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创新网16种期刊，法学创新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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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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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法学青年说
K.妙文共赏
L.新秀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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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课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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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招聘实习信息
G.访学交流信息
H.法学家资料库
I.其他
3.您希望法学盘点栏目提供哪些盘点？（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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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协助学生就业
E.学术会议、论坛网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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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加强个人宣传
B.加强学术成果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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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法学博士生
D法学法律硕士生
E法律硕士生
F法学本科生
G非法学法律专业学生
H其他
中国法学创新网
2020年11月24日
中国法学创新网法学院学科排名
近日，中国法学创新网对2020年22种CLSCI来源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进行了统计并根据学科分类。自今日起，本网将陆续推出相应学科发文统计，并向法学法律界同仁公开征求意见。如对论文分类有异议，请致电或发邮件至中国法学创新网。联系人：侯老师，电话：010-66188522；电邮：zgfxcxw@163.com
截至今日，除《中国刑事法杂志》第6期尚未出刊外，2020年22种CLSCI来源期刊共发表论文1931篇。今日推送法理学、宪法学，敬请广大法学法律界同仁关注，并提出宝贵意见。
来源：法学创新网
中国法学创新网认定的16类法学期刊
柯华庆，党导立宪制理论创立者。
为什么中国法学界要守正创新？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社会发展、实践深化、历史前进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
《论守正创新作为新时代党的思想路线》和《论中国知识界的守正创新》在网络上发表之后，得到一些读者的鼓励。我的职业在法学界，所以，如何将守正创新应用于中国法学界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我要解决的问题。
本文是三万八千字长文《论中国法学界的守正创新》的精华版，有意发表全文者请联系lawgame@263.net。
中国法学的进步
十六年前，中国法学界曾经轰轰烈烈地讨论过守正创新问题。2005年，邓正来教授发表长文《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通过对二十六年来（1978年-2004年）中国法学的四种范式——“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法律文化论”和“本土资源论”——进行批判，论证中国法学界接受了一幅“移植”进来的、未经审查或批判的、以西方现代性为依托的“西方法律理想图景”。邓正来宣示“我们必须结束这个受‘现代化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并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2020年11月，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问世标志着中国法学进入新时代。
邓正来第一个批判的也是批判得最有力的是张文显的“权利本位论”。张文显鲜明地支持“权利本位论”：“笔者把权利确定为现代法哲学的基石范畴。权利作为现代法哲学之基石范畴的理论表达是‘权利本位论’，所以，也可以说，‘权利本位’是现代法哲学的理论基石。”“权利本位论”并不是什么创新，只是将西方资本主义法治的理念表达了出来。对西方法哲学有深入研究的香港大学法学院陈弘毅教授明确指出：“‘权利本位论’对权利这个概念作为法的基本或‘基石’范畴的理解，源自西方近现代法学传统而非中国法的传统。但是，必须指出，‘权利本位论’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的形成和发展，有其十分独特的中国语境。在当代的西方世界，‘权利本位论’成为显学是难以想象的，因为在当代西方的语境里，根本不会有需要提倡权利本位，它基本上已是天经地义、不证自明的东西。”在和“阶级斗争范式”“义务重心论”等的论争中，张文显的“权利本位论”取得了暂时的胜利，原因可能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很多人心目中就是资本主义或者资本主义前阶段。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到新时代，在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其他什么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定位下，“阶级斗争范式”和“权利本位论”都不符合新的政治方向。邓正来将张文显的“权利本位论”定位为“政治-法学”是非常敏锐的，政治方向发生了变化，“政治-法学”范式随之就要发生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2020年11月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提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新起点，代表了“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努力的方向。现在张文显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最有力的宣传者。所以，我们认为张文显的“政治-法学”与时俱进地发生了重大转折，从信奉西方法治的“权利本位论”到信仰习近平法治思想，张文显的“政治-法学”已经取得了进步，这是中国法学进步的标志。
守新中国之正
