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后汉书，续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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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后缘
一旦全民核检出现混合样本呈阳性的情况时，卫生当局会对该混合样本涉及的所有人士，进行以下的处理流程及续后安排。
此外，只有在流动采样小组可确认有关人士具体位置的情况下，方能在其核酸混检阳性时登门进行核酸采样。由于所有在澳人士进行核酸检测前须先进行抗原检测，因此，在申报抗原检测结果时应提供详细的常住地址或身处位置的具体地址，一旦出现核酸检测混检样本阳性，流动采样小组登门进行核酸采样。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强调，在能迅速找到混检阳性人士的情况下，才具条件为其提供适切服务。
应变协调中心提醒，快速抗原检测结果为阳性时，须立即透过系统申报，而不论是否有发热、呼吸道症状，尽快召唤救护车（电话：119、120或+853 28572222)。
（资料图片）
续后感500字
来源：光明日报
原标题：文体学与文章学
“文体”指文学作品的体裁与体貌，包括形下的体制形态、语言特征、表现方式，形上的风格面貌、精神内涵等方面。中国文学由诗、赋、文、词、戏曲、小说等诸多文体组成，每种大类文体下还可按不同标准细分出各式小文体，如诗歌按格律可分为古、近体诗，按字数可分为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杂言诗等。各类文体的历史发展、形态演变、地位升降以及相互融合，构成了中国文学的演进线索之一。王国维“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即是从文体角度对中国文学史的概括。文体是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基础，任何文学写作都离不开对体制的把握，文学批评也通常以文体为纲目、基准或前提而展开。文章学同样与文体学密不可分。
中国古代的“文章”含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在不同时代或同时代的不同应用语境中，其内涵都有所变化，不尽相同。大体言之，早期的“文章”可泛指载于典册的一切文字、著作，汉代逐渐产生狭义内涵，指独立成篇的文辞、辞章。南朝兴起“文笔之分”，“文”进一步缩小为专指“有韵者”，主要即诗赋骈文。唐代以后，在“诗文之分”的观念下，“文”转为指与有韵之诗相对的散文，随着古文革新的深入进行，宋代的“文章”含义愈发倾向以古文为主，但同时也包含骈文，且不排斥诗赋韵文。明清近代的“文章”概念几乎兼综前代，甚至包括词、曲。无论任何含义下的文章学，始终建立在文体学的基础上。
文章学专论、著作多分体论说，文章总集、别集也多以文体为纲进行汇选、编次。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等早期文学批评专论辨析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等文学体裁的风格特征，并讨论文体创作与作家秉性的关系等话题。晋代挚虞《文章流别》按体选录，萧统《文选》更是文体分类的典范。刘勰《文心雕龙》以文体论作为主要组成部分，所论涉及文章学各层面问题，标志着文章学与文体学的成立。唐宋以来，总集与别集出现编年、分门、分类、分人等多样编纂方式，但以体序次依然是主流。一些总集在以体序次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多种层级的分类方式，如南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将各式文体归总为“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类，清代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序例》采用门、类、体三级分类法，将历代文体划分为十一类，再统摄为“著述门”“告语门”“记载门”三门。同时出现各种专体选集、论著，如论述、选录骈体文的《四六谈麈》《骈体文钞》，编选古文的《古文关键》《古文辞类纂》，专选奏议文体的《宋名臣奏议》《历代名臣奏议》，针对碑志文体的《金石录》《金石例》等。
