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淑华紫砂壶，吴淑华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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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淑华抚州
命中注定的遇见
＂这玉佩，我等了二十年，终于等到你送回来。＂吴明志拿着那枚青白色的玉佩，眼中噙着泪水。
我愣在原地，不敢相信眼前这位身着笔挺西装的老板就是玉佩的主人。
那是一九八六年春天，我刚从江阳师范毕业，被分配到城东小学任教。
那时候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每月四十八块钱工资，勉强够温饱。
租住在学校附近的平房里，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小屋就是我全部的天地，屋里除了一张单人床，就是一个简易的衣柜和一张小桌子。
桌上放着一台红双喜牌收音机，是我工作后给自己买的第一件奢侈品，每天傍晚听听评书和戏曲，是我最大的享受。
那天放学后，我路过单位后面的垃圾堆，远远看见一抹青白色的光泽在夕阳下闪闪发亮。
我走近一看，拨开杂物，是一枚做工精美的玉佩，上面雕刻着精致的蝴蝶花纹，触手温润如脂。
我左右看看没人注意，将它揣进口袋，心跳得厉害。
这年月，能扔掉这样好东西的人家非富即贵，八成是哪个干部子女不小心遗失的。
我本想交给居委会，大娘们整天在院子里拉家常，见多识广，或许知道是谁家的东西。
可转念一想，谁会来认领垃圾堆里的东西呢？再说了，就算认领，谁能证明这就是他们家的？
回到出租屋，我用清水细细洗净玉佩，借着煤油灯的光仔细端详，越看越喜欢。
那时刚改革开放不久，物质条件还很匮乏，这样精美的玉器对我这样的普通教师来说无异于天上掉下的宝贝。
我把它藏在了抽屉最深处，用一块红布包着，偶尔拿出来看看，心里便有一丝满足。
学校里的王老师见我总是独来独往，热心地介绍她表弟给我认识。
李志国是国营纺织厂的工人，老实本分，不善言辞，但为人踏实。
相亲那天，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手里攥着两张电影票，是《庐山恋》。
坐在电影院里，周围都是热恋中的年轻人，我和他却一句话也说不上来，只是偶尔对视一眼，又迅速移开目光。
半年后，我们结婚了。
婚礼很简单，没有花车，没有婚纱，只在厂里的食堂摆了十桌酒席，同事们送了两床花被子，一台黑白电视机，和一个座钟。
那一年，我二十三岁，风华正茂；他二十五岁，朝气蓬勃。
我们租住在厂区的集体宿舍里，一室一厅，公用厨房和卫生间，但在那个年代，这已经是很不错的条件了。
每天早上，他骑自行车送我去学校，然后再去他的厂里上班。
下班后，我们一起去菜场买菜，买一毛钱的葱，两毛钱的豆腐，如果手头宽裕，偶尔会奢侈地买半斤肉。
晚上，我们围着煤油炉煮饺子，看着黑白电视里模糊的《新闻联播》，聆听着高亢的《东方红》乐曲，感觉生活充满了希望。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从小学教师到了中学，教语文。
每个月发了工资，我都会留一点给自己买本书，莫泊桑、契诃夫、巴金、老舍，这些作家的书是我的精神食粮。
九十年代初，国企改革浪潮席卷全国，李志国所在的纺织厂经营不善，开始裁员。
＂秀芝，厂里要我去南方的合资企业，说是技术入股，不用出钱，但要离开家三年。＂他一脸犹豫地对我说。
我鼓励他去闯一闯：＂趁着年轻，多见识见识，没准能捞个一官半职回来呢！＂
他走后，我一个人带着刚上小学的儿子李小军，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我开始接家教，周末去学生家里补课，一小时五块钱。
有时候上完课回来，已经是深夜，单位家属院的路灯早已熄灭，只能借着月光摸索着回家。
每当这时，我就会想起那枚玉佩，它仿佛成了我唯一的精神寄托，给我带来一丝希望和力量。
李志国偶尔会寄钱回来，但信件越来越少，电话也从一周一个变成了一个月一个。
第三年，他回来了，带着一身疲惫和一封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南方的厂子倒闭了，他一分钱也没捞着。
我们的生活一落千丈，为了生计，他开始在街头修自行车，风里来雨里去。
不知是风吹日晒太过劳累，还是心里的落差太大，他开始咳嗽，起初以为只是小毛病，吃点药就好了。
可半年后，医院检查出肺部有阴影，需要住院治疗。
那时候的医药费是个无底洞，我们的积蓄很快就花光了。
为了给他治病，我卖掉了结婚时的电视机和座钟，甚至想过卖掉那枚玉佩，但始终下不了决心。
可即便这样，他还是走了，留下我和十岁的儿子相依为命。
他走后，我一个人拉扯儿子长大，先是继续在中学教书，后来学校经费紧张，分流老师，我成了下岗职工。
生活像是一条看不到尽头的路，每走一步都很吃力。
我尝试过开小卖部，但架不住附近开了家超市；又去服装厂做过缝纫工，可我的手艺笨拙，没多久就被辞退了。
小军长大了，考上了外地的大学，每年学费和生活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我省吃俭用，有时一天只吃一顿正餐，其他时候就咬几口馒头就咸菜。
二〇〇六年，我打工的小厂子倒闭了，四十五岁的我在人才市场碰壁无数。
＂阿姨，我们要找三十五岁以下的。＂招聘人员看都不看我的简历，礼貌地拒绝了。
走投无路之际，听说有家外企招聘文员，不限年龄，只要会打字、懂基本办公软件就行。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去了。
