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九年是民国几年，一九一九年属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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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九年出生属什么生肖
来源：国防在线客户端·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融媒体 作者：王国栋
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
从“一九一九”到“我们的时代”
■王国栋
1919年5月4日，北京，风起云涌，雨翻成夏。
100年前的“五四运动”留下的历史记忆依旧清晰，百年之后，当年那些身着长袍马褂，云集天安城门，火烧赵家楼，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爱国学生早已不在，但他们热血沸腾的呼喊经历100年的传递，如今依旧传来声声回响。
然而，真正的铭记是要融入血液之中，不以岁月为远，不因时代而变。新时代，我们要将这种精神与信仰深深根植于内心。
梁启超说“少年强则国强”。100年的风云变换，“五四”这个词好像早已超越了它当年所存在的意义，成为了一种“穿越时空”的永恒存在，“五四”也变成了当代青年人专属的“文化标记”，于是乎，每年到了这个时候现实或是网上都会出现劝告当下年轻人要奋斗，要有热血气概，要充满精气神。而事实却是当下很大一部分青年人根本不知道为何奋斗，如何奋斗，又如何变的有担当、有热血、有血性。以至于有人在网上说“五月，大批的有为青年乘风而来；六月，又集体‘驾鹤西去’”。看似是个网络段子，但却真实反映了当下青年人的生活状态。
不知从何时起，“诗与远方”“佛系青年”“官场厚黑哲学”“休闲养生”这些字眼闯入了我们的生活。那些被这种华丽辞藻“感化”的青年人开始倡导要与世无争，要“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要抛却当下，去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世外桃源”。每日固守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只想着靠天吃饭，不去劳作就可以天上掉馅饼。这些被网络大咖们奉为警世真理的“金玉良言”正在使当下的青年失去本该属于他们应有的年轻活力和蓬勃朝气。更令人扼腕的是从前的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民爱国精神正与一部分人渐行渐远。
当下中国，网络世界纷纷扰扰，青年人沉沦在综艺娱乐、选秀相亲的温情柔水；醉心于“延禧”“如懿”等皇室勾心斗角的后宫剧幕；“小鲜肉”“流量明星”大行其道……粉面小生成了新一代青年热衷追捧的青春偶像，而那些为国捐躯，舍生取义的英雄先烈，为祖国奉献一生的科学家却无人理会。悠悠岁月，衰微只存于骨肉；精神缺失，腐烂必深入灵魂。当娱乐至上成为社会主流，当一个国家大多数青年缺少尚武精神的文化底蕴时，后果不堪设想。
民族复兴离不开精神复兴，我们的时代更是如此。
从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为家？”的凛然质问，到王昌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旦旦誓言；从赵一曼“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的以诗明志，到赵登禹大刀队的“丈夫许国，不必相送”的家国情怀。我热血青春的华夏儿女爱国精神光昭日月！
犹记得，金一南将军在《苦难辉煌》中说“在长征路上那群衣衫褴褛的少年，他们以自己幼稚但不乏热血的气节去探知历史的深度和宽度，无一人老态龙钟，无一人德高望重，那是一个年纪轻轻就干大事，年纪轻轻就丢掉性命的时代”。
青春年少，后世惊叹。
犹记得，抗日战争，中华民族到了危难的时候，“一致对外，浴血到底”成为了全国共识，热血青年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铸造了固若金汤的钢铁长城。
热血气概，感昭华夏。
犹记得，李大钊“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凛然赴死的慷慨誓言，记得毛泽东“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到“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的豪情壮志，记得邓稼先“我们的工作，能振我国威，振我军威”毅然决心回国的赤子之心。
时代歌者，皆为楷模。
今天的中国不再是1919年的中国，但我们不应忘记，正是“五四”的觉醒与反抗，唤醒了中华民族沉睡已久的民族精神，带来了前无古人的现代意识。因此，我们要纪念“五四”，学习“五四”，运用“五四”。当爱国需要有人抛弃安逸悠闲的生活，当民主离不开基层的默默无闻，当科学离不开冷板凳上的永恒坚守，每个青年都应该问问自己，我们的青春，究竟能不能舍得付出，为中华青年的奋斗历史再添一把新火，让五四精神之火继续燃烧？
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梦想的彼岸就在眼前，我们生逢其时、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们这个时代，青年不能懈怠，要倍加努力，要倍加奋斗。要重新挖掘那种“知行合一”并使自己勇往直前的精神力量，找回信仰、血性、热血、担当！
历史与现实，就像那永远奔流不息的长江黄河，就像那些不同时空却同时呈现的璀璨星辰。100年前，五四精神书写了一曲觉醒的民族精神壮歌；100年后，五四精神闪耀在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之中！
远山寒甲，国重如山。漫天星火，前路可期……
(吕欣彤/海报制作 其他图片来源于网络）
（国防在线客户端·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融媒体出品）
