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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库收费单

＂你贴的啥？按小时收费？我们可是亲戚啊！＂侄子刘志强站在车库门口，手指那张新贴出的收费单，脸上写满难以置信。

我叫周德明，今年五十有八，在这座北方小城的西郊住了大半辈子。

那是八十年代中期，正赶上改革开放蓬勃发展的年月。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五六十年代的艰苦，也熬过了＂文革＂的动荡，如今好不容易盼到了安稳日子。

说起我家的两间砖瓦车库，那是单位分房时好不容易争取来的。

那时候单位里分房，得排长长的队，跑无数趟办公室，磨破嘴皮子求情才能分到一套像样的住处。

拿到钥匙那天，我和老伴王桂珍激动得一宿没睡，就像揣着一块烫手的宝贝。

分到房子后，我又自掏腰包建了两间砖瓦车库，那可是花了我整整两年的积蓄。

我和工友们披星戴月，一砖一瓦亲手垒起来的，每一寸地方都浸透了汗水。

城里正是建设高峰期，处处是尘土飞扬的工地，家家户户窗台上总能积一层厚厚的土。

我和老伴儿常恨得牙根痒痒，回家抹桌子时总能蹭下一层灰。

好不容易把车库盖起来，总算有个地方能遮风挡雨，像是给自家添了块风水宝地。

邻居老王常羡慕地说：＂德明啊，你这车库盖得真结实，比咱单位的还牢靠呢！＂

侄子刘志强是我妻子那边的亲戚，比我小了将近三十岁。

他父亲跟我老伴是一个村的，当年曾经借过我们不少钱，至今还欠着一部分没还清。

志强是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毛头小子，在县运输公司当了个修理工，每月工资才四十多块。

那年头，摩托车可是稀罕物件，城里没几家有，志强硬是咬牙攒了大半年工资，再加上东挪西借，买了辆崭新的＂嘉陵＂摩托，成了街坊邻里羡慕的对象。

＂叔，我那摩托放单位不安全，厂里偷东西的小把戏不少，能不能借您车库放几天？＂刘志强上周末来家吃饭，饭桌上提出这事。

他那时眼睛亮晶晶的，像个得了新玩具的孩子。

我当时只是点了点头，没多想，还夹了块红烧肉放他碗里：＂行啊，暂时放几天没问题。＂

可一天变两天，两天变一周，又过了大半个月。

眼看着他那辆擦得锃亮的摩托车在我的车库里占了地方，我借他停放的自行车也只能靠在外面的墙根下，每天还得提心吊胆会不会被小偷光顾。

更让我心里不是滋味的是，志强每次来取车，连声招呼都不打一个，理所当然地推出摩托，呜地一声就绝尘而去。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这话在我们那代人心里是烙印。

我和老伴过的是什么日子？结婚时全部家当只有两个铝饭盒和四条白毛巾。

年轻时买块＂上海＂牌手表要攒三个月工资，妻子生孩子时买件棉袄要精打细算半年粮票。

就连现在，虽然日子好了点，我还是习惯把每个月的工资分成几份，装在不同的信封里：这份交电费，那份买粮食，剩下的攒着给儿子将来娶媳妇用。

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老伴问我怎么了。

＂桂珍，你说咱们这么便宜了志强，让他白占着车库，合适吗？＂我忍不住说出了心里话。

＂怎么，你还想收他钱不成？＂老伴儿笑着打趣我。

我认真地点点头：＂我就是这么想的。＂

老伴顿时愣住了：＂德明，你这是何必呢？小志强不过是借个地方放摩托，咱们又不用那车库。＂

＂不是钱的事。＂我坐起身，点了一支＂大前门＂，深深吸了一口，＂现在的年轻人，什么都想不劳而获，什么都觉得理所应当。＂

烟雾缭绕中，我继续说：＂借一天两天无所谓，长期占着，那就是把别人的付出不当回事。＂

＂就算是亲戚，也得讲个理字。＂我掸了掸烟灰，语气坚定。

老伴叹了口气：＂你这人啊，认死理。行吧，你看着办，别把亲戚关系弄僵了就行。＂

第二天一早，我拿出一张白纸，工工整整写下几行字：摩托车寄存，每天五毛，先付后用。

写完后，我贴在了车库门口最显眼的地方。

要知道，那时候一碗刀削面才两毛钱，一份大饼夹肉三毛五，我定的价可不算低。

当天下午，刘志强来取车，看见这收费单时的表情，像是挨了当头一棒。

＂叔，您缺这仨瓜俩枣的？＂刘志强声音发颤，脸憋得通红，＂咱们是一家人啊！＂

我站在院子里，不紧不慢地擦着手上的油污：＂亲戚归亲戚，买卖归买卖。＂

＂我爸当年可是帮过你们不少忙！＂刘志强情绪激动起来。

这话刺痛了我：＂你爸借我们的钱，还欠着呢，算算利息不比这车库费少。＂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这孩子不该受这气。