面试那天，我穿着唯一的一套还算体面的衣服——深蓝色的确良衬衫和黑色西裤，那是多年前买的，如今已经有些发旧。
面试官是一位中年女士，看了我的简历后惊讶地问：＂林老师，您以前是教语文的？＂
我点点头，不抱太大希望。
＂太好了，我们老板最近在筹备一本企业内刊，正需要有文字功底的人。＂她的眼睛亮了起来。
令人意外的是，我被录用了，月薪一千八，在当时已经是不错的待遇了。
第一天上班，同事们都很友善，教我使用电脑和打印机，我像个好学的学生，认真记下每一个步骤。
那是一家做外贸的公司，老板吴明志是从北京回来的海归，说话温和有礼，对员工很尊重。
第一次进入他的办公室，我的目光被墙上的一张照片吸引——一位端庄的中年妇女，穿着素雅的旗袍，颈间戴着一枚玉佩，正是我收藏多年的那一枚！
照片落款＂母亲六十大寿＂，时间是一九八五年。
我心跳加速，双手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这偶然的巧合让我感到不安又惊讶。
回到家，我翻出抽屉深处的红布包，打开一看，那枚玉佩静静地躺在那里，一如既往地温润如玉。
我拿起来，对着窗外的阳光仔细端详，确认无疑，这就是照片中的那枚。
一个月后，我终于鼓起勇气，把玉佩带到了公司。
午休时分，我敲开了吴明志的办公室门：＂吴总，我有件事想告诉您...＂
我将玉佩和拾获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不敢抬头看他的表情。
＂这些年，这枚玉佩一直陪伴着我度过生活的难关，给了我莫大的勇气和力量，如今我知道了它的主人，理应物归原主。＂我双手递上了用红布包裹的玉佩。
吴明志接过玉佩，半晌说不出话来，他的手微微颤抖，眼眶湿润了。
＂林老师，谢谢您把它带回来。＂他的声音有些哽咽，＂这是我母亲的，她生前最珍爱的物件。＂
＂一九八六年，我父亲因＇经济问题＇被查，当时他是外贸局的一把手，被人举报收受礼品，包括这枚玉佩。＂
＂家中所有值钱物件都被没收，母亲冒险藏下这枚玉佩，她一直说这是外祖母传下来的，是我们家的传家宝。＂
＂后来，在一次突击检查中，母亲慌忙之中将玉佩扔到了楼下的垃圾堆里，想着风头过后再去找，却再也没找到。＂
＂她一直惦记着这枚玉佩，直到去世...＂
我们相对无言，只听见窗外三轮车的喇叭声和楼下小贩的吆喝声。
他的父亲大概是那场反腐风暴中的一员，而此刻我竟然将这枚承载着一个家庭记忆的玉佩带回到了他面前。
命运的安排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
＂我曾想过玉佩的主人会是怎样的人家，没想到...对不起，我应该早点还给您的。＂我惭愧地低下头。
＂该说谢谢的是我，林老师。＂吴明志擦了擦眼角，＂这些年您保管得这么好，母亲在天之灵一定很欣慰。＂
从那以后，吴明志对我格外照顾，安排我负责公司的内刊编辑工作，还给我配了一台新电脑。
每次开会，他总是认真听取我的意见，常常在会后单独询问我对公司发展的看法。
有一次，他请我去家里吃饭，他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家常菜。
＂这些都是我母亲的拿手菜，她生前教过我。＂他边盛饭边说。
饭后，他拿出一本相册，给我看他家的照片。
＂这是我母亲年轻时的照片，那时她在纺织厂当女工，遇到了在外贸局工作的父亲。＂
＂这是我小时候，穿着白衬衫黑短裤，在天桥公园拍的。＂
＂这是我在北京读大学时，母亲来看我，我们在颐和园...＂
一张张照片讲述着一个家庭的故事，有欢笑，有泪水，有起起落落。
看着照片上年轻的吴明志穿着红领巾，站在城东小学的操场上，我恍然大悟。
＂您是城东小学毕业的？＂我惊讶地问。
＂是啊，八五届的，您怎么知道？＂他疑惑地看着我。
＂我一九八六年就在城东小学教书，可能那时您刚毕业不久。＂我笑着说。
＂怪不得我看您的简历时觉得眼熟，原来如此！＂他恍然大悟，＂林老师，您的到来，不仅带回了母亲的玉佩，也带回了我的童年记忆。＂
后来我才知道，他招聘我这个年纪偏大的员工，除了看中我的文字功底外，还因为我的简历上写着曾在城东小学任教，而那正是他童年读书的地方。
＂林老师，我想请您帮个忙。＂一天，他突然对我说，＂我想为母亲写一本回忆录，记录她的一生，但我的文笔有限，能请您帮忙修改吗？＂
就这样，我开始了与吴明志合作的新项目。
每周末，我们会在公司的会议室里，他讲述，我记录，然后整理成文字。
他母亲吴淑华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从一个普通的纺织女工到外贸局长夫人，再到晚年的落魄与坚强。
＂母亲最后的心愿，就是希望我能找回那枚玉佩，她说那是我外婆留给她的唯一念想，也是我们家几代人的福气所在。＂吴明志抚摸着玉佩，眼中满是怀念。
＂林老师，您知道吗？母亲常说，那枚玉佩有灵性，一定会回到有缘人手中。＂他看着我，微微一笑，＂现在看来，这个有缘人就是您。＂
我不由得想起这些年来，每当我遇到困难，拿出玉佩把玩时，总能获得一丝莫名的力量和勇气。
或许，这就是所谓的缘分吧。
在整理吴淑华的故事时，我不由自主地将自己的经历也融入其中——那个年代的艰辛与希望，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以及命运的无常与美好。
小军大学毕业后，通过吴明志的引荐，进入了一家外企工作，工资待遇都很好。
看着儿子意气风发的样子，我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转眼间，十年过去了，我已经五十五岁，即将退休。
吴明志的公司越做越大，搬进了市中心的写字楼，员工已经从当初的十几人发展到上百人。
而那本记录吴淑华一生的回忆录，也在她十周年忌日那天正式出版，书名就叫《玉佩缘》。