一九一九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严复
严复致张元济之手札（部分）
张元济复严复之信稿
张元济 ◎肖伊绯
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各种难得一见的历史文献，少有披露的相关史料，似乎也因着这一历史机遇，以“纪念”的名义纷纷现身。社会各界或办展览，或搞拍卖，以种种行动来纪念“五四”百年，而对“五四”历史感兴趣者，也总能从中获见不少珍闻逸事，颇觉新奇特别。
新近发现的一组两通严复与张元济的通信，乃《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与《张元济全集》（商务印书馆，2007）均未收入的“佚信”，即将在某大型拍卖会现身，又为后世读者对“五四”的解读带来了一番新奇意味。
原来，1919年11月14日，“五四”运动爆发半年之后，曾经的北大校长、首倡天演进化论的著名学者严复，没能与时俱进、老当益壮，没有投身“五四”运动的历史洪流，却因老病缠身，正卧病于北京协和医院。不过，在入院诊治期间，严复也没闲着，就在北京又新购置了一处房产。交房在即，急需用款，数额竟达银圆一万二千元之多。
严复为凑足房款，定活期存款都提
为此，严复迅即给商务印书馆的当家人张元济写了一封“快信”，请火速将其存在馆中的定活期存款提出，凑足一万二千元之数，通过上海的中国银行汇兑至北京。且看二人通信原文，转录如下（无法辨识的字迹以□标示）。
严复致张元济手札中写道：
菊公赐鉴：上午蒙枉顾，极感。相讬汇款一节，刻查若由中国银行作兑，可以无须汇水。敝处新置房子，不日该处业主来，订于阴历九月廿九日交割，彼方既已交房，此方自应同日交款。不审我公何日可以抵沪。如九月廿五日内可以到，头则照□□信兑，敝处自可届期得银，若屈计时间逼促，汇到未必如期，即请嘱其电兑。再者早起所言之款，係云一万一千元，但恐尚有别项用度，应请改为一万二千元作兑，荷来至感。□□划款之法，自应先侭活期，不足再划定期，划后所余多少，请属出纳科见示可也。另，敝处活定各折□汇□交京报孙伯恒兄寄上。不□手此□□，即颂行安，无任以感。
弟复，十一月十四日（即九月廿二日）亥刻泐。
而张元济回复严复的信函中说：
本日奉到十四日亥刻手书，展诵祗悉。此係快信，于十五日所发，发时通车已行，故必须后一日。然十七日总可抵沪。乃迟至今日始行递到，又由棋盘街转至宝山路时已午后，即交分庄科开车发款，与银行接洽，洎赶到行中，已过午后三钟，不允收款，只可缓至明日汇。电汇当日必到，不至误二十九日之期，但来示谓无须汇水，该银行不肯承认，请尊处向京行理论为幸。元济前承面示，此款至迟可在阴历十月初十日付清，故曾商伯恒，嘱其陆续发奉冀省，汇费今既提早，祗得由沪兑去，如尊处能向银行索回汇费，则亦并不吃亏也。查尊款活存项下，祗有九千余元，今遵命在定期内添拨凑足，但定期存款未到期提用者，其所提之数利息祗能照活期计算，尚祈鉴察。又定期共有三户，应在何户内拨出三千，亦祈明示，以便转知会计科照办，是为至幸。伯玉兄赴鲁省，未知何知何日返京，顷亦有信，恕不另覆矣。
八年十一月十九（晚）日，商务印书馆发行所通信稿
严复心急火燎，张元济有条不紊
上述一通严复致张元济的“快信”，为严复手书，时为1919年11月14日晚，次日从北京寄出。五天之后，11月19日，身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收到此“快信”，迅即于当晚拟出“信稿”（铅字排印稿），于次日一早寄发。
然而，可以试想，按照当时的信件邮寄速度，在两天之内，要赶在严复所称的交款日（即11月21日，阴历九月廿九日）之前，将银圆一万二千元从上海汇至北京，无论采用信汇还是电汇，似乎已经没有可能。
虽然，张元济在复信中强调，“洎赶到行中，已过午后三钟，不允收款，只可缓至明日汇。电汇当日必到，不至误二十九日之期”，意即如果11月20日电汇，身在北京的严复当天即能收到，即便再缓一天，11月21日电汇，亦可。但是，张元济在复信中亟待严复解答一些具体问题，还需其复信寄至之后，才能向其汇款。这一来二去，来回耽搁，无论怎么“快信”，要在一两天内把这笔款项汇出，恐怕确实难以办到。
原来，严复委托商务印书馆办理的存款，活期存折上已“余额不足”，“祗有九千余元”，张元济“遵命在定期内添拨凑足”，“但定期存款未到期提用者，其所提之数利息祗能照活期计算”，这样提前取款自然会造成存款利息的损失，这一问题需要事先知会严复，并需要其示意可行。此外，张元济还向严复询问，“定期共有三户，应在何户内拨出三千”，这也是必得明确的一个问题。至于严复信中曾提到“中国银行作兑，可以无须汇水”一节，张元济也明确回复称，“该银行不肯承认，请尊处向京行理论为幸”。
可见，关涉到个人利益问题，张元济是非常谨慎细致的，操办具体事务也极为稳妥，并不因“事急”而“情急”，在相关问题没有得到明确解答或示意时，是不会自作主张、急事急办的。比严复小13岁的张元济，在急于购置房产的前辈师长与重要客户面前，倒是显得少年老成，办事有条不紊。
急严复之所急，张元济借款应急
那么，严复“快信”催办汇款之事，究竟有没有下文呢？《严复集》中并没有收录关涉此事的严复致张元济信件，故而无从确知此事后续如何。好在《张元济全集》中还收录了关涉此事的两通张元济致严复信件，可以从中窥见张元济办事虽认真稳妥，可最终还是急严复之所急，采取了“应急”之法，虽时间稍有滞后，可毕竟还是将此事圆满完成了的。
1919年11月24日，张元济再次致信严复，再次提及“定期存款未到期提用者，其所提之数，利息祗能照活期计算，前函业已陈明。再尊处活期存款业已无余，而定期存款随时支拨本为定章所格，祗能偶尔通融。查尊处定期存款共有三户，除前拨三千外，应请在某户内再行总拨若干，以便随时应用，庶于办事上不致窒碍”。通过信中的这些内容，可知除了再次向严复表明定期存款未到期提用将导致利息损失之外，张元济应当已经在11月24日之前将汇款之事办妥，且还提醒严复需再从某个定期存折上提取一定数量的资金出来，“以便随时应用”。
1919年12月5日，张元济再次致信严复，称“嗣又奉到十一月二十四日惠函，知前寄去中国银行已经递到”。于此可知，严复至迟在11月24日，已收到汇款。张氏在信中又称，“属将定期存款三户择小者先行取销，归还汇京之款，当交会计科详查”。于此又可知，为凑足一万二千元银圆的汇款，除了提取严复的活期存款九千元之外，另外三千元由于等不及严复复信明示究竟提取哪一张定期存折，张氏可能因之临时拆借了款项应急，故前函有“祗能偶尔通融”之语，而严复亦知此应急借款实在是“破例”之举，故即刻在复信中亦明确表示，“将定期存款三户择小者先行取销，归还汇京之款”。
