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翰笙 钱学森,陈翰笙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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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翰笙个人简历

陈翰笙简介

陈翰笙的生平简介

85岁的人当导师，还是李大钊和蔡元培的同事？

1982年春末，我21岁，考上北大国际政治系的硕士生。管教务的老师通知我：派给你的导师是本系外聘的教授陈翰笙。

“谁是陈翰笙？是写戏的阳翰笙吧？”那老师说肯定不是，可也说不清陈翰笙是干什么的。只告我，听说陈翰笙曾与李大钊和蔡元培共过事，85岁了，脾气倔，要学生去他家面试，面试后才决定收不收。天哪，85岁的人当老师，还是李大钊和蔡元培的同事？

我第一次见到陈翰笙是在他东华门附近的家。他问我为什么要跟他念书？我说那是系里分配的，不过我很乐意来，因为他是蔡元培和李大钊的同事。我们北大77级和78级学生已经捐了款，给这两位在校园立铜像。他问我为什么要念国际政治的研究生？我说，我忒想上研究生，本科学的就是这个，所以只能考这个。

随即我就狡猾地转守为攻，“面试”他，“审查”这个无锡老头的“个人历史”。以后的很多年里，我为面试的“成功”纳闷。他喜我“勤学好问”？换了我，大概会立即撵走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娃娃。后来经历丰富了，我才知道，那是“缘分”，缘起不灭。

开学了，正式去陈翰笙家上课，他已迁居复兴门外24号楼——那时俗称“部长楼”，今天称为“高层板楼”。那“部长楼”并排有两栋，像堵大灰墙立在长安街边，却是1980年代起始时京城著名的所在，今天称为“高尚社区”的那种。他要我每次来之前打电话预约，电话号码是“邀尔乐临”（1260）。我记数字的本领在那时就臭名昭著，今天更成为学生们的笑话。亏翰老想出这种怪词，这号码我至今还牢牢记得。从此，陈翰笙成为我的启蒙恩师。两年里，我每周去他“106室”的家中上一次课。每次两小时，单兵教练。

自1984年夏毕业，至恩师过世，时间飞过了20年。不过20年，却天翻地覆，世事全非。当年追随恩师习学国际政治，中国的死敌是苏联。苏联诞生前，恩师就去美国留学。苏联没了，恩师还活着。他的生命跨越了三个世纪！

“106室”的主人于2004年3月13日仙逝，享高寿107岁有余。去他家吊唁，我所熟悉的“106室”全然与20年前一模一样，从未“装修”过，一件新家具没有，均为旧物，连书桌摆放的位置都没变。当年，他坐桌这边，我坐桌那边，学英文，谈历史，一杯清茶，漫议国事，打赌开心。正是“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106室低声迴荡着先师喜欢的丝竹曲。先师去也，师情犹浓，遗像如生，教诲不敢忘。睹旧物，思故人，满心的惆怅，更有满怀的感动。

其他国家的语言你不懂，

只好研究菲律宾了

每周去“部长楼”上课，常有意外的惊喜，能见到原只在电影里见过的“高干”名人。因为是固定时间，便能在地铁站见到文革时的农民副总理陈永贵。他那时好像固定每周半天，乘地铁去四季青公社上班，而且还戴着那顶标志性的草帽，不过不再有政治含义，只为避免让公众认出来。还能见到的其他名人也不少，比如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

先师无子女，夫人在“文革”时去世，起居由其九妹照看。先师父母生9子，仅存首末两子，长子先师，另一即九妹。先生的小妹慈眉善目，迄今健在，高寿91岁了。每次去上课，到家落座，她便端来一杯清茶。谈历史时，她有时取椅坐于先生身旁，偶尔取笑先生眼疾，拍着他的手，说他瞎眼不辨人。她给师生关系带来一份轻松，带来了家一般的气氛和爱意。到了1980年代中，她年事已高，自己都需人照顾了，返沪养老。她女儿童大夫一家照看先生，直至为先生送终。

与现时不同，陈翰笙对指导研究生是非常认真的。师生就是师生，每周必定要上课的，但“课堂气氛”轻松愉快。而今许多文科研究生隔周上课，还忙着为导师写书，学生写书给学生念。陈翰笙上课按部就班，1小时教授英文（中译英），1小时谈历史、社会、时政、和硕士论文。先生有高朋来访，亦不得逃课，命我移座去听他们的高论。

