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人党事件的历史背景，内人党是什么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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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人党运动实际上是消灭异族
人物名片
周秉建
周秉建，周恩来的侄女，出生于1953年。1968年8月，16岁起她插队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伊和高勒公社新宝力格大队和西乌珠穆沁旗吉林高勒公社阿拉坦图大队。
1972年，她回到北京探望伯父，伯父认真地和她谈起了婚姻问题：:"你能不能找个蒙古族青年呀?过去王昭君不就是做了蒙古族人的媳妇了吗，蒙古族小伙子是很不错的。"周秉建记住了伯父的这番话，也是天赐良缘，后来她遇到了蒙古族青年拉苏荣，与他结为夫妻。
1975年周秉建被推荐到内蒙古大学中文系蒙文专业学习。大学毕业后再次回到牧区旗县工作。1994年夫妇二人调北京工作。财政部离退休干部局巡视员。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周恩来与弟弟周恩寿的全家福
周秉建的特殊家信
文革时期，周恩来侄女周秉建写自草原深处的家信，引发了中央对内蒙古“挖肃”运动“扩大化”的高度重视，成千上万因此受创的人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其中也包括她未来的人生伴侣——内蒙古长调歌王拉苏荣。
“那时候没有摄像机，也没有照片留下，只能靠脑子回忆。但是回忆这种事情，不为别的，就是像这种对一个民族造成巨大伤害的事情，不能再让它发生了。”拉苏荣郑重地告诉记者。
拉苏荣和内蒙古自治区同岁。1947年6月的一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杭锦旗的草原上，怀有身孕的母亲正在放牧，突然感到腹部剧痛，急忙跑到盛开着黄花的柠条间，生下了儿子，后给他取名“拉苏荣”，即 “天智”的意思。
2010年，是拉苏荣从艺50周年。作为内蒙古第二代长调歌王，人们说，草原上的一草一木都听过他的歌声。
“我们这些内蒙朋友经常有聚会，多数时候会聊怎么将我们内蒙古的历史文化传承下来，我们老祖宗的东西不要丢了。但是一说到‘内人党’，一说到父母亲，大家都不说话了。这场灾难留在人们心灵中的东西太重了，太沉了，大家都不愿意沉浸在那种情况下，过去的东西都过去了。”拉苏荣对记者说，“有两件事跟我有密切的关系，一是在挖‘内人党’的冤假错案中，我父亲被迫害致死。另外一件事，是我的妻子周秉建给总理写信。”
周秉建是周恩来的侄女，当时她还是内蒙古草原牧区的一名插队知青。在写给伯父周恩来的家信里，她提到了内蒙古的“挖肃”及相关事件，这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警觉。
“内人党”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简称。它成立于1925年，曾接受共产国际领导，解放前夕发表《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内人党”中的一部分，在乌兰夫的领导下，转入中国共产党，由民族主义者转变为社会主义者，继续革命。历史上的“内人党”到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之后就不存在了。而在文革的癫狂年代里，“内人党”却不幸成为了一场特大冤案的导火索，被诬为一个有计划、有纲领、里通外国、专搞民族分裂、破坏祖国统一的反革命组织。
1956年10月，周恩来与（左起）周秉华、周秉和、周秉建、周秉宜、周秉德在西花厅院内
草原深处未能幸免
1960年代后期，文革的狂飙已经席卷全中国，草原深处也未能幸免。
1966年5月，内蒙古党政军一把手乌兰夫作为资产阶级当权派被打倒。内蒙古各造反派鱼龙混杂，派系林立，局势陷入混乱。1967年4月，中央决定派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滕海清紧急前往内蒙古执行支左任务。
二十岁的拉苏荣刚从内蒙古自治区艺术学校毕业不久，进入内蒙古自治区直属乌兰牧骑文艺宣传队做了一名歌唱演员。此时拉苏荣的老师、内蒙古第一代长调歌王——哈扎布，也被以“特务、叛徒、民族分裂分子、乌兰夫的黑爪牙”等等罪名关入监狱。
拉苏荣回忆，“哈扎布被抓走的时候，他家里的唱片被造反派随地乱踩，洒了一地。我的专业老师昭那斯图听说后，连忙从被扔掉的唱片中捡了一些回来。”在哈扎布入狱的漫长十年里，拉苏荣常常将自己关在家里，反反复复地听学这些唱片。哈扎布出狱之后，听见拉苏荣的歌声眼含热泪，郑重收他为徒。
1968年，滕海清发动了 “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 “挖肃”运动。“草原遍地都是‘内人党’”“‘内人党’是乌兰夫的暗班子”，1968年秋，这样的讲话和标语散布在内蒙古的各个角落。
周同宇一家
“黑色的线”
周恩来的小侄女周秉建并不晓得草原上翻天覆地的变化，她决定去内蒙古草原插队落户。
1968年8月6日下午，周秉建来到西花厅，跟伯父和七妈邓颖超(周恩来在家族中排行老七)告别。此时周秉建初中刚刚毕业，文革风浪中，总理的亲属也不能幸免。周秉建的父亲，也是周恩来的小弟弟周恩寿不久前以莫须有罪名蒙冤入狱。
“当时家里是两个极端，伯父是受人尊敬的总理，但父亲却受迫害被抓捕入狱，我想我更应该好好地表现自己，向工农学习，改造世界观，做一名普通的劳动者，当时就是这么朴素的革命动机。”周秉建对记者说。
周秉建的决定事先并未与长辈商量，来得有些突然，但仍然得到伯父和七妈邓颖超的肯定和赞许。他们特地为小侄女加菜饯行。
周秉建和另外19名知青，一起被分到阿巴嘎旗伊和高勒公社新宝力格大队，牧民们热情地欢迎了这些从北京来的孩子们。“到达旗里的时候，我们很兴奋。旗里有组织地来迎接，武装民兵们骑着马背着枪高举着红旗，很威武。镇里大概有100多个漂亮的蒙古包排成正方形，都插着国旗，很是威严。”后来周秉建和知青们才知道，就在他们到来的前一天，在旗里刚刚结束了一场全旗的“挖肃”现场会，这100多个蒙古包就是为会议准备的。这是周秉建第一次听见“挖肃”这个完全陌生的词儿。
