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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债市研究

2024年是大刀阔斧的化债之年，随着地方化债政策的持续落地，城投退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路径也更加深入和多元化。9月末以来多家城投公司向债权人征求退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意见书，没有接到金融债权人书面反馈意见就意味着该城投公司已经退出了融资平台程序，即日起退出融资平台名单。较以往“公司已转型为市场化运行主体，自本公告结束之日起退出政府融资平台，不再承担政府融资职能。”等表述发生了较为明显的转变。

据企业预警通统计，2024年全年官宣退出政府融资平台的城投和征求债权人意见退出政府融资平台的城投公司（企业预警通城投口径）共129家。其中，在100家官宣完成市场化转型已退出融资平台的城投公司中，有7家明确已征得债权人同意或未收到金融债权人书面反馈意见，退出政府融资平台；此外，加上还未明确退出结果的29家，共有36家城投公司引入债权人同意机制退出政府融资平台。

从公示数量看，相较于2023年今年退平台数量有所下降。究其缘由，2023年随着“一揽子化债”政策的下达，符合条件的城投积极完成市场化转型宣告退出，使得去年退出数量较多；今年以来，随着化债的深入，城投退出融资平台的要求更加严格，使得今年退平台进展相对缓慢。

从行政等级来看，退平台城投企业以区县级为主，占比高达95%。

退平台的城投企业大多为非发债主体，发债主体占比22%，129家企业中为发债城投的28家，合计存量债规模879.27亿元，其中浙江退平台城投公司存量债规模最大合计约379 亿元，其次为湖北约174 亿元。

截至最新，存量债规模前五的城投企业分别为宜昌高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159.92亿元、绍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129.30亿元、绍兴市柯桥区城建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92亿元、绍兴袍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80.5亿元和邯郸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61.2亿元。

具体名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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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记者 | 王玉 毛盾

12月21日，2024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稳增长目标下协同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战略与路径研究”（以下简称“项目”）开题论证暨阶段性成果发布会，在中国人民大学立德楼举办。项目由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政府债务研究中心主任刘晓光牵头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青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于泽教授联合主持了本次开题论证会。

作为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政府债务研究中心、中诚信国际研究院和界面新闻/界面智库（以下简称“课题组”）在会议上联合发布了《2024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综合发展指数研究报告》。报告分为上下两篇，全文共近3万字。其中，上篇为《融资平台发展转型：重点与非重点省份的突破与分化》，下篇为《融资平台发展转型：市县平台的突围之路》。

针对化债与增长平衡下的融资平台发展趋势、挑战及对策，中诚信国际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政府债务研究中心联席主任袁海霞和界面新闻副总编辑、界面智库主编崔宇分别进行了汇报发言。

自2023年7月“一揽子化债”政策全面实施以来，地方债务流动性风险得到有效缓解，融资平台的整合与转型步伐明显加快，市场化经营主体的涌现为经济增添了新活力。但是，融资平台目前仍普遍面临着自身造血能力不足、融资渠道收窄、政府支持力度减弱以及新旧业务转换的艰巨挑战，其基本面改善的进程仍需时间检验与持续观察。

在此背景下，为全面客观地反映新形势下我国各地区政府融资平台的综合发展能力，课题组对“中诚信国际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综合发展指数（EDOT）”进行了优化调整，围绕融资平台所处区域的经济财政实力、公司债务承载能力、公司基础经营能力、公司转型发展能力四大要素35个基础指标，对全国各省及地级行政区的融资平台发展和转型情况进行了综合评估。

在报告上篇中，课题组计算了2023年相关数据可得的31个省级行政区的融资平台综合发展指数，指数以“中诚信国际广义融资平台口径”中的发债企业为样本，包含逾两千家融资平台企业；省级行政区融资平台综合发展指数的样本包含省级、地市级、区县级融资平台企业。

袁海霞在会议上表示，当前融资平台的发展转型呈现出四大特点：第一，资产规模平稳增长，但整体质量不高、流动性偏弱，西部地区政府欠款问题严重；第二，一揽子化债推进下债务增速下滑、结构优化，但存量规模仍较大、付息承压；第三，土整、基建等仍是主要业务，市场化业务占比逐步增多，但整体盈利相对偏弱；第四，转型加速但基本面仍然偏弱，信用风险持续释放。

从综合排名看，东部8省跻身前十强，广东、江苏、上海、浙江、北京持续处于全国前五，而12个化债重点省份排名相对靠后，重点省份综合指数平均得分为72.28分，低于非重点省份的77.85分。根据2023年9月发布的“国办35号文”，天津、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被划定为12个重点省份，其融资平台债务增量和政府投资项目融资被严控。