文章学中的很多思想、命题都根植于文体观念。在体用论上，中国古代基本文学观念“文以载道”即是针对文体的功用而言，唐宋古文家从文体入手革新文风、倡导“明道说”，以古文取代或改造骈文。在源流论上，“文本于经”的宗经思想是贯穿历代文章学的基本理念之一，其内涵很大程度上是指“文体本于经”，以六经作为后世抒情、议论、叙事等文体的体制与思想源头。创作论方面，“文章以体制为先”的尊体观念是文学写作的重要主张，而“破体”则是文学创新的重要手段。韩愈“以文为诗”、苏轼“以诗为词”、欧阳修“以文为赋”，唐诗中的“以古入律”，宋文中的“以古文为时文”“以文体为对属”“以论为记”等现象或主张，均是通过不同文体之间的互鉴而别开新路。尊体与破体的理论依据，往往来自批评论中的“辨体”思想。李清照《词论》、元代祝尧《古赋辩体》通过辨析词、赋区别于诗、文的“本色”特征确立其文体独立性。“正变说”“通变观”亦与辨析文体风格的“正宗”“本色”相关。“唐文三变说”、陈衍“三元说”是基于不同时段内文体的风格变化所提出的论题，“南北文学不同论”则揭示了不同地理环境、风俗文化下文学创作的体貌差异。文学史上著名的李杜之争、唐宋诗之争、秦汉文与唐宋文之争、骈散之争、文言白话之争，均是围绕文体的价值序次或风格优劣所展开的论争及理论探索。
文体学与文章学具有诸多相通之处，但也存在差别。从学科的逻辑起点出发，文体学的发生源自辨体意识，而文章学则产生于篇翰意识。尽管理论自觉意义上的辨体与篇翰观念要到魏晋南北朝才形成，但相关意识早在商周时期已萌芽。据有关学者研究，早期礼制仪式与职官制度等人类活动、行为当中蕴含了祭祀、盟誓、政令、规谏等文体运用，这些文体很多是口头、辞命性质的，并未形成篇章，但从甲骨刻辞、《左传》等文献记载的文辞称引中，如“祝曰”“谏曰”“戒之曰”“对曰”“祷曰”等，已显示出文体分类、辨别文体性质的辨体意识。篇翰意识的发生同样很早，甲骨卜辞中的界线区分等刻写方式即是最原始的对文意单位的辨识，青铜器铭文、战国简牍的结构格式已具备一定的篇章性质，春秋时期《诗》《书》等文献编集整理工作体现出更为明晰的篇翰意识。
辨体与篇翰的不同逻辑起点，令文体学与文章学虽有相同的研究对象和许多重合的关注领域，但各自的侧重点和学科特性仍有区别。相对而言，文体学更加注重对文章体裁体貌的辨析、文体归类与分类、文体源流的梳理等体制方面，而文章学更多分析作品的谋篇立意、章法结构、遣词造句、修辞技法、典故运用等文本层面。中国古代的很多理论作品都同时兼具文体学与文章学的性质，但其中仍有一些在文体学视域下更为重要、另一些则在文章学领域更具标志意义。前者如梁代任昉《文章缘起》，元代郝经《续后汉书·文章总叙》，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黄佐《六艺流别》等，无论在体例还是内容方面，均体现出一定的概括化、简明化、体系化或谱系化倾向。《文章缘起》采用简明的簿录体例著录文体及文章名；《文章辨体》《文体明辨》《六艺流别》采用“序题”模式，在目录或每类文体选文之前简明扼要地概括、梳理该体的体制特点、渊源流变；郝经将各式文体归入《易》《书》《诗》《春秋》四部，构建起一个“文本于经”的文体谱系；《六艺流别》进一步采用“文体树状图”的阐释模式，将历代文体系于《诗》《书》《礼》《乐》《春秋》《易》六经之下。后者如南宋陈骙《文则》、楼昉《崇古文诀》、谢枋得《文章轨范》、魏天应《论学绳尺》、孙奕《履斋示儿编·文说》，元代陈绎曾《文说》《文筌》、倪士毅《作义要诀》等，大多产生于科举取士背景下，以指导举子应试写作为目的，主要着眼于作文技法的总结、揭示，具有强烈的实用性指向与精细化特征。《文则》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讨论修辞学的著作，总结出“取喻”“助辞”“倒言”“长短句法”等多种写作手法；《崇古文诀》《文说》《文筌》以“格法”评文，提炼文格、文法近百种；《论学绳尺》《作义要诀》阐说制义程式中“破题”“接题”“讲题”“原题”等写法，成为明清八股学之滥觞。