先生指导论文非常有办法，是紧逼盯人式。

第二次去他家，就把我的论文方向定下来了。他问，你研究外国政治研究哪里？我说研究第三世界。他说，研究拉美你不懂西班牙文。研究非洲你不懂祖鲁语或者斯瓦西里语，也不懂法文。研究中东你不懂阿拉伯文。所以你只能研究亚洲。研究亚洲的南亚，取得资料太难，研究的人也不少了。研究东北亚你不懂朝鲜文，不懂蒙古文，所以只剩下东南亚了。新加坡最反共，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没有资料。其他国家的语言你也不懂，只好研究当时与中国关系不错的菲律宾了，菲律宾的官话是英文。

我只好说，菲律宾就菲律宾吧。他说，下个礼拜，你把北大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所有关于菲律宾的资料拉个清单，拿来给我看。原来，研究方向是这样定的！后来我把此法略加改进，用于自己带的研究生，屡试不爽。

上课“自由来去”，

是老北大的自由传统之重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我疯狂地往返于北大和北海（当时国家图书馆还在北海旁边）之间。翰老极为重视“资料”，重视到近乎痴迷的地步。他80多岁了还在主编《华工史料》，以及《外国历史小丛书》。他还是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图书馆的创始人，那是世界上几个顶尖的专业图书馆之一，至今使用陈翰笙独创的编目法。好在当时国内有关菲律宾的资料稀少，自麦哲伦登陆后的数百年也没多少中文著述，进口外文书就更少，抄录图书馆卡片就够了。

到第三次见面，我拿着手抄的清单去见老师。翰老很满意，很高兴。后来开始教书，就懂得他为什么满意我了：我并不因他近乎失明而偷懒，比今天的多数研究生勤奋、听话。他问，资料大多是关于什么的？我说是关于历史的。他说那就对了，要我认真读菲律宾的历史，找个细点的研究领域，下周来告诉他。

我又废寝忘食地读了一个星期，摸清了菲律宾历史的大线索。菲律宾史大体是民族主义发展史，是民族形成史。到第四次见面，论文题目就定下来了，研究菲律宾民族主义的发展历程。这篇论文说明，帝国主义导致殖民地，殖民地导致民族形成，民族形成导致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导致独立，宗主国让殖民地独立时留下民主制，民主制在新帝国主义的面前的脆弱导致民族主义的专制，专制的堕落导致民族主义的民主化浪潮。

我完成这篇幼稚的论文只用了两年，是当时北大文科惟一提前一年毕业的研究生，还是经“校务委员会”讨论同意的。当时的理工科有否此例，我不知道。为了追求做硕士论文的效率，我“逃”了不少北大的课。回想起来，逃课很“值”。后来在北大执教，我从不点名，学生爱来不来，可迟到，亦可早退。翰老曾告诉我，上课“自由来去”，是老北大的自由传统之重。

翰老居然为研究生写论文收集资料。从第三次见面起，翰老就开始剪报，让家人和秘书给他读报后把有关菲律宾的报道全剪下来，每周都会给我一些豆腐块剪报，两年下来，竟是一大堆。如此，我有了认真读报的习惯，读每条消息，就会想想这条消息说明了什么，能支持什么样的论点。对照今天，老师让研究生为自己写书，方知翰老为学生收集资料之不同。老师的心血，当时看似平常。自己做了老师后，方知那是极为不易的。自己做了父母，才知父母对子女的一片心。

比起本科时代，硕士论文让我的学术本领“上了一个台阶”，成为我学术生涯的起点。我把那篇论文译成英文，寄给加州伯克利大学政治系，改变了他们因没有GRE成绩而不录取我的决定，挣来了当那个系博士生的资格。菲律宾是亚洲惟一的“拉美国家”，与拉美情况非常相似。这项研究使我后来很容易理解拉美学者发明的“依附论”，决定了我以“比较政治学”为生，也奠定了我在右派时代对左派的同情。有时我甚至自嘲：如果那时知道科学在于精致地证明出色的因果关系，“依附论”的发明权可能就归我们爷儿俩了。

什么是structure，我不懂英文！

翰老还教我写文章。要点大多忘记了，但有一条是一辈子不会忘的，就是通俗易懂，写短句，不用生涩的词。他告诉我：没学问的人，才用怪词。凡使用老百姓不懂的词，要么是想吓唬读者，要么就是没读懂外文原文。因为他当时没讲出什么道理来，我一直不服气。有一次，我提到“社会结构”，他马上严厉地质问，什么叫“社会结构”？我当时并不知“系统论”的道理，只是人云亦云而已，一下子把我问倒了。就说，结构就是structure。他更恶狠狠地问，什么是structure，我不懂英文！

我解释不出来，憋了半天，才脸红脖子粗地争辩说，我指的是“阶级力量对比”。他嘲笑我，那你就直说“阶级力量对比”就好了，干吗要用什么“社会结构”啊？还structure呢！我还是不服气，认为他强词夺理，但这件“强词夺理”的事给我印象太深了。多年以后，我在美国写博士论文，导师认为我的英文句子太长，让我去读韩丁写的《翻身》，说那是最好的英文。老师解释说，社会科学作品与自然科学不同，是要给大众读的。大众读得懂的文章，才是好文章。大众读着明白顺畅的文章，是最好的文章。