周秉建感受到了与北京不一样的气氛。在一次大队开会学习的时候，大队革委会主任告诉他们，大队共23户人家，只有三户是红色的好人家，其他牧民都是黑线人物。“我那时不知道‘黑线’为何物，到了牧民家里，还在找黑色的线。”周秉建回忆。
有时候大队领导会带着知青们去牧民家里进行形势教育，在坐下来等喝茶时，领导悄悄告诉他们：这户人家在外蒙古有亲戚，他们要等外蒙古打进来时，就会进行内应，要对他们保持警惕。“但当时就觉得这个不正常，不符合毛主席提出的‘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团结95%以上的群众’的思想。这些不明白的地方我也都写在给伯父的信里了。”
结果，这些无意中透露出的信息，引起了周恩来的特别关注。周秉建对记者说，“伯父就从信中知道内蒙古的‘挖肃’问题已经牵涉到了最基层的牧民身上，也意识到有人在向他封锁消息。”
周恩来夫妇与周秉建
内蒙古之殇
彼时的内蒙古其实已经陷入了人人自危的惶恐局面。当时挖掘“内人党”最有效的办法，是对嫌疑人实施车轮战，导致一个人最多可以咬出好几百个嫌疑人来。当时有某领导建议，只要有三个人指认，就可被定为“内人党”。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拉苏荣所在的乌兰牧骑(当年活跃在内蒙大草原上的一支红色文艺宣传队)“挖肃”进行得极为彻底。“整个乌兰牧骑总共只有十来个人，就有三个老同志被定为‘黑线人物’，昨天还在一起演出，第二天就变成‘阶级敌人’了。”拉苏荣回忆，“我的马头琴老师叫色拉西，他是个大胡子，银白的胡子。造反派把他的胡子一根一根地揪，因为他年事已高，经不起折腾了，结果就被斗死了，他是我们蒙古族历史上很有名望的音乐人。”
拉苏荣的蒙古长调专业老师昭那斯图也难逃此劫。拉苏荣告诉记者：“有个作曲家叫通福，也就是创作《敖包相会》的作曲家，造反派抄他家的时候发现一个黄绸缎，上面签了很多人的名字，那实际上是通福老师结婚时的签名簿，结果被造反派认作‘新内人党’的联络名单。那上面就有昭那斯图老师的名字。”昭那斯图因此被关进了学校的黑屋，受到造反派的拷打审讯。
拉苏荣的父亲不久也遭遇不测。拉苏荣的父亲是喇嘛，他早年在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地布经传教，精通蒙、藏、汉和印度四种语言，后取得佛教“格西”(学者)地位。因为常常去庙里讲经，并接到国外僧人的来往信件，这成为拉苏荣父亲获罪的理由。他被诬为里通国外的特务分子，被割去舌头，之后被扔入黄河。事隔四十余年，拉苏荣回忆起父亲的死，仍然语不成句。
与拉苏荣当时处在内蒙古政治中心不同，周秉建远在边境牧区，但这里也不平静。与周秉建同为北京知青，现任中国电工设备总公司党委书记的何公起回忆，有一天，自己和其他知青正在大队部开会，突然传来消息，说民兵连长马斯愣有“内人党”嫌疑。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大家发现马斯愣不见了。大家一致认为他叛逃了，结果找遍了边境线，连个脚印都没有。“后来在离大队部很近的一条沟里，都是些小矮树，最多一人高，马斯愣就在那么矮的一个树杈上，坐在地上吊死了”。
虽然紧靠边境，但在周秉建的记忆里，下乡那么多年，即使在“内人党”案风声最紧的时候，她所在的大队也没有一个人逃往境外。
在史无前例的浩劫年代里，人们仍然信守着对国家的忠诚。锡林郭勒盟一位边境牧民逃出来，没有向近在咫尺的境外跑，而是骑上骆驼，向南千里赶到北京。边防派出所民警必力格，则将毛主席像章别在胸部肌肤上，从戈壁滩奔向北京。
周秉建与拉苏荣
看到希望
“后来听说，周总理接见当时内蒙古的领导人时讲，你们搞‘内人党’扩大化，已经挖到羊群里了，我是从北京一个女知青的信里面了解的这个情况。你们向我封锁消息。”拉苏荣告诉记者。周秉建表示，当时“我在信里只是将我们公社和大队挖‘内人党’的情况向总理如实做了反映。”
“内人党”冤案此时还在不断扩大，甚至不少牧场的畜群被宣布为“叛国畜群”，牛群、羊群、马群都被没收、赶走甚至死亡。内蒙古苏尼特旗优良白马纯种因此而断绝。
周恩来收到侄女的家信后，意识到情况严峻，迅速采取了措施。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央就作出了对内蒙古实行军管的决定。客观地来看，这对遏制当时内蒙古的极左形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使得内蒙古当时无数受“内人党”案牵连的人们看到了希望。
1969年5月22日，中央发出文件：迅速纠正前一时期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所犯的扩大化错误，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稳定内蒙局势，总结经验，落实政策。文件上赫然印着毛泽东亲笔批文：照办。
人们奔走相告：毛主席解放我们了。
草原上开始渐渐流行起一个女知青给周总理写信反映内蒙情况的故事，但周秉建却浑然不觉这个女知青就是自己：“1970年我回北京探亲，邓妈妈还说起过这件事，但我当时并没在意。”
1978年4月20日，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报请华国锋批示，认为该案是内蒙古自治区领导人主观臆断，大搞逼供信造成的一大冤案，应该完全予以否定。
邓颖超与周秉建、拉苏荣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尊重”
文化大革命结束，在审判林彪、“四人帮”两案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提及：“内蒙古自治区因内人党冤案，有三十四万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 这场劫难牵连人数之多，刑罚之残酷为前所罕见。
据1978年6月《内蒙古自治区草原建设工作会议简报》显示，“挖肃”运动不仅给蒙古民族造成难以弥补的心灵伤害，在环境和经济上也造成巨大损失：“几百万亩草原因垦荒变沙化”“母畜被随意屠宰、出售和外流，牲畜产量严重下跌”“牧民缺吃少穿，含冤叫屈”。