近代以来，在西方文体分类与文学观念的影响下，中国文体学与文章学研究均与古代实际状况发生一定错位。在外国文学分类的影响以及白话文运动的背景下，古代文体被简化为诗歌、散文、戏曲、小说四种，其中“散文”概指文章，而大量丰富的文章体裁被忽视。古代的“文章”概念本就含义宽泛、变动不居，现代文章学研究出于学科本体性的考虑，约定俗成地将“文章”界定为排除诗词曲及专书的狭义概念，又在“纯文学”观念的影响下，倾向于将文章学内涵窄化为修辞学。近年来，文体学与文章学研究取得长足发展，很多曾经被忽视的骈文、韵文、著述文体以及在古代很重要的实用文体、文章都得到关注。文体学与文章学都是中国本土自有的方法论，如何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立场出发，在回归古代文学原始语境的同时兼具中西视野，将文体学与文章学研究有机结合，或为当今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作者：王 芊，系中山大学中文系特聘副研究员）
续后是词语吗
王 芊
“文体”指文学作品的体裁与体貌，包括形下的体制形态、语言特征、表现方式，形上的风格面貌、精神内涵等方面。中国文学由诗、赋、文、词、戏曲、小说等诸多文体组成，每种大类文体下还可按不同标准细分出各式小文体，如诗歌按格律可分为古、近体诗，按字数可分为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杂言诗等。各类文体的历史发展、形态演变、地位升降以及相互融合，构成了中国文学的演进线索之一。王国维“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即是从文体角度对中国文学史的概括。文体是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基础，任何文学写作都离不开对体制的把握，文学批评也通常以文体为纲目、基准或前提而展开。文章学同样与文体学密不可分。
中国古代的“文章”含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在不同时代或同时代的不同应用语境中，其内涵都有所变化，不尽相同。大体言之，早期的“文章”可泛指载于典册的一切文字、著作，汉代逐渐产生狭义内涵，指独立成篇的文辞、辞章。南朝兴起“文笔之分”，“文”进一步缩小为专指“有韵者”，主要即诗赋骈文。唐代以后，在“诗文之分”的观念下，“文”转为指与有韵之诗相对的散文，随着古文革新的深入进行，宋代的“文章”含义愈发倾向以古文为主，但同时也包含骈文，且不排斥诗赋韵文。明清近代的“文章”概念几乎兼综前代，甚至包括词、曲。无论任何含义下的文章学，始终建立在文体学的基础上。
文章学专论、著作多分体论说，文章总集、别集也多以文体为纲进行汇选、编次。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等早期文学批评专论辨析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等文学体裁的风格特征，并讨论文体创作与作家秉性的关系等话题。晋代挚虞《文章流别》按体选录，萧统《文选》更是文体分类的典范。刘勰《文心雕龙》以文体论作为主要组成部分，所论涉及文章学各层面问题，标志着文章学与文体学的成立。唐宋以来，总集与别集出现编年、分门、分类、分人等多样编纂方式，但以体序次依然是主流。一些总集在以体序次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多种层级的分类方式，如南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将各式文体归总为“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类，清代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序例》采用门、类、体三级分类法，将历代文体划分为十一类，再统摄为“著述门”“告语门”“记载门”三门。同时出现各种专体选集、论著，如论述、选录骈体文的《四六谈麈》《骈体文钞》，编选古文的《古文关键》《古文辞类纂》，专选奏议文体的《宋名臣奏议》《历代名臣奏议》，针对碑志文体的《金石录》《金石例》等。
