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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长沙的罗女士收到一条短信，对方声称在某相亲平台看到罗女士信息，询问罗女士目前是否单身，并报出了罗女士的全名，这让罗女士感到害怕。
在网上搜索后，罗女士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多人都遭遇过的骗局，于是她找到晨意帮忙记者，希望曝光这件事，给大家做个提醒。
当日，长沙市反诈中心民警翟安介绍，诈骗人员假装国家政府公职人员或其他易让女性仰慕的职业身份，诱导有婚恋需求的女性，最终让她们深陷投资理财“杀猪盘”。翟安提醒，对陌生短信要做好核实工作，对投资理财的邀约要谨慎，不要盲目投资转账。
诈骗人员根据被骗对象身份量身编造
在罗女士提供给晨意帮忙记者的短信截图中，记者发现，对方介绍自己名为黄建国，系“真爱”网介绍的。
罗女士表示，“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本来不想回复的，但是越想越害怕，他又不说是什么事找我，但是又知道我名字，我心想那他还知道我其他的信息吗？”
于是罗女士回复，“请问是哪个平台拿我的信息去给别人，我会投诉以及报警的”。对方便再无回应。
罗女士在某社交网络平台查询发现，原来她不是个例，“我发现原来那么多人跟我有同样的经历，那我就放心了。”
在该社交平台，记者注意到，这一类短信对方几乎会给自己编造一个国家政府机关公职人员的身份，一旦建立沟通，对方会以不方便用微信、短信沟通为由，引导至其他聊天app，其中涉及MEYOU、薪起程、畅聊AW等。
记者发现，罗女士提供的截图中，对方的手机号归属地为辽宁沈阳，微信与支付宝均未注册，打电话拒接。记者用自己的手机向对方发送短信并介绍基本情况，对方立马回应，自己在一国家政府公职机关任职，“30岁，身高1.78、体重145，不抽烟不赌博偶尔喝酒，名下有车有房”。
在记者质疑长沙与辽宁相距太远时，对方立马表示，“老家是湖南邵阳的。”
长沙市反诈中心民警提醒：不要盲目相信自称军警的人员以及对方推荐的投资理财网站
当日，长沙市反诈中心民警翟安表示，这类情况此前也接到过多次，虽然相亲网站上认识并发短信不能全部认为是骗子，但整体来说这种骗局偏多，“有的是确实在那些婚恋平台、相亲网站注册过的，然后聊着聊着就会推荐理财产品，让你投资理财。”
翟安表示，像这一类诈骗，主要利用的是部分女性尤其是有交友征婚需求的女性，对国家政府机关公职人员的仰慕，骗子往往就伪造这样的身份，目的是为了能进一步深入聊天，建立信任，然后诱导至虚假网站进行投资理财，以此诈骗钱财。
翟安提醒，如接到陌生人的电话或短信，都不要盲目相信，一定要去进行核实确认；任何时候不要盲目相信对方推荐的投资理财网站，或购买什么所谓的投资理财产品，这都有可能是一个陷阱。
据悉，珍爱网在注册时，即会在协议内容里告知会员要注意交友与财产安全。
在珍爱网的一些宣传中，也多次提及，“先谈情再投资诈骗依然是诈骗分子的惯用手段”。
随后，记者将该情况反馈给了诈骗电话号码归属地辽宁沈阳的110接警平台，民警表示会向当地反诈中心反馈。
来源| 潇湘晨报
记者|段颖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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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长沙市民罗女士的手机突然震动，一条来自陌生号码的短信让她后背发凉——“罗XX女士您好，我是真爱网推荐的黄建国，请问您目前是单身状态吗？”对方不仅准确报出她的全名，还自称在某知名婚恋平台看到她的资料。这种“精准打击”让罗女士瞬间警觉：“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难道我的个人信息被泄露了？”
