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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总理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后来因为政府和外交方面的工作太多，忙不过来，就推荐另一个人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彭德怀。

当时正是抗美援朝时期，彭德怀本来在前线也很忙，但因为身体出现了问题，就在1952年4月回国治病，由邓华代替他主持志愿军的工作。

到了这一年的7月，彭德怀的身体没问题了，周总理就提议，由他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并兼任总参谋长。

对周总理的情况，彭老总也是很理解的，当时刚刚建国，百废待兴，什么事都要周总理去操心，再加上外交上的事，确实没有时间再管军委的事，至于其他的人，朱老总当时是副主席，而且年纪大了，林彪的身体又不好，也只有彭老总有这个资历和能力来主持这个工作，换了别人还真不行。

因此，彭老总就没有推辞。

但是，对后面那个“兼任总参谋长”，彭老总却没有接受。

彭老总打了半辈子仗，当的都是军事主官，负责的是拿主意、抓大局，而总参谋长需要管的事却纷繁复杂，需要极大的耐心，这一点确实是不适合彭老总的。

早在解放战争初期，彭老总也兼任过一段时间的总参谋长，但没过多久就不干了，还是带兵打仗更适合他。因此，当周总理想让他兼任总参谋长的时候，彭老总就明确表示了拒绝，并向毛主席推荐了两个人。

第一个是高岗，彭老总还向毛主席说了高岗的很多优点。

但是，毛主席没有同意，反问他说：“高岗难道就没有缺点吗？”

确实，高岗之前一直在地方工作，没有在军队担任过什么具体的职务，让他来当总参谋长，很明显是不合适的。

而且，高岗当时的职务也不少，既是副主席，又是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毛主席还想让他出任新成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主持“经济内阁”，是没有精力管军委的事的。

高岗被否定后，彭老总又推荐了第二个人，就是邓小平。

应该说，邓小平还是很合适的，之前长期在军队工作，而且政治能力强，足以胜任总参谋长的工作。

但是，毛主席当时已经决定让邓小平担任副总理，协助周总理工作，也是抽不开身的。

那么，最后让谁当总参谋长了呢？

其实没有变化，还是徐向前。

在建国初期，徐向前被任命为总参谋长，但因为他的身体不好，由副总参谋长聂荣臻代替他主持总参谋部的工作。后来，因为工作太忙，聂荣臻的身体也吃不消了，中央就在1951年10月把粟裕调过去，担任第二副总参谋长，协助聂荣臻工作。

如果让粟裕代理总参谋长，应该说是足以胜任的，但可惜的是，粟裕的身体也不好，当初毛主席决定抗美援朝的时候，就因为粟裕和林彪的身体都不好，才改派彭老总挂帅，因此，到了1952年7月，中央就想让彭老总兼任总参谋长，把总参的工作也担起来。

但是，彭老总担心自己做不好，极力推辞，中央也就没有强人所难，而是把黄克诚、张宗逊、李克农等人调到了总参，担任副总参谋长，一起来分担总参的工作。

到了1954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粟裕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共有11人，包括黄克诚、张宗逊、陈赓、李克农、王震、许世友、邓华、彭绍辉、张爱萍、杨成武、韩先楚，阵容还是非常强大的。

可惜，粟裕和彭老总都是性格倔强的人，不善于变通，在工作中出现了很多矛盾，最终在1958年，粟裕被撤销了总参谋长的职务，由黄克诚继任。

（参考资料：《彭德怀传》《毛泽东与彭德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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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深一度#

1950年10月4日，一辆汽车从西郊机场飞快地驶进西直门，彭老总看着外面的街道，心里感慨万千，新中国已经满一周年了，新中国的诞生真不容易呀......

汽车最终停在丰泽园门前，彭老总快步走向颐年堂，彭老总没想到，自己见到毛主席后，毛主席亲自点他的将，让他出兵朝鲜。对于这一决定，毛主席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彭老总是大家公认的、久经考验的一位敢于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的帅才，所以，在进行志愿军司令员人选时，毛主席说：我的意见还是老彭最合适。

其实，除了彭老总之外，毛主席还考虑过别的人。

比方说很有军事才能的粟裕就深受毛主席赏识。只是，前些日子，他托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给毛主席带来了一封信，谈到自己的病情很重。毛主席给他回信，让他安心休养，直至病愈。

林彪也称自己有病，毛主席在这之前曾经找林彪谈过一次话，说明我们为什么要出兵，不出兵会怎样......可以说分析的面面俱到，但是林彪表示自己有病，如何能率兵打仗，他要求去苏联治病，毛主席同意了。

正当毛主席绞尽脑汁时，彭德怀的身影跃入脑海这些年来，彭德怀屡建奇功，捷报频传，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

对于毛主席的这一决定，彭德怀坚决拥护，他必定会完成任务。

1950年10月19日，这是一个载入史册的日子。

当北京市民还沉浸在梦乡时，几辆汽车从长安街急驶而过，坐在车子里面的彭老总和高岗昏昏欲睡，就在出发前一晚，毛主席、周总理和他们一起反复研究入朝作战的方案，彻夜未眠，汽车抵达西郊机场，彭老总才醒来。