老师告诉我：博士论文，应当让你没念过政治学的老妈也能流利地阅读。我这才恍然大悟，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没有一个长句，没用一个“大词”，所以是文笔最好的书。该书的中文版是学生翻译的，学生没能领会其语言的通俗，自以为是地翻译成很“学术”很“洋气”的味道。社科论文的“学术气”，其实就是“学生气”。 翰老早就对我讲了这话，是学生愚钝，迟迟未能领会。

踢着顾维钧的椅子，

警告他不许卖国

看上去，先师是无所不通的杂家，却是学历史出身。他要我认真读历史，什么历史都读，古今中外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思想史。非常幸运，老师的传奇经历本身就是部丰富的历史书。他的历史感如此之强，经历如此有趣，那时的我虽无法理解，却留下深刻印象。

翰老讲他当年在美国做学生，当过激进学生的代表。顾维钧去美国谈判，陈翰笙代表学生闯入会议室闹事，踢着顾维钧坐的椅子，警告他不许卖国。先师告我，顾虽西学出身，老婆却一大堆。我那时在读《顾维钧回忆录》，津津有味，正在做外交家的梦。翰老三言两语，把我对顾的向往和对外交的神秘感一扫而空。

先师写过关于巴黎和会的博士论文，我与他谈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政治经济史，他不讲，却讲了去德国的缘由。从芝加哥大学拿到硕士学位后，先师去哈佛读博士，一年多以后就没钱继续了，于是带着仅余的一点钱同夫人顾淑行去了德国。战后的德国经济已经彻底崩溃，那点美国钱值了许多，够坐火车的豪华包厢，还够雇个德国佣人。

我在美国也学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史，学到什么，全然忘记了。若干年后，苏联垮台，中国人那点可怜的工资却能在俄国过上神仙日子。这就让我想起了翰老去德国的故事，对什么是“经济崩溃”理解得非常鲜活。当国内的“民主派”们说，不管怎么样，俄国到底是民主了。每到此，我就会想起翰老讲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是怎么垮台的，蒋介石的统治是怎么垮台的。经济崩溃，不是民主的福音，是民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温床。

做地下工作的人，

有些事是要带到棺材里去的

当时北大有一美国来的华裔访问学生，请我帮忙查她爷爷的历史。说她父母从不谈论其在法国得到博士学位的爷爷。可她爷爷好像很出色，做过中国的大官。我查不到，就去问陈翰笙。翰老不仅知道，还与那人有过交往。那人做过司法部长，不过是汪伪政权的司法部长，病死于监狱，先是国民党的监狱，后是共产党的监狱。我当时在学日文，翰老提示我去查日本出的中国名人录。我果然在那里查到了该汉奸的生平。华裔女孩得知我的“研究结果”后，一脸的落寞，让我很不忍心。

查那本名人录时，我顺便也查了“陈翰笙”，记载居然更详细。让我震惊的是，书里写到：根据日本的情报，1944年蒋介石命令在昆明抓捕陈翰笙，昆明突然飞来一架英国军用飞机，把陈翰笙接到印度去了。我就这件事问过翰老，他只告诉我，做地下工作的人，有些事是要带到棺材里去的。

把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与学术生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陈翰笙是中国第一人。在日本被处死的世纪著名间谍左尔格，获得了“苏联英雄”称号，却是翰老介绍去日本的。翰老在印度的研究工作卓有成效。他那时写的英文书，今天还在美国不少大学南亚课程的必读书单上。不仅如此，陈翰笙还是我们国家追随共产党闹革命的第一个洋博士。

提出推翻“三座大山”，

成了共产党的纲领

翰老讲中国经济史，特别是农村经济史。他讲的英美烟草公司（BAT）历史特别有趣。公司被中国本地官僚介绍给农民，先给中国农民发放优惠的小额贷款，让他们从粮食作物改种烟草。而收获的时候却以垄断性的低价收购烟叶。种过烟草的地不适合种庄稼了，农民命运只能由外国资本家左右。当烟草市场崩盘，农民还得向地主照交地租。由此，他在1930年代初就得出结论：中国农民不仅受地主的盘剥，还受外国资本的压榨，也受本地官僚买办的压榨。除了造反，没有出路。这个项目是为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做的情报研究。依赖贫苦农民闹革命，推翻“三座大山”，是这样被翰老提出，在学界传播开来，而且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