女知青周秉建在这片曾遭受过浩劫的草原扎下根来。1977年，周秉建和拉苏荣在访朝友好代表团中相识。在他们认识之前，周秉建对拉苏荣已经很熟悉，她一直听他的歌，听了有八年。1979年，在全家人和七妈邓颖超的祝福声中，周秉建与拉苏荣结为夫妻。
“蒙古民族是一个特别尊重生命、特别重感情、特别有大爱的民族。” 周秉建曾说，“如果把我分到一个阿爸阿妈家，他会把我当成他的孩子，如果把我分到一个哥哥姐姐家，他会把我当成亲妹妹。在内蒙古草原，每一个孩子都是宝贝，每一个生命都值得尊重。”
1994年，周秉建和拉苏荣双双来到北京，拉苏荣调入中央民族歌舞团，依然是男高音独唱演员。周秉建曾任财政部财政监督司财政监察专员、财政部干部教育中心副主任，目前是全国政协委员。
他们夫妇之间不仅习惯用蒙古语交流，还常常去离家不远的一家蒙古餐厅吃饭，在那里和内蒙古的朋友们聚会，而拉苏荣则常年往返于内蒙古和北京之间。5月里的一天，当记者来到中央民族歌舞团的宿舍时，拉苏荣刚从内蒙古家乡植树回来。
这位已过花甲之年的长调歌王，近年来为改善家乡的自然生态环境，在一千多亩的荒地上种起了树，取名为“长调林”。拉苏荣表示，“长调林”虽然“只是沙漠里的一颗小石头那么大”，但是他还是坚持要在那里盖房子，挖井，拉电线。他想用行动唤醒家乡人对环保以及重建家园的意识，恢复在历次运动中被破坏的植被与土地。
拉苏荣表示，“就我自己来说，落叶也总要归根的。”
周秉建与拉苏荣在家中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06月25日 记者杨敏
内人党运动
文/张宏波
在研究中国历史时，谁也不能回避20世纪末开始的这场伟大变革，因为这场变革深深地改变了中国。在研究中国这场伟大变革时，谁也不能回避一个名字——胡耀邦。
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先后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长、中纪委第三书记、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在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80年2月，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1981年6月，在六中全会上，胡耀邦任中共中央主席；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取消主席制，胡耀邦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在这个时期，正是中国改革高歌猛进的时期。胡耀邦，这个名字和这个高歌猛进的时期紧紧联系在一起。是他，为这场变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也是他，为这场改革付出了辛劳与心血。
缅怀伟人，重温史实，我们更加看重一种时代传承的必然。基于此，携心香一瓣、历史一页，亦可见微知著，更加热烈地促进新世纪变革的滚滚车轮……
“四人帮”倒台后，中共中央面临“两个凡是”和冤假错案两大难题亟待解决。其中，打先锋的便是胡耀邦。从1977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委派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到1978年12月胡耀邦调离组织部长的职位，共在组织部长的岗位上工作一年。在这短短一年的时间里，胡耀邦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组织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大量工作，使大批受到迫害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使大批蒙受冤屈和迫害的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上任伊始的“一句话、两个要求和一个大动作”
1977年12月15日上午，西单商场北边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院里，忽然噼噼啪啪地响起了一片鞭炮声，招引得行人驻足观望。大家挺纳闷：今天是什么日子，这么喜庆？其实，这是为欢迎胡耀邦第一天上任，中组部出现的从未有过的感人一幕。由于此前胡耀邦在担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期间，率先向“两个凡是”发起挑战，打破“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深得民心。所以，中组部的同志对胡耀邦到组织部任职是热烈欢迎和备受鼓舞的。
胡耀邦走马上任时，等待他的不只是欢迎的鞭炮，还有档案室里堆积了好几间屋子的冤假错案材料。
所以，当中组部大院里欢迎的鞭炮烟雾还在弥漫时，胡耀邦已经在二楼召开处长以上干部会议了。部里的同志们将胡耀邦在这个初次见面会上的讲话，视为他的施政纲领，连同他会后的决策，归纳成“一句话、两个要求和一个大动作。”
“一句话”，就是“积案如山，步履维艰”。
胡耀邦指出：“这山究竟有多高呢？光是人人熟知的‘文革’期间重大案件，诸如‘六十一人’问题，彭德怀案件，陶铸案件，王任重案件，内蒙古自治区的‘内人党’问题，东北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新疆马明方等所谓‘叛徒集团’问题，为刘少奇鸣冤叫屈等等，究竟有多少受害者，谁也说不清。这叫‘积案如山’！”
胡耀邦严肃地提出：对建国后和“文革”中每一件冤假错案的清理和落实政策，自然是我们组织部门责无旁贷的首要任务，我们组织部门都要把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不管如何艰难，我们也要有“会当凌绝顶”的决心。