虽然过程艰难，但是，彭老总不负毛主席重托，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

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是1951年，照片所在地就是朝鲜，这也是彭老总和金日成的合影，照片中，金日成和彭老总都背手而立，金日成还穿着一双皮靴，但是，如果看气场，还是彭老总更强大。

彭老总和金日成的最后一次见面发生在1957年11月16日，当时，彭老总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孙立忠说：“我请示了主席，今天晚上我要去看望金日成首相......”孙立忠听完后，立刻着手安排相关事宜。

晚饭后，彭老总前往金日成的所在地，莫斯科外面白茫茫一片，汽车行驶了一个小时的时间，终于抵达目的地。金日成提前收到彭老总即将到来的消息，已经站在门口。彭老总看到金日成后，三步并作两步，主动上前和他握手，“真不应当，你是领袖，怎么来门口接我。”

金日成谦虚道，这是东方人的习惯嘛，元帅都已经来了，他自然要去门口迎接，更不用说两人还是老战友了。两人相视而笑。听着金日成那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彭老总也感到无比的亲切。

两人进门后，欢欢喜喜地谈了两个小时，抬头一看钟表，时间也不早了，彭老总第二天还有重任在身，便主动告辞，临别之际，金日成还亲自将彭老总送去了大门口，并再三感谢中国人民。彭老总摆摆手：“不必客气，保卫世界和平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两人在门口拥抱告别，一切都在不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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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总参谋部的领导班子进行了一系列调动，阵容相当豪华。粟裕成为总参谋长，同时配备11名副总长，分别为：陈赓、黄克诚、王震、彭绍辉、张宗逊、邓华、许世友、韩先楚、杨成武、张爱萍、李克农。

这里面张爱萍是比较特殊的一位，他生性直爽，只要自己看不惯的一定敢于出声，曾被毛主席批评“好犯上”、被邓公评价“惹不起”。

就私人情谊而言，他与直属领导粟裕关系很好，同时与更上级的国防部部长彭总来往也很多。

偏偏这两位张爱萍都很尊敬的人，在1958年发生了强烈的冲突。按照张爱萍的脾气，当时是怎么做的？后来又是如何看待此事呢？

一、短暂的和谐期

1954年10月，正在浙江前线部署一江山岛战役的张爱萍，突然接到了被任命为副总长的通知，他内心是比较激动的，更加仔细地应对即将到来的战事。

次年1月，他指挥华东军区海、陆、空军各一部登岛作战，不到一天就成功解放一江山岛。这是我军首次海陆空三军协同作战，张爱萍打出耀眼的战果，得到中央多次表扬。

到三月时，沿海地区趋于平静，张爱萍遂前往北京上任，在他晚年所撰的回忆录中，有一个名为《最高统帅部》的章节，记述的就是他在总参工作、生活的事。

据他回忆，虽然副总长有11人之多，但大多数有其他工作，要么坐镇大军区，要么是兵种负责人，实际常驻北京办公的只有陈赓、张宗逊、李克农及他自己。

这个时期的总参整体氛围很融洽，粟裕不独断，谁有意见都可以提出来，而且他敢于放手，让几位副总长独当一面，遇到棘手的事情大家就坐到一起讨论。

偶尔因为一些问题发生争执，几个人就出去吃一顿，轮流坐庄，吃饱喝足也就没火气了。对于那段时光，张爱萍非常感慨：

粟裕同志任总长的时期，是总参最好的时期，也是我心情最愉快的时期...我们也争，但从不计较，相互间从来没有隔阂。没有哪个是你整我、我整你的。

大家都不是官老爷做派，底下的人做事就没那么多弯弯绕绕，平日里尽好自己职责，有突发事情直接汇报解决，简单高效。

张爱萍本以为这样能一直推进工作，早日完成军队的现代化建设，然而，这个和谐时期仅仅只有3年多。到1958年，一切都变了。

二、不清晰的职责划分

总参本是负责全国军事的，1954年中央又新成立国防部。当时的工作流程是粟裕主持军队事务，各副总长分工协作，总参制定方案后递交上去，国防部部长彭总拍板，再发回总参向下执行。

但由于两个部门职能高度重合，实际操作起来出现了很多麻烦，经常出现两个部门为同一件事去向毛主席汇报的情况。久而久之，就产生了矛盾产生。

文史学者张雄文在《无冕元帅：一个真实的粟裕》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毛主席让粟裕每半个月去汇报一次工作，彭总认为粟裕是在越级上告。粟裕听到这个风声后，就将汇报的内容先交到国防部，让彭总转给主席。这样彭总也不悦，说“让我转毛主席，我又不是你的通信员”。

怎么做都是错，粟裕便有意避开彭总。

张爱萍回忆录对粟裕这种心理也是有描写过的，有两件事表现得非常明显。

一是在1955年1月一江山岛爆发前夕，许世友向上级建议，暂时不发起进攻，获得批准。

这让张爱萍气得脸色铁青，当即给总参打电话说明情况，表示一定要速战速决，否则拖下去弊端太多。对面是陈赓，他也做不了主，就转头去请示彭总，最终得彭总同意，战役按时发起。