翰老是现代中国农村调查的创始人，在农村研究上的成绩闻名海内外。提到陈翰笙的中国农村研究，我在美国的博士导师也钦羡不已。这位今天哈佛大学政府系的教授、费正清研究中心的主任，当初也热情支持我继承陈翰笙的衣钵，继续研究中国农村问题。这便是我那本《农民与市场》的来源。陈翰笙研究20世纪中国农村的上半期，说明资本主义让中国小农破产和造反；我做20世纪的下半期，说明因为有25年的社会主义集体传统，所以市场经济没能让中国的小农破产和造反。在做陈翰笙的学生时，我就有个心愿，要做一点农村研究，要“青出于蓝”。“青出于蓝”的后半句，当然是由不得自己说的。

毕业数年后，我要去美国读博士，翰老为我写推荐信。到了那里才知道，他在美国的名气比在中国大，他的推荐信是关键性的。又过了好多年，我才懂得，有这样一位出色的学者领着入学术之门，是多么幸运。可惜当时年幼无知，修课时偶得的先生遗墨，均已荡然无存。

拒绝做外交部副部长，

也不当北大副校长

如所有其他人，我称老师为“翰老”。今人可能会觉得学生这样称呼老师有点怪，却颇有道理。1996年，翰老99岁，政府在人民大会堂为他庆百岁华诞，国内社科界左中右派的名人几乎到齐了。其间，季羡林先生自述成为“翰老学生”的经历，让我暗中吃惊。

在北大教书，对季先生高山仰止，既为翰老门徒，岂非季先生“师弟”？解放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中有一声名显赫的“无锡帮”，均是得翰老师惠的弟子。各代弟子都尊称“翰老”，就不会有辈份上的尴尬。先师“文革”中赋闲在家，义务教授英文，业余弟子在美国能编一个营。

“翰老”是我们大家的，因为他学问好，正直率真。

先师是学问家，也是政治和社会活动家。他一辈子讲原则，对自己心中的原则不妥协。因为他在莫斯科工作的经历，不愿与苏联人共事。归国后他拒绝做外交部副部长，也拒绝当北大副校长，号称“不会用刀叉，只会使筷子”。他疾恶如仇、直言直语，建国后不知得罪了多少人，自然也是仕途从不长进。

我去读书时，常为他对时政的严厉评论所震惊。我曾说，你这么讲话，不怕进监狱？他说，为什么怕进监狱？我说，那你若准备进共产党的监狱，当初还入共产党干什么？他说，“你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啊？为了打倒军阀啊，打倒旧军阀、新军阀。”

先师是大学问家，却一点架子都没有，我在他家读书，丝毫不感到压力。惟一有压力的是，课业结束离去时，他必定起身送至电梯口，作揖而别，让我觉得不敢消受。后来方知道，他是无论老幼亲疏、地位高低，尽皆如此。

老师平易，学生也就张狂。今日想来，依然趣味昂然。有一天，谈到苏联发动世界战争的危险——那个时候的大课题，他预测5年里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理由是，苏美两国疯狂地生产和储存了那么多武器，不打仗，两国的军工联合体有什么道理生存？我和他起劲儿地争论，也说不服他。心生一计，就要求打赌，他居然同意了，问我赌什么？我说，5年后的这一天，如果世界大战没打起来，他那个月的工资归我，打起来了，我那个月的工资归他。

他想了想，说他太亏了，不平等。那时候他的工资将近400元，我是40元，工作5年大概也就70-80元。他自己提了个赌注：输了就把手边那件大衣给我。不到半分钟，他又变了，声称那大衣是与斯诺穿错了的，不能给我。历史博物馆要，他不给，怕给弄丢了。我对此解释一声不吭，最后他自己不好意思了，改了说法：若5年后的这一天，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他要拿根杆子把这件旧衣服杵出窗外，就当作挂了投降旗。他不提我输了怎么办，就是认输，承认世界大战打不起来。

与北大同龄，

与北大同在

1997年，北大百年校庆。笔者带着学生去看他。时有电视台记者在场，请他说几句祝福北大的话。当时先师已过百岁，两眼完全看不见了，精力也很不济，谈话很难持续两分钟以上。但在那天，他好像头脑异常清楚，掰着手指头说，“我给北大老师讲三句话：第一，要好好帮助年轻学生；第二，不要当官；第三，要多写书”。电视台记者坚持要他给北大说句祝福的话。老先生居然出口成章，“祝北大今后办得像老北大一样好”。狠幽了北大一默。

记者和家人都不干了，就教他说：你说“祝北大今后越办越好”。老先生连说三遍，次次都与原先说的一样，不肯照别人吩咐的说。他认定北大今不如昔，绝不改口。他自己眼镜都要旁人帮他戴，脑子也不走了，可这些话，他一直放在心里，直到生命的尽头。这就是陈翰笙！“老兵不死，只会逐渐凋零”。