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领导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中国已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在近代科学革命和民主革命之前，中国文明一直优越于西方文明；鸦片战争标志着西方科学革命和民主革命以后建立的资本主义文明打败了中国大一统封建主义文明；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华民族进入了新的文明阶段，也就是民主主义阶段。我们通常认为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中国，但实际上辛亥革命就已奏响新中国的前奏。不同于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三民主义所提出的“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等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中国共产党接续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衣钵，进行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建立了新中国。袁世凯政权、北洋政府和蒋介石时期实质上是新封建主义的复辟，自然不能算在新中国历程之中。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国家，1956年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就进入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当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定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旗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中央倡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要复兴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伟大地位，却又被很多中国学者理解为是复兴中国古代文化，在他们眼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像是倒退到封建社会，与自秦皇汉武以来的大一统皇权没有区别。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封建主义，而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作为独立的国家形态，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有根本区别，然而，迄今为止的政治理论未能明确区分这三种政治制度，2019年笔者提出三主体模型，对此首次做了区分。
一个国家更可能是一类主体联合另一类主体节制第三类主体，而非一类主体统治另一类主体。君主是最强者，贵族是强者，平民是弱者，三者之间两两联合节制第三者。按照常识，联合中总是更强者占据主导地位：最强者与强者联合时最强者占主导地位，强者与弱者联合时强者占主导地位，最强者与弱者联合时最强者占主导地位。长期以来，政治是最强者与强者联合统治弱者，是封建政治。西方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也主要是君主联合贵族一起统治平民的君主制，民主制的希腊城邦是罕见的。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民主政治在世界范围内确立，联合平民是政治有效性的前提，根本原因在于工商经济条件下平民已经觉醒。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强者（资本家）与弱者（平民）联合的政体，资本家联合平民（选民）制衡政治权力，是贵族制与民主制的混合，是平民支持下的贵族制，可以称为民主贵族制，也可以称为党争民主制，三权分立和多党竞争等都是实现资本家控制国家政权的制度设计。社会主义国家中共产党是最强者，共产党之所以是最强者在于其代表了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且将绝大多数人民组织了起来。社会主义政治是最强者（共产党）与弱者（工农）联合，共产党领导工农节制资本和权贵，称为党导民主制。按照葛兰西的理论，党导民主制也可以称为现代君主制、民主集中制或民主君主制。可以说共产党领导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创马克思主义法学之新
创马克思主义法学之新就是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是建构社会主义理论。建构社会主义理论不是简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既定的，由于理论在先、实践在后，将马克思主义原理应用于中国实践时常常会裁剪中国实践或者牵强附会地解释中国实践。习近平深刻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维可能导致的弊端：“什么都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来说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说过的就不能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同时，根据需要找一大堆语录，什么事都说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说过了，生硬‘裁剪’活生生的实践发展和创新，这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社会主义理论是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的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一百周年，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也已经七十多年，实现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建构社会主义理论转变的条件已经成熟。社会主义理论是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将引领世界的发展。
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任意的，必须建立在不忘马克思主义初心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初心是为追求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最终实现人类解放。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全方位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仅仅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至少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重大问题。
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需要正当化社会主义国家作为长期存在的独立的国家形态，然后才能建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因为法治是建立在国家基础上的。
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要求明确社会主义国家是政治决定经济。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观点仅仅适用于马克思所观察到的资本主义社会，不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决定经济，经济对政治有反作用。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都认为政治是首要的，事实上社会主义国家也是这么做的。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明确指出“我在自己的发言里曾经重复说过，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毛泽东的观点是“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尽管邓小平对政治的首要地位没有论述，但其行动表明了社会主义政治的首要性。习近平认为“不从政治上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就会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政治意识处于新时代“四个意识”之首。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是政治力量即中国共产党所作的决策。“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充分说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政治是第一位的，市场经济或者计划经济都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中国共产党领导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需要明确党的领导与国家法律的关系。