胡耀邦还响亮地提出：要让我们的同志有一种“找到组织部，就像回到自己温暖的家那样的感觉”。他对中组部的工作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恢复和发扬优良传统，把党的组织部门办成“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一扫这些年来的官衙习气，使每个来访的党员、干部，不论党龄长短、资历深浅、职务高低，都能感到一视同仁的温暖。二是今后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请任何人不要阻拦；凡是信封上写有胡耀邦三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也望任何同志不要主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胡耀邦特意交代秘书：凡是地委副书记以上干部的申诉信，必须送他批阅，不得代他处理；县委书记以下的来信，可转信访部门处理。
“一个大动作”，就是会议一结束，胡耀邦便将中组部还在“靠边站”的杨士杰、张策、章蕴、曾志、蹇先任、陈野苹、何载等几十位部局级老干部，一一请来谈心，分别给他们安排工作，请他们帮助分担平反冤假错案的重任。随之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落实干部政策的庞大的审干局，由曾被错划为右派的何载任局长，辅之以六位副局长。胡耀邦大胆果断、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使中组部的工作人员深感吃惊，也倍加振奋，从而加速推动了平反冤假错案的进程。
中组部的工作一铺开，胡耀邦就整天忙得寝不安席。那年胡耀邦已64岁，可是为了重建党的实事求是的组织路线，他以惊人的毅力，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忙到中午，胡耀邦总是自己拿着碗到部里食堂，一边排队打饭，一边与有关同志谈工作。吃完饭回到办公楼，就躺在会议室的长沙发上看人民来信。
胡耀邦在延安当总政组织部长时口碑即佳。30年后，听说他又主持中央组织工作，来信来访的老干部便络绎不绝。他上任的第一个月里，每天都有好几百人到中组部上访，光收到的来信就装了六麻袋。胡耀邦身体力行，除了每天晚上几小时的睡眠以外，剩下的时间他几乎都在与人谈话或处理来信。
中组部的同志曾做过粗略的统计，胡耀邦在任中组部部长的一年零一个月里，平均每天处理副厅局以上级别干部的申诉信33封，最多时一天处理200多封来信。经他手处理的信件，有的作了批示，有的亲自回复。
中组部干审局副局长王荣光回忆说：这一年里，耀邦同志光是批给干部审查局的信件就有902封，封封都有他的亲笔批示。
在对重大案件的复审中，胡耀邦遇到重重阻力，但他应难而上
1978年初，“两个凡是”还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因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遇到了难以想像的重重阻力。
胡耀邦没有被这些吓住难倒。为了尽快落实干部政策，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胡耀邦找到中央分管组织工作的副主席，提议把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重大案件，全部交由中组部复查处理。
胡耀邦认为，各种案件真正的材料都在文书档案里，每个案子的缘起，调查所得的旁证材料，结论引用的材料是否有失偏颇，都要看文书档案才能弄清楚。为了对党对同志负责，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案件还是通通交给中组部复查。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是于1967年夏由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的，是负责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高级干部进行立案审查的专门机构。下设的办公室，“一办”负责中央机关和各省、市领导人的专案，“三办”负责公检法系统的专案。
虽然胡耀邦反复交涉，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移交档案一事，从年初一直拖到5月仍无结果。
5月中旬，邓小平的一个批示转到中央组织部，要求为中央的几名高级干部复查。而这几名高级干部在“文革”中受审查的档案材料，全都封存在“一办”。胡耀邦借此机会首先取得了邓小平、叶剑英两位副主席的支持，然后在向华国锋主席汇报工作时，专门反映了“六十一人案件”的当事人及其家属强烈要求复查此案的请求，表示中组部准备进行复查，要求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将档案移交给中组部。
华国锋同意了。1978年5月，中央决定把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下属的“一办”、“三办”掌管的专案材料，全部移交给中央组织部。
但中央专案复查小组过去做过的一些调查，没有多大价值，胡耀邦对前来诉苦的干审局负责同志说：“急也没有用，不等了，我们自己干。”
面对平反冤假错案的复杂形势，胡耀邦说：“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面对错综复杂的冤假错案如何下手？针对错综复杂的情况如何掌握政策？缺少依据，纠错改正工作难以展开，因此，许多省市的组织部门都提出了制订政策的要求。
但是，在当时情况下，召开全国性的大型组织工作会议很难得到批准。胡耀邦只好采取灵活机动的方式，化大为小，分别组织由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小型座谈会。今天找这几个省和部，明天找那几个省和部，一年中开了十几个座谈会。胡耀邦还多次亲自主持召开这样的会议，参与讨论各地带来的典型案例。胡耀邦说，几个小会加在一起，也可以把有关精神传到全国。过去打仗连死都不怕，现在还怕多费口舌、多劳累吗？