据《严复集》中所录《严复日记》可知，1919年初，严复尚在福州郎官巷家中养病，病情危重，1月21日时有“病发几殆”之记录。6月间，至上海诊治，似有好转。10月12日，自上海登轮赴天津；10月16日，“上午九时到津，四时三刻车进京”，转入协和医院诊疗。10月25日，“往看新居”。11月6日，“受总统任命顾问”。可能正是因为出任总统顾问一职，让已经步入人生暮年的严复并没有在北京诊疗之后即刻离京返乡，而是选择了购置新居、暂寓京城。
时至11月21日，《严复日记》中并没有提到新居交房交款之事。但在11月22日，“得菊生快”，确实是收到了张元济的“快信”。次日，“得菊生快复，并中国银行收条”，又再次收到了张元济的快速回复（可能是电报），且还收到了中国银行的汇款。之后一个月的日记中，严复并没有记载这笔汇款的用途与去处，只是在12月27日，提到过“午后二时，回至新寓”，可知其已然住进了购置的新居。
严复新居属“豪宅”，比鲁迅可阔气多了
虽然并不确切知晓，严复于“五四”那一年，在北京购置的新居究竟在何处，不过其急需的那一笔汇款——银圆一万二千元，可绝不是一笔小数目。这一款项，若全部用于购置房产，那可绝对是顶级“豪宅”。那么，这一款项，当年究竟有多大的购买力，若全额用于购置房产，又将有何等的规格与配置？在此，不妨就以鲁迅所购四合院为例。
据《鲁迅日记》载，1924年5月，鲁迅在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瞧中一处四合院(现北京鲁迅博物馆)，花银圆八百元买了下来。这座四合院有三间南房，三间正房，东西各一间小厢房，正房后面还有一口井、几棵树、一片小花园。由于房子有些破旧，鲁迅又花了银圆约二百元翻修，还置买了一些简单的家具；全家住进这座四合院，实际上花了银圆一千元。
以此类推，还暂且排除1919年可能较1924年的物价更低一些的客观因素，就径直以鲁迅所购四合院为物价标准，严复当年提取存款银圆一万二千元如全部用于购置房产，至少可以购置如鲁迅所购的四合院达十二座之多。如果是用于购置一所房产，其内外部装修及基本设施之豪华，可谓超乎想象，毫无疑问的属于顶级豪宅了。
遗憾的是，这所顶级豪宅，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今已无可寻觅其确切地址。不过，尚未搬进新居之前，严复在北京暂寓的汪芝麻胡同七号，如今倒还可以一寻踪迹。汪芝麻胡同，今属北京东城区景山街道，位于张自忠路南侧，东起东四北大街，西止南剪子巷，全长四百余米。
这条胡同明代属仁寿坊，因有一汪氏纸马店而得名。至清代时，因“纸马”与“芝麻”发音近似，遂又称汪芝麻胡同，一直沿用至今。如今，胡同里尚存不少富有历史价值的“豪宅”，如28号、35号、45号、49号、53号、56号以及59号院，据说都被列为东城区第二批四合院挂牌保护院落。只是未知严复曾寓的七号院何在，亦不清楚是否一百年前的院落排号与今有所不同，此七号院或即上述诸院之一？
“豪宅”住了不到一年，严复返乡后最终病逝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暂寓的汪芝麻胡同七号，还是巨资购置的新居“豪宅”，严复都没能在这些居所中逗留太久，都未能在此中安享安养一番。次年秋，1920年10月19日，“自京南行”，仍是循着先前的由福州至北京的路线，返归而去——先至天津，再于10月21日转赴上海，再转归福州。此行乃是为返归福州“避冬”，因久病体弱，严复已经不可能再在北京过冬了。
10月30日，终日为失眠症、咳喘病、鸦片瘾折腾得寝食难安的严复，终于带着一身沉疴返归福州郎官巷旧居，定居了下来。为治病四处求医问药，甚至向道士求丹，还服下了“罗真人符三道”的严复，病情却始终未见好转，一年之后，1921年10月27日，猝然病逝于家中。
至此，严复在北京斥巨资购置的新居“豪宅”，再无下文，或已被亲友变卖，或长期闲置租赁，都不再为人所知。若不是新近这一组两通“佚信”的现身，这一所严复居住了不到一年时间的“豪宅”，恐怕还永不为世人所知罢。
出人意料又似乎预料之中的是，1921年严复的逝世，并没有引起世人多大的哀恸与反响。那些曾经手捧着《天演论》与《原富》，热议着《群己权界论》的新派知识分子与文化先锋们；那些读着“严译西方学术经典”成长起来，心存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座右铭、高呼着“内惩国贼，外争国权”的新青年们，对这位“西学、中学第一流人物”（梁启超语）的猝然离世，竟无暇一顾。
这或与当时的国内环境恶劣有关。军阀割据、战火涂炭下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个人生存尚觉渺茫，自然对这位渐泛遗老气息、无法与时俱进的老人更无关注之意。与此同时，严复本人也更注重个人家庭与家族的经营，更关切自身生存环境与生活质量的保障，对曾经作为其忠实读者的新派知识分子与新青年们并无太多关注，更谈不上投身其中，甚至对梁启超、胡适等人的学术水准，还颇有微词。只是其身后萧瑟，着实也令人感触良多。供图/肖伊绯
一九一九年生属相
重要论述
1949年9月16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六评白皮书》。社论驳斥了艾奇逊关于中国革命原因是因为人口太多的荒谬论断，指出：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吗？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吗？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美国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他连美国独立宣言也没有读过。华盛顿、杰斐逊们之所以举行反英革命，是因为英国人压迫和剥削美国人，而不是什么美国人口过剩。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为这些封建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又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还指出：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抵御帝国主义。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一遇见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就要打败仗。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这篇社论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题为《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1956年9月16日