出版发布会上，吴明志将那枚玉佩郑重地交还给我：＂林老师，这枚玉佩本就与您有缘，这些年您为我做的一切，远比这枚玉佩贵重得多。＂
＂请收下它，就当是对您这些年来辛勤工作的感谢和纪念。＂
我接过玉佩，心中百感交集。
人生际遇，看似偶然却又蕴含必然。
那枚玉佩，连接了两个素不相识的家庭，也见证了我们共同经历的时代变迁。
如今，站在人生的另一个路口，回首往事，我常想，或许每一次相遇都是命中注定，每一段经历都有它独特的意义。
即使在最艰难的岁月里，生活也在悄悄为我们安排着转机和希望。
就像那枚青白色的玉佩，历经风雨，依然温润如初。
它不仅是一件物品，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一段情感的寄托。
小军结婚那天，我将玉佩作为嫁妆送给了儿媳，告诉她这枚玉佩的故事，希望她能将这份情感和记忆继续传递下去。
＂娘，这玉佩真好看，跟电视上的古董似的。＂儿媳妇爱不释手地把玩着。
＂傻丫头，它的珍贵不在于它值多少钱，而在于它承载的故事和情感。＂我笑着说。
吴明志成了我们家的常客，每逢春节，他都会带着礼物来我家拜年，一坐就是一下午，和小军谈天说地，仿佛多年的老友。
有时候，我们会一起回忆那个特殊的年代——粮票、布票、自行车票，三转一响是结婚的标配，黑白电视机里播放的是《东方红》和《渴望》。
那些曾经艰苦的日子，如今想来却满是温暖和怀念。
岁月流转，世事变迁，但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实感，却如同那枚玉佩，历久弥新。
命运的齿轮总是在不经意间啮合，将原本毫不相干的生命轨迹紧密连接在一起。
或许，这就是生活给予我们最好的礼物——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与对的人相遇，彼此温暖，互相成就。
如今，每当我站在窗前，看着窗外车水马龙，高楼林立，想起那个捡到玉佩的下午，恍如隔世。
那时的我，哪能想到，一个偶然的拾获，会成为改变我命运的契机。
而那枚玉佩，也早已不仅仅是一件物品，它是记忆的载体，是情感的纽带，更是命运的见证。
＂命中注定的遇见＂，这是吴明志在《玉佩缘》扉页上写的题词，也是我们共同的感悟。
在茫茫人海中，我们各自承载着自己的故事，走过人生的坎坷与平坦。
若有缘相遇，请珍惜那转瞬即逝的温暖；若能相知，更要感恩这得之不易的情谊。
因为生命中最美的风景，往往不是那些宏伟壮观的画面，而是平凡日子里不经意的温暖与感动。
就像那枚玉佩，看似普通，却因为承载了真挚的情感，而熠熠生辉。
吴淑华简介
洗手
＂滚出去！以后别进这个家门！＂儿子吼声未落，我已摔倒在楼道里，鼻血顺着老脸的皱纹淌下来，只因抱孙子时没洗手。
夜深了，我蜷缩在社区花坛边的长椅上，初秋的风钻进衣领，冷得我直哆嗦。
头上的伤还在隐隐作痛，额角已经肿起一块，鼻子里偶尔还有血丝往外冒。
脑袋晕乎乎的，却怎么也睡不着，满脑子都是儿子立强那张扭曲的脸，还有那对我怒吼的声音。
我叫周桂兰，今年五十一岁，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老太太，干了二十多年乡村教师。
说来好笑，我这辈子洗过的手，怕是比谁都多。
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公社小学教书，那时候教室里连个水龙头都没有，我就提着搪瓷脸盆，从井里提水洗手。
每次上完课，手上满是粉笔灰，我总要搓洗干净才敢去摸学生的作业本。
冬天井水冰凉刺骨，洗完手就像刀割一样疼，可那时候没人讲究这些。
下了晚自习，我抱着一摞作业本回到昏暗的宿舍，点着煤油灯批改到深夜。
手冻得通红，还要时不时搓一搓，怕把学生的本子弄脏了。
后来我嫁给了同村的周德山，他在县城煤矿上班，每个月能拿四十多块钱工资，在当时算是个体面活儿。
婚后第二年，我生下了立强，那是1976年，正赶上那场大地震，县城里人心惶惶。
立强出生那天，产房里只有一盏昏黄的灯泡，接生婆满头大汗地忙活。
她的手指粗短黝黑，指甲缝里还有泥土，我躺在床上，竟然担心起她有没有洗手。
多可笑啊，那个年代谁讲究这个？
立强满月那天，德山高兴得不得了，买了两斤猪肉，熬了一大锅红烧肉。
亲朋好友挤在我们那间不到二十平米的房子里，七大姑八大姨凑过来看孩子，我愣是没好意思提醒他们先洗手。
就这样，立强在众人的手臂间传递着，香香的，胖乎乎的一个小人儿，多招人稀罕啊。
立强六岁那年，德山下矿山干活，一次塌方把腿砸断了，从此落下终身残疾。
全家的担子一下子全压在我肩上，我白天教书，晚上还要补贴家用，到镇上的副食店帮忙称粮食，一个月能多挣十来块钱。
那段日子，手上总有一股霉味，不管怎么洗也洗不掉。
我记得立强上学那会儿，课桌油漆斑驳，学校伙食又差，孩子们经常把饭菜弄到衣服上、书本上。
我总把手搓得通红才去摸他的书本和作业，生怕弄脏了。
＂娘，你的手怎么这么粗糙？＂有一次，立强突然抓住我的手问。
我愣了一下，不好意思地想把手抽回来，却被他紧紧握住。
我笑着掩饰：＂只要你的手能写出好字来，娘的手粗点没关系。＂
德山的工伤补助不多，而且大部分都被他拿去喝酒了。
他受伤后脾气变得暴躁，经常对我拳脚相加。
我怕立强看见，总是忍着不吭声，或者避开孩子，到屋外的水缸边偷偷哭。
＂没关系，娘不怕。＂我对自己说，＂只要立强能好好读书，将来有出息，这一切都值得。＂
八十年代末，我和德山离了婚。
村里人背后指指点点，说我＂不贤良＂，可我不在乎。
立强已经上初中了，正是最关键的时候，我不能让他的学业受影响。
那几年，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我下了课就去镇里的罐头厂兼职，一个月能多挣五六十块钱。
每天回家，手上全是菠萝和黄桃的酸味，怎么洗也洗不干净。
立强的成绩一直很好，初中毕业考上了县重点高中。
那天晚上，我破例买了两个鸡腿，犒劳他。
看着他狼吞虎咽的样子，我心疼地说：＂慢点吃，没人跟你抢。＂