政治决定法治，而非法治决定政治。资本主义政治决定资本主义法治，社会主义政治决定社会主义法治。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所以解决党的领导与国家法律的关系问题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坚持的第一条原则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十八届四中全会实现了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重大突破，并且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包含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明确了党内法规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十八届六中全会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通过了两部重要党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2017年，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全面依规治党，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依规治党并行。因为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核心，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全面依规治党比全面依法治国更加重要，换句话说，党规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
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需要明确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社会主义法治建立在社会主义政治之上，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因此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前提是明确共产党的性质。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决定了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结构。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是领导党、革命党和执政党的有机统一体。领导党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特征，正是领导党本质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长期、唯一执政；革命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只有不断进行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才能保持领导党的本色；执政党既是共产党革命的阶段性结果又是不断革命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
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需要突破资本主义法治原则，建构社会主义法治原则。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法治的创新是全方位的，最重要的是突破了长期以来困扰社会主义走上法治道路的资本主义法治理念，奠定了社会主义法治的三个基本原则：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原则、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原则、动态法治原则。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原则的核心在于解决了党内法规比国家法律要求更严的理论问题，社会主义政治是德性政治决定了社会主义法治必然要求党内法规严于国家法律，使得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一个从最低的义务的道德到最高的愿望的道德的金字塔结构。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原则的关键在于党导法规，社会主义国家的党规国法并治结构是通过党导法规将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连接起来的两层楼结构，党导法规作为楼梯从法律上保证党的全面领导与人民主体地位的统一，真正使得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动态法治原则在于共产党不是为了执政而执政，而是要通过不断地自我革命来引导社会革命，因此，不同于资本主义法治以保持稳定为特征，社会主义法治是适度的动态法治。按照与时俱进的精神，当前党规的修改相对比较频繁，每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会修改党章，而国家法律的修改则相对稳定，这是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通过党导法规、党内法规引导国家法律的变化，党内法规相当于快马，而国家法律相当于慢牛，党导法规就是快马与慢牛之间的缰绳，通过这样拉拉扯扯的结构，社会主义法治才能实现以追求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变革。
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需要深入到部门法。社会主义法治不能仅仅体现在抽象的法律原则上，而且需要落实到具体的法律规则之中，这就需要按照社会主义法治原则来建构新的部门法学。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的国际法学应该按照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进行重构，相应地，也应该有社会主义的民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等等。建构新的部门法学需要部门法学者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
新法学的主力军是年轻一代
十八大后，中国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将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定型任务。习近平法治思想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定型指明了方向，将引领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法治。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一个新起点，决定了新时代中国法学界艰难而光荣的历史使命：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和建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建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要实现范式的变革。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尽管具有法治的一般特征，但因为社会主义法治建立在社会主义政治的基础之上，自然还具有与建立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基础上的法治理论不同的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特征。新时代以来，中国法学界逐步意识到社会主义法治不同于资本主义法治，但一直困守在现有西方法治理论之中，仅仅在“中国特色”上做文章，未能从范式上根本动摇资本主义法治理论。例如，党规学是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当前的党规研究却困在西方资本主义法治理论之中无法走出来，“党内法规是软法”“党内法规溢出到国法”等等不伦不类的命题都是西方资本主义法治理论范式下的结论。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法学也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变局不是修修补补，而是整个范式的变革。