带着疑虑，罗女士并未直接回复，而是选择上网搜索类似案例。这一查让她惊出一身冷汗——数百条网友分享的被骗经历如出一辙：诈骗分子通过婚恋平台获取用户信息，冒充公务员、军官等“理想伴侣”身份，逐步诱导受害者陷入“杀猪盘”骗局。
“查无此人”的神秘发件人
根据罗女士提供的短信截图，记者发现对方虚构的“黄建国”身份漏洞百出：其手机号归属地为辽宁沈阳，但微信、支付宝均未实名注册，拨打后始终拒接。当记者以普通用户身份试探时，对方却秒回信息，自称“湖南邵阳人，现任职于某国家机关，有房有车”，甚至主动索要罗女士的联系方式。这种“前倨后恭”的态度，与民警揭露的诈骗套路完全吻合。
诈骗剧本：量身定制的“完美人设”
长沙市反诈中心民警翟安指出，此类骗局已形成标准化流程：
翟安强调，诈骗分子会根据受害者所在城市“定制”籍贯，“比如罗女士在长沙，骗子就自称邵阳人，拉近距离感”。
平台警示与法律追责
记者查阅“真爱网”用户协议发现，平台已明确提示“注意交友安全，警惕诈骗风险”，并在宣传中反复强调“先谈感情再谈投资”的诈骗特征。目前，沈阳警方已介入调查涉事号码，但翟安提醒：“这类案件往往涉及境外诈骗团伙，资金追回难度极大。”
罗女士的反思：从“害怕”到“行动”
经历此事后，罗女士将遭遇发布在社交平台，引发大量共鸣。她坦言：“最初只是害怕个人信息泄露，现在更希望提醒更多人——陌生短信里的‘完美对象’，可能是吞噬你积蓄的陷阱。”
长沙反诈中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婚恋诈骗”案件同比上升27%，其中90后女性受害者占比超六成。翟安呼吁：“对任何自称‘公职人员’的陌生人，务必通过官方渠道核实身份；涉及转账投资，请牢记‘不听、不信、不转账’。”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信息战”中，保持清醒与警惕，或许是最好的防护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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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商报网
几位戴着口罩的外卖员在北京海淀区一家停业的餐厅里休息，等候接单。
疫情期间，一面是餐饮等企业停业造成的人员溢出，一面是商超、外卖行业人员紧张。此时，一个创新性的“共享员工”模式被提出，并在一些餐饮企业和零售企业身上先行先试。那么，共享员工模式究竟有多大的适用范围？不同行业对此模式有何疑惑？成本和风险该如何防控？该模式将在“特殊时期”发挥多大的作用？2月4日，北京商报记者对共享员工一事进行了深入调查。
先行者说：
三方共赢
共享员工模式发轫于盒马联合云海肴、青年餐厅解决餐饮业待岗人员的收入问题，一边可以缓解餐饮企业成本压力，一边能弥补商超等行业人力短缺的难题。
2月4日，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当下57度湘、茶颜悦色、蜀大侠、望湘园等餐饮企业也开始向超市输送临时员工，而超市则有近万的人力缺口待补充。仅盒马全国范围内的200家门店，人力缺口就达到6000人。
“开工难”的餐企急需为留守员工觅得更多的工作机会，并以此减轻自身的支出压力；“用工难”的商超、物流等企业迫切需要更多的人手。
值得注意的是，共享员工的方式可解近渴，但也应章法有度，工资结算、应聘准则、安全培训以及业务能力均需要有更为详细的应对策略。
盒马全国经营管理总经理胡秋根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坦言，“每个门店都存在明显的人手不足。春节期间，近七成盒马员工按计划留下来正常工作，根据日常的需求弹性，七成员工可以应对30%以内的需求增量；然而，当客流增幅超过50%时，就会出现用工缺口”。
据了解，按照上述合作模式与要求，餐饮企业向盒马推荐适合的员工，盒马从中选择持有健康证并在14天内没有发热等症状的员工上岗。