但倔脾气上来，我又不愿服软：＂你要是嫌贵，就把摩托骑走，别停这了。＂

刘志强气得浑身发抖，一言不发跨上摩托，油门拧到底，扬长而去。

那天晚上，老伴数落了我一顿：＂你看你，为这点小事，把志强得罪成那样。＂

＂他爸欠咱们的钱，关志强什么事？你这不是迁怒孩子吗？＂

我倔强地回道：＂现在的年轻人，就是缺少磨炼。他父亲那辈子没教会他尊重别人劳动成果，我这是给他上一课。＂

＂德明啊，你心眼比针眼还小，怪不得单位里都叫你＇周算盘＇。＂老伴摇摇头，转身进了厨房。

那个外号刺痛了我，却也让我陷入沉思。

是啊，我这一生勤勤恳恳，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可到头来落个＂小气鬼＂的名声，值得吗？

几天后，一场暴雨突如其来，整整下了一天一夜，把整个城市都浇透了。

邻居老李来我家串门，闲聊中提起：＂今天路过县运输公司，看见志强那辆新摩托车被雨淋得可怜兮兮，停在单位的露天车棚里，车座都泡烂了。＂

听到这话，我心里像压了块石头。

晚饭时，我食不知味，碗里的饭菜像嚼蜡一样。

老伴看穿了我的心思：＂你这人啊，嘴硬心软，去把孩子摩托接回来吧。＂

我没吭声，扒完饭就进屋拿了雨伞。

老伴在后面喊：＂这么大雨，你要去哪？＂

＂出去走走。＂我头也不回地说。

雨下得正大，我撑着伞，一路踩着水坑来到县运输公司。

远远地，我就看见刘志强蹲在车棚下，用抹布擦拭着他那辆被雨水打湿的摩托车。

我站在不远处，看着他忙碌的身影，突然想起自己年轻时为了买第一辆自行车，省吃俭用大半年的情景。

那时候，我不也是像他这样，把自行车当宝贝一样天天擦洗吗？

＂志强！＂我喊了一声。

他抬头看见我，愣了一下，又低下头继续擦车。

＂把车推回去吧，这雨一时半会停不了。＂我走近几步说道。

＂不用了，我自己能处理。＂志强声音生硬。

＂听话，推回去！叔家的车库不是白盖的。＂我的语气软了下来。

最终，志强还是跟我回去了，我推着自行车，打着伞，他推着摩托车，走在我身后。

一路无言，只听雨打在伞上的声音，噼里啪啦，像是在敲打我的良心。

回到家，老伴看见我们俩浑身湿透的样子，赶紧拿来毛巾：＂快擦擦，别着凉了。＂

志强默默擦干身上的水，推着摩托进了车库，然后木着脸说了声＂谢谢叔＂，就要走。

＂别走了，雨这么大，吃了饭再走。＂我拉住他。

＂单位还有事。＂他低着头，固执地往外走。

我知道，这孩子心里有疙瘩，一时半会解不开。

三天过去了，我和侄子谁都没提车库的事。

我把那张收费单撕掉了，可心里总觉得别扭，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说软话。

老伴看不下去了：＂你这人啊，认死理不认人。志强那孩子多少还是有情有义的，你何必跟他较真？＂

这话说得我心里更不是滋味了。

不过，我嘴上还是硬气：＂我这不是为他好吗？现在吃点苦，长大后才懂事。＂

第四天早上，我照例早早起床，打开门准备出去买早点，发现门缝里塞着一个信封。

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三十块钱，还压着张字条：＂叔，这是我懂事的代价。谢谢您的车库。＂

三十块钱，比我收费单上标的多了一倍。

八十年代中期，三十块钱可不是小数目，足够一个普通工人半个月的工资了。

那一刻，我眼眶有些湿润。

我坐在门槛上，点了一支烟，想起我们这代人拼死拼活就为了让下一代过上好日子，却忘了教他们珍惜来之不易的一切。

也许，我的固执教会了侄子比金钱更宝贵的东西。

当天下午，我特意买了两斤五花肉，托老伴炖了一锅香喷喷的红烧肉，又让她蒸了一笼大肉包子。

＂今天什么日子？这么破费？＂老伴好奇地问。

＂想吃就做呗，非得等过年啊？＂我难得大方一回。

晚饭前，我骑车去了县运输公司，找到正在修理拖拉机的志强。

＂志强，来家吃饭。＂我远远地喊道。

志强抬头看了我一眼，犹豫了片刻：＂叔，我还有活儿没干完。＂

＂你领导是老张头吧？我跟他是老相识，我去说一声，你提前下班。＂不等他回答，我就直奔厂长办公室去了。

半小时后，志强还是跟我回来了，手里还拎着两瓶＂北京＂啤酒。

＂叔，这是我孝敬您的。＂他把啤酒递给我，眼神躲闪着，还带着几分倔强。

回到家，老伴已经把菜肴摆满了一桌子。

＂志强来了！快洗手吃饭。＂老伴热情地招呼着，仿佛前几天的不愉快从未发生过。

饭桌上，我们没提那张收费单，也没提那三十块钱。

我们只是边喝着啤酒，边聊着各自的工作和生活。

志强说起他们单位新来的女会计，老伴打趣他是不是看上人家了，把他闹了个大红脸。

我则讲起了年轻时在工地上的趣事，比如有次偷工地上的水泥被工头抓个正着，罚站了一整天。

酒过三巡，气氛渐渐热络起来。

＂叔，我那三十块钱您收到了吧？＂志强终于鼓起勇气问道。

我点点头：＂收到了，不过钱我不能要。＂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个信封，推到志强面前：＂拿回去吧，车库你随便用，不收钱。＂