他腼腆地笑了：＂娘，等我考上大学，挣了钱，天天买鸡腿给你吃。＂
我的眼睛湿润了，赶紧低下头，怕他看见我的眼泪。
九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全国，我所在的小学被并入镇中心小学，许多老师下岗了。
我没有正规师范文凭，自然是第一批被裁掉的。
四十出头的年纪，重新找工作谈何容易？
好在立强已经上高中，还有两年就要参加高考了。
我咬咬牙，去了县城，在街道办谋了个清洁工的差事，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扫大街、掏下水道、清理垃圾。
那双手每天浸在洗涤剂里，皲裂得像田地里的龟纹，开裂的地方渗出血来，疼得我直咧嘴。
晚上回到出租屋，我把一天捡来的可回收垃圾分类好，卖给收废品的小贩，能多赚几块钱。
别人笑话我，说一个曾经的老师怎么干起了捡垃圾的活计，我只是笑笑，心里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了立强。
1996年，立强如愿考上了省城的重点大学，法律系。
我卖了村里的老房子，又借了一屁股债，把他送进校门。
那一天，站在大学校门口，看着儿子挺拔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我忽然有些恍惚。
二十年的辛苦，一切都值得。
那四年，我睡县城工地的工棚，扫马路、刷盘子，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每个月省吃俭用，给立强邮寄生活费，信封里总夹着一张纸条：＂好好学习，别担心家里，娘一切都好。＂
大冬天的，手冻得像冰块，裂口处渗出的血迹染红了扫帚把，可心里却热乎乎的——儿子争气，在学校拿奖学金，还被推荐保送研究生。
研究生毕业那年，立强留在了省城工作，进了一家大公司的法务部。
他给我寄了一张照片，西装革履的样子，多精神啊。
我把照片贴在床头，每天睡前看一眼，就像看到了希望。
二十年啊，我没白费劲。
儿子有了城里户口，买了楼房，又谈了对象——省城姑娘吴淑华，是同一家公司的会计。
2003年，立强结婚那天，我穿着特意买的新衣服，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去省城。
婚礼在饭店里举办，灯火辉煌，鲜花簇拥，我这个乡下人有些手足无措。
儿媳妇一家都是省城人，说话带着我听不懂的口音，眼神里带着若有若无的打量。
席间，立强的岳父喝了酒，笑呵呵地问我：＂阿姨以前是老师吧？教什么的？＂
我不好意思地回答：＂乡村小学，教语文。＂
＂哦，难怪立强从小语文好。＂他点点头，又问，＂现在还教书吗？＂
我支吾着，不知该如何回答，立强连忙插话：＂我妈退休了，在家享清福呢。＂
我感激地看了儿子一眼，没有拆穿他的善意谎言。
2005年，立强有了自己的孩子，取名周小东。
儿媳打电话告诉我这个好消息时，我正在县城的垃圾站分拣废品。
听到电话那头传来婴儿的啼哭声，我的手都颤抖了，眼泪不由自主地往下掉。
＂妈，你什么时候能来帮我们带带孩子？＂儿媳在电话那头问。
我擦干眼泪，强作镇定：＂等你坐完月子，我就去。＂
挂了电话，我呆坐了好久，想着自己这一身的穷酸气，怎么好意思去省城那样的大地方？
可是，血浓于水啊，我多想见见我的小孙子。
去年，立强终于接我去了省城。
＂娘，您来帮带孙子吧，我给您上养老保险。＂他站在我的出租屋里，看着我简陋的行李，眼圈有些发红。
那一刻，我哭了，觉得苦日子终于熬到头了。
省城的楼房气派，电梯上上下下，水龙头一拧就有热水，卫生间里还有浴缸。
头几天，我都不敢用浴缸洗澡，怕把水弄得到处都是。
小东已经两岁多了，虎头虎脑的，长得像极了小时候的立强。
我一见到他，心都要化了，整天追在后面，又是喂饭又是讲故事，比当年带立强还用心。
可是，省城的日子并不像我想的那样。
儿媳妇嘴上客气，眼神里却藏着嫌弃。
＂周妈，您农村来的，要讲究卫生啊。这是城里，不比乡下。＂她总这样说。
我的那双手，越发不自在起来。
每次要抱小东之前，我都会反复洗手，用洗手液搓出好多泡沫，指甲缝也用专门的刷子刷。
可儿媳妇还是不满意：＂周妈，您的手太粗糙了，会把孩子嫩嫩的皮肤刮伤的。＂
我低头看看自己的手，确实粗糙得像树皮一样，指关节处还有深深的老茧。
这双手，洗过多少衣服、端过多少烧热的锅、捡过多少废品，才供出一个大学生啊。
可现在，它们却成了我的羞耻。
每当我想和小东亲近，那双手就像两个不听话的叛徒，僵在半空，不敢轻易触碰孙子细嫩的皮肤。
儿媳妇买了各种护手霜给我，我也勤快地涂抹，可那些深入骨髓的粗糙，岂是几瓶护手霜能改变的？
＂妈，您就好好在家休息，家务我们请了小时工，您别动手。＂儿媳妇说。
表面上是关心我，实际上是不愿意我的手碰触家里的东西。
我能感觉到，在这个光鲜亮丽的城市家庭里，我这个乡下老太太，格格不入。
每天早晨，儿媳妇出门上班前，都要对我叮嘱一番：＂周妈，中午饭我订了外卖，您别自己做了，锅碗瓢盆您别动，弄坏了多可惜。＂
我点头应着，等他们都出门后，又偷偷钻进厨房，想给儿子做顿可口的饭菜。
可每次儿子回来，对我做的饭菜只是礼貌性地尝一口，然后就去吃儿媳妇点的外卖了。
＂娘，您的手艺还是那么好，就是有点咸了。＂他委婉地说。
我尴尬地笑笑，心里清楚，不是我的手艺变了，是他的口味变了。
昨天，小东从幼儿园回来，见了我就往怀里扑。
＂奶奶抱！＂他奶声奶气地喊着。
我刚切完菜，手上沾着葱花，还没来得及洗。
看着孙子那双闪亮亮的眼睛，我心一软，顺手把他抱起来了。
＂妈！您怎么这样？＂儿媳尖叫起来，＂孩子刚从幼儿园回来，您看您那手！＂
她一把抢过小东，嫌恶地看着孩子衣服上沾的几粒葱末，好像那是什么不得了的污渍。
＂这么小的孩子，免疫力还在发育，您就不能讲究点卫生吗？＂她的声音提高了八度。