周恩来在中共八大全体会议上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报告总结了执行“一五”计划的四点经验教训：第一，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第二，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第三，应该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第四，应该正确地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我们的财政收入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我们的财政支出也必须首先保证经济的发展。报告阐述了“二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要要求，就是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样的工业体系，能够生产各种主要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基本上满足我国扩大再生产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需要。同时，它也能够生产各种消费品，适当地满足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报告还对影响经济建设全局的十二个问题，包括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发展农业多种经济，以及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其中特别提出“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的问题，指出：在国家统一市场的领导下，将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自由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将实行产品的自产自销；对某些日用工业品，将推行选购办法；对所有商品，将实行按质分等论价办法，等等。采取这些措施，不仅不会破坏国家的统一市场，相反地，将会对国家的统一市场起有益的补充作用。这篇报告对“一五”计划的实践和反冒进的经验作了初步总结，强调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初步反映了党对经济建设规律的正确认识和把握。这篇报告节编收入《周恩来选集》下卷。
同日 邓小平在中共八大全体会议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全面总结了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关于执政党的建设，报告指出：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面临新的考验，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和滋长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危险比过去增加了。为此，除了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外，还要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从党的内部和来自群众与党外人士这两个方面对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
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报告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组织工作中的根本问题，是党章中的根本问题，是需要在党内反复进行教育的。群众路线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它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另一方面，它认为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