＂不行！＂志强突然提高了声音，＂我长大了，不能再像个孩子一样什么都伸手要。＂

他固执地把信封推回来：＂这是我应该付的，您别嫌少。＂

看着他倔强的样子，我突然有些哽咽。

这孩子，倒是像极了年轻时候的我。

＂志强，叔不是真要收你钱，只是想让你明白，这世上没有白占的便宜，所有东西都是有代价的。＂我声音微微发颤。

＂我懂，叔。＂志强点点头，眼圈有些发红，＂我爸从小就跟我说，您是个认死理的人，却是村里最讲信用的。＂

＂小时候我不理解，现在我明白了。您不是小气，您是教我做人。＂

听到这话，我眼眶湿润了。

这一辈子，我勤俭持家，算计过日子，落下个＂周算盘＂的外号，可我从没后悔过。

＂来，叔敬你一杯。＂我端起酒杯，＂以后车库你随便用，不过每次用完，记得把地扫干净。＂

志强笑了，举起杯子跟我碰了一下：＂叔，我保证。＂

那夜，月亮格外明亮，我和志强在院子里坐到很晚。

他开始懂事了，他开始明白，这个世界上没有理所应当的好处，一切都需要劳动和珍惜。

而我，也渐渐明白，严厉背后也要有温情，原则之外也要有人情。

第二天一早，我发现车库被打扫得一尘不染，摩托车旁边还整齐地摆放着我的自行车和一些园艺工具。

地上还有一张纸条：＂叔，我每周日来打扫车库，算我付的房租。＂

从那以后，志强每周都会来一次，有时帮我修修自行车，有时帮我收拾院子，偶尔还会带些工厂里的小零件，帮我把家里的旧收音机修好。

就这样，一辆摩托车和一张收费单，意外地拉近了两代人的距离。

那年冬天，我和老伴去县城看电影，回来时天已经黑了，还下起了雪。

站在公交车站，等了半个小时也不见车来，我们冻得直跺脚。

忽然，一阵熟悉的摩托车声响起，志强骑着他那辆＂嘉陵＂停在我们面前。

＂叔，婶，我猜您们可能在这等车，就过来看看。＂他摘下棉手套递给我，＂快上车，我送您们回去。＂

那一刻，雪花落在我鬓角的白发上，也落在志强的年轻脸庞上。

我突然意识到，这城市日新月异，楼越盖越高，路越修越宽，但人与人之间，还是那点简单而真切的情分最难得。

也许，我的那张收费单，不只是教会了侄子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严厉与温情并不矛盾，教育与关爱可以共存。

后来，我把那三十块钱存进了银行，专门开了一个户头，说是给志强将来结婚用的。

老伴笑我：＂你这人啊，认真起来连自己都骗。＂

我只是摸摸后脑勺，嘿嘿一笑。

这辈子，我算计过很多事，可唯独算不清的，是亲情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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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库收费单