从各细分指标看，重点省份四项细分指标平均得分均低于非重点省份，尤其是经济财政实力相对更弱，平均得分仅有71.53分，远低于非重点省份的平均得分81.11分，排名位于末7位的省份也全部为重点省份；同时，由于发展环境、金融资源等方面的差异，重点省份转型发展压力也相对较大，转型发展能力平均得分大幅低于非重点区域，需持续关注弱区域债务压力、化债进程以及转型发展情况。

在报告下篇中，课题组以“中诚信国际广义融资平台口径”中的地级行政区、县级行政区发债企业为样本，综合考虑数据可得性，筛选出市县级发债样本数量2198家，其中地级行政区企业838家，县级行政区企业1360家。

从地级行政区层面看，深圳、成都、杭州、广州、苏州、宁波、武汉、南京、福州和无锡位列前十。东部超七成的城市排名在前100以内，其中广东、江苏、浙江等头部经济大省占比较高。西部地区城市分化较为明显，成都、西安、南宁这三个省会城市和部分资源强市排名在50名以内，但超七成的城市排名在100名之后，以四川、广西、贵州、云南等省份为主，其中四川省内差距较为明显，除成都外，大多数地级行政区排名在110名之后。中部地区整体排名高于西部地区，约四成的城市排名在前100以内，省域之间分布较为均衡。东北地区城市数量较少，排名前60的城市为长春、沈阳、大连、哈尔滨，其他城市排名均在170名之后。

从指数排名变动来看，\"一揽子化债\"政策实施后，对重点省份地市的影响呈现分化，其中东北地区超七成的地级行政区排名有所上升，由于整体债务水平较低，债务承载能力明显改善。尽管政策给予西部地区较多资源支持，但受制于区域债务负担较重、负面舆情较多以及综合实力偏弱等因素，近六成地级行政区综合排名下降。

袁海霞在会议上进一步指出，在经济财政实力方面，东部地区排名明显领先其余地区，西部地区资源型城市鄂尔多斯的经济和财政收入表现突出；在债务承载能力方面，一揽子化债持续推进，东北地区整体债务结构和偿债能力改善，而非标等风险持续释放下，西部地区排名整体靠后且2023年排名以下滑为主；在基础经营能力方面，省会城市和副中心城市优质资产较多，东部地区融资平台经营情况整体较好，东北及中部地区有待提升；在转型发展能力方面，东部地区明显较强、中部地区较优，西部和东北地区偏弱。

界面新闻副总编辑、界面智库主编崔宇在会议上表示，当前化债政策以省份为单位“一刀切”，让重点省份部分城市“被误伤”，导致政府投资承压、平台融资受限，而非重点省份部分城市“被误捧”，导致化债资源不足、债务风险累积。

课题组发现，在37个重点省份样本城市中，长春、鄂尔多斯、大连、哈尔滨、南宁、玉林和银川等7个城市的微观和宏观债务负担指标排名均位于100名之内，这些重点省份中债务负担相对较轻的城市理应获得政策松绑。此外，有52个非重点省份城市的微观和宏观债务负担指标排名均位于100名之外，包括四川13个城市，江苏5个城市，湖南、湖北和安徽各4个城市，这些非重点省份中债务负担相对较重城市的债务风险值得重点关注。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相对弱化‘地方债务风险’且强调‘以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的背景下，一揽子化债政策应打破所谓的‘地域歧视’和‘刻板偏见’，且将重点区域划分以省份为单位调整至以地市级为单位，科学分类、动态调整，让‘该发展的发展，该化债的化债’”。崔宇指出。

在报告上篇中，课题组从四个方面对新形势下的融资平台高质量发展给出了建议：第一，深化新旧动能转换与财税体制改革，提高区域经济财政实力；第二，保障重点省份融资平台合理融资需求，兼顾化债与发展的平衡；第三，审慎推进融资平台改革与转型，重视衔接融合；第四，完善现代企业治理，培养市场化经营能力。

此外，对于市县级融资平台的可持续发展，课题组还建议，深化省以下财税体制改革，增厚地方自主财力；平稳压降有息债务规模，优化投融资约束力度；加快市县级平台整合转型，提升信用资质拓宽融资渠道；加大资产盘活力度，培育融资平台经营能力。