对于十分复杂的案件，胡耀邦采用“会诊”的办法来解决，并起名为“疑难案例座谈会”。胡耀邦鼓励操办座谈会的同志说：“你还记得《论语》中‘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还有李大钊的名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吗？你这也是见危授命，担起我们党的道义。在目前形势下，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1978年2月到4月两个月间，胡耀邦先后指示召开了3批有28个省、市和自治区组织部门92人参加的“疑难案例座谈会”，研究解决了118件疑难案件；3批由中央和国家各部委22个机关56人参加的“疑难案例座谈会”，讨论疑难案件74件。
每次会议，胡耀邦都亲自到会参加并讲话。每一个案例，他都与大家一起悉心研究讨论。这些会议，不但指导全党动手排除阻力平反冤假错案，而且统一了思想，制定了政策，提高了与会人员的政策水平和分析能力，对落实干部政策起到了示范作用，从而使久拖不决和难以定性的案件得到了迅速解决。
对平反工作，胡耀邦主张实行“领导上第一线，一抓到底，干净利落全部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会上提出“两个不管”，矛头直指“两个凡是”
胡耀邦到中组部任职后，鉴于申诉信和上访人员日益增多，而有些人又不能正确对待，他即向中央建议，召开全国信访工作会议。1978年9月，中央同意召开全国信访工作会议，要求胡耀邦主持这次会议并讲话。会议主题是：如何落实政策，才算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对这次会议，胡耀邦非常重视。他请来政策研究室和干部审查局的同志一起研究，并协助他起草讲话。胡耀邦严肃地说：“这正是广泛动员平反冤假错案的好时机，是踏破铁鞋也难找的好讲坛，决不能放过。”
他接着说：我们要永远记住这八个字：“坚持真理，旗帜鲜明”。尤其是在有关党和人民利益的是是非非上，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要明确表明自己的观点。那种不讲原则，“你好我也好”的庸俗作风，是同党的性质水火不相容的。
胡耀邦明确地说：如何正确对待毛主席，我们与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是有原则区别的。用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的工作，一定要遵循不变。
◆邓小平与胡耀邦在一起交谈。
信访工作会议于9月18日开始,10月5日结束。9月25日，胡耀邦在会议上发表讲话。这次，他一改讲话只写个提纲的习惯，事前用很大功夫写了讲话稿。他在讲话中列举数字说明，落实干部政策任务还很大。他批评了有些人对落实干部政策犹犹豫豫，怕这怕那，并指出，所以这样，有些人是有私心杂念，怕否定了自己。他告诉与会者，中央领导同志谈过，几个有关全国的大案问题，也要重新复查，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接着他说：“我的体会是，落实干部政策的根据是什么？是事实，也就是干部过去的实践。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总之，对待一切案件，都要尊重客观事实，这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这“两个不管”，体现了我们党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一贯方针，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体现了实践标准，也是对“两个凡是”的根本否定，大多数与会者热烈鼓掌，表示拥护。
胡耀邦让《组工通讯》全文刊载了他的讲话，坚持用“两个不管”冲破“两个凡是”。后来，这句话变成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基本方针，很快在广大干部中流传开来。全国范围内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得到了迅速全面的推进。
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平反，吹响平反特大冤假错案的号角
在全国30多个影响巨大的冤假错案中，胡耀邦着手平反的第一个大案，就是著名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
早在1977年12月初，胡耀邦到中组部上任仅半个月，就接到一封邓小平、汪东兴批转来的申诉信。
申诉人王先梅，是“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中蒙冤者之一、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王其梅的遗孀，一个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她为五个子女受“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牵连、境遇坎坷而上书邓小平。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大都知道此事。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就是1936年4月，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中共北方局为了开展工作，解决干部缺乏问题，报请中共中央批准，指示被国民党关押在北平草岚子胡同反省院的薄一波等61人，可以履行国民党规定的手续出狱。
对这件事，中共中央早已做过结论，没有当作问题。“文革”开始后，林彪、康生、江青等于1967年3月诬陷“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将薄一波等61人定为“叛徒集团”，制造了这起冤案。
当时，61人中“文革”期间还健在的有40人，其中有22人担任副省部级以上的领导职务，13人为司局级干部。这些同志遭受迫害后，家人子女均受到株连。