我慌忙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洗手了。＂
儿媳冷着脸去给小东换衣服，临走前还扔下一句：＂周妈，您别忘了，这不是农村。＂
晚上，立强回来，儿媳把这事添油加醋地告诉了他。
＂妈，您怎么能这样？＂立强皱着眉头，＂您是当过老师的人，应该知道卫生的重要性啊。＂
我低着头，不知如何辩解。
正巧，邻居老李来串门，听见了我们的谈话。
＂哎呀，桂兰是老师出身，最讲究卫生的人了，怎么会不洗手就抱孩子呢？一定是一时着急了。＂老李打圆场。
谁知这句话反而触怒了立强。
＂妈，您跟邻居说我们的家事？＂
＂不是，我没有...＂我急忙摆手。
＂一天到晚不讲卫生，连个手都不知道洗，哪像个老师的样子！农村来的就是农村来的，怎么教您也改不了！＂
立强的话像刀子一样扎进我的心。
＂农村来的＂这四个字，比二十年寒窗苦读的汗水还要咸，比二十年风吹日晒的皮肤还要黝黑。
我张口想解释，他却猛地推了我一把：＂滚出去！以后别进这个家门！＂
我没站稳，后脑勺磕在门框上，眼前一黑，鼻子一热，血就流出来了。
阵阵剧痛中，我看见立强惊慌的眼神，儿媳捂着嘴的惊恐，还有小东撕心裂肺的哭喊：＂奶奶！奶奶！＂
恍惚中，我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立强还是个小不点儿的时候，我蹲在井边，把手洗得通红，就为了能摸摸他额头的温度。
那时候，我们家穷，买不起温度计，每次他发烧，我就用手背试温度。
＂手心热，手背凉＂，这是我娘教我的土办法。
我一次次地洗手，生怕手上的泥土会加重他的病情。
月亮爬上了天空，社区的路灯一盏接一盏地亮起来。
我蜷缩在长椅上，浑身发抖，不是因为秋风的寒冷，而是因为心的凉。
＂桂兰，桂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是老李，我们的邻居，一个六十多岁的退休工人。
＂老天爷，你怎么在这儿？＂他急匆匆地走过来，脱下外套披在我身上，＂快跟我回家去！＂
我摇摇头：＂不了，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什么麻烦不麻烦的，咱们都是老邻居了。＂他硬拉着我起来，＂你这样在外面呆着，万一感冒了怎么办？＂
老李的家比立强家小多了，但收拾得干干净净。
他给我倒了杯热水，又拿出医药箱，小心翼翼地给我处理伤口。
＂你这鼻子好像骨折了，额头上的伤也不轻，得去医院看看。＂他皱着眉头说。
＂不用了，没那么严重。＂我摆摆手，眼泪却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桂兰啊，＂老李叹了口气，＂你这孩子，心太软了。当年你一个人把立强拉扯大，不容易啊。＂
＂他是个好孩子，就是...就是...＂我抽泣着，说不下去了。
老李沉默了一会，突然问：＂你记得张木匠吗？＂
我愣了一下：＂记得，当年在我们村，做的家具最好。＂
＂他的手可粗糙了，全是老茧，但做出来的家具，那叫一个细腻。＂老李意味深长地说，＂手粗糙不粗糙，跟心细不细，没关系。＂
我哽咽着点点头。
夜深了，老李让我住在他家的客房。
躺在床上，我怎么也睡不着，脑海里全是往事的片段：
立强第一次上学，我用洗得发白的手给他整理衣领；
立强高考前，我半夜起来给他煮姜汤，手被烫出水泡也不吭一声；
立强大学毕业，我站在校门外，不敢进去，怕别人看出我是个农村妇女...
一滴眼泪滑落，浸入枕头。
＂娘。＂门口传来微弱的声音。
我一惊，转头看去，立强站在那里，眼睛红肿，像个犯了错的孩子。
＂老李叔跟我说你在这，我...我来看看你。＂他踌躇着走进来，手里捧着一束花。
我撑着床沿想坐起来，却因为头晕又躺下了。
＂娘，别动，我扶您去医院。＂他慌忙过来，小心翼翼地扶着我。
医院的灯光刺眼，医生严肃地告诉我们：脑震荡，鼻骨骨折，需要住院观察。
办完住院手续，立强坐在病床边，低着头不说话。
我看见他手上全是消毒水的味道，指缝都搓得发白。
＂立强，你还记得小时候吗？＂我轻声问。
他低着头，眼泪砸在地上：＂记得，您总是洗完手才给我擦脸、夹菜。＂
＂那你还记得，咱家最穷那会儿，你发烧，我把手洗得起皮也不敢摸你额头吗？＂
他扑通跪在床前，把脸埋进我粗糙的手掌：＂娘，对不起...我不该那样对您...＂
＂你知道吗，这双手，给你洗过多少次澡，缝过多少次衣服，做过多少次饭。＂我颤抖着说，＂它们粗糙，是因为风吹日晒；它们龟裂，是因为洗涤剂和冰水；它们变形，是因为劳作和岁月。＂
立强握着我的手，放在脸上蹭了蹭：＂娘，我知道错了。是我不懂事，是我忘本了。＂
＂我不怪你，＂我摸着他的头发，＂你有出息了，比我强，这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欣慰。＂
＂不，娘，是您把我养大，让我有今天。＂他抬起头，眼泪汪汪地看着我，＂我忘了，是这双手供我上的学，是这双手给我的温暖。＂
＂您的手，比世界上最干净的手还要干净，因为它们满是爱。＂
窗外，夕阳染红了半边天。
我抚摸着儿子的头，想起那个用井水洗手的年代，想起那些为了孩子而洗得皲裂的手。
其实，亲情哪是用水洗得干净的？
它藏在这二十年的皱纹里，藏在这双粗糙的手里，洗不掉，也擦不去。
第二天，儿媳妇来了，手里提着保温桶，里面是她亲手熬的粥。
＂妈，对不起，＂她红着眼圈说，＂昨晚立强给我讲了您这些年的不容易...＂
小东扑到病床上，一把抓住我的手：＂奶奶的手最好闻了，比妈妈的香水还香！＂
儿媳妇不好意思地笑了：＂这孩子，整晚都在念叨您。＂
离开医院那天，立强推着轮椅，载着我慢慢地走。
路过一个花坛，他突然停下来，指着一棵盛开的腊梅：＂娘，您看，这花儿多像您，经得起风霜，开得坚强。＂
我笑了：＂你这孩子，从小嘴就甜。＂
回到家，我发现自己的房间焕然一新，床头柜上多了几瓶高档护手霜，还有一个相框。
相框里，是一张老照片：二十多年前，我蹲在井边洗手，立强在旁边咯咯笑着往我身上泼水。