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报告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应用。党是一个战斗的组织，没有集中统一的指挥，是不可能取得任何战斗胜利的，一切发展党内民主的措施都不是为了削弱党的必需的集中，而是为了给它以强大的生气勃勃的基础。集体领导，也必须同个人负责相结合。关于党的团结和统一问题。发言报告指出：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建设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我们党已经在国家工作和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起着领导作用。巩固我们党的团结，维护我们党的统一，这不但是我们党的利益，也是全国人民的利益。为了保持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为了及时地帮助同志克服缺点，纠正错误，必须大大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篇报告是中国共产党进入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关于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文献。这篇报告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
2019年9月16日至18日
习近平在河南考察。16日，他来到位于信阳市新县的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瞻仰革命烈士纪念堂。他强调，这次考察第一站就是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目的是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缅怀革命先烈，告慰革命英灵。我每次到革命老区考察调研，都去瞻仰革命历史纪念场所，就是要告诫全党同志不能忘记红色政权是怎么来的、新中国是怎么来的、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就是要宣示中国共产党将始终高举红色的旗帜，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先辈们开创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接着，他来到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了解鄂豫皖苏区的革命历史。他强调，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员、干部要多学党史、新中国史，自觉接受红色传统教育，常学常新，不断感悟，巩固和升华理想信念。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烈士陵园等是党和国家红色基因库。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参观结束后，他来到博物馆内院，会见了当地红军后代、革命烈士家属代表。他指出，吃水不忘掘井人。我们绝不能忘记革命先烈，绝不能忘记老区人民，要把革命老区建设得更好，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要做好革命老区、贫困地区的工作，保障好老区群众生活，让革命烈士含笑九泉。红军后代、革命烈士家属传承革命精神有说服力和感染力，要把先辈们的英雄故事讲给大家听，讲给年青一代听，激励人们坚定不移跟党走，为实现美好生活而奋斗。
2020年9月16日至18日
习近平在湖南考察。16日下午，他首先来到郴州市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瑶族村考察调研。1934年，红军长征路过这里，留下了“半条被子”的感人故事。习近平走进“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了解当地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开展红色旅游和红色教育情况。他指出，“半条被子”的故事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情怀和为民本质。长征途中，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工人、农民、兵士以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出路在共产党主张的苏维埃红军，我们一定会胜利。今天，我们更要坚定道路自信，兑现党的誓言和诺言，同人民群众风雨同舟、血肉相连、命运与共，继续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党史回眸
1948年
9月16日－24日 华东野战军进行济南战役，解放济南。
2004年
9月16日－19日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
资料来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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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光明网
一九一九年民国总统
林绪武、王辛刚在《历史研究》2018年第3期发表《吴鼎昌与一九一九年南北和议》一文，本文指出：1919年的南北和议，吴鼎昌因得到皖系、安福系及徐世昌的支持与认可，被推选为北方代表。作为北方代表团的决策者之一，吴鼎昌多方周旋并争取南北双方妥协，努力推进和议的筹备。在1919年公债、国会等和议具体问题上，吴鼎昌尝试游说北方向南方作出一定妥协，但在遭到皖系反对后，采取强硬态度试图迫使南方让步而未果，最终选择了终止和议的消极方案。南北和议的失败，主要是促进和议的诸多因素没有形成一股占有优势的、推动和议的中心力量，终因均势的多方意见不可调和而破裂。1919年南北和议，不仅仅是对中国旧军阀势力对比发生的变化产生了影响，也是中国社会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催化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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