胡耀邦接到批转来的申诉信，当天下午就委托部里两位同志去看望王先梅，以尽快帮助解决问题。他决定选择“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作为平反冤假错案的突破口，从而全面展开清理大案要案的工作。
与此同时，胡耀邦根据薄一波的请求，派秘书去他家听了他的申诉。胡耀邦看到谈话记录后，当即写了好几页的批语。
由于这是党内众所周知的早已作过结论的重大历史事件，胡耀邦马上将干部审查局和政策研究室的几位同志找来，问他们：“现在有个案子，你们敢不敢翻过来？”
几位同志表态：“实事求是，该翻就翻。”
胡耀邦提醒他们：“这事可是要担大风险的哟！”
几位同志说：“再大的风险还能超过‘四人帮’？”
胡耀邦十分赞赏他们的态度，说：“好，就要有这样的勇气。我们要靠实事求是吃饭，不要靠摸精神吃饭。还是那句话，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样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纠正过来。一句话，就是用‘两个不管’的矛，去对付‘两个凡是’的盾！”
鉴于此案关系重大，胡耀邦认为多方沟通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将这个案件的调查和处理设想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听完后问道：“哦，这样的案子你也敢翻？”
胡耀邦坚定地点了点头。
6月25日，邓小平在其中一份申诉材料上批示：“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
几天之后，华国锋也打来电话对胡耀邦说：“六十一人案件的问题要解决，由中组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
7月，胡耀邦决定由干审局副局长贾素萍和倪书林、周曦和、张汉夫等四位同志，全力投入“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复查工作。
胡耀邦叮嘱他们：“此案事关重大，为了减少阻力，先不宜声张。要认真负责，审慎细致，踏踏实实地进行调查研究，珍惜每一份资料，抓紧时间，争分夺秒，争取三个月复查完毕，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拿出复查报告。”
贾素萍等不辱使命，冒着盛夏酷暑，连续奔波数月，找遍了61个人中的幸存者，调查了几十个与此案有关的证人，查阅了大量的敌伪档案，足迹遍及天津、山东、吉林、陕西、安徽，取到了证明文字和物证，并由参与办理过此案的有关人员出面证明，查阅了中组部所有相关档案资料，夜以继日地进行分析研究。由于工作量太大，贾素萍累得犯了心脏病。每次他们外调回来，胡耀邦都要亲自听汇报，批阅调查报告，酌情呈送政治局常委阅示。
到这年金秋10月，贾素萍等人终于完成了全部的内查外调。
胡耀邦和贾素萍等人一起研究起草的《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的调查报告》，于1978年11月20日报送中央。这个报告以大量史实，彻底推翻了林彪、康生、江青等人制造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冤案，并对这一重大案件做出了公正的结论，提出了处理意见：
薄一波同志出狱时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摁手印，并发表在当时平津的报纸上，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中央和北方局根据当时民族斗争形势，指示他们可以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以便为党工作，这是组织上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
对在“文革”中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该恢复其党籍，恢复其原工资级别，酌情安排适当工作。因这一问题而使其家属、亲友受到株连和错误处理的，也应改正过来。已经去世的，应做好善后工作。
………
就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两天，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
历史终于恢复了本来面目。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在沉冤12年后获得了公正彻底的平反，一下子打开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局面。
紧接着，胡耀邦又布置中组部有关部门着手复查刘少奇的案子，这是共和国在“文革”中的第一大冤案，在经过认真复查后，于1980年2月为刘少奇平反。在复查刘少奇冤案的同时，彭德怀、陶铸的冤情也被一一昭雪。
以超人的胆魄和勇气为“错划右派”平反
解决右派问题是当时社会上呼声最高而又是最难办的另一大案件。由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全国上上下下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竟达55万人之多。从1959年到1964年，虽然分5批陆续给右派摘了帽子，但全国仍有10多万右派分子。而摘了帽子的人，工作、生活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善，但在政治上仍受歧视，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落实这部分人的政策，工作量之大，足以让人望而生畏。面对如此情况，胡耀邦心急如焚，他不顾一切地投入了这浩如烟海的巨大工程。