先师与北大同龄，北大百岁，先师亦百岁。陈翰笙20多岁回国之际，蔡元培校长聘他为北大正教授，是当年北大最年轻的教授。而先生过世时，已是北大最年长的教授。生命跨越三个世纪，真神人也。

先师活了107岁有余。1940年代与宋庆龄办“工合”，过手的钱千千万万，大部暗中偷运延安，自己却一生廉洁简朴。他从无额外收入，存款多用于补贴出书。离去时，竟仅余不到6万元存款。大概是举丧之资不累旁人吧，先师书面遗嘱：身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并随其早逝之爱妻，骨灰撒入富春江。正所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北京大学图书馆专辟一室，建“陈翰笙纪念研究中心”，由北大副校长、党委副书记吴志攀亲任主任。先师工作之厅堂已原样搬入这里。翰老的亲友学生们，可在此重温那些温馨的往日。

先师为中华民族的进步事业奋斗了漫长的一生，其辉煌业绩并非其晚年一弟子所能记录。但我深知，陈翰笙属于学生，他热爱学生，百岁之后甚至还“哀求”北大校方送学生给他。在他那已凝固的大脑里，最后的一缕余光是青年，是学生。

我们在北大图书馆219室开设“陈翰笙纪念研究中心”，那里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学生经过。希望他们在中心门前的铜牌前停一停脚，像我当年那样，问一声，“谁是陈翰笙？” 进来在他的书桌前坐一坐吧，那里有翰老的铜像和遗墨与北大学子们同在。

陈翰笙的妻子

陈翰笙（1897—2004），江苏无锡人，原名陈枢，著名社会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早年就读于东林小学、明德中学、雅礼学校，1915年赴美勤工俭学，1916年入波莫纳大学，以历史学为专业。1920年入芝加哥大学，获硕士学位。1922年入哈佛大学，后赴欧洲，1924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受蔡元培邀请回到北大任教，经李大钊介绍为共产国际工作。1927年赴苏联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任研究员，与马季亚尔就中国农村性质问题发生争论。1928年回国，次年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组主任，组织大规模中国农村调查，撰写多部农村问题研究著作。1933年正式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创办《中国农村》杂志。1934年，赴日本东洋文库工作。1935年再赴苏联，任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特约研究员，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赴美国太平洋学会工作，协助饶漱石办《华侨日报》。1939年赴香港协助宋庆龄开展“工合”运动，创办《远东通讯》。1942年辗转至桂林，1946年赴美国任华盛顿州立大学特聘教授。1950年应周恩来总理邀请回国，任外交部顾问、外交学会副会长等职，并出任第二、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协助宋庆龄筹办《中国建设》。1955年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62年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室主任，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北京大学和外交学院兼职教授等职。

　　陈翰笙是马克思主义农村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是享誉中西的学术大家、以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最早践行者，他的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均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推动社会发展为中心。他力图以广泛的农村社会调查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进而解答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这项工作成就卓著、影响巨大，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在农村调查领域的开创性和拓展性工作。陈翰笙也是一个身体力行的革命者，不仅以笔为武器，揭露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罪行，而且切实进行革命活动，以战士的姿态昂扬奋斗。

在中国问题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

　　陈翰笙早年在美国和德国求学，以历史为主业，能熟练使用英语写作，并利用德、俄、日、法等多种语言进行研究，1924年获得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受蔡元培先生邀请，陈翰笙携夫人顾淑型回国。陈翰笙赴北京大学任教，在此期间结识了李大钊，并通过其介绍，认识了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和一些苏联友人。这些交往使他能够阅读《资本论》并同友人讨论，逐渐以唯物史观作为主要研究方法。他在晚年回忆说：“我过去在欧美学的历史却没有使我了解历史，而只是些史料、史实的堆砌，读了《资本论》，才使我了解了真正的历史。”1926年，陈翰笙曾见到蔡和森，了解到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情况。李大钊被捕后，陈翰笙和顾淑型经过日本到达苏联，在共产国际筹办的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任研究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共产国际内部对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十分激烈，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与中国革命的方针和政策等问题密切相关。陈翰笙在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邂逅了担任该所东方部部长的匈牙利人马季亚尔。马氏是亚细亚生产方式论的代表人物，1926年曾到过中国，正在写作《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二人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中国农产品商品化等问题进行了争论。马季亚尔认为，中国的生产方式属于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东方的永佃制形式是中国的特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解体的不是等级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权，而是农民所有权及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帝国主义向中国扩张带来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其特征是资本主义不能征服和排除商业高利贷资本，只能隶属于财政资本之下。陈翰笙认为中国的现实情况更为复杂，要认识这种复杂性，就迫切地需要进行翔实的社会调查。