那一刻，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干净。
不是没有灰尘的干净，而是心灵的澄澈；不是无菌的洁白，而是爱的纯粹。
现在，每天早上，我都会用儿媳妇给我买的护手霜，一点一点地抹在手上。
然后，我用这双依然粗糙但充满爱的手，轻轻地抚摸小东的脸庞。
小东总会咯咯笑着说：＂奶奶的手，是世界上最香的手！＂
有时候我会想，人这一辈子，洗过多少次手？
每一次洗手，都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干净？还是为了爱？
或许，最干净的手，不是没有细菌的手，而是充满爱的手。
而我，愿意用这双粗糙的手，继续传递这份爱，直到生命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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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出去！以后别进这个家门！＂儿子吼声未落，我已摔倒在楼道里，鼻血顺着老脸的皱纹淌下来，只因抱孙子时没洗手。
夜深了，我蜷缩在社区花坛边的长椅上，初秋的风钻进衣领，冷得我直哆嗦。
头上的伤还在隐隐作痛，额角已经肿起一块，鼻子里偶尔还有血丝往外冒。
脑袋晕乎乎的，却怎么也睡不着，满脑子都是儿子立强那张扭曲的脸，还有那对我怒吼的声音。
我叫周桂兰，今年五十一岁，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老太太，干了二十多年乡村教师。
说来好笑，我这辈子洗过的手，怕是比谁都多。
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公社小学教书，那时候教室里连个水龙头都没有，我就提着搪瓷脸盆，从井里提水洗手。
每次上完课，手上满是粉笔灰，我总要搓洗干净才敢去摸学生的作业本。
冬天井水冰凉刺骨，洗完手就像刀割一样疼，可那时候没人讲究这些。
下了晚自习，我抱着一摞作业本回到昏暗的宿舍，点着煤油灯批改到深夜。
手冻得通红，还要时不时搓一搓，怕把学生的本子弄脏了。
后来我嫁给了同村的周德山，他在县城煤矿上班，每个月能拿四十多块钱工资，在当时算是个体面活儿。
婚后第二年，我生下了立强，那是1976年，正赶上那场大地震，县城里人心惶惶。
立强出生那天，产房里只有一盏昏黄的灯泡，接生婆满头大汗地忙活。
她的手指粗短黝黑，指甲缝里还有泥土，我躺在床上，竟然担心起她有没有洗手。
多可笑啊，那个年代谁讲究这个？
立强满月那天，德山高兴得不得了，买了两斤猪肉，熬了一大锅红烧肉。
亲朋好友挤在我们那间不到二十平米的房子里，七大姑八大姨凑过来看孩子，我愣是没好意思提醒他们先洗手。
就这样，立强在众人的手臂间传递着，香香的，胖乎乎的一个小人儿，多招人稀罕啊。
立强六岁那年，德山下矿山干活，一次塌方把腿砸断了，从此落下终身残疾。
全家的担子一下子全压在我肩上，我白天教书，晚上还要补贴家用，到镇上的副食店帮忙称粮食，一个月能多挣十来块钱。
那段日子，手上总有一股霉味，不管怎么洗也洗不掉。
我记得立强上学那会儿，课桌油漆斑驳，学校伙食又差，孩子们经常把饭菜弄到衣服上、书本上。
我总把手搓得通红才去摸他的书本和作业，生怕弄脏了。
＂娘，你的手怎么这么粗糙？＂有一次，立强突然抓住我的手问。
我愣了一下，不好意思地想把手抽回来，却被他紧紧握住。
我笑着掩饰：＂只要你的手能写出好字来，娘的手粗点没关系。＂
德山的工伤补助不多，而且大部分都被他拿去喝酒了。
他受伤后脾气变得暴躁，经常对我拳脚相加。
我怕立强看见，总是忍着不吭声，或者避开孩子，到屋外的水缸边偷偷哭。
＂没关系，娘不怕。＂我对自己说，＂只要立强能好好读书，将来有出息，这一切都值得。＂
八十年代末，我和德山离了婚。
村里人背后指指点点，说我＂不贤良＂，可我不在乎。
立强已经上初中了，正是最关键的时候，我不能让他的学业受影响。
那几年，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我下了课就去镇里的罐头厂兼职，一个月能多挣五六十块钱。
每天回家，手上全是菠萝和黄桃的酸味，怎么洗也洗不干净。
立强的成绩一直很好，初中毕业考上了县重点高中。
那天晚上，我破例买了两个鸡腿，犒劳他。
看着他狼吞虎咽的样子，我心疼地说：＂慢点吃，没人跟你抢。＂
他腼腆地笑了：＂娘，等我考上大学，挣了钱，天天买鸡腿给你吃。＂
我的眼睛湿润了，赶紧低下头，怕他看见我的眼泪。
九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全国，我所在的小学被并入镇中心小学，许多老师下岗了。
我没有正规师范文凭，自然是第一批被裁掉的。
四十出头的年纪，重新找工作谈何容易？
好在立强已经上高中，还有两年就要参加高考了。
我咬咬牙，去了县城，在街道办谋了个清洁工的差事，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扫大街、掏下水道、清理垃圾。
那双手每天浸在洗涤剂里，皲裂得像田地里的龟纹，开裂的地方渗出血来，疼得我直咧嘴。
晚上回到出租屋，我把一天捡来的可回收垃圾分类好，卖给收废品的小贩，能多赚几块钱。
别人笑话我，说一个曾经的老师怎么干起了捡垃圾的活计，我只是笑笑，心里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了立强。
1996年，立强如愿考上了省城的重点大学，法律系。
我卖了村里的老房子，又借了一屁股债，把他送进校门。
那一天，站在大学校门口，看着儿子挺拔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我忽然有些恍惚。