＂三舅，你这一天收我三块钱，比银行利息还高！＂小彬把收费单往我面前一扔，脸涨得通红。

我叫周立功，四十八岁，在北方这座老工业城市的一家国营纺织厂干了二十多年，如今却成了＂待岗职工＂。

这是1997年的事了，那时＂下岗＂这个词刚开始流行起来，像一记闷锤砸在许多人心头。

厂里的广播站不再播放《东方红》，取而代之的是一纸纸冰冷的待岗通知。

我和车间里的老杨、老李一样，成了改革大潮中的＂不合时宜＂。

那天，我拿着盖了鲜红公章的待岗证明回家，老伴王桂芝正在院子里洗衣服，搓衣板上的泡沫在阳光下闪着刺眼的光。

＂怎么回来这么早？＂她抬头问我，脸上还带着笑。

我默默地把那张纸递给她，她擦了擦手，接过去，眼神从疑惑到震惊，再到黯然。

＂没事，咱们还有存款，再说……＂她的声音有些颤抖，后半句话没能说完。

那笔存款是我们准备给儿子周小明上大学用的，如今看来，怕是要动用了。

我家的小院有个不大的车库，是我结婚那年父亲帮着垒的，砖缝里还留着他老人家的烟头印记。

原本是放些杂物和我那辆＂飞鸽＂自行车的地方，夏天的时候，我常坐在那里听半导体收音机里播放的评书。

妹妹的儿子王小彬，二十出头，去年从技校毕业后没能进厂，倒是趁着城里刚开始兴起送货业务，东拼西凑买了辆＂嘉陵＂摩托车，在一家民营快递行跑业务。

他那辆嘉陵125，整条街上也没几辆，引擎声一响，邻居家的孩子们就跟着跑出来看热闹。

事情起因很简单。

三个月前，小彬来我家吃饭，饭后顺嘴说了句：＂三舅，我那摩托能放你车库不？我们家那楼道太窄。＂

当时我也没多想就点头答应了，反正车库空着也是空着。

老伴在一旁插话：＂放是能放，可那油味重，小心着火。＂

小彬拍着胸脯保证：＂三舅妈放心，我保证小心，有啥事我担着。＂

可渐渐地，他不光把摩托停进来，还往我车库里堆快递公司的货物，纸箱子、塑料袋，堆得我那老式杠铃都没了地方。

有时半夜三更发动摩托的声音把我从梦中惊醒，我披着衣服跑出去，看见他匆匆忙忙往车后座绑东西。

＂小彬，都几点了，吵到邻居不好。＂我压低声音说。

＂三舅，急单，明早必须送到，多赚几个钱。＂他头也不抬地应着，声音里带着年轻人特有的倔强。

最要命的是，他总拖欠厂里电费，那车库的电是从我家拉的，他晚上回来充电也不说一声，害得我被街道主任丁大山当面批评。

＂老周啊，咱这片儿电费一直很规矩，你这突然用这么多，该不会私接电线跑什么营生吧？＂丁主任敲着桌子，一脸狐疑。

我哪有脸说是给侄子的摩托车充电？只好红着脸承诺下个月一定按时缴清。

回家的路上，我看见一张贴在电线杆上的招聘启事：＂招聘夜班保安，年龄50岁以下，月薪280元＂。

我撕下来揣进兜里，心想着明天去应聘。

正巧碰上王桂芝从副食店回来，手里拎着半斤猪肉和一把青菜，看见我的动作，问：＂撕啥呢？＂

＂没啥，街道的通知。＂我没好意思说。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去了三家单位应聘，都因为＂年龄偏大＂被婉拒。

那天晚上，我辗转难眠，听着隔壁老伴均匀的呼吸声，起身走到厨房，借着月光数了数藏在米缸底下的钱。

第二天一早，我拿出一张白纸，工工整整写下：按时计费，每小时五角，封顶三元。

然后把它贴在了车库门上。

小彬当天下午就发现了，进门就质问我：＂三舅，你这啥意思？我缺你这仨瓜俩枣的？＂

＂我这也不是乱收费，小彬。＂我拿起那张纸条，＂你看这年头，厂里连工资都发不全，我...＂

话没说完，小彬已经摔门而去，身后传来街坊邻居窃窃私语：＂老周变了啊，跟自己侄子还收费。＂

＂下岗了，心气儿变了呗。＂

＂可怜见的，以前多实在一人啊。＂

那些声音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但我没有撕下那张收费单。

晚上，我听见雨声淅沥，想到小彬的摩托车和那些纸箱货物还在外面，心里不是滋味。

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起身走到窗前，隔着雨帘看到小彬穿着雨衣，在街对面的公共电话亭里打电话，身影在昏黄的路灯下显得格外单薄。

我想起他刚上初中那年，我带他去看了场露天电影《少林寺》，回来的路上他兴奋地比划着李连杰的动作，说长大要当武术家。

转念一想自己这个月药费还没着落，天知道下个月还能不能按时拿到那一点可怜的生活费，我又硬起心肠躺下了。

第二天早晨，我拎着暖水瓶出门打水，发现车库门大开，里面整整齐齐堆着小彬的货物，我那件挂在墙上的老棉袄不见了。

走近一看，角落里湿漉漉的地面上有几个脚印，收费单被撕得粉碎，像雪片一样散落在地上。

我弯腰捡起一片，上面的墨迹已经被雨水浸得模糊不清。

车库里空气潮湿，混合着机油和泥土的气息。

小彬的摩托车靠在墙边，车座上有一摊水渍，想必是昨晚冒雨回来的。

我突然发现工具箱被挪动过，打开一看，里面的老虎钳和榔头被擦得锃亮，旁边还多了几个崭新的螺丝刀，明显是新添置的。

中午时分，妹妹周立梅提着食盒来了，说是给我送饭。

＂哥，你少抽点烟，医生说你那气管炎烟太大。＂她把饭菜摆上桌，里面是红烧排骨和清蒸鲫鱼，都是我爱吃的。

昏暗的灯光下，我看到妹妹的两鬓已经泛白，不由想起我们年少时在老家的情景，她总是把自己的糖藏起来，偷偷塞给我。

＂小彬最近咋样？听说快递行生意不错。＂我假装漫不经心地问。

妹妹叹了口气：＂那孩子跟他爸一个脾气，认死理。自从他爸去了南方打工，家里什么事都压在他身上。＂

＂我知道他不容易，可我也...＂我想解释。

＂他昨晚淋了雨，发烧了。＂妹妹突然说，＂那孩子嘴硬，心里难受，说什么也不肯来跟你道歉。＂

我的筷子停在半空，一阵愧疚涌上心头。

＂是我不对，我明天去看看他。＂

妹妹摇摇头：＂他说不用，男子汉大丈夫，感冒而已，死不了。＂

吃完饭，她起身要走，我把剩菜装进饭盒，说：＂带回去给小彬吃。＂

＂他不吃剩的。＂妹妹笑了，＂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宁可饿着也不吃别人嘴边食。＂