胡秋根介绍称，从餐饮企业临时“借调”的员工主要从事一些上手快、短期培训即可上岗的工作，例如前场排面的摆架、整理、补货，以及后场的仓库整理、打包分拣等。一些情况复杂、要求更高的岗位暂时不会安排临时员工上岗。此外，餐企员工多负责盒马店内的工作，并不会承担配送服务。
与此同时，临时补充的员工能否适应新的工作安排，也是行业关注的问题之一。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餐饮企业员工接受过相应服务培训以及疫情防护培训，一定程度上节省了对口用人企业培训成本。
目前，不少餐饮企业陆续与盒马在共享员工一事上达成合作。截至2月4日中午，包括西贝、花家怡园、探鱼在内的30多家餐饮企业正在与盒马沟通合作。
餐饮经营者说：
输出存在顾虑
超市与餐企的合作开启了特殊时期“共享员工”的新尝试，北京商报记者就此联系的多家连锁餐饮企业表示，此种方式确实有利于缓解压力，但不少负责人也表达了一些担忧。
比格比萨创始人赵志强表示，“共享员工”在人员安全问题上需要有详细的策略研究，尤其是外派的员工在此期间的人身安全以及感染风险等问题都需要详细规划，双方应达成共识。
另据一位不愿具名的餐饮企业负责人表示，员工安全、员工福利以及疫情过去后的员工召回问题是主要顾虑，“多数餐企是负责员工一日三餐及住宿的，外出工作会提升感染风险”，另外，如果疫情得到控制，餐饮企业需要开工，员工是否能及时到位，也存在不确定性。“我们在评估共享员工的可行性，同时征求员工的意见。”他说。
也有不少餐企的员工并不是完全赋闲，所以暂时不考虑共享。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目前许多餐饮企业都在通过力推外卖的方式消耗库存、保持运转，与此同时也有不少餐饮企业正在疫情期间加强员工的培训和餐厅的卫生、安全工作，并随时做好开工的准备。
奈雪の茶就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除了武汉及部分疫情较严重的区域门店暂停营业，其他部分区域的门店已经在政府和物业的批准下陆续开始营业。因疫情影响在家休息的员工，公司要求员工都尽量留在家里，减少外出，做好个人防护。所有员工的工资都会依照国家规定正常发放。因人员调配尚未遇到严重空缺或闲置，是否需要“共享员工”会进一步研究。
零售用工者说：
建议按小时计酬
与输出人员、担心收不回来的餐饮企业相比，急需员工的零售用工企业则对“共享员工”有更迫切的渴望和好奇心。
北京商报记者从多家零售企业了解到，由于春节期间外地务工人员返乡，本身就会出现一定的“用工难”，加之疫情期间回京员工要经历一段时间的隔离期，面对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各大零售企业很多在岗员工都满负荷连轴转奋战在一线。
全家中国区人力资源负责人陈俊卿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目前，全家便利店全国门店用工人员缺口大概在500人左右，其中北京地区门店在30人左右。
事实上，对于共享用工，用工企业最关注的问题还是如何签订用工合同以及薪资待遇。陈俊卿认为，特殊时期倾向用相对灵活的“小时工”方式合作。“共享用工模式，劳动关系还在原单位，建议用工时制来进行薪资结算。”
同业态之间用工问题不大，跨业态用工的话会存在一些差异。
“一方面是如何安排餐饮员工的食宿。这在餐饮企业中是标配，对于全家来讲，现阶段临时为共享员工配备宿舍存在一定难度，但又不得不考量固定住宿点到全市各地门店的距离。另一方面，便利店工作属于复合型工作，同一名员工需要具备收银、操作设备、清洁、上货补货订货等复合工作能力，输入的员工适应此工作性质也需要一定的培训考核。”陈俊卿表示。
此外，随着即将迎来的疫情拐点，餐饮和零售企业也将全面复工，共享员工势必将回到原单位，届时，如何来控制好人力的衔接也非常关键。
对一些在内部已经形成多业态经营的企业而言，共享用工模式就显得比较容易和常见。北京苏宁易购相关负责人向北京商报记者透露，跨界共享员工对苏宁来讲并不新鲜。从苏宁成立之初到现在，这已经成为企业内部行之有效的员工协同机制和工作机制。特定时期内，通过不同产业、不同体系、不同部门间员工的短期调配，成立临时项目组实现效率与效益的双提升。