崔宇表示，未来界面新闻/界面智库将围绕报告发现挑选典型省份和城市进行一系列案例报道，旨在进一步剖析各级融资平台在发展转型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为地方政府、监管部门及投资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与启示。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副校长陈斌开，云南财经大学教授、经济学院名誉院长陈昆亭，北京大学教授、数量经济与数理金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龚六堂，辽宁大学教授、国民经济研究院院长林木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经济学院原院长刘守英，南京大学教授、数字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任保平，南京大学教授、经济增长研究院院长沈坤荣，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副校长王春超，复旦大学教授、经济学院原院长袁志刚等（以姓氏拼音排序），也以线上或线下的形式参加了项目开题论证暨阶段性成果发布会。

政府融资平台如何认定

近日，在市场公认的专业权威机构发布的中国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排行榜单中，甘肃省共有3家企业入选中国省级政府投融资平台80强，省公路航空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位列全国第2名，省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位列全国第15名、第22名；第1名是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此次排名由《中国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转型发展评价报告2018》权威发布，该《报告》对省、市、县三级政府控股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进行分类评选，主要依据公司业绩、社会责任、市场化转型3个一级指标和财务效益、资产运营、偿债能力等8个二级指标以及31个三级细化指标进行系统评价，评价结果客观公正。

近年来，甘肃省委、省政府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和“八个着力”重要指示精神，抢抓“一带一路”建设最大机遇，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动摇，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理直气壮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断增强发展活力和潜力，持续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为甘肃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

近年来，甘肃省委、省政府深入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坚持以管资本为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坚持相关联产业“统筹谋划、协同共进”发展理念，提高优质资产资源配置效率，促使存量优质资产资源组合聚集，更好地发挥资源整合效应和规模优势，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特别是在推进省级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转型发展方面，坚持运用市场化的手段解决发展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鼓励融资平台公司积极对接国际、国内市场，并给予资源配置和相关政策方面的扶持，大力开展经营性盈利业务，不断增强转型企业自身“造血”功能，不断增强经营活力和发展潜力。同时，注重发挥转型升级国有企业的作用，使其切实履行公益性项目投资、脱贫攻坚、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等社会责任，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服务。此次位列全国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第2名的公航旅集团，就是甘肃省委、省政府大力推进省级融资平台公司转型升级的成功典范。2011年，在“公路促民航、交通带旅游”这一创新型集群发展战略思想的主导下，甘肃省委、省政府整合全省高等级公路、相关民航机场等资产组建了公航旅集团。

近年来，在甘肃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省政府国资委、省交通运输厅、省发展改革委、省文化旅游厅、省财政厅、省政府金融办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公航旅集团始终坚持“以路为主、适度多元、融合发展”思路，利用已有资源，积极开拓市场，已成功布局公路、航空、旅游、金融、保险、贸易、地产、文化传媒等多个业务板块，拥有涉及以上板块的40余家子（分）公司。公航旅集团独资、控股设立了甘肃省最大的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8家类金融机构，积极繁荣地方金融市场；作为主发起人设立了甘肃首家地方法人财产保险公司——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同时，持有2018年1月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的甘肃银行15.78%计13.46亿元的股权，是甘肃银行第一大股东；参股兰州银行和华龙证券公司等。

经过七年多的发展，截止目前，公航旅集团注册资本已由成立之初的200亿元增加到1000亿元；总资产已达4710亿元，净资产已达1550亿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730亿元，实现利润12亿元；与成立之初相比，总资产和净资产均增长了7倍多；营业收入增长了14倍多，已发展成为甘肃省级唯一的集公路、航空、旅游和金融为一体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主体信用等级已达最高级别AAA级。在2017年中国企业500强榜单中，公航旅集团位列第266位。在2018年中国企业500强榜单中，公航旅集团位列第233位；在同时发布的其他榜单中，全国交通运输类企业排名第2位；人均资产排名全国第41位；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排名第89位；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总资产排名第77位。