　　1928年，陈翰笙夫妇回到中国，应蔡元培先生邀请，陈翰笙于次年出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组主任，领导一批青年开启中国农村调查。当时，已有多个国内外团体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多样的社会调查。陈翰笙为调查进行了充分理论准备，广泛搜集调查资料，分析调查方法优劣，扬长避短。除《资本论》外，他们还讨论列宁、考茨基、马季亚尔、廖谦珂等多位马克思主义者的方法和观点。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作为理论指导和主要方法，兼及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调查足迹遍及江苏、河北、浙江、黑龙江、广东、云南、广西、陕西等地。陈翰笙完成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亩的差异》《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难民的东北流亡》《黑龙江流域的农民与地主》等著作。他们通过广泛调查和多种研究报告的出版，将中国不同区域农村间的广泛差异、土地计量方法和单位的区域差异、土地分配不均、土地所有权复杂多样、农民沉重的税役负担等状况，呈现给了国内外的研究者和读者。他们于1933年正式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创办《中国农村》杂志，在青年中间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观点，参加调查的薛暮桥、孙冶方、王寅生等众多青年，或成长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或参加革命有所作为。

　　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三场论战，直指如何以马克思主义方法分析中国社会形态这一重要理论问题。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以“中国农村派”的钱俊瑞、薛暮桥等为一方，以王宜昌、张志澄等为另一方，论战双方争论的问题包括：中国社会性质、农村问题研究方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划分阶级的方法、帝国主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资本的作用、小农经济的特点、地主是否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等。这些论题既涉及农村问题研究方法，也包括对于中国社会形态的认识。陈翰笙及“中国农村派”成员充分利用《新中华》《中国农村》《益世报》等报刊表达观点，并出版汉、英、日、俄语版本的《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等著作，以农村调查为基础，论证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出色地公开表达左翼学者的论点，批驳了认为中国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错误观点。陈翰笙及“中国农村派”成员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农村问题，是以生产关系为中心研究社会性质的学术实践。陈翰笙将薛暮桥等人的文章编辑为《农村中国》英文论文集，在太平洋学会资助下在美国出版，并出版了日文版。这些文章对中国农村社会中地权复杂、土地分配不均、高利贷盛行、农民负担沉重、手工业衰落等状况进行了分析和揭露，论证了在中国进行土地革命的必要性。陈翰笙成为西方学术界公认的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专家，时至今日，他的观点仍然受到重视。

　　1940年10月，陈翰笙赴西双版纳调查，完成《中国西南边疆土地制度》（《解放前西双版纳土地制度》是其节选本）。他指出，西双版纳封建主义的行政机构和农村公社是并存的，存在着前封建主义的农村公社，土地则属于部落及其氏族成员所有，农村公社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血缘在农村公社里始终起着控制作用。这项研究丰富了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认识，也为“亚细亚生产方式”论争提供了实证性材料。陈翰笙反对将中国社会归入“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形态特殊论。他注意考察中国不同区域生产关系的差异，将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视为一个转变中的社会，完全的封建还未过去、完全的资本主义还未到来的社会，在理解区域差异的基础上，分析何种生产关系占优势。他将中国社会归入前资本主义的、半封建的社会。

　　1944年，陈翰笙在《如何走上工业化的正轨》中指出，中国制定工业化的政策不能忽视历史的继续性和工业的社会性，以及辅助工厂工业的手工业。他在研究印度经济区域问题时，进一步指出，当大多数人购买力极低时，真正的工业化几乎是没有任何基础的，真正的工业化是工厂生产为国内市场服务的工业化。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而言，摆脱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掠夺是实现真正的工业化的前提。在中国进行工业化建设，要利用国内市场积累资金，在建设上应当按照农业、重工业、轻工业的顺序进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1929—1930年陈翰笙领导的无锡、保定调查基础上，于1958年、1987年、1998年又先后进行了三次无锡、保定调查，为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积累了宝贵资料。

坚定不移走革命之路

　　陈翰笙对于革命道路的选择，既受到时代精神的感染，又与其个人成长经历相关。他在幼时受教于东林小学，饱经传统士人观念的浸染，少年时代又就学于黄兴任教的明德中学，受到革命精神的熏陶。1910年，陈翰笙写下《书怀邹容》诗：“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长流。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这反映了其少年时代对革命者怀有的崇敬之情。李大钊是陈翰笙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他在1980年回忆李大钊时，称其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陈翰笙始终坚定不移地走革命之路，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1925年，他经过李大钊和于树德介绍加入国民党，并为共产国际做地下工作，为《国际新闻通讯》供稿。1926年，陈翰笙亲历“三一八”惨案，写下《三月十八日惨案目击记》。惨案的血腥和李大钊的被捕就义，更加坚定了陈翰笙继续革命的决心。