为了改正错划右派的失误，胡耀邦到中组部后不久，就指定专人负责右派的改正工作；接着组织了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牵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和民政部参加的五部门摘帽办公室。胡耀邦主张对右派问题公开改正，大力推进清查工作。
◆胡耀邦与邓小平、李先念在一起。
然而，有人认为，“只要右派摘帽就行了，没有必要一一清查；”也有人认为，“当时就是有人向党进攻，不能都给他们平反”；还有人认为，“如果把几十万右派都改正过来，工作就会乱了套”。
为了达到统一思想、统一行动，胡耀邦先后指示五部门两次联合召开会议，研究错划右派改正的问题。他对会议召开的方针、目的和方法作了交代。为了使此项工作稳妥顺利地进行，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胡耀邦同意对错划的右派，不叫平反，而叫改正；改正后，一律不补发工资，以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等政策。
6月中旬，中组部、公安部、中宣部、统战部和民政部五部门在山东烟台第一次联合召开了会议。胡耀邦委托杨士杰参加，嘱咐要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错多少改正多少。果然，会上产生了不同意见。分歧集中在三个方面：1、右派分子改正的范围有多大；2、对改正后的右派怎样安置；3、如果几十万右派都改正过来，会不会乱套。
对于这些问题，一部分同志提出，只对个别确实搞错了的、改造表现确实好的人才可以改正；对改正的人只能就地安置，单纯解决生活问题。杨士杰等大多数人则主张，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错多少改正多少；对改正的人量才使用，全面妥善安置，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被压制多年的聪明才智，为国家四化作贡献。他们认为：我党历史上曾经为一些冤假错案平了反，分清了是非，增强了团结，广泛调动了积极性，从来就没有乱过。与此同时，他们立即向胡耀邦汇报了会议情况。胡耀邦表示，完全赞成杨士杰等同志的意见。联合会议以统战部和公安部的名义，向中央呈报了一个《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中央将此报告作为1978年11号文件转发全国。
然而，这还远远不够。胡耀邦认为，烟台会议只解决了右派摘帽的问题，没能真正解决摘帽后落实政策的问题。他让中组部政策研究室以中组部的名义，起草了给中央的报告。
经中央批准，同年9月，五部门在北京再次开会，研究错划右派改正问题，并以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国家公安部和国家民政部的名义，拟定了一份《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方案明确了对摘帽人员的安置使用，规定“在提职、提级、调资、奖励、授予职称等问题上与其他职工一样对待”，强调对凡是被错划为右派的人，一律改正。
中央于1978年9月17日以第55号文件批转下发了这个方案。文件规定：“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负责分配适当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予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应予撤销开除团籍的处分”。
随后，五部门“复查改正右派分子办公室”分五批给全部右派分子摘了帽子。许多人热泪盈眶，有的甚至高呼“共产党万岁！”在胡耀邦的关心和推动下，1980年8月16日，被错划为右派的著名六教授曾昭伦、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钱伟长、吴景超得到了改正。
右派的改正，大案要案的平反，“文革”中受迫害者名誉的恢复，像一串串不及掩耳的春雷，震开了人们闭锁多年的思想；像一泓清凉甘美的泉水，滋润了人们干涸多年的心田；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江河，激起了人们为四化建设奋斗的热潮。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高度评价，“他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推动党的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组织和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大量工作，使大批受到迫害的老同志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使大批蒙受冤屈和迫害的干部、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得到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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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人党案最详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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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1968年年底，我在铁道兵52团2营5连当副班长，奉命与其他三名战友到驻地附近的内蒙古察哈尔右翼中旗营盘村“支农”。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向当地农牧民宣传党的政策，组织他们学习毛主席著作，还要深挖所谓的反动组织一一“内人党”。