举例来看，从1月10日至今，北京苏宁从门店、职能体系调配近2000人次对家乐福等进行多岗位支援，缓解其春节前后商超旺盛需求的工作压力。春节期间支援家乐福门店分拣外卖工作的苏宁员工平均每天约100人次。
物流外卖者说：
行业间已实现共享
对于物流企业而言，共享员工的形式实际上早已融入到行业中，这是由企业的用工模式决定的。以同城配送为例，由于众包的特殊性，配送人员多与第三方人力公司签约。
收入管理平台薪起程营销副总裁葛世明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以借调为主的共享员工，合同签约主体通常为第三方人力公司，然后由第三方公司派遣至各个用工单位，若该员工在某个单位无法赚到满意收入时，会选择其他的单位继续工作，这部分人通常都是兼职的。
在中国物流学会特约研究员杨达卿看来，物流行业共享员工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但仅限于同行业之间，跨界共享风险系数较高。
现阶段，国内多数主流快递企业以加盟制为主，各网点间的管理方式不尽相同，因此，企业间的员工共享不易实现。
一加盟制快递企业相关负责人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快递领域跨界共享员工有一定需求，但真正实现难度很大。比如，若快递小哥去送外卖，因工资差异大，很可能无法正常回岗。反之，其他行业来送快递，也要经过一段时间系统学习和培训，过程较烦琐。”
一位快递业内人士透露，不同企业间的快递员在特殊情况已经在互相帮助。这也就是为什么有时人们网购时显示某家快递配送，但上门的却是另一家快递公司人员。
另外，一些尚未遇到员工短缺的流通企业，对共享员工模式持谨慎态度。酒便利副董事长沈丽波表示，门店即将恢复营业，但不存在人员闲置或空缺问题，从态度上还是拥抱这样的新模式。1919酒类直供表示，目前少数地区因疫情严重暂停营业，其余门店均正常营业，酒类销售需要专业知识，从线上接单到线下送单是个完整一体化流程，对共享员工模式将继续观察。
北京商报记者 闫岩 赵述评 郭诗卉 郭缤璐
赵驰 陈韵哲 王莹莹 冯若男/文 闫岩/摄
· 专家观点 ·
这将会是未来的一种工作模式
北商研究院特约专家、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认为，共享员工模式不仅是一种应急措施，也是未来的一种趋势。未来的工作模式、工作体制都在不断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将有机会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在自己最擅长、最有时间、最能做的事情上，而并不一定要捆绑在某一家企业中，这将会是未来的一种工作模式。
研究合作机制 不留“后遗症”
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洪涛认为，这是当前解决用工难题的一种最好的办法，创新值得推广和借鉴。但这种模式必然会出现谁承担员工“三险一金”的问题，是共同承担，还是根据用工时间段来承担？双方企业应明确员工的工资待遇，不留“后遗症”。短期来看是一种员工过渡或借用，长期来看是一种共享机制，对企业间长期合作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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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骑手“个体户化”再引热议。
9月17日，公益机构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发布《外卖平台用工模式法律研究报告》（下称《外卖用工报告》），报告中指出，目前全国有超过190万家经营范围包含外卖递送服务的个体工商户，具体而言，通过灵活用工平台“好活”注册的疑似骑手个体户最多，高达 81.40 万; 通过“订个活” 注册的次之，也达 49.86 万，此外，平潭达顺、薪起程等灵活用工平台的疑似骑手个体户数量也均过万。
