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第三看守所内部图片,郑州第三看守所地址

法律普法百科 编辑:秦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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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第三看守所位置在哪里

一、律师会见需要携带:

1、授权委托书;2、律所会见介绍信;3、身份证;4、执业证;5、印泥

二、律师会见程序:

1、在大门口将执业证给窗口,其打印出入凭条,进去,办完事出来,需要将出入凭条交还;

2、去登记大厅找登记账簿抓紧登记,然后,将执业证、介绍信和委托书给窗口,问清被会见人的监号,其将介绍信换成出入证明,将执业证和委托书返还;

3、去收押室将出入证明换成出入证,将身份证压在收押室,进去,

4、赶紧占房间,然后告诉监号,提嫌疑人。

三、律师注意事项:

1、会见时不让带手机,提前将手机存放;

2、尽量安排在下午去,下午时间长,人少;

3、会见时赶早去,避免没有会见房间;

3、会见时应带上印泥,最后嫌疑人需要对笔录签字并按手印。

郑州第三看守所电话号码是多少

4月13日上午,在濛濛春雨中,因公牺牲的郑州市公安局第三看守所管教民警李耀红遗体告别仪式在郑州市殡仪馆内举行。4天前,李耀红因突发心梗倒在了监区内,没能再爬起来,离开了工作17年的公安监管岗位。今年56岁的李耀红,1979年入伍,2001年参加公安工作,生前任郑州市第三看守所管教大队管教民警。

4月9日,清明小长假后的第二天上午,李耀红像往常一样早早来到单位,进入监区开始一天的工作:安全检查、对在押人员进行集体教育、安排夜间轮班……当他正在和一名在押人员谈话时,突感身体不适,同事劝他去医务室检查一下,他说,“高血压老毛病,歇歇就行了”十分钟后,同事看到李耀红脸色发青,就赶紧呼叫所内医生、拨打120急救电话……经过2个多小时的全力抢救,李耀红于9日13时10分不幸因公殉职。

4月13日上午,800余人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挥泪送别默默坚守监管岗位17年的李耀红。在郑州市第三看守所管教大队大队长习金亭的印象里,李耀红总是最先进入监区的人,最后离开,十几年如一日。李耀红管教的关押人员有80多人,需要掌握每个人的思想动态,保证监室安全。

有时,看到没有家人关心的关押人员,李耀红便从家拿来衣服给他们穿。河南商报记者了解到,李耀红17年中直接管教在押人员5000余人次,没有发生一起责任事故。

林国歌和李耀红在同一个中队搭班工作4年多,经常睡在同一个监区里,“耀红就是很朴实的一个人,兢兢业业,难管的重刑犯死刑犯,交给他没出过一次问题。”出事前,李耀红称自己胃疼,简单吃了两片药后继续工作,直至发生不幸。“我知道他身体不太好,但这几年他没歇过一次公休,还经常催我休假……”林国歌说起这时泣不成声。(河南商报记者 高鹏/文 王春胜/图编辑:华丽娟 吕瑞天)

郑州第三看守所所长

“‘李经理’说我信用卡诈骗,还威胁说10月31号不还清余款,就把我送进郑州第三看守所。”11月9日,作为某银行信用卡用户,河南郑州许先生向华商报记者诉苦,因为疫情没有及时还款,银行雇佣第三方催收公司讨款,许先生实在没辙报警,警方也要求他限期还款。


>>>接到刑警电话“说我是信用卡诈骗,让我去刑警队说明情况”


“我创办的是一个小公司,卖机械设备,因为疫情影响销售,收入下降。”37岁许先生表示,疫情之下资金周转难,生意很难做。

许先生说:“这个信用卡我都用了好多年了,去年3月份贷款,当时疫情严重,我前面都是分期还款,就是分期每个月还几千块钱,因为今年7月20号郑州暴雨成灾,8月份又遇到疫情反弹,今年七八月份产生了还款逾期。”

许先生表示,他没有想到银行催收,自己会被“传唤”到刑警队。

“10月27号上午11点多,我和朋友在一起,接到一个自称姓孟的警官的电话,他说他是刑警大队一中队的警官,说我是信用卡诈骗。我说我是守法公民,从来没有干违法的事,但他让我去刑警队说明情况。”


>>>回想心有余悸“量身高验血做笔录,就跟对犯罪嫌疑人一样”


许先生回忆起当天情形,仍心有余悸。当天下午3点多,许先生在朋友陪同下前往位于一楼的刑警大队一中队一间办公室。许先生把手机交给朋友,让朋友在外面等他,“我朋友可以全程为我作证。”

许先生说:“我进去之后,孟警官身穿便衣,没有出示工作证件,让我量身高、体重,测血压,还化验血型,让我做了笔录,就跟对犯罪嫌疑人一样,走了一遍程序。”

许先生说,当时办公室里没有其他民警,开始是孟警官一个人,后来才通知银行的“李经理”前来。

“让‘李经理’过来和我协商,‘李经理’说我本金和滞纳金都逾期了。我解释说还款困难后,他说让我所在的村委会开困难证明,说本金还欠七万二,问能不能还5万?我说困难,他就走出去,后来又返回来说七万二,一分都不能少。”


>>>签字摁红手印“威胁不还清余款,就把我送郑州第三看守所”


许先生说:“就把我当成了犯罪嫌疑人一样对待,做的笔录打印出来签字摁了手印,后来在二楼逼我签还款保证书,也是签字摁红手印,让我10月27号和28号每天必须还5000元,剩余尾款10月31号下午5点之前必须到账,当时我害怕极了,‘李经理’威胁说我如果不签字,不还清余款,就把我送进郑州第三看守所。”

许先生表示:“还款保证书给我说是一式三份,原件由‘李经理’拿着,孟警官复印了两份,上面没有章子,就我一个人签了名,按了红手印,也没有银行和刑警队的签字。”

华商报记者看到,这份手写在一张白纸上的还款保证书复印件显示,有许先生的身份证号、信用卡卡号和电话,许先生承认欠银行信用卡本金72870.83元,承诺10月27日还款5000元,10月28日还款5000元,剩余尾款10月31日下午5点之前到账,如果处理不上,一切违约后果自行承担。上面有许先生签名,摁有红手印。

手写的还款保证书上只有许先生的签字和手印


>>>被这阵势吓傻“要不是有朋友拦住,搞得我当时都想自杀”


“我是被迫签的还款保证书。”许先生表示,当天晚上9点半多才被允许离开刑警队,“我从来没见过这阵势,都吓傻了,要不是有朋友拦住,搞得我当时都想自杀,幸亏我心态还比较好,因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

“我是下午3点钟去的,等出来已经是晚上9点半,因为是月底,我实在是借不来钱,第二天勉强找朋友借了3000多元,还了一部分。”


>>>催收电话录音入账记录为准“还款保证书没有写好再去一趟”


许先生表示,当时的事态之下,他没想到“李经理”冒充银行的工作人员,指控他信用卡诈骗。“‘李经理’年龄在45岁左右,他来时穿便装,没有穿银行的工装,我都没见银行催收人员的工作证,我也没见任何逮捕或者拘留手续,‘李经理’居然威胁送我进看守所。后来我去这家银行郑州分行信用卡中心询问,银行说他们从来没有一个李经理,我才知道他是假冒银行的人。”

许先生表示,10月28日下午,他联系这位“李经理”并录了音。

许先生提供的电话录音显示,这位“李经理”提醒许先生,一切以入账记录为准,如果没有1万入账记录,保证书作废。

“不用和我说这些没用的,还款保证书是昨天(10月27日)没有给你写好还是什么意思?没有写好再去一趟(刑警队)。你要见我干什么?你按照协议履行还款义务结账就行,你没还上,你来找我干什么?你问我全名干什么?你找我,如果孟警官需要补充材料,那我就过去,还款保证是你对我们的一个保证,你没有如约履行,你还要过来找我们协商什么?