二十年的辛苦，一切都值得。
那四年，我睡县城工地的工棚，扫马路、刷盘子，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每个月省吃俭用，给立强邮寄生活费，信封里总夹着一张纸条：＂好好学习，别担心家里，娘一切都好。＂
大冬天的，手冻得像冰块，裂口处渗出的血迹染红了扫帚把，可心里却热乎乎的——儿子争气，在学校拿奖学金，还被推荐保送研究生。
研究生毕业那年，立强留在了省城工作，进了一家大公司的法务部。
他给我寄了一张照片，西装革履的样子，多精神啊。
我把照片贴在床头，每天睡前看一眼，就像看到了希望。
二十年啊，我没白费劲。
儿子有了城里户口，买了楼房，又谈了对象——省城姑娘吴淑华，是同一家公司的会计。
2003年，立强结婚那天，我穿着特意买的新衣服，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去省城。
婚礼在饭店里举办，灯火辉煌，鲜花簇拥，我这个乡下人有些手足无措。
儿媳妇一家都是省城人，说话带着我听不懂的口音，眼神里带着若有若无的打量。
席间，立强的岳父喝了酒，笑呵呵地问我：＂阿姨以前是老师吧？教什么的？＂
我不好意思地回答：＂乡村小学，教语文。＂
＂哦，难怪立强从小语文好。＂他点点头，又问，＂现在还教书吗？＂
我支吾着，不知该如何回答，立强连忙插话：＂我妈退休了，在家享清福呢。＂
我感激地看了儿子一眼，没有拆穿他的善意谎言。
2005年，立强有了自己的孩子，取名周小东。
儿媳打电话告诉我这个好消息时，我正在县城的垃圾站分拣废品。
听到电话那头传来婴儿的啼哭声，我的手都颤抖了，眼泪不由自主地往下掉。
＂妈，你什么时候能来帮我们带带孩子？＂儿媳在电话那头问。
我擦干眼泪，强作镇定：＂等你坐完月子，我就去。＂
挂了电话，我呆坐了好久，想着自己这一身的穷酸气，怎么好意思去省城那样的大地方？
可是，血浓于水啊，我多想见见我的小孙子。
去年，立强终于接我去了省城。
＂娘，您来帮带孙子吧，我给您上养老保险。＂他站在我的出租屋里，看着我简陋的行李，眼圈有些发红。
那一刻，我哭了，觉得苦日子终于熬到头了。
省城的楼房气派，电梯上上下下，水龙头一拧就有热水，卫生间里还有浴缸。
头几天，我都不敢用浴缸洗澡，怕把水弄得到处都是。
小东已经两岁多了，虎头虎脑的，长得像极了小时候的立强。
我一见到他，心都要化了，整天追在后面，又是喂饭又是讲故事，比当年带立强还用心。
可是，省城的日子并不像我想的那样。
儿媳妇嘴上客气，眼神里却藏着嫌弃。
＂周妈，您农村来的，要讲究卫生啊。这是城里，不比乡下。＂她总这样说。
我的那双手，越发不自在起来。
每次要抱小东之前，我都会反复洗手，用洗手液搓出好多泡沫，指甲缝也用专门的刷子刷。
可儿媳妇还是不满意：＂周妈，您的手太粗糙了，会把孩子嫩嫩的皮肤刮伤的。＂
我低头看看自己的手，确实粗糙得像树皮一样，指关节处还有深深的老茧。
这双手，洗过多少衣服、端过多少烧热的锅、捡过多少废品，才供出一个大学生啊。
可现在，它们却成了我的羞耻。
每当我想和小东亲近，那双手就像两个不听话的叛徒，僵在半空，不敢轻易触碰孙子细嫩的皮肤。
儿媳妇买了各种护手霜给我，我也勤快地涂抹，可那些深入骨髓的粗糙，岂是几瓶护手霜能改变的？
＂妈，您就好好在家休息，家务我们请了小时工，您别动手。＂儿媳妇说。
表面上是关心我，实际上是不愿意我的手碰触家里的东西。
我能感觉到，在这个光鲜亮丽的城市家庭里，我这个乡下老太太，格格不入。
每天早晨，儿媳妇出门上班前，都要对我叮嘱一番：＂周妈，中午饭我订了外卖，您别自己做了，锅碗瓢盆您别动，弄坏了多可惜。＂
我点头应着，等他们都出门后，又偷偷钻进厨房，想给儿子做顿可口的饭菜。
可每次儿子回来，对我做的饭菜只是礼貌性地尝一口，然后就去吃儿媳妇点的外卖了。
＂娘，您的手艺还是那么好，就是有点咸了。＂他委婉地说。
我尴尬地笑笑，心里清楚，不是我的手艺变了，是他的口味变了。
昨天，小东从幼儿园回来，见了我就往怀里扑。
＂奶奶抱！＂他奶声奶气地喊着。
我刚切完菜，手上沾着葱花，还没来得及洗。
看着孙子那双闪亮亮的眼睛，我心一软，顺手把他抱起来了。
＂妈！您怎么这样？＂儿媳尖叫起来，＂孩子刚从幼儿园回来，您看您那手！＂
她一把抢过小东，嫌恶地看着孩子衣服上沾的几粒葱末，好像那是什么不得了的污渍。
＂这么小的孩子，免疫力还在发育，您就不能讲究点卫生吗？＂她的声音提高了八度。
我慌忙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洗手了。＂
儿媳冷着脸去给小东换衣服，临走前还扔下一句：＂周妈，您别忘了，这不是农村。＂
晚上，立强回来，儿媳把这事添油加醋地告诉了他。
＂妈，您怎么能这样？＂立强皱着眉头，＂您是当过老师的人，应该知道卫生的重要性啊。＂
我低着头，不知如何辩解。
正巧，邻居老李来串门，听见了我们的谈话。
＂哎呀，桂兰是老师出身，最讲究卫生的人了，怎么会不洗手就抱孩子呢？一定是一时着急了。＂老李打圆场。
谁知这句话反而触怒了立强。
＂妈，您跟邻居说我们的家事？＂
＂不是，我没有...＂我急忙摆手。
＂一天到晚不讲卫生，连个手都不知道洗，哪像个老师的样子！农村来的就是农村来的，怎么教您也改不了！＂
立强的话像刀子一样扎进我的心。
＂农村来的＂这四个字，比二十年寒窗苦读的汗水还要咸，比二十年风吹日晒的皮肤还要黝黑。
我张口想解释，他却猛地推了我一把：＂滚出去！以后别进这个家门！＂
我没站稳，后脑勺磕在门框上，眼前一黑，鼻子一热，血就流出来了。
阵阵剧痛中，我看见立强惊慌的眼神，儿媳捂着嘴的惊恐，还有小东撕心裂肺的哭喊：＂奶奶！奶奶！＂
恍惚中，我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立强还是个小不点儿的时候，我蹲在井边，把手洗得通红，就为了能摸摸他额头的温度。
那时候，我们家穷，买不起温度计，每次他发烧，我就用手背试温度。
