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收入分配改革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同时指出“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这一重要论断为新发展阶段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指明了方向、明确了要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进一步作出部署安排。笔者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础上，对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薪酬分配制度改革提出几点思考。

一、薪酬分配制度在推进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

共同富裕和分配制度是统一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大背景中的有机整体。一方面，推进共同富裕是分配制度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财富分配目标，分配制度改革必须服务服从这一目标。另一方面，分配制度改革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动力和保障。推进共同富裕，需要在创造更多社会财富的基础上做好财富分配。好的分配制度有利于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薪酬分配制度是分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薪酬分配制度涉及全体劳动者薪酬收入，对推进共同富裕发挥基础性作用。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劳动就业获取薪酬收入，是广大劳动者获取生活资料、形成财富积累最主要的渠道，薪酬分配制度直接影响劳动者个人乃至整个家庭的富裕程度。薪酬分配制度发挥着激发广大劳动者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作用，对企业等各类组织的劳动生产率有重要影响，关系社会财富“蛋糕”的规模。薪酬分配制度还事关正确处理发展与分配、需要与可能、先富与后富等关系，对推进共同富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压舱石”。

薪酬分配制度涉及广大劳动者的消费能力，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手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立足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的战略决策，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部署。在新发展格局中，国内大循环具有主体地位，扩大内需是关键。薪酬分配制度既直接决定劳动者薪酬收入水平，又影响他们的薪酬收入预期，对提升劳动者个人和家庭的消费能力与消费需求具有重要作用，是扩大内需、推动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手段，对构建新发展格局意义重大。

薪酬分配制度涉及对知识、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的价值回报，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新质生产力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演进方向，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薪酬分配制度涉及如何充分挖掘劳动者潜能，让劳动、知识、技术、管理等依着在人身上的生产要素更好地和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结合，充分迸发出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创造更雄厚的物质基础。

二、我国薪酬分配制度改革取得的成效

我们党历来重视薪酬分配制度改革，新中国成立以来分别于1956年、1985年、1993年、2006年进行了四次大的改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推动薪酬分配制度改革取得积极成效。

薪酬分配理论不断创新。党的十三大在明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同时，提出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党的十五大则把多种分配方式概括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党的十六大把多种分配方式进一步概括为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党的十七大更进一步将其提升为分配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明确提出不断完善由要素市场评价要素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这就把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单纯的按劳分配扩展到按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知识、数据等各种生产要素对社会财富的创造所作的贡献分配。分配理论的创新，对于推进薪酬分配制度改革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薪酬分配模式不断丰富。改革开放前，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逐步形成了干部职务等级工资制以及工人八级工资制。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完善，薪酬分配更加体现奖勤罚懒、奖优罚劣，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体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繁重劳动和非繁重劳动之间的合理差别。薪酬分配模式呈现多样化，有的实行计件工资，也有的实行计时工资，有的实行等级工资制，也有的实行岗位（职务）工资制、结构工资制，有的建立浮动工资、绩效工资制度，同时津贴、补贴等制度也不断得到完善。党的十八大以后，薪酬分配更加体现劳动者知识、技术等价值贡献，提出探索实行年薪制、协议工资、项目工资、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等中长期激励模式，进一步调动了创新创造活力。

薪酬水平较快增长。2012—2021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从46769元提高到106837元，年均增长9.61%；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从28752元增加到62884元，年均增长9.08%；外出农民工年均收入从27480元增加到53184元，年均增长7.61%（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非私营、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以及农民工工资及增长率，均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计算）。2012年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仅相当于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德国平均工资的18%，2020年工资水平提高到上述五国平均水平的32%，为日本工资水平的43%（根据ILOSTAT计算）。同时，劳动生产率也不断提高。以2010年不变价计算，2012—2021年，我国劳动生产率从9419美元/人提高到16512美元/人，年均增长6.44%，增速远高于同期英国（0.06%）、美国（1.27%）等发达国家（我国、英国、美国劳动生产率及增长率均根据ILO Modelled Estimates计算）。