建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应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基础之上进行有效的理论创新。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创新不能仅仅像当前中国法学界一样，在现有理论上加一个“新”或者“中国特色”就万事大吉，而是需要中国法学家深入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中出现的各种现实问题，付出长期艰苦卓绝的努力。习近平指出“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新时代新法学的主力军是年轻人。思想观念的变革是艰难的。普朗克在《科学自传》中回顾自己的生涯时，悲伤地谈到：“一个新的科学真理的胜利并不是靠使它的反对者信服和领悟，还不如说是因为它的反对者终于都死了，而熟悉这个新科学真理的新一代成长起来了。”我们没有必要像普朗克一样悲观，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呼唤下，中国法学界将大有可为，新时代新法学不能仅仅依靠老一代法律人，更应该寄希望于能够平视世界的年轻一代。
新时代新法学需要发起一场守正创新运动。
作者：柯华庆
编辑：樊婧
责编：马宁
法学创新教育联盟
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依规治党、标本兼治，不断健全党内法规体系，并把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任务，更加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实践，为人类法治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也为中国法学创新发展注入动力。本期学术版围绕坚持依规治党对中国法学创新发展的学术贡献进行探讨。
——编 者
坚持依规治党为增强法学研究中国特色注入动力
王伟国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深刻总结“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的历史经验，坚持将依规治党作为党依法执政的必然要求，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运用于管党治党，明确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要求领导干部不要当法盲，也不要当党规盲，实现管党治党和治国理政在法治轨道上相互贯通。坚持依规治党蕴含着深厚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拓展了我们党依法执政之“法”的内涵与外延，为滋育中国法学创新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实践沃土，为增强法学研究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注入强大动力。
促进法学理论研究范式变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是扎根中国文化、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的法治体系，不能被西方错误思潮所误导”，强调法治领域改革“决不能把改革变成‘对标’西方法治体系、‘追捧’西方法治实践”。习近平法治思想将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任务，意味着依规治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重要方面，体现出我国法治体系不同于西方法治体系的鲜明中国特色，也使中国法学理论研究迎来了一场范式变革。
法学是研究依靠规则治国理政的学问，具有深刻的实践性。长期以来，一定程度上受西方法学研究范式的影响，我国法学主要以国家法律为研究对象，对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备的其他重要规则未能给予充分关注，可谓法律之学有余而法治之学还显不足。习近平法治思想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一当代中国法学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和基础范畴，引领了新的研究范式，必将推动法学研究与我国法治建设实际更加紧密地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囊括的党内法规体系，体现了我国法治体系与西方法治体系的显著区别，深刻表明党内法规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意义，成为撬动中国法学创新发展的重要支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既是理论也是方法，它将依规治党纳入法学研究视域，使党内法规成为中国法学的新范畴，强化了中国法学的问题意识和实践导向，使中国法学在观照和总结依规治党实践中凝练法学新概念，在分析和解决依规治党问题中生成法学新理论，推动中国法学实现从单纯法律思维到法治体系思维的法学理论研究范式转变。
助推建构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
如何理解法的概念，是建构法学知识体系的原点性问题。长期以来，“法是国家意志的体现、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社会规范”的观点在我国法学界根深蒂固。依此形成的作为法学研究主流的法教义学，其基本研究方向就是把国家制定的法律作为必须坚定遵循的唯一规范进行体系化研究阐释。坚持依规治党，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丰富和发展了法的概念，为理解这一法学知识体系的原点性问题提供了新视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制度哲学理论认为，法律是制度的最高形态。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也即制度的形态来定义法的概念、把握法治体系，立足法治中国建设，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的实际情况出发，把党内法规这一规范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活动、依靠党的纪律保证实施的专门规章制度作为一种特殊的法现象看待，充分表明我们党的党内法规与西方政党的规章制度存在本质不同。这是因为，党内法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特殊法律表现形式，而国家法律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般法律表现形式。二者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区别在于国家法律是国家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党内法规是党的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从制度形态来理解法，就突破了关于法的概念的认识局限，解释了党内法规体系何以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重要组成的政理和法理，推动中国法学在法的概念上实现突破，确立起建构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新的理论原点。