文章学中的很多思想、命题都根植于文体观念。在体用论上，中国古代基本文学观念“文以载道”即是针对文体的功用而言，唐宋古文家从文体入手革新文风、倡导“明道说”，以古文取代或改造骈文。在源流论上，“文本于经”的宗经思想是贯穿历代文章学的基本理念之一，其内涵很大程度上是指“文体本于经”，以六经作为后世抒情、议论、叙事等文体的体制与思想源头。创作论方面，“文章以体制为先”的尊体观念是文学写作的重要主张，而“破体”则是文学创新的重要手段。韩愈“以文为诗”、苏轼“以诗为词”、欧阳修“以文为赋”，唐诗中的“以古入律”，宋文中的“以古文为时文”“以文体为对属”“以论为记”等现象或主张，均是通过不同文体之间的互鉴而别开新路。尊体与破体的理论依据，往往来自批评论中的“辨体”思想。李清照《词论》、元代祝尧《古赋辩体》通过辨析词、赋区别于诗、文的“本色”特征确立其文体独立性。“正变说”“通变观”亦与辨析文体风格的“正宗”“本色”相关。“唐文三变说”、陈衍“三元说”是基于不同时段内文体的风格变化所提出的论题，“南北文学不同论”则揭示了不同地理环境、风俗文化下文学创作的体貌差异。文学史上著名的李杜之争、唐宋诗之争、秦汉文与唐宋文之争、骈散之争、文言白话之争，均是围绕文体的价值序次或风格优劣所展开的论争及理论探索。
文体学与文章学具有诸多相通之处，但也存在差别。从学科的逻辑起点出发，文体学的发生源自辨体意识，而文章学则产生于篇翰意识。尽管理论自觉意义上的辨体与篇翰观念要到魏晋南北朝才形成，但相关意识早在商周时期已萌芽。据有关学者研究，早期礼制仪式与职官制度等人类活动、行为当中蕴含了祭祀、盟誓、政令、规谏等文体运用，这些文体很多是口头、辞命性质的，并未形成篇章，但从甲骨刻辞、《左传》等文献记载的文辞称引中，如“祝曰”“谏曰”“戒之曰”“对曰”“祷曰”等，已显示出文体分类、辨别文体性质的辨体意识。篇翰意识的发生同样很早，甲骨卜辞中的界线区分等刻写方式即是最原始的对文意单位的辨识，青铜器铭文、战国简牍的结构格式已具备一定的篇章性质，春秋时期《诗》《书》等文献编集整理工作体现出更为明晰的篇翰意识。
辨体与篇翰的不同逻辑起点，令文体学与文章学虽有相同的研究对象和许多重合的关注领域，但各自的侧重点和学科特性仍有区别。相对而言，文体学更加注重对文章体裁体貌的辨析、文体归类与分类、文体源流的梳理等体制方面，而文章学更多分析作品的谋篇立意、章法结构、遣词造句、修辞技法、典故运用等文本层面。中国古代的很多理论作品都同时兼具文体学与文章学的性质，但其中仍有一些在文体学视域下更为重要、另一些则在文章学领域更具标志意义。前者如梁代任昉《文章缘起》，元代郝经《续后汉书·文章总叙》，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黄佐《六艺流别》等，无论在体例还是内容方面，均体现出一定的概括化、简明化、体系化或谱系化倾向。《文章缘起》采用简明的簿录体例著录文体及文章名；《文章辨体》《文体明辨》《六艺流别》采用“序题”模式，在目录或每类文体选文之前简明扼要地概括、梳理该体的体制特点、渊源流变；郝经将各式文体归入《易》《书》《诗》《春秋》四部，构建起一个“文本于经”的文体谱系；《六艺流别》进一步采用“文体树状图”的阐释模式，将历代文体系于《诗》《书》《礼》《乐》《春秋》《易》六经之下。后者如南宋陈骙《文则》、楼昉《崇古文诀》、谢枋得《文章轨范》、魏天应《论学绳尺》、孙奕《履斋示儿编·文说》，元代陈绎曾《文说》《文筌》、倪士毅《作义要诀》等，大多产生于科举取士背景下，以指导举子应试写作为目的，主要着眼于作文技法的总结、揭示，具有强烈的实用性指向与精细化特征。《文则》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讨论修辞学的著作，总结出“取喻”“助辞”“倒言”“长短句法”等多种写作手法；《崇古文诀》《文说》《文筌》以“格法”评文，提炼文格、文法近百种；《论学绳尺》《作义要诀》阐说制义程式中“破题”“接题”“讲题”“原题”等写法，成为明清八股学之滥觞。