薪酬分配秩序日趋规范。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党的十八大之后，我们党坚持严的基调，从多方面发力，薪酬分配秩序进一步得到规范。2013年，有关部门印发针对违规发放津贴行为的处分规定。2014年，出台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强调逐步规范企业收入分配秩序，对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不合理的偏高、过高收入进行调整。2021年，对各地公务员绩效奖金进行规范，同时统筹考虑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总的来看，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党把握发展阶段新变化，积极推动薪酬分配制度改革，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经济发展不断提质增效，为新发展阶段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当前薪酬分配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总结成就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新发展阶段，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新形势下，我国薪酬分配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仍有待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判断劳动者的收入分配状况和分析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收入分配关系变化的重要指标。劳动报酬是国民收入的主体，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高往往是一个国家收入差距小、内需动力足、发展潜力大的重要标志。2012年至2021年，我国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从49.4%增长到51.6%（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3》相关数据计算）。发达国家这一比重一般在60%~70%。相对而言，我国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偏低。比较突出的问题是，非公经济、新业态等就业人员薪酬正常增长机制缺乏有效制度安排，影响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的提高。

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薪酬分配的实现机制还不够健全。目前，在各类生产要素中，资本、土地等要素参与分配的路径相对清晰，但知识、技术、管理等人力资本要素由于存在非实物性的特点，以及产权不明晰、制度安排滞后、收益分配不健全等问题，导致难以形成有效的激励方式。中央明确实行知识价值导向分配政策后，有关部门、地方积极探索对科技人员实行更加灵活的薪酬制度，取得了不少成效，但仍然需要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制度创新，在薪酬分配中更加有效地体现知识、技术、管理要素价值。

薪酬分配格局有待进一步优化。我国的基尼系数目前仍然较高，表明收入差距还较大。据有关学者研究，从我国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来看，工资性收入不仅基尼系数值最大，其贡献率也是最高的。在薪酬分配格局上，有以下体现。一是薪酬的地区差距、行业差距较大。2022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最高的省份为上海市212476元，最低为河南省77627元，省份间最高最低倍数为2.74倍；最高的行业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220418元，最低为住宿和餐饮业53995元，行业间最高最低倍数为4.08倍（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3》相关数据计算）。二是公共部门和企业部门的薪酬关系还没理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要求建立工资调查比较制度，定期开展公务员和企业相当人员工资水平的调查比较，但仍处于研究探索中。2022年，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最高的为上海市262401元，最低的为吉林省80023元，省份间最高最低倍数为3.28倍（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3》相关数据计算），高于省份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最高最低倍数（2.74倍）。可见，公共部门工资的地区差距要大于企业。三是分配秩序不规范问题仍然存在。2022年，全国共查处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问题9344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508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1255人，三项指标分别占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相应指标总数的9.80%、10.67%、11.63%（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的2023年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年报相关数据计算）。争议原因为劳动报酬的劳动仲裁案件593024起，占2022年劳动仲裁立案总数的40.3%（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23》相关数据计算）。恶意欠薪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

薪酬分配中的一些理论问题有待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薪酬分配理论，进入新时代、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的薪酬分配理论需要与时俱进。例如，“按劳分配”原则要求体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繁重劳动和非繁重劳动之间的合理差别，那么这与按“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分配的区别与联系是什么？再如，机关事业单位职工薪酬分配在传统分配理论中被认为是通过收取税收后进行的再分配，但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角度看，公共管理也在创造社会财富；许多事业单位知识、技术等生产要素密集，对创造社会财富发挥直接作用；那么，机关事业单位职工薪酬分配是否也应属于初次分配？这些实践中的问题，都有待于通过薪酬分配理论创新来加以解决。

四、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中薪酬分配制度改革的对策建议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再上新台阶，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明显提高。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党中央提出的明确要求，必须立足我国国情，不断深化薪酬分配制度改革。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和挑战，着眼于薪酬分配实践和理论创新，提出如下建议。

建立健全薪酬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提升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努力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坚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表现，也是助力提升广大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一是建立健全薪酬水平正常调整机制。探索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处理好薪酬水平增长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正相关关系。发挥工资指导线的导向作用，建立健全企业薪酬水平正常增长机制。对于非公企业、新业态，要研究建立符合其特点的薪酬水平正常增长机制，引导提高员工工资水平。二是完善工资协商制度和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发挥好工会在保障劳动者权益和工资协商方面的地位和作用，改变劳动者群体的弱势局面。完善工资支付保障机制，加快工资支付保障制度的立法进程。三是加强对用人单位薪酬分配的指导。制定分配指引，引导用人单位完善薪酬管理办法，打通分配“最后一公里”，提升劳动报酬分配的合理性。