赋予法治话语更多中国特色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法治轨道”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中具有标志性的法治话语，理论内涵十分深刻。正如具象意义上的“轨道”是由钢轨、道床、轨枕等多个部分共同组成，“法治轨道”也是由诸多法治要素、法治子系统等构成的宏大法治系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把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起来，推动形成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格局。因此，在我国，法治轨道的“钢轨”主要由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共同铺就。这就赋予法治轨道这一法治话语更加鲜明的中国特色，也激发出中国法学在法治话语研究方面的旺盛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我们国家，法律是对全体公民的要求，党内法规制度是对全体党员的要求，而且很多地方比法律的要求更严格。”党内法规体现党的统一意志，不仅规范党的自身建设，也规范包括党对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在内的党的领导和执政活动。没有依规治党，就不能把我们党建设好建设强；就不能确保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始终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防止其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假作为；就不能抓住影响全面依法治国进程、决定法治体系运行质效的“关键少数”，确保其带头厉行法治。如果法学研究低估依规治党对于依法治国的重要作用，忽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党治党对于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意义，就不能总结好提炼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具有主体性、原创性、标识性的概念、观点、理论，就不能形成扎根中国文化、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的法治话语。法学研究要深入挖掘依规治党对于我国法治话语理论内涵的丰富拓展，不断彰显其鲜明中国特色，为人类法治文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作者为中国法学会党内法规研究中心主任)
推动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创新
周叶中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厉行法治，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依规治党，不仅为中国共产党之治提供独特法治保障，开辟了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境界，也为推进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创新作出重要原创性贡献。
完善法治形态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正确的法治理论引领，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法治实践。”习近平总书记从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出发，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探索发展了依规治党这一中国独特的法治实践，促进法学研究不断深化对法治形态的理论认识。
法治具有多重规范基础。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界受“国家法中心主义”的西方法治理论影响，习惯性地将法治理解为“国家法律之治”。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将完善党内法规体系纳入全面依法治国进程，既明确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在我国法治体系中的定位，也表明我们党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既包括“国家法律之治”，也包括“党内法规之治”，两者都是全面依法治国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突破了关于法治形态的“国家法一元论”认识，明确了党规和国法都是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规范基础。
法治必须兼顾他律和自律。西方法治理论认为，法治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判断基础上作出的必要制度安排，是典型的他律型治理方式。依规治党是中国共产党依靠自身力量解决自身问题，进而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长效制度方案，是将党的自我革命和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管党治党深度融合而形成的自律型治理方式。这就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成为一种将他律和自律有机结合的法治形态，也为世界政党治理作出了中国贡献。
发展法治价值理论
法治的价值追求关乎法治的形成动因、目标方向和战略任务。依规治党立足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的初心使命，赋予党内法规制度建设鲜明的价值导向，丰富和发展了关于法治价值的理论认识。
在权利义务关系上更加重视党员履行义务。关于法治的价值取向，从“义务本位”走向“权利本位”曾被视为现代法治文明的基本标志。不同于国家法律“权利本位”的价值取向，党内法规在保障党员权利的同时更加重视党员对自身义务的履行。党员相对于普通群众来说承担着更多、更大的责任和义务，党员入党是要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民奉献。依规治党，就是要通过压实党员义务和责任，把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真正落到实处，从而更好实现国家法律维护和发展人民权利的价值追求。更加重视党员履行义务的法治价值取向更好体现和维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人民立场。
在制度建设执行上更加重视严格务实管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法律的准绳去衡量、规范、引导社会生活，这就是法治。”法治的这种引领、规范和保障作用建立在法律制度的实效性和法律执行的严格性上。实效性、严格性历来是法治的价值追求，围绕这一问题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严格执法思想和“治不必同，期于利民”的务求实效精神，将其融入依规治党的理论与实践，强调“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提出“制度不在多，而在于精，在于务实管用，突出针对性和指导性”，生动体现了对实效性、严格性这两项法治价值的独到见解。
丰富法治实践理论
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具有法治的共性，也有着各自的特点和优势。依规治党在遵循法治一般逻辑的前提下，还要体现中国共产党之治的具体实践需求。这对全面依法治国产生了深远而独特的影响，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以突出优势，推动法学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对法治中国建设在实践中如何展开、如何向纵深发展的理论认识。
坚持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是最可靠、最有效、最持久的治党方式，要全方位扎紧制度笼子，更多用制度治党、管权、治吏。”这一重要论述深刻体现了法治的一般逻辑，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党治党，是为了发挥党内法规制度在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上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要看到，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注重发挥理想信念、道德情操等的引导作用。这是因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既体现在党员行为上，也体现在党员思想上，两者密切关联、相互促进。而党员的思想不能仅靠制度去规范、去塑造，道德对于依规治党不可或缺。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坚持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统一”等重要论断，将规范行为和引导思想、守底线和高标准紧密结合，形成了一种“德规共治”的法治实践论，有力推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由“制”成“治”。