近代以来，在西方文体分类与文学观念的影响下，中国文体学与文章学研究均与古代实际状况发生一定错位。在外国文学分类的影响以及白话文运动的背景下，古代文体被简化为诗歌、散文、戏曲、小说四种，其中“散文”概指文章，而大量丰富的文章体裁被忽视。古代的“文章”概念本就含义宽泛、变动不居，现代文章学研究出于学科本体性的考虑，约定俗成地将“文章”界定为排除诗词曲及专书的狭义概念，又在“纯文学”观念的影响下，倾向于将文章学内涵窄化为修辞学。近年来，文体学与文章学研究取得长足发展，很多曾经被忽视的骈文、韵文、著述文体以及在古代很重要的实用文体、文章都得到关注。文体学与文章学都是中国本土自有的方法论，如何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立场出发，在回归古代文学原始语境的同时兼具中西视野，将文体学与文章学研究有机结合，或为当今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作者：王 芊，系中山大学中文系特聘副研究员)
续后是什么意思
汉代“二陈一杨”，岭南“儒宗”“诗祖”
著书讲学 开拓岭南文脉
岭南文化经纬度
“五岭北来峰在地，九州南尽水浮天。”岭南大地倚山临海，地势开阳。自古以来，岭南人采中原之精粹，纳四海之新风，融汇升华，自成宗系，形成别具一格的岭南文化。且务实、开放、兼容、创新之风至今赓续不断。而其文脉之传承，实有赖于历代学者开馆授徒，薪火相传。尤其是书院产生之后，学派纷呈，名人辈出，在中华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
岭南文化 源于何时
清初“三大家”之一屈大均在《广东文集》序言中说：“广东居天下之南，故曰南中，亦曰南裔。火之所房，祝融之墟在焉，天下之文明至斯而极。极，故其发之也迟，始燃于汉，炽于唐于宋，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故今天下言文者必称广东。”
“天下文明至斯而极”，“极”，是指地理之极。古人一直认为，我国的文化发源地是中原地区。中原文化向南传播至广东，在地理上已是“尽头”了。所以广东的文化相对于其他地方起步较慢，在秦汉时期才开始萌芽。不过，岭南文化虽然起步晚，但后劲十足，到唐宋时期已崭露头角，明代中叶之后，更是大放光芒，直追中原。发展到清代和近现代，又达到了一个高峰。
岭南文化 始于何人
屈大均曾说：“越人以文事知名者，自高固始。”
又说：“南越文章，以尉佗始。”
高固是南海人。周显王时，岭南地属楚国管辖。高固才能出众，为楚威王相。传说他担任楚相时，位于越秀山的“楚庭”有“五羊衔谷”之祥。
当时，有个名叫铎椒的文官，见楚威王没有通读《左氏春秋》(即《左传》)，便把以往成败得失的历史经验编为四十章，名为《铎氏微》，由高固献给楚威王，因此楚国文教日兴。所以屈大均说广东人从事文教事业是从高固开始。可惜的是，高固没有文章流传下来。
尉陀即南越王赵佗。汉初，汉文帝有《赐尉陀书》，尉佗也有《上汉文帝书》。屈大均认为尉陀的《上汉文帝书》“辞甚醇雅”，故说“南越文章，以尉佗始”。但又怀疑是由其来自中原的“秘书”代笔，未必是尉陀本人或南越人所作。
因此，高固和尉佗都算不上是岭南文化的创始人。
那么，岭南文化的创始人是谁呢？屈大均说：
“然则文其以汉之陈元为始乎？……次则杨孚有请均行三年通丧一疏，即其《南裔异物志》，辞旨古奥，散见他书，搜辑之亦可以为广东文之权舆。”
屈大均在这里只提及陈元和杨孚两人，实际上陈元的父亲陈钦，也是岭南文化的开山祖。这三个人，都是地地道道的岭南人。
城中深藏2000年“杨孚井”
汉代岭南文化的“拓荒者”中，“二陈”没有完整的著作流传下来，活动遗址也荡然无存。另一位重要人物杨孚，则不仅有较为完整的著作传世，还有居住和著书讲学的遗址可寻。
杨孚，字孝元，东汉南海郡番禺下渡头村(今广州海珠区下渡路)人。汉章帝时，杨孚获举荐北上京师洛阳，通过了朝廷举办的“贤良对策”考核，官拜议郎。据《百越先贤志》等书记载，杨孚任议郎曾提出两项重要主张。一是极力主张以孝治天下，为汉和帝所采纳，影响深远。二是提出“吏治必务廉平”。