构建人力资本创造价值的精准化回报机制，逐步完善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薪酬分配的制度设计。知识、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具有非实物化、长期化、智力化，难以短期量化评估贡献，与人力资本高度统一等特点。要通过对这些要素合理参与薪酬分配的制度设计，推动形成人力资本创造价值、价值创造者得到合理回报的良性循环。一是建立中长期激励制度。逐步建立并完善年薪制、项目工资制、股票期权、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以及科技成果投资入股等激励方式，促进人才潜心工作，抑制短期浮躁行为。二是探索建立协商确定高端人才薪酬的制度。从事研究开发、管理等工作的高端人才，具有高度稀缺性、高度竞争性。在国际科技竞争、人才竞争白热化的局面下，应当对其实行更加积极的薪酬政策。在严格限定范围、条件的前提下，探索建立以市场价位为基础，协商确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薪酬水平的制度。

加强薪酬宏观调控，逐步缩小薪酬差距，优化薪酬分配格局。薪酬分配制度既要注重效率，推动做大社会财富“蛋糕”，也要注重在切分“蛋糕”时体现公平，进一步规范薪酬分配秩序，优化薪酬分配格局。一是加强薪酬宏观调控。薪酬分配涉及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各类组织，直接关系约9亿就业人口的利益分配，十分复杂敏感。需要合理的分级分类管理，更需要在宏观层面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避免结构失衡、格局失调。二是加强薪酬管理监督。狠抓各项薪酬政策落实，完善对工资总额的确定办法，强化对劳动定额的管理，监督部分企业不得以随意制定劳动定额的方式压低职工工资。强化工资支付保障，加强公职人员薪酬管理监督，进一步规范分配秩序。三是促进形成“橄榄型”薪酬分配格局。提升薪酬调查和岗位薪酬价位发布制度的精准性和导向性，探索建立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个人所得税差异化政策，逐步缩小地区间、行业间薪酬差距。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调节过高收入。

深化薪酬分配理论问题研究，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的薪酬分配理论体系。要着力研究薪酬分配领域的重大理论问题，充分发挥理论研究对薪酬分配制度改革的引领作用，解决薪酬分配实践中的难点、堵点问题。一是从实践出发，构建中国特色的薪酬分配理论体系。贯彻落实习近平经济思想，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独特实践出发，按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要求，构建中国特色的薪酬分配理论体系。二是与时俱进，深化薪酬分配重点难点问题的理论研究。深入研究“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区别与联系，探索“按要素分配”的实现方法。研究知识、技术、管理等人力资本要素的产权归属与价值贡献的评价体系。深入研究机关事业单位薪酬分配的属性，探索打破传统分配理论的束缚，促进公共部门薪酬分配的制度创新，有效促进创新创造，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是逐步壮大薪酬分配理论研究队伍。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建立薪酬分配理论研究机构，加强薪酬分配领域政策、数据等信息共享，加大国家社科基金等对薪酬分配研究项目的支持力度，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进入薪酬分配研究领域。

（作者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福利司司长）

收入分配改革建议怎么写

记者 闫桂花

供给强、需求弱，是当下中国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在28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行的《关键之年的潜力与布局暨《中国经济2025》新书悦读会》上，专家强调长期来看，收入分配改革一定是最优解决方案，但短期要重视投资对稳定宏观经济的重要意义。

中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表示，需求不足，一定是收入分配出现了问题。他说，所谓的需求并不是欲望，而是欲望与购买力相结合所形成的、表现为市场购买行为的有效需求。

“因为购买力是有限的，所以有效需求也是有限的。如果把过多的收入配置给了消费者之外其他的部门，使得这些收入不能最终转化为消费，就会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徐高说。

他提到，从中国产能利用率和工业品出厂价格（PPI）衡量的通胀水平长期偏低的情况来看，中国有效需求的情况并不是最近才有，而是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出现了。