致诚中心研究员徐淼说，外卖骑手变成个体户是外卖平台和灵活用工平台的共同安排，目的是逃避雇主责任，“注册为个体户的作用通常是避税、避社保”。但在我国法律框架下，一旦骑手成为“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的个体工商户，就意味着失去了“劳动者”主体资格，不再可能受到劳动法的保护。
骑手用工模式转变：
被挤压的用工成本
随着外卖平台规模的急剧扩张，骑手的用工模式也在不断演进。按照外卖平台的发展时间线，“致诚中心”整理出外卖平台上的3大类：一种是餐馆自行雇佣外卖员进行配送、外卖平台直接雇佣或偶尔劳动派遣的“正规军”传统模式；一种是通过外卖平台或众包服务公司招募“接单自由、可在多平台兼职工作”的众包骑手模式，而众包服务公司则负为骑手责签订协议、支付报酬、购买保险，相当于外卖平台与骑手之间的一道“防火墙”。据致诚中心研究，这一模式的出现使得外卖平台节省了约40%的成本（包括社保成本和法律风险），从此坐稳了“讲究轻资产，追求高毛利和边际效应”的互联网平台方地位。
随后，配送商在人力成本和用工风险的双重重压之下也开始向外“甩锅”，将业务“转包”或“分包”，从而形成外卖平台联合多家公司对骑手进行共同管理的网络状外包模式。而配送商市场在上游垄断外卖平台的挤压下变形到极致的产物便是配合灵活用工平台将专送骑手注册为个体工商户，这便是第三种模式——“专送模式”，这也意味着，上游外卖平台和中游配送商向外剥离的人力成本、层层区隔的用工风险最终全部落到了下游作为个体工商户的专送骑手自己身上。
劳动关系转变：
被转嫁给骑手的风险
徐淼介绍，个体工商户具有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的性质，决定了其无法受到《劳动法》保护，故经此设计，上游外卖平台和中游配送商向外剥离的人力成本、层层区隔的用工风险最终全部落到了下游作为个体工商户的专送骑手身上，即便按现行法律，骑手寻求劳动仲裁等司法救济时也将遇到困难。
为全面掌握外卖平台用工模式的演进以及骑手在不同模式下劳动权益保障的真实状况，致诚中心检索了与外卖平台骑手认定劳动关系相关的几乎所有司法判决共3277份。在此基础上对2016年4月至2021年6月五年多时间内的1907份有效判决进行了研究，并得出结论。其中报告指出，“专送模式”下骑手劳动关系认定出现明显困难，在外卖平台由直营转为“专送模式”后，专送骑手认定劳动关系的比例从100%降至58.62%；而外卖平台转为外包后，被认定为用人单位的概率从100%骤降至0.32%，到“个体户“模式时则降为0。
与此同时，配送商市场在人力成本和用工风险的双重重压下也变得脆弱不堪。报告指出，目前全国有上千家配送商，他们的主要角色是承担外卖平台扩张过程中极力甩掉的骑手人力成本并起到法律“防火墙”的作用，然而配送商从外卖平台“承包”配送业务所得的利润与其作为“背锅侠”所应负担的人力成本和用工风险极不相称，这一方面导致配送商市场逐渐产生畸变，即配送商退化成从中抽佣赚钱的“二道贩子”，不与专送骑手建立正式的劳动关系从而逃避社保缴纳义务；另一方面导致配送商市场极其脆弱，骑手权益受到侵害或骑手侵害第三人时，配送商无力承担相应的赔付义务。
致诚中心从有效判决中，可以提取出与美团、饿了么等外卖平台合作的配送商/众包服务公司共1002家，其中在904家有注册资本数据的配送商/众包服务公司中，84家（9.29%）配送商/众包服务公司的注册资本低于50万人民币，554家（61.28%）配送商/众包服务公司未进行资本实缴。此外，已有163家（16.27%）配送商/众包服务公司的经营状态显示为注销或吊销。
“外卖平台用工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平台经济有没有劳动关系？谁来承担雇主责任？雇主责任谁来承担，这个问题和平台经济的用工现状直接相关。目前，平台用工的特点和传统企业显然不同，概括起来就是去劳动关系化，通过个体工商户注册，让劳动者变成独立的小个体工商户；另一个劳动关系上的特点就是雇主隐身化、雇主分散化：劳动者找不到谁是雇主，这就造成了平台经济没有劳动关系的假象。”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常凯教授说。