在珠江南岸的杨孚故居，古人多有题咏。如唐代诗人许浑有“烟深杨子宅，云断越王台”，以及“河畔雪飞杨子宅，海边花盛越王台”句，表明至少在唐代，“杨子宅”已成广州名胜，可与“越王台”媲美。
杨孚故居保留了很长时间，“失踪”的时间可能是明末。清乾隆年间的《番禺县志》曾记载：“后有张琼者，掘地种蒌，得一砖刻云：杨孝元宅。”这个获砖之地，被确认为杨孚宅第遗址。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也提及此事。
现在，杨孚故居只剩下一处遗址，就是原杨孚故居后花园的“杨孚井”。这口形制古拙的红砂岩古井，正是当年杨孚所开凿，虽已有近两千年历史，但至今井水依然清澈。不过，这口井藏在海珠区的城中村中，要找到它着实不易，即使是广州人，也可能会“荡失路”(迷路)。
想参观“杨孚井”，最好乘坐广州地铁8号线，在鹭江站B出口出站后左转，进入下渡路，往前走数百米，走到冠记肠粉店处，就左转进入旁边小路，可见到不远处有“杨孚故宅”照壁，然后按指示牌找到下渡东约一巷，就可见到“杨孚井”了。如乘坐公交车，可坐8路、24路、93路、182路、229路车等到下渡路口。
撰写《南裔异物志》，漱珠岗上讲学
杨孚是通才。他把岭南土特产分列条目，撰写成《南裔异物志》，并“枚举物性灵悟，指为异品，以讽切之”。此书一出，岭南异物广为人知。 《南裔异物志》原书在宋代已失佚，后人转相引用，故“散见他书”。清代南海人曾钊从诸书中重新辑录成两卷本《异物志》，流传至今。这本书开我国学者杂记地方风物之先河，为此后同类撰述开拓了新领域，汉代以后，步其后尘者层出不穷。
在史学领域，杨孚的《南裔异物志》处于正史与稗史之间，在当时史学门类单一、尚未充分发展的时代，为史学创立了新的门类。
杨孚晚年从京城退休，返穗定居。他见附近有一山岗(即现在的漱珠岗)奇石叠起，老树参天，环境清幽，便结庐其间，名之为“石边祠”，在此讲学和著书，漱珠岗从此留下了岭南书院的早期印记。
南宋时，岭南文化名人崔与之慕名而来，也在漱珠岗设帐讲学。清末道士李明彻在漱珠岗建纯阳观时，为纪念杨孚和崔与之，在纯阳殿两侧建杨孚祠和崔清献祠。此后，漱珠岗便成文化人的聚会点。清同治年间，名画家苏六朋在此建松枝仙馆；岭南画派奠基人居巢、居廉常来此作画；其后“二居”弟子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等在此栽梅树，结成“梅社”，并将社名刻于漱石上。
带回松树种宅前，传出“南雪”佳话
杨孚从洛阳荣归故里后，从河南带回两棵松树植于宅前。这本来是一件日常小事，但不久后，便发生了令人啧啧称奇的“怪事”。
据《广东新语》记载：“广州南岸有大洲，周回五六十里，江水四环，名河南。人以为在江水之南，故曰河南，非也。汉章帝时，南海有杨孚者……其家在珠江南，尝移洛阳松柏种宅前，隆冬蜚雪盈树，人皆异之，因目其所居曰河南，河南之得名自孚始。岭南天暖无雪，而孚之松柏独有雪，气之所召，无间远迩。雪其为松柏来耶？为孚来耶？”
广州地属无冬区，冬季一般不会下雪。但自从杨孚带回洛阳松柏后，北方之雪便随着他移植的松柏而来，且只落在杨孚宅前的松柏上。此事神奇，人们搞不清楚飞雪是为松柏而来，还是为杨孚而来。出于对杨孚的敬仰，人们称他所居住的地方为“河南”，并尊称他为“南雪先生”。久而久之，整个“江南洲”也被称“河南”。
因此，屈大均认为：“河南之得名自孚始。”至今，广州人仍称呼珠江南岸的海珠区为“河南”。
此外海珠区不少地名也与杨孚移植松树有关。历代文化人以“门邻杨子宅”为荣，百姓则纷纷种植松树。由此出现了不少与松树有关的地名，如万松园、万松山、大松岗、半松坡等，可见杨孚在民间的影响之大。
学者评价
岭南“诗始杨孚”、首次“粤人著作见于史志”
杨孚的《南裔异物志》，多为散文，亦有四言韵文的“赞语”，文体颇为独特。后人认为，杨孚在行文中运用藻言韵语，是为了便于诵读。
正因此书文体独特，屈大均《广东新语·诗语》中，有“诗始杨孚”一条，屈大均说：“其为《南裔异物赞》(即《南裔异物志》)，亦诗之流也。然则广东之诗，其始于孚乎？”
标题为“诗始杨孚”，然后行文又打问号，屈大均之所以不肯轻易下结论，是因早在西汉初年，岭南人张买“鼓棹能为越讴”。有一次他陪伴汉惠帝刘盈在苑池游乐，一边划桨，一边唱自己改编的广东民歌，歌词颇有讽谏之意，让汉惠帝有所领悟。