许先生说:“我就问他是这家银行的员工吗?问他的工号和办公地址在哪?他很牛逼地说‘不要跟我说这些,你去跟孟警官说!’他在电话里威胁我,口气很强硬,说必须把这个钱还上。”

10月29日,许先生来到该行郑州信用卡中心,再次联系“李经理”。“这位自称‘李经理’的人不敢接我电话,也不敢出来见我。”

许先生说:“我去这家银行郑州分行信用卡中心,打电话没人接,实在没办法,我问郑州分行才知道‘李经理’是催收公司的,后来银行员工给我打电话,我才知道他冒充银行的工作人员,我就打110报警,警方说是催收公司报的案,也说他是催收公司的人。”


>>>实名举报投诉“我肯定要求追究相关人员责任,不可能和解”


许先生认为事态严重,决定向监管部门投诉。“11月9号,我实名向银保监会河南监管局书面举报,递交了书面投诉材料和录音证据,工作人员说会在20天左右,把调查处理结果反馈给我。”

11月9日,许先生向银保监会河南监管局书面投诉

许先生认为银河涉嫌暴力催收,11月9日向银保监会河南监管局递交书面投诉材料和录音证据

许先生说:“上周,银行工作人员给我打了3个电话,问我有什么诉求,说可以给我减免相关费用,我要实名投诉他们委托第三方催收公司,我肯定要求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我不可能和解。河南监管局今天(11月9日)也已经立案,表示要进行调查。”

许先生表示,这里面也牵扯警方人员,“我找了省市区公安信访部门,他们都说冤有头债有主,让我找银行解决,让我打110报警。”

许先生承认,当时自己并不清楚孟警官究竟是不是民警,“因为他穿便装,没有出示警官证。10月28号和29号,我再给孟警官打电话,他就不接我的电话。”许先生感觉因为银行催收自己被诓到了刑警队,“我咨询律师,像这种经济纠纷,警方是不插手的。”

许先生告诉华商报记者:“银行现在都把这个催收包给催收公司了,我承认我欠钱,可以让我慢慢赚钱还,银行雇佣催收公司对我进行恐吓,我还不上就要送看守所,是不是?”

许先生表示,他在和银行方面交涉时也有录音,“银行也承认包给了第三方催收公司,我有和银行工作人员的电话录音,但银行说催收公司对外保密,公司名称不能透露。银行负责催收业务的工作人员说给我解决,但至今没有解决。”


>>>政府部门纾困“郑州暴雨加上疫情,是不是可以分期还款?”


许先生表示,因为疫情原因,包括银保监部门在内政府部门都在纾困,“今年郑州暴雨加上疫情,我是不是可以分期还款?”疫情之下,自己的小公司经营困难,收入下降,这才造成还款逾期,自己绝非信用卡诈骗不还钱,对银行却雇佣催收公司苦苦相逼。

许先生查阅了相关法律规定,追讨债务并不违法,但如果以威胁、恐吓、暴力等方式追讨债务的,债务人可以向公安机关报警,同时向银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投诉。

“我为什么要实名举报?说白了,他们这是把我往死里整,我只有卖血卖肾,3天就要还5万元,我是守法公民,包括村上也给我开了困难证明,我还有两个孩子要养活。”

华商报记者看到,村委会出具的证明称,其做生意投资失败,现在两个孩子上学需要抚养,生活压力大,该村民一直遵纪守法,助人为乐,望给予帮助。

许先生称,此事也让家人一起担惊受怕,“原来我爱人就闹着要离婚,我两个儿子,大儿子上初一,小儿子上小学三年级,父母60多岁了。”

“我要求追究这家银行郑州分行信用卡中心领导的法律责任和这家催收公司违法催收的法律责任。”许先生最后表示:“我不怕打击报复!不然我不会去监管局实名举报,也不会找媒体寻求帮助!”


>>>银行承认委托“部分业务委托第三方”到刑警队催收合法


11月11日,华商报记者多次致电许先生所说的“李经理”,但其一直未接听电话。华商报记者联系上郑州某局刑警大队的孟警官,“我是的,你是哪位?”得知是媒体记者,孟警官随即表示:“没有得到允许,我单独不接受媒体采访。”

对于是否以诈骗案由办案以及是否认识“李经理”,孟警官并未回应而是快速挂断了电话。

11月11日下午,华商报记者联系这家银行郑州分行负责催收的信用卡业务部,询问是否有一位负责催收的姓李的经理?

工作人员回复称:“我们自己员工中没有,我们合作催收机构里是有的,我们是有一部分业务委托给第三方进行催收的。”

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委托第三方叫到刑警队是合法的。“我不方便和媒体沟通,我没办法回答您的问题,关于客户的信息,我们只需要和客户沟通,希望您留下联系方式,会有相关的同事会联系。客户的具体信息,包括我们和客户的交流情况,我们不能随意透露给第三方。”


>>>催收机构回应“银行报案,委托我们到公安机关走的犯罪流程”


但就在华商报记者结束通话大约半小时,前述“李经理”回复记者电话,直截了当称:“我是银行的委托方,是银行报的案,委托我们到公安机关走的犯罪流程。”但“李经理”却否认认识孟警官。

11月4日许先生和银行工作人员电话沟通录音显示,银行方面承认催收是银行的委托方。许先生希望了解催收公司名称,银行工作人员表示:“这个没法说,这是有保密协议的。”

银行工作人员表示:“人家说的是银行的委托方,没有说是银行,我们也听录音了,如果他违规了,我们肯定依法维护您的权利,您说一下您的诉求,如果他们违规,我们肯定要处罚,但我们需要相关证据,需要您配合。”

许先生在电话里表示:“不能为了完成业绩,不管我的死活啊,我要追究违法催收者的责任。”


>>>公益律师观点通过警方施压达到催收目的,属于变相暴力催收吗?


11月11日,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接受了华商报记者采访表示:“涉案主要事实为许先生拖欠银行信用卡本金7万余元,从债权债务角度来说,银行或者其委托第三方机构作为代理人索要债权,只要方式正当、合理,那么这种委托催收的方式是法律所许可的。”

对于银行委托第三方将债务人许先生叫到刑警队催收是否合法,“这需要看刑警队是基于职权对涉案案件进行刑事调查,还是仅仅是基于个人关系利用职权协助第三方机构催收。”

赵良善指出,如果许先生存在恶意透支信用卡是可能构成《刑法》规定的信用卡诈骗罪的。所谓恶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的。在这时,银行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刑事报案,办案民警基于他人报案,而传唤犯罪嫌疑人的,在办案民警的支持下,双方就信用卡诈骗一案达成和解或者新的还款协议,这样在程序上无误。

赵良善表示,如果许先生的信用卡拖欠费用,尚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的标准,而银行委托第三方机构,在公安机关场所通过威胁、震慑、吓唬等方式给许先生施压,从而达到催收目的,这时,办案民警就涉嫌利用职务之便恐吓他人,轻则违反刑警部门的规章制度,重则可能涉嫌滥用职权等犯罪。

而第三方机构不采取合法手段,企图通过刑警等施压以达到催收目的,是不合法、不合理的变相暴力催收,其行为后果归于委托方银行,“针对这种暴力催收行为,许先生可向银保监会等部门进行投诉举报反馈,也可以报警处理。

华商报记者 李华 编辑 董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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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第三看守所犯人房间视频