北大国发院校友学院发展基金讲席教授卢峰指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内需不足问题与以往不同，持续时间较长，同时，因与快速变化的国际形势紧密勾连而变得更为复杂。由于国内需求不足，企业更多地依赖外部市场来消化产能，从而导致贸易顺差增加。

他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和制成品贸易顺差已经分别达到全世界顺差的37%和65%，“也就是说绝大部分顺差都在我们一个国家，可见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格局”。这种失衡格局与美国的贸易打压、以及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争端密切相关，因此经济的“再平衡”是非常必要的。

卢峰还提到，当前“供强”还表现在中高端行业达到了前沿水平，少数高科技行业领先全球，这在过去是没有的；而“需弱”，也并非绝对的弱，实际上需求还是有增长，但相对供给偏弱、不足。

面对“供强需弱”的局面，政策应该从哪些方面发力？

徐高表示，有效需求不足并不可怕，“中国现在面临的需求不足问题靠中国经济自身完全可以解决，换句话说，只要国内宏观政策对路，哪怕外部有再大的冲击，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需求问题也完全可以化解。”

他表示，上策是调整收入分配改革。“供强需弱”的核心就是老百姓手里的钱占整个经济的总收入的比重太低，钱多了，消费支出也就增加了，有效需求也就增加，需求不足的局面就能够得到明显改善，而且老百姓个人的生活和总量经济增长之间脱节的感觉会明显减弱。

卢峰对此表示认同，他说，在保持新质生产力增长、供给能力活跃提升的同时，要通过宏观结构体制的调整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推动经济的再平衡。“这样一个必要性是我们自身发展的需要，要做这个事情实际上就是改变收入分配，实际上就是给底层老百姓更多的收入的支持。”

卢峰进一步指出，收入分配改革是一个长期的事情，要从逻辑上厘清收入分配机制并做出真正的改变，未必是那么容易的。“有两个五年计划能做到这一点可能就不错了”。好消息是，学界对这个问题的共识越来越高，高层也在对此做出回应。

徐高认为，“中策”是通过投资来弥补消费不足。投资可以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增加就业机会，从而间接提升居民收入，短期内可以拉动经济增长、维持宏观稳定，但代价是投资效率的下降。

他强调，“中策”虽然有诸多不好，但助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为中国培育了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尤其在中美博弈阶段，中国仍需要提振和扩张供给能力，当然，“供给能力一定需要有效需求来保驾护航”。

徐高还表示，去产能是最坏的做法，也就是“下策”，因为产能收缩也会伴随有效需求的收缩。“比如你把一个钢铁厂给关了，钢铁厂工人就失业了，失业的工人收入下降，支出意愿、支出能力都会下降。试图通过去产能来平衡供需，是条死路。”

他强调，稳定宏观经济本身就是最大的促进创新政策，比结构性政策更有效。他以种树为例，扶持创新就相当于在花园里播种树种，最好的办法就是维持一个适宜种子成长的宏观环境。所以，刺激消费要讲究“先破后立”，在消费没有有效提振之前不可过度打压投资。

“宏观政策需要对过去几年过度打压投资，尤其打压房地产投资这种倾向进行纠偏，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地保证经济能够在今年实现5%左右的平稳增长。”徐高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补充说，目前中国的生产供给远远大于服务供给，如果要挖掘未来增长的潜力，服务供给一定要加大力度，要更多从消费端、从需求来牵引服务业创新发展。其中，低空经济可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具有巨大的潜力和战略意义。

383最大亮点是收入分配改革

（本文作者王军，华泰资产首席经济学家）

整体来看，前五个月中国经济开局良好，供需两端和三大需求均有所改善。在经济下行趋势有明显放缓迹象的同时，经济运行也存在明显的不平衡性，呈现结构性复苏特征。针对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和结构性复苏的基本特点，为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未来宏观经济政策仍有必要继续保持较大的扩张力度，加快推动结构性改革，且需增强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