事后张爱萍得知，陈赓挂掉电话去找了粟裕，但向来有主见的粟裕没有发表意见，只让去找彭总定夺。张爱萍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二是张爱萍进入总参后主管军队行政工作，他经过一段时间调研，认为我国参照苏联设置的“八总部”制不合理。

苏军有足够大的规模、足够强的工业水平，所以一些部门、军/兵种要进行分开管理。但我国没那个条件，比如当时解放军成立了防空军，但全国飞机数量都不多，防空军训练还得找空军借装备。

在张爱萍看来，有些单位根本没有分开的必要，多设立机关反倒使得人员臃肿、功能重叠，互相之间的扯皮极大耽误工作效率。

张爱萍把自己的想法放到总参内部会议上说，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但讨论出一个方案后，粟裕却不想去汇报，最终还是张爱萍去找彭总。

经张爱萍一顿分析，彭总点头批准，八总部就陆续减少为三总部，一些军种也被改制。虽然这两件事都得到妥善解决，但背后已经暴露出很多问题。

特殊的时代背景、高度模糊的边界，让彭、粟对开国将帅矛盾到了难以缓和的程度。

三、很难确定的界限

建国初期，一切都在摸索阶段，就出现过很多麻烦事。按照规定，总参负责管理三军，但要在国防部的监督下运行，重要工作需上报批准。

这里就有一个比较主观的问题——什么算重要工作？如果事无巨细都汇报，那国防部一天到晚只用盯着总参就够了，别的事情也没精力处理。这样国防部长肯定会对总参谋长有意见。

但如果有一件事情，总参认为不重要没有上报，偏偏国防部认为重要怎么找也没找到文件，国防部长还是会对总参谋长有意见。所以，粟裕那个位置很不好干，1958年他被批的三件事，源头都是出自这种矛盾。

第一件是1955年6月的策划攻打妈祖列岛事件，当时粟裕在北京召集福建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作战部王尚荣等人研究福建前线作战的问题，讨论完后就部署了进攻马祖三个岛屿的准备。

此事粟裕觉得只是做准备，还没到发起进攻那一步，就没在上报国防部及中央。后来彭总从南京军区得知消息，连忙出手喊停。

同年7月8日，彭总主持了关于福建沿海作战的会议，当初粟裕那番部署涉及到的有关人员全部到场。

粟裕在会上解释自己只是认为夺岛时机已到，要求下属军区做全面准备，但没有说是全面攻击，很可能是误解了。

彭总倒没有批评谁，只是重申军事行动要多角度地去衡量，需考虑国际局势、政治、外交等因素，以后有什么部署必须要经过军委批准，才能着手准备。

这就是很典型的粟裕认为不重要、彭总认为重要的事。在粟裕看来，只是让各部针对性训练、做好充足准备，没有直接调动军队展开军事行动，不算特别大的事。

但彭总却觉得军事方面的问题，不经过沟通就擅自行动，长此以往会有风险，一定要警惕注意。如此相处下去，两人心里都会认为对方管得多。

第二件事是1957年的访苏忽视外交纪律，当年中苏两国进行了对等会谈，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在跟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讨论时，就提了一个要求。

他说目前中国国防部及总参谋部之间的职责分工不明确，总参管的事情太多太杂，很可能会导致精力分散而延误重大问题，所以希望得到一份苏联国防部及总参谋部分工的材料，用来借鉴参考。

按照规定，两个国家之间如果一方要向另一方请求提供财、物、文献资料，是需要国家最高领导人人决定的，另一方是否给予，同样也得经过一套程序。

粟裕如此随意地提出，似乎还有几分抱怨之意，这就不太合适，也导致他被多人批评。

第三件事是1958年志愿军撤军纰漏，这年2月25日，彭总召开军委会议，讨论志愿军回国后的安排，基本上把所有事情都敲定了。

次日粟裕认为既然中央已确定撤军，在朝的志愿军也已准备完毕，那晚撤不如早撤，就以总参的名义给志愿军5个作战单位下达调令，让志愿军3月8日回国。

这道绕开国防部的命令，彻底点燃了彭总的怒火。所以在同年的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彭总很激烈地批评粟裕，使得粟裕最终离开了一线领导岗位。

对于此事，向来敬重彭总的张爱萍说了公道话：

彭也有缺点，甚至是很明显的缺点，在有的问题上存在失误，比如对待粟裕、刘伯承这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但责任也不全在他，他只是不认可树立过高的个人权威。

事实上，彭、粟都是出自公心，奈何方式和思维不同，职能的高度重合是两人矛盾的关键，这种麻烦过了几十年才得以明显调整。

如今的国防部主要负责军事外交和宣传动员工作；总参谋部主要负责作战训练和战备工作，基本上不再重叠。

就是可惜，粟裕在年富力强就早早退居了二线，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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