七年多来，公航旅集团采取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企业债券、公司债券、永续债、保险资金、社保基金、银行贷款和债转股等几乎国内所有的融资方式，累计融资2800亿元，融资方式填补了甘肃融资品种的多项空白，融资规模屡创甘肃企业融资额度的多个第一。累计投资建成高速公路2200公里，占甘肃已建成高速公路的一半以上，占公航旅集团成立后甘肃建成高速公路的95%以上；在建高速公路1700公里，拟建高速公路1800公里，占甘肃省已规划未建成高速公路的80%以上。建成张掖、夏河、兰州中川机场二期等民用机场；建成甘肃首个通航机场，成功举办首届丝绸之路（张掖）国际通航大会。拥有甘肃最大的旅游企业——甘肃省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累计投资30亿元开发了张掖丹霞等6个知名景区，游客数量年均增长约30%；公航旅集团金融板块业务累计实现营业收入9亿元，利润总额6亿元，上缴国家税费2.4亿元；累计为全省6000多家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支持450亿元，为促进甘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推进甘肃顺利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新使命呼唤新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既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涵。国资国企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是新时代发展的助推器。甘肃省委、省政府将不遗余力推进国资国企改革，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在加快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进程中发奋图强。诸如公航旅集团等省属国有企业，也一定会在新一轮的改革中找准历史方位、蓄积发展潜力、明确责任目标，更好地担当新使命，展现新气象，实现新作为。

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发展前景

每经记者：宋戈 每经实习记者：宋钦章 每经编辑：马子卿

本月初，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和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政府联合发布公告，宣布高港区泰州引江城市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江苏大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等融资平台公司已转型为市场化运作的国有企业，自公告发布之日起退出政府融资平台，不再承担政府举债融资职能。转型后的国有企业依法开展市场化经营、自负盈亏，政府出资机构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

而这只是近年来“城投退融资平台潮”的一个缩影。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不完全统计，今年年内，城投公司退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已多达20余例，涉及江苏、辽宁、福建、河南等多个省份。

那么，转型为市场化运作的国有企业、退出政府融资平台的城投公司，未来将何去何从呢？

信达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李一爽认为，基于历史的原因，城投公司与地方政府之间可能仍然存在较多的业务和资金往来，其市场化转型需要一定的培育时间和过程，短期内或难以彻底和地方政府信用切割，城投公司退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更多或系形式上的公告。

“但从长期来看，城投公司实质退出融资平台是大势所趋。自身信用资质强，经营性业务发展好的城投公司或率先脱离政府信用，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但是对于信用资质比较弱的平台来说，未来逐渐脱离政府信用，融资压力或越来越大，信用风险或增加。”

12月初，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和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政府联合发布公告，宣布高港区泰州引江城市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江苏大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等融资平台公司已转型为市场化运作的国有企业，自公告发布之日起退出政府融资平台，不再承担政府举债融资职能。转型后的国有企业依法开展市场化经营、自负盈亏，政府出资机构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

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泰州引江城市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泰州市高港区）国有资产管理中心，江苏大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泰州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不完全统计，在年内，除了上述江苏省泰州市的几家家城投公司退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外，还有至少二十余家城投公司也相继不再承担地方政府融资职能，涉及辽宁省大连市、安徽省淮南市、河南省的平顶山市与漯河市、福建省的福州市与三明市、山西省太原市、湖北省武汉市、河北省邯郸市等多个地区。

“城投公司发布退出融资平台公告，往往有几个重要的特征：一是，已开展市场化经营，初步完成市场化转型，同时，均表示不再承担政府融资职能，存量债务得到妥善安排；二是，大多数发布公告的城投公司没有开展过债券融资，同时，开展PPP模式融资也是其发布退出公告的重要原因之一。”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研发部高级董事吴志武在接受记者微信采访时表示，已开展市场化经营、存量债务得到妥善安排、有意向开展债券融资或PPP融资的城投公司，更倾向于发布退出公告。

信达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李一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存量公开市场债券规模不大的城投或更倾向于公告退出。“城投公司不再承担政府融资职能后，长期来看有利于控制地方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中的隐性债务增长，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发生，从而有利于地方城市建设和经济的长远发展。”

城投公司退出融资平台，有利于推动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化解。吴志武认为，“近年来化解隐性债务风险成为金融监管的重点，隐性债务清零也成为大部分地方政府确立的重要目标。城投公司退出融资平台后，由于新增债务不再属于政府债务，有利于严控新增隐性债务。”

何谓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为什么在谈论它时，往往会和地方债务联系在一起？

复旦大学的兰小欢教授在《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中介绍，“法律规定，地方政府不能从银行贷款，2015年之前也不允许发行债券，所以政府要想借钱投资，需要成立专门的公司。这类公司大都是国有独资企业，一般统称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这个名称突出了其融资和负债功能，所以经济学家和财经媒体在谈及这些公司时，总是和地方债务联系在一起。但这些公司的正式名称可不是‘融资平台’，而大都有‘建设投资’或‘投资开发’等字样，突出自身的投资功能，因此也常被统称为‘城投公司’。”