一、当前的经济运行呈现结构性复苏和有效需求不足的基本特征

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复苏主要体现在七个方面。

第一，供给强于需求。这可以从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情况，以及物价低位震荡走势，产能利用率变化情况等多方面得出这一结论。从产能利用率来看，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3.6%，比上年同期下降0.7个百分点，比上季度下降2.3个百分点，创下自2020年一季度之后的最低值，说明工业领域存在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问题。从产品销售率来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为94.9%，同比下滑0.6个百分点。从价格表现来看，5月物价延续低位震荡走势，CPI同仅增长0.3%，PPI同比下降1.4%，是连续第20个月下降，这些都表明总量供大于求的矛盾尚未解决。总之，中国仍处于十分关键的经济转型过程中，“旧质生产力”动能不足所导致的产能过剩压力较大、内需不足等问题，仍是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

其他还有一些结构性复苏的特征，包括：第二，制造业强于建筑业。第三，高技术产业强于其他产业。第四，外需强于内需。第五，消费强于投资。第六，年轻人特别是大学毕业生就业。第七，上游价格PPI强于下游的CPI。这些在1-5月的经济数据中都表现得比较明显，这里就不展开详细了。

总之，当前的经济运行一方面呈现结构性复苏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总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仍然是主要矛盾。展望全年，如果前五个月这种好的势头能够继续保持下去，如果政策能够更加应对得当，保持较大的扩张力度，相信全年复苏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能够实现5%左右的增长，但是名义GDP要想实现6%以上看来还有困难。

二、政策面释放出促进房地产市场企稳见底的积极信号

4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统筹研究消化存量房产和优化增量住房的政策措施。5月17日又召开了全国切实做好保交房工作视频会议，央行还将设立3000亿元保障性住房再贷款。可以说，从中央到地方再到部门，均已释放出非常明确和积极地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重要信号，相信这将有助于改变目前市场的过度超跌状态、逐步实现市场的稳定发展，将逐步减轻对于经济增长的过度拖累。

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虽然行业的政策底已经显现，但由于中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房地产业正处于调整过程和转型时期，相关政策的支持力度虽然足够大，但积极的政策信号要真正传导到投资、销售端仍需要时间，其效果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观察。

三、经济持续复苏仍需扩张性政策支持和结构性改革推动

1、扩张性和一致性宏观政策仍是支持经济持续复苏的必要条件

尽管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已呈回升向好态势，但各项数据也表明，当前的复苏仍是结构性复苏，部分行业仍存在产能过剩。但这些只是表象，背后的实质还是总需求特别是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对此，必须明确采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扩张政策，通过加大刺激内需的力度来稳定经济增长，而且需增强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这是宏观调控的正常应对和常规操作，不应有任何心理负担。只要经济能够实现稳定可持续增长，把蛋糕做大，在发展中这些问题都将得到解决。

第一，财政和货币政策、消费和投资政策要积极配合，保持取向上的一致性。目前，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比较大，超长期特别国债也已经开始发行。为此，货币政策需要营造与财政政策相适应的货币金融环境，从数量和价格上配合财政发债、地方化债，支持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与消化存量房产等。后续货币政策仍有必要尽快采取降准、降息等操作来确保流动性合理充裕，并尽可能压低全社会的中长期融资成本，以配合财政政策的“适度加力”。

从扩大内需的两大方向来看，今年的重点是“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这一要求是非常切中要害的，有效益的投资可以带来有潜能的消费，低效益的投资会影响消费潜能的激发。“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应当着眼于长远和整体，兼顾供给侧和需求端，统筹传统消费和新型消费，力争提升投资效益和市场运行效率，不断强化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的关键性作用，增强消费政策和投资政策取向的一致性，实现投资和消费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提高经济增长可持续性。

特别是，未来我们在恢复和扩大消费方面应有新举措。中央一再强调，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这需要财政转变思路。思路的转变主要体现在未来扩大内需主要的着力点是消费而不是投资。政策支持的重点也应从“以扩大投资为主”，逐步转向“以扩大居民消费为主”，从中央到地方、到各部门要像重视招商引资、重视项目投资一样重视恢复和扩大居民消费和公共服务消费，适当把财政资金安排向居民特别是低收入者、农村老年人群、城市高龄离退休人员倾斜。对政府来说，这笔钱是值得花的。因为投资需求毕竟是中间需求，只有消费才是最终需求。为此，要从顶层设计上创设一套支持扩大消费的全新模式和政策体系，大幅度增加扩大消费的财政预算。例如，可以尝试每年都发行一定规模的专项债，并且创设中央财政直接补贴消费、直达居民部门的创新型工具，用于促进和扩大消费，特别是扩大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消费，如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医疗、教育、培训、社保、养老等方面的消费，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第二，加强统筹协调，保持经济政策与非经济政策之间的取向一致性，并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为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要加强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间的系统谋划和协调配合。为此，需要财政政策适度加力、提质增效，货币政策灵活适度、精准有效，产业政策发展和安全并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房地产政策要统筹消化存量房产和优化增量住房，微观政策要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结构政策要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内外循环，科技政策要强化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支撑，改革开放政策要增强发展动力，社会政策要兜住民生底线。相关重大政策在出台前需要以是否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判断标准，进行综合性考量、全局性评估、部门间会商，力争各项政策间实现相互配合、相互促进，非经济政策与宏观经济政策同频共振，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