　　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通过《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和《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等文件，明确指出农民的土地革命是当时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中国土地关系的根本问题是土地占有制度的问题，农民的斗争是反对一切封建的束缚。从理论上廓清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农村土地问题，是最迫切的时代之问，陈翰笙以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农村问题，回答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成为将治学与革命密切结合的践行者。

　　陈翰笙从1932年开始参与宋庆龄、蔡元培等人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活动，多方营救被捕的革命同志和爱国人士。1933年，陈翰笙在《梦想的中国》一文中，希望“中国能完全独立，印度、朝鲜也独立，帝国主义因此寿终正寝”。他通过宋庆龄结识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进而结识里哈尔德·佐尔格，成为其小组成员，秘密从事革命工作。1934年，陈翰笙夫妇赴日本东洋文库工作，其实是配合佐尔格小组在东京的活动。1935年，因为有暴露的危险，陈翰笙夫妇再次辗转赴苏联，后陈翰笙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至1939年，陈翰笙夫妇在美国工作，陈翰笙以太平洋学会的工作为生，实际上是帮助饶漱石办《华侨日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发动捐款购买医药及救护车等，赠送给中国八路军。陈翰笙在美国广泛结交同情中国革命的知识分子，并撰写文章驳斥对于中国局势的错误观点。

　　陈翰笙密切关注中国局势的变化，以文章、书评、信件、宣传册等方式介绍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他讲求宣传策略，以西方人能够理解的语言风格进行写作，力求为中国的进步力量争取广泛的支持。七七事变前后，陈翰笙积极撰写文章分析日本帝国主义政策的实质，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他在此期间写作《征服与人口》《七七回顾——一位中国官员揭示的战前中国政策》《中日战争的经济背景》《中国持续抗战的前景》等文章，以阶级方法分析中国和日本社会各个阶级在战争中的作用，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政策的掠夺性，日本重工业集团和军国主义者的政策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最重要的原因。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远远没有消除农村中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是维护甚至加剧这种关系，日本无法通过征服解决人口问题。这些文章刊登在《太平洋事务》《远东观察》《美亚》等杂志上，并对关于日本侵华战争问题的论著进行讨论，宣传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对于抗日战争的观点。1938年初，陈翰笙受到太平洋学会加拿大分会的邀请，到加拿大十几个城市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决心和力量，赢得加拿大朋友的赞扬。

　　1939年5月，陈翰笙夫妇按照党的指示赴香港，协助宋庆龄开展“工业合作运动”，并积极参加“保卫中国大同盟”各项工作，向同情中国抗日战争的国外人士和海外侨胞募捐，支持中国的抗日斗争。皖南事变发生后，陈翰笙编辑的英文刊物《远东通讯》用航空版最先向世界报道了事件真相，控诉国民党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行。香港沦陷后，陈翰笙于1942年赴广西，受“工业合作运动国际委员会”委托，在桂林创办工业合作研究所，在此期间积极营救被国民党逮捕的革命同志。1944年春，受到国民党通缉的陈翰笙流亡印度，他趁机对印度农村进行调查并完成相关论著。1946年6月，他受到华盛顿州立大学邀请赴美任教。1947年，陈翰笙撰写了《经济独占与中国内战》，揭露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的原因，指出国民党统治区内经济的实质是一种依靠军事独裁控制的前资本主义买办性的政府独占经济。他在许多大学和学术团体进行公开演讲，宣传土地革命和与之直接相关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美国听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1950年，陈翰笙夫妇应周恩来总理邀请，回到祖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先后担任外交部顾问、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国经济学会副主任委员、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委员、中印友好协会副会长、对外文化关系协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亚洲团结委员会副秘书长、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等职务。他担任英文杂志《中国建设》的编辑，撰写多篇文章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成就。他创办外交部政策研究室南亚组，培养研究人员，推动南亚研究，并倡议由南亚研究扩展至中亚研究，对中国周边国家进行系统研究，将研究领域逐步扩大至整个亚洲。

科学认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

　　陈翰笙著述达400余种，多部作品有汉、英、德、日、俄语等多种版本，涉及诸多研究领域。虽然著述如此繁复，其治学旨趣却有清晰脉络可寻，他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网络中的地位问题，既探讨中国社会性质，又揭示中国同资本主义经济网络的互动关系。围绕这一主题，从农村生产关系到华工出国，从半封建社会农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工业化进程，从中国到印度，从帝国主义国家经济政策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他对这一系列问题进行研究，利用生产关系、生产力、经济区域、阶级分析、小农经济、工业化等概念对社会现实问题进行深入考察。他利用阶级分析法，充分分析不同阶级在农业生产中经济活动的特点，对农业生产各要素，如田价、田租、利息、工资等实际状况，进行详尽分析。