任海云见河南老家来的派出所民警将丈夫逮走之前,她再三嘱托办案人员,说丈夫患有严重心脏病,每天不能停药。

但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局通泰路派出所副所长赵俊华等三人,还是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以下简称:拒执罪)将常济淙从北京跨省抓捕到河南郑州。

常济淙在2024年2月4日被确诊为最罕见的心脏病——“右心房血栓”后,就终生离不开一种叫“利伐沙班”的抗血栓药品。医务人员在常济淙出院后再三告诫患者家属,患有这种活动性右心房血栓的死亡率达到80%至100%,而治疗这种疾病的“利伐沙班”必须每天坚持服用,且不能间断,否则会随时危及患者生命。

而在常济淙“停药”一天多时间后,他竟然在警方审讯中“突发疾病”。据涉案派出所所长陈国发介绍,3月28日晚上8点20分许,常济淙在郑东新区分局案管中心讯问期间上厕所途中突然倒地,民警随即联系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以下简称:郑大医院)抢救,经医院抢救9天无效死亡,年仅51岁。

离奇的是,常济淙在120抢救后,郑大医院出具的《院前急救病历》和《院前急救情况记录》显示,患者“抢救前死亡”,“经全力抢救,患者呼吸心跳仍未恢复,心电监护导联呈一直线,血压未测出……”。

尤其让死者家属感到疑惑的是,常济淙在郑大医院抢救9天后,竟然产生了29万余元的“天价”医疗费。白鹿新闻从院方出具的《临时医嘱单》看到,常济淙死后被送到太平间的第五天,院方还在给死者“注射”葡萄糖液等药品,以及心肺复苏、心电图检查。

直到4月6日被医院宣告死亡后,任海云才见到爱人常济淙。但她在擦洗丈夫遗体时,发现其后颈脖上有一条深深的勒痕,且腿部也有明显伤口,身体背部有大面积淤青。

“死者既然在抢救前已经被医生诊断为死亡,郑州警方为何还要将死亡的常济淙送到医院抢救9天?”任海云由此怀疑,警方为了故意隐瞒丈夫被刑讯逼供的死因,才让医院制造抢救的假象,这样好让死者家属误认为常济淙是正常突发疾病死的。

对于死者被抓的真正原因,任海云因误接“赵俊华与神秘人士”的电话而揭开了事实真相。这段8分19秒的录音电话显示,赵俊华副所长在此次跨省抓捕行动中竟然违规传唤犯罪嫌疑人,还涉嫌插手经济纠纷办“人情案”,如“你这一点说得对,他是主动来我这配合调查的,我们没给他设为嫌疑人,我可以不去办传唤证……。这个很有价值,我只能尽心去办,但是现在钱上这个事!”

图|收听以上录音请登陆《白鹿新闻》微信公众号

白鹿新闻了解到,对于上述那段录音电话,涉案派出所及民警至今仍不知被死者家属“截获”。陈国发所长表示,涉案嫌疑人常济淙之死纯属意外事故,而此案的办案民警都是依法依规传唤,不存在违纪违法行为,至于死者身上的伤痕可能是医务人员在抢救过程中弄伤的。目前,郑东新区分局已经成立专班,地方检察院也介入调取了相关同步视频录像,善后工作正在进行。

白鹿新闻就此向郑州自贸区检察院案管中心求证核实,相关人员表示,经查询,该院未受理常济淙的案子,具体情况应该找郑东分局了解。

关于警方的这一说法,任海云仍然有自己的疑问:爱人生前患有致命的心脏病,警方有没有及时给他吃药(利伐沙班)“续命”?若是突发疾病死亡,为何他身上有原因不明的伤?她迫切想知道,爱人从北京带到郑州公安局审讯室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民警跨省“钓鱼执法”

清晨7点,任海云的手机每天会响起闹钟,闹钟一响,她就要催丈夫老常准点吃药了。她和丈夫都是河南新乡人,尽管丈夫比她小三岁,但她一直管常济淙叫“老常”。

可自从老常被郑州警方跨省抓捕后,她每天的闹钟再也唤醒不起丈夫吃药。而此时的老常,已经躺在700公里外的郑大医院太平间近6个月时间。

任海云永远不会忘记老常被老家民警逮捕的那一天。据她回忆,3月27日上午11时40分左右,老常在家里接到通泰路派出所副所长赵俊华的电话,说其表姐得了皮肤病,希望他在北京联系一家好的医院。挂断电话后,老常随即在北京门头沟区天街附近订了一家酒店,并通知好友崔金华过来陪河南老乡一起吃中饭。

早在几年前,赵俊华因办理常济淙的拒执罪案而相互结识,并时常有了联系。据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楚广军、常济淙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执行实施类执行裁定书》显示,因楚广军与常济淙债权转让合同纠纷,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常济淙偿还2062万元给楚广军,判决生效后,被执行人常济淙未完全履行债务,涉嫌构成拒执罪,于2019年10月8日移送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局(以下简称:郑东分局)处理。2021年2月20日,郑东分局开始立案调查。

崔金华告诉白鹿新闻,大概一个小时后,她开车赶到天街十字路口时,正好看到老常夫妻俩跟三个身着便装的男子碰上了面。突然,为首的赵俊华将老常的手机夺走,并声称要带他“到郑州配合调查(案子)”,还扬言要戴铐子将他带走。这时,大家都感觉不对劲,一场酒宴竟然演变成“钓鱼执法”案。

“我说你们这是干啥,他(赵)说了解个事。这时常总说先吃饭吧,然后我就去饭店点菜。”过了一会儿,任海云打电话叫她赶紧出来,他们要带走老常。“我赶快跑出来,对他们三人说,你们凭啥带他走?有传唤手续吗?”

崔金华多次向白鹿新闻强调,当时前来北京的赵俊华三个人,均没按规定穿警服、持传唤证办案。但“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只有赵俊华一人晃了一下警官证。我们由此怀疑另外两人不是办案民警。”

事后,白鹿新闻陪同死者家属在通泰路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公示栏中,也没有找到这两名陌生男子。不过,该所王姓教导员却称“他们(两人)应该是去年刚分来的。”

在双方僵持下,赵俊华最终强行将常济淙带上了路边的出租车。临行时,任海云要求他们留下联系电话,并央求赵俊华,“老常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刚出院不久,身体还在恢复期,希望他能回家拿药。”

据任海云提供的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2月8日出具的《出院记录》显示,常济淙有长达10年的高血压、糖尿病病史,其间曾被诊断为脑梗死,但经溶检治疗无明显后遗症。早在3年前,他曾出现过胸闷、气短、心前区不适等症状,经多家医院诊断患有多种心脏病。最后,该院于2月4日诊断为包含右心室血栓、肺动脉高压等多种缺血性心脏病,及其他10种疾病。其病历载明,“因心脏严重心衰无法耐受介入手术,院外口服药物保守治疗。”

图|解放军总医院为死者家属出具的诊断证明书

白鹿新闻从这份出院记录看到,常济淙患有11种疾病,其中最致命的疾病应属右心室血栓。据公开资料显示,心腔内血栓以左心室多见,右心室少见,而常济淙右心室内大小为21x15mm的巨大血栓则更为罕见。

赶到家中,任海云将老常每天吃的12种药全部捡到一起,送到已经等候小区门口的赵俊华一行四人的出租车上。“常总心脏病真的非常严重,一旦出问题谁能负责任?”待任海云回家取药后,赵俊华回复崔金华,“我会负责任的,我们有自己的医院鉴定。”

老常看着风尘仆仆的妻子,对她说,要照顾好自己。任海云有些不安,老常看出来了,还安慰她说,“放心吧,我没事的,过几个小时就回家了。”