系统之外：
骑手劳动权益如何失守？
那么骑手的身份是如何实现转换的？以灵活用工平台“好活”为例，专送骑手只要上传身份证和银行卡照片，以及由本人录一段视频，即可在数日内获得电子营业执照，变身个体工商户。但是目前，我国的灵活用工平台缺乏监管。
《报告》指出，目前不少配送商与灵活用工平台合作，打着“灵活用工”的幌子将专送骑手注册为个体工商户，目的是为了规避日常税务和社保成本，同时降低用工风险。且专送骑手在注册成为个体工商户的过程中存在大量瑕疵，配送商往往以发工资、少交税为由，诱导骑手提交身份证、拍摄视频，进行缺乏其真实意思表示的个体工商户注册。在大多数情况下，众多骑手对自己被注册成个体工商户的过程与事实毫不知晓，也并不理解自己所签协议的具体内容。
不仅如此，骑手在劳动过程中由外卖平台收集的个人信息和数据未得到充分保护，存在被删除、被泄露的情况。尤其是骑手无法查阅或复制外卖平台在其劳动过程中收集的各种个人信息，因此，当骑手与外卖平台或配送商/众包服务公司发生纠纷时，相关重要数据（例如跑单记录、工资薪金等）会无故消失，这不但侵犯了骑手的个人信息权益，还给准备诉讼的骑手造成极大的取证困难。此外，骑手的工资薪金个税扣缴义务人信息中出现其他无关公司，而骑手对于其个人信息被分享一事既不知情、也未作出明示同意。
而据统计，目前全国共有超过 190 万家经营范围包含外卖递送服务的个体工商户，具体而言，通过灵活用工平台“好活”注册疑似骑手个体户最多，高达 81.40 万; “订个活” 次之，数量达 49.86 万，此外，平潭达顺、薪起程等灵活用工平台上的疑似骑手个体户数量也均过万。《报告》还显示，疑似骑手个体户的注册地明显呈现出集中分布的状态。其中在江苏注册的数量遥遥领先，高达 118.11 万；贵州、广西的注册数量也分别达到 21.03万、14.21万。
专家建议：
尽快完善劳动法和社会保险法
为了更好保障劳动者权益，国家目前也正在不断推进。2021年7月，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了《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9月10日，国家四部门专门约谈了美团、饿了么等10家大型平台用工企业。
9月14日，头部外卖平台美团发布一则说明，称在9月8日即面向1103家外卖合作商发出倡议，明确提出严禁诱导和强迫骑手注册成个体工商户以规避用工责任的要求，并于当日再次向所有合作商发送《关于禁止要求骑手注册注册个体工商户的通知》。
对此，致诚中心主任佟丽华也建议，尽快修改劳动合同法和社会保险法。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现在各个地方对降低社保费率的政策并不一致，这种情况下应由国家法律来规定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同时，佟丽华还建议，要明确平台企业的用工主体责任。“平台是用工的规则制定者，平台通过算法和数字化的管理，对骑手进行了实时的管理和监督，平台也是平台用工模式的最大受益者，掌握着全部的数据，但将用工的主体责任抛给别人，这是权责利不统一的。”佟丽华认为，平台可以通过协议的方式，把相关责任分配给其他的合作公司，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平台依然要承担主体责任。（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 程依伦）
来源： 大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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