同时，由于就业、区域、科技、环保等非经济政策涉及面较广，统筹经济政策与非经济政策的取向一致性，需要加强机制设计，通过建立更高层级的协调机构、引入相对独立的第三方评估、举行有相关微观经济主体参加的行业听证会、开展问卷调查、先试点后推广等方式，动态开展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确保其不会对经济政策目标的实现产生不利影响。

第三，继续加大稳定房地产市场发展的相关政策力度，并与其他相关宏观政策与其保持取向上的高度一致。

首先，供给端（融资端）的重点是，让开发商能顺利地把房子盖起来，确保交楼。在引导金融机构保持房地产信贷融资渠道稳定并持续增加的同时，需要在债券、股票发行等方面继续支持房地产商的融资，要重视救助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房地产企业，既要救项目，也要救房企，最终目的是救市场，避免局部风险蔓延至市场整体。为此，需要政府信用的强力介入，除了央行安排专门资金外，也有必要设立处置房地产企业债务风险的专门金融机构，加大力度救助问题房企、确保交楼，从而稳定行业和市场预期。

其次，需求端（销售端）的重点是，让开发商能把房子尽快卖出去，消化存量住房。除了降低首套住房和二套房的按揭贷款利率，还应逐步降低所有存量住房的按揭贷款利率，这对于减轻居民的房贷负担、促进消费扩张有重要意义；大幅降低房地产交易的相关税费。鼓励地方政府和地方国企、城投企业采取“以旧换新”政策，直接收购在售存量住房并转为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库存较大城市紧缩供地和开工，加快推进实施老旧小区补短板改造，提升存量住房挂牌效率，在提振国内需求的同时，化解市场风险。

2、结构性复苏需要加快推动结构性改革

今年前几个月的数据显示出经济转型中的某些结构性特征，在宏观总量总体向好的背景下，未来需更多关注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变化，着力解决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缓解经济复苏的不平衡性问题。

第一，探索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今年以来，民间投资的增速始终较慢，远远慢于全社会的投资增速。应全面清理不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提振民营企业家信心，帮助他们形成稳定而良好的预期，增强扩大投资的积极性。同时，进一步拆除各种藩篱，降低面向民营企业的投资准入门槛，扩大行政性垄断领域对民间资本的开放，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在更多领域让民间投资进得来、能发展、有作为，从投资准入方面真正把民营企业当作“自己人”看待。

第二，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亟待全方位破题。几个要点：一是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边界，合理界定政府的收入结构和支出规模，以稳定宏观税负，增强财政可持续性，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二是改革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进一步完善分税制。三是不断完善支持科技创新、绿色环保和制造业发展的财税制度。四是基于防风险和守底线的基本要求，尽快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优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结构。

第三，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启动“居民收入倍增战略”。长期来看，需要通过改革完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以富民特别是壮大中等收入群体为目标，尽快制定并实施“居民收入倍增战略”，争取每十到十五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启动并实施“居民收入倍增战略”的关键与核心是：既要努力增加居民收入，又要解决好收入分配问题，即一手抓做大蛋糕、一手抓分配好蛋糕。这些都要求我们通过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来扭转和改善消费者对于未来就业和收入的悲观预期，提振他们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信心，让广大民众敢于消费，甚至是适当地提前消费。

（本文整理自王军在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2024年6月）上的发言。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收入分配改革怎么改