＂手心热，手背凉＂，这是我娘教我的土办法。
我一次次地洗手，生怕手上的泥土会加重他的病情。
月亮爬上了天空，社区的路灯一盏接一盏地亮起来。
我蜷缩在长椅上，浑身发抖，不是因为秋风的寒冷，而是因为心的凉。
＂桂兰，桂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是老李，我们的邻居，一个六十多岁的退休工人。
＂老天爷，你怎么在这儿？＂他急匆匆地走过来，脱下外套披在我身上，＂快跟我回家去！＂
我摇摇头：＂不了，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什么麻烦不麻烦的，咱们都是老邻居了。＂他硬拉着我起来，＂你这样在外面呆着，万一感冒了怎么办？＂
老李的家比立强家小多了，但收拾得干干净净。
他给我倒了杯热水，又拿出医药箱，小心翼翼地给我处理伤口。
＂你这鼻子好像骨折了，额头上的伤也不轻，得去医院看看。＂他皱着眉头说。
＂不用了，没那么严重。＂我摆摆手，眼泪却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桂兰啊，＂老李叹了口气，＂你这孩子，心太软了。当年你一个人把立强拉扯大，不容易啊。＂
＂他是个好孩子，就是...就是...＂我抽泣着，说不下去了。
老李沉默了一会，突然问：＂你记得张木匠吗？＂
我愣了一下：＂记得，当年在我们村，做的家具最好。＂
＂他的手可粗糙了，全是老茧，但做出来的家具，那叫一个细腻。＂老李意味深长地说，＂手粗糙不粗糙，跟心细不细，没关系。＂
我哽咽着点点头。
夜深了，老李让我住在他家的客房。
躺在床上，我怎么也睡不着，脑海里全是往事的片段：
立强第一次上学，我用洗得发白的手给他整理衣领；
立强高考前，我半夜起来给他煮姜汤，手被烫出水泡也不吭一声；
立强大学毕业，我站在校门外，不敢进去，怕别人看出我是个农村妇女...
一滴眼泪滑落，浸入枕头。
＂娘。＂门口传来微弱的声音。
我一惊，转头看去，立强站在那里，眼睛红肿，像个犯了错的孩子。
＂老李叔跟我说你在这，我...我来看看你。＂他踌躇着走进来，手里捧着一束花。
我撑着床沿想坐起来，却因为头晕又躺下了。
＂娘，别动，我扶您去医院。＂他慌忙过来，小心翼翼地扶着我。
医院的灯光刺眼，医生严肃地告诉我们：脑震荡，鼻骨骨折，需要住院观察。
办完住院手续，立强坐在病床边，低着头不说话。
我看见他手上全是消毒水的味道，指缝都搓得发白。
＂立强，你还记得小时候吗？＂我轻声问。
他低着头，眼泪砸在地上：＂记得，您总是洗完手才给我擦脸、夹菜。＂
＂那你还记得，咱家最穷那会儿，你发烧，我把手洗得起皮也不敢摸你额头吗？＂
他扑通跪在床前，把脸埋进我粗糙的手掌：＂娘，对不起...我不该那样对您...＂
＂你知道吗，这双手，给你洗过多少次澡，缝过多少次衣服，做过多少次饭。＂我颤抖着说，＂它们粗糙，是因为风吹日晒；它们龟裂，是因为洗涤剂和冰水；它们变形，是因为劳作和岁月。＂
立强握着我的手，放在脸上蹭了蹭：＂娘，我知道错了。是我不懂事，是我忘本了。＂
＂我不怪你，＂我摸着他的头发，＂你有出息了，比我强，这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欣慰。＂
＂不，娘，是您把我养大，让我有今天。＂他抬起头，眼泪汪汪地看着我，＂我忘了，是这双手供我上的学，是这双手给我的温暖。＂
＂您的手，比世界上最干净的手还要干净，因为它们满是爱。＂
窗外，夕阳染红了半边天。
我抚摸着儿子的头，想起那个用井水洗手的年代，想起那些为了孩子而洗得皲裂的手。
其实，亲情哪是用水洗得干净的？
它藏在这二十年的皱纹里，藏在这双粗糙的手里，洗不掉，也擦不去。
第二天，儿媳妇来了，手里提着保温桶，里面是她亲手熬的粥。
＂妈，对不起，＂她红着眼圈说，＂昨晚立强给我讲了您这些年的不容易...＂
小东扑到病床上，一把抓住我的手：＂奶奶的手最好闻了，比妈妈的香水还香！＂
儿媳妇不好意思地笑了：＂这孩子，整晚都在念叨您。＂
离开医院那天，立强推着轮椅，载着我慢慢地走。
路过一个花坛，他突然停下来，指着一棵盛开的腊梅：＂娘，您看，这花儿多像您，经得起风霜，开得坚强。＂
我笑了：＂你这孩子，从小嘴就甜。＂
回到家，我发现自己的房间焕然一新，床头柜上多了几瓶高档护手霜，还有一个相框。
相框里，是一张老照片：二十多年前，我蹲在井边洗手，立强在旁边咯咯笑着往我身上泼水。
那一刻，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干净。
不是没有灰尘的干净，而是心灵的澄澈；不是无菌的洁白，而是爱的纯粹。
现在，每天早上，我都会用儿媳妇给我买的护手霜，一点一点地抹在手上。
然后，我用这双依然粗糙但充满爱的手，轻轻地抚摸小东的脸庞。
小东总会咯咯笑着说：＂奶奶的手，是世界上最香的手！＂
有时候我会想，人这一辈子，洗过多少次手？
每一次洗手，都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干净？还是为了爱？
或许，最干净的手，不是没有细菌的手，而是充满爱的手。
而我，愿意用这双粗糙的手，继续传递这份爱，直到生命的尽头。
吴淑华陶艺家个人简介
红网时刻新闻5月19日讯（通讯员 周文 蒋媛媛）5月16日，江永县老年大学迎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交流活动。来自江华瑶族自治县老年大学的84人代表团，在常务副校长吴淑华的率领下，与江永县老年大学的师生们共同开展了一场深入的文化对话，展现了银龄风采，为新时代老年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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