我们远离连队(大约近30公里)。支农点上农牧民住得分散，我们几个人每天要走村串户访问，在冰天雪地里走路比较困难。在当地武装部长杨二生的指导下，我们很快学会了骑马，也知道了“老马识途”的经验之谈。
我们的支农点是汉蒙混居地，以汉族人为主，蒙古族人不多。当时提出要深挖所谓的“内人党”，我们开始时年轻气盛，也积极动员，努力工作，想干出成效来。但随着运动的展开，我们越来越觉得旗里的精神和要求有点不对劲，有“扩大化”波及面太广的倾向。
正当我们疑惑彷徨之际，连队领导告诫我们，要依靠当地党组织，依靠贫下中农，要实事求是，严格按党的政策办事，注意工作方法，不能头脑发热。这里的村党支部书记是位老党员，他也说，跟着共产党干几十年了，只有按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才不会犯错，不会走上迷途。这话给了我们很大教育和启发。
所以，我们反复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研究党的政策，对挖“内人党”这件事十分谨慎。事后证明我们做对了，没有捕风捉影，没有不当言行，更没有扩大化。到运动后期，我们很轻松，没有“平反”的任务，得到了部队领导的赞扬和支农点干部群众的拥护。
在我们驻点支农期间，当地村民非常关心照顾我们的生活。我们四个人的中晚餐都是由大队分派到贫下中农家去吃饭，按当时部队的标准，每人每餐一角五分钱和半斤粮票付给。当地老百姓家都极尽所能，以最好的饭菜做给我们吃。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派到一位名叫罗友的贫农单身户家，吃的是白面馒头和大白菜烧粉条，这在当时当地可是难得吃上的美餐啊。饭后才知道，白面他是向别人家借的。
他说：“难得派饭到我家，怎能让解放军吃杂粮呢?”我们非常感动，坚持付了双倍的钱和粮票。那时当地老百姓不吃早饭，我们只能自理，大都以开水和饼干对付。
接上级指令，我们1969年的春节要在支农点度过，要坚持抓革命，继续宣传毛泽东思想，过“革命化年”。但生活要自理，不准到老百姓家吃饭。
春节前我和另外一名战友回连队取津贴和粮票，以及春节几天的食品。因路途较远，我俩就向村里借了两匹马，我骑的是老马，与我是“老朋友”了，另一匹是小马。我们翻过了五座山，因为部队有规定，不准借群众的马骑，所以我们将马栓在连部所在地“厂一户村”的村外，以免连首长知道。
办完事，连长陪我们吃了中午饭，并把我们送到村口。我们返回时，刚走了不足一公里，与我同行的战友突然从马上摔了下来，小马一溜烟地跑了。原来我们几个小时没喂马料，马饿了，马鞍勒帶松了，鞍桥滚下来了。小马可不认识回去的路，丟了村里的马可怎么办呀?借马骑已经违纪，丟了马更是错上加错！看来我这个刚上任的副班长，赔马是小事，说不定还要受处分了！当时急得我头都冒汗了。
谁知机灵的小马跑了一段，就在原地转来转去，大概是辨不清方向，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只得在原地等老马呢。经过这一惊吓，我俩站在半山腰放眼望去，满眼白茫茫的大山，也弄不清方位了，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我猛然想到了“老马识途”这句经验之谈。
于是拉着缰绳，让老马驮着东西走在前面，那位战友牵着小马跟在后面。我俩脱去皮帽和皮大衣，拖着大头鞋、踏着厚厚的积雪，一步一步艰难地走了六个多小时，直到天黑终于回到营盘村。这一路多亏了识途的老马！
转眼40年过去，2009年5月，我们五位扬州的战友相约去内蒙古，重走军旅地。在曾经“支农”的卓资县向红召乡中心校的门卫问路时，意外地得知，这里有一位教师正是来自我们当年“支农点”下股子村。这可令我们喜出望外!
十年前解冶成、周元一、王福根等战友重访故地时在内蒙古旗下营合影，左一周元一，左二解冶成。
这所学校的校长在简陋的办公室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有人去通知了刚下课的郭有禄老师，他听说当年的铁道兵来了，十分高兴，三步并作两步来到了校长办公室，进了门就兴奋地对我们说，“当年在我们下股子村支农的有位解班长，高高的个子，魁梧的身材，穿着军大衣，很帅！那时我才十三岁，就从心里崇拜他，他对我教育可大了，影响了我的成长。但是听说他已经牺牲了，我每年都给他烧纸钱。”他这一席话，说得我们不禁都笑了!
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又挨个认真地看看我们，突然，他指着面前的高个子，大声喊出来：“哎呦！你不就是解班长吗？”两个人不约而同上前，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在场的教师和我们都笑出了眼泪。
四十年了，已“牺牲”的解班长，就站在眼前，更高大、更魁梧、更成熟、更可敬了！他们不知道，这位解班长(解冶成)已经成了扬州的一位企业家。解冶成战友很激动，当场请全校教师吃了一顿“全羊席”，并赠送给学校四台新配置的电脑，还送给郭有禄老师一台笔记本电脑(在当时当地电脑和笔记本电脑还是稀罕物)。
转眼又是十多年过去了，至今解冶成与郭老师间还经常联系互有往来。这真是：军民鱼水情谊深，故地重游见亲人。
2009年7月30日《扬州日报》
此事曾以《重走当兵路》为题，刊登于2009年7月30日《扬州日报》。
作者/原铁道兵52团 周元一
整理/尤兴益
责编/李郎杰
来源：新华号 宏哥有话说
内人党伤残人员死后的补偿
保护：政治风暴的友谊
当时的内蒙共产党员的总数是29万多，结果“内人党”挖出了34万多，很多知青熟悉的朋友也被无辜打倒。
伤势：友情无关政治与身份
在景德被抓走两个多月以后，公社的人宣布他勒颈自杀了。知青的蒙古包里再没有欢声笑语了，大家心里都特别苦闷。
呼抗争：知青组织牧民“劫狱”
知青们跟当地牧民结下了深厚感情。而在“挖肃”这样的特殊的时期，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也更是让他们刻骨铭心。
呼悔恨：曾经的运动参与者
当知青们来到内蒙古草原的时候，他们当中大多数人还不到20岁。因此知青当中也有一些人身不由己参加到了挖肃运动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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