她走后，我在药罐里发现了一叠零钞，整整九十元，旁边压着一张纸条：三舅，这是一个月的费用，我提前交了。

那字迹歪歪扭扭，像是发烧时写的。

我坐在炕沿上，点燃一支烟，烟雾缭绕中想起了许多往事。

小彬五岁那年，妹夫出了工伤，是我垫付的医药费；小彬上学时缺铅笔盒，是我从厂里带回来一个木匠特制的；小彬考上技校，我送了他一辆二八自行车……

这些事，我从未挂在嘴边，可心里却装得满满的。

窗外，秋风卷着落叶掠过院子，天色渐暗。

我打开柜子，取出珍藏多年的＂宝华＂牌药酒和一盒＂千金＂感冒药，又顺手拿了两个白面馒头和半斤腊肉。

那天傍晚，我拎着这些东西去了妹妹家。

他们住在单位分的筒子楼里，楼道狭窄，墙壁上贴满了小广告和宣传画。

敲门后，妹妹开了门，惊讶地看着我手里的东西：＂哥，你怎么来了？＂

小彬正躺在床上，脸烧得通红，听见我的声音，转过脸去不肯看我。

＂来看看这小子，感冒了还逞能。＂我故作轻松地说，把药放在桌上。

屋子里很暖，一台老式＂红灯＂电热器发出橘红色的光。

墙上贴着几张港星海报，书桌上放着一本《摩托车维修手册》和几张皱巴巴的送货单。

＂谁稀罕你那几个钱！＂我故意板着脸，把钱放在他枕边，＂我那车库，你要用就用，但得守规矩——晚上十点后不许发动摩托，货物不能挡我的工具箱，每周帮我买次煤球。＂

小彬的眼圈红了，翻身从枕头底下掏出我那件沾满泥水的棉袄：＂对不起，三舅...昨晚太急了，拿了你的衣服挡雨，回头洗干净还你。＂

我接过棉袄，摸了摸他的额头，烫得吓人。

＂好好躺着，明天我再来看你。＂

妹妹送我出门，在楼道里欲言又止：＂哥，小彬不是故意的，他就是...＂

＂我知道，我心里有数。＂我拍拍她的肩膀，＂你也别太累，有啥困难跟我说。＂

回家路上，我在兜里发现了那九十元钱，知道是小彬趁我不注意又塞回来的。

夜里，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又回到了厂里，车间里机器轰鸣，我和工友们穿着蓝色工装，脸上都带着笑容。

醒来时，窗外已经泛白，老伴正在厨房里忙活。

＂早啊，我给你煮了小米粥。＂她端着碗走进来，笑容温暖。

我摸了摸口袋，那九十元钱变成了三十。

＂我昨晚把钱分成三份，一份留下，一份给小彬买药，还有一份...＂王桂芝递给我一个信封，里面装着剩下的三十元，＂你拿着，上馆子喝酒用。＂

我哽咽了，这个朝夕相处三十年的女人，总是比我更懂人情世故。

＂今天不是发粮票的日子吗？＂她提醒我，＂你去趁早排队，中午小明回来吃饭。＂

儿子小明在市里一所高中教书，工资不高，但比我这个待岗职工强多了。

我取下了那张收费单，换上一张纸条：车库使用守则。上面工工整整写了几条规矩，最后一条是：不收费，但每月陪三舅喝两次酒，听他讲那些过去的日子。

贴好后，我站在院子里，看着初升的太阳洒满小院。

邻居刘大爷从门前经过，笑着打招呼：＂老周，早啊！听说你侄子病了？＂

＂没大事，年轻人嘛，一会儿就好了。＂我回应道。

＂你那车库收费的事，我看挺对。＂刘大爷压低声音，＂现在这年头，啥都得有个规矩，否则人家把你当软柿子捏。＂

我笑笑没接话，心想着下岗以来，人心确实变了许多。

以前厂里有困难，大伙儿一起扛；现在各人自扫门前雪，人情变得像纸一样薄。

但我不想变成那样的人。

下午，小彬骑着摩托车来了，脸色还有些苍白，但精神好多了。

他把车停好，走到我面前，递给我一个塑料袋：＂三舅，这是我送货认识的一个药店老板送的，说对气管炎特别好。＂

我打开一看，是一盒＂同仁堂＂的止咳糖浆，价格不菲。

＂哪有那么巧的事，是不是你买的？＂我故意问。

小彬挠挠头：＂差不多吧，反正不贵。＂

我点点头，没拆穿他，招呼他进屋。

屋里，王桂芝已经做好了一桌饭菜，有炖排骨、拍黄瓜和炒土豆丝，还有一碟小彬爱吃的糖醋里脊。

＂来，尝尝你三舅妈的手艺，看比你妈做的如何？＂我笑着招呼他。

小彬埋头吃起来，狼吞虎咽的样子让我想起他小时候。

＂慢点吃，没人跟你抢。＂王桂芝心疼地说。

酒足饭饱后，小彬帮着收拾碗筷，然后从摩托车上取下一个纸箱：＂三舅，这是我送货路上攒的好东西，你看看有用没？＂

箱子里有各种零件和工具，还有一盒磁带，是＂邓丽君金曲精选＂。

＂你知道我喜欢听老歌？＂我有些惊讶。

＂去年过年，您喝多了，哼了一晚上《甜蜜蜜》，我都记得。＂小彬笑着说。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车库里，听着老式录音机播放的邓丽君，喝着二锅头，聊着各自的苦与乐。

＂三舅，您别嫌我多嘴。＂小彬突然认真起来，＂现在下岗的人多，但机会也多。我认识一个朋友，开了个小修理铺，缺个懂技术的师傅，您要不要去看看？＂

我一愣，没想到这孩子还惦记着我的工作。

＂我这把年纪了，学不了新东西了。＂我摇摇头。

＂谁说的！＂小彬拍桌子，＂您在厂里管机修这么多年，技术比谁都强。我跟您说，现在外面那些小厂，设备都是国企淘汰的，您闭着眼睛都能修。＂

他的眼睛亮晶晶的，充满期待，让我想起自己年轻时的样子。

＂行，我考虑考虑。＂我没有一口回绝。

从那以后，小彬每天晚上准时把摩托车开回车库，绝不过十点。

他还自作主张给车库装了一盏节能灯，说是省电。

有时候送货回来晚了，他就在车库里打地铺，说是怕吵醒我们。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慢慢习惯了待岗的生活，也去了小彬说的那家修理铺帮忙。