不过，张买是个“歌星”，不能称之为“诗人”，且张买没有作品流传下来，广东真正的“诗祖”，还是杨孚。
杨孚在岭南文化史上还有一项第一。因《续后汉书·五行志》注引杨孚《董卓传》，这也是岭南人著作被载入史志的头一回，所以曾钊说：“粤人著作见于史志，以议郎为始。”
文脉书院 1
岭南经学的兴起，始于陈钦
陈钦，字子佚，生于汉宣帝末年，世居苍梧郡广信(广东封开县及广西梧州市一带)。“广信”的得名，是汉武帝时期，将岭南首府迁至苍梧郡离水与郁水的交汇处，并取名“广信”，取意“初开粤地，宜广布恩信”。
因广信地处中原与岭南交通往来的水陆要冲，又一度成为岭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所以最早受到中原文化的熏陶，出现了岭南地区最早的一批文化精英，其中最杰出的就是陈钦。
史籍记载，陈钦自幼博览群书，熟习“五经”(《易》《书》《诗》《礼》《春秋》)。汉成帝时，被举荐为“茂才”，师从经学大师贾护，研习《左氏春秋》。他博采众长，卓然自成一家，撰有《陈氏春秋》(已佚)，与当时博学多才的经学名家刘歆齐名。
随后，陈钦来到京师长安，被朝廷任命为“五经博士”。不久，又负责教育皇室子弟及贵戚。陈钦的弟子中，有两人做了皇帝：一位是汉平帝，另一位是时任大司马，后来篡汉的王莽。不过，陈钦虽是王莽的老师，但最终还是被王莽所害，在狱中自杀。
汉代的经学，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分。自汉武帝立经学博士后，今文派完全碾压古文派，“五经博士”是清一色的今文派学者。王莽改制，始立古文经学博士。陈钦是古文派学者，他能跻身于“五经博士”之列，在当时也是凤毛麟角。更重要的是，他是岭南研究经学的第一人。
岭南人办“书院”，始于陈元
陈元，字长孙。他幼承家学，传习父业，逐字逐句对《左氏春秋》进行考证和注解。因所有精力和时间都用于经学研习，以至于“不与乡里通”，被乡亲们视为“不近人情”。
东汉初年，陈元赴京城任议郎。由于他对《左氏春秋》考证深入，注疏周详，见解独到，一时名噪公卿。史称他与当时著名的学者桓谭、杜林、郑兴齐名，“为学者所宗”。
陈元任议郎期间，做了两件影响后世的事：
一、力争立《左氏春秋》博士。光武中兴后，有人提出恢复“《左氏传》博士”。当时朝廷对此事的争议十分激烈，反对者范升等人认为“左氏浅末，不宜立”。陈元闻之，据理驳斥，后又与范升反复辩论十数次，最后陈元驳倒范升，光武帝遂允立“《左氏传》博士”。
二、在洛阳设馆授徒。虽然光武帝同意立“《左氏传》博士”，陈元也是公认的第一人选，但汉武帝偏偏不用陈元，而任用第二人选李封为博士。没多久，李封病死，光武帝本来就不太喜欢古文经学，于是趁机将“《左氏传》博士”废掉。
博士未当成，陈元便另寻他径治学。据史籍记载，陈元在京城洛阳“以授徒为业，传《左氏春秋》”。陈元在洛阳设馆授徒，可谓岭南人办私学之肇端，虽然当时不叫书院，但形式上与书院无多大差别。
陈元的著作《陈元集》及《左氏异同》均早已亡佚，所幸《后汉书·陈元传》收入了陈元的两篇疏议，这是历史上由岭南籍人士撰写的最早的政论文章。
学者评价
“二陈”是“粤人文之大宗”
陈钦、陈元作为汉代古文经学派代表，对《左氏春秋》的研究达到了最高水平，是当时全国学术界的标杆。他们不仅是吸纳中原文化的先行者，同时也是岭南文化的“拓荒者”。
《广东通志》的儒林传，把陈钦、陈元列为岭南儒林之首，盛赞“陈元独能以经学振兴一时，诚岭海之儒宗也”。
屈大均说：“粤处炎荒，去古帝王都会最远，固声教所不能先及者也。乃其士君子向学之初，即知诵法孔子，服习《春秋》，始则高固发其源，继则元父子疏其委，其家法教授，流风余泽之所遗，犹能使乡闾后进若王范、黄恭诸人，笃好著书，属辞比事，多以《春秋》为名。此其继往开来之功，诚吾粤人文之大宗，所宜俎豆之勿衰者也。”
撰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钟葵
来源： 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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