　　陈翰笙在广泛的农村调查基础上回答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他选取江苏、河北和广东作为具有代表性的区域，以区域性调查为基础，并针对移民、手工业发展、烟草种植等问题，对黑龙江、浙江、云南、广西、陕西、山东等地进行专题调查，从生产关系着手分析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情况，进而确定社会性质。1929年，陈翰笙在《黑龙江流域的农民与地主》中，以黑龙江流域农业生产为例，讨论农业生产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例如地价与田租，在工业资本主义不发达的情况下，田租包含着农业红利甚至是工资，田价增高就使田租同时增高，农民所得工资低落。田价愈涨，佃农雇农的经济地位愈低，自耕农与一部分地主所能投入生产的资本亦愈少，无力改善农耕技术。

　　1930年，陈翰笙在《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中考察了西欧、东欧及日本等地封建社会中的赋役制、强役制、工偿制等制度的特点，为考察中国农村生产关系提供参照。1931年，陈翰笙在《中国的农村研究》中指出，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土地面积标准的缺乏、农田的分散和农村地权的复杂性，都很明显地指出一种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但是，农村生产关系的具体状况需要进行调查。例如，以无锡为例，农户中存在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两种经营形式，占主导地位的是前资本主义式的经营。陈翰笙认为，中国农村土地的分散、赋税的繁重、谷价激落，使地主和富农不能趋向于资本主义化，土地所有与土地使用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土地问题的核心。他在《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中提出切实可行的农户分类方法，基于富力而同时参照雇佣关系，具体分析不同区域农民拥有田地亩数与生活水平之间的关系，注意不同区域的差异性。他考察地主与农民之间土地分配的情况，考察农民负担的田租税捐和利息情况，揭示土地分配不均、农民税负田租过高等现实问题，总结农村生产力低落的状况及其原因。他指出，农民经济地位越低，其承担经济风险的能力越低，其在生产中受到的压力及付出的劳动越多，土地价格的高涨加剧了农民内部的分化，大批农民越趋向于贫困，成为高利贷盘剥的对象。

　　他以实证性研究剖析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经济关系的实质。陈翰笙认为，19世纪中叶以来，工业资本侵入中国农村，其最大影响是工业化和农产品的商业化。外国工业扩张所侵袭的是中国的市场关系，它帮助发展了中国旧有的商业组织，使商人资本在中国农业经济中的地位得以加强。他在《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一书中，分析帝国主义经济渗透与中国农民生产活动之间的经济关系。他认为，在半殖民地的情况下，现代工业化没有对中国农民的生活产生有益的作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业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原料作物的发展，一般总是导致农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富农、中农和贫农在工业原料作物选种方面承受的经济压力不同，后两者面临更多经济压力却获得更少回报。只有一个独立民主的中国，工业化才能带来它所期望的社会福利。

　　陈翰笙比较中国和印度的农村生产关系，完成《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一书，以此研究说明三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帝国主义的统治会对殖民地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给出的答案是：帝国主义统治会造成殖民地经济结构的不均衡，这种不均衡会成为殖民地社会工业化的绊脚石。第二个问题是前工业化国家农村问题的出路在哪里，陈翰笙的研究表明，仅仅是解除封建制，未必能够解决农村问题，因为农民对于土地的权利没有保障，解除封建化后必须以某种改革实现农民对于土地的权利。如果农村问题不解决，工业化就不是彻底的真正的工业化。第三个问题是如何协调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陈翰笙注意到，在印度最好的农业区也存在这样的现象，即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与农民贫困同时出现，自然环境的富饶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条件，必须同时具备合理的制度，农民的贫困可能是制度性的贫困。

　　陈翰笙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地理学等概念引入历史学研究中，提出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形成自为一体的世界历史研究体系。世界历史研究应当说明世界历史演变的过程，并揭示历史发展的普遍性规律。他重视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认为必须在大量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研究。他与其他学者共同主编“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丛书共10辑。他主持编纂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为中国华工史研究奠定基础。他同薛暮桥、冯和法共同主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史料集，汇集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村问题的理论、方针、政策的重要文献。他注意普及历史知识，积极推动“外国历史小丛书”出版。陈翰笙既是学者也是战士，为推动社会发展贡献了毕生精力，后人应当纪念他、景仰他。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农村派’与农村经济问题研究”（20BZS09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历史与文化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刘旭升 何宛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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