老板姓张，比我小十来岁，但为人实在，给我开的工资虽然不高，但按件计酬，多劳多得。

小彬的快递生意也越来越好，他把摩托车换成了一辆小面包车，但依然把车停在我的车库里，每月准时陪我喝两次酒。

有一次他喝多了，靠在我肩上哭着说：＂三舅，那次我不是心疼钱，我是怕您看不起我......＂

我拍拍他的背，心里明白，这孩子和我一样，都是要强的人。

日子艰难，可人心终究是暖的。

在这座正经历阵痛的老工业城市里，我们这些普通人，不过是想在维持尊严的同时，守住那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温情。

那张收费单，成了我和小彬之间一个心照不宣的默契，提醒着我们：亲情不是理所当然，而是需要彼此尊重和理解的。

每当夜深人静，我站在车库门口，看着满天繁星，总会想起那个雨夜里，小彬冒雨归来的身影。

那一刻，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财富。

不是口袋里的钱，不是房前的车，而是那些即使在困境中，依然愿意为你遮风挡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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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车库的心计

＂收费标准：每天十元，不足一天按一天算。＂瘦高个子的侄子杨飞龙站在我家车库前，愣住了。

油迹斑斑的摩托车发动机还在咕噜作响，九月的风卷着几片梧桐树叶从他脚边滑过。

我叫周文生，今年四十八岁，下岗前是齐鲁纺织厂的一名会计。

那时候，我在厂里兢兢业业干了二十多年，每个月领着固定的工资，日子过得规规矩矩。

九十年代初那场改革的浪潮来得猝不及防，厂领导召开全厂大会时，我还以为只是例行公事。

谁知道一纸文件宣读下来，我和厂里的三百多号人成了＂富余人员＂，各自的人生轨迹从此改变。

拿着那薄薄一沓遣散费，我站在厂门口，望着熟悉的＂齐鲁纺织厂＂几个大字，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妻子李翠芬是厂里的织布女工，比我早一年下岗。

她常说，好在我们有这间独门独院的老房子，院子里的车库成了我们的救命稻草。

那是一间不足二十平米的红砖小屋，原本用来放些杂物，自从下岗后，我把它收拾出来做了小卖部。

在我们这个老旧小区，我家的小卖部是方圆三条街唯一一家卖散装白酒和自制小咸菜的地方。

工人们下了班，总爱来我这儿打两盅，解解乏，顺便唠唠嗑，说说厂里的事，谁谁谁又下岗了，哪个车间又停产了。

我就坐在一旁，一边擦着酒杯，一边听着，心里默默祈祷这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快些过去。

白天小卖部生意稀稀拉拉，翠芬便在门口摆上几样时鲜蔬菜，挣点零花钱贴补家用。

日子虽然清苦，倒也有滋有味，至少我们夫妻俩还能养活自己，不用靠着儿女。

直到今天，侄子飞龙突然骑着摩托车来了，说是单位分了宿舍，但离家太远，想把摩托车停在我家车库里。

＂舅舅，您这是什么意思？＂侄子飞龙的声音有些发颤，眼睛盯着我贴在车库门上的收费告示。

飞龙是我姐姐的儿子，今年二十五岁，刚从技校毕业没多久，就被安排进了区交通局，算是我们老周家第一个吃＂公家饭＂的人。

姐姐因为这事高兴得不得了，逢人就说自家儿子有出息，成了国家干部。

隔壁的老刘头正好经过，叼着那杆用了十几年的旱烟袋，停下脚步在一旁看热闹。

＂文生这收费不算贵，城里停车场都要二十块一天呢！＂老刘吧嗒吧嗒抽着烟，烟雾缭绕中眯着眼睛打量着飞龙的摩托车。

＂这可是雅马哈125，得值个三四千块钱吧？＂老刘啧啧称奇，＂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有本事。＂

飞龙的脸涨红了，手指攥着摩托车把手，指节泛白。

我看着他身上那件崭新的蓝色制服，袖口上的金边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不由得想起了自己那套已经泛黄的厂服。

＂舅舅，您这是把我当外人了？＂飞龙声音里带着委屈，＂我是您亲侄子啊！＂

我没有答话，只是低头整理架子上的酒瓶，动作依旧稳当，就像从前在厂里点算账目那样一丝不苟。

老刘看着气氛不对，识趣地走开了，临走时还小声嘀咕：＂亲兄弟还明算账呢，何况舅舅侄子...＂

飞龙站在那里，脸色由红转白，眼里闪着不可思议的光。

＂你去年给我妈买药的钱，下个月工资发了就还您，但这个，这个我真接受不了！＂飞龙头也不回地跨上摩托车，引擎轰鸣着拐出了胡同。

我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心里五味杂陈。

也许我是太计较了，但这些年的生活教会我一个道理：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只有自己的口袋里有钱，才能挺直腰杆做人。