发挥依规治党对依法治国的政治保障作用。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全面依法治国能否顺利推进，也关键在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依规治党深入党心，依法治国才能深入民心”，深刻揭示了依规治党对于依法治国的政治保障作用。我们党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领导力量，发挥着设定法治目标、凝聚法治共识、推动法治进程、提供法治动力等重要作用。坚持依规治党，确保党始终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党治党，本身就是对依法治国的引领和示范；如果不能把党的各项工作纳入党内法规轨道，不能严格依规治党，依法治国也会落空。我们党充分发挥依规治党对依法治国的政治保障作用，把完善党内法规体系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具有优先性的战略地位，与“治国必先治党”的要求相契合，丰富了对如何深化全面依法治国实践的理论认识。
(作者为武汉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主任)
为党内法规学学科建设开辟广阔天地
刘练军
坚持依规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这一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伟大实践的重要内容。新时代，法学界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依规治党的重要论述开展深入研究，围绕深入推进依规治党形成了党内法规学这一新兴法学学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进一步对加强党内法规学学科建设提出明确要求。广大法学工作者坚持从依规治党的生动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凝练新观点、创建新理论，推动党内法规学学科随依规治党实践发展而不断走向成熟。
服务依规治党要求，确保学科发展正确方向。创立党内法规学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创新的一项重要成就、法学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进展。世界各国都有活跃的政党，学术界都有相关政党研究，但我国形成了一门将政党治理规范化、理论化、学科化的党内法规学，用法学方法探讨、研究、呈现党内法规所代表的制度文明，更好向世界展现了“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党内法规因党而生、因党而立、因党而兴，是依规治党的重要规范依据。这一基本事实决定了党内法规学始终“姓党”，它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以依规治党实践为研究起点，以党内法规现象为研究对象，以服务全面从严治党为目标指向，以深化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为学术使命，以对依规治党开展体系化研究、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和系统化构建为基本内容，研究解决党内法规制定、解释、适用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新兴法学学科。积极适应依规治党的实践要求，确保了党内法规学始终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为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学理支撑。
围绕四个研究方向，推动基本理论研究深化。坚持依规治党，确保拥有9800多万名党员的大党始终自身过硬、能够领导好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深刻展现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新时代，随着党内法规制度大量出台、党内法规体系日益完善，围绕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党内法规备案审查和解释、配套党内法规制定和执行等产生了一系列关于依规治党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党内法规学作为一门新兴法学学科日渐成长成熟提供重要契机。许多高校成立实体性的党内法规研究机构，配备专门研究人员，招收党内法规方向的研究生，形成较为完备的研究队伍和人才培养机制，并在党内法规的基本概念、本质、分类、结构、解释、实施等基础性问题，以及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等其他社会规范关系方面产生日益丰富的研究成果，深刻反映出党内法规学研究对象的广泛性和独立性。近年来，立足依规治党实践，党内法规学基本理论的四个研究方向日益清晰、研究深度不断拓展：围绕党内法规的基本原理深入探讨党内法规蕴含的理念、价值与精神追求，党内法规存在和发展的政治基础等；围绕党内法规的发展沿革深入探讨党内法规的历史经验和主旨精神、党内法规发展的客观规律；围绕党内法规的制度体系从党内法规的文本出发深入研究党内法规各项制度的基本框架、调整内容、调整方式、规范要求等问题，剖析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制度体系背后的机理与逻辑；围绕党内法规的实践运行深入研究管党治党中党内法规规范功能的发挥情况，助力解决各级党组织执行党内法规遇到的新问题。随着四个研究方向的深入推进，党内法规学作为一门独立法学学科的理论基础更加坚实。
把握党内法规差异，促进学科体系不断完善。学科体系是根据研究旨趣的不同，对学科内部所做的划分。反映实践需要的学科体系，构成一个学科得以不断发展的重要基础。依规治党实践的深入推进，为党内法规学学科体系发展提供了直接动力。一些研究者认为，面对日益体系化的党内法规，只有完善党内法规学学科体系，才能加强对不同类型党内法规的科学把握，提高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水平。这也是党内法规学能够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重要条件。围绕完善党内法规学学科体系，出现了关于使党章学、党的组织法规学、党的领导法规学、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学、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学等成为相对独立的党内法规学分支学科的讨论。其中，党章学在党内法规学学科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其他党内法规都是为实现党章所设定的党的奋斗目标而存在的。发展党章学，确定其研究内容和范畴体系、界定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有利于党内法规学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创新发展，更好服务依规治党。不断完善党内法规学学科体系，要紧跟依规治党实践脚步，运用辩证方法、系统方法、规范分析方法、价值分析方法、比较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等研究方法，深入把握不同类型党内法规的制度特征、制度功能，由此不断积淀新的法学知识，推动党内法规学各分支学科走向成熟。
(作者为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 人民日报 》( 2024年06月24日 0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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