车子启动后,任海云仍不放心地再三嘱托赵俊华,“记得让老常准时吃药,如果停了药,他会有生命危险。”但让任海云没有想到的是,丈夫这一去,便永远离开了自己的身边。

断药一天后送医抢救

再次返回家中,任海云发现刚才匆忙之中少带了一种药。而这种名叫“利伐沙班”的抗血栓药,正是治疗右心室血栓的特效药,需要每天及时服用。

任海云至今仍记得老常出院时,其主治医生曾嘱咐过她,一定要记得给他每天服用“利伐沙班”,且不能间断。据了解,“利伐沙班”是一种新型口服抗凝药,可预防静脉血栓形成和肺栓塞,从而有效缓解右心房血栓问题的加重,以降低卒中和全身性栓塞的风险。

对于这款药停用产生的后果,上述主治医生曾向任海云作过详细介绍。他说,一旦不及时服用此药,右心室中的血栓就会脱落进入肺动脉,引起肺栓塞,那么栓塞部位远端的血流就不能流入肺泡,无法完成气体交换,导致通气、血流比例失调,血液中的氧气含量急剧下降,最终出现心脏和呼吸衰竭,随时危及患者生命,严重导致猝死。

右心室血栓合并肺栓塞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死亡率极高。据文献统计,右心房血栓的总死亡率大约是28%,而未经治疗的活动性右心血栓的死亡率可以达到80%—100%。而活动性右心室血栓又被全世界医学界公认为最高死亡率的急诊疾病。

因此,常济淙从北京医院出院后,医生在《出院记录》中还特别注明医嘱:“出院后每天须按时服用20mg的“利伐沙班”一次……,规律服药,预防肺栓塞”。对于大剂量服用这款药,医生曾解释,正常情况下,右心房血栓患者只需服用10mg的“利伐沙班”,但老常右心室内的血栓巨大,所以要加大一倍的剂量,且每天必须准点准时吃药,否则一停药就会有生命危险。

老常每天吃药的时间定在早上七点。考虑到明天早上即将要断药,任海云心急如焚的开始拨打赵俊华之前留给她的电话,但整个下午都处于无人接听状态。

傍晚5点26分,赵俊华终于接听了电话。据任海云回忆,赵俊华说带老常去郑州只是了解情况,配合警方调查,并一再叫她放心老常的身体情况,他带有老常的病历。“通话期间,我一个朋友说能否让常总接电话,他说涉及案件不便在高铁上接听。”

直到晚上11点37分,常济淙才打电话给妻子报平安,说“你别担心我的身体,今天笔录未做完,明天继续做”,中途,赵俊华抢过电话称,有两人陪着他在宾馆,还说他身体没问题。通过这个电话,任海云才知道丈夫下火车后被送到宾馆做了第一次笔录。

结果这一次通话,他们夫妻俩便天人永隔。

次日早上七点,又到了常济淙准点吃药时间,任海云多次拨打赵俊华电话,欲想知道丈夫是否准时吃上了“续命药”(利伐沙班)。一个小时后,赵俊华才接通电话,称老常没事,能吃能喝的。

随后,任海云仍不放心丈夫病情,决定亲自去趟郑州送药。据上述判决书显示,任海云因为丈夫的经济纠纷案承担民事连带责任,而被法院列为失信人员,限高不能坐高铁、飞机。

为此,她坐动车到郑州后一路联系赵俊华,均没人接听。直到傍晚,赵俊华才知道她到了派出所,并叫她送到指定地方,那里有其安排的民警过来取药。

任海云送完药一个多小时后,赵俊华竟然主动联系了她。任海云说,“他通知我明天中午12点左右到派出所办理拘留手续。这时,我又询问爱人的身体状况,他说没有一点问题。”

任海云特别留意了这个电话的显示时间为:2024年3月28日19时13分。但白鹿新闻注意到,任海云事后从郑东分局获取的《拘留通知书》显示,“我局已于2024年3月28日18时将涉嫌拒执罪的常济淙刑事拘留,现羁押在郑州市第三看守所。”也就是说,赵俊华当晚打电话给任海云时,常济淙早已被看守所收监。

图|郑东分局给死者家属的拘留通知书

那时,任海云并没察觉到有何异常。但当晚9点17分,任海云又接到赵俊华打来的电话,说她丈夫正在医院进行抢救,让她赶紧去郑大医院。“当时我预感丈夫出事了,也一直是担心断药引发疾病的问题出现了。”

大约20分钟后,她和弟弟开车抵达医院急诊室,发现老常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四周围了很多便衣警察、医生,其中就有派出所的陈国发所长和赵俊华。当她走过去准备靠近丈夫时,身边十几个民警把她拖拽回去,直到丈夫被推进了重症监护室ICU。

患者抢救死亡后仍“注射”药品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任海云一家人不知所措。

昏迷不醒的常济被医院安置到ICU抢救后,医生告诉家属,说患者情况危急,心跳反复骤停。据郑大医院出具的《入院记录》显示,半小时前上(审讯室)厕所时被人发现晕倒在厕所,可喊醒,后突发呼吸心跳骤停……,心肺复苏成功收入院期间再次出现心跳骤停,再次予以心肺复苏,如此反复复苏6分钟才复苏成功。

图|郑大医院出具的入院病历

医护人员持续为其心肺复苏,却始终没有效果,并下了病危通知书。为了纠正心衰、缺氧,并创造手术条件,医生决定启用一种名为ECMO(体外膜肺氧合)的设备。这是一种高科技的生命支持系统,用于在患者的心脏和肺功能严重受损时提供帮助。

ECMO技术可以代表一家医院、一个地区的急危重症救治水平。公开资料显示,被誉为“亚洲最大医院”的郑大医院是河南省规模最大的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复为一体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在中国最佳医院排行榜(复旦大学版)中,其综合排名位居全国19位,在中国医院科研量值排行榜中居全国第21位,设有东院区、北院区等4个院区。

图|死者常济淙的妻子(右)和女儿在郑大医院的合影

ECMO俗称人工心肺,是替代心肺功能的一项抢救技术,可为心脏骤停、难治性心源性休克、重症肺炎等各种疾病引起的呼吸衰竭的濒死患者的抢救赢得时间。目前,ECMO因在新冠肺炎重大疫情救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而逐渐被大众熟知,不少人把它称为重症患者救命的“终极武器”。

白鹿新闻了解到,此前一台进口的ECMO设备价格在100万元至350万元不等,且开机、耗材费用不菲。德国德中医学会中国项目部主任刘洋曾接受媒体采访表示,过去,ECMO开机耗材套包平均5万元,加上重症ICU每天超过1万元的治疗费。

任海云得知,使用ECMO的费用极其昂贵,光开机费就高达5万元以上,且每天至少上万元。她感到无助,这对于一个负债累累的普通家庭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她向医生询问了ECMO的必要性和成功率。据了解,成功率为50%。

医生向任海云解释,ECMO是在其他治疗手段无效时的最后选择,它可以替代心脏和肺的功能,给患者提供治疗和康复的时间。然而,医生也坦诚地告诉她,尽管ECMO是一种先进的生命支持技术,但它并不能治愈病情,成功率因患者的具体情况而异。

面对这样的情况,任海云感到非常矛盾。一方面,她不想放弃任何救治丈夫的机会;另一方面,她还要考虑到家里还有两个需要照顾的孩子,以及持续增加的医疗费用,她很难抉择。

但最后,任海云还是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抢救丈夫的生命。她告诉白鹿新闻,抢救的第一天,她先向亲朋好友筹借了5万元,然后多次找派出所协商垫付每天产生的医疗费,但赵俊华一直躲着不接电话。面对医院的催款通知,她无奈向郑东分局副局长谷秋生发出了“家属无力支付医药费”的求助短信。