晚上，妻子坐在那张八十年代买的弹簧沙发上补着袜子，听我说起白天的事，长叹一声。

＂老周，你这不是存心把亲戚往外推吗？＂翠芬放下手中的针线，＂飞龙那孩子从小就听话，上学时经常来咱家吃饭，你忘了？＂

我没接她的话，点上一支大前门，烟雾在昏黄的灯光下袅袅上升。

窗外小区的梧桐树叶在秋风中沙沙作响，不知为何，这声音让我想起了十年前的事。

那时飞龙还在念初中，我每月省下一点钱，给他买《十万个为什么》和《少年百科全书》。

他拿到新书时，眼睛里闪烁的光芒，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飞龙打小就聪明，就是家境不好，姐姐一个人带着他不容易。＂翠芬的声音把我从回忆中拉回，＂咱们能帮就帮一把，反正那车库...＂

＂那车库是咱们的命根子！＂我打断了她的话，声音比平时高了几分，＂你忘了刚下岗那会儿，要不是这车库改成小卖部，咱们连米下锅的钱都没有！＂

翠芬不说话了，低头继续缝补那双已经洗得发白的袜子。

夜深了，屋子里只剩下时钟滴答的声音和翠芬针线穿梭的细碎响动。

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全是飞龙小时候的模样。

那时候他才十岁出头，瘦瘦小小的，经常背着书包来我家写作业，因为他家连张像样的桌子都没有。

姐姐守寡带着孩子，靠在副食品店卖酱油醋为生，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每次看到飞龙坐在我家那张旧桌子前认真念书的样子，我和翠芬都默契地多给他盛一碗饭，塞两个鸡蛋。

转眼间，这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有了工作，有了体面的制服，甚至还买了摩托车...

我翻了个身，看着窗外的月光，心里不由得生出几分愧疚。

也许我真的太计较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正在院子里擦洗酒坛子，院门被轻轻推开了。

飞龙站在那儿，眼圈有些发红，手里拿着一个信封和一张纸条。

＂舅舅。＂他低声叫我，声音里没有了昨天的怒气，倒有几分疲惫。

他递过来那张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舅舅，我懂了＂。

我接过纸条，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飞龙又把信封递给我：＂这是两百元，按照您的收费标准，这是一个月的费用。我已经申请了单位宿舍，最多再借用您车库一个月。＂

他的声音很平静，不像是在讽刺我，倒像是真的理解了什么。

这让我心里更不是滋味。

正当飞龙要转身离开时，我叫住了他：＂你等会儿。＂

我走进堂屋，从老式衣柜最底层的抽屉里拿出一个泛黄的存折，走出来塞进他手里。

＂这里有两千块，是给你结婚用的。＂我清了清嗓子，有些不习惯这样表达感情，＂你妈生病那阵子，我和你舅妈就商量好了，每月省下一点，存起来。＂

飞龙愣住了，低头看着那本平平无奇的存折，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舅舅，您...＂他的声音哽咽了。

＂收费标准我也撤了，＂我叹了口气，拿下贴在车库门上的纸条，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但答应我，每周回来看看你妈，她总念叨你。＂

飞龙使劲点点头，眼泪终于落了下来。

他胡乱擦了一把脸，露出了这两天来的第一个笑容：＂舅舅，我明白您的心意了。您和舅妈这些年不容易，我应该体谅才是。＂

那一刻，我们之间仿佛有什么坚冰融化了。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心里突然踏实了许多。

＂去吧，下班过来吃饭，你舅妈包饺子，知道你爱吃韭菜馅的。＂

望着飞龙远去的背影，我想，在这个变革的年代，我们所有人都在学着平衡亲情与现实的天平。

有些话不必说尽，有些情自会长存。

午后的阳光透过梧桐树的枝叶，洒在车库的屋顶上，斑斑驳驳的，像是给这个小小的空间镀上了一层金。

我转身走进车库，打量着这个承载了我们全家希望的地方。

架子上的酒瓶在阳光下闪着微光，角落里堆着几袋土豆白菜，准备下午卖给回家做饭的工人。

这些年，就是靠着这二十平米的地方，我和翠芬才没在下岗大潮中被冲得太远。

想到这里，我突然理解了自己为什么会对飞龙提出那样的要求。

不是因为吝啬，也不是不念亲情，而是这个小小的车库，在我心中早已不仅仅是一个停放东西的地方，它是我们夫妻俩重新找到生活尊严的依靠。

晚上，飞龙果然来吃饭了，还带来了两瓶散装的汾酒，是他单位食堂采购员特意给他的。

＂舅舅，听说您这儿的小酒馆生意不错，我琢磨着，您要是能多进点好酒，我单位那些同事下班没地方去，我就领他们来您这儿。＂飞龙一边帮翠芬择菜，一边和我商量。

我听了，心里一动，这倒是个好主意。

多年的会计经验告诉我，要想生意好，得有固定客源。

交通局的年轻人，收入稳定，爱热闹，要是能把他们拉来，我这小卖部的生意肯定能上一层楼。

＂行啊，就怕你们嫌这儿条件简陋。＂我半开玩笑地说。

飞龙放下手中的菜，认真地说：＂舅舅，现在外面那些饭店，吃一顿没个十几二十的下不来，再说了，哪有家里亲切？我们单位的同事，也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孩子，谁没经历过苦日子？＂