正文：

2025年4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新闻发布会中明确将“增加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提振消费”作为扩内需的核心抓手。这一政策框架不仅关乎宏观经济，更深刻影响着职场生态。从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到技能薪酬制度改革，从育儿补贴到消费场景创新，一系列政策正在重塑劳动者的收入结构、职业选择和职业发展路径。本文从职场视角解读政策内涵，剖析其对就业市场的深远影响。

一、收入分配改革：从“低薪陷阱”到“技能溢价”

国家本轮政策的核心逻辑在于调整初次分配结构，通过最低工资动态调整机制和技能导向的薪酬体系，打破传统劳动力市场的“低薪循环”。截至2025年4月，全国已有21个省份将最低工资第一档标准提升至2100元以上，广东、福建等地甚至突破2500元。这一调整不仅直接提升了低收入劳动者的收入，还通过联动效应提高了社保基数、加班费等福利待遇，增强了劳动者权益保障。

更深层的变革在于技能薪酬分配制度的推进。人社部提出“构建以技能为导向的薪酬体系”，在先进制造、康养托育等行业试点区域性工资集体协商，并推行技能人才起点薪酬制度。这意味着职场中的“技术含金量”将更直接转化为收入，倒逼劳动者主动提升技能水平，企业则需优化人才评价体系以留住核心员工。

二、就业与技能提升：政策驱动的职业转型

政策对就业市场的干预体现在两方面：扩大就业容量与加速技能升级。针对制造业升级与服务业扩张的用人需求，国家推出“重点行业就业支持计划”，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等领域倾斜资源，同时通过“职业技能培训行动”对农民工、高校毕业生等群体开展定向培训。例如，康养托育行业被列为重点培训领域，预计将创造数百万个技能型岗位。

对职场女性而言，育儿补贴制度的落地可能缓解生育与职业发展的矛盾。国家卫健委正在制定的育儿补贴方案，配合企业稳岗扩岗专项贷款政策，有望降低女性因育儿中断职业的风险。这一政策组合拳或将改变职场性别歧视的底层逻辑。

三、消费与就业的良性循环：时间与收入的双重解放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权指出：“消费需要时间，过度加班会抑制消费意愿。”这一观点揭示了政策的内在关联性——通过限制加班文化和完善休假制度，释放劳动者的消费时间。例如，文旅部推动“巡演项目一次审批全国通行”、支持景区拓展服务项目，正是为职场人创造短途休闲场景。

消费端的激活又反哺就业市场。数据显示，贵州在最低工资上调后，本地消费市场活跃度提升15%，餐饮、零售等服务业的用工需求同步增长。这种“收入提升—消费扩容—岗位增加”的闭环，正在重构服务业就业结构。

四、政策协同效应：职场生态的系统性升级

政策的协同性体现在三个维度：

1. 市场环境优化：半年期市场准入壁垒清理行动、民营经济促进法加速出台，降低了中小企业用工成本，为灵活就业者提供更多机会。

2. 区域平衡机制：中西部地区通过工资上调解锁“人口回流”，如四川、重庆等地最低工资涨幅达8%，吸引制造业劳动力返乡就业。

3. 创新要素激活：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与人工智能场景深度融合计划，推动高技能岗位向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领域集聚。

五、挑战与机遇：职场人的新命题

政策红利背后仍需警惕结构性矛盾。中小企业面临用工成本上升压力，部分零售企业因人工成本占比超40%被迫裁员，这要求劳动者提升跨行业适应能力。同时，养老、银发经济等新兴领域催生职业新赛道，具备医疗护理、智能设备操作等复合技能的人才将成为市场宠儿。

对个人而言，政策导向传递出明确信号：技能投资是抵御自动化替代的核心壁垒，灵活就业是应对产业波动的重要选项，消费能力则成为衡量职业价值的新维度。

结语

本轮政策绝非简单的收入补贴，而是通过分配制度、就业支持与消费升级的联动，重构职场底层逻辑。对劳动者而言，需敏锐捕捉技能培训、区域流动、新兴行业中的机遇；对企业而言，则需将人力成本压力转化为技术升级动力。在这场改革中，主动适应者将赢得新一轮职业发展的主动权。

本文到此结束，希望本文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收入分配改革建议对您有所帮助，欢迎收藏本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