图|郑东分局谷秋生副局长发给死者家属短信

谷秋生于3月31日的当天下午2时12分回复了任海云:“刚医院查了,账上还有一万多,不影响治病。”随即她再发短信就没再回复。

4月2日,郑东分局纪委副书记陈林接见了任海云及其家属。据她提供的一段录音显示,当时陈林拿了一张打印好的《申请书》让她签字,但她拒绝在这份即没盖章,又没填写日期的纸上签名。

图|死者家属从郑东分局拍到的垫付医疗费的申请书

趁他们不注意,任海云拍了这张申请书。该申请书显示,“我叫任海云……,3月27日我的丈夫常济淙在北京被通泰路派出所带回郑州询问案件,3月28日夜里常济淙因疾病被送到郑大医院急救,经多次抢救人还没有脱离危险期,公安机关出于人道主义先期已经垫付医药费12万元,家属自筹5万元,现病人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抢救,仍未脱离生命危险,现因家中无力支付医药费,请求公安机关对常济淙进行继续救助医治,并垫付医药费。”

“拒绝签字后,陈林随后给我打了电话,承诺他们会支付,让我们放心。”任海云说,“老常刚使用ECMO抢救时,医生找我谈话,说他血压稳定。当初医院给我传递了一个信息:老常有救了,给了我希望。但抢救的第二天,医院就一直劝我放弃治疗,我感觉很不正常。”

据任海云提供其中院方找她谈话的一段录音显示,患者主治医生对她说,“目前他30的血压还是在ECMO支撑的,我估计一撤ECMO,血压会掉得很厉害,我觉得你们下一步还花那么多钱去救也救不过来。”

任海云告诉白鹿新闻,4月3日,她向院方索求老常的抢救病历,欲将给曾治疗过他的北京医院进行会诊。“可能他们感觉瞒不住了,医院拒绝提供病历,多次谈话中劝告我们放弃治疗,撤掉ECMO,但我们坚持不同意。”

遗憾的是,昂贵的ECMO并没有将常济淙从死亡线上挽救回来。4月6日凌晨4点42分,医院通知患者家属“抢救已经没有意义了”,并正式宣布常济淙死亡。至此,常济淙已经在郑大医院ICU抢救了9天时间,医疗费高达295731.81元,其中郑东分局垫付了24余万元。

撤掉ECMO后,警方只准许死者儿女进入ICU,这也是他们俩第一次进ICU见到父亲。女儿摸了摸父亲的脚,“冰凉冰凉的,感觉刺骨,好像爸爸死了好多好多天”,而他的眼睛一直睁开着,死不瞑目。

直到常济淙的遗体被转移到郑大医院太平间,任海云才见到丈夫。她按老家的风俗跟丈夫穿了寿衣,但在擦其遗体时发现其脖颈处有一条深深的勒痕,且左腿部也有明显伤口,其身体背部有大面积淤青。她随后拍了几张照片。

图|死者常济淙脖颈处有一条深深的勒痕

看到往日光彩照人的丈夫变成这个“狰狞”模样,她痛不欲生,几欲昏厥。任海云告诉白鹿新闻,她从120抢救病历中发现死者的“双手腕可见环状痕”,由此咨询了司法系统的朋友,他们称死者生前在审讯中经历过酷刑,她需要派出所给个说法。

此外,任海云还对郑大医院使用ECMO产生的高达29余万元“天价”医疗费提出了质疑,认为其涉嫌过度医疗、存在乱收费现象。她援引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曾经算的一笔细账,ECMO启动费用要4万~6万元,主要是一个套包的耗材费用,包含离心泵头、管道、血管插管和膜肺。运行期间,ECMO每天费用在1万~2万元,主要是ICU、用药、监测设备及医护人员费用等。统算下来,她丈夫抢救9天不会超过24万元。而上述的刘洋主任也曾向媒体介绍过,患者过去使用ECMO两周时间仅需20万元费用。

白鹿新闻注意到,郑大医院出具的《临时医嘱单》第71页显示,4月6日上午8点2分,死者常济淙被医院送进太平间;4月11日8点53分,死者又做了“心肺复苏术”、“物理诊断常规心电图检查”,以及使用了多次不同数量剂量的“去甲肾上腺素针”、“葡萄糖注射液”等共22项收费,其中3项属“补录医嘱”。

图|死者被送进郑大医院太平间仍产生22项医疗费

对于死者为何在太平间的第五天还会产生费用问题,患者常济淙的主治医生崔红卫答复以死者家属名义的白鹿新闻,他表示,“抢救完了,晚几个小时写医嘱,这是国家允许的。对于他送来已经死亡或晚几天写(补)医嘱,因为时间太长了,我记不住了。”

死者伤痕可能是医生弄伤的

丈夫死亡后,任海云一直要求警方给她看丈夫生前从北京到郑州的全部执法记录仪视频。因为她怀疑,身上有多处伤痕淤青的丈夫可能是被派出所民警刑讯逼供致死。

现在她最大的疑问是:丈夫在审讯室的几个小时里,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为此,任海云先后找了派出所和郑东分局,均没有得到回复。4月8日,郑东分局纪委副书记陈林发短信通知她:“分局对您反映的问题非常重视,专门成立了专班,由我来牵头处理善后事宜。”

图|郑东分局纪委副书记陈林给死者家属发短信

任海云觉得由陈林来牵头处理此事不合适。据报道,2020年12月13日,网络上出现实名举报郑东分局二级警督、纪委副书记、执法执纪监察室副主任陈林涉嫌违纪违法犯罪行为,举报人称陈林存在伪造更改多重身份、利用虚假档案资料混入人民警察队伍;裸官、长期与多名女子保持不正当关系;插手经济案、办金钱案、关系案;拥有多套房产和商铺、为跨境网络赌博提供保护等情况。举报当天,河南省公安厅、郑州市公安局已成立调查组介入此事,但时至今日仍未见相关部门公布调查结果。

图|媒体曾报道郑东分局纪委副书记涉嫌违纪违法犯罪行为

次日下午,陈林通知死者家属前来酒店协商善后事宜,并给任海云送达了《拘留通知书》、《立案决定书》和死者随身物品,以及死亡当天的抢救病历。“但唯独少了丈夫的手机,警方说现在不能给你。”

任海云说,然后,她拿着丈夫的身份证去医院打印病历,但电脑中查不到他的相关信息,医生说病历还在ICU重症监护室没上传。最后经警方的同意,院方才勉强将死者的病历全部给了死者家属。

4月10日,在任海云的强烈要求下,派出所给死者家属及其代理律师看了部分录像。任海云说,观看视频前,民警要求他们过安检,还要上交手机及金属物品。“我很生气,看个视频像审犯人一样,我们就直接下楼了,可走到大门口冷静想了想,还是想知道爱人去世的真相,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机会,就回去接受了公安的要求。”

据任海云和她的女儿回忆,这段视频显示,老常下高铁后,他和赵俊华并肩在郑州高铁站行走了十几秒钟,但具体时间不详。然后画面跳到3月27日晚上11点,他和两个穿着警服的民警在酒店前台待了1分钟左右,其中赵俊华让他在前台出示身份证(开房),尔后他们便乘电梯进入酒店房间一闪而过。整个视频画面没有声音,也听不到人说话。

