登记制的公司。如此一来，不诚信出资人的违法成本是否越来越低?这其实是改“他律”为“自律”的立法思路转变。要充分发挥市场活力，激发参与主体创新创业热情，必须简政放权，以诚实信用自我约束为主，行政刑事处罚为辅，建立长久长效的诚信市场经营环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认缴制将以前的行政追究转换为司法追究，由工商局等行政单位作为追究主体转变为市场参与者为追究主体，由部分行政处罚转变为承担违约责任。某种程度上，“两虚一逃”的民事关系更为根本。因为追责主体是利益的直接相关者，较行政机关更为主动，无过错属性的违约责任更为严格。更何况，在承担了违约责任后，未必能逃过行政机关的“秋后算账”，故天价注册资本的认缴与否，实则仍应当以公司的实际需要和出资人的财力进行衡量。
当前，除银行、证券公司等根据特别法的规定需要实缴出资的外，其他公司不再验资。取而代之的是未完全出资人的违约责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督促出资责任;公司资产不足以履行债务时，未完全出资人的赔偿责任;公司破产时，管理人要求出资人承担补足出资的责任等。
需要特别讨论的是，出资人对非现金财产进行出资的约定作价情形。虽然《公司法》第二十七条规定，非货币财产出资应当评估作价。但实务中，未予评估即认可出资的并不在少数，这种情况在认缴制下更为突出。事实上，约定作价的标的真实价值可能并未达到作价额度，这导致了出资人意思自治与公司资本充足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当出资人作价的财产少于真实价值时，其他出资人要求补足出资的，应当严格依据契约约定进行判断，因为契约是出资人真实意思合意的体现，若推翻出资契约，无异于纵容不诚信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公司出资标的约定作价小于真实价值的，应当继续区分情况进行判断。
其一是，作价标的的确因供需关系变化、市场环境演变等因素导致价值减少，此时债权人要求出资人补足出资的，应当以出资契约或章程中约定的出资时间点来对标的物进行评估。若经评估后，标的物作价合理，则不应当支持债权人的要求。标的物在出资契约中约定作价较高，尔后价值持续减少的典型例子是未经市场充分检验的专利权、技术秘密等知识产权出资的情形;
其二是，出资人为了换取对方特定资源而做出让步，故意提高财产的出资作价，例如为了获取某出资人的销售渠道、商誉或特许经营权等。然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明令禁止将“商誉、特许经营”作价出资。因此出资人相互约定提高该出资人出资财产的作价，以规避法律限制。此种情形下，公司债权人主张出资人补足出资财产的，应当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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