国务院曾在2010年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10〕19号，下称《通知》），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进行了定义，即“指由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和机构等通过财政拨款或注入土地、股权等资产设立，承担政府投资项目融资功能，并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同年8月，财政部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相关事项的通知》（财预〔2010〕412号），对政府融资平台的定义补充了“具有政府公益性项目投融资功能”。

对于政府融资平台类公司的典型特征，兰小欢概括了三种：第一，持有从政府取得的大量土地使用权；第二，盈利状况依赖政府补贴；第三，政府的隐性担保可以让企业大量借款。

实际上，业内有观点认为，城投公司退出政府融资平台的现象始于2015年，2017年和2018年退出平台的案例数量明显增多。

2014年10月，国务院一则重要文件的发布，释放了地方债务严控和城投公司转型的信号，即《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下称《意见》）。《意见》要求明确明确划清政府与企业界限，政府债务只能通过政府及其部门举借，不得通过企事业单位等举借。

“城投公司退出政府融资平台的主要原因是响应《意见》等重要文件精神，以及在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要求之下，平台不断规范发展，实现市场化运营转型，退出融资平台，划清与政府的界限。”李一爽告诉记者。

吴志武则认为，除了剥离政府融资职能，以及推动转型的需要，城投退出融资平台也是为了满足融资监管要求，以拓宽融资渠。“从债券融资来看，财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规定，融资平台公司在境内外举债融资时，应当向债权人主动书面声明不承担政府融资职能；从PPP融资模式来看，国务院《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指导意见》规定，地方投融资平台在‘已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市场化运营的，在其承担的地方政府债务已纳入政府财政预算、得到妥善处置并明确公告今后不再承担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职能的前提下，可作为社会资本参与当地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通过与政府签订合同方式，明确责权利关系’。”

城投转型，对地方经济发展而言，考验与机遇并存。而失去政府融资平台身份的城投公司，同时也失去了地方政府的隐性担保。那么，转型为市场化运作的国有企业、退出政府融资平台的城投公司，未来将何去何从呢？

“虽然部分城投公告称不再承担政府融资功能，但城投的核心业务依旧是基础设施代建、土地开发与整理等业务，因此该事件对地方城市与经济发展的影响或有限。但是考虑到部分区域经济发展与城投有息债务增速不匹配的问题严重，叠加监管严控隐债新增，经济发展相对较差或者债务风险较大区域城投的融资能力受到明显限制，而资金或更多倾向于东部或者中部等经济发展相对好，债务风险相对较低的区域。”李一爽认为。

吴志武告诉记者，由于城投公司作为地方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重要的主体，城投公司不再承担政府融资职能后，短期内可能因为参与主体和资金来源受限，导致地方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但长期来看，地方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参与主体和资金来源将会趋于多元化。

“从城市建设参与主体来看，目前除了以城投为主的国有企业外，还有可以通过PPP模式、授权模式、特许经营模式等方式参与的社会资本、民间资本，甚至是外资；从资金来源来看，除了财政投入和城投债务融资外，还有地方政府债券、银行项目贷款以及通过招商引资和各种融资模式引入的社会资本等，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券已逐渐成为地方城市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社会资本也日益发展成为地方城市建设重要的资金来源。”吴志武补充。

值得关注的是，失去了政府融资平台这一身份后，城投公司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能否一刀斩断？

“城投公司不承担政府融资职能后，可能有以下几种转型方向：一是，由于没有实质性经营业务，纯粹的‘空壳类’平台大多面临清理撤销的结局；二是，由于仍然需要承担一些政府职能，比如承担城市公用事业的运营和建设，这类城投公司与政府关系仍然十分密切，政府会给予其补贴以支持其业务的发展，但其投融资模式主要是以市场化的方式开展，政府对企业的投融资决策有一定的政策指导，但不干涉企业的具体业务经营，企业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规范化运作，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三是，城投公司成为完全市场化的国企，与政府的关系是出资人和被出资人的关系，企业自主决策、自主经营、风险自担、自负盈亏。”吴志武认为。

李一爽告诉记者，基于历史的原因，城投公司与地方政府之间可能仍然存在较多的业务和资金往来，其市场化转型需要一定的培育时间和过程，短期内或难以彻底和地方政府信用切割，城投退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更多或系形式上的公告。

“但从长期来看，监管鼓励城投进行业务市场化转型，城投公司实质退出融资平台是大势所趋。自身信用资质强，经营性业务发展好的城投或率先脱离政府信用，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但是对于信用资质比较弱的平台来说，未来逐渐脱离政府信用，融资压力或越来越大，信用风险或增加。”李一爽最后说道。

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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