当她要求看房间视频时,放视频的民警却称酒店没监控。“我不相信,因为当晚11点37分,我接到爱人电话,他说今天笔录没做完,明天继续做,赵所还安排了两个人在这里。而赵俊华在电话里也说,在酒店里有另外两个人陪同,我还想多问两句,爱人说他们要手机便断了电话。”任海云说,“我肯定不相信酒店没有监控,而结合我爱人身上的伤痕,我更怀疑他在酒店受到非人的折磨。”所以,她一再坚持要观看房间视频,但遭到拒绝。

“这段被剪裁处理过的视频再显示,3月28日下午4点多,老常被民警带进郑东分局案管中心大厅站了一会儿,喝了口水。随后,他被民警送进审讯室,坐上一张椅子,没多久,询问人赵俊华好像在撕一份什么文件。”对此,一旁观看视频的民警跟她解释,审讯人员做笔录,有时会写错、签错,或者需要改动的,然后要重新打印再拿给他认可再签字,所以之前的笔录就得撕了。

“我听完之后感觉不正常,因为我爱人的眼睛老花了,看不太清楚,所以他们做的笔录我存疑。”任海云继续观看视频,发现画面中的老常又被带进了一个单独的房间,他先是坐在一个长凳上,然后不知多久又躺在凳子上,好像很着急的样子叫门。“他们进一步跟我解释,说爱人要上厕所。”

“画面一转,我看到爱人从厕所里倒在地上的画面。”任海云说,“我一看心都跳出来了,大喊救命,可看到爱人旁边没有人,我在着急,隔着屏幕也无能为力,心疼死了。看着他好像在叫人求救,然后就看到他坐起来抱着脚,很痛苦的样子。公安解释说是脚疼,我听不到什么,看不到什么,一会又见他倒下了。这时爱人的旁边站了一个人,不知他在说什么,我眼看着爱人无助地躺在那里,躺了很久。”

“我看着画面只能大喊着叫他们救命,可那人无动于衷。”旁边的民警对她说,他们在审讯时进行了抢救。“可是我没看到有人在抢救,又过了不知道多久,我看到120的医生进来了,之后就没有画面了。”

看完这段视频后,任海云整个人都瘫了,心脏也跳个不停,现场的120急救人员赶紧给她吃了几粒速效救心丸,她才缓解过来。

“从整个视频来看,他们从没给丈夫吃‘利伐沙班’这种药。如果他按时吃这个药,不停药不断药,也不会突发心脏病死了,真的接受不了。”任海云事后回忆,丈夫死亡与停药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她心有存疑。

据一位不具名的心脑血管专家透露,“利伐沙班”是一种抗血栓的药品,对治疗罕见的右心室血栓疾病有奇效。如果每天不及时服用,或停药一天以上,会导致血栓风险的增加,从而引发血液流不到心脏,危及患者生命。

8月12日上午,白鹿新闻随死者家属走访了通泰路派出所,并以家属的名义向陈国发所长了解了此案相关情况。据陈国发介绍,老常在审讯时上了一趟厕所,解完手后不小心摔倒在地。他坐在地上摸着脚,身旁一办案民警走过去问他有事没,他说脚疼得受不了。那个民警将他扶了起来,但他站不起来又倒在地上。随后,民警立即拨打了120,并向带班民警汇报了情况,“过了一会又上去给他按心肺复苏,毕竟他(民警)还不专业。后来我们也在反思,可能有的民警不懂医疗知识”。

任海云向他质问死者身上的伤痕及是否吃药情况,陈国发答复“可能是医务人员在抢救过程中,劲儿很大而弄伤的……。进入案管中心,他要吃药,民警又跑出去给他买水”。对于陈国发这一说法,令她难以接受。

任海云提出在酒店的房间里存在视频缺失,她要求派出所公布这段空白视频录像,她不清楚丈夫在第一次在酒店房间里审讯具体发生了什么,是否和死亡有诱因。而陈国发却以酒店房间没有监控为由,拒绝了她的请求。

死亡通知书显示,目前常济淙的死因还未明确,需要在48小时尸检才能知道真相。任海云明确表示,派出所要尸检,她们家属不同意,因为当地公安直接参与尸检是不合理的,应避开嫌疑人,异地进行尸检,这样才能得到可信的结果。然而,她的要求至今仍没有得到满足。

图|郑大医院给死者家属出具的死亡通知书

急救病历显示死者抢救前死亡

“丈夫从抢救第一天开始,医生就不时劝我们放弃治疗,并一再提出撤掉ECMO。”任海云由此怀疑,丈夫在抢救前已经死亡。

后来,她看了120的急诊记录,更加笃定丈夫因心脏骤停在120抢救前已经死亡。白鹿新闻从死者的抢救病历看到,常济淙在审讯中“突发疾病”导致心脏骤停。

公开资料显示,心脏骤停,即心脏射血功能突然终止,导致重要器官严重缺血、缺氧,如果不及时干预,将导致生命终止。这种出乎意料的突然死亡,医学上又称猝死。

《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1》指出,中国心脏猝死的总人数每年达到55万,居全球之首,每天约有1500人死于心脏骤停,即“每约一分钟,就有一人猝死”。据统计,70%以上的猝死发生在医院前,而其中约90%的猝死者由于心室颤动引起,其中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简称冠心病)和脑卒中占猝死的首位。

对于突发心脏骤停患者,其最有效的急救措施是进行心肺复苏。心肺复苏是通过心脏按压、人工呼吸等方式,建立暂时性的人工循环,保证身体重要脏器的血液供应,同时刺激机体产生自主心跳、呼吸,从而挽救患者的生命。

目前多数医学专家认为,心肺复苏开始的最佳时间是在心脏骤停的4分钟内进行,又称“黄金4分钟”。据河南省濮阳市人民医院刊发《关爱生命,“救”在身边——掌握心肺复苏术(CPR),抓住“黄金四分钟”!》的健康科普文章称,抢救心肺复苏的黄金时间只有4分钟,4分钟内复苏可能有一半人被救活,4-6分钟10%可救活,>6分钟存活率仅4%,10分钟以上几乎无一人存活。

图|河南濮阳人民医院发布的健康科普知识文章

但白鹿新闻注意到,死者常济淙在突发心脏骤停后,至少超过3个10分钟。据郑大医院出具的《院前急救病情记录》显示,现场办案民警主诉嫌疑人“晕厥20分钟,加重5分钟”呼叫120,医务人员接120指令于当晚20:32:50到达现场,20:34:26见到病人。而白鹿新闻根据卫星导航,从郑大医院开车到病历载明的抢救地案管中心,全程行车4公里多、约8分钟。这表明,常济淙在心脏骤停至少超过30分钟以后,医务人员才赶到现场施救。

那么,120能否在30分钟后将患者常济淙抢救过来?据郑大医院出具的《院前急救病历》显示,患者“抢救前死亡”,肺部“呼吸音消失”,心脏“心音消失,未闻及心音”。同时,《院前急救情况记录》也显示,患者“双侧瞳孔散大固定,直径约4.5mm,对光反射消失,面色苍白,口唇紫绀,颈动脉搏动消失,胸腹无起伏,四肢冰冷,双下肢指凹性水肿”,“经全力抢救,患者呼吸心跳仍未恢复,心电监护导联呈一直线,血压未测出……”。

图|郑大医院在死者抢救后出具的院前急救病历

针对死者院前病历出现的以上情况,上述科普文章强调,如果持续超过30分钟的心肺复苏(CPR)后,患者呼吸与脉搏没有恢复正常,患者瞳孔散大固定,那么应视为心肺复苏无效。也就是说,常济淙前期经过现场办案人员的心肺复苏30分钟后,就算等到抢救人员再实施心肺复苏也是无效的。