听他这么说，我点点头，心里已经在盘算着明天去批发市场进几箱好酒了。

饭桌上，翠芬包的韭菜饺子香气四溢，飞龙吃得津津有味，那模样让我想起他小时候来我家蹭饭的情景。

＂对了舅舅，我听说现在有政策，像您这样的下岗职工，可以申请小额贷款开店，还有税收优惠呢。＂飞龙边吃边说，＂要不，我托关系帮您问问？＂

我夹起一个饺子，想了想：＂这事不着急，等你忙完手头的事再说。＂

其实我心里是有些心动的，这些年虽然靠小卖部维持了生计，但总觉得束手束脚，想做点大的买卖，又没有本钱。

如果真能申请到贷款，说不定能把小卖部扩大一些，多进些货，甚至雇个帮手，让翠芬不用那么辛苦。

饭后，我和飞龙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喝茶。

秋夜的风凉丝丝的，院子里的桂花开了，淡淡的香气在空气中弥漫。

＂舅舅，您知道吗，其实我那摩托车是分期付款买的。＂飞龙突然说，＂每个月要还三百块，工资才七百多，剩下的还得留着交房租、吃饭...＂

我愣了一下，没想到他会突然跟我说这些。

＂那你还买什么摩托车？＂我有些不解地问。

飞龙低头摆弄着茶杯：＂单位宿舍离家太远，坐公交车要一个半小时，骑摩托车只要二十分钟。我想着，这样下班还能回来看看我妈，顺便帮她干点活。＂

听他这么一说，我心里那点不痛快顿时烟消云散了。

这孩子，看着大大咧咧的，心里却装着家。

＂行了，以后你摩托车就停在我这车库里吧，不收你钱了。＂我拍拍他的肩膀，＂不过你得答应我，早点把分期还清，别让利息吃了你。＂

飞龙点点头，眼睛亮亮的，像是回到了小时候我给他买新书的那一刻。

夜深了，飞龙告辞回宿舍，我送他到巷口。

看着他骑着摩托车消失在夜色中，我突然觉得，也许这个时代的变化并非全是坏事。

至少，飞龙这一代年轻人，有了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性。

回到家，翠芬已经收拾好了碗筷，正坐在客厅里看着那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

＂在放什么呢？＂我坐下来，接过她递来的热毛巾擦脸。

＂新闻联播，说是咱们国家要进入市场经济了，以后机会多着呢。＂翠芬边说边给我递了一杯茶，＂老周，你看飞龙现在多有出息，咱们当初供他念书是对的。＂

我点点头，心里想的却是明天该怎么调整小卖部的生意。

也许该多进些年轻人爱喝的啤酒，再添几样下酒菜，把那个角落收拾出来，摆上三两张小桌子...

日子就这样平淡而充实地过着，飞龙每周都会来吃顿饭，有时还带上几个同事。

我的小卖部，渐渐成了附近小有名气的＂文生酒馆＂，不仅有老工人们喝小酒，还有了年轻人喝啤酒聊天的地方。

一个月后的周末，飞龙又来了，这次他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消息。

＂舅舅，我向单位申请了公租房，下个月就能搬进去了。是两居室的，我想接我妈一起住。＂飞龙兴奋地说，＂您和舅妈有空也来住几天。＂

我听了，心里为他高兴，却也有些感慨时光流逝。

飞龙真的长大了，不再是那个需要我帮助的小男孩，而是能够撑起一片天空的男子汉了。

＂你妈肯定高兴坏了。＂我笑着说，心里却在想姐姐这些年的不容易。

飞龙点点头：＂我妈已经开始收拾东西了，说是等搬进新房子，要请您和舅妈吃饭。＂

晚上送走飞龙后，我和翠芬坐在院子里乘凉，聊起了这些年的变化。

＂老周，你说咱们是不是太死脑筋了？＂翠芬突然问我，＂你看飞龙，人家敢买摩托车，敢申请公租房，日子过得多敞亮。＂

我沉默了一会儿，望着满天繁星：＂不一样啊，他们年轻，有时间，有精力，还有机会。我们这把年纪，已经经不起折腾了。＂

＂话是这么说，可总这么守着个小卖部，能有多大出息？＂翠芬的声音里带着些许无奈，＂咱们攒了这么多年，也有一万多的存款了，要不要试试做点别的？＂

我被她这话问住了，这些年来，我们夫妻俩确实是小心翼翼，生怕一不小心就跌入生活的深渊。

可是，如果永远这样小心翼翼，那么我们的日子会不会一直原地踏步？

＂等过些日子，我去打听打听那个小额贷款的事。＂我最终下定决心，＂也许咱们真的该试一试。＂

翠芬笑了，那笑容在月光下显得格外温柔：＂老周，你总算开窍了。咱们虽然不年轻了，但也不能就这么认命啊。＂

看着妻子的笑容，我突然觉得心里踏实了许多。

是啊，时代在变，我们也得跟着变。

也许，明天的太阳会更加明亮，而我们，也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开了一家真正的小饭馆，飞龙和他的同事们都来捧场，姐姐在厨房帮忙，翠芬在前台招呼客人，而我，则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切，心满意足。

梦很简单，却让我在醒来时感到一种久违的期待和希望。

一方车库，见证了我们这一家人在时代变革中的挣扎和成长。

它不仅是一个停放物品的地方，更是承载了我们太多的希望和梦想。

如今，飞龙已经找到了自己的路，而我和翠芬，也该勇敢地迈出下一步了。

生活就是这样，有得有失，有苦有甜，但只要家人之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再难的日子也能熬过去。

那张收费标准的纸条，最终成了我和飞龙之间的一座桥梁，让我们彼此理解，彼此扶持。

一方车库的心计，终究化作了一家人的真情实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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