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家的一哥们，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抓。之前一直申请取保候审，一直没有反应；被抓后，羁押了3年，案子都还没有到法院。上个月，突然通知家属去办“取保”。大家很高兴，接到人时才知道，他在里面被查出了胰腺癌晚期，看守所压力山大，赶紧送神。前几天，当地检察院又打电话，说决定不诉，喊过去办手续。听上去是好事，但是感觉为什么会如此伤悲？这个事情，令我也有些伤感。使我们不禁要去问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取保为什么如此之难？把人羁押在看守所里，对审判的帮助到底有多大？取保之难，背后的逻辑和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有人会说，不予取保，是因为如果取保，那嫌疑人跑掉了怎么办？关在看守所里，总要安全一点啊。有道理吗？在2000多年前，交通不便，信息靠马走，那个时候，一个人想跑都跑不掉！商鞅变法，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严密的信息登记与审查，以至于他自己跑都没跑得掉。现在2000多年前过去了，科技一日千里，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超乎从前人类的想象：大数据、消费记录采集、通讯实名、人脸识别、AI。这次疫情，又强化了社区网格化管理，全民皆“朝阳群众”，你在哪里上厕所都能精准定位，不知道人还可以往哪里跑？！我们一方面宣扬我们对科技力量，那在取保方面，是不是就该“与时俱进”一点呢？既然，可以随传随到，可以无处遁逃，那何必非得在“看守所”候审呢？前段时间，香港乱翻翻的，有些人被抓了，但很快就被法庭假释出来。于是很多人非常不满：怎么就放出来了呢？！这个“怎么就放出来了”的疑问，首先表达了一个核心观念：羁押，是一种对自由的限制，是一种明确的惩罚！所以，干了坏事不能随便放出来！其次，也说出了取保为什么如此之难的最根本的问题：无罪推定，还未能深入人心。我们希望眼前的犯罪，都能立即获得惩罚，而不必等待漫长的罪行确认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没有把“无罪推定”真正当回事。如果按照我们的刑法，规定也很清晰：未经法院依法审判，对任何人都不能确定有罪。候审，就是还没有被审判。那这样的人，还只是嫌疑人，还未能确定有罪。既然如此，为何对“无罪”的人施以羁押的惩罚？就像我老家那哥们的遭遇一样，最后一旦他的案件被撤，这意味着什么？国家对一个无辜对人，进行了一次严厉对惩罚，甚至是对他实施了一次严重的犯罪，而这种犯罪无人会被追究责任，而这个人只能获得一点点钱的赔偿，失去了青春与健康，都没有人理会。不仅仅是我老家的哥们，其实多少企业，因为企业家涉嫌XX罪名被羁押，无法取保，导致企业快速倒闭，多少人前途嘎然而止，多少财富霎那间烟消云散？“允许取保”一日不能制度化，那我们就仍然在实施“有罪推定”，我们就一天未能真正实现法治文明。当然，并非所有的情况，都适合被取保。恐怖分子就不会适合啊。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一种选择：让取保成为基本制度，还是让取保成为例外？这是一个问题。英国人是最早思考这个问题的。700多年前，13世纪的英国，郡长有一个权力，也就是一个人被抓后，在接受审判前，是先放出去还是先羁押在黑牢里，郡长说了算。于是，1275年的《威斯敏斯特法》就是针对这个情况，限制了郡长的“取保候审决定权”，将涉嫌的罪行分为：可保释和不可保释。然后做了很具体的规定，限制了法官/郡长对是否保释的裁量权。
再后来，觉得还不够清晰，1689年还通过了《英国权利法案》，明确了：
也就是说，保释是一种基本制度，要求交太高的保释金这种变相不让人保释的行为都不允许。而到了现代，1994年英国出台《刑事审判与公共秩序法》，第27条规定：警察在准予保释时，原则上“不应附加条件”。真正实施“无罪推定”，那就应该在原则上允许“取保候审”，且不允许乱附件条件，只是在很明确的几项严重罪行，才是例外。最后谈一个实际的问题，如果取保制度化，我们会节约多少钱？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计算。我查询了一下资料，关于看守所的数量，没有具体公开的数据查询。根据2012年公安部的数据推算是3000所，应该差不多，全国共2844个县级区划，差不多每个县都有自己的看守所。羁押的人数呢？不清楚。但是，每个看守所需要花费多少钱呢？这个有迹可循：比如山西一个叫柳林县的看守所2018年的预算支出是206万，感觉有点少；但是呢，广东顺德看守所2018年第二季度在押人员的医疗住院费用是1272万元。差别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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