白鹿新闻就“常济淙院前120急救病历”咨询了江西省内几家三甲医院的心脑血管专家,他们多数认为,通过120抢救人员的院前病历上描述,患者突发心脏骤停后心跳、呼吸、脉搏整个都没有了,死亡特征非常明显。但也有个别医生表示,患者“看起来情况不妙”,在短时间内也有可能被抢救回来,而这种情况微乎其微,不到十万分之一。

此外,上述科普文章还指出,当一个人心脏骤停,3分钟就会出现脑水肿,4-6分钟就可能导致脑细胞不可逆性损伤。另外还有报道称,在正常室温下,心脏骤停4分钟后脑细胞就会出现不可逆转的损害,如果时间在10分钟以上,即使病人抢救过来,也可能是脑死亡。

上述心脑血管专家告诉白鹿新闻,如果患者出现心跳呼吸骤停引发脑损伤,就不能使用ECMO辅助救治系统,严重违反了包括“严重不可逆的脑损伤和长时间心肺复苏”的ECMO使用禁忌症这一条硬性规定,最终将会导致患者出血、栓塞、感染等并发症,加速患者死亡,所以医护人员使用ECMO较为慎重,市场容量也相对较小。另一方面,心肺复苏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急救措施,由于办案人员前期未经过系统培训,他们在心肺复苏操作时的不专业、不规范导致患者的胸部、肺部、心脏等内脏损伤或出血,这对患者常济淙的右心室血栓疾病造成了第二次伤害脱落,从而也加速了肺栓塞症的形成,威胁患者生命。

其中医学博士刘医生认为,右心室血栓脱落引起肺栓塞时常无明显诱因,个别患者就诊时症状并不严重,常规检查通常又缺乏特异性,容易误诊耽误最佳治疗时机。据报道,被称为猝死之王的肺栓塞因很少有人知道,误诊率高达70%,致死人数超过急性心肌梗塞、脑卒中。“因误诊率高,不及时诊治死亡率接近100%,比心梗、中风还可怕。”刘博士表示,因此,肺栓塞很容易被忽视,更像一个“沉默的杀手”,往往比心梗、脑卒中还凶险。

以上种种证据表明,死者家属在写给公安部、河南省公安厅的控告信上认为,“当天的急救病历清清楚楚写明,常济淙在送往郑大医院前已经死亡。从3月28日拖到4月6才宣告死亡,完全是医院在某些人的指使下,给我们家属在'演戏',试图掩盖常济淙在公安办案场所当天已经死亡的事实。”

“既然患者在抢救前已经死亡,120为何还要送去医院?”任海云一家人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问题,但《院前急救情况记录》中载明的内容给她找到了答案“与赵俊华(关系人:民警)沟通,决定转医院进一步抢救”。“而关于丈夫心脏骤停经抢救成功心肺复苏后,其抢救前后病历矛盾,显然医院在配合其管辖的派出所说谎。”任海云说。

但也有法医对死者常济淙的死亡时间提出了质疑。从事法医鉴定工作30多年,曾在“湖南黄静死亡案”“黑龙江代义死亡案”“福建念斌投毒案”“河北聂树斌杀人案”等案件中担任鉴定或论证专家的著名法医专家胡志强认为,从死者家属提供的遗体照片来看,尸体没有形成尸斑,应该是没有死亡多久,其死亡9天之说应该不能成立。具体情况还要看尸检,才能进一步确认其真正的死亡时间。

对此,上述心脑血管专家解释称,死者在宣告死亡时没有出现尸斑,原因就是ECMO的工作原理,即ECMO是维持心肺功能衰竭患者的生命,帮助危重症的患者实现体外循环,为医生赢得抢救患者的时间,而在ECMO的体外循环过程中会采用血液稀释,以减少阻力和血液的破坏,让患者的血液与平常一样浓,使得患者的温度维持在常温。

8分钟误接电话揭开抓捕真相

这五个月,对丈夫死因的疑惑一直缠绕着任海云。她认为,造成这一切都是因为派出所民警赵俊华及当地公安机关涉嫌一系列违规“暗箱”操作。

任海云说,首先,是赵俊华涉嫌非法“钓鱼”传唤。他到北京以找人看病为名,约嫌疑人到北京市门头沟区天街附近餐馆见面,随后他没有出具任何手续,强行跨省将丈夫带到郑州。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对于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传唤到指定的地点或者他的住所、所在单位进行讯问,但是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即传唤证)。

赵俊华是否持有相关部门批准的传唤证?陈国发所长对白鹿新闻称,他们有传唤证,因为现在异地办案必须得到当地警方的配合,否则未有传唤手续,当地警方也不会协助。但当死者家属提出要看传唤证时,派出所至今也没有提供。

死者家属的代理律师告诉白鹿新闻,赵俊华去北京抓捕嫌疑人常济淙,还必须至少有两个民警参加。担参与抓捕的三个人当中,仅有赵俊华出示了警官证,而且还是在死者家属强烈要求下才勉强出示的。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行政处罚应当由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的执法人员实施,且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此外,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规定,公安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等调查取证工作时,参与执法的民警也不得少于两人。

事后,白鹿新闻在通泰路派出所工作人员的公示栏中只找到赵俊华副所长一人,该所教导员王警官解释另外两人未出现公示栏是因为“他们俩是去年刚分来的”。但白鹿新闻随死者家属随机咨询了该所办证大厅民警,他们均称局里要求所里全体人员必须对外公示。

同时,《刑事诉讼法》第117条还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但是,死者家属却在传唤的第13天(4月9日)才收到拘留通知书。

白鹿新闻注意到,该拘留通知书还是一张“早产”通知书。据拘留通知书显示,常济淙于3月28日晚上6点被警方刑事拘留的,并羁押于郑州市第三看守所。但郑大医院出具的《院前急救病情记录》显示,120抵达案管中心的时间是当晚8点32分。这意味着,嫌疑人还在案管中心审讯时,派出所就提前两个半小时办理了刑拘手续,并同时办理了看守所羁押手续。

白鹿新闻从拘留通知书获悉,常济淙是以涉嫌拒执罪的罪名被刑拘的。公开报道显示,2019年5月14日,郑州高新区法院、郑东分局联合成立了 “郑东分局驻郑州高新区法院打击拒执犯罪侦办大队”,设立该大队是为切实解决执行工作中存在的被执行人,特别是涉嫌拒执行为的被执行人“人难寻 、物难找、追究难”等突出问题。成立不到5个月,该大队于同年10月8日对常济淙上述拒执罪的案子进行立案调查。

图|郑东分局与郑州高新法院联合成立拒执大队

据陈国发所长介绍,由于该拒执大队去年被撤,老常的这个拒执案就分到所里由赵俊华副所长负责。移交过来之后,老常来所里做过一次笔录,但因老常住院一直不能过来,申请执行人便举报赵俊华久拖不办案。所以,在此背景下,赵俊华今年才带人前往北京传唤老常来郑州配合调查。“其实我们也不想办这个案子,我们也不认识(申请执行人),也不知道这事。”

白鹿新闻就“拒执大队撤销”之事致电郑东分局相关部门,证实该大队确实被撤销,具体原因不清楚。但据郑东分局一知情人士透露,所有的拒执案件必须由法院移交郑东分局案管中心,然后案管中心统一分配。之前,因为郑东分局所有的案件都是在郑州高新区法院判决的,所以郑州高新法院的拒执案都要移交给郑东分局立案。但自从前年或者去年开始,郑东分局办理的刑事案件改由郑州自贸区法院(经开区法院)判决,那么以前由高新法院移交过来的拒执案则移交给郑州公安局高新分局。

既然常济淙的拒执案改了办案单位,为何原办案单位还在继续执行呢?对于这个关键问题,任海云因误接到“赵俊华与神秘人士”的8分多钟电话而揭开了神秘面纱。

据任海云回忆,3月29日晚上6点55分,也是丈夫被送进医院抢救的第一天。“赵俊华突然打电话给我,我赶紧接听,并喂了几声,见对方没有说话。正想挂电话时,突然听到赵俊华与他人在通话,我一听,刚好说的是我爱人的事情……。我听了很生气,大概听了8分多钟,我感觉他们之间的通话将要结束,我就提前挂掉了电话。”

“能接到这个电话,纯属偶然。”任海云说,“我觉得应该是他无意中触碰到我的电话,因为当天我打了他一天的电话未接,可能我的号码被他的手机置顶了。他当时正在用另一个手机打电话时,不小心误碰了他的工作手机。直到现在他也不知道我偷录到他这个秘密电话。”

图|收听以上录音请登陆《白鹿新闻》微信公众号

根据任海云的通话记录,白鹿新闻向陈国发所长求证后得知,该电话号码就是通泰路派出所副所长赵俊华工作用的警务通手机号码。白鹿新闻发现,这段录音电话全长8分19秒,里面只能听到带有河南口音的赵俊华一人的声音,现摘抄部分内容如下:

赵:对,我们公安以前带人,传唤证肯定批不下来,拘证批不出来,只有违规去执法。

赵:你这一点说得对,他是主动来我这配合调查的,我们没给他设为嫌疑人,我可以不去办传唤证。

赵:我们拘留证快批下来了,确定是嫌疑人了,法院那个高鑫鑫(音)法官来这了,机关批了(批捕)以后,他有重大嫌疑。

赵:这个很有价值,我只能尽心去办,但是现在钱上这个事······。

赵:他原来有病,这是事实,又没有说有这种病就不处理,不批拘留,就没有这规定,是不是。

赵:120的人说你上车吧······,后来,我又去了,给他挂个号,我给他垫了一万八,后来想想那一万八不该给他垫,但是咱的心老善良啊。

赵:没啥事,张旭(音)那边说也没啥事,张旭刚才也给我回过电话了,他们讨论这个事了,他说全是案管(中心)责任,他上卫生间那没人跟着,而且穿个一次性拖鞋,拖鞋一沾水滑。

这段电话录音中提到两个关键的人,即“高鑫鑫”和“张旭”。白鹿新闻从常济淙拒执罪案了解到,高鑫鑫是该案二审法院——郑州市中院的书记员。而其中的张旭,经陈国发证实,他是郑东分局治安大队某个专案组负责人。

据2022年10月13日公开报道称,张旭入警5年来,干过特警、治安警,现任郑东分局圃田派出所副所长,荣获个人嘉奖一次,多次获得郑州市优秀公务员等荣誉称号。白鹿新闻从圃田派出所了解到,张旭今年已调离该所。

陈国发所长向白鹿新闻透露,张旭和赵俊华是同一批提上来的副所长,他比赵俊华小,两人关系较熟。“他客观上确实是有病。所以大家谁也不愿意看到这个事发生,走到这一步,我们要积极解决善后问题,包括前期救治,赵俊华还自己掏了18000块钱,现在分局仍没报。”

值得一提的是,电话录音中赵俊华重点说到“我只能尽心去办,但是现在钱上这个事”。任海云称,从这个“钱”字和“尽心去办”这句,她初步怀疑,这个与赵通话的“神秘人”可能是该拒执案的申请执行人,也可能是赵俊华的直接领导,他们之间可能存在金钱交易。赵俊华涉嫌插手经济纠纷,不经任何部门批准私自传唤、拘留丈夫,甚至不顾嫌疑人重病审讯致死,严重违反了公安部禁止民警插手经济纠纷等禁令规定。白鹿新闻在通泰路派出所用任海云的手机拨通了赵俊华的电话,他以“不在、不知道”为由挂断了电话。

“老常已经走了5个多月了,当地公安部门至今也没给我们一个说法,每次都是我主动去找他们。我现在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想通过媒体找到电话中的那个神秘人。”任海云说,她希望借助媒体公开这段电话录音,能够引起河南省相关部门的重视,让死者家属和公众了解事件真相,并公开酒店及审讯室的完整视频,对相关违法违纪人员追究刑事责任。

民警在酒店讯问严重违法

白鹿新闻就此案牵涉的一系列法律问题,采访了著名刑辩专家、中央财经大学预防证券金融犯罪研究所副所长、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范辰律师。

对于派出所民警在酒店审讯嫌疑人常济淙之事,范辰表示,本案中的《拘留通知书》显示,2024年3月28日郑东分局以“拒执罪”将常济淙从北京跨省抓捕到河南郑州,但第一次讯问却在酒店里进行,不符合有关规定。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九十八条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除下列情形以外,应当在公安机关执法办案场所的讯问室进行:(一)紧急情况下在现场进行讯问的;(二)对有严重伤病或者残疾、行动不便的,以及正在怀孕的犯罪嫌疑人,在其住处或者就诊的医疗机构进行讯问的。”因此,对常济淙进行讯问,要么在办案场所讯问室进行,要么因其患有疾病,应在其住所或者医疗机构进行,在酒店对其进行第一次讯问,属于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

对于派出所非法传唤重病人员审讯问题,范辰称,常济淙抓捕前被确诊为最罕见的心脏病“右心房血栓”,终生离不开一种叫“利伐沙班”的抗血栓药品。依据《保外就医严重疾病的范围》(司发通〔2014〕112号)规定,罪犯有下列严重疾病之一,久治不愈,严重影响其身心健康的,属于适用保外就医的疾病范围:“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急性心肌梗死及重度不稳定型心绞痛),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有严重心绞痛反复发作,经规范治疗仍有严重冠状动脉供血不足表现。” “心功能判定:心功能不全,表现出心悸、心律失常、低血压、休克,甚至发生心搏骤停。按发生部位和发病过程分为左侧心功能不全(急性、慢性)、右侧心功能不全(急性、慢性)和全心功能不全(急性、慢性)。”而常济淙被侦查人员从北京带走时,其家属多次提醒办案人员,常济淙患有严重心脏病,每天不能停药。依据上述规定和情况,常济淙不适宜羁押。出现常济淙在羁押期间死亡情况,办案机关工作人员难以推脱其责任。

对于“郑东分局专门成立专班,由公安分局纪委副书记陈林牵头处理此案善后事宜”之问题,范辰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根据《看守所在押人员死亡处理规定》第九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看守所在押人员死亡报告后,应当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开展相关工作。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人民检察院进行调查:(一)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的;(二)死亡在押人员的近亲属对公安机关的调查结论有疑义,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需要调查的;(三)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调查结论有异议的;(四)其他需要由人民检察院调查的。”依据上述规定,对常济淙死亡事件,应由相对独立的检察院牵头进行,而不是由造成死亡的公安机关牵头处理。显然,由公安机关牵头调查此案,既不符合有关规定,结论也难以让家属信服。法谚有云,“任何人不能做自己的法官”,程序违法是不能容忍的。但郑州自贸区检察院案管中心工作人员告诉白鹿新闻,经查询,检方至今从未受理过常济淙的案件,具体情况应该找郑东分局了解。

范辰还表示,根据死者家属提供的死者遗体照片,常济淙脖颈处有一条深深的勒痕,涉案派出所陈国发所长用抢救时所致,难以自圆其说。白鹿新闻将持续关注河南常济淙死亡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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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袁晓华 谢